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СТАЛИНСКАЯ БЮРОКРАТИЯ И УБИЙСТВО КИРОВА
斯大林官僚机构和基洛夫遇刺案
对美国朋友的答复[1]
列夫·托洛茨基
1934年12月28日
Zveza 翻译
1．宏大的“混合体”
几个星期以来，基洛夫的谋杀案依然完全是个谜。起初，官方只通报说枪决了几十名从波兰、罗马尼亚等邻国过来的白党侨民恐怖分子，以此作为即时的镇压手段。这自然让人觉得，杀害基洛夫的凶手也属于这同一个反革命恐怖组织。
到12月17日才第一次报道说，尼古拉耶夫以前属于季诺维也夫在1926年组织的列宁格勒反对派团体。这份报道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东西。在1926年，除了少数例外，整个列宁格勒的党组织都是季诺维也夫反对派，代表他们出席十四大的代表团则全都是（或者几乎全都是）如今已经被逮捕的前季诺维也夫派成员。从那时以来，他们已经在领袖的带领下投过一次降，然后又更果断、更耻辱地再次投降了。他们又重新加入了苏维埃的机关。尼古拉耶夫——这个名字谁也不认识——曾经是季诺维也夫集团的成员，指出这一点本身并没有太大意义，不过是说明尼古拉耶夫在1926年是列宁格勒党组织的一员而已。
然而，很明显的一点是，“季诺维也夫集团”这个提法并非偶然：它的意思只能是，官方在准备一个司法“混合体”，也就是说，要故意造假，把与这种恐怖行为毫无关系的人和团体同基洛夫的谋杀案缝合在一起。
这种办法并不新鲜。回想一下，早在1926年，格别乌就暗中派了一名在编特务（这人以前在弗兰格尔的军队里服役）去找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他当时正在散发反对派的刊物——然后格别乌就指控说，整个反对派都在联系……联系的不是格别乌的特务，而是“弗兰格尔的军官”。然后，被收买来的记者再把这个混合体带去西方的报刊。现在所采用的是同样的手法，只是规模要大得多。
12月22日，塔斯社的报道公布了相当耸人听闻的材料，以此来详细地阐述这个混合体。除了一些在列宁格勒因为尼古拉耶夫恐怖案件而受到起诉的不知名人物以外，还有15名参加过季诺维也夫“反苏”集团的成员也因为此案在莫斯科被捕。不过，塔斯社马上又报道说，被捕者当中有7人“因证据不足无法交付法庭审判”，因此他们被移交给内务委员部进行行政惩罚。
让我们按照塔斯社的说法，列出因为据称与尼古拉耶夫案有关而在莫斯科被捕的15名党员：1）季诺维也夫，在侨居时期就长期与列宁共事，曾任中央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和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2）加米涅夫，在侨居时期就长期与列宁共事，曾任中央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国防委员会（СТО）主席和莫斯科苏维埃主席。这两人与斯大林一起在1923—1925年间组成了政府的“三驾马车”；3）扎卢茨基，资格最老的工人布尔什维克之一，曾任中央委员会委员、列宁格勒委员会书记、第一届中央清党委员会主席；4）叶夫多基莫夫，资格最老的工人布尔什维克之一，曾任中央委员会和组织局委员，列宁格勒苏维埃的领导人之一；5）费奥多罗夫，资格最老的工人布尔什维克之一，曾任中央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期间任苏维埃工人分会主席；6）萨法罗夫，资格最老的党员之一，与列宁一同乘坐“密封列车”回国，曾任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列宁格勒真理报》责任编辑；7）库克林，资格最老的工人布尔什维克之一，曾任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列宁格勒委员会委员；8）巴卡耶夫，资格最老的工人布尔什维克之一，曾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也是内战的重要参与者；9-15）沙罗夫、法伊维洛维奇、瓦尔金、戈尔切宁、布拉克、格尔季克、科斯季纳，这些人都是老党员，搞过地下工作，参加过内战，在党和苏维埃里担任过极其重要的职务。正是这15个人受到指控，说他们与基洛夫的谋杀案有关联，而且，根据《真理报》的说明，他们的目的是从列宁格勒开始夺取政权，“秘密地打算重建资本主义制度”。之后苏联报纸的报道又把其他几名重要性相似的党员同这15个被捕的“季诺维也夫分子”联系在一起。
这样一来，第一个版本就不成立了，因为它让所有读者都觉得尼古拉耶夫是和白党的侨民组织有关系，觉得这些组织在通过波兰和罗马尼亚输送恐怖分子。尼古拉耶夫原来是党内反对派开展恐怖活动的特务，领头的则是共产国际的前主席季诺维也夫和政治局的前主席加米涅夫，这二人曾和斯大林共同组成了“三驾马车”。我刚才为什么说塔斯社的报道极其耸人听闻，原因是很明显的。而现在我同样可以说，这篇报道还是个巨大的谎言。
2．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恐怖分子吗？
我没有丝毫理由和动机去维护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他们的朋友，不会去维护他们的政治声誉或者个人声誉。他们曾带头领导派别展开斗争，以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名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然后，他们撞上了在他们自己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官僚主义高墙；他们被自己的创造吓了一跳，短暂地参加了左翼反对派，揭露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斗争当中的欺诈和谎言；反对官僚主义篡权的斗争充满困难，他们害怕了，投降了；他们回到党内之后，用暗中表达不满来取代坚持原则的反对；新一轮的开除党籍之后，他们又第二次投降了。他们摈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给自己涂上保护色，希望能在已经蜕化、遭到机构压制的党内守住一席之地。他们失去了尊重、失去了信任、甚至失去了斗争的可能性，最后终于受到残酷的惩罚。我们不该为他们辩护！
但是，斯大林官僚机构并不是因为他们对革命和无产阶级真正犯下的罪行而审判他们的，因为它自己的队伍里就有一大批卑劣的倒戈分子、不择手段的钻营之徒和涂上保护色的人。官僚机构又想让被打倒的自家领袖做替罪羊，为自己的过错开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缺乏坚强的意志，但没人觉得他们愚钝无知或者不学无术。列出的其他13名布尔什维克已经在党内工作了25年、30年甚至更长时间，就算暂时做个荒唐的假设，说他们真的想“重建资本主义制度”，他们也不可能突然就相信个人恐怖适合用来改变社会制度。同样地，他们也不可能相信，谋杀基洛夫（况且他根本没有任何自主的作用）会让他们更加接近权力。美国工人可以稍微想象一下，比如工会里的左翼反对派决定谋杀格林[2]的某个帮手，目的则是……攫取工会的领导权！——如此，他们就更容易理解这种想法有多疯狂了。
塔斯社的报道自己也承认，至少被捕者中有七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扎卢茨基、叶夫多基莫夫、费奥多罗夫、萨法罗夫和瓦尔金——实际上和尼古拉耶夫案没有关系。但这种承认的形式，除了“无耻”都找不到别的词来形容。报道说“证据不足”——说得好像这种本质上故意作假、难以想象的指控本来能找到什么证据一样。斯大林集团人为地把在莫斯科被捕的老布尔什维克分成两组，并且宣称说其中一组的证据不足，以此试图让所谓的调查显得“客观”，从而保留随后用行政混合体取代司法混合体的可能性。
虽然塔斯社做了报道，但我们现在还是和看报道之前一样，对尼古拉耶夫真正的犯罪动机和真实情况所知甚少。用“中央解除了季诺维也夫在列宁格勒的领导职务，所以基洛夫成了复仇的牺牲品”这种说法做借口显然毫无意义：已经过去了8年，时间足够让季诺维也夫自己和他的朋友们悔过两次，1926年的“委屈”在重要得多的事件面前早已黯然失色。显然：一定是出现了新近得多的情况，才把尼古拉耶夫推上了恐怖行动的道路；一定是有非常重大的原因，才迫使斯大林开始创造这可怕的巨大混合体——因为，不管这个混合体能否达成它迫在眉睫的具体目的，它本身都会严重损害当权的苏联集团，让它名誉扫地。
3．是为了重建资本主义吗？
每个善于思考的工人必然会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取得了这么多经济成功，而且，根据官方的表示，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社会主义社会也“建成”了，那现在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这批资格最老的布尔什维克、列宁的亲密战友、和斯大林共同执政的人，这批“老近卫军”怎么可能把复辟资本主义当成自己的任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是觉得社会主义制度对群众没有好处么？还是说正相反：他们是期望借资本主义给自己和自己的后代牟取私利么？究竟是什么私利呢？
只有明显的蠢人才会觉得，可以用和平的手段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关系，也就是说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并且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事实上，资本主义要想在俄国复兴——假如真的能复兴——就只能通过凶残的反革命政变来实现，它所造成的受害者人数会是十月革命和内战的十倍。如果苏联被推翻了，只有真正的俄罗斯法西斯主义可以取而代之，和它的暴行相比，连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政权都会像是慈善机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是傻子，他们不可能不明白，复辟资本主义首先就意味着革命一代——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会全部遭到消灭。因此，斯大林对季诺维也夫集团提出的指控是彻头彻尾的伪造，这一点不能有丝毫怀疑：无论目标（重建资本主义）还是手段（实施恐怖活动）都是虚假的。
4．尼古拉耶夫的犯罪不是偶然的事实
无论如何，这样一个事实依然存在：掌权的官僚集团绝对不愿意把尼古拉耶夫的犯罪当作一个孤立的偶然现象，当作一个悲剧性的事故。相反，它异常重视这一行为的政治意义，以至于只为了把各种反对、不满和批评同恐怖活动相提并论，就不惜要构建一个会损害它自身的混合体。行动的目的非常明显，那就是：彻底吓倒批评者和反对派——这次的办法不是开除出党或者剥夺收入，甚至也不是监禁或者流放，而是枪决。对于尼古拉耶夫的恐怖活动，斯大林的回应则是加重对党的恐怖力度。
全世界善于思考的工人都应该极其担忧地自问：苏联政权的处境难不成真的这么艰难么，统治阶层必须采取这种可怕的诡计才能保持平衡么？这个问题又把我们引向了另一个问题，虽然我们已经问过几十次了，却从来没有得到什么像样的回答。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粉碎剥削阶级的抵抗，如果这是正确的——而且也确实是正确的——那么之前居统治地位的阶级遭到削弱甚至是“肃清”，加上新社会取得了经济成就，这就必然要使得专政走向软化和消亡。可为什么没发生这种事呢？为什么会出现性质完全相反的过程呢？为什么全能的官僚机构在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得到了如此畸形的发展，为什么它让党、苏维埃和工会都完全臣服并且受尽屈辱呢？
如果只根据党的规章和政治制度来判断，那就不得不这么说：苏维埃的状况显然在恶化，官僚专制的压力越来越大，这表明了内部矛盾的增长，它迟早会引起爆发，并且有可能导致整个体制的崩溃。但是，这种结论是片面的，因此也是不正确的。
5．社会主义还未建成，阶级的根基还未拔除
如果我们想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首先就必须抛弃“苏联已经建成了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套官方理论。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还当真需要一套全能的官僚机构？这是要反对谁？事实上，仅仅在行政层面“消灭”阶级是不够的，还必须在经济上加以克服。只要绝大多数人的日常需求还没有得到满足，渴望私人占有和财富积累的愿望就仍然十分强大，并且不断与经济集体化的趋势发生冲突。诚然，这种积累主要追求的是消费性的目的；但如果不加以照管，如果允许它超过一定的限度，它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随后就可以把集体农庄炸得粉碎，这之后还会有托拉斯。就社会主义来说，“消灭阶级”指的是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足够的生活条件，从而消除私人积累的动力。离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计算人均国民收入，特别是国民收入当中用于消费的部分，那么苏联，哪怕它已经取得了技术性的成效，还是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满足生活基本必需品的需求仍然会引起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激烈斗争，引起非法侵占、规避法律、欺骗国家、裙带关系和大量的盗窃案件。在这场斗争当中，官僚机构的角色是检察员、法官和执法队。它用行政压力来弥补经济实力的不足。
“需要与社会主义社会中剥削阶级的‘残余’作斗争，这造成了苏联官僚机构的专制”，这种说法完全是一派胡言。事实上，官僚机构之所以存在，其历史理由在于，我们离社会主义社会还很遥远；目前的过渡社会充满矛盾，在消费领域，即对每个人来说最直接、最感同身受的领域，这种矛盾表现得极其紧张，并且始终有可能由此在生产领域引起溃决。农业经济集体化为官僚机构的指挥作用开辟了新的巨大源泉。正是在农业当中，消费问题与生产问题联系得最为紧密，因此农村的集体化使得官方必须借助最严厉的镇压手段，以此保护集体财产而反对农民本身。
这整个激烈的斗争并没有公开的、成形的阶级性质，但从潜藏其中的可能性和危险性来看，它就是阶级斗争。因此，专政制度不仅继承了已经在其基础上完成的、从前的阶级斗争（反对地主和资本家）——斯大林主义者是这么觉得的——而且还是防止新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斗争的经济基础虽然仍旧落后而且不协调，但它还是会因为消费需要的激烈竞争而竭力发展。目前苏联专政得以存在的历史理由就在于此，而且也仅仅在于此。
6．官僚机构的双重作用
但是，为了让自己富足强盛，苏联官僚机构无情地利用了它控制和调节社会矛盾的作用，利用了自己预防阶级复辟的职能。它不仅把所有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而且还不择手段地吞没了很大一部分人民收入。如此一来，它就与人民群众极度疏离了，以至于它再也无法对自己的行为或者收入进行任何监督。
有些肤浅的观察家和评论家宣布说，苏联的官僚机构是新的统治阶级。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已经充分地解释过这种定义的谬误之处了。[3]一个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要以它固有的生产制度和所有制为前提。苏联的官僚机构只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两种生产制度和所有制之间的过渡阶段，这套过渡制度根本谈不上独立发展。
苏联的官僚机构仍然有着双重的矛盾作用。它自己的利益迫使它反对国内外的敌人、保护由十月革命打下基础的崭新经济体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项工作依然是必要的、进步的。世界无产阶级支持苏联官僚机构开展这项工作，尽管并未因此就忽视它的保守民族主义、侵占攫取的本能和特权阶层作风。但是，恰恰是这些特点正在日益瘫痪它的进步工作。
工业的发展和将农业引入国家计划领域的行为使得指导经济的任务变得极其困难。只有全体劳动人民积极参与计划制定，只有对计划享有必要的批评自由，只有官僚机构自下而上的担负责任和定期更换，才能实现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平衡，以及特别是实现国民积累和国民消费之间必要的协调。对1.7亿人的经济进行指挥而不受监督，这就意味着矛盾和危机要不可避免地累积起来。官僚机构把后果转移到劳动者肩上，借此来逃避它的错误所造成的困境。局部的危机正在融合成一个漫无边际的总危机，它的表现在于：尽管群众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尽管取得了重大的技术成果，但经济成就仍然远远落在后面，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依然艰难困苦。因此，由特定社会原因造成的官僚机构特殊地位同苏联经济和文化的基本需要之间产生了越来越深、而且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样一来，官僚机构专政虽然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畸形表现形式，但却转变成了永久性的政治危机。斯大林的派别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彻底”消灭新旧反对派的“残余”，采取越来越强力的手段，动用越来越丑恶的混合体。同时，这个派别本身越来越凌驾于党之上，甚至凌驾于官僚机构之上；它公开宣布推行纯粹的波拿巴主义原则，也就是绝对正确的终身领袖。自此，对领袖忠心耿耿成了革命者唯一的美德。这套败坏纪律的官僚奴隶哲学又被共产国际的代表带去了国际的海外分部。
7．两组困难
我们因此可以看到，在苏联目前阶段的发展中，有必要严格地区分两组困难。第一组困难产生于过渡时期的矛盾，而官僚机构的弊病让它们复杂化了。这是苏联这个整体所遭受的基本困难。另一组困难则是衍生的，它们威胁的不是苏维埃政权，而是官僚机构的统治地位和斯大林的大权独揽。
这两组困难当然相互联系，但绝对不是一致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对立，而且这种对立的程度在不断提高。十月革命所带来的经济成果和居民文化增长越来越多地反对官僚主义的保守、专断和掠夺。在过去各种统治阶级的发展史上，也有过类似的过程。沙皇官僚机构促进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随后就同资产阶级社会的需求发生了冲突。苏联官僚机构的指挥对于国家来说代价太大了，技术和文化的发展，人民当中要求和批判思维的发展，都自动地指向了反对官僚机构。年轻一代开始特别痛苦地感受到“开明专制”的桎梏，并且这种桎梏本身就越来越显示出它缺乏“开明”。因此，对于已成明日黄花的官僚机构来说，一种明显威胁到它统治地位的形势正在发展。
8．个人恐怖主义是官僚机构腐朽的产物
上述的讨论让我能够回答本文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苏维埃的状况难不成真的恶劣到这种地步了吗，以至于统治集团不得不靠阴谋诡计、卑鄙的歪曲和罪恶的混合体来解决问题，甚至不惜极大地损害它在世界无产阶级眼中的声誉？现在我可以如释重负地回答：情况不好的不是苏维埃，而是苏维埃当中状况不断恶化的官僚机构。当然，苏联的情况并不像那些包藏私心的假“朋友”所描绘的那么美好、那么辉煌——我们要记住，这些人一遇到重大危险就会背叛苏联。但是，它也远远没有官僚机构可耻的恐慌行为可能会让人得出的结论那么糟糕。假如不是斯大林派感觉到他们脚下的基础正在动摇，那统治集团永远也不敢把尼古拉耶夫的恐怖主义犯罪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集团联系在一起。
苏联媒体描述说，尼古拉耶夫参加了一个由党员组成的恐怖主义组织。如果报道是真实的——我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是杜撰的，因为官僚机构认定这一点的时候表现得并不轻松——那么，面对这个新的事实，我们必须认为它是个相当重要的征兆。个人激情造成的偶然枪击案总是有可能发生，但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整个历史教导我们，如果没有赞许的政治氛围，就不可能受某个特定组织的委托去事先准备并且实际进行恐怖活动。对上层统治集团的敌意必然是广泛传播了，并且形式非常尖锐，这样才能在青年党员中，或者准确来说，在青年党员里同中下层官僚圈子关系密切的那一部分上层分子中间形成一个恐怖小组。
实际上，这个事实不仅得到了承认，而且还受到了半官方评论的着重强调。苏联新闻界告诉我们，“孩子们”的盲目仇恨是由反对派父辈们的批评培养起来的。拉狄克等人的解释就像是在剽窃沙皇时期的政论家卡特科夫，他曾指责说，胆怯的自由派父辈有意无意地煽动了年轻一代人去搞恐怖活动。的确，统治集团这一次只从父辈当中选了季诺维也夫集团出来受罪，但这对斯大林来说是阻力最小的路线。斯大林希望通过镇压已经名誉败坏的团体来约束已经松懈涣散的官僚队伍，挽回它的内部凝聚力。
当官僚机构与发展的需要发生冲突、与把它推上台的阶级的意识发生冲突时，它就会丧失自信心，并且开始腐朽。指挥的职能集中在一个越来越窄小的圈子里。其他人则是机械地工作，他们粗枝大叶，考虑的多半是自己的事情，在小圈子里对上级评头论足，自由散漫、满腹牢骚。这样一来，他们无疑就破坏了自己队伍当中年轻人对官方领袖的尊重与信任。如果与此同时，不满情绪在人民群众中扩散，没有适当的表达和发泄渠道，但却使得整个官僚机构遭到孤立；如果青年感觉自己被排斥、被打压、被剥夺了独立发展的机会，那么就会形成有利于恐怖派别的气氛。
我们可以结合上述内容，还原一下季诺维也夫集团的作用——虽然这是假设，但也有充分的可能性。说它能和斯莫尔尼宫的流血事件、和事件的准备工作以及它的政治缘由有什么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这种话就是卑鄙愚蠢、一派胡言！之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回到党内以后，坚定地打算赢得上层的信任，打算再次升入他们的行列。但是，他们曾经加入的中下层官僚机构的普遍状况让他们没办法实现这个想法。虽然他们在官方声明里对斯大林的“伟大”献上应有的敬意，但他们却比谁都不相信这种话，还在日常生活当中沾染上了一种普遍的情绪：他们议论是非，讲笑话嘲笑斯大林的无知，等等。总书记当然不是不知道这种事。当斯莫尔尼宫响起枪声，促使斯大林教训一下动摇不定的腐朽官僚机构时，他还能去哪找比这群人更好的牺牲品呢？
9．马克思主义、恐怖主义和官僚机构
马克思主义对个人恐怖策略持否定态度，这是每个识字的工人都知道的事情。有大量的文献讨论这个问题。我在此冒昧地引用一下我自己1911年在奥地利期刊《斗争》（Kampf）上用德语发表的一篇文章[4]。不用说，这篇文章讲的是资本主义制度。
文章里写道：“恐怖主义的谋杀，即便是‘成功’的谋杀，它是否会在统治圈子里引起混乱，也取决于具体的政治环境。无论如何，这种混乱只会是短暂的；资本主义国家依靠的不是部长大臣，也不可能因为他们被消灭而消灭。它所服务的阶级总能找到接替的新人——体制还保持着完好，继续发挥作用。”
“但是，恐怖主义谋杀在工人群众自己的队伍里会引起严重得多的混乱。如果用手枪武装自己就足够达成目的，那何必努力搞阶级斗争呢？如果用隆隆的爆炸声就能吓住上边的人，那何必组建党呢？”
这篇文章将盲动的恐怖主义与训练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的方法进行了对比，即使是在23年后的今天，我对这篇文章也没有什么能补充的了。但是，既然马克思主义者坚决谴责个人恐怖主义——这当然是出于政治原因而非神秘主义——哪怕枪击是针对沙皇政府和资本主义剥削的代理人，那么，针对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官僚代表实施盲动的谋杀犯罪，马克思主义者会更加无情地对此加以谴责和否决。尼古拉耶夫及其同伙的主观动机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地狱恰恰是由最好的愿望铺成的。只要官僚机构还没被无产阶级取代——这项任务会完成的——它就还在履行保卫工人国家的必要职能。要是尼古拉耶夫式的恐怖行为发展起来，它在其他不利条件的影响下只会促进法西斯的反革命。
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蠢人身上的政治骗子才会试图把尼古拉耶夫丢进左翼反对派，哪怕只是像1926—1927年那样用季诺维也夫集团做代表。共产党青年走向恐怖组织不是左翼反对派造成的，而是官僚机构和它的内部腐朽造成的。个人恐怖主义从本质上就是官僚主义的翻版。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个规律可不是昨天才发现的。官僚机构不信任群众，试图用自身去取代他们。恐怖主义的作风也是如此：它想让群众幸福，却不让他们亲身参与。斯大林官僚机构创立了一套令人厌恶的领袖崇拜，给他们涂上神圣的色彩；“英雄”崇拜也是恐怖主义的信条，尽管稍有逊色。尼古拉耶夫们以为，只需要用左轮手枪除掉几个领袖，历史就会走上另一条道路。共产党员和恐怖分子，这套思想形态和斯大林的官僚机构血肉相连。
10．官僚中派主义是共产国际崩溃的原因
我得到的消息说，斯大林想要通过打击季诺维也夫集团来整顿官僚队伍。但这只是事情的其中一面，还有同样重要的另一面：斯大林想要踩着季诺维也夫集团这个台阶去找到机会收拾“托洛茨基主义”。为此，他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为了理解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所处的这个新阶段有什么目的和意义，这里有必要至少简要地谈一谈斯大林派做的国际工作。
我已经说过，就苏联而言，官僚机构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用自己的办法来保卫工人国家；另一方面，它压制群众的创造力，扰乱和阻碍经济文化的发展。但是，在国际工人运动领域，这种双重性却连一点痕迹也找不到：斯大林官僚机构在这里的作用自始至终都是扰乱、败坏和毁灭。共产国际过去11年间的历史就是无可置疑的证据。我在一系列作品当中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研究。斯大林主义者对我的分析完全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他们根本不想了解自身的历史。对于在中国、印度、英国、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发生的世界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他们没写过一本书，没出过一篇文章，去试着总结一下共产国际在这些事件当中的政策。没有一个人试着出来解释，在过去11年里，面对资本主义的崩溃和一系列的革命形势，为什么共产国际的成果只有可耻的失败、政治上的失信和组织上的瓦解。最后，为什么在最近七年当中它甚至连一次国际代表大会都不敢召开？
东方的“工农党”成果在哪里？英俄委员会[5]的收获在哪里？著名的农民国际[6]后来怎么样了？“第三时期”的理论丢到哪里去了？德国的“民族解放”纲领发生什么事了？伟大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最后是什么命运？等等，诸如此类。每一个问题都与共产国际政策当中的某个曲折相联系；每一个曲折都导向了不可避免的灾难。这一连串的灾难构成了斯大林主义共产国际的历史。最新的曲折在法国尤其明显，是一种可悲的、致命的机会主义抽搐。显然，这样一连串的错误、混乱和罪行一定不是个别或者偶然，而是有普遍的原因。它们根植于斯大林官僚机构这个统治阶层的社会素质和意识形态性质当中。官僚中派主义使得共产国际走向崩溃。就和第二国际一样，第三国际注定要失败了。没有力量能再挽救它了。
当权的斯大林集团实际上很早以前就不再关心共产国际了。最明显的证据之一就是，斯大林拒绝召开国际代表大会。何必呢？反正也不会有什么结果。莫斯科官僚在他们自己中间解释说，共产国际衰落是因为西方无产阶级“没有革命性”、西方的领袖笨拙无能。我们不需要去反驳这种对世界无产阶级的诽谤，更何况奥地利和西班牙最近才发生了这样的事件[7]。至于外国共产党的领袖，列宁早在1921年就书面警告过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要是你们在共产国际里只要求同意，那你们身边就只会聚起一群“听话的蠢人”。列宁喜欢直言不讳。在过去的11年间，挑选“听话的人”这项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相对应地，领导层的政治水平则降到了零点以下。
11．真正的列宁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对斯大林而言是个可怕的危险
如上所述，克里姆林宫顺应了共产国际的贫乏，用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去加以代替。它不再指望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国联身上。外国共产党收到的命令是执行“切合实际”的政策，而这会在短时间内彻底击溃共产国际的残余部分。斯大林已经容忍了这一切。但他无法容忍世界革命运动在独立旗帜下的复兴。可以拒绝批判改良主义；可以和激进党人结成联盟；可以用民族主义或者和平主义蒙蔽工人；但是绝对不可以让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用自身的经验自由地、批判地验证列宁主义的思想，并且在光天化日之下拿斯大林主义和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进行对比。
自1923年以来，苏联官僚机构的全部意识形态都是由对“托洛茨基主义”日益敌对的排斥而形成的。每次出现新的曲折时，“托洛茨基主义”都充当了它的出发点。官僚机构以为自己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那些最为重要的政治问题，而现在，尼古拉耶夫的恐怖袭击把这些问题又重新摆在了它的面前。此时，它又试图借着季诺维也夫集团去找托洛茨基主义这个罪魁祸首，因为，众所周知，托洛茨基主义是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先锋，是法西斯主义的盟友，等等。在苏联国内，官僚机构剥夺了群众验证事实的机会才成功地确立了这种说法，而那些了解真相的人则被迫缄口不言。如上所述，正是这种对党的压制状态才使得党内发展出恐怖主义这种可怕的现象。但是，危险正在悄悄降临；它已经降临了——它来自外部，来自国际舞台。马克思和列宁的这些思想在苏联境内被当成“托洛茨基反革命”而遭受监禁、流放甚至枪决，但现在，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中最自觉、最积极、最奋不顾身的成分却越来越广泛而公开地承认它们。被收买的记者毫无荣誉和良心可言，他们现在还在共产国际的刊物上反复讲那些无耻的诽谤，这在各国共产党内部引起的愤慨越来越大，同时也让共产国际的各个分部孤立于广大的社会各界。
我重申一下，这种前景本身已经吓不倒莫斯科了。但是，还有一种危险开始像噩梦一样压抑着斯大林派的意识。非伪造的列宁主义思想在欧美工人运动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不可能长久地向苏联工人保守这个秘密。隐瞒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前参与宾夕法尼亚罢工[8]的事情，这有可能做得到，尽管并不容易；隐瞒同盟与工人党合并的事情，这也有可能做得到，尽管很困难；但是，当事件的影响范围扩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时，就根本不可能隐瞒这些事实了。对斯大林派而言，由此产生的巨大危险是相当明显的：由谎言、诽谤、迫害、伪造和混合体搭建起来的整座大厦，自列宁生病和去世以来就不断添砖加瓦的这座大厦，会在建造者们自己的头上倒塌——也就是砸中那些诽谤者和伪造者。斯大林主义者对世界工人运动的前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但他们对任何威胁到官僚机构声望、利益和特权的危险都有极其敏锐的嗅觉。
12．事先就已经预测过，必然会出现新的混合体
虽然我身处与世隔绝的地方，但我通过报刊观察到，真正的列宁主义思想正逐渐在欧美取得缓慢但可靠的成果，所以我一再对朋友们说：国际潮流上坚持原则的“质量”要开始转变成群众性的“数量”，这样的时刻即将到来；这样的时刻要像极其危险的信号，在斯大林主义者的耳边响起——因为，在群众革命退潮、疲劳、失望和衰退的时期，用官僚机构的重量去压倒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团体，这是一回事；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力量，把替代“布尔什维主义”的斯大林主义赝品赶出世界工人的先锋队，这又是另一回事了。但是，我已经在谈话和书信里说过很多次了：正因为如此，斯大林主义的高层不能被动地等着列宁主义获胜，它必须要采取“自己的”措施。这当然不是意识形态类的措施：它的无能在这方面体现得如此明显，斯大林近年来在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上甚至完全不发表意见了。对斯大林而言，“自己的”措施指的是：加强镇压；创造更加畸形可怕的新混合体；最后，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同资产阶级警察结盟，反对列宁主义者。
基洛夫刚被谋杀后不久，大家都还确信这次案件是白卫分子的谋害企图，而这时就有一位朋友从日内瓦给我寄来了一封通函，这是共产党员-国际主义者同盟国际秘书处就斯莫尔尼宫流血事件做的报告。国际秘书处援引了调查的拖延和克里姆林宫第一批通告里极其含混的语气，并在附录中提出推测：格别乌是不是正在准备一套针对“托派分子”的庞大的新混合体？国际秘书处的这篇通函标注的日期是12月10日，它无疑已经流传到世界各地了。当然，国际秘书处自己也预先对这个假设做了保留，说这样的混合体虽然有可能，但还是“概率不大”。然而，这个“概率不大”的事情已经成真了。第一份说“尼古拉耶夫曾属于1926年的列宁格勒反对派”的通告出现时，事情就再也没有怀疑的余地了。针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新一轮整治紧随其后。在那个时候，我在同一位朋友谈话的时候（我为这些个人的细枝末节道歉，不过要理解此事的心理背景，它们是必不可少的）说道：“事情不会停在这个阶段，他们明天就会把托洛茨基主义推出来。”预测这种事情真的不需要什么先知。两三天后，我经电报收到了自莫斯科发来的《时代报》（Le Temps）12月25日刊，上面刊载了这样的报道：“必须指出……近几天以来，官方越来越多地把托洛茨基这个名字和季诺维也夫的名字相提并论。”[9]可见，基洛夫的尸体和季诺维也夫的集团会变成一个预备阶段，它谋划的是更加广泛、更加大胆的打算，那就是：对国际列宁主义进行打击。
即将到来的打击会是什么性质？这个问题还没有最终确定，也许甚至在最狭小的阴谋家圈子里（斯大林、亚戈达、雅罗斯拉夫斯基等人）也是如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但有一点很清楚：阴谋家们既不缺乏恶意，也不缺乏物质手段。国际列宁主义的发展每天都会用鞭子增强他们的恶意，因此，不能事先排除任何一个基于现有情况而自然产生的假设。不过，无论事件的发展以及斯大林和亚戈达充满创造性的臆想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舆论”的准备工作都将会顺着恐怖主义的危险这个方向来讲，说“托派分子”的恐怖主义威胁到了欧洲的和平与秩序。《人道报》（L'Humanite）已经写过了列宁格勒的“托派恐怖主义团体”这种东西——奴才走狗总是跑在主人的前边。
要拦住正在准备的新混合体，只有一个办法：让他们的计谋提前暴露出来。斯大林主义者正在把国际警察的舆论加工成驱逐、引渡、逮捕和其他更加果断的措施。列宁主义者则应该让无产阶级的舆论为这些可能的事件做好准备。和其他情况下一样，此时必须要坦白相对、直言不讳。现在这篇文章也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
13．一些结论
有鉴于苏联高层这种可耻的行为方式，我们还能毫无保留地承认说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吗？——说这种话的恐怕是一些空想家、道学先生或者干脆是极“左”的糊涂虫。这些聪明人（法国的特兰[10]是他们不可替代的“理论家”）不去分析工人国家的具体形式和发展阶段，比如它是怎样由各种历史条件结合而成的，反而是靠着他们是否喜欢苏联官僚机构的行动来决定到底是“承认”还是“不承认”这个工人国家。要是这种根据是对的，那我们还可以说美国的无产阶级不是无产阶级，理由是像龚帕斯[11]和格林这样的人过去是、现在也是他们的领导人。工人阶级需要官僚机构，而工人国家就更是如此。但是不能把官僚机构和阶级混为一谈。工人国家，就和整个工人阶级一样，会经历不同的阶段，既有上升也有下降。在这个时期，世界无产阶级遭受了失败，俄国无产阶级陷入疲乏和冷淡，特权阶层也迅速形成，此时斯大林派取得了优势。谁要是只看见苏联各个派别斗争当中个别的胜利和失败，那他就什么也没看见。
1926年，当时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起加入左翼反对派的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说：“假如列宁还活着，他现在想必已经被关进格别乌的监狱了。”这当然不是因为斯大林比列宁更强——甚至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比较都显得荒谬。列宁是个天才的革新者，斯大林则坚实而完美地体现了官僚的平庸气质。但革命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它见证高涨的热潮，也经历急剧的下落。列宁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意识到革命的主要危险在于官僚主义，而斯大林则是这种危险最完整的代表。在紧张地准备同斯大林主义机构作斗争的时候，列宁不幸病逝了。
如果否认苏联官僚机构所做的进步工作，那就是在犯罪。官僚机构没有主动性、没有眼界、也不理解历史的驱动力量，但它在一番顽固抵抗之后，在自身利益的逻辑控制下被迫采用了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规划。就总体水平和利益性质而言，斯大林的官僚机构并不比美国的工会官僚机构高明多少，然而，同后者相比，它植根于国有化的生产资料，也必须要去保卫和发展它们。它用官僚式的办法来做这项工作，也就是说做得很不好，但这项工作本身有着进步的性质。官僚机构在这条道路上取得的第一次重大成功是连它自己都未曾预料到的，这让它自我感觉良好，并且让最能体现官僚阶层正面和负面特征的领袖们团结在它的周围。
这个官僚机构的“英雄”时代就要结束了。它已经耗尽了“开明专制”的对内手段。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要求通过复兴苏维埃民主来推翻官僚机构。官僚机构拼命地抵抗新社会的进步需求，它在这场斗争当中不可避免地腐化。在官僚机构压制了党内生活以后，斯大林主义的高层又压制了官僚机构自身的内部生活。自此，只允许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赞美“伟大而受人爱戴的领袖”。反对高层官僚的“共产党人”恐怖便从这团错综复杂的矛盾里发展了出来。
“国内”的恐怖标志着官僚主义陷入了困境，但这种恐怖决不会指明走出困境的办法。只有复兴布尔什维克党才能找到出路，而这项任务只有在世界尺度上才能解决。为了让俄国工人扔掉“一国社会主义”的大麻膏，使工人群众转向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一边，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就必须在列宁主义党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妥协——必须要辅之以反对斯大林官僚机构瘫痪和败坏世界工人运动的斗争。如果没有争取第四国际的斗争，就不可能保卫苏维埃联盟。
注释：
[1] 托洛茨基的一群朋友通过电报询问他对基洛夫谋杀案的看法。以下刊载的文章是托洛茨基同志对这一询问的答复。——编辑部
[2] 威廉·B·格林（1873—1952）在1924年至1952年期间担任美国劳工联合会（AFL）主席，他坚定支持劳资合作，并积极推动产业工会立法。——译注
[3] 尤其参见列·托洛茨基的《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第四国际的问题）》，《反对派公报》36—37号。——编辑部注
[4] 原标题为《论恐怖主义》（Über den Terror）。
德文原文：https://www.marxists.org/deutsch/archiv/trotzki/1911/11/09-terro.htm
中译文：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11a.htm。
译者按俄语重新翻译了这两段引文。——译注
[5] 英俄委员会是苏联和英国工会的合作机构。它是1925年4月在伦敦举行的英苏工会会议上由苏联工会正式倡议成立的。从形式上看，成立委员会是为了“实现国际工会运动的团结”，反对备战，“加强斗争来反对资本对工人阶级的进攻”。该组织与英国工会联盟总委员会发生了冲突，结果是英俄委员会于1927年9月被摧毁。这个结果与英苏外交关系的破裂也有关联。——译注
[6] 农民国际是共产国际于1923年发起的农民统一战线国际组织，试图与东欧和亚洲的激进农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关系，但没有取得持久成功。20世纪20年代，该组织在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中国的重要行动未能取得进展，于1933年被叫停。1939年正式解散。——译注
[7] 指奥地利的二月内战和西班牙1934年10月的革命总罢工。——译注
[8] 疑似为笔误，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参与的是1934年5月—8月的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同盟于1934年年底与美国工人党合并。参见《卡车司机的造反》（本书已由龚义哲译成中文，请读者单击此处的链接）。——译注
[9] 对斯大林非常友好的《时代报》同时指出，在被捕的季诺维也夫派当中有著名的“托派分子”叶夫多基莫夫。事实上，叶夫多基莫夫是季诺维也夫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他从来就不曾是“托派”。这当然不会造成什么改变，但我们不能不指出，这种借友好新闻机构来进行微小造假的行为数不胜数。——作者注
[10] 阿尔贝·特兰（1889—1971）是法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30年代初他曾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共产主义同盟关系密切，但后来转向极“左”立场。——译注
[11] 塞缪尔·龚帕斯（1850—1924）是美国的工会领袖，他于1886年创办美国劳工联盟，并长期担任会长。他重视发展工会的议价权，提倡限制工时和提高薪酬，同时反对政府干预和社会主义。他去世后，威廉·格林接替他的会长职位。——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