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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扩大会议所得到的结论，认为必须结束那些错误的观点，即那些导源于“以自由主义去解释法西斯主义与资产阶级的民主及彻底的法西斯形式间之矛盾”的观点。……斯大林派哲学的精义是很明白的：从马克思主义者之否认绝对的矛盾，而走到一般地否认矛盾，甚至于否认相对的矛盾。这种错误，是一种典型的庸俗的激进主义。如果在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没有任何的矛盾——即使在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范围内——那么，这两种政制必须明白地相等，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等于法西斯主义。不知怎样，社会民主主义却被赐以社会法西斯主义的雅号。至于与法西斯相连的“社会”这个名词的意义，一直到今天人们尚未加以何种解释[1]。
只有天真烂漫的人，才期待着斯大林派对这个基本问题有诚实的严肃的答复：他们顶多不过说出一些选择好的形容词。然而东方革命的运命却与这个问题有不能分离的连系。
但是，事实的本质，并不按照共产国际执委扩大会议的决议而变更。在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矛盾。这矛盾不是“绝对”的，或者就马克思主义者的用语来说，它并不是表示两个不可调和的阶级之统治，但它确是表示同一阶级的统治之不同的体系。这两种体系：其一是议会民主派的；另一是法西斯的（它从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各阶层之各种不同的结合中取得帮助）；这两种政制，不可避免地要走到相互的激烈斗争。
现在，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主要代表，它从工人中取得帮助，而法西斯主义则为小资产阶级所拥护。没有工人群众的组织，社会民主党是不能有什么力量的。若不毁灭一切的工人组织，法西斯就不能巩固地握住政权。议会是社会民主党的主要竞技场，而法西斯主义的体系则建基在议会主义的毁灭之上。对于独占的资产阶级，议会的与法西斯的政制，都不过是统治的不同机关，它采用何种机关，完全决定于历史的条件。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何种机关之被选择却有独立的重大意义，不仅如此，这对于它们简直是政治的生死问题。
当“正规”的警察与资产阶级专政的军事力量，及其议会的屏障，再也不足以维持社会于平衡状态时——向法西斯政制的转变便来了。经过法西斯的作用，资本主义使疯狂的小资产阶级，脱离阶级的和腐败的流氓无产阶级的队伍，以及无数为财政资本所驱使到失望和疯狂的人们蠢动起来。资产阶级所要求于法西斯的，是一种彻底的工作；一旦借助于国内战争的方法，它必须坚持下去以换取几年的和平时间。而法西斯则利用小资产阶级作冲锋车，压平它路上的一切障碍，来干这一种彻底的工作。法西斯主义胜利以后，财政资本将立刻地和直接地集中一切统治的机关和工具、国家行政的和教育的权力：整个国家机关和军队、市政厅、大学校、报纸、工会和合作社在它的手里，有如集中在铁钳里一样。当一个国家转变成法西斯的国家的时候，那不仅是表示政府的一切形式和方法，都要按照墨索里尼所安排的模型改变——在这个范围以内的改变，最后只演着极小的作用——而是表示：首先就是一切工人组织之被摧毁，无产阶级之被迫而陷于纷乱状况，一个深入群众的破坏无产阶级独立团结的行政制度之建立。法西斯主义的要点就在这里。
以上所说的与下面的事实并不冲突，即在某一定的时期内，一种介乎民主制度与法西斯制度中间的过渡政制，有建立之可能。这种政制包含着两种制度的特点；一般说，这是一种社会制度为他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时之一个规律，纵令它们是不可调和的相互冲突。有些时候，资产阶级依赖社会民主党同时又依赖法西斯主义，即是同时发挥它那选举的和恐怖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最后几个月存在期的克伦斯基政府，那时它一方面依赖苏维埃，同时又与科尔尼洛夫勾结。布吕宁政府也是如此，它恰似在两个敌对营垒中间的绳索上跳舞，以紧急令代替竹竿来维持其自身的平衡。但像这种国家的和行政的情况，在性质上只能是暂时的。这是表示过渡时期的特征，在这时期中社会民主党将近耗竭了它的一切作用，而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又还没有准备好夺取政权。
意大利的共产党，对于法西斯主义问题曾经作过长时期的研究，他们不止一次反对过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概念之广泛的滥用。不久以前，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上，爱科里对于法西斯主义问题之解释，正是现在人们所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观点。在那时候，爱科里认定法西斯主义是最彻底的和顽强的反动制度，他解释道：“这种政制赖以维持其自身的，不是它那种恐怖行动的残酷，不是屠杀大批的工人和农民，不是大规模的运用各种苦刑，也不是它那法庭的森严，而是依靠着系统地灭绝一切群众的独立组织”。爱科里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正确的：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及其任务，即在于彻底压平一切工人的组织和阻止这些组织之复活。在一个资本主义发达的社会中，这个目的单靠运用警察的方法是不能达到的，要达到目的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以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压力来直接对付无产阶级的压力。现在正是这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的反动制度，在法西斯主义的名义之下踏进了历史舞台。
爱科里写道：“一切关于法西斯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间之关系问题，是属于这同一的‘法西斯主义与工人组织的存在不能调和’的范围内的。正是在这种关系之中，法西斯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一切同时代的其它反动政制截然不同。它排斥一切与社会民主党的妥协，无情地迫害它，剥夺它一切合法的存在，并使之流离逃亡。”
在共产国际的机关报上，一篇文章就是这样写的！随后，曼努伊尔斯基挨近着莫洛托夫的耳朵，嗫嗫着那“第三时期”的伟大理想，把法国、德国和波兰都列入“革命进攻的第一线”，又宣布了夺取政权为当前的直接任务。于是，在无产阶级暴动之前，除了共产党以外，一切的政党都是反革命的，再也用不着去区别法西斯和社会民主党。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就这样地被建立起来了。于是共产国际的官僚们忙于重新排列他们自己。爱科里也迅速地起来证明那种理论对于他是宝贵的真理（莫洛托夫是更可宝贵），而且他……写就了一篇辩护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的报告。一九三○年二月，他宣布说：“意大利的社会民主党以最大的自愿转变成了法西斯”。但是，共产主义的官僚们却以更大的自愿变成为阿谀逢迎者了！
我们对于“第三时期”的理论和运用之批评，被宣布为反革命，这是意料得到的。然而，无产阶级先锋队付了宝贵代价残酷的经验，迫着官僚们不能不在这方面再来一个转变。于是“第三时期”与莫洛托夫本人一道为共产国际所辞退了。但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却依然保存着，好像是第三时期之唯一成熟的果子。在这里，任何变更都是不可能：莫洛托夫为第三时期所束缚，而斯大林自身则陷于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之中。
德国《红旗报》以斯大林的辞句，开始它那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研究，它说：“法西斯主义是依靠社会民主党积极支持的资产阶级之军事组织，客观地说，社会民主党就是法西斯主义温和的一翼”。客观地说，这正是斯大林的习惯，当他归纳他的议论时，总是以他自己的第二句话来反对他自己的第一句，他的结论与他的前提总是不相关联的。资产阶级依靠社会民主党，而法西斯又是资产阶级的军事组织，这是无可辩驳的；很久以前就是这样认定了。从这里所能得出的结论，只能是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都是大资产阶级的工具。而社会民主党究如何因此而成为法西斯的“一翼”，便不可思议了。另外还有一种同样深刻的见解，即《红旗报》的同一作者认定法西斯和社会民主党不是敌人，而是双生兄弟。同盟者虽不必一定要在同一的日子和从同一的父母生产下来，但是，现在双生兄弟却变成最尖锐的仇敌了。斯大林的推理，连形式逻辑都缺乏，更不要说辩证法了。他们的力量即在于没有人敢驳斥他们。
魏勒·赫尔希响应着斯大林说：“关于‘阶级内容’，在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没有任何的差异。”（《国际报》，1932年1月）从民主过渡到法西斯主义，可以带着“有机进程”的性质，即可以“逐渐的”和“不流血的”发生。这种推理，本可以使任何人惊愕失色，但是不肖门徒的谬误是层出不穷的，已经引不起我们的骇异了。
在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没有任何“阶级的区别”。很明显的，这即是说民主与法西斯主义，在性质上同是资产阶级的。甚至于在一九三二年的一月以前，我们就料定官僚们的见解必然如此。然而统治阶级，不是在真空内生存的。它与其它的阶级有一定的关系。在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资产阶级在“民主”的政制中，首先是依赖为改良主义者所束缚的工人阶级之支持。当工党以及保守党执政的时候，这种政制以其最完成的形式，在英国得着最好的说明。在法西斯的政制之中，最低限度当它的初期，资本家是依靠在摧毁无产阶级的组织之小资产阶级的身上。意大利就是个例子。在这两种政制之间，果真没有不同的“阶级内容”吗？如果问题的提出，只是限于统治阶级，那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但是，如果从无产阶级的视角，计算到各阶级的立场和相互关系，那么不同之点就多得很。
几十年以来，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以内，利用它和反对它以建立他们自己的坚固堡垒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基础：工会、政党、教育和运动的俱乐部，以及合作社等。但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不能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合法范围以内，只有采取革命的道路才能达到：这已为理论和经验两者所证明。而这些在资产阶级国家以内的工人民主的机关，对于工人阶级之采取革命的道路正是绝对需要的。当第二国际还在进行进步的历史事业的时候，它的工作即在于建立这些工人民主的机关。
扫荡一切无产阶级民主的组织，这是法西斯基本的和唯一的任务。这对于无产阶级是有某种“阶级意义”，抑或没有呢？高明的理论家，顶好对此加以考虑。在宣布法西斯主义的政制是资产阶级的政制以后——这是毫无问题的——赫尔希与他的主人一样，忽略了一件小事：无产阶级在这种政制之中的地位。他们以赤裸裸的抽象的社会学，来代替历史的进程。但阶级斗争，是在历史的领土上，而不是在社会学上的同温层进行的。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出发点，不应是些关于民主国家的抽象观念，而应是无产阶级的一切活的组织，在这些组织中，曾集中了无产阶级过去的一切经验，这些组织并且为着将来而准备无产阶级。
申言从民主到法西斯主义的转变，可以采取“有机的”和“逐渐的”性质，这不啻是说：不必需要斗争，也不必经过任何的骚乱，法西斯即可以不但剥夺无产阶级的一切物质胜利品——不但它的现有的生活标准，它的社会地位，它的文化的政治的权利——而且将剥夺它用以获得这些成果的基本工具，即它的组织。在这种辞令之下，所谓向法西斯主义之“不流血”的过渡，便包含了无产阶级之最可怕的投降。
魏勒·赫尔希的理论的分析，不是偶然的；这是进一步发挥斯大林理论上的预言，同时又是总括了目前共产党全部的煽动。党的主要的力量，事实上只是用以去证明布吕宁的统治与希特勒的统治没有任何差异。台尔曼与雷梅勒，就从这里窥见了布尔什维克的政策的精义。
其实，事情不只限于德国。在共产国际各国一切支部内，现时人们正热心在宣传一种意见：法西斯纵或胜利了，也不会引起什么新的事情。在法文杂志《布尔什维克文库》的一月号上，我们可以读到：“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实际行动上像布莱特塞德一样；他们接受了社会民主党那有名的“较好”的理论，按照这理论，布吕宁没有像希特勒那样坏，按照这理论，在布吕宁统治之下挨饿，不像在希特勒统治之下挨饿的那样不痛快，并且被格洛纳枪毙较之被富利克枪毙要无限的好些。”这些话算是愚蠢得够受了，却还不是最愚蠢的一段。然而不幸得很，这段文章正是说明了共产国际领袖们之政治哲学的要点。
事实上，斯大林主义者是从庸俗的民主观点出发来比较这两种统治制度的。不错，如果从“形式”民主的标准来考量布吕宁的统治，毫无疑问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高傲的魏玛宪法，除骨骼与皮毛而外，没有剩下什么东西。但是这还没有解决与我们有关的问题。我们必须从无产阶级民主的视角去接近问题。在腐朽的资本主义之下，“正规”的反动的警察手段将在何时何地才为法西斯制度所代替，对这一问题的估量，无产阶级民主也是唯一可靠的标准。
我们认为，布吕宁是否“较好”于希特勒（或者外表上好些？）的问题，对于我们没有一点兴趣。只要看看工人组织的名单，即可以知道法西斯主义在德国还没有得着胜利，在达到它的胜利的路上，还存在着巨大的障碍和力量。
目前布吕宁的统治，是官僚专政的统治，或者更确定地说，是借助于军队和警察而实行的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组织，看起来是势均力敌的。如果工人阶级已为苏维埃所团结，如果工厂委员会已为监督生产而奋斗，则有可能谈得上二重政权，但因为无产阶级内部的分裂因为它的先锋队之策略上的错误，二重政权至今尚未存在，但由于工人阶级之强有力的组织尚依然存在这一事实，在某种条件之下是有可能以压倒的力量压碎法西斯主义的，这些工人组织能够阻止希特勒踏上政权并赋与官僚机关以某种“独立”。
布吕宁的专政，不过是波拿巴主义的一幅讽剌画。他的专政是动摇的，不可靠的和短命的。这专政不是表示一个新的社会平衡之开始，而是表示一个旧的社会平衡之初步的冲突。它仅为少数资产阶级所直接支持，它虽然为违反工人阶级意志的社会民主党所容忍，但又受着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布吕宁能发下一些纸上法令的雷鸣，但不是真正的雷电。布吕宁能够在得着议会的同意之下解散议会，他将公布一些反对工人阶级的法令，宣告圣诞节的休战而又在其掩护之下进行一些密谋，解散几百次的会议，封闭几十家报纸，同希特勒相互通些不重要的信——他所能作的尽在于此。对于更大点的事情，他的手是太短了。
布吕宁不能不容忍工人阶级组织的存在，因为他直到今天还没有决定把政权交给希特勒，同时他自身又没有消灭这些组织的独立力量。布吕宁不能不容忍法西斯并袒护他们，因为他十分害怕工人阶级的胜利。布吕宁的统治是过渡和短命的统治，随着而来的将是大灾难。目前行政之能继续施行，仅因为主要的营垒还没有发动它们的力量。真正的战争还没有开始。它还是将来的事。在战斗之前，在各种力量公开地对敌以前，官僚专政的无力，充满了大风雨前寂静的一剎那。
那些瞎吹牛皮的笨伯，不承认“在布吕宁与特勒之间”有任何的不同，实际上即等于说，不管我们的组织是存在或已经被摧毁，都是一样。在这种虚伪的激进辞句之中，隐藏着最卑鄙的怯懦；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免于失败！请留心读读从斯大林派法文杂志上所摘引的那一段妙文吧。他们把问题缩小成为：在布吕宁之下挨饿好些还是在希特勒之下挨饿好些。对于他们，问题只是在谁个之下挨饿。对于我们则恰恰相反，我们所提出的问题，不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去较好地死，而是怎样地去战斗和取得胜利。我们的结论是，较大的进攻战必须在官僚专政为法西斯政制所代替以前开始，即是在工人组织尚未被压碎以前开始。用展开、推进和加剧部分的冲突以准备着总的进攻。但为了这，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前途，首先就不应该在敌人离胜利还很遥远的时候，宣布敌人是胜利了。
问题的焦点即在于此，适合背景的战术之钥亦在于此；而这里又是行动的基础，决死的战争必须从此基础上发动起来。每个有思想的工人，尤其是每个共产党员，必须给自己以适当的估量，同时对斯大林派官僚们所谓布吕宁与希特勒是一样的那种空洞和陈腐的辞句；必须彻底加以测验。我们答复说，你们胡说八道！你们无耻的胡说，因为你们害怕前面的困难，因为你们不敢迎向前面的巨大问题；战争还没有开始，你们就屈服了，你们就宣布：我们已经遭受失败。你们是在扯谎！工人阶级固然是分裂的，它为改良主义者所削弱，又为它自己的先锋队的动摇所混乱，但是它还没有被毁灭，它的力量还没有枯竭。不。德国无产阶级还依然是强有力的。倘一旦它的革命精力为它自身清除了向决斗场的道路，事变的进展将无限地超过那些最乐观的估计。
布吕宁的统治是一种过渡的统治。向什么过渡呢？不是向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即向无产阶级的胜利。这个统治之所以是过渡的，因为双方营垒还只在为着决死的战争作准备。如果你们把布吕宁与希特勒等量齐观，这无异于把战争前的情形与战败后的情形看成一样，这表示你们预先承认失败，这表示你们不战而降。
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特别是共产党员，是不愿这样不战而降的。自然，斯大林派的官僚也未尝心甘情愿如此。但是人们必须计及的不是自己的愿望（依据这些愿望，希特勒将向他的坟墓铺筑道路），而是自己的政策，自己的指导之客观意义，及其倾向。我们必须彻底揭破斯大林、曼努伊尔斯基、台尔曼和雷梅勒的政策之消极的、懦怯的、犹疑的、投降的和虚夸的性质。我们必须教革命的工人们去了解目前形势之钥是在共产党手里，但斯大林派的官僚们却企图拿这把钥匙去锁住向革命行动之门。
[1] 玄学家（即不以辩证法推理的人）常常把两个，三个甚至于更多的互相反对的意义加在同一的抽象的观念之上。人们这样告诉我们，一般的“民主”与一般的“法西斯主义”，彼此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但此外在世界上还必须有“工农专政”的存在（为适用于中国、印度和西班牙）。是无产阶级专政吗？不！或者，是资本家专政吗？不！那么，是什么呢？是一个民主的专政！好像在宇宙内的什么地方，会存在过一个纯粹的无阶级的民主似的。然而按照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扩大会议，民主之与法西斯主义，是决没有任何分别的。既然如此，“民主专政”与“法西斯专政”间的不同之点又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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