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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溺于斯大林主义的——演变的、实利主义的而不是革命的——历史“阶段”概念的拉狄克，现在也努力为整个东方推崇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口号了。拉狄克根据布尔什维主义的这个“理论上的假设”（列宁使这个假设适应一个具体国家的发展过程，把它加以改变，具体化，而在一定的阶段抛弃了它）却制订了一个超历史的方案。在这一点上，他在论文中一再重复这样一段话：
“这个理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策略，是适用于一切资本主义发展还在青年时期的国家的，在这种国家里，资产阶级还没有消除以前的社会—政治结构作为遗产留下来的问题。”
只要回想一下这个公式：这不是对一九一七年加米涅夫的立场的一种严肃的辩护吗？俄国资产阶级在二月革命以后是不是“消灭”了民主革命的问题呢？没有，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其中包括最重要的土地问题。列宁怎么能够不理解这个老口号还是“适用的”呢？他为什么撤回了这个口号呢？
关于这一点，拉狄克以前已经向我们作出了答复：因为这个口号已经“实现了”。我们考察了这个答复。这个答复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而出于拉狄克之口尤其不能成立，因为他的看法是，这个列宁主义老口号的本质根本不在于政权的形式，而在于无产阶级和农民通过合作而真正消灭农奴制度。但这正是克伦斯基主义所没有做到的。由此可见，拉狄克为了解决当前最尖锐的问题中国问题而扯到我们的过去，是荒谬绝伦的。应当加以调查的并不是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了解什么或者不了解什么，而是斯大林、莫洛托夫，特别是李可夫和加米涅夫在一九一七年二三月没有抓住什么（当时拉狄克采取什么立场，我不知道）。因为如果认为民主专政在双重政权中已经“实现”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需要立即改变中心口号，那末，必须承认，在中国，“民主专政”通过国民党政权，即通过蒋介石和汪精卫的统治（而以谭平山为附属品）[1]，实现得更充分更彻底。因此，最需要的是改变在中国的口号。
但是，难道“以前的社会—政治结构的遗产”在中国还没有清除掉吗？没有，还没有清除掉。那末，到一九一七年四月四日，列宁对整个上层“老布尔什维克”宣战的时候，这种“遗产”在俄国是不是清除了呢？拉狄克自相矛盾得不可救药，混乱不堪，左右摇摆。关于这一点，让我们指出，他使用“结构的遗产”这样复杂的说法，在这上面玩弄各种各样的花样，而显然避免比较清楚的术语“封建主义或农奴制的残余”，这并不完全是偶然的。为什么呢？因为拉狄克仅仅在昨天还最明确地否认这些残余，这样就摧毁了民主专政口号的任何基础。拉狄克在共产主义学院所作的报告中说：
“中国革命的根源的深度并不减于我们的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根源。人们可以肯定地断言，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在那里将比一九〇五年在我们这里强大得多，唯一的理由是，这个联盟不是反对两个阶级，而是只反对一个阶级——资产阶级。”
是的，“唯一的理由”。当无产阶级同农民一道把斗争指向反对一个阶级即资产阶级——不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残余，而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时候，如果你愿意的话，这样一种革命叫做什么革命呢？也许叫做民主革命吧？请只注意这一点：拉狄克说这一番话不是在一九〇五年，甚至也不是在一九〇九年，而是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如何理解这一点呢？很简单。一九二七年三月，拉狄克也离开了正确的道路，而走向另一个方向。反对派在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中，对拉狄克当时的片面看法作了一项最重要的改正。但是，在刚刚引用的那段话中，还是包含着真理的核心的，中国几乎不存在地主阶级，土地所有者同资本家的联系比在沙皇俄国密切得多，因此，土地问题在中国所占的具体比重比在沙皇俄国轻微得多；但是另一方面，民族解放的问题占很大的比重。因此，中国农民为了国家的民主革新而进行独立革命政治斗争的能力，肯定超不过俄国农民。这一点特别表现在这一事实上，即无论在一九二五年以前，或者在中国革命的三年期间，都没有出现一个民粹派，把土地革命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面。所有这些都表明，民主专政的公式，对于已经拥有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经验的中国比对于二月革命以后的俄国，是一个更加危险得多的反动的陷阱。
拉狄克还有一次扯到甚至更为遥远的过去，但这正是无情地反对他自己。这次是关于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提出的不断革命口号：
“在马克思方面，”拉狄克写道，“并没有提出民主专政的口号，而在列宁方面，从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七年，这个口号却是政治轴心，并且形成他对于所有[？！]处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国家中的革命的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
拉狄克根据列宁的几句话，这样解释这种立场的不同：德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民族统一，而在俄国，中心任务却是土地革命。如果不把这种对比机械化，而保持一种比例，那末，在一定的程度上，它是正确的。可是中国的情况又如何解释呢？在中国，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民族问题所占的具体分量比甚至一八四八至一八五〇年的德国土地问题要重大得无可比拟；因为在中国，民族问题既是统一的问题，也是解放的问题。马克思在表述他的不断革命前景时，德国的所有王权还屹立不动，容克地主还掌握着土地，而资产阶级只被容许进入政府的接待室。在中国，从一九一一年以来已经没有君主政体，独立的地主阶级也不存在了，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掌握着政权，而农奴制关系已经同资产阶级剥削——姑且说——化学地融合在一起。因此，拉狄克对马克思和列宁的立场所进行的对比完全说明，它是反对在中国提出民主专政的口号的。
但是，拉狄克甚至没有严肃地而只不过是偶然地、枝节地采取马克思的立场，他把自己局限于一八五〇年的传单，在这个传单中，马克思还把农民看作小资产阶级城市民主派的天然同盟者。当时马克思所期待的是在德国出现一个独立的民主革命阶段，也就是说，城市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在农民的支持下暂时掌握政权。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然而，这也正是没有发生的事。而且没有偶然发生过。早在上世纪中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就表明自己没有力量实现它自己的独立的革命。马克思是考虑到这个教训的。一八五六年四月十六日——即在上面提到的传单发表以后六年——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
“德国的全部事情，都将以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农民战争来协助无产阶级革命为转移。如果有这样的可能，那就好了。”[2]
这一段被拉狄克完全忘记了的话，是了解十月革命以及我们在这里全面探讨的整个问题的真正宝贵的钥匙。马克思是不是跳过了土地革命呢？没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并没有跳过土地革命。他是不是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合作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是必要的呢？是的，他是认为必要的。他是不是认为农民有可能在革命中担任领导角色或者甚至仅仅担任一个独立的角色呢？不是，他并不认为有这种可能性。他的出发点是，在独立的民主革命中没有做到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农民（这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过错，而不是农民的过错），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会处于支持无产阶级的地位。“如果有这样的可能，那就好了。”拉狄克显然不愿意看到，这正是十月所发生的事情，而且发生得并不坏。
至于中国，从这里得出的结论是十分清楚的。争论的并不是农民作为同盟者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不是土地革命的伟大意义，而是在中国是不是有可能进行独立的土地民主革命，或者“某种再版农民战争”是不是会支持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只能这样提出。谁要是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谁就没有学到东西，一无所知，而只会使中国共产党陷于混乱，使它脱离正轨。
为了使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有可能打开通向胜利的道路，斯大林和马尔丁诺夫关于“阶段”和“步骤”的卖弄的反动理论，必须从一开始就消灭，必须抛弃，粉碎，用扫帚清除掉。布尔什维主义就是在反对这种庸俗的演变主义的斗争中成长到成熟阶段的。我们必须使自己适应的并不是事先提出的前进路线，而是阶级斗争的实际过程。必须拒绝斯大林和库西宁的这种想法——为各种发展水平的国家规定继承的次序，事先给它们分派不同的革命配给证。必须使自己适应阶级斗争的实际过程。关于这一点的一个难以估计的指南就是列宁；但是必须考虑整个列宁。
一九一九年，列宁特别联系共产国际的组织把过去一个时期所得出的结论统一起来，给予这些结论一个更加完善的理论上的阐述，当时他这样说明克伦斯基主义和十月的经验：在一个阶级对抗已经有所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只能是公开的或隐蔽的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任何中间性的政制都根本谈不上。每种民主，每种“民主专政”（这个带有讽刺意味的引号是列宁加的）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面罩，这是最落后的欧洲国家俄国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即最有利于“民主专政”的时期的经验所表明的。这个结论被列宁用来作为他的民主提纲的基础，而这个提纲只是作为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经验总和提出来的。
像许多人一样，拉狄克也是机械地把民主问题同民主专政问题截然分开。这是铸成大错的根源。“民主专政”在革命时期只可能是带着假面具的资产阶级统治。这就是我们的一九一七年“双重政权”的经验以及中国国民党的经验所教导我们的。
不肖门徒们的不可救药最完整地表现在这一事实上，即甚至到现在，他们还企图把民主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但是这一点意味着，民主专政必须具有中间性质，也就是说，必须有小资产阶级的内容。无产阶级参加这种专政并没有改变情况，因为从本质上说，并没有各种各样的阶级路线得出一个算术上的平均数这样的事情。如果民主专政既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那末，就必然是由小资产阶级担任断定的和决定性的角色。但是，这就使我们又回到三次俄国革命和两次中国革命的实践所已经回答了的那个问题：在帝国主义进行世界统治的条件之下，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甚至这种国家还是面前摆着需要解决其民主任务的落后国家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今天小资产阶级能够担任领导的革命角色吗？
过去曾经出现过一些小资产阶级下层能够建立其革命专政的时期。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但是在那些时期，当时的无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的先驱还没有同小资产阶级截然分开，恰恰相反，他们在自己没有发展的条件下反而形成小资产阶级的战斗核心。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们不能说小资产阶级有能力指导今天的生活，即使是在落后的资产阶级社会，因为无产阶级已经同小资产阶级分开，同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同大资产阶级展开了斗争，而这种资本主义发展使小资产阶级成为无足轻重的东西，同时使农民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面临着不可避免的政治选择。每次农民决定支持一个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的时候，实际上是用自己的脊背支持了财政资本。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或者在头两次革命之间的时期，关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独立程度（但只是程度！），还可能存在着意见分歧，现在，这个问题已为近十二年来的整个事态发展进程所决定，而且无可变更地决定了。
十月以后，这个问题在许多国家以各种可能的形式和组合在实践中重新提出来，而在每个地方都是以同样的方式解决的。在克伦斯基主义的经验以后，一项基本经验上面已经提到，那就是国民党的经验。但是，同样重要的还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经验，在那里，小资产阶级拿着武器从旧资产阶级政党手中把政权夺取过来，然后立即通过自己的领袖把它拱手让给财政寡头。波兰也发生过同样的问题，在那里，毕苏斯基运动的目的是直接反对反动的资产阶级—地主政府，它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群众、甚至广泛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希望。老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华斯基由于害怕“低估农民”，把毕苏斯基革命同“工农民主专政”混为一谈，这并不是偶然的。如果我在这里分析保加利亚的经验，即科拉罗夫[3]之流和卡巴克契也夫之流对斯塔姆博利斯基[4]党所采取的那种可耻的混乱政策，或者美国农工党的可耻的实验，或者季诺维也夫同拉迪奇[5]的浪漫史，或者罗马尼亚共产党的经验，以及不胜枚举的其他事例，那就会使我们离题太远。这些事实有一些基本上已经在我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判》一书中进行了分析。所有这些经验的基本结论充分证实并强调了十月的教训——即小资产阶级，共中包括农民，无论是在革命时期或者是在反动时期，在现代的即使落后的资产阶级社会中都不能担任领袖的角色。农民可以支持资产阶级专政，也可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中间性的形式仅仅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幌子，这种专政或者已经开始动摇，或者经过骚乱以后还没有重新站稳脚跟（如克伦斯基主义、法西斯主义、毕苏斯基政权）。
农民可以追随资产阶级，也可以追随无产阶级。但是，如果无产阶级不惜一切代价试图同没有跟着它走的农民一道前进，那末，事实上它是在尾随着财政资本：如一九一七年作为祖国保卫者的俄国工人；中国国民党内的工人——其中也包括共产党人；一九二六年波兰社会党内的工人以及一部分共产党人，等等。
谁要是没有把这一点想透，谁要是没有从事态发展所留下来的新鲜痕迹当中去了解事态的发展，那末，他最好不要卷入革命政治。
列宁从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教训中所得出的——透彻地全面地得出的——基本结论，彻底地否定了“民主专政”的概念。下面是列宁在一九一八年以后说过不止一次的话：“全部政治经济学（如果从中学到一点什么的话）、全部革命史、全部十九世纪政治发展史都告诉我们，农民不是跟工人走，就是跟资产者走……要是你们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奉劝这样的先生们……去想一想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任何一次大革命的发展和十九世纪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史吧。它会告诉你们为什么。资本主
义社会的经济是这样的：能够成为统治力量的只有资本或打倒资本的无产阶级。在这个社会的经济中，其他的力量是没有的。”[6]
在这里，并不是现代英国或德国的事情。在十八世纪或十九世纪任何一次大革命即落后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教训的基础上，列宁得挂的结论是，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民主”专政，即中间性的专政。
拉狄克在理论上和历史上所进行的探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概括为资产阶级革命必须同社会主义革命区别开来这样一句相当肤浅的格言。拉狄克落到这种“地步”，只好直截了当向库西宁伸出一个指头，而库西宁从他的唯一靠山即“常识”出发，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大概不可能既在先进的国家提出，也在落后的国家提出。库西宁以一个一无所知的人所特有的那种坦率态度，断定托洛茨基从一九〇五年以来“什么也没学到”。拉狄克跟在库西宁后面也讽刺地说，对托洛茨基来说，“中国革命和印度革命的特点恰好在于这一事实，即它们同西欧革命根本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必须在采取最初的步骤[？！]时就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拉狄克在这方面忘记了一点：无产阶级专政并没有在一个西欧国家中实现，而恰恰是在一个落后的东欧国家中实现了。历史进程忽略了俄国的“特点”，这难道是托洛茨基的过错吗？拉狄克还忘记了，资产阶级——更确切地说，财政资本——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着统治，而这些国家各有其发展水平、社会结构、传统，等等，也就是说，各有其“特点”。同样，不尊重这种特点的是历史的发展，而根本不是托洛茨基。
那末，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区别是巨大的，但这种区别还在资本主义关系占统治地位的范围以内。资产阶级统治的方式和方法在不同的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在这一头，统治具有完整的和绝对的性质，如美国。在另一头，财政资本使自己适应过时的亚细亚中世纪制度，它使这种制度从属于自己，并把自己的方法强加在这种制度上，如印度。但是，在这两个地方，都是由资产阶级进行着统治。由此可见，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根据社会基础、政治形式、当前任务以及工作速度来说，无产阶级专政也会有很不相同的性质。但是，要领导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者、封建主义者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集团，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之下才能做到，这种领导权在夺取政权以后将把自己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
拉狄克妄想，同我相反，他只要把人类分成两个集团——一个“成熟”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专政，另一个则只“成熟”到实行民主专政——就是已经考虑到不同国家的所谓“特点”。实际上，他端出来的是没有生命力的老一套，这一套只能使共产党人忽视真正研究一个特定国家的特点，即这个国家历史发展的不同步调和阶段的活生生的相互交叉情况。
一个没有实现或完成民主革命的国家，它的特点具有这样重大的意义，以致这些特点必须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纲领的基础。一个共产党只有在这样一个民族纲领的基础上，才能为争取大多数工人阶级和一般劳苦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及其民主代理人而展开真正的有成果的斗争。
在这个斗争中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当然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于无产阶级在国家经济中所担任的角色，因而也就是决定于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然而，这绝不是唯一的标准。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国内是否存在一个影响深远而迫在眉睫的“为了人民”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关系到民族的大多数，同时需要最勇敢的革命措施来解决它。在这一类问题当中，就有结合成各种不同形式的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在殖民地国家，由于存在着尖锐的土地问题和不可忍受的民族压迫，年轻而比较弱小的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的基础上可以比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在纯粹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更早取得政权。自从十月以来，这一点本来似乎没有必要再加以证明了。但是，通过意识形态反动的年代和不肖门徒们在理论上的堕落，革命的基本概念已经变得这样糟糕、这样丑恶以及这样……库西宁化，以致人们不得不每次都从头开始。
根据以上所述，是不是可以说，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今天已经在这种程度上或那种程度上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呢？不，这是用一种虚伪的、死板的、学究的、斯大林布哈林主义式的方法提出问题。世界经济就其整体来说，已经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国家单独地来说都成熟了。那末，在各种各样的落后国家，在中国、印度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是怎样的呢？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回答是：历史并不是定做的。一个国家不仅在成熟到进行独立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前，而且在成熟到采取影响深远的社会化措施以前，就可以“成熟”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人们绝不能从社会发展的一种预先设想的和谐出发。尽管斯大林在理论上给以温柔的拥抱，不平衡发展规律还是存在。这个规律不仅在国家的相互关系中发生效力，而且在一个国家以内的不同进程的相互关系中也发生效力。经济和政治的不平衡进，只有在世界规模上才能调和起来。具体地说，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不能完全在中国经济和中国政治的范围以内来考虑。
正是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两个相互排斥的观点：不断革命的国际革命理论和一国社会主义的民族改良主义理论。不仅是落后的中国，一般地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自己的民族界限以内建设社会主义，因为已经超出民族疆界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抵制在一个国家以内建设社会主义的，正像发展得不够的生产力抵制国有化一样。[7]例如，在英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所遭到的困难和矛盾，同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将遭到的比起来，虽然在性质上的确有所不同，但是在程度上也许一点也不轻微。在这两种情况下，只有通过国际革命才能克服这些矛盾。这种观点没有为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熟”或“不成熟”问题留出余地。在这里不可辩驳的是，中国的落后使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极其困难。但是，我们要再说一遍：历史并不是定做的，因此中国无产阶级没有选择的余地。
这一点是不是至少意味着，每个国家，包括最落后的殖民地国家在内，如果说实行社会主义还不成熟，那末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成熟了呢？不，不是这个意思。那末，总的来说，特别是在殖民地，民主革命的前途是怎样的呢？什么地方出现过这样的说法——我用另一个问题来回答上面的问题——即每个殖民地国家都已经成熟到可以立即彻底解决其民族民主任务了？这个问题必须从另一方面去探讨。在帝国主义时期的条件下，只有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关系成熟到使无产阶级作为人民群众的领袖掌握了政权的时候，民族民主革命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如果情况还不是这样呢？那末，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只会产生很有局限性的结果，而这种结果是完全反对劳动群众的。一九〇五年，俄国无产阶级没有强大到足以把农民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夺取政权。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革命在半路上停下来，然后一点一点地消沉下来。在中国，尽管有非常有利的形势，共产国际的领袖却阻止中国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结果在国民党政权之下，民族任务只得到悲惨的、不稳定的和微不足道的解决。
一个殖民地国家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条件之下才会成熟到对自己的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进行真正的革命的解决，这是无法预言的。但是，无论如何，今天我们可以完全肯定地断言，不仅中国，而且包括印度，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会得到真正的人民民主，也就是工农民主。在这条道路上，可能还有许多阶段、步骤和时期。资产阶级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之下，还会采取一些步骤向左转，以便日后更加无情地骑在人民头上。双重政权时期是可能出现的，或许会出现的。但是，将来不会出现也不可能出现的是一种非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的民主专政。一种“独立的”民主专政只可能是国民党型的，即完全反对工人和农民的。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了解这一点，并教导群众了解这一点，而不把阶级现实隐藏在抽象的公式后面。
斯大林和布哈林教导说，由于帝国主义的奴役，资产阶级才得以在中国实现民族革命。这个尝试已经进行过了，结果怎样呢？无产阶级被置于工头的斧头之下。然后据说：民主专政接着就会到来。小资产阶级专政已被证明为只不过是一种带上假面具的资本专政。这是偶然的吗？不是。“农民不是跟着工人走，就是跟着资产阶级走。”在头一种情况下，出现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另一种情况下，出现的则是资产阶级专政。看来中国的教训是足够清楚的，即使从很远的地方研究它的教训。“不然，”有人回答我们，“那只不过是一次没有成功的实验。我们将一切从头开始，这次要建立‘真正的’民主专政。”“用什么办法呢？”“在无产阶级和农民合作的社会基础上。”向我们提出这个最新发现的是拉狄克。但是，恕我冒昧，国民党正是在这同一基础上站起来的：工人和农民“合作”——为资产阶级火中取栗。请告诉我们，这种合作的政治结构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呢？你们用什么来代替国民党呢？掌握政权的将是什么政党呢？至少大致上指出这些政党来吧，至少描述一下它们吧！关于这一点，拉狄克的答复（在一九二八年！）是，只有完全完蛋的、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复杂性的人，才有可能对哪个阶级是马和哪个阶级是骑马者这样次要的技术性问题发生兴趣；一个布尔什维克必须使自己从政治的上层建筑“转移”，而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阶级基础上。不，恕我冒昧，你们已经开过玩笑了。你们已经“转移”得很够了。太过火了！在中国，你们使自己从阶级合作如何表现在党方面这一问题上“转移”，你们把无产阶级拖进国民党，你们迷恋国民党到发昏的程度，你们狂怒地反对退出国民党；你们用重复抽象公式的办法避开政治斗争问题。而在资产阶级很具体地打破无产阶级的头颅以后，你们向我们建议道：让我们再从头试一试；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使自己从政党和革命政权问题上“转移”吧。不行！这些都是很拙劣的玩笑。我们不许自己再被人拉回去了！
所有这些奇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都被说成是为了工农联盟的利益。拉狄克警告反对派不要低估农民，并且引证列宁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有时当人们看到列宁的话被歪曲的时候，真是深恶痛绝这种冒犯人的思想尊严的做法。是的，列宁说过不止一次，否认农民的革命作用是孟什维克的特点。这句话是正确的。但是，除了这种引证以外，还有一九一七年，在这一年，孟什维克有八个月（就是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那八个月）同社会革命党人结成牢不可破的集团。在那个时期，社会革命党人代表为革命所唤醒的绝大多数农民。孟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人一道把自己称为革命民主派，并且忠告我们：他们正是使自己依靠工农（兵）联盟的那些人。由此可见，二月革命以后，孟什维克征用了——姑且这么说——布尔什维克的工农联盟公式。他们指责布尔什维克要使无产阶级先锋队同农民分裂从而摧毁革命。换句话说，孟什维克指责列宁忽视了或者至少低估了农民。
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对列宁提出的批评，只不过是孟什维克提出的批评的回声。而拉狄克现在提出的批评，又只不过是加米涅夫提出的批评的来得过晚的回声。
不肖门徒们在中国执行的政策，其中包括拉狄克的政策，是一九一七年孟什维克假面具的继续和进一步发展。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这一事实，不仅为斯大林所维护，而且也受到拉狄克的维护，他们都是以工农联盟有这种必要为理由。但是，当事实“偶然”表明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时候，就又同“左派”国民党进行尝试。结果还是一样。于是，同无产阶级专政迥然不同的民主专政的概念，就被高抬到这个没有实现巨大希望的可悲的现实之上——这是一次新的重蹈覆辙。一九一七年，我们听到策烈铁里、唐恩等说过一百次这样的话：“我们已经有了革命的民主专政，但是你们却在奔向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奔向毁灭。”的确，人们总是健忘的。斯大林和拉狄克的“革命民主专政”跟策烈铁里和唐恩的“革命的民主专政”根本没有什么不同。除此以外，这个公式不仅贯穿在共产国际的所有决议中，而且还写到它的纲领中。很难想象一种更为狡猾的假面具，同时也很难想象一种孟什维主义对于布尔什维主义一九一七年给它的侮辱所进行的更为厉害的复仇。
然而，东方的革命者还是有权要求对“民主专政”的性质这一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不是根据一些旧的臆断的话，而是根据事实和政治经验。对于什么是“民主专政”这个问题——斯大林一再提出这样一个真正典型的答复：对于东方来说，这种专政差不多就像“列宁对一九〇五年革命所想象的”。这种说法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经成为正式的公式。这一点可以在关于中国、印度或者玻里尼西亚的书籍和决议中找到。革命者所听到的是列宁关于未来事件的“概念”，而这些其实早已成为过去的事件；此外，列宁所假设的“概念”被这样解释或者那样解释，而从来没有按照列宁自己在事件发生以后所解释的那样去解释。
“好吧，”东方的共产党人低着头说，“我们将设法按照你们所说的列宁在革命前所想象的那样去想象它。但是，有幸承蒙你们向我们说明这个口号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吗？它在贵国是怎样实现的呢？”
“在我国，这个口号是在双重政权时期以克伦斯基主义的形式实现的。”
“我们能够对我们的工人说：民主专政的口号在我们的国家将以我们自己的民族克伦斯基主义的形式实现吗？”
“喂，喂！绝不能这样！没有工人会采取这样一个口号；克伦斯基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奴仆，劳动人民的叛徒。”
“那末，我们该怎么对我们的工人说呢？”东方的共产党人意气沮丧地问道。
“你们必须对他们说，”目前值班的库西宁不耐烦地回答说，“民主专政是列宁对未来的民主革命的想象。”
如果东方的共产党人不痴的话，他会设法再问下去：
“但是，列宁不是在一九一八年说，民主专政只是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月革命中得到了真正的确实的实现吗？使党和工人阶级确切地转向这个前景不是更好些吗？”
“那可不行。甚至不能这样想。唔，那是不……不……断……革……革……命呀！那是托……托……洛茨基主义呀！”
在这番严厉的申斥以后，东方共产党人的脸色变得比喜马拉雅山最高峰的雪还要惨白，再也不想多问了。随便怎么样吧！
结果呢？我们知道得很清楚：不是可耻地爬在蒋介石的面前，就是英勇地冒险。
[1] 蒋介石是国民党右翼的领袖，汪精卫是左翼领袖。谭平山是共产党部长，执行斯大林和布哈林在中国的路线。——列·托·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五年版第454页。
[3] Василь Петров Коларов，1877—1950，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二至一九四三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中译者注
[4] Алексондр Стамболйискйи，1879—1923，保加利亚农民联盟领袖。——中译者注
[5] Стефан Радич，1871—1928，克罗地亚农民党的组织者之一。——中译者注
[6] 《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330—331页。
[7] 俄语原文为：“Не только отсталый Китай, но и вообще ни одна из стран мира не могла бы построить социализм в своих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рамках: высоко развитые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ые силы, переросш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границы, противятся этому так же, как и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развитые для 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и.”应该翻译为：“不仅落后的中国，一般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自己的民族界限以内建成社会主义，因为已经超出民族疆界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抵制在单个国家的框架内建成社会主义的……”——电子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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