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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反对个人恐怖主义
托洛茨基
（本文是托洛斯基1911年发表在奥地利社民党的理论刊物上的旧文。当时俄国社会革命党及其前身民意党一直采取个人恐怖主义来反对沙皇。）
我们的阶级敌人习惯控诉我们的恐怖主义。然而，他们所指涉的意义却不甚清楚。他们习惯于把任何有害资产阶级利益的劳动人民行动都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罢工在他们的眼中就是主要的恐怖主义手段。罢工的威胁、组织罢工纠察队、对使唤奴役工人的老板所作的经济扺制、杯葛劳动阶级中的背叛者等等，这些行为都被他们称为恐怖主义行动。如果所有惊慑、伤害敌人的行动都被理解为恐怖主义，那么所有阶级斗争行动都不过是恐怖主义了。还有一个问题是，布尔乔亚统治菁英是否有资格出于义愤来谴责普罗大众的暴力行动，尤其当他们整部的国家机器——法律、警察与军队是用于资本主义暴力统治的镇压之用时。
但是，必须注意到的是，当他们斥责我们使用恐怖主义时，他们也想使（有时并非出于自觉）“恐怖主义”的字义定得比较狭窄以及较为直接。在这种狭义解释下的恐怖主义，工人破坏机器也属于恐怖行动之一。杀害雇主、威胁对工厂放火、威胁杀死厂主、谋杀或是用手枪对抗政府人员等等，这些都属于真实意义下的恐怖行动。不过，任何对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有真正认识的人应该知道，这种恐怖主义不但为社会民主主义反对，而且是同它水火不容的。
为什么？
藉罢工达到的“恐怖主义”，或是实际领导一场罢工，是工厂工人才作得到的。罢工的重要社会意涵是奠基于以下二点：一是罢工所影响到的企业或工业部门的规模，二是工人组织与纪律的程度，以及实际行动的准备。这对一场政治性的或是经济性的罢工都同样地确实。罢工此一手段之继续成为斗争手段，是源自无产阶级在现代社会生产中所起的作用。
贬低群众角色
为了能持续地发展，资本主义制度需要议会这个上层结构。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够永久地将普罗大众隔离在政治贫民窟，它迟早必须开放给工人参与议会政治。普罗大众的群众性以及他们政治上的水平——这些都被其社会角色，以及最主要的，生产角色所决定——遂在选举中表达出来。
如同罢工一般，在选举此一斗争的手段目标和结果上，普罗大众的社会角色和阶级力量是根本所在。只有工人可以领导罢工。被工厂挤掉生计的工匠、用水被工厂污染的农民，或是四处掠夺的流氓无产阶级都可以捣毁机器、烧了工厂或谋杀厂主。只有具有阶级意识与经过组织化的工人阶级有能力送出强有力的代表到议会中为工人争取利益。然而，若目的只在于谋杀重要的官员，你就不需要组织化的群众来作你的后盾。
炸药制作方法对任何人而言都很容易得手，手枪也是处处可得。但社会民主主义所进行的是社会斗争，其手段与方式必须根源于当前的社会秩序的性质；而在恐怖主义那里，纯粹是了无新意的机械反应——在中国就如同在法国一样——行动外观十分骇人（如谋杀或是爆炸等等）但是对社会制度的运作却毫无损害。
即使只是一般规模的罢工，也会产生一些社会性的结果。例如增强工人自信、壮大工会力量，偶尔也可能会改进生产技术。然而，去谋杀工厂老板所达到的效果不过具有警察性质，或者是更换工厂老板这种毫无社会重要性的结果。恐怖行动——即使是场“成功的”行动——是否足以让统治阶级陷入混乱之中，需要依靠当时具体的政治环境。但在任何状况下，这种混乱都只会是短暂的；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并不是建立在政府部门之上，因此也无法靠摧毁它们来达到消灭资本主义国家的目的。统治阶级永远可以找到新的人来填埔空缺，国家机器也会保持完整而持续运作下去。
但是由恐怖行动所制造出的混乱，对普罗大众的危害是甚于统治阶级许多的。如果大家配枪自我武装就能够达到目标，那为何还要致力于阶级斗争？如果少量的火药和铅就足以射杀敌人，那为何还要作阶级组织？如果用炸药的巨鸣就可以恐吓到显要人士，那为何还要组织政党？如果单枪匹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瞄准议会中的部长席位，那我们为何还需要议会、群众的讨论与选举呢？
个人的恐怖主义之所以不为我们接受，乃是因为这种作法不但贬低了群众的重要性，加强他们的无力感，并要群众把希望放在一位可以代替群众力量的伟大复仇者、解放者身上。无政府主义的预言家大可高弹甚么“以行动来宣传”的论调，力主恐怖行动对群众能产生提升及利剌激作用。理论上的考虑与政治经验证明了相反的结论。当恐怖行动的“成效愈着、影响力愈大”时，他们也就更严重地削弱群众对自我组织与自我教育的兴趣。但是，当混乱的烟幕消逝、恐慌不再时，继位的部长接班人出现、生活再度回到常轨，资本主义的剥削巨轮运作如常；警察暴力更加强大与残暴。明亮的希望与兴奋之后最终却只是幻灭与冷漠。
扑灭罢工以及工人运动的尝试总是以失败告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需要的是主动积极、富机动性以及智慧的群众；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长久地束缚住群众的手脚。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动宣传每每表示，国家不论是在物质毁灭或是技术压迫上总是比恐怖主义组织来得强大许多。
如果真是如此，革命的地位是什么？
是否因为这些事情，革命就不可能了呢？完全不是这样。革命并非是简单的机械手段的集合。革命只有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才会产生，并且只有在身为普罗大众的社会任务时才会取得成功。群众的政治性罢工、武装暴动和夺取政权——这些是否成功均取决于生产的发达程度、阶级力量的团结状况、普罗大众的社会力量，以及军队的社会组成成份，因为武装力量在革命时刻决定了政权的命运。
社会民主主义由于能掌握现实，因此不会避开从既存的历史条件中发展出来的革命；相反只会睁大眼晴迎接革命。不过社会民主主义反对一切以人工办法强行推进社会发展的手段与方法，以及使用化学物来代替普罗大众革命力量的不当作法。这一点是同无政府主义相反的，而且是直接同他们斗争的。
在恐怖主义未提升到成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前，它最初是一种个人式的报复行为。它首先在沙俄出现，因为沙俄是一个典型的恐怖主义之地。对政治犯的施虐迫使维拉．查苏李奇用暗杀特列波夫将军的方式来表达愤怒。她的例子被缺乏群众基础的革命知识分子所模仿。这起初未经考虑的报复行动，在1879到1881年之间发展成为完整的制度。西欧或是北美的无政府主义者会，总是在政府犯下处决罢工者或政治犯等暴行之后爆发出刺杀等报复行为。恐怖主义最重要的心理根源总是来自复仇的情绪的发泄。
花费笔墨去说明社会民主主义和那些廉价的道德家并无共通点，并无必要，因为那些道德家总是装模作样地发出严正声明来响应恐怖主义，同时对人类生命的绝对价值作出郑重宣告。这同一批人在其它场合，就会打着其它纯粹价值的旗号，例如国家的荣誉或是皇上的赫赫声威，来将成千上万的人民推入地狱般的战争之中。今天，他们的国家英雄就是那些宣布私有财产神圣地位的部长；在明天，当失业的工人用绝望的双手紧握尖锄、武器时，他们又会开始胡言乱语，说一切的暴力都不足取。
无论那些宦官或是伪善者怎么说，复仇情绪本身是正义的。复仇情绪增强劳动人民的道义力量，因为这让劳动人民不致于对这个本可美好一些的世界，采取无动于衷的态度。社会民主主义的任务，不是要去浇熄普罗大众那未被满足的复仇情绪，相反地，应该是要一再地激励、增强与引导群众对于真正不正义的义愤。
如果我们反对恐怖行动，那是因为个人的复仇行动并不能满足我们的目的。在资本主义制度里，我们所要与之决一雌雄的对手实在太强大了，不可能把它的几个部长当作是它的真身。我们要学懂去把一切违逆人道的罪行，包括把人类的身心臣服于种种屈辱，看成为现存的社会制度的扭曲的结果及其表现形式，以便我们把所有精力都导向反对这种制度的集体斗争；这才是我们那烘烘复仇烈火应该漫延的方向，只有这样它才能获得最高道德上的满足。
个人恐怖主义的破产
（本文写于1909年。当时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战斗部的领袖阿瑟夫(Yevno Azef)，被揭露原来是沙俄秘密警察。他甚至曾负责谋杀雇用他的那个部门的部长。本文是从这个案件来开始讨论个人恐怖主义的。）
整整一个月，俄国与全世界每个有能力阅读与反思的人们都将注意力集中在阿瑟夫。他的“案例”经由报纸，与市议会里要求质询阿瑟夫的辩论记录，而为人所知。
现在阿瑟夫有时间能够退身到幕后去了。他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的频率愈见稀少。然而，在阿瑟夫真正地为历史洪流所淹埋之前，我们有必要为一些主要的政治教训作出总结：不就阿瑟夫的阴谋本身而论，而是以恐怖主义整体以及国家中主要政党对它的态度来作讨论。个人恐怖主义成为一种政治革命的手段实是俄国的“民族”贡献。
当然，刺杀暴君的历史就如同暴君本身存在的历史一般久远，而每个世纪对于那把象征解放的匕首也谱出了无数纪念的圣歌。
系统性的恐怖行动任务旨在消灭一个又一个的总督、部长以及君主。这也是1880年以来“人民意志”成员所制订的实行恐怖的纲领。为使自身能按照绝对君主主义者的官僚科层制度作出调整，这种恐怖主义也制造了自身的革命官僚，而这也是俄国知识分子独特创造力的产物。
当然，个中必有个根深蒂固的原因。我们可以在俄国专制主义的性质及俄国知识分子的性质去寻找。在使用机械手段摧毁绝对君主专政此一主意能够流行起来之前，国家的机关必须被视为一种纯粹外来的强制机关，且在社会组织中并无扎下根柢。而这恰恰是革命知识分子眼中的俄国君主制。
俄国恐怖主义的历史基础
Historical Basis of Russian Terrorism
这个幻影具有它自己的历史基础。沙皇专政是在文化先进的西方国家的压力下形成的。为了保有自身的竞争力，专制政权极力榨干普罗大众，而藉此也切断最享特权的阶级的经济基础。因此，这些阶级不能把自己提升到西方特权阶级所已达到的政治地位。
除此之外，在十九世纪还有欧洲股票交易所的巨大压力。沙皇所贷款项愈多，俄国独裁政权就愈少依赖国内的经济关系。
由于欧洲资金之助，独裁政权可以用欧洲军事技术武装起来，并且发展成高踞于所有社会阶级之上的自足组织（自然是在相对意义上的自足）。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产生用炸药来粉碎外来上层结构的想法。
知识分子是在西方直接而立即的压力下发展；
就如同他们的敌人（即国家）一样，他们也大大超前于国家经济水平。只是国家是在技术上超前，而知识分子则在意识型态上超前。
然而在欧洲其它古老的布尔乔亚社会里，革命思想的发展多少与广泛的革命势力的发展齐头并进。而沙俄的知识分子，却在国家经济发展能产生他们赖以得到支持的认真的革命阶级之前，已经因为得以接触西方的现成的文化与政治思想，而使自己的思想革命化。
为历史淘汰
Outdated by History
在这些情况下，除了藉由硝化甘油的爆发性力量来增强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之外，他们再看不到别的出路。民意党的经典的恐怖主义由是而生。
大体而言，后继的社会革命党人也是下述历史因素的产物：一方面是自足的沙俄的国家独裁政体，另一方面则是自足的沙俄知识分子。
但是，二十年的经过并非没有带来影响，在第二波恐怖主义者出现之时，他们却不过是不肖门徒，面上打上“为历史淘汰”的标记。
1880与1890时的资本主义“狂飙运动”时代制造并强固了更广大的工业无产阶级，持续地摧毁乡村的孤立的经济体制，并逐渐地将其与工厂和城市紧密的连结。
在民意党人身后，革命阶级真的并不存在。而后来的社会革命党人呢，却是闭眼不见革命的无产阶级，或至少是没能衡量革命无产阶级的全部的历史意义。
当然，任何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从社会革命党的文献中找出成堆的引文，用以表述他们并非以恐怖行动代替群众斗争，而是与其同心协力。不过，这些引文所能证明的是，这些恐怖主义的理论家的斗争对象竟然就是群众斗争的理论家，即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这并不会改变事实。就恐怖行动的本质而言，它需要集中的能量来成就那“伟大时刻”，即高估个人式英雄主义的重要性，这样的一种“神奇”密谋即使不是在逻辑上，也会在心理上变为完全拒斥在群众中进行鼓动与组织工作。
对恐怖主义者而言，整个政治领域中只存在两个重点：政府与恐怖主义者的“战斗部”。“政府准备与所有其它党派和解”，当Gershuni（社会革命党战斗部的创立者）面临死刑时，他写信给他的同志，“以便他们能倾全力粉碎社会革命党”。
Kalayev（另一位社会革命党的恐怖主义者）在类似时刻也写道，“我坚信，由这个战斗组织所领导的这一代人将会推翻独裁政体”。
每件在恐怖主义框架之外的事情都只是斗争的背景而已；顶多也不过是辅助手段。在炸药爆破的炫目闪光中，政党的轮廓与阶级斗争的分隔线消失无踪。
而我们听见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者与最专业的恐怖主义者Gershuni的声音，这样力劝他的同伴要：“不仅要避免与革命份子的的阵营发生分裂，整体而言甚至要避免所有反对党派的分裂”。
恐怖主义的逻辑
The Logic of Terrorism
“恐怖主义不是要取代群众，反之，而是要与他们团结在一起。”然而，恐怖主义是过于“绝对”的斗争型式，因而无法忍受在党内只居于有限而附属的地位。
恐怖主义肇始于革命阶级的缺席，随后又因革命群众缺乏信心而再生，故恐怖主义仅能利用群众的脆弱与无组织来维持自己，于是就有必要贬低群众的斗争成果，又夸大群众的失败。
“他们认为，鉴于现代武器的性质，让普罗大众使用草耙、棍棒——这些过时的武器——去捣毁现代化的巴斯底监狱是不可能的。”为Kalayev辩护的律师Zhdanov这样说。
“一月九日之后（血腥星期日的大屠杀，它标志了1905年革命的开头），他们把一切看在眼内，于是他们使用手枪与与炸药来响应机关枪和高速来复枪；这即是二十世纪的街垒。”
个别英雄的手抢取代了群众的草耙与棍棒；炸弹代替了街垒——这是恐怖主义最真实的公式。
不论恐怖被那些党的“综合”理论家给贬低到什么样次等的角色，事实上它总是占据了荣誉中的特别位置。虽然在正式的党的科层制度中是把战斗组织置于中央委员会之下，但它不可避免地会跃居中央委员会、党及其一切工作之上——直到残酷的命运将其置于警察部门之下。
正因如此，所以当战斗组织因警察阴谋而导致失败时，亦不免意味社会革命党的政治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