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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资本主义由于它的极端的落后，已证明其为帝国主义锁链中最薄弱之一环。在现在的危机中，德国资本主义，由于相反的理由：即由于它是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它的发展受了欧洲不能解决的困难所限制，亦显示其自身为最薄弱的一环。德国的生产力配置得愈高，它所结合的原动力愈多，它愈将窒息于欧洲的国家系统之中——而这一系统，正如一个荒凉僻壤的动物园中的鸟笼“系统”一样。在紧急时机的每一转点，德国资本主义当碰着那些它曾企图以战争方法来解决的许多问题。经过霍亨索伦政府，德国资产阶级曾准备自己来“组织欧罗巴”。经过布吕宁—寇蒂斯的统治，它又企图……与奥地利建立关税同盟。可是，它的问题、可能性与前途，竟陷于那样悲惨的程度！甚至连关税同盟都不能得到。正如神话中妖魔的房子一样，整个欧洲体系的基础，不过是母鸡的一对腿。若几百万奥地利人与德意志联合起来，法兰西伟大的健全的霸权即有颠覆的危险。
对于整个的欧洲，首先是对于德国，沿着资本主义的道路，再也不能前进了。资本主义自身各种力量之自动的相互作用，使目前的危机或能暂时得到解决——自然是在工人的骨骼之上进行的——但这不过表示一切矛盾，将在紧相连接的下一阶段重新复活，且其形式将更集中和更尖锐。
就世界经济范围来说，欧洲正日趋于衰落。它的前额已经贴上了难于移去的美国签条：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和胡佛的延期付款。欧洲已经完全被放在美国的支配之下了。
资本主义的腐烂，其结果将是社会和文化的解体。在民族范围内之更有规律的阶级分化，和基于中间阶级减少而无产阶级愈益生长，这条道路已经被阻碍了。危机愈加延长，其所能带来的后果，仅仅是小资产阶级的贫穷化，和不断使工人群众更加转变为流氓无产阶级。现在，正是这种威吓，以其极其尖锐的形式，扼住了先进资本主义的德国之咽喉。
腐朽的资本主义的欧洲之最腐朽的部分，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官僚制度。它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旗帜之下踏进了它的历史行程，而且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为其目标。但是，资本主义之强大的浪潮阻碍了它，并使它成为资本主义的随从。于是，社会民主党在改良的名义之下，首先从行动上随后则从言辞上以背叛革命。固然，考茨基在一个长时间内尚为革命的辞令辩护，想使它成为改良主义所需要的婢女。但在另一方面，伯恩斯坦则要求完全抛弃革命：因为资本主义正在走上没有危机和没有战争的和平发展时期了。好一个模范的先知！外表上，在考茨基与伯恩斯坦之间，还有许多不可调和的分歧，但实际上，他们正是改良主义足上的左右两只靴子，系统地相互补充。
战争来了。社会民主党在争取将来繁荣的美名下拥护战争。然而来的不是繁荣，而是资本主义的腐烂。于是问题自身的解决，不复在于从资本主义的衰弱来决定革命之不可免；也不是一个用改良方法来调和资本主义与工人的问题了。现在社会民主党的新政策，是以牺牲改良主义为代价来替资产阶级保持社会之安全。
但这还不是堕落的最后阶段。震动资本主义的目前危机，迫着社会民主党牺牲在长期的政治和经济斗争之后所获得的成果，因此而使德国工人阶级陷于他们的父亲、祖父乃至于曾祖父的生活水平。在它一切胜利和希望的残屑之中，改良主义是腐臭地分解了，从没有一种历史情景比这更其悲惨和更其可厌的。剧场正在急进地趋向于近代主义，让它常常表演豪普特曼（Hauptmann）的“职工们”（The Weavers）吧：这是近代戏剧中之最近代的。不过，剧场的经理切不可忘记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预定二层楼的包厢。
然而有时候，这些领袖们也没有光顾剧场的情趣：他们已经达到他们适应性的最大限度了。德国的工人阶级再也不能自愿地降到现在这种生活的水平以下，即令是很短的时期。而资产阶级的统治，则尽量为其自身的存在而奋斗，亦无意承认这种生活水平。布吕宁的紧急法令，不过在开始，只是试探地形的触须而已。布吕宁的统治系建筑在社会民主党官僚怯懦的狡猾的支持之上，而社会民主党的官僚，又转而依赖一部分无产阶级之沉默的冷淡的支持。基于官僚法令上的统治，是动摇的、不可信赖的和暂时的。资本主义需要一个更决定的政策。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常常用一只眼睛睨视着它自己的工人群众，这对于资本主义的目的，不仅是不够，而且已经变得讨厌了。中庸政策的时期已经过去。为要寻求一条出路，资产阶级必须绝对地摆脱工人组织的压力，必须消灭、破坏和完全压碎这些组织。
于是法西斯主义之历史的作用，就在这个时机开始了，法西斯的基础，是建在那些直接高于无产阶级而又常常惧怕堕入无产阶级行列中的各阶级（即各样的小资产阶级——译者）之上；在正式政府的掩护之下，由财政资本出钱以组织他们，使之军事化，并领导他们去扑灭一切无产阶级的组织，从最革命的到最保守的。
法西斯主义不仅是一种报复、暴力和警察恐怖的制度，而且是一种特殊的政府制度，它以灭绝资产阶级社会内的一切无产阶级民主成份为其基础。它的任务，不只在摧毁共产党的前锋队，而且要扼住整个无产阶级，使之陷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为达到这一目的，对于工人中最革命的部分之肉体上的摧残，是不够的。它还须击碎一切独立和自动的组织、毁灭无产阶级所有的防卫堡垒，铲除七十五年以来社会民主党与工会所已获得的一切成果。因为最后分析起来，共产党自身的基础亦是建立在这些成果之上的。
社会民主党已为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准备了一切必须的条件。但由于这同一事实，它又准备了其自身政治消灭的舞台。布吕宁的紧急立法以及迫切的法西斯的危险，这些都应由社会民主党负其全责，这是绝对正确的。然而若把社会民主主义者与法西斯主义等量齐观，那就荒谬绝伦了。
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当中，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策，曾为反革命准备了胜利的舞名，但反革命的胜利却又转过来阉割了自由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攻击自由派资产阶级之激烈，绝不亚于拉萨尔，至于他们的批评则更为深刻。但当拉萨尔派把封建的反革命派与自由派的资产阶级同视为“一个反动集团”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为这种虚伪的极端激进主义所触怒。不管拉萨尔派的工作性质一般说来是进步的，比起自由主义的成就来，是更重要和更有结果的。但他们的错误立场，好几次曾使他们不自觉地帮助了君主专制。
现在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是在一个新的历史背景之上，重新生产了拉萨尔派的基本错误。在斯大林派的官僚们把国家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投进一个法西斯的堆垒以后，轻率地参加那援助希特勒全民投票的活动，而这种活动，在其自身的形式上，并没有比拉萨尔与俾斯麦的联盟更为聪明一点。
在目前局势中，德国共产主义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必须依据以下两个不可分离的事实：（一）法西斯主义之伸张，应由社会民主党负其政治上的责任；（二）法西斯主义与工人的组织间是绝对不可调和的，而社会民主党本身正是倚靠在这些工人的组织之上。
德国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目前已经达到如此紧张的状态，爆发是不可避免的。社会民主党的适应性已达到一种限度，超过这限度便是它自身的死亡。而斯大林派官僚的错误亦已达到一种限度，超过这限度便是大灾难之来临。这种三重的公式成为德国形势之特点，现在一切事情都已悬在刀锋之上。
当一个人必须经过报纸来注视德国的情况，而报纸的达到又几乎在一星期以后时；当一个人在他的原稿从君士坦丁堡达到柏林前，必须忍待着另一星期时；而此后又须经过几星期这本小册子才能达到它的读众之前，——当这个时候，他很自然地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一切不已经太迟了吗？”他每次答复他自己说：不！为作战而编置的军队是太巨大了……他不能不顾虑到问题将会在极短的时期以内解决。但是德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耗竭，它的威力还没有发挥。事实的逻辑将使它自身每经过一天，便要更紧迫地为人所注意。正因为这些理由，使作者企图增加他所应该说的，纵令这是迟了几个星期即一整个历史时期之久。
斯大林派的官僚，相信他们能够更平安的完成他们的工作，如果本书的作者在普林吉坡的话；他们从社会民主党的黑曼·穆勒的政府，得着拒绝签发护照给……“孟什维克”的允诺：在这件事情上，联合战线是毫不犹豫地和迅速地建立起来了。现在，斯大林派在苏维埃的官式刊物上广播一种消息，说我按照与社会民主党成立的协议，正在为布吕宁政府辩护，而社会民主党则以暗中允许我入居德境为报酬。对于这样卑鄙的造谣，已经用不着愤怒，我且让我自己去嘲笑官僚们的愚蠢吧，但是因为时机十分紧迫，我不能不中止我的笑声。
事变的进程，将证明我们的立场之正确，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历史究竟在何种方式中显示它的证验：经过斯大林派小组织的灾难，抑或经过马克思主义者政策的胜利呢？
目前，整个问题的症结即在于此。这个问题是德国整个民族命运所关的问题，而且不只是它一国的命运所关的问题。
这本小册子中所分析的问题，不是从昨天开始的。九年以来，共产国际的领导由于策略的混乱，忙于重新估量国际无产阶级的价值，并破坏其先锋队，而这种策略的混乱，就其整个说来，是隶属于所谓“总路线”的。俄国左派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之形成，不仅因为俄国问题，而且也因为国际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德国革命运动的诸问题，决不是占着不重要的地位。关于这个题目之激烈的争论，远在一九二三年就开始了的。在随后几年之中，本书作者在这些争论的问题上，曾不止一次发表过意见。我的带批评性的著作中之重要部分，均已在德文中出版了。这本小册子，仍旧是对于左派反对派的理论和政治工作之一种贡献。这里面许多顺便提及的问题，在过去是曾经作过详细的分析的。因此我必须向读者提及，特别去读一读我的其它著作：《国际纲领草案批评》，《世界革命的战术》，《不断革命论》等。现在，当这些争论在伟大的历史任务的光辉之中，呈现于每一个人之前的时候，使我们有可能更好地和更深刻地去估计它们的渊源。对于严正的革命家，对于真实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种研究是绝对必要的。折衷主义者，是依靠偶然的思想和在事变冲突下产生的仓卒行动来过活。能够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干部，却只有从不断的争论和连续的工作中训练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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