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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的战线”，是数量上强有力的社会民主党工会与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脆弱集团之一个联合，这个共和派，已完全失去了人民的拥护和一切的自信心。当战斗来临的时候，死尸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但他们却能顺便阻碍活人去参加战争。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同盟者对于它的领袖们的效劳，有如围绕工人组织的颈项的一条缰绳。我们必须斗争！我们必须斗争！……但这只是一句空话。如果有上帝的帮助，一切事情就会不流血地得着最后的解决。法西斯能不能真正决定停止空谈，而实际的干他们的事业呢？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他们自己是从来不会像这样的冒险，同时他们社会民主党人，觉得自己并不比别人更坏。
倘若实际的危险来到，社会民主党不依靠“铁的战线”，而依靠普鲁士的警察。这是多么错误的计算啊！警察固然是大批地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中招募来的，但这个事实，是绝无意义的。即在这个实例里，觉悟也是由环境所决定。一个工人，只要作了资本家政府机关的警察，它就是个资产阶级的警察而不是个工人了。近年以来，这些警察同革命工人们的斗争，比起同挺进军学生们的斗争要多得多。这样的训练，大概不会不留下它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每个警察都知道政府虽然可以改变，但警察总是会留着的。
在社会民主党理论的机关报《自由言论》（多么可鄙的刊物啊！）的新年号上，登载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容忍”主义的政策是被解释到它的最高意义。它认为希特勒永远不能走上政权反对警察与国防军。可是，按照宪法，国防军是在共和国的大总统指挥之下的。因此，它接着认为只要忠于宪法的大总统仍旧为政府的元首，就不会有什么法西斯的危险。布吕宁的统治必须维持到总统的选举，于是经过与议会的资产阶级的联盟，宪法的总统又可以选举出来，那么希特勒达到政权之路，又将被阻碍到另一个七年后去了。以上便是登在《自由言论》上那篇文章的大意[1]。一个领导几百万群众（走向社会主义！）的政党，对于目前根本上发生动摇的德国，究竟是那一个阶级将走上政权的问题，认为不是决定于德国无产阶级的战斗力，不是决定于法西斯的挺进军，甚至不是决定于德国国防军的全体人员，而是决定于魏玛宪法的纯粹精神（及其所需要的防腐的樟脑和石脑油）是否将在总统府内建立起来。但是，假如在人所周知的情势之中，魏玛的精灵与柏特曼·霍尔维一道，认为“只知需要，不问法律”，那怎么办呢？或者，假定魏玛精神那种易于毁灭的体质，在最不顺利的关头粉粹了（不管有防腐的樟脑和石脑油），那又怎样呢？而且，如果……但对于这一类的问题，是永远得不着结果的。
这班改良主义的政客们，这班熟练的拉线者、狡猾的私通者和趋炎附势者，这班议会的和内阁的阴谋家，他们只要一被事变的进程掷出他们习常范围外，他们只要一碰着重大的事变，马上就会显示他们自己是一些愚蠢之徒（我们再也找不出更温和的辞句）。
信赖一个总统，不过是信赖政府而已！法西斯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营垒，包含了德国民族之压倒的大多数，碰着这两个营垒间之迫切的冲突，这班马克思主义者（？）却从《前进报》高叫守夜的更夫来帮助他们：“救命！政府施行压迫啊！”这种呼声的意思，不啻是：“布吕宁，请你不要太逼迫我们，不要逼迫我们走到以工人组织的力量来保卫我们自己，因为这不但会唤起整个的无产阶级，而且这运动又将超过我们这班秃驴们或我们党的领导：以反法西斯开始，结果到来的将是共产党。”
布吕宁若不甘于缄默，他以答复道：“纵令我愿以警察的力量来对付法西斯主义，然而我却不能；纵令我能以警察的力量来控制法西斯主义，我也不愿。使国防军行动起来，即使不是使它一齐来反对我们，也只是使它发生分裂。但最重要的是，转动官僚机关来反对法西斯，直等于解放了工人阶级的手足，恢复他们行动的完全自由：其结果将正是你们这班社会民主党人所害怕的，因此，又是我所加倍害怕的。”
于是，社会民主党的申诉，对于国家机关、法官、国防军和警察所能产生的效果，不能不与其所预期的恰巧相反。最“忠实”的职员、最“中立”的和与社会民主党最少渊源的人们只能这样设想：“在社会民主党后面有几百万人，无数的财源是操在他们手里：新闻机关、议会和市政厅；现在，他们的皮囊正处于危险之境；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他们本来定可以得着共产党的帮助的；可是这班有权力的绅士们，却要求我——一个小小的职员——来挽救他们免于被别一政党所攻击，而这一政党也是包含几百万人的，它的领袖也许明天会成为我的上司；事情之对于社会民主党的绅士们，一定非常的坏，大概是完全无希望了……现在正是需要我自己（一个小小的职员）顾虑自己的皮囊的时候。”结果，昨天还在动摇的“忠实”和“中立”的职员们，为着保障他们将来的安全，确定地与国家社会党联系起来了。这班早就应该死亡的改良主义者，在这种形式之中，沿着官僚的路线为法西斯服务。
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的仆从，是命定地要过着可鄙的意识的寄生生活。有时候，它捉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一些观念，另一时候，则又企图利用某些马克思主义的断片。从我的小册子中，引用了我反对共产党参加希特勒的全民投票的理由以后，希法亭作结语道：“解释社会民主党对于布吕宁政府的策略，真的，除了以上几行以外，再没有什么意见可以增加了”。于是雷梅勒与塔尔海默跑出来说道：“请注意啊，希法亭信赖托洛茨基。”一个法西斯的煽动的报纸响应着叫道：“托洛茨基这个工作的报酬，是一张护照的允诺。”随后斯大林派的新闻家出场了，他把法西斯报纸的新闻，用电报拍到莫斯科，而新闻纸的编辑部（其中有不幸的拉狄克）即把这个电报登载出来。所有这些事情，不过只值得我们顺便提及而已。
让我们回到更重大的问题去吧。如果希特勒能有余闲反对布吕宁，这不过因为整个资产阶级的统治，是依赖希法亭及其伙伴们所领导的一部分工人阶级的支持。如果社会民主党还没有贯彻它阶级叛变的政策，那么希特勒，不要说他永远不能得着他现在的权力，而且他将紧紧地抓住布吕宁政府有如握着救命的铁锚一般。如果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共同推翻了布吕宁，那将是一件有最大政治意义的事。其结果，无论如何，是要超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的脑袋的。希法亭企图在我们的批评中，寻出他叛变的理由，而我们的批评则要求共产党人把希法亭的叛变认为一件完成的事实。
虽然希法亭“没有什么增加”到托洛茨基的话上，可是，他仍然是增加了一些东西：他说，势力的相互关系是这样的，即使是社会民主党的与共产党的工人采取共同行动，也没有“加强斗争以推翻敌人和夺取政权”的可能。在这段轻描淡写的毫无根据的论说中，正是问题症结之所在。按照希法亭的意见，在今日之德国，虽然无产阶级形成人口之大多数且是社会的决定的生产力，而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之联合战线仍不能够使无产阶级掌握政权！那么，什么时候是政权能够过渡到无产阶级之手的确当时机呢？大战以前，是资本主义之自动的生长、无产阶级的生长和社会民主党之相应的发展。但是这种进程为大战所中断，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恢复它了。资本主义的衰落，其意即表示政权问题必须决定于现存的生产力基础之上。延长资本家的统治之痛苦，社会民主党只能领导着趋向于更进一步的经济衰落、无产阶级的破坏和社会的糜烂。前面没有任何别的远景，明天将比今天更坏，而后天又比明天更坏。但是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再也不敢展望将来了。他们一切的罪恶，都是反映命定要归于毁灭的统治阶级之一切罪恶；他们是轻躁的，他们的意志是麻痹的，他们是习于向事变号啕痛哭和希望着奇迹。试想想看，现在泰诺的经济调查所尽的作用，不是同过去拉斯普丁的安慰的启示一样吗？
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联合一道也不能夺取政权，这个趋炎附势的、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这个从头到足都渗透了对于群众的不信任和轻视的懦夫，是这样说的。但是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共占选民百分之四十，虽然有社会民主党的叛变和共产党的错误，驱使几百万人消沉甚至于加入国家社会党的营垒，然而一旦两党共同行动的事实，在群众之前展开了新的前途，无产阶级的力量就会无限的增涨起来。且让我们自限于百分之四十吧。或者布吕宁或希特勒的选民比这更多吗？但是，能够统治今日之德国的，只有这三个集团：无产阶级、中央党或法西斯。一种卑贱的观念，总是深植于这班受过教育的小资产阶级的脑袋里。在他们看来，对于资本代表的统治，百分之二十的选民就够了，因为资产阶级有银行、托拉斯、辛狄加和铁路可供他们任意的指挥。诚然，我们的受过教育的小资产阶级，早在十二年以前，就准备把这一切东西“社会化”。但是，够受了！那是一个社会化的纲领吗？——是的；是剥夺剥削者吗？——不，若果如此，那就已经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了。
我们曾经在议会的横截面上，计算过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但那不是一面正确的镜子。被压迫阶级在议会的代表所表示的力量，远不及它的实际力量，相反的，资产阶级的代表，甚至于当它崩溃的前一天，依然还是它想象的力量之假面具。只有革命的斗争，才能够撕毁遮蔽着各种力量的实际关系之一切的假面具。在直接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如果不为内部的怠工所破坏，不为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它种种的叛变所削弱，无产阶级力量的发展，比起它在议会中的表现，将无比的优越些。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宝贵的历史教训吧。在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而且是稳固地夺取了政权以后，他们在立宪会议里的票数，甚至还不到三分之一，与左派社会革命党联合一起，也不到百分之四十。然而，不论有可怕的经济衰败和战争，不论欧洲的首先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之叛变，不论战后的疲劳之反动和特尔米多倾向之生长，但第一个工人政府站在自己的立足点上已经有了十四年。经济落后的俄国尚且如此，关于德国我们能够说什么呢？只要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与共产党共同起来夺取了政权，工作就已经完成了十分之九。
可是，希法亭说，如果社会民主党投票反对布吕宁政府，因此而推翻它，其结果将是法西斯走上政权。在议会的平面上，事情的表现或者将会如此，但是事情的本身，决不停留在议会平面上的。社会民主党只有决定了踏进革命斗争的道路，它才能拒绝对于布吕宁的支持。不支持布吕宁，即须为无产阶级专政奋斗，第三条路是没有的。社会民主党若投票反对布吕宁，立刻将改变各种势力的相互关系——不是在议会的棋盘上，这个棋盘的棋子，可以在桌子下面找得很多——而是在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决斗场上。在这样一种转变以后，无产阶级力量的增加，将不是两倍，而是十倍，因为在阶级斗争中，特别当大的历史变动时期，精神的因素决不会占着不重要的地位。在精神的推动之下，广大的群众将陆续地达到最高的激昂程度。无产阶级将确切地相信，只有它才能给这个伟大民族的生命以不同的和更高的方向。在决定的战争以前，希特勒军队内部的分裂和瓦解就会开始。战争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以最大的决心战争到底，勇猛地进攻，那么将来胜利的获得，比之极端的革命的乐观主义者所想象的要容易得多。
达到上述的目的，只缺乏一件小事：即社会民主党回过脸来采取革命的路线。经过一九一四—一九二二年的经验以后，希望它的一部分领袖之自动的转变，那是最可笑的幻想。至于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工人群众——那是另外一回事；他们能够转变，而且他们愿意转变——仅仅需要我们帮助他们。工人群众的转变，不仅反对资产阶级的政府，并且要反对他们自己党的上层。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虽“没有什么意见增加”到我们的言论上，但企图从我们自己的书中摘举些引证来反对我们：我们不是很明白写过斯大林派官僚们的政策是一串错误吗？我们不是斥责过共产党参加希特勒的全民投票吗？我们的确写过，我们也斥责过。但是，我们向共产国际内斯大林派的领导进攻，正因为他们不能分裂社会民主党，不能使群众脱离它的影响，不能使历史的机车从腐朽的社会民主党的制动机之下解放出来。斯大林派的官僚以其特有的混乱、错误和官僚的最后通牒主义，保全了社会民主党，让它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得着立足之地。
共产党纵令受了错误的领导，但还是无产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政党。至于社会民主党，虽然由于工人所组成，却完全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在“通常情况”之下，它是巧妙地尾随着资产阶级的观点，但在社会危机的情况中，则简直一文不值。就是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也不能不承认自己的政党之资产阶级的性质，虽然不是自愿的。一提到危机与失业的情况，泰诺便侈谈着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的耻辱”之陈腐辞句，有如新教徒的教士宣传着财富的罪恶一样；谈到社会主义，泰诺也以同样的态度像教士一样宣传着死后的报酬，但当具体问题到来的时候，他就取着完全不同的语调了：“如果在九月十四日，这个‘失业’的幽灵不在投票箱上徘徊，那么，这一天将在德国历史上放一异彩”（莱比锡大会上的报告）。由于危机，资本主义显露了它的真实面目，因之社会民主党失掉了许多票数和议席。经济的危机并没有加强“社会主义”的政党，却反面削弱了它，正等于它降低了莫拉可皇子的利润、商业的利息和银行的财源、沮丧了胡佛和福特的自信一样。现在，不是在资产阶级的报纸上，而是在社会民主党的刊物上，可以看见对于危机之最乐观的估计。还能找得着比这个政党的资产阶级性之更确凿的证据吗？如果资本主义的萎缩，产生了社会民主党的萎缩，那么，资本主义将近的死亡不能不象征社会民主党的早死。这个依靠工人而替资产阶级服务的党，在阶级斗争最尖锐的时期，不能不嗅到从坟墓里飘浮出来的气味。
[1] 这篇文章是用E.H.两个首写字母签署的。这两个字母应为后代的子孙们铭记着。几代工人们的劳动，不是徒然的。伟大的革命思想家和战士之走过地球，并不是没有留着他们的痕迹的。E.H.现在还活着，没有离开他的职务，并且给德国无产阶级指出道路。
坏嘴的人也许会说E.H.是十分近似E．Heilmann，在大战中，他以其最下贱的沙文主义，是那样的污辱了他自己的声名。不曾是的！什么，这样一个清楚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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