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亚·勃洛克
勃洛克完全属于十月革命前的文学。勃洛克所有的冲动，——无论是倾向于神秘主义旋风的还是倾向于革命旋风的，——都不是在真空里，而是在旧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文化那一相当稠密的氛围中产生的。勃洛克的象征主义，就是这一他所亲近的、同时又讨厌的环境的变形。象征是现实的概括形象。勃洛克的抒情诗是浪漫的、象征的、神秘的、无定形的、非现实的，——不过它却以具有确定的形式和关系的、非常现实的日常生活为前提。只是在对生活的具体性、对个人特点、对自己姓名等的抽象的意义上说，浪漫主义的象征主义才是对日常生活的脱离；在根本上，象征主义则是一种使日常生活变形、升华的方法。勃洛克那写星星和风雪的无定形的抒情诗，反映着特定的环境和时代、以及时代的结构、时代的心理特征和节奏，脱离这一时代，他的抒情诗便像一团高悬的云了。这样的抒情诗，其存在时间不会超过它的时代和它的作者。
勃洛克属于十月革命前的文学，但他却超越了那一文学，并以《十二个》进入了十月革命的范围。由于这一点，他将在未来的俄罗斯艺术创作史中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
不能让那些渺小的诗妖和半诗妖们遮挡住勃洛克，他们喋喋不休地悼念勃洛克，却至今——噢，这些虔诚至极的笨伯们！——还弄不明白，勃洛克为什么认为马雅可夫斯基很有才华，而公然对古米廖夫[1]打呵欠。作为一个最“纯粹的”抒情诗人，勃洛克从不谈论纯艺术，也未将诗歌置于生活之上。相反，他承认“艺术、生活和政治的不可分割性及不可融合性”。1919年勃洛克为《报应》所写的序言中说：“我惯于将我当时在各个生活领域中我所能见到的事实加以比较，我相信，所有这些事实总会共同创造出一个音乐般的谐音。”这比起那种自满自足的唯美主义、亦即那种主张艺术独立于社会生活的谎言，要更为高尚、有力和深刻些。
勃洛克深知知识分子的价值，他说：“我与知识分子毕竟有着血缘上的联系，而知识分子总是不知去向。如果我没有走向革命，那自然也不值得走向战争。”勃洛克没有“走向革命”，但精神上在向革命看齐。1905年的迫近，就已向勃洛克敞开了工厂的门（1903年），并首次使他的创作超越了抒情的朦胧。第一次革命极大地刺激了他，使他摆脱了个人主义的自满自足和神秘的寂静主义。两次革命间的低潮，被勃洛克感觉为一种精神的空虚、时代的失落，——感觉为那种用浆果汁冒充鲜血的粗俗把戏。勃洛克谈到“第一次革命前几年间那真正的神秘的朦胧”，写了“随之而来的虚妄的神秘的酒醉”（《报应》）。第二次革命使他感受到了觉醒、运动、目的和意义。勃洛克不是一个革命诗人。当他在革命前的生活和艺术的死胡同中行将死去时，他伸手抓住了革命的车轮。这一接触的结果，就是长诗《十二个》，这是勃洛克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能流传后世的作品。
用勃洛克自己的话来说，他一生中内心里都充满混乱。他关于这一点的说法也是无定形的，就像他整个世界观和抒情诗都是无定形的一样。他感觉到的混乱，就是他无力把主观与客观结合起来，就是他在酝酿并随之发生大动荡的时代表现得谨小慎微、观望和优柔寡断。如果将没落的个人主义与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个人主义加以对照，来广泛地历史地理解颓废派这个字眼，那么，勃洛克虽有其各种变化，却仍然是一个真正的颓废派。
勃洛克令人不安的混乱有两个主要倾向：神秘主义的倾向和革命的倾向。混乱在这两个倾向中都未能得到彻底的解决。他的宗教是含混的、摇摆的、不要求绝对服从的，——和他的抒情诗一样。像一阵事实的陨石雨、一场事件的地质塌陷一样落到诗人身上的革命，与其说是完全否定了勃洛克，不如说是推开了、卷走了在苦闷和预感中消耗生命的革命前的勃洛克。革命用表现破坏的呼号和轰鸣的音乐压倒了那温柔的、坟子叫似的个人主义声调。这里必须作出选择。当然，闺房诗人也可以不作选择地继续他们的唧啾，再添加上一些对沉重的日常生活的怨诉。但是，受时代感染并将时代翻译为他的内心语言的勃洛克，却需要作出选择。他作出了选择，写成了《十二个》。
毫无疑问，这部长诗是勃洛克的最高成就。其基础是因垂死的过去而发出的绝望的叫喊，——不过，这绝望的叫喊上升到了对未来的希冀。严峻的事件的音乐向勃洛克暗示：你以前所写的一切都不对路；走来了别样的人们，他们有别样的心灵，他们不需要这些东西；他们对于旧世界的胜利也意味着对于你、对于你的抒情诗的胜利，你的抒情诗只是旧世界濒死的呻吟……勃洛克听到了这一点，并接受了，——由于接受起来很难，他就在其革命的信仰中寻找帮助，来克服自己的缺乏信心，他想充实自己的力量，说服自己，——他便用尽可能极端的形象来表达对革命的接受，以便切断退路上所有的桥梁。勃洛克丝毫没有要给转折虔诚地包上一层糖衣的企图。相反，他用最粗俗的说法、而且仅仅用最粗俗的说法来表现转折：妓女拒绝接客，卡奇卡被赤卫队员打死，毁坏资产者的楼房……勃洛克说：我接受，并挑衅地用基督的祝福将所有这一切神圣化，——或者他也许试图拯救基督的艺术形象，用革命去支撑这一形象。
《十二个》毕竟不是一部革命的长诗。这是接受革命的个人主义艺术的天鹅之歌[2]。但这部长诗将留传下去。勃洛克那昏暗的抒情诗已成为过去，不再复返：时代完全不同了，——但《十二个》，包括其中所写的凶恶的风，宣传画，雪地上的卡奇卡，革命的脚步和像癞皮狗一样的旧世界，将留存下来。
勃洛克写了《十二个》，他在写了《十二个》之后就默不作声，不再听到音乐了，——这完全是由勃洛克的性格决定的，同时也是由他在1918年捕捉到的那不同寻常的“音乐”造成的。与过去的一切猛然的和充满热情的决裂，使诗人不可避免地感到心力交瘁。如果抛开那些发生在他体内的摧毁性的过程不论，那么能支撑勃洛克的，也许只能是革命事件不断的发展和波及整个世界的强大的震波。但是，历史的进程并未满足这位受革命刺激的浪漫主义者的心理需要。要想在暂时的搁浅之处沉住气，就需要另一种锻炼和对革命的另一种信念，——即要理解革命有规律的节奏，而不仅仅只理解革命高涨时混乱的音乐。勃洛克完全没有这些，也不可能有。那些成为革命领导者的人们，就心理气质、甚至就生活习惯而言，都是与勃洛克格格不入的。因此，在《十二个》之后，他蜷缩了，沉默了。而那些与他一直有精神联系的智者和诗人们，——那些总是“不知去向的”人们，——都带着恶意和仇恨不再理睬他。他们不能原谅他写了“癞皮狗”。他们不再与成了叛徒的勃洛克握手，只是在他死后才“和解”，并开始证明：《十二个》中实质上并无任何出人意料的东西；这一切完全不是来自十月革命，而是来自旧的勃洛克；《十二个》的所有因素在过去都存在；请布尔什维克不要以为勃洛克是他们的人。确实，从勃洛克不同时期的创作中不难找到一些后来在《十二个》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词汇、节奏、韵律和诗节。但是，在个人主义者勃洛克那儿，也可以找到完全别样的节奏和情绪；而勃洛克本人正是在1918年在自己身上（是的，不是在马路上，而是在自己身上！）找到了《十二个》那破碎的音乐。为此需要十月革命的马路。其他人正离开这条马路跑向国外或迁居到国内的岛屿上。这便是实质所在，这便是人们不肯原谅勃洛克的原因！
饱食的一切如此愤怒，
显要的肚皮怀念吃饱：
然而食糟已被打翻，
它们腐朽的畜栏被惊扰！
（亚·勃洛克：《饱食者》）
《十二个》毕竟不是一部革命的长诗。因为革命的自发势力（如果只谈自发势力的话）的意义不在于给陷入绝境的个人主义以出路。革命的内在意义留在这部长诗以外的某处，——就力学的意义上讲，长诗是偏心的，——因此，勃洛克就用基督来结束长诗。但是，基督无论如何不来自革命，而只来自过去的勃洛克。
艾亨瓦尔德[3]最恶毒、也是最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十二个》的资产阶级态度，当他说勃洛克的主人公们的“行为”有“同志们”的特征时，他完全是在完成对他提出的任务：诽谤革命。一名赤卫队员由于忌妒杀害了卡奇卡……这种事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完全可能。但是，革命法庭如果抓到这样的赤卫队员，会判他死刑。革命运用可怕的恐怖之剑，严厉地卫护其国家权力；如果恐怖手段被用于个人目的，那革命就有必然死亡的危险。在1918年初，革命就已整治了无政府主义的肆意横行，与各种起腐蚀作用的游击习气进行了无情的和成功的斗争。
“打开地窖吧，穷人们现在要进来游逛。”有过这种事。但是，在这一点上赤卫队员和暴徒之间发生过多少起流血冲突啊！在革命的旗帜上书写着“清醒”二字。革命是禁欲主义的，尤其在那最紧张的时期。因此，勃洛克所写的革命，自然不是领导革命的先锋队的所为，而是伴随革命的现象，这些现象虽然是由革命引起的，但它们就本质而言却是反对革命的。诗人似乎想说，在这一点上他也感觉到了革命，感觉到了革命的气势、可怕的心灵震撼、觉醒、胆量和冒险，他想说，甚至在这些讨厌的、无意义的、血淋淋的现象中折射出了革命的精神，而对于勃洛克来说，革命的精神就是升腾起来的基督的精神。
在关于勃洛克、关于《十二个》所写的那些东西中，楚科夫斯基先生的文章大约是最令人厌恶的了。他论勃洛克的那本书并不比其他的书更差：外表生动，却无力将思想理出个头绪，叙述中形象琐碎，有某种外省报纸的讽刺味，同时又有干瘪的学究气和建筑在表面对立的东西基础上的图式化。楚科夫斯基总能发现谁都没有发现的东西。有人不是在《十二个》中看到了一部发生在十月的那场革命的长诗吗？不，不可能。楚科夫斯基马上就将解释这一切，并借此将勃洛克与“社会舆论”完全调和起来。在《十二个》中，被颂扬的不是革命，而是俄罗斯，尽管发生了革命：“这里有固执的民族主义，它丝毫也不感到难为情，甚至在卑鄙龌龊的东西里也想发现神圣的东西，如果这卑鄙龌龊的东西就是俄罗斯的话。”[4]这么说来，尽管有了革命，或者更确切地说，尽管有了革命的龌龊，勃洛克仍然接受俄罗斯？结论正是如此。这一点至少是确定无疑的。然而，这里又发现，勃洛克一直（！）是革命的歌手，但他歌唱的“不是如今发生的这场革命，而是另一场民族的、俄罗斯的革命……”从一堆火跳进了另一堆火。这样，勃洛克在《十二个》歌唱的不是俄罗斯，尽管有了革命；他歌唱的正是革命，——但不是已发生的这场革命，而是另一场楚科夫斯基确知其地点的革命。这个有才气的后生是这么说的：“他所歌唱的革命不是周围发生的这场革命，而是另一场真正的、烈火熊熊燃烧的革命。”但是如我们刚刚听说的那样，他歌唱的是龌龊，而绝不是什么烈火；而且，他之所以歌唱这一龌龊，是因为这是俄罗斯的龌龊，而不是因为它是革命的龌龊。如今我们知道了，他完全不是容忍真正革命的龌龊，——只是因为这龌龊是俄罗斯的——而是热情洋溢地歌唱革命，歌唱另一场真正的、烈火熊熊燃烧的革命，——只是因为那一革命旨在反对现实的龌龊。
万卡[5]用他的阶级交给他用来保卫革命的那杆枪杀害了卡奇卡。我们说：这是革命中的偶发事件，但这不是革命。勃洛克以其长诗的构思在说：我也接受这一点，因为我在这里听见了事件的进展和暴风雨的音乐。阐释者楚科夫斯基来了并解释道：万卡杀害了卡奇卡，这就是革命的龌龊。勃洛克之所以接受了带有这种龌龊的俄罗斯，只因为这是俄罗斯。但与此同时，勃洛克一边颂扬万卡杀死卡奇卡，颂扬资产者的楼房被毁坏，一边歌唱革命，但这不是那场龌龊的、当今的、现实的、俄罗斯的革命，而是另一场真正的、烈火熊熊燃烧的革命。这场真正的和烈火熊熊燃烧的革命究竟何在，楚科夫斯基很快就会告诉我们的……
但是，如果对于勃洛克来说，俄罗斯本身就是革命，那么，那位将革命视为背叛的“雄辩家”意味着什么？那个走在一边的神父意味着什么？“癞皮狗一般的旧世界”意味着什么？邓尼金、米留科夫、切尔诺夫、流亡者们又意味着什么？俄罗斯分裂为两半，——这就是革命。勃洛克将一半称为癞皮狗，而用他所拥有的颂词即诗歌和基督来为另一半祝福。楚科夫斯基却用十足的误解来解释这一切。这真是一种语言的骗术，下流肮脏的思想，精神的空虚，廉价的、无用的、不知羞耻的废话！
当然，勃洛克不是我们的人。但是他冲到了我们这里。冲过来了，却受了内伤。然而，作为他的冲动的结果，出现了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一部作品。长诗《十二个》将永久留传下去。
[1] 古米廖夫（1886—1921），俄国诗人，阿克梅派首领。——译者注。
[2] 据说天鹅在临死时鸣唱着飞去。“天鹅之歌”即最后的杰作。——译者注。
[3] 艾亨瓦尔德（1872—1928），俄国批评家。——译者注。
[4] 科·楚科夫斯基：《论亚历山大·勃洛克》。
[5] 应为彼得鲁哈。——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