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艺术
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化？它是可能的吗？——资产阶级的文化道路和无产阶级的文化道路。——无产阶级专政、文化和学文化运动。——什么是无产阶级科学？——工人诗人和工人阶级。——“锻冶场”的宣言。——宇宙主义。——杰米扬·别德内。
每一个统治阶级都要创造自己的文化，因而也要创造自己的艺术。历史上有过东方和古希腊罗马的奴隶主文化、欧洲中世纪的封建文化和如今统治世界的资产阶级文化。由此似乎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无产阶级也应该创造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艺术。
然而，问题远不像乍看起来那样简单。奴隶主占统治地位的那个社会存在了许多许多个世纪。封建社会也同样是这样。资产阶级文化，即便从它公开地和猛烈地表现出来的时刻算起，即从文艺复兴时代算起，也已存在了五个世纪，但是，它达到完全的繁荣不早于19世纪，确切地说是在19世纪下半期。一种新文化围绕统治阶级而形成，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需要很长的时间，并常在该阶级政治上临近衰落的时代时才达到完美。
无产阶级真的有足够的时间去创造“无产阶级的”文化吗？与奴隶主、封建主、资产者的制度不同，无产阶级将自己的专政设想为一个短暂的过渡时代。当我们想要揭露那些对过渡到社会主义所持的过分乐观的观点时，我们时常提醒道，社会革命的时代在世界范围中将持续几年和几十年，而不是几个月，——是几十年，然而不是几个世纪，更不是几千年。无产阶级能在这几十年中创造出新的文化吗？对这一点抱怀疑态度由于以下情况而显得更有道理，即社会革命的年代将是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年代，在斗争中，破坏所占的地位要超过新的建设。无论如何，无产阶级将以主要的精力去夺取政权，并为了生存和继续斗争的迫切需要而保持、巩固和使用政权。然而，正是在这一把有计划的文化建设挤到狭窄范围内的革命时代中，无产阶级的身心才达到最大的紧张程度，才充分地显示出自己的阶级实质。相反：新制度防止政治和军事动乱的把握愈充分，进行文化创造的条件愈便利，无产阶级就愈会消溶在社会主义的共同生活中，摆脱自己的阶级特点，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将不再是无产阶级。换句话说，在专政的时代，谈不上新文化的创造，谈不上具有巨大历史规模的建设；再则，与过去无法比拟的文化建设，将在专政的铁钳已失去必要时开始，那时它就已不具阶级性了。应当由此作出一个总的结论：无产阶级文化不仅现在没有，而且将来也不会有；其实，并没有理由惋惜这一点，因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正是为了永远结束阶级的文化，并为人类的文化铺平道路。我们似乎时常忘记这一点。
那些根据与资产阶级文化的类比和对照而产生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模糊论调，是从毫无批判地将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等量齐观的做法之中吸取营养的。浮浅的、完全自由主义的形式上的历史类比法，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在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历史轨道上，没有物质上的类似。
资产阶级文化的发展，在资产阶级经过一系列的革命夺取了国家政权之前几百年就已开始。当资产阶级还是半无权的第三等级时，它就已在文化建设的所有领域中起着重大的和不断增强的作用。这在建筑方面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到。哥特式教堂不是在突然之间、由于宗教灵感的勃发而建成的。科隆大教堂的设计、建筑和雕塑，概括了人类自适应穴居以来的建筑经验，并将这一经验的各因素发展成为一种能表现其时代文化的新风格；也就是说，归根结底表现了时代的社会结构和技术。旧的行会的和基尔德[1]的早期资产阶级，是哥特式建筑的实际建造者。当资产阶级得到了发展和巩固、亦即当它发了财之后，它便自觉地、积极地迈过了哥特式，创造自己独有的建筑风格，——不过不是为了建教堂，而是为了营造自己的宫殿一样的住所。它依靠哥特式的成就，又吸收古典的、主要是古罗马的建筑风格，也利用摩尔式建筑的经验，让所有这一切服从于新的城市集体生活的条件和需要，创造出了文艺复兴式的建筑风格（15世纪前二十五年之末时的意大利）。专家们可以计算出并正在计算着，文艺复兴式的哪些因素来自古典式，哪些来自哥特式，以及哪一方占优势。无论如何，文艺复兴式的出现不会早于那个时候，即新的社会阶级已在文化上充实了，它感到有足够的力量摆脱哥特式拱门的重压，把哥特式以及在它之前的风格都视为原材料，并自如地让过去的技术因素服从于自己的建筑和艺术目的。这一点也适用于所有其他的艺术，只有一点不同，即“自由的”艺术由于有其较大的灵活性，亦即对实用目的和材料较少依赖性，不那么确凿可信地表现出风格的扬弃和轮替的辩证过程。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任务是为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中的思想生存和政治生存创造较为有利的条件，在这两者与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在法国）的革命之间的三四个世纪，资产阶级的物质力量和思想力量不断增长起来。法国大革命时代以及由革命引起的战争的时代，暂时地降低了文化的物质水平。但在这之后，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个“自然的”和“永恒的”制度得到了确立……
因此，资产阶级文化的元素积累和这些元素结晶为风格的基本过程，是由作为有产阶级、剥削阶级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特性所决定的：资产阶级不仅在封建社会内部得到物质上的发展，与封建社会建立各种各样的联系，不断地攫取财富，而且还早在它作为第三等级的首领公开统治国家之前，就创立了自己的文化根据地（中学、大学、科学院、报纸、杂志），将知识分子吸引到自己这一方。只要想一想德国资产阶级的情形就够了：德国资产阶级具有无与伦比的技术、哲学、科学和艺术的文化，但它直到1918年都把政权留在封建官僚阶层的手中，当德国文化的物质骨架开始瓦解时，它才下决心、更确切地说是被迫去直接掌握政权。
然而，可以反驳说：创造奴隶主的艺术花了几千年，创造资产阶级的艺术花了几百年，那么无产阶级的艺术为什么不能在几十年内创造出来呢？当今生活的技术基础完全不同于从前，因此速度也就不同。这个表面上看似乎很有说服力的意见，实际上没有接触到问题的实质。毫无疑问，在新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将出现一个时刻，在它之后，经济、文化建设、艺术将获得向前运动的最大自由。关于这一运动的速度，我们现在还只能想象。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无需为糊口而苦恼和忧心，公共食堂准备了优质、卫生、可口的饮食供所有的人选择；在那里，公共洗衣房为众人把漂亮的衣物洗得干干净净；在那里，孩子们、所有的孩子们都营养充足、健康快乐，他们吸收着科学和艺术的基本知识，就像吸收蛋白质、空气和阳光的温暖一样；在那里，利用电气和无线电，不像今天这样手工业式地工作，而依靠受程序按钮控制的用之不竭的集中的能源；在那里，没有“吃闲饭的嘴”；在那里，人的解放了的利己主义——一种巨大的力量——完全致力于对宇宙的认识、改造和完善，——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文化发展的幅度是与过去无法比拟的。但是，这一切只有在长期和艰苦的翻越之后才会到来，而这种翻越几乎尚未开始。我们这里所谈的正是这翻越的时代。
然而，难道我们当今的时代不是很活跃的吗？它是高度活跃的。但是这种活跃集中在政治方面。战争和革命都是活跃的，——但在很大程度是靠牺牲技术和文化达到的。诚然，战争引起了一系列的技术发明。但是，由战争造成的贫穷，使这些有可能彻底变革生活的发明长期得不到实际运用。无线电、航空和许多化学发现的命运都是如此。革命从它那一面为新社会准备前提。但是革命却是用阶级斗争、暴力、消灭和破坏等旧社会的手段来做这一切的。如果不出现无产阶级的革命，人类也许会憋死在自身的矛盾中。大变革拯救了社会和文化，但采用的是最残酷的外科手术的方式。一切积极的力量都集中于政治，集中于革命斗争，——其余的一切被推至次要地位，而碍事的东西则被无情地踩倒。在这一进程中当然也有局部的潮涨潮落：战时共产主义为新经济政策所取代，新经济政策本身也经历了好几个不同的阶段。然而，在根本上，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新社会的生产和文化组织，而是为新社会而斗争的革命和战斗的秩序。这一点不能忘记。未来的历史学家想必将把1914年8月2日，即资产阶级文化凭它狂暴的力量把帝国主义战争的血与火洒向和燃到全世界的那一天视为旧社会的顶点。1917年11月7日想必将视为人类新历史的开端。看来人类发展的基本阶段想必将这样划定：原始人史前的“历史”；在奴隶制度中发展的古代历史；在农奴制劳动中发展的中世纪；实行雇佣剥削的资本主义；最后，是期望无痛苦地向无国家权力的公社过渡的社会主义社会。无论如何，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所占的这二十、三十或五十年，将作为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最艰难的翻越而载入史册，但是，载入史册的绝对不会是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文化的时代。
在当前这喘息的年代，在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中，有可能产生关于这一点的幻想。我们已把学文化运动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如果我们在心里像今天这样去关心许多年后的未来的事，那么就能想到无产阶级文化。但是事实上，无论我们的学文化运动多么重要、多么必不可少，它仍然完全是从属于欧洲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我们和从前一样仍是行军作战的士兵。我们有一日的休整。应该洗洗衬衣，修剪、梳理一下头发，首要的事，还是要擦擦枪，给枪上点油。我们当前全部的经济和文化工作无非是两次行军作战之间的一次整顿。主要的战斗还在前面，——也许，已不太远了。我们的时代还不是一个新文化的时代，而只是这一时代的前夜。我们首先应该对旧文化那些最重要的成分实行国家占有，哪怕占有到能够给新文化铺路的程度也好。
如果像应当做的那样在国际范围内看待这一任务，这一点就尤其清晰。无产阶级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一无所有的阶级。这就为无产阶级掌握资产阶级文化中那些已永远汇入人类财富的因素划定了非常狭窄的范围。诚然，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无产阶级、至少是欧洲的无产阶级曾有过自己的改革时代，这主要是在19世纪下半期，当时，无产阶级尚未试图直接夺取国家政权，却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自己赢得了较为有利于发展的法律条件。但是首先，“改革”（议会民主和社会改革）的时代主要与第二国际时期相吻合，历史只给了工人阶级大约几十年的时间，而给了资产阶级几百年。其次，在这一准备阶段中，无产阶级完全不是一个较为富裕的阶级，它没有把物质力量集中在自己手中，——相反，从社会的、文化的角度看，它却越来越贫困了。资产阶级是在用其时代的文化全副武装了自己之后才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时，用来武装自己的，只是掌握文化的迫切要求。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的任务，首先是接管先前不为它服务的文化机构，如工业、学校、出版社、报社、剧院等等，并通过这样做，为自己开辟一条通向文化的道路。
在我们俄罗斯，由于我们整个文化传统的贫乏，由于最近十年一场场事变造成的物质破坏，这项任务更为沉重了。在夺取政权之后，在将近六年的保持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之后，我们的无产阶级被迫将自己的全副精力投向最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创造，并着手掌握文化的字母表——这里“字母表”一词用的是原意和字面上的含义。我们把在苏维埃政权十周年前做到人人识字列为自己的任务，这不是无缘无故的。
也许，会有人反驳说，我采用的无产阶级文化的概念过于宽泛了。说什么完备的、发达的无产文化确实不会有，但工人阶级在它消溶于共产主义社会之前，毕竟来得及在文化上打下自己的烙印。这种反驳，首先应该当作是一种从无产阶级文化的立场上的严重的后退。说无产阶级在专政时期内会在文化上打下自己的烙印，——这是无可争议的。但是，这离无产阶级文化还很遥远，如果把无产阶级文化理解为物质和精神创作的所有领域中的一种发达的、内在和谐的知识和技能体系的话。数千万人第一次掌握读写的本领和四则运算，这件事本身就将成为一个新的、而且是巨大的文化事实。要知道，新文化就其实质而言，将不再是贵族化的、为少数特权者服务的，而是大众的、普及的、人民的。数量在这里将转化为质量：随着文化的群众性的增强，它的水平也将提高，它的整个面貌也将改变。但是，这一过程将跨越好几个历史阶段。随着这一过程中成就的不断取得，无产阶级的阶级关系将会减弱，因而无产阶级文化的土壤也将消失。
但阶级的上层呢？阶级的思想先锋队呢？能不能说，在这个虽然很狭窄的圈子里现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过程已在进行？难道我们没有社会主义科学院吗？没有红色教授吗？问题的这种提法十分抽象，这正是某些人的缺点。事情被理解成这样，仿佛通过实验室的途径就可以创造出无产阶级文化。实际上，文化的基本结构是通过一个阶级的知识分子与这一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资产阶级的文化——技术的、政治的，哲学的、艺术的文化，——是在资产阶级与其发明家、领袖、思想家和诗人的相互作用中逐步产生的。读者创造了作家，作家也创造了读者。这一点应在大得多的程度上适用于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只能建筑在群众创造性的主动精神之上。但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近几年的主要任务，不是在暂时还缺乏新文化基础的情况下对新文化的抽象，而是最具体的学文化运动，也就是让落后的群众有系统、有计划、自然也是批判地掌握已有文化的那些最必需的成分。无法背着一个阶级创造这一阶级的文化。要想与阶级一起、在与阶级普遍的历史热情的紧密联系中创造文化，——就必须，……建成社会主义，哪怕是初步建成。在这一道路上，社会的阶级特征将不会加强，恰恰相反，将与革命的成就成反比，逐渐变得模糊起来，完全消失。无产阶级专政的解放意义就在于它是一种暂时的、短时间的手段，这一手段将被用来扫清道路，为无产阶级社会和以团结为基础的文化奠定基石。
为了更具体地阐释工人阶级发展过程中学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让我们来谈一下各代人的、而不是阶级的历史交替。各代人的继承性表现为，其中每一代人——在社会不断发展而不是衰落时——都将自己所作的贡献合并于文化先前的积累。但在这样做之前，新的一代要经历一个学徒期。他们要掌握已有的文化，以自己的、与老一代多少有别的方式改变它。这种掌握还不是创作，就是说，还不是新的文化珍品的创造，而只是这种创造的前提。这里所谈的一切，在一定的范围内，也适用于奋起进行历史创造的劳动群众的命运。只需要补充一点，即在无产阶级脱离文化上的学徒期之前，它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了。再提醒一遍，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的上层是在封建社会的屋檐下度过其文化学徒期的；在封建社会内部，资产阶级已在文化上超越了旧的统治阶层，它在夺取政权之前就已成了文化的推动者。在整个无产阶级、尤其是俄国无产阶级这儿，事情却恰恰相反：它被迫在掌握资产阶级文化的基本要素之前就夺取了政权；它之所以被迫用革命的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社会，正因为这个社会不让它掌握文化。工人阶级渴望把自己的国家机器转变为一架可满足人民群众文化要求的巨大水泵。这是一项具有无比的历史重要性的工作。但是，如果不轻率地玩弄词句的话，那么这里还没有一种特殊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创造。在我们这里，“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艺术”等称谓，在大约十分之三的场合被毫无批判地用来表达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文化和艺术，在十分之二的场合指的是无产阶级个别团体掌握了前无产阶级文化的个别因素的事实，最后，在十分之五的场合则表现为概念和术语的混乱，已经完全弄不清其中的任何东西。
请看这样一个显然是胡乱地、无批判地、危险地运用“无产阶级文化”这一术语的新鲜例子——一百个例子中的一个。西佐夫[2]同志写道：“经济基础和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体系……构成了时代（封建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和无产阶级时代）的文化特征。”[3]这样一来，无产阶级的文化时代就被置于与资产阶级的文化时代同一层面上了。然而，在这里被称之为无产阶级时代的时期，只是由一种社会文化体系向另一种体系、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短暂的过渡。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之前，也曾经有过它的过渡时代，但是，与并非无成效地力图将资产阶级的统治永久化的资产阶级革命相反，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在于在尽可能短的期限里取消作为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存在。这一期限的长短，直接取决于革命的成就。忘记这一点，并把无产阶级的文化时代与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文化时代并列在一起，这难道不荒谬吗？
不过，事情如果是这样，是否就可以得出结论，说我们也没有无产阶级的科学呢？难道我们不能说，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无产阶级文化非常宝贵的科学要素吗？
当然，历史唯物主义和劳动价值学说不仅对于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思想武装，而且对于整个科学来说，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仅仅一部《共产党宣言》，就比教授们编纂的、投机和伪造的一套套史学和历史哲学丛书有更多真正的科学。然而是否能说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文化的产物呢？是否能说，我们已真正地把马克思主义不仅用来解决政治的、战斗的课题，而且也应用来解决广泛的科学的课题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出身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自然，他们所吸收的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文化，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化。如果没有工人阶级及其罢工、斗争、苦难和起义，自然也就不会有科学共产主义，因为不会有对科学共产主义的历史需求。不过，科学共产主义的学说完全是在资产阶级的科学文化和政治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虽然这一学说向资产阶级文化宣布要与它进行决死的斗争。资产阶级民主派通过其最勇敢、最真诚、最有远见的代表人物提出的有概括力的思想，在资本主义矛盾的冲击下上升为天才的自我否定，这种否定是用资产阶级科学的发展所准备下的所有批判武器装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就是这样的。
无产阶级并不是立刻就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至今也远远没有完全找到。目前这一方法主要地、几乎专门地服务于政治目的。辩证唯物主义在认识方面的广泛运用和方法论上的发展，还完全是未来的事。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马克思主义才会由单一的政治斗争工具转而成为科学创造的方法，成为精神文化最重要的因素和工具。
整个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统治阶级的倾向，——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科学与控制自然的实际任务联系得愈紧（如物理学、化学和一般的自然科学），其超阶级的、全人类的贡献就愈大。科学与社会剥削手段的关系愈深（如政治经济学），或者，它对全部人类经验的概括愈抽象（如心理学，不是指实验生理学意义上的、而是指所谓“哲学”意义上的心理学），它屈从于资产阶级的阶级自私心的程度就愈大，它对人类全部知识的总和的贡献也就愈微不足道。在实验科学领域，科学的认真性和客观性的程度，也由于概括的规模而有所不同。通常资产阶级倾向在方法论哲学、“世界观”的高空中最能自由地安身。因此，必须对科学的大厦进行由下而上的清扫，更确切地说，是由上而下的清扫，因为，清扫应当从最上面的几层开始。但是，若认为无产阶级在将从资产阶级那儿继承来的科学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之前应当首先对整个科学进行批判的改造，那便是天真的。这几乎等于和那些空想的道德家一起宣布：无产阶级在建设新社会之前，必须首先达到共产主义道德的高度。实际上，只有在无产阶级建成、哪怕是粗粗建成了新社会之后，它才能彻底地改造道德和科学。然而，我们是否陷入了循环论法呢？怎能借助于旧科学和旧道德来建设新社会呢？这里就必须用一点辩证法，这一辩证法，在我们这儿被十分大手大脚地塞进抒情诗，塞进办公室的公文，塞进菜汤和米粥。为了着手工作，无产阶级先锋队需要有一定支点，需要有那种把意识从资产阶级的思想重压下解放出来的科学方法；无产阶级先锋队正在取得这些支点和科学方法，并已取得了一部分。它已在不同环境下的多次战斗中检验了自己的基本方法。但是，这距无产阶级的科学还有很大距离。一个革命的阶级不会因为其政党尚未决定是否接受电子和离子的假说、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生物学家的发生学、数学上相对性的新发现等等而暂时中止自己的斗争进程。诚然，在夺取政权之后，无产阶级有大得多的可能去掌握和修订科学。但是，此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无产阶级绝不能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搁置起来，等无产阶级的新学者们——那些学者中有许多人此刻还穿着开裆裤乱跑呢，——检验疏通所有的认识工具和渠道之后再说。无产阶级在抛弃那些显然无用的、错误的、反动的东西的同时，在其建设的不同领域运用当今科学的各种方法和结论，根据需要，即使其中包含着反动阶级的成分，也加以利用。实践的结果会完全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受社会主义目的制约的实践，将逐渐地检验和精选出理论及其方法和结论。那时，在新的条件下受教育的学者也已成长起来。无论如何，在对科学进行自上而下的总的清扫之前，无产阶级应当使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达到一个相当高的高度，也就是说，达到向社会提供真正的物质保障、满足社会的文化需求这样的水平。我丝毫不想用这些话来反对那在不同领域中通过小组或讲习班的途径进行着的或试图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工作。这项工作是必要的和有益的。这项工作还需要千方百计地扩大和深化。但是，在估计当今这些经验和尝试在我们历史性工作的整个范围内所占的比重时，应当保持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目测力。
上述的一切，是否说明在革命专政时期从无产阶级队伍中不可能涌现出杰出的学者、发明家、剧作家和诗人呢？丝毫不是这样。但是，若将工人出身的个别人取得的哪怕是很有价值的成就冠以无产阶级文化的名称，那就太轻率了。不能将文化的概念兑换为个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零钱，不能凭个别发明家或诗人的无产阶级身份证来确定整个阶级的文化的成就。文化是知识和技能有机的总和，它体现着整个社会、至少是这一社会统治阶级的特征。它包括并渗透到人类创造活动的所有领域，并使这些领域成为统一的体系。个别的成就往往超过这一水平，并逐渐提高这一水平。
在当今我们的无产阶级诗歌和整个工人阶级的文化创造之间，有没有这种有机的相互关系呢？很显然，没有。部分工人或团体正在掌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造的艺术，他们暂时还相当折中地运用这一艺术的技巧。然而，这是否为了表达其无产阶级的内心世界呢？问题正在于事情远非如此。无产阶级诗人的创作缺乏有机性，而这种有机性只能来源于艺术与整个文化状况和文化发展之间深刻的相互联系。这是一些有才能的或天才的无产者的文学作品，但这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或许这竟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源头之一？
当然，在如今这几代人的工作中，已显露出许多幼芽、胚胎和源头，很久之后某个细心的后代将从这里划一条线与未来文化的不同部门连接起来，就像今天的某些艺术史家在教会的神秘剧与易卜生的戏剧或在僧侣的绘画与印象主义和立体主义之间划一条线一样。在艺术的经济学中，如同在大自然的经济学中一样，任何东西都不会丢失掉，一切都相互关联。但是，现在无产阶级出身的诗人们的创作，事实上，就具体的和实际的情况而言，还远远不是从为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准备条件、即从提高群众的水平那一角度开展的。
杜鲍夫斯科依[4]同志的一篇文章很让一批无产阶级诗人感到伤心，似乎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引起了他们的反对。这篇文章虽然有许多我认为是值得怀疑的思想，但它还是讲了许多道理，这些道理虽然有些苦味，却基本上是无可争议的。[5]杜鲍夫斯科依同志的结论是，无产阶级诗歌不存在于“锻冶场”，而存在于众多发表无名氏作者作品的工厂墙报上。在这一结论中同样有正确的思想，虽然其表达颇为离奇。可以有同样的理由说，无产阶级的莎士比亚们和歌德们此刻正在某个地方光着脚往初级小学里跑呢。毫无疑问，工厂诗人们的创作与工人群众的生活和利益要更为血肉相连。但这仍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而只是无产阶级在文化上提高这一分子运动过程的书面体现。我们在上面已经解释过了，这两者不是同一回事。工人通讯员、地方诗人、揭露问题的人在完成一项伟大的文化工作，他们正掘松土壤，使它适宜于未来的播种。但是，那有充分价值的文化和艺术收获，——幸运得很！——是社会主义的收获，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收获。
普列特尼奥夫[6]同志在那篇值得注意的文章《无产阶级诗歌的道路》[7]中提出了一个思想，说无产阶级诗人的作品无论其艺术分量如何，都会因其与阶级的生活有直接联系而变得意义重大。他用无产阶级诗歌创作的一些例子，相当有说服力地展示了工人诗人受无产阶级生活和斗争总进程的影响而产生的情绪变化。普列特尼奥夫同志以此无可争辩地证明，无产阶级诗歌的产品，——不是全部，但有许多，——是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文献。但这还不意味着，它们都是艺术文献。普列特尼奥夫同志在评论一位从笃信上帝的情绪上升到革命的战斗热情的工人诗人时说：“如果您愿意，就说这些诗句无力、形式陈旧、文理不通吧，但是，难道这些诗句没有表明一个无产阶级诗人的成长道路吗？”毫无疑问：无力的、平淡的、甚至文理不通的诗句可以表明一个诗人和一个阶级政治上成长的道路，也可能具有难以估量的文化征兆意义。但是，无力的、而且是文理不通的诗句，不可能构成无产阶级诗歌，因为它不可能构成任何诗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普列特尼奥夫同志在考察与阶级的革命成长同时发生的工人诗人政治上的演变时，在近些年、尤其是新经济政策初期的无产阶级作家那儿正确地发现了他们与阶级的分离。“无产阶级诗歌的危机”，——同时有爱搞形式上的东西以及……庸俗趣味的东西的倾向，这种庸俗趣味被普列特尼奥夫解释为诗人政治素养的不充足和党对这些诗人的关心不够，——带来的结果是，诗人们“无法顶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巨大压力，便退让了或正在退让”。这一解释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这儿有什么样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巨大压力呢？不能夸大事实。我不想争论党是否能为无产阶级诗歌比过去做更多的事。但是，无产阶级诗歌自身缺乏抵抗力这一问题并不只限于这一点，同样，这一诗歌力量的不足也不能用激烈的“阶级”手势（如“锻冶场”的宣言所表明的那样）来加以补偿。实质上，在革命前的时代和革命初期，无产阶级诗人并未将作诗法视为一门有其自身规律的艺术，而只把它当作一种怨诉艰难命运或表达革命情绪的方式。只是在近几年，在国内战争已不那么紧张了的时候，无产阶级诗人才开始像对待艺术和技艺一样对待诗歌。这时候才发现，在艺术领域中，无产阶级还没有创造出一个文化环境，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论好坏总算有这样一个环境。问题不在于党或党的上层人物“帮助不够”，而在于下层没有在艺术上做好准备；艺术和科学一样，也需要做准备工作。我们的无产阶级有自己政治的文化，——其规模足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提供保障，——而艺术的文化却没有。当无产阶级诗人行进在共同的战斗行列中时，他们的诗，如上所述，还保持着革命文献的意义。当技艺和艺术的问题出现在诗人们的面前时，他们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为自己寻找一个新的环境。这么说来，这不是简单的疏忽，而是更为深刻的历史制约性。然而，这一制约性决不意味着，陷入危机的工人诗人都将被无产阶级所抛弃。我们希望，至少有一些人能在这场危机中变得坚强起来。这一点仍然并不意味着，当今这些工人诗人小组已负有为新的大诗歌奠定坚实基础的使命。似乎不是这样。看样子这将是以后的几代人的使命，他们也还将经历自己的危机，因为，由于阶级在文化上的不够成熟，各种思想文化小组和团体在很长时间内还会有各种偏差、摇摆和错误。
单是对文学技巧的研究，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和并不短暂的阶段。在尚未掌握技巧的人那儿，技巧显得最突出。关于许多年轻的无产阶级作家，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说，不是他们掌握技巧，而是技巧掌握他们。对于一些较有天赋的人来说，这只是一种发育过快而产生的疾病。那些掌握不了技巧的人，就会显得“不自然”，看起来像是模仿者，甚至是喜欢矫揉造作的人。但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人不需要资产阶级艺术的技巧，则又是荒谬的。然而，许多人都在这一点上迷了路。有人说：“给我们点哪怕是粗糙的东西吧，只要是自己的、亲近的东西就行。”这是欺骗和谎言。粗糙的艺术不是艺术，因此，劳动人民不需要它。这一“粗糙的”说法实质上包含着很大成分的对群众的轻视；对于在本性上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当“一切顺利进行”时又谄媚地颂扬群众的那一类政客来说，这种说法倒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真诚的傻瓜跟着惑众者重复这个伪无产阶级平民化的公式。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稍稍伪装成“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反动的民粹主义。对无产阶级来说艺术不能是二流的艺术。必须学习，尽管这种“学习”——如果需要，也向敌人学习，——包含着危险。必须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各组织的意义，不能用它们以多快的速度创造新文学这一点来衡量，而要看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本阶级、首先是这一阶级上层的文学水平的提高。
“无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文化”这样一些术语之所以危险，因为它们根据想象把文化的未来塞进今天的狭隘的框框，伪造未来，破坏比例，歪曲标准，培养最危险的小团体的傲慢。
但是，如果不用“无产阶级文化”这一术语，那……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怎么办呢？让我们约定，共同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指的就是无产阶级的学文化运动，亦即为提高工人阶级文化水平而进行的顽强斗争。说实话，这样解释丝毫也没有降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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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冶场”的无产阶级作家在前面顺便提及的纲领性宣言中，宣称“风格即阶级”，因此，非无产阶级社会出身的作家都不可能创造出适应无产阶级本性的艺术风格。由此便自然地得出结论，正是那个在人员组成和倾向上都是无产阶级的“锻冶场”团体在创造着无产阶级的艺术。
“风格即阶级”。然而，风格决不是与阶级俱生的。阶级寻找自己的风格要经过十分复杂的途径。如果一个作家，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忠于本阶级的无产者就可以站在十字路口大声宣称：“我就是无产阶级的风格！”，——那么这也太简单了。
“风格即阶级”，——这不仅表现在艺术中，而且首先表现在政治中。而政治是无产阶级真正创造出自己风格的唯一领域。然而是怎样创造的呢？绝不是通过以下简单的三段论法：每一阶级都有自己的风格；无产阶级是一个阶级；无产阶级便委派某一无产阶级团体规定它的政治风格。不！道路要复杂得多。无产阶级政治的形成，经历了经济上的罢工、为结成联盟而进行的斗争，经历了英国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经历了工人们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下参加革命战斗的行动，经历了《共产党宣言》，经历了社会民主党的建立（然而这个党却自然而然地顺应了其他阶级的“风格”），经历了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和共产党人的自立门户，经历了共产党人为建立统一战线而进行的斗争，而且还要经历未曾到来的一系列阶段。无产阶级的全部精力，除用来满足最起码的生活需要外，全都用在对这种政治“风格”的培养上。资产阶级的历史崛起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中都进行得相当从容不迫：它富裕了，自己组织起来，在哲学和美学上变得逐渐有知识，并积聚起统治的技能。与此相比，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经济上贫困的阶级，它的整个自立的过程都带有紧张片面的革命和政治的特征，这一点在共产党中得到了最高的体现。
如果把艺术上的兴起与政治上的兴起相比较，那就应该说，在艺术领域中，我们大约处在这样一个阶段上：一些初生的、还比较软弱无力的群众运动与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工人）构筑乌托邦体系的尝试有了接触。我衷心希望“锻冶场”的诗人们能为未来的艺术作出自己的贡献，这种艺术即使不是无产阶级的，那也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在今天这一过程最初级的阶段上承认“锻冶场”拥有表达“无产阶级风格”的专利权，那就是一个不能容许的错误。对于无产阶级来说，“锻冶场”实质上是与“列夫”、“圆环”等渴望给革命以艺术表现的团体在同一层次上开展其活动的，凭良心说，我们不知道它们之中谁的贡献更大些。比如，许多无产阶级诗人身上都毫无疑问地表现出了未来主义的影响。有才华的卡津[8]汲取了未来主义的技巧因素。没有马雅可夫斯基，也许就不会有别济缅斯基，而别济缅斯基则是一个很有希望的诗人。
“锻冶场”的宣言以非常阴暗的和尖锐指责的笔触描绘了艺术领域的现状：“作为革命一个阶段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被一种活像大猩猩耍把戏的艺术包围了。”“给这一切拨了经费……没有别林斯基们。艺术的荒原上笼罩着黄昏。于是，我们提高自己的嗓门，举起红色的旗帜……”，如此等等。他们用过分高昂、甚至浮夸的词句谈论无产阶级艺术，时而把它说成未来的艺术，时而把它说成当今的艺术：“作为整体的阶级……只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艺术。它的特殊的语言——有多种声音和色调，丰富多样……能以其简洁、明快、准确给大风格以力量。”但是，如果一切如此，艺术的荒原从何而来，为什么荒原上还笼罩着黄昏？这一明显的矛盾只能这样来理解：宣言的作者们把“大画面、大风格”的无产阶级艺术与受庇护的苏维埃艺术，即一片笼罩着黄昏的荒原，对立起来，然而，这无产阶级艺术还没有获得必要的承认，因为“没有别林斯基们”，替代别林斯基们的，是“某些从我们的队伍中涌现出的、惯于驾辕的政论家同志们”。冒一点被归入驾辕的人的危险，还是要说一句，“锻冶场”的宣言所贯穿的精神不是阶级的救世说，而是小团体的傲慢。“锻冶场”把自己说成是革命艺术独一无二的代表，——用语与未来主义者、意象主义者、谢拉皮翁兄弟及其他一些人所用的完全相同。同志们，那“大画面、大风格的艺术，宏伟的艺术”在何处？它究竟在何处？无论怎样评价一些无产阶级出身的诗人们的创作，——当然，在这里需要做细致的、严格按照分别对待的原则的批评工作，——无产阶级的艺术还是没有。不能说大话。断言存在着一种无产阶级的风格，而且是大风格、宏伟的风格，这是不对的。哪里有？在何处？无产阶级诗人正在当学徒，甚至不必借助形式主义学派精细的研究方法就能看出其他流派、首先是未来主义流派对他们的影响。这不是一种责备，此处没有过错。但是，宏伟的无产阶级风格仍不能由那些宣言创造出来。
“没有别林斯基们”，——我们的作者抱怨道。如果我们需要一个法律证据，来证明“锻冶场”的创作充满着知识分子封闭的小天地、小团体、小派别的情绪，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没有别林斯基们”这句忧郁的话中找到物证。当然，别林斯基在此处被提到，并非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由俄国社会批评家、旧文学的鼓舞者和指导者所构成的朝代的代表。但是，我们来自“锻冶场”的朋友们不知道，在无产阶级大众登上政治舞台时，这个朝代恰好结束了。从某一方面、而且是最重要的方面看，普列汉诺夫乃是马克思主义的别林斯基，是这一高贵的政论朝代的最后一个代表。别林斯基们在文学上凿出一个通向社会的通风口，——这便是他们的历史作用。文学批评代替了政治并为政治作了准备。但是，在别林斯基和后来激进的政论批评的代表人物那儿只是某种迹象的东西，在我们的时代却有了十月革命的血肉，成为苏维埃的现实。如果说，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皮萨列夫、米哈伊洛夫斯基、普列汉诺夫是各不相同的文学的社会鼓舞者，进而言之，是新建立的社会生活的文学鼓舞者，那么，我们如今的整个社会生活凭借其政治、报刊、集会、机关难道不能成为其自身道路称职的解释者吗？我们把我们的整个社会生活置于聚光灯下，我们斗争的所有阶段都被马克思主义的光芒照亮，每一种设施都被从各方面批判地敲击过。在这样的条件，因没有别林斯基们而叹息，这便暴露出——唉！唉！——一种知识分子小团体式的孤僻，完全是那个最虔诚的左翼民粹派的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9]的风格（而绝不是宏伟的风格）。“没有别林斯基们。”但是要知道，别林斯基不是一个文学批评家，而是他那个时代的社会领袖。如果活的别林斯基被带到今天，他很可能是一位——我不想向“锻冶场”隐瞒这一点——政治局委员。他甚至可能去驾辕。他不是抱怨过吗，他按照本性该作狼嗥，却不得不发出悦耳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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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团体的诗歌在企图克服其孤僻时绝非偶然地跌进了“宇宙主义”那平淡的罗曼蒂克之中。他们的思想大致是这样的：要感觉到整个世界是某种统一体，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积极的组成部分，并且要看到不仅只统领一个地球、而且还将统领整个宇宙的前景。所有这一切，自然很壮观，大得可怕。我们是库尔斯克人和卡卢加人[10]，不久前刚刚夺取整个俄罗斯，现正在向世界革命迈进。岂能让我们滞留在地球的疆界内！让我们立刻在宇宙的桶上套一道无产阶级的箍。有什么事比这更简单吗？这是常有的事：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完成！
宇宙主义显得、或者说可以显得是非常大胆的、有力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但是，实际上，宇宙主义包含着躲避人间复杂的、艺术难以解决的事情而逃向星际的成分。因此，宇宙主义十分出人意料地成了神秘主义的近亲。因为，将星星的王国带入自己的艺术世界观，还不仅是静观地，而且凭某种意志，这个任务相当不简单，甚至不管对天文学的熟悉程度如何，——至少这个任务不是紧迫的……原来诗人们之所以成为宇宙主义者，不是因为银河居民急切地叩他们的门，让他们答话，而是因为人间的那些很难进行艺术处理的问题产生出了跳向另一个世界的企图。但是，要想从天上摘下星星，仅自称为宇宙主义者是不够的。而且，在宇宙中，星星之间的空隙要比星星多得多。这一想用星空里细小的物质充填世界观和艺术创作陷坑的不好倾向，恐怕会使某个宇宙主义者走向最细小的物质，走向圣灵，在那儿，早已安息着许多诗的逝者。
摆在无产阶级诗人面前的绳套由于以下情况而变得更加危险：这些诗人都很年轻，有些人刚刚告别少年时代。他们大多是被所向无敌的革命所唤醒而走向诗歌的。但是，他们走进诗歌时尚未成熟，——他们被自发性、暴风雨和旋风所席卷……但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作家也有过这种最初的陶醉，作为代价，后来他们便陷入了反动的神秘主义的醉态和其他各种各样的醉态。当革命的节奏放慢、客观前景显得较为朦胧时，真正的困难和考验才开始出现；那时已不能简简单单地随波逐流，吞吐着充满灵感的泡沫，而需要环顾四周，进入战壕，估量局势。这时便出现了一个诱惑：跃向宇宙！而地球呢？宇宙主义者与神秘主义者一样，地球对于他们只是一块普通的跳板。
我们时代的革命诗人们需要进行一番大的锻炼，——在这里，精神锻炼和智力锻炼的联系比在任何地方都更为紧密。需要有一个稳固的、强劲有力的、以事实为基础的能动的世界观，和一个与之相联系的艺术世界观。为了不仅以记者的方式理解、而且为了真正领会并彻底感受我们生活的这一段时间，就必须了解人类的历史、生活、劳动、斗争、希望、失败和成就。天文学和宇宙进化论是个好东西！但首先还是应该了解人类的历史和今天的生活，了解它的各种不同的法则，它的形象的和个性的具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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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无产阶级诗歌抽象公式的制订者们常常忽视一位诗人，而这位诗人比任何人都更有权被称为革命俄罗斯的诗人。要确定他的倾向、他的社会本质，不需要用复杂的批评方法：杰米扬[11]就是这样，他是用一块材料做成的。这不是一位靠近革命、俯就革命、接受革命的诗人；这是一位以诗歌为武器的布尔什维克。杰米扬特有的力量就在于此。革命对于他不是创作的素材，而是一种将他放到岗位上的最高权威。他的创作是服务于社会的，这不仅是像所有艺术一样在所谓最终为社会服务的意义上说的，而且也是就诗人自己的主观态度和意识而言的。从他进行历史性服务的最初几天起，情况就是如此。他扎根于党，与党一同成长，经历了党发展的不同阶段，日复一日地学习与阶级同思想共感受，学习以浓缩的形式，用寓言般机智、歌曲般忧郁、民谣般大胆、愤怒和召唤的诗歌语言再现这一思想和感情的世界。在他的愤怒和仇恨中没有一丝儿装腔作势，他是用世界上最革命的政党那已形成的仇恨心去仇恨的。他写了一些很有力量的、技巧完美的作品，但也有不少报章体的、日常的、二流的东西。要知道，杰米扬不是在阿波罗要求神圣的献祭[12]的一些罕见场合下进行创作的，而是日复一日地在事件和……中央委员会发出召唤时进行创作的。然而，他的创作整个说来是一种前所未有、独一无二的现象。各个学派的美学家们不惜嘲笑杰米扬，——居然说他是一个“报屁股作家”！——就让这些美学家们好好回忆一下吧，看能否找出另一位诗人，这个诗人也能以自己的诗如此直接和有效地影响大众，——什么样的大众？——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千百万人；在什么时候？——在一个最伟大的时代。
杰米扬没有寻求新的形式。他甚至着重运用标准的旧形式。但在他那儿，这些旧形式复活了、再生了，成了布尔什维克思想世界无与伦比的传送装置。杰米扬没有、也不会创立流派：他本人就是那个叫做俄国共产党的流派为适应不会再重复的伟大时代的需求而创造的。如果丢开对无产阶级文化的玄学式理解，着眼于无产阶级读什么、需要什么、什么能吸引他们、什么能促使他们行动、什么能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并从而为新艺术准备条件，那么，杰米扬·别德内的创作便是无产阶级的、人民的文学，也就是说，是觉醒的人民切身需要的文学。如果说这不是“真正的”诗，那它也是某种大于“真正的”诗的东西。
历史上的知名人物斐迪南·拉萨尔有一次曾写信给在伦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我多么乐意让我知道的东西不写出来，只求能实现我能做的那一部分。”杰米扬也可以用这句话的精神谈论自己：“我多么乐意让其他人用较复杂的新形式来写革命，我自己可以用旧形式为革命而写作。”
[1] 基尔德是封建时代商人和手工业者联合成立的行会。——译者注。
[2] 西佐夫（1884—1956），苏联生理学家、作家、政论家。——译者注。
[3] 《熔铁炉》，第8卷，《无产阶级与科学》一文，第80页。
[4] 杜鲍夫斯科依（1874—1942）苏联文艺批评家。——译者注。
[5] 《真理报》，1923年2月10日。
[6] 普列特尼奥夫（1886—1942），苏联著作家。——译者注。
[7] 《熔铁炉》，第8卷。
[8] 卡津（1898—1981），苏联诗人。——译者注。
[9] 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1878—1946），苏联文艺学家。——译者注。
[10] 库尔斯克和卡卢加均为苏联地名。——译者注。
[11] 指杰米扬·别德内（1883—1945），苏联诗人。——译者注。
[12] 语出普希金的诗，现在“献给阿波罗的祭品”一语用来表示诗歌。——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