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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怎样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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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共产国际的决裂和决定建立新国际的方针，又重新把苏联的社会性质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共产国际的瓦解是不是也意味着从十月革命产生的那个国家的解体呢？的确，这里两者所涉及的是同一个统治机构，那就是斯大林主义机器。这个机器在苏联内部以及在国际舞台上采用了同样一套方法。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决不会接受布兰德勒分子的双重记帐法的，根据他们这种记帐法，斯大林主义者的政策在苏联国内是无可指责的，但在苏联国外却具有破坏性[2]。我们深信，这些政策在两种情况下都同样具有破坏性。倘使如此，那末是不是必须承认：在共产国际瓦解的同时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取消了呢？
这种推理乍看起来似乎是无可辩驳的。但这是错误的。虽然斯大林官僚集团在各方面所用的都是同样一套方法，但这些方法的客观结果却取决于外在的条件，用力学的述语来说，就是取决于材料的抵抗力。共产国际是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一种工具。而苏维埃政府则是保持一次已经完成的革命的胜利品的工具。西方各国的共产党没有继承下来的资本。它们的力量（实际上是它们的弱点）在于它们本身，而且仅仅在于它们本身。斯大林主义机器的力量则十分之九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胜利的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变革。虽然问题并不单单由这个考虑来决定，但这个考虑却具有方法论上的重大意义。它向我们表明，斯大林主义机器怎么样和为什么在完全丧尽它作为国际革命因素的意义的同时，仍能保留它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胜利品的守护人的一部分进步意义。我们可以补充说，这种双重的地位本身就是历史发展不平衡的一种表现。
工人国家的正确政策不能归约为仅仅是本国的经济建设。如果革命不循着无产阶级的螺旋线在国际舞台上扩展起来，它就必然会沿着官僚主义的螺旋线在本国的范围内开始萎缩下去。如果无产阶级专政不发展成为欧洲和世界规模，它就必然会驶向自己本身的崩溃。从宽阔的历史远景来看，所有这些都是完全无可争辩的。但是一切事物都围绕着具体的历史时期运行。能不能说，斯大林官僚集团的政策已经使工人国家取消了呢？这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首先第一站出来反对工人国家显然已经取消的说法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方法论立场。无产阶级专政是靠一次政治革命和三年内战而建立起来的。关于社会的阶级理论和历史经验都同样地证明：无产阶级通过和平方法，也就是不经过拿起武器的大规模的阶级战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既然如此，那么，不知不觉地，“逐渐地”进行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又怎么能想像呢？无论如何，到目前为止，封建的以及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从来不是从“机体内”进行的，它们一律都需要实行军事上的外科手术。归根结蒂，改良主义理论（要是改良主义一般地够得上理论的话）往往是基于不了解阶级对立的深刻性和不可调和性；因而，基于对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希望。马克思关于政权从一个阶级手中转到另一个阶级手中的灾变性质的论点，不仅适用于历史飞速前进的革命时期，并且也适用于社会倒退的反革命时期。说苏联政府已经从无产阶级性质“逐渐地”变成了资产阶级性质的人，可以说只是把改良主义的胶卷倒转来放映罢了。
我们的反对者也许会反驳，说这是一个一般的方法论命题，不论其本身多么重要，但毕竟过于抽象，不能解决问题。真理总是具体的。应该而且必须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性的论点来指导我们的分析，但是不能用来代替分析的结果。必须深入探索历史发展过程本身的具体内容。
我们的回答是：的确，一个方法论的论据并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但是，无论如何，它把证明的责任转移到反对的方面去了。那些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们，必须证明，经过三年斗争而丧失了政权的资产阶级怎么能够不经过任何斗争就把这个政权恢复起来了。但是既然我们的反对者并没有尝试用任何严肃的理论来说明他们对苏维埃国家的评价，我们在这里且试图为他们作这项工作。
支持关于目前苏维埃国家的非无产阶级性质一说的最流行、最普遍、乍看起来无可辩驳的论据，是以无产阶级组织的自由被绞杀和官僚集团的权力漫无限制的情况为依据的。已经导致了个人专政的这个机器的专政和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的专政，难道真的可以看成同一回事吗？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已经排除了无产阶级专政，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
这种动听的推理不是建立在对现实发展过程的唯物主义分析上，而是建立在纯粹唯心主义的图式上，建立在康德的规范上。革命的某些高贵的“朋友”曾经自备了一种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非常堂皇的概念，及到他们看见真正的专政继承了一切阶级残暴，具有各种内部矛盾，领导上有错误和罪恶，同他们原先备有的驯服的形象迥然不同，终于完全失望了。由于最美丽的想象的破灭，他们便抛弃了苏联。
能够到哪里、到哪些书本里去为无产阶级专政寻找一个完美无缺的成规呢？一个阶级的专政并不意味着一下子就能使这个阶级的全体群众经常参与国家的管理。首先，我们在有产阶级的专政中看到这种情况。贵族阶级通过君主来实行统治，而贵族却在君主面前屈膝。资产阶级专政也只是在资本主义向上发展、统治阶级无所畏惧的时候才采取了比较发展的民主形式。就在我们眼前，德国的民主已经为希特勒的独裁所代替，一切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都被粉碎了。今天，德国资产阶级并不直接实行统治，在政治上它已经完全屈从于希特勒和他的匪帮。但是，德国的资产阶级专政并没有受到侵犯，因为资产阶级称霸社会的一切条件都保留着，而且是加强了。希特勒在政治上剥夺了资产阶级，却使它免受（即使是暂时地）经济方面的剥夺。资产阶级被迫依靠法西斯政权的事实证明，资产阶级的霸权是遇到了危险，但是资产阶级丝毫没有垮台。
当我们的对手预料着我们以后的论据时，也许会赶忙出来反驳说：虽然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剥削的少数，依靠法西斯独裁也能保持住自己的霸权，正在建设着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却必须自己管理政府，把愈益广大的人民群众直接吸收到政府的工作中来。一般说来，这个论据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它却仅仅意味着目前苏联的专政是一种病态的专政。在一个孤立而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困难再加上领导方面的错误政策（归根结蒂这也是落后和孤立的压力的反映），已经引起官僚集团在政治上剥夺无产阶级以便用它自己的办法来保卫它的社会胜利品的结果。社会的解剖决定于它的经济关系。只要十月革命所创造的所有制形式没有被推翻，无产阶级就仍然是统治阶级。
关于“官僚集团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种种议论，并没有比较深刻的分析，也就是说并没有对官僚统治的社会根源和阶级限制作明晰的说明，它们简单说来只不过是把在孟什维克中极其流行的民主词句加以夸张而已。毋庸怀疑，绝大多数的苏联工人都是不满意官僚集团的，有相当大一部分人（他们决不是最坏的人）是痛恨官僚集团的。但是，这种不满之所以没有发展成为激烈的群众形式，并不只是由于镇压。工人们耽心，如果他们推翻官僚集团，会因而为阶级敌人扫清战场。官僚集团和阶级的相互关系的确要比浅薄的“民主党人”所认识到的复杂得多。如果在苏联工人前面展开的是另一种前景，如果西方地平线上燃起的不是法西斯主义的褐色而是革命的红色，他们也许已经起来清算这个机器的虐政了。只要这种前景没有发生，无产阶级就只好咬紧牙关忍受（“宽容”）官僚集团，并在这个意义上承认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担当者。苏联工人在促膝谈心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是强烈谴责斯大林官僚集团的。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会认为已经发生了反革命。无产阶级是苏维埃国家的支柱。但是只要管理的职能集中在不负责任的官僚集团手里，那末在我们面前的显然是一个病态的国家。这个病态的国家能够医治吗？继续设法去医治它，不会是徒然浪费宝贵的时间吗？这个问题提得很不恰当。我们所理解的医治办法并不是同世界革命运动没有联系的各种人为的办法，而是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继续进行斗争。例如无情地批评斯大林官僚集团，训练新国际的干部，恢复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斗能力——这就是“医治办法”的主要内容。它是符合历史发展进程的基本方向的。
在最近几年中（也尽够了），我们的反对者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致力于医治共产国际是“徒然浪费时间”。我们从没有答应任何人说我们定要医好共产国际。我们仅仅拒绝了在决定性的考验来到之前宣布病人已经死亡或者已经病入膏肓。总而言之，我们并没有在“医治工作”上浪费一天的时间。我们组织了革命干部，还有同样重要的工作是，我们为新国际准备了理论性的和纲领性的基本立场。
“康德派”的社会学家们（我们很抱歉为他们加上康德派的称呼）常常得出这样的结论：“真正的”的专政，也就是符合他们的唯心论规范的专政仅仅存在于巴黎公社时代，或者存在于十月革命初到布列斯特和约止的时期，至多到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为止。这倒真是绝妙的射击：用一个手指指着天空就击中了靶心！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称巴黎公社为“无产阶级专政”，那只是因为它所包含的各种可能性的力量。但是就其本身而言，公社还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公社在夺取了政权后几乎不知道如何加以运用；它非但没有采取攻势，反而因循等待；它始终孤立在巴黎的圈子内；它没有敢触动国家银行；它没有、的确也不能把革命贯彻到所有制关系方面，因为它没有掌握到全国的政权。此外，还有布朗基主义的片面性和蒲鲁东主义的成见也使公社运动的领袖们不能充分了解公社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
至于提前到十月革命初期，也并不更幸运些。不仅一直到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甚至一直到一九一八年秋，革命的社会内容还只限于小资产阶级的土地革命和工人对生产的监督。这意味着革命在行动方面还没有超过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在这个初期，士兵苏维埃和工人苏维埃肩并肩地实行统治，而且前者常常排挤后者。只是到一九一八年秋，小资产阶级士兵和农民的巨大浪潮才稍稍退缩，而工人们则随着生产资料的国有化站到了前列。从这时候起，才能够说是真正开始了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即使在这时候也必须作某些很大的保留。在那最初的几年，专政在地理上只限于旧时莫斯科公国的地区，并且不得不从莫斯科向四面八方的外围进行三年战争。这意味着一直到一九二一年，也就是正好到新经济政策开始的时候为止，所进行的仍然是在全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既然根据假马克思主义庸人的意见，专政已随新经济政策的开始而消失，那就等于说，专政就从来没有存在过。对于这些先生们来说，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概念，一个在我们的罪恶的星球上无法实现的观念的规范。毫不奇怪：这个流派的“理论家”虽然没有完全抛弃专政一词，却在拼命模糊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民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从实验室观点而不是从政治观点来说，巴黎的“共产主义民主党人”这一派（苏瓦林之流）是极其特别的。他们这个派别的名称本身已经包含着同马克思主义决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拒绝了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因为它把革命的社会主义斗争置于民主的形式控制下。十分明显，“共产主义民主党人”和“社会主义民主党人”（也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并没有原则的区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是没有严格的不可改变的分野的。只有认为作为一种运动或一种状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可以不服从于阶级斗争的实际过程，也不服从于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况，而只服从于“民主”这个超社会和超历史的抽象概念，那才是犯了严重的错误；“民主”实际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自卫武器。如果说在《哥达纲领》的时代，还可能仅仅认为社会民主这个词对于一个精神健康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是一个不正确、不科学的名称，那末后来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历史却把“民主共产主义（？）”的旗帜变为公然的阶级背叛的旗帜了。[3]
像乌尔邦斯之类的反对者会说，到目前为止，的确还没有发生资产阶级统治的复辟，但是工人国家也不再存在了；当前的苏维埃制度是一个超阶级或者是一个介乎各阶级之间的波拿巴主义的政府。过去我们已经清算过这种理论。从历史角度来说，波拿巴主义曾经是，并且仍然是资产阶级社会发生危机时期的资产阶级政府。我们能够而且必需把巩固资产阶级革命的纯资本主义胜利品的“进步的”波拿巴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腐朽时期的波拿巴主义亦即我们时代的变态的波拿巴主义（如冯·巴本—希莱彻，道尔弗斯，和荷兰的波拿巴主义候选人科林等人）加以区别。波拿巴主义常常意味着政治上在各阶级间反复无常；但是波拿巴主义在历史上的一切转世投胎都保留着同一个社会基础，那就是资产阶级所有制。最无稽的是，从波拿巴主义者在各阶级间的摇摆或从波拿巴主义匪帮的“超阶级”态度，就得出波拿巴主义国家没有阶级性的结论。这是荒谬绝论的胡说！波拿巴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称霸的一个变种而已。
如果乌尔邦斯要把波拿巴主义的概念扩大到也把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包括进去，那末我们准备在一个条件下接受这样一个扩大的解释，这个条例是：如果对苏维埃“波拿巴主义”的社会内容加以必需的明确说明的话。苏联官僚集团的自立统治是建立在在国内和国际各阶级力量之间看风驶舵这个基础上，这一点是绝对正确的。既然官僚集团的看风驶舵以斯大林个人的全民公决统治而达到顶点，那末说这是苏维埃波拿巴主义也未尝不可。但是历史上的两个波拿巴以及他们当今的可怜的追随者的波拿巴主义，一直是在、并且现在仍然是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上发展的，而苏联官僚集团的波拿巴主义则是建立在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为了分析的便利，可以这样或那样作名词的革新或历史的类比，但是这些都不能改变苏维埃国家的社会性质。
在最近时期，乌尔邦斯突然创造了一种新理论，说苏联经济结构似乎是一种变相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个“进步”，其进步就在于乌尔邦斯过去一向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玩弄名词，现在终于下降到经济基础上来了。但可惜的是，这样一个下降并不能给他任何帮助。
根据乌尔邦斯的说法，资产阶级统治的最新的自卫形式是国家资本主义，人们只需看一下意大利、德国和美国的劳资协作的“计划”国家就行了。习惯于运用广泛意义的乌尔邦斯，在这里也把苏联扯了进去。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再谈。光就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乌尔邦斯是谈到了我们时代的一个极重要的现象。垄断资本的发展早已超出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和民族国家的范围。但是，工人阶级由于受到自己组织的麻痹，没有能及时地从资本主义枷锁下解放社会生产力。因而发生了经济和政治长期动荡不安的时代。生产力向私人所有制和国界的障碍进行冲击。资产阶级政府不得不使用警棍来平定本国生产力的叛乱。这样就产生了所谓“计划经济”。只要国家企图利用和约束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它就可以有条件地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
但是我们应该记住，马克思主义者原来所理解的国家资本主义只是指国家本身经营的独立的经济企业。当改良主义者梦想通过对数目愈来愈多的运输和工业企业实行地方经营或政府经营的办法来克服资本主义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常常驳斥说，这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但是，后来这个概念获得了更广泛的意义，并开始运用到国家对经济的各种干预上。在这个意义上法国人应用了“étatisme”（国家化）这个词。
但是，乌尔邦斯不仅详细解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作，并且还以他自己的方式对它的工作作了评价。就一般所能了解的来说，他曾宣布“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发展中一个必要的、而且是一个进步的阶段，正如托辣斯同各种不同的企业比起来是进步的一样。在估计资本主义计划时犯了这样根本性的错误，足以把无论任何门道都埋葬掉。
虽然，在资本主义向上发展时期（战争已把它结束），在某些政治前提下，可以认为各种国家化的形式是进步的表现，也就是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引导社会前进和便利将来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工作；但是目前的“计划经济”，却必须把它看成是彻头彻尾反动的一个阶段，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拼命使经济脱离世界广泛的劳动分工，强使生产力适应民族国家的普洛克鲁斯蒂斯之床[4]；人为地收缩某些部门的生产，同样人为地用巨额无益的开支来建立其他一些生产部门。目前国家的经济政策——从古老的中国式的关税壁垒一直到希特勒的“计划经济”下禁止使用机器的趣事——以造成国民经济衰落为代价取得了一种不稳定的管制，引起了世界关系的混乱，并完全破坏了社会主义计划极其需要的货币制度。目前的国家资本主义既不是为将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进行准备，也不能为这项工作减轻负担，相反地却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造成巨大的额外困难。无产阶级错过了一连串夺取政权的好机会。由于这个缘故，它在政治上为法西斯残暴行为创造了条件。在经济上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破坏工作创造了条件。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将必须为它政治上的过错而在经济方面付出代价。
但是在这一分析的范围内最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乌尔邦斯企图把苏联的经济也置于“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称之下。在这样作的时候，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还提到了列宁。对于他这种引证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作为一个在一个月内创造一种新理论的永恒的发明家，乌尔邦斯没有时间阅读他所引证的书籍。列宁的确曾经应用过“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但是他指的不是整个苏联经济，而是指苏联经济中的某些部分，如外国租让制，合营工商业公司，部分地是指国家监督下的农民的、并且大都是富农的合作社。所有这些都无疑是资本主义因素；但是由于它们是在国家监督下，甚至如合营公司是在国家的直接参加下进行工作，列宁才有条件地（或者按他自己的说法“加上引号”）称这些经济形式为“国家资本主义”。将这个名词加以限制，是由于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而不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加上引号正是为了强调这个很重要的区别。但是，既然无产阶级国家容许私人资本存在，并容许它在一定的限度内剥削工人，那它就在一个方面庇护了资本主义关系。在这个严格限制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国家资本主义”。
列宁是在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应用这个名词的，那时候他曾假定租让制和“合营公司”，也就是，以国家和私人资本的合作关系为基础的企业，将和纯国营的托辣斯和辛迪加一同在苏联经济中占主要地位。为了同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也就是租让等等）相区别，列宁把苏维埃国营托辣斯和辛迪加定名为“彻底的社会主义型的企业”。列宁曾想像以后苏联经济的发展情况，特别是工业的发展情况是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和纯国营企业之间的竞赛。
我们相信，列宁究竟在什么限制内应用这个使得乌尔邦斯迷惑的名词，现在已经很明白了。为了完全击破所谓“列宁（！）同盟”的这位领袖的理论，我们必须追述一下，同列宁原来的预期相反，无论租让或是合营公司都没有在苏联经济的发展中起任何值得重视的作用。现在这些“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在另一方面，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初期看来命运还非常可疑的苏维埃国营托辣斯，在列宁逝世后的几年中却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因此，如果人们慎重地应用列宁的名词，并且对问题有一些了解，那他们就必须说，苏联的经济发展是完全跳过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阶段而沿着“彻底的社会主义型”企业的路线展开的。
但是这里我们也必须防止任何可能的误解，而这种误解是属于完全相反的一种性质的。列宁选用名词是很恰当的。他没有像斯大林主义者现在所作的那样称托辣斯为社会主义企业，而是称它们为“社会主义型”的企业。在列宁笔下，这个细致的名词上的区别意味着，国营托辣斯不会因为它们的类型，也就是，不会因为它们的倾向而有权被称为社会主义的；而只是到了农村经济进行了革命以后，到了城乡矛盾消灭以后，到了人们学会了充分满足人类的一切需要以后，换言之，只有按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工业国有化和农村经济集体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比例，国营托辣斯才能由于其真正内容而有权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列宁认为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两代或三代连续的劳动，而且必须同国际革命的发展不可分地联系起来。
总起来说，国家资本主义一词的严格意义是指资产阶级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对工业和其他企业实行的管理，或者是资产阶级国家对私营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作所进行的“调节性”的干预。至于加引号的“国家资本主义”，列宁指的是无产阶级国家对私营资本主义企业和关系所实行的监督。这些定义没有一个能够适用于现在苏联的经济。乌尔邦斯所了解的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究竟包含着什么具体的经济内容，依然是一个深深的秘密。坦白地说，他的最新的理论完全是建立在一个没有理解清楚的引文上。
但是，说苏维埃国家是“非无产阶级”性质的还有另外一种理论，这种理论更巧妙得多，更小心得多，但决不是更严肃些。勃鲁姆的同事，苏瓦林的老师，法国社会民主党人路西安·罗拉写了一本小册子为这样一个观点进行辩护说：苏联社会既不是无产阶级也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一个全新型式的阶级组织，因为官僚集团不仅在政治统治着无产阶级，而且还在经济上剥削它，吞没了迄今落入资产阶级手中的剩余价值。罗拉在他的说明中引用了《资本论》中的一个有分量的公式，这样为他的肤浅的、纯描述的“社会学”添加了一个深奥的外貌。这个理论的编者显然不知道，他的整个理论早在三十多年前已由一位俄属波兰的革命家马哈依斯基以更热烈而堂皇的形式系统地表述过了。马哈依斯基比把这项理论庸俗化的法国人高明的地方在于，他在十月革命和斯大林官僚统治发生以前就确定“无产阶级专政”是使一个剥削的官僚集团能登上发号施令的位置的脚手架。但是，就是马哈依斯基也不是这个理论的创造者，他不过是从社会学和经济学方面“加深”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成见而已。顺便说说，马哈依斯基也引用了马克思的公式，只是在方式上比罗拉连贯得多。根据马哈依斯基的说法，《资本论》的作者怀着恶意的预谋在他的再生产公式（第二卷）中隐匿了会被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官僚集团）吞没的那部分剩余价值。
在我们的时代，这样一种“理论”曾经由米雅斯尼柯夫作过辩护，不过马克思没有被说成是剥削者。米雅斯尼柯夫宣称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被一个新阶级——社会官僚阶级的霸权所代替。罗拉的理论很可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米雅斯尼柯夫那里剽窃来的，仅仅在上面加了一种陈腐的“学究气”而已。为了完备起见，还应该说，罗拉吸取了罗莎·卢森堡的一切错误（仅仅吸取了她的错误），其中甚至有她已经丢弃了的。
但是，还是让我们来更仔细地检验一下这个“理论”本身。阶级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具有极其重要的，而且有科学上的限定的意义。阶级并不是单单依据它参加国民所得的分配情况来划分的。同时还要根据它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独立作用以及它在社会经济基础中的独立根基来决定。每个阶级（封建贵族、农民、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各有其所有制的特殊的形式。官僚集团不具备所有这些社会特征。它在生产和分配的过程中没有独立的地位。它没有独立的所有制根基。它的起作用基本上是同阶级统治的政治权术相联系的。官僚集团的存在是每一个阶级统治的特色，尽管形式各色各样，程度有重有轻。它的权力是属于反映的性质。官僚主义同经济上的统治阶级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它依靠后者的社会根基而生活，和后者一同存在，一同灭亡。
罗拉会说，在官僚集团履行着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必要职能的限制度内，他“并不反对”付给它的劳动以报酬；但是难免的是，官僚集团漫无限制地动用国民所得中大得与其劳动非常不相称的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似乎是“剥削阶级”。这个论据具有无可怀疑的事实根据，但是仍不能改变官僚集团的社会特征。
在无论哪一种统治中，官僚集团总是要吞没不小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的。例如，计算一下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蝗虫所吞没的国民所得也许不是没有兴趣的。但是这个本身相当重要的事实，仍然完全不足以把法西斯官僚集团转变成一个独立的统治阶级。法西斯官僚集团是资产阶级的走狗。的确，这个走狗常常骑在主子的脖子上，不时夺取他口中最肥的肉，而且还对着主子的秃头吐痰。不管你怎么说，它是一个极不听话的走狗！但是仅仅是走狗而已。资产阶级之所以容忍它，是因为没有它，资产阶级及其统治必然会灭亡。
把上面所说的作一些必要的更改就可以适用于斯大林官僚集团。这个集团吞没、浪费、侵占了相当大一部分国民所得。这个官僚集团的管理使得无产阶级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官僚集团在苏维埃社会中，不仅在享有政治和行政特权的意义上，而且在拥有巨大物质利益的意义上都占有极其特殊的地位。但是，最大的公寓房屋，最肥美的肉排，甚至是洛尔斯·罗埃斯的汽车，都不能使官僚集团变成一个独立的统治阶级。
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平等，尤其是这样厉害的不平等，当然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同官方和半官方的谎言相反，目前的苏维埃制度并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过渡性质的。它的内部仍然有着可怕的资本主义残余，尤其是社会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存在在官僚集团和无产阶级之间，而且也存在在官僚集团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在一定阶段，在某种限度内，不平等依然会是发展社会主义所用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工具，如：工资差别、奖金等等作为竞赛的鼓励。
目前制度的过渡性质，虽然解释了不平等的原因，但是决不能因此就说官僚集团的肆无忌惮的上层所擅取的那些公开的和秘密的巨大特权是正当的。左派反对派并没有等待乌尔邦斯、罗拉、苏瓦林和西蒙·魏尔[5]等人的启发，早就宣布了官僚集团的一切表现正在扯断苏维埃社会的道德约束；正在群众中引起尖锐而正当的不满；并且正在为莫大的危险准备着基础。然而，官僚集团的特权本身并没有改变苏维埃社会的基础，因为官僚集团的特权并不是来自它为一个“阶级”所特有的特殊的所有制关系，而是来自十月革命所开创的所有制关系，这种关系基本上是适合无产阶级专政的。
坦白说，就官僚集团掠夺人民（这种掠夺是各种官僚集团以各种方式进行的）而论，我们所要对付的并不是阶级剥削（按这个词的科学意义而言），而是社会寄生，虽然其规模非常大。在中世纪，僧侣构成了一个阶级，因为他们的统治是建立在一种特殊的土地所制和强迫劳动之上的。现在的教会并不构成一个剥削阶级，而是一个寄生集团。把美国的教会牧师实际说成是一个特殊的统治阶级，那是愚蠢的；然而在美国，不同肤色和教派的牧师的确吞没很大一部分剩余价值。就寄生的特征而论，官僚集团以及教会牧师都接近于流氓无产阶级，正如大家所知，流氓无产阶级并不能说是一个独立的“阶级”。
如果截取问题的动态横断面而不是静态横断面，那么问题会更加明显。苏联官僚集团在白白浪费一大部分国民所得的同时，却也由于其职能所在而关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国民所得愈高，官僚集团因特权而获得金钱也愈多。同时，在苏维埃国家的社会基础上，劳动群众的经济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也必定会动摇官僚统治的基础。很明显，照这个幸运的历史演变来看，官僚集团倒成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唯一工具，一个很坏的、很浪费的工具。
有人会反驳说：但是由于浪费国民经济的部分愈来愈大和破坏了经济的基本比例，官僚集团会妨碍国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非常正确！官僚主义继续不受阻碍地发展下去，必然会导致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停滞，导致可怕的社会危机和整个社会的急剧下降。但是这不仅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垮台，同时也是官僚统治的终结。取代工人国家的将不是“社会官僚主义”关系而是资本主义关系。
我们相信，这样依远近法来提出问题，可以最后把关于苏联的阶级性质的争论彻底探索清楚。无论我们认为苏维埃制度会向继续取得成就的方向演变，或者相反地会向垮台方向演变，官僚集团在任一情况下都不会变成一个独立的阶级而只会是无产阶级身上的赘疣。一个肿疣可以发展到很大，甚至会扼杀活着的机体，但是肿疣决不会变成一个独立的机体。
最后，为了把问题彻底弄清，我们可以补充说，如果苏联现在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当政，那末它会革新整个政治制度，它会改组和清洗官僚集团，把它置于群众的监督下；它会改革所有的行政手续，在管理经济方面实行一系列重大改革；但是它无论如何不必进行一次所有制关系的革命，也就是一次新的社会革命。
官僚集团不是一个统治阶级。但是官僚统治的继承发展能够引起新统治阶级的产生：不是通过机体内的变质而产生，而是通过反革命而产生。我们把斯大林主义机器称为中派,正是因为它起着双重的作用；今天当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不再存在，并且还没有这样的领导出现的时候,它用它自己的方法卫护着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这种方法却有利于明天敌人的胜利。谁要是不了解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双重作用，那他就什么也没有了解。
社会主义社会在没有一个党的情况下也会生存下去，正如它没有一个国家也会生存下去一样。在过渡时期的情况下，政治上层建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个发达而稳定的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有这样一个条件，就是：党作为一个自觉的先锋队起着领导作用；无产阶级通过工会而团结在一起；劳苦大众通过苏维埃制度同国家紧密联系起来；最后，工人国家通过国际同世界无产阶级结成一个战斗单位。现在，官僚集团已经绞杀了党、工会、苏维埃和共产国际。这里毋需说明国际社会民主党对于无产阶级政权的腐化堕落犯有多么大的罪过，顺便说一句，罗拉先生也是属于这个充满罪恶和背叛行为的国际社会民主党的。[6]
但是不管历史责任实际上应该怎样分担，结果仍然是同样的，那就是党、苏维埃和工会的被扼杀意味着无产阶级的政治分解。社会矛盾不是从政治上加以克服，而是从行政上进行镇压。这些矛盾在压力下集聚起来，达到在正常地解决它们的政治手段已不存在的情况下同样的程度。第一个社会冲击（外来的或是内部的），就可以把已经分解了的苏维埃社会投入内战的漩涡。丧失了对国家和经济的控制的工人们，可以诉之于群众罢工来作为自卫的武器。专政的纪律会被破坏。在工人们的猛攻下，并由于经济困难的压力，托辣斯或能被迫破坏计划性的开端，而投入到彼此间的竞争。苏维埃制度的瓦解当然会在农村中引起激烈和混乱的反应，并且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军队中去，到那时社会主义国家将会垮台，而让位于资本主义统治，或者更正确地说，让位于资本主义混乱。
斯大林主义的报纸当然会转载我们的警告性质的分析，说这是反革命的预言，甚至说这是托洛茨基分子明白表示的“愿望”。对于这些受斯大林主义机器雇用的报纸，我们除了表示沉默的轻视外，早已没有其他感觉了。我们的意思是，形势是危险的，但并不是已经绝望。无论如何，在进行战斗之前或没有经过战斗就宣布最大的革命阵地已经失掉，那是一个极其懦怯和直接背叛的行为。
如果官僚集团确实已把一切权力和一切取得权力的途径集中在自己手里——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那末就发生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用什么办法来改组苏维埃国家？是否可以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这项任务呢？
首先，我们必须立定一个不变的公理，那就是，这项任务只能由一个革命的政党来解决。根本的历史任务是，在苏联从旧党的健康分子和从青年中建立革命的党。后面我们将讨论解决这个任务的条件。但是让我们假定这样一个党已经存在。这个党能通过什么途径来取得政权呢？早在一九二七年，斯大林就对反对派这样说过：“只有通过内战才能推翻目前的统治集团”。这个波拿巴精神的挑战不是对左派而是对党提出的。官僚集团在把一切权力集中在手里以后公开宣布它不再准许无产阶级抬头来。随后的事态发展更增加了这项挑战的分量。根据最近几年的经验，如果认为斯大林官僚集团能够通过一次党或苏维埃代表大会被消除，那是太天真了。实际上，最后一次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是在一九二三年初举行的。以后所有各次代表大会都是官僚主义集团的示威。现在，索性连这种代表大会也被抛弃了。再没有正常的“宪法”途径可以消除这个统治集团。只有用暴力才能迫使官僚集团把政权交到无产阶级先锋队手中。
所有的雇佣文人会立即齐声狂号说，“托洛茨基分子”和考茨基一样在鼓吹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武装叛乱了。但是让我们继续说下去。只有当新党已经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团结在它周围的时候，夺取政权的问题才会对它成为一个实际问题。在力量对比发生这样一个剧烈变化的过程中，官僚集团将会变得愈来愈孤立，愈来愈分崩离析。正如我们所知，官僚集团的社会根基在于无产阶级，如果不是在它的积极支持下，至少也是在它的“宽容”下。等到无产阶级突然行动起来，斯大林主义机器就会失掉根基而悬在空中。如果它仍然企图抵抗，那么必须对它采取的就不是内战的办法，而是警察性质的办法。总之，那时的问题不会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武装叛乱，而会是消除长在无产阶级专政身上的一个毒疣。
真正可能发生内战的不是在斯大林官僚集团和起义的无产阶级之间，而是在无产阶级和反革命的积极势力之间。一旦两大阵营间发生公开的冲突，官僚集团起独立作用的问题便谈也不要谈了。它的两翼将会投向对垒的两个方面。以后的发展当然将取决于斗争的结果。总而言之，革命阵营的胜利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党的领导下才能想象，这个无产阶级的党通过对反革命的胜利自然会取得政权。
已经为官僚主义所削弱的苏维埃政权瓦解的危险和无产阶级团结在一个能够拯救十月革命遗产的新党周围的时机，哪一个会先到来呢？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先验的答案，要由斗争来决定。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考验——也许是一次战争——将决定力量的对比。总而言之，随着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继续衰落和法西斯统治的继续扩大，苏维埃政权单靠内部力量不能维持多久了，这一点是很明显的。苏维埃国家唯一彻底改造的基本条件是世界革命的胜利开展。
在西方，革命运动甚至可以在没有一个党的情况下恢复起来，但是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在社会革命的整个时代，也就是在几十年的时期内，国际革命政党仍将是历史进步的基本工具。乌尔邦斯发出叫嚣说，“旧形式”过时了，现在需要某种“新”东西（究竟是什么新东西？），这只是暴露他是陷在十分旧的形式的泥潭里。在“计划”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会工作，反法西斯斗争，和即将来临的战争，无疑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新方法和各种型式的斗争组织。人们必须仔细研究实际斗争过程，抓住工人们的主动性，加以综合和推广，而不是像布兰德勒分子那样沉湎于非法工会的幻想。但是要完成这项工作，首先需要一个党，也就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政治上团结的核心。乌尔邦斯的观点是主观的，他成功地粉碎了他自己的“党”以后，对于政党已不存什么幻想了。
这些革新家当中有些人说：我们“老早”就说需要新党了；现在，“托洛茨基分子”终于也同意了这一点；早晚他们也会懂得苏联已经不是一个工人国家。这些人不去研究实际历史发展过程，却忙于追求天文学上的“发现”。早在一九二一年，果特派和德国的“共产主义劳工党”就断定共产国际注定要失败。自从那时以来，这样说的颇不乏其人（洛里欧，柯尔施，苏瓦林等等）。但是这种“诊断”没有得到丝毫证明，因为这种诊断所反映的只是这些集团和个人的主观幻灭，而不是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要求。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这些吵吵嚷嚷的革新家们现在仍然是站在边线（side lines）上[7]。
事态的发展是不会按着先安排好的路线进行的。共产国际由于当着群众的面（而不是当着某些个人的面）向法西斯投降而毁了自己。但是即使在共产国际瓦解以后，苏维埃国家仍然存在着；的确它的革命威望是大大降低了。必须根据实际发展情况就事论事，而不能想入非非，或者像西蒙·魏尔那样噘起嘴巴；不能对历史生气，也不能不顾历史。
建立新的党和新的国际首先需要有可靠的原则性基础，这些基础必须符合我们时代的水平。我们对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理论财富中的缺点和谬误没有任何错觉。但是他们十年来的工作已经为新国际的建立准备了基本理论上和战略上的必要条件。我们将和我们的新盟友们手携手地发展这些必要条件，并在实际斗争过程中、在批评的基础上加强这些必要条件。
在苏联，这个新党的核心——实际上就是在新条件下复兴的布尔什维克党——将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集团。最近几个月来，甚至苏联官方报纸都已经证明，我们的信徒一直在勇敢地进行工作，并且不是没有成就。但是在这一点上抱有幻想是不适当的，革命的国际主义的党只有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再度成为世界舞台上的战斗力量时才能够使工人摆脱本国官僚集团的分解影响。
布尔什维克党从帝国主义大战开始时起，自十月革命以来更以发展了的形式，在世界革命斗争中起着领导的作用。今天，这种地位已经完全丧失了。这不仅适用于成了讽刺漫画的官方党。俄国布尔维克列宁主义者在其中进行工作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也使他们不可能在国际范围起到领导的作用。除此以外，苏联的左派反对派集团只有在新国际顺利组成和成长以后才能发展成为一个新党。革命的中心确定已经转到了西方，在西方，立即建立新党的可能性要大得很多。
在近几年惨痛教训的影响下，各国无产阶级内许许多多革命分子已经聚集起来，他们正等待一个明白的号召和一面没有瑕疵的旗帜。的确，共产国际的剧烈变乱差不多在各处把更多的工人阶层推向了社会民主党方面。但是正是这种受惊扰的群众的拥入造成了改良主义的致命危险，这个危险正在扯裂它的创痕，使它分裂成不同的派别，并且在各处把革命的一翼排挤出来。这就是新国际当前面临的政治情况。基础已经奠定了，这就是四个组织[8]发表的原则宣言。
取得进一步成就的条件是正确地估计世界形势，包括对苏联的阶级性质的估计。新的国际从它成立的最初的日子起将沿着这条路线经受考验。在它能够改造苏维埃国家之前，必须毅然卫护苏维埃国家。
借口苏联是“非无产阶级”性质而对它表示绝望的各种政治倾向，都有成为帝国主义的驯服工具的危险。当然，从我们的立场出发，并不排除被官僚集团所削弱的第一个工人国家遭受国内外敌人夹攻的可悲的可能性。但是，即便这一最坏的可能演变发生了，对于其后革命斗争的发展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问题也是：那些应该对这种大灾难负罪责的人在哪里呢？不要让一丝一毫的罪责沾到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身上来。到了致命危险的时刻，他们都必须继续留在最后的阵地上。
在今天，苏联的官僚主义平衡的打破，差不多肯定会有利于反革命势力。但是，如果有了一个真正的革命的国际，斯大林主义统治的不可避免的危机是会为苏联开辟复兴的可能性的。这是我们的基本方向。
克里姆林的外交政策每天都在给予世界无产阶级以新的打击。斯大林领导下的外交官员脱离了群众，践踏各国工人的最起码的革命感情，这首先对苏联本身有极大的危害。但是在这方面，已经没有什么是想不到的了。官僚集团的外交政策是其内政政策的补充。对于这两者，我们都同样要进行斗争。但是我们是从保卫工人国家的立场出发而进行斗争的。
分解中的共产国际的官员们在各国宣誓继续效忠于苏联。对他们的这些誓言抱什么指望，那是不可宽恕的愚蠢。对于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保卫”苏联的叫嚣并不是一种信心而是一种职业。他们并不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他们是在为斯大林官僚集团清扫道路（例如《人道报》）。在危机的时刻，巴比塞化的共产国际并无力给予苏联支持，正如它无力反对希特勒一样。但是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则是另一种情况。他们在被官僚集团可耻地追逐、迫害了十年以后，仍不知疲倦地号召工人们保卫苏联。
到了新的国际不是在口头上而是以行动向俄国工人表明，它，而且只有它主张保卫这个工人国家的那一天，布尔维克列宁主义者在苏联内部的地位将会在二十四小时内改变过来。新国际将向斯大林官僚集团提出一个共同对敌的统一战线。如果我们的国际是代表一种力量，那末官僚集团在危险的时刻将无法回避这个统一战线。到了那时候，多少年来的造谣中伤，还会剩下些什么呢？
即使战争一旦爆发，同斯大林官僚集团的统一战线也不会像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那样的“神圣同盟”，它们在帝国主义大战的时候停止了互相批评，以便更有效地欺骗人民。不，即使在发生战争的时候，我们对于官僚集团的中派主义仍然会持不调和的批评态度，因为中派主义并不能掩盖它没有能力领导一个真正的革命战争。
世界革命问题和苏联的问题可以概括在同一个简单公式中，那就是：第四国际！
[1] 原名《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The Class Nature of the Soviet State）》译自Pioneer Publishers一九三四年在纽约出版的单行本。——译者注
[2] 聪明的美国布兰德勒分子（洛夫斯顿集团）把问题弄得复杂化了，他们竟认为斯大林主义者的经济政策是无懈可击的，但苏联的政治制度却是坏的，因为它没有民主。这些理论家们难道不能问问自己：如果斯大林的经济政策是正确和成功的话，那么他为什么要取消民主呢？难道是由于害怕一旦实行了无产阶级民主，党和工人阶级会对他的经济政策表现过份激烈的热诚吗？
[3] 如果有谁感兴趣的话，那他可以了解一下“共产主义（！）民主党人”的“纲领”。从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的观点来说，很难想像出一个比这个“纲领”更骗人的文件了。
[4] 普洛克鲁斯蒂斯Procrustes，古希腊神话中的强盗，常捕人使卧其铁床上，比床长者，即斩去其过长部分，比床短者，则强行拉长使与床齐。——译者注
[5] 西蒙·魏尔在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成功的”实验大失所望以后，已从一种新职业中找到了安慰，那就是对抗社会而防卫自己的个性。陈腐的自由主义公式以廉价的无政府主义的吹捧装饰起来了！想想这一点——西蒙·魏尔还高傲地谈到我们的“幻想”。她以及像她那样的人需要许多年顽强的持续努力才能摆脱最反动的低级中产阶级的成见。她的新观点已在一家拥有显然讽刺意味的名称《无产阶级革命》的刊物中找到了安身之所，真是恰如其分。洛桑的这家刊物对于患有革命忧郁症的人、对于生活在往事的回忆里的政治上的懒汉以及在革命成功后也许会依附革命的自命的哲理家们倒是非常适合的。
[6] 这位预言家指责俄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缺少革命的果断精神。罗拉对拉科夫斯基谈论革命斗争，却以奥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方式把革命和反革命混淆起来，把恢复资产阶级民主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混淆起来，这位先生还附带断定列宁是一个“平凡的理论家”。这没有什么稀奇！以最简洁的方式说明最复杂的理论结构的列宁，是不能吓倒这个以神秘的脾气传播其浅薄无味的概念的虚伪市侩的。
他的名片的设计是：“路西安·罗拉，副业：有关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保守的理论家和战略家；职业：莱翁·勃鲁姆的助手。”
名片上的字数是长了一些，却是正确的。据说这位“理论家”在青年中拥有信徒。可怜的青年！
[7] 以上所说的，按其性质而论，不能适用于新近同社会民主党决裂的那些组织，这些组织一般都有其特殊的发展型式（如荷兰的社会主义革命党），它们当然拒绝把自己的命运同衰落时期的共产国际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些组织中最好的现在正站到新国际的旗帜下来。其余的以后也将这样作。
[8] 指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对派”、荷兰独立党、德国社会主义工党、荷兰社会主义工党一九三三年在巴黎大会上宣布这些原则。——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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