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初，对于那些了解政治局势的最高级领导人来说事情已变得很清楚：斯大林已把对他个人忠诚不渝的代表几乎塞满了即将举行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党内最高的权力机关。这种趋势使列宁十分震惊，他〕把我叫到克里姆林宫他的房间内，谈到我们苏维埃机关275内官僚主义的可怕发展，谈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性。他建议成立一个中央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并要我积极参加这个委员会。我回答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深信，在目前反对苏维埃国家机关内官僚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决不能忽略目前这种情况：在中央和各省，正在根据对某些党内有权势的人物和中央委员会本身内部的统治集团的忠诚，非常特别地挑选官员和专家，党员和非党员，担任甚至是区域和地方的职位。只要你向一个小官员进攻，你就会碰到一个重要的党领导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担任这个工作。”
列宁想了会后说——我是在逐字逐句引用他的话。
“换句话说，我是在建议发动一个反对苏维埃国家机关内官僚主义的运动，而你是在建议把这个斗争扩大到包括党组织局的官僚主义在内？”
我没有料到这一点，我笑了，因为我当时心中没有想得这么完整。我回答说“我想，是这样。”
“那么，很好，”列宁应声说，“我建议组成一个联盟。”
“同一个正人君子组织一个联盟，这是一件愉快的事。”我说。
当时协议：列宁提出一个关于成立这个中央委员会特别委员会的建议，以反对“一般的”官僚主义，特别是组织局内的官僚主义。他答应“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的细节。这样，我们就分别了。两个星期过去了。列宁的健康变得更坏了。后来，他的秘书把他关于民族问题的便条和信件带给我。他好几个月由于动脉硬化症而无法工作，对我们反对组织局内的官僚主义集团，不能做任何事情。显然，列宁的计划是针对斯大林的，尽管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这是同列宁在他的遗嘱中所明白表示的思路是一致的。〔如果斯大林在这个时候控制着中央监察委员会、组织局和书记处，那么季诺维也夫在政治局内和中央委员会内仍控制着多数，因此，他是三头同盟中的头号人物。他同斯大林进行着无声的、隐蔽的然而是激烈的斗争，争夺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内的多数。季诺维也夫完全控制着列宁格勒组织，而他的伙伴加米涅夫控制着莫斯科组织。这两个最重要的党中心只需得到另外几个大的党中心的支持，就能够获得代表大会的多数。这个多数对于选出一个中央委员会和批准有利于季诺维也夫的决议是必需的。但是季诺维也夫没有能够获得多数。事实证明，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以外的绝大部分党组织都处于总书记的牢固控制下。
〔尽管这样，季诺维也夫有勇无谋，竟然坚持要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得到列宁的地位。他在代表大会开幕会议上作了政治报告，从而取得了列宁继任者的地位。在筹备这次代表大会的期间，由于列宁患病不能出席，〕最棘手的问题是，谁应当作这个主旨报告，而自从建党以来，作主旨报告一直是列宁的不可旁贷的权利。这个问题在政治局提出的时候，斯大林第一个说：“政治报告当然只应当由托洛茨基同志来作。”
我不想作这个报告，因为在我看来，这等于在列宁患重病的时候宣布自己要取得列宁继任者地位的候补资格。我作了大致如下的回答：“这是一个临时时期。让我们希望列宁不久就会好起来。同时，这个报告应当由总书记来作，以符合他的职务。这可以消除无聊猜测的一切根据。此外，你和我在经济问题上有严重分歧，而我是少数。”
“但是，假定没有分歧呢？”斯大林问，让我了解他准备作出很大的让步，那就是，达成一个卑鄙的妥协。
加里宁在我们谈话时插言进来。“什么分歧？”他问，“你的建议在政治局中总是得到通过的。”
我继续坚持由斯大林来作这个报告。
“无论如何”，他以一种做作的谦逊态度回答，“党不会了解的。这个报告必须由最孚众望的中央委员会委员来作。”
〔这个问题最后由中央委员会内季诺维也夫多数作出了决定。这使得所有的党员都清楚地看到，季诺维也夫是作为党首脑的列宁的继任者。依靠他所控制的代表和三头同盟中他的小伙伴所控制的多数，他有一切理由期望，他以头号布尔什维克的身分登上讲坛作政治报告的时候，会受到热烈的欢呼。但是总书记欺骗了他，在三头同盟中的这个伙伴：季诺维也夫没有得到通常的掌声。他的主旨报告是在差不多沉闷的静默中作的。代表们的裁决是明显的：季诺维也夫的新地位是篡夺来的。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从1923年4月17日到25日开了一个星期。这次大会使斯大林在三头同盟中的地位从小伙伴上升到大伙伴。季诺维也夫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内的多数垮了。斯大林把这两个机构都控制在自己手里。但是，他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最重要的成就是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和省监察委员会系统方面。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成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秘密头子；中央监察委员会大多数委员都是他的人。但是，省、县和地方监察委员会都不在他的控制下，因为其中很多都是在他当总书记以前选出的。斯大林以他所特有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一些原应由敌对的监察委员会处理的，或牵涉到斯大林政治机器的利益的案件，只要有可能，都以这种或那种借口移交给中央监察委员会审理。不但这样，只要不会引起人们太大的注意，中央监察委员会以这种或那种借口干脆撤销一些敌对的监察委员会。这种做法，加上在监察委员会的省会议和区域会议上的有组织的共谋获得了很大的成果。
〔为了“审讯”和“清除”反对派，特地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组成的党纪检查委员会，完全是斯大林分子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本身的委员，由7人增加到50人，并有候补委员10人——有了更多的高位来酬劳忠诚的分子。而且，它的新规定的职能和它的实际活动把中央监察委员会变成了一个以共产党员为对象的特别的国家政治保安部。
〔季诺维也夫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后，企图同最高级领导人做一笔交易来捞回他的政治财产。他动摇于这两个计划之间：1.剥夺书记处的自行扩大的任命权，从而把书记处降低到它从前作为政治局的一个附属机构的地位；2.使它“政治化”，这就是说，在书记处内成立一个由三个政治局委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作为它的最高机构，这三个人将是斯大林、托洛茨基以及加米涅夫、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这三人中的一人。他觉得，某种这样的组合，对抵消斯大林过大的势力是不可缺少的。
1923年9月，他在基斯洛沃茨克——高加索的一个温泉胜地——附近一个山洞内就这个问题开始举行他的会议。伏罗希洛夫当时在罗斯托夫，接到了季诺维也夫邀请他出席会议的电报。大林的朋友奥尔忠尼启泽也接到了。出席会议的其他一些人是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舍维奇和叶夫多基莫夫。季诺维也夫在一封致斯大林的、由自己亲自交给他最好的朋友奥尔忠尼启泽送交收件人的信中，写下了一个关于他在会上发表的意见的摘要。他透露：
“斯大林同志……回了一个语气粗鲁然而是友好的电报……不久之后，他来了……他们作了几次谈话。最后决定我们不动书记处，但是，为了使组织工作同政治活动协调起来，我们派三个政治局委员加入组织局。这个并不非常实际的建议是斯大林同志提出的，而我们同意了……这三个政治局委员是托洛茨基同志、布哈林同志和我。我出席组织局会议的次数，我想，有一两次。布哈林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连一次也没有来过。毫无结果……。”
〔实际上，满怀希望的季诺维也夫必须做的一切就是出席一两次组织局会议，就是了解任何不属于斯大林机器的人要在那里“破门而入”是毫无希望的；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至少有不参加会议的远见和想像力。
〔同时，德国的革命形势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但是三巨头及其在政治局中的同盟者仍在忙于破坏声望过高的托洛茨基的威望，忙于互相厮杀，只能偶或对这个最重要的世界革命问题敷衍了事地过问一下。德国同志们得到的长期指示是：充分使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后来，季诺维也夫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从6月12日到24日，世界共产主义的领导人谈论革命。
〔激昂的德国群众——他们在城市中有1500万，在乡村中有700万——支持共产国际的德国支部。但是由于列宁瘫痪了，不能说话；由于托洛茨基受到党纪的限制，由于他在政治局内处境孤立从而在政治上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对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什么也没有说。没有发出任何命令．什么动静也没有。在l923年这个关系重大的8月中，斯大林给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的首脑）和布哈林（公认的“仅次于列宁的头号共产主义理论家＂）写了下面这些话〕：
“在目前阶段，共产党人是不是应当试图撇开社会民主党人而夺取政权？他们是否已经充分成熟得这样做？我认为，这就是问题当我们夺取政权的时候，我们在俄国有这样一些后备力量，如(l)实现和平的保证；(2)土地归于农民这一口号；(3)工人阶级中极大多数的支持；(4)农民的同情。目前，德国共产党人没有这些东西。他们当然有一个苏维埃国家做他们的邻国，而这是过去我们所没有的，但是我们能够向他们提什么呢？……譬如说，德国的政府现在倒台了，而共产党要夺取政权，那么他们也将以失败告终。这，还是‘最好的’情况。而最坏的情况是，他们将被击得粉碎，给抛回去．整个问题并不是布兰德勒要‘教育群众’，而是资产阶级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势必把这种教育——示威——变成一次全面的战斗（目前，一切有利条件都在他们那一边）然后消灭他们〔德国共产党人〕。当然，法西斯分子并不是在睡觉；但是，让他们先进行攻击，对我们是有利的：这可以使整个工人阶级团结在共产党人的周围（德国并不是保加利亚）。此外，我们得到的一切情报表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是软弱的。我认为，应当抑制德国人，而不是去鼓动他们。”
〔这个三头同盟首席成员和苏联共产党秘密头子的意见，实际上就是对共产国际首脑的一个命令，后者就相应地拟出了他对德国共产党领导机构的指示。像一切这种意见一样，它是“保密的”、“机密的”，当时并不是普遍都知道的。托洛茨基不知道斯大林的秘密“意见”，但是很了解德国形势的严重性，要求立即为德国起义规定一个距离当时八个到十个星期的灵活的临时日期，并且立即开始作相应的准备。但是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是受斯大林摆布的。
〔布兰德勒在9月初来到莫斯科请求指示和帮助，但是他甚至不能见到世界革命的领导人。他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地被人从这个机关推到那个机关，后来终于得到一个机会在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面前来陈述他所了解的德国形势和他的看法。他们给布兰德勒的指示，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6月里作出的决定是一样的——那就是，通过参加萨克森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来组织一个工人政府。布兰德勒表示不愿意，他们就对他说，这种做法的目的是更好地为起义作准备。斯大林对进一步提出来的一些论点的答复是专断地下令立即参加，而季诺维也夫作为共产国际的首脑，向萨克森共产党发出一个电令，要它马上参加社会民主党政府。不但如此，还指示布兰德勒自己也参加政府。这样，如果他不服从的话，他只好放弃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他屈服了。
〔在9月底开始进行的仓促的准备是非常不充分的，而且组织得也非常不好。德国共产党在每一个共产党中心组织了战斗队——所谓红色百人队，并命令他们处于准备状态，等待作为将于10月20、21日在开姆尼兹举行的一个会议的结果而发出的信号。起义预定在萨克森发动。如果起义按照计划发展，共产党就加以领导；如果不是这样，共产党将拒绝承担一切责任，躲在同社会民主党人联盟的保护色背后，它企图依靠社会民主党的帮助，来抵挡不可避免的反应。
〔这是典型的斯大林式的做法。1917年10月，他就在俄国这样做过，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进行辩论时，他秘密支持公开反对列宁坚持起义的主张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时锐利地留心观察哪方在实际上得胜。在俄国，他对起义问题采取什么立场是无关重要的，因为并没有把准备起义的任务交给他。但是，在1923年的德国局势中，他是最高首脑。
〔萨克森社会民主党人在10月21日举行的开姆尼兹会议上拒绝布兰德勒关于发动总罢工和武装起义的建议时，布兰德勒发出了他按照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指示所能发出的惟一信号：他取消了革命。但是在规定一次德国革命的日期后，又加以取消，然后又规定，这不是第一次。但是，对于一个迫不及待地要发动行动的革命党来说，不能期望它无限期地像水龙头那样听话。在开姆尼兹发出取消的命令后两天，起义在汉堡开始了。一切都毫无目的。战士们没人领导也没有目标。起义失败了。本来可以成为一次革命的行动变成了一次毫无意义的、罪恶的冒险。这是在斯大林领导下在国际舞台上发生的一系列逐步发展的事件中的第一个事件，它是1933年对希特勒第一次投降的首次大预演。
〔德国起义的失败在苏联共产党内立即有了反响。那些真诚的布尔什维克感到不安。他们坚持要对党领导人的作为进行不只是敷衍了事的检查。他们要在公开辩论中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他们第一个要求是恢复在党内组织联盟的权利。这个权利是1921年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喀琅施塔得叛乱紧急时期中取消的。自从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来，对三头同盟的统治的不满就一直在增长，这种不满也不只是针对三巨头的，它是针对整个中央委员会的。46名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其中有皮达科夫、萨普罗诺夫、谢雷布里亚科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奥辛斯基、德罗布尼斯、阿尔斯基、弗·姆·斯米尔诺夫，发表了一个声明，他们在这个声明中说：
“党内建立的制度是完全不能令人容忍的它对党内的主动性起破坏作用。它用一个政治机器替代党……在一切顺利的时候，它工作得很好，但是在发生危机的时候，它必然失灵，而且在即将来临的严重发展面前，它有彻底破产的可能。造成目前形势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客观地发展的派别独裁制度已不再有用了。”
〔这46人对9月全会关于在党内“扩大民主”的空洞表示并不满意。不但在苏维埃国家机关内，而且在党组织内组织了抗议集会，对群众进行了反对官僚主义制度的鼓动。
〔日益高涨的抗议运动有发展成为一个左派统一反对派的危险。为了促使这一运动发生变化，季诺维也夫代表三头同盟在11月7日布尔什维克革命六周年的时候于《真理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宣布党内有“工人民主”，从而使讨论合法化了。同时，最高级领导人之间的谈判，最后导致政治局起草、并由中央委员会在1923年12月5日通过一项决议在这项决议中，诸如官僚主义、特权之类的这些弊端遭到了谴责，并且庄严地保证恢复批评和调查的权利以及使一切职位通过公正的选举产生的权利。托洛茨基自从11月初起就一直患病，因此无法参加大讨论，他同所有其他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一起在这个决议上签了字。
〔最高级方面的斗争在这样严守秘密的情况中一直进行了将近两年，以致整个党对此毫无所知，除了极少数受到信任的核心人物以外，所有的人一般都认为托洛茨基是规行制度的忠实支持者。因此，他决定发表一个说明他自己态度的声明，作为他在12月5日中央委员会决议上签字的一个补充。他在这个声明中，坦率地说明他对官僚主义的危险、布尔什维克运动在政治上蜕化的可能性感到不安，他号召青年鄙弃消极服从、向上爬的思想和奴性，并且下了一个明确的论断：12月5日中央委员会决议所概述的新方针应当首先使每一个人清楚地理解到“今后谁也不应对党采用恐怖手段”。
〔这封信在最高级领导人中间引起了愤怒的风暴。最最激烈的只是季诺维也夫。如布哈林在四年后的一次派别斗争所透露的，季诺维也夫坚持逮捕托洛茨基，因为他那封关于“新方针”的信件意味着“背叛”。而且，尽管这次讨论是经过正式许可的，但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却全力以赴地进行工作。总书记和三巨头首席成员的政治机器也是这样。为了给将于1924年5月举行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奠定基础的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于1924年1月16日到18日举行。会议根据斯大林的报告通过了一项决议。斯大林的报告以下列的话谴责亲民主的讨论和托洛茨基所起的作用：
〔“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提出了打破党机关的口号，并企图把重心从反对苏维埃国家机关内官僚主义的斗争转移到反对党机关内‘官僚主义’的斗争上去。客观地说，这种毫无根据的批评和破坏党机关声誉的露骨企图，除了使国家机关脱离党的影响外，不能导致任何其他的结果。……”
〔而这当然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倾向”。最后，政治局命令正在患病的托洛茨基到高加索去进行治疗。这是放逐，是使他暂时离开政治中心的一种有礼貌的做法（由于他的声望，他们不得不对他客气一些）。患病的托洛茨基还没有到达高加索，就接到斯大林的一个电报，说列宁——他的健康近来一直在改善中——突然逝世了。〕
在政治上，斯大林和我长久处于两个对立的、不可调和的阵营中。但是，某些人总是谈到我对斯大林的“怨恨”，总是首先推断，我所写的一切东西，不仅是关于这个莫斯科独裁者的，而且关于苏联的一切东西，都出于这种情绪。在我目前十多年的流亡生涯中，克里姆林宫那些文字代理人总是毫不费劲地提到我对斯大林的“怨恨”，从而使自己无需对我写的关于苏联的任何东西作出切题的答复。已故的弗洛伊德最不赞成这种廉价的心理分析。怨恨毕竟是一种个人的关系但是斯大林和我已被烈火似的事件所隔离，以至任何个人的东西都已在火焰中烧掉，变成灰烬，什么东西也不剩了。怨恨含有嫉妒的因素。但是对我来说，无论在思想和感情上，斯大林空前的高升意味着最深的堕落。斯大林是我的敌人。但是希特勒也是我的敌人，墨索里尼也是，许多别的人也是。今天，我对斯大林没有什么“怨恨”，就像对希特勒、佛朗哥和日本大皇一样。主要的是，我想了解他们，以便使自己有很好的能力同他们斗争。一般地说，在有历史重要意义的事情中个人怨恨是一种渺小的、可卑的感情。这种感情不但是使人堕落而且是使人盲目，但是，从世界舞台上以及苏联国内最近一些事件来看，就连我的许多反对者也深信，我并不是那样盲目：我的那些看来极不可能实现的预言已证明是真实的。
由于我将要叙述一个特别令人气愤的主题，先讲这几句为自己辩护的话就更其必要了。我力图根据对他的密切观察和对他传记的苦心研究，对斯大林的性格作一个一般的描述。我并不否认，这样描述出来的形象是阴沉的，甚至是奸险的。但是我敢问任何人：能不能换上另一个稍具人性的人来干出过去几年中这些骇人听闻的事情——大规模“清洗”、史无前例的指控、荒谬绝伦的审讯、消灭整个革命的一代，以及最后，最近在国际舞台上的阴谋。现在我要从一个地方革命者怎样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独裁者的经过情况中提出一些相当奇怪的事实，并附述某些想法和怀疑。这些想法和怀疑，我不是一下就有的。它们是慢慢地成熟的，过去每当我有这种想法或怀疑时，我总是把他们丢开，认为他们是过分的不信任造成的，但是，莫斯科审讯——这些审讯透露了这个克里姆林宫独裁者搞的一套阴谋、作伪、涅造、暗中下毒和谋杀的可怕手段——暴露了以前几年的可怕情况。我开始不断地问自己：在列宁患病的时候，斯大林实际上起的是什么作用？这个门徒有没有做什么事来加速他主人的死亡？
我比任何别的人更了解这种怀疑是使人吃惊的，但是从情况、事实和斯大林的性格来看，不能不有这种怀疑。在1922年，聪颖的列宁警告说：“这个大司务除了辣菜之外再不会做什么别的。”这些菜证明不仅是辣的，而且是下了毒的，这不仅是比喻的说法，而且实际上真是这样。两年前276我第一次写下了在当时（1923年至1924年）只有七八个人知道的事实，而且那时只写下了一部分。在这几个人当中，除了我自已外，现在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还活着。但是这两个人就算莫洛托夫是核心人物中间的一个，关于这一点我不能肯定——没有坦白我现在要讲的情况的动机。我应当补充一句：凡是我提到的一切事实，一切引证和引语，都可以由苏联官方出版物或我的档案保存的文件加以证实。我曾有机会向调查莫斯科审讯的约翰·杜威博士委员会提供过口头和书面的说明，而我提出的几百个文件，没有一个被指责为假的。
过去几年中绘制的数量很多的（我们不谈质量）肖像画，老是画着由斯大林伴随的列宁。他们并排坐着，在一起商量，互相凝视着，很友好的样子。在绘画、雕塑、银幕上一再突出这个主题，是为了想使人们忘掉在列宁在世的最后一个时期中，充满了他同斯大林的激烈冲突，一直发展到两人彻底决裂。同样，列宁反对斯大林，其中也毫无个人的东西。毫无疑问，他非常重视斯大林的某些特点，他的坚定的性格、坚韧，甚至他的残忍无情和阴谋才能，这些特点在斗争中、因此在党总部内是不可或缺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越来越利用他的职位所提供的机会来收罗忠于他个人的和对他的反对者进行报复。斯大林在1919年成为监察人民委员部277的首脑以后，逐渐把这个机关变成一个询私和阴谋的工具。他把党的总书记的职位变成给人恩惠和降祸施福的不竭的泉源。他同样滥用自已作为组织局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地位来达到个人的目的。在他一切行动中都可以看出他个人的动机。列宁逐渐深信，斯大林由于掌握政治机器而发展的某些特点，对党是直接有害的。因此，他决心把斯大林调离这个机器，从而使他成为一个普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今天的苏联，列宁这个时期的信件是最忌讳的文件。幸运的是，这些信件中有一些副本和影印副本存在我的档案中，其中有一些我已经发表了。
1921年年底，列宁的健康突然恶化。第二年的春天，他第一次中风。他有两个月不能动，不能说，也不能写。从7月起，他开始慢慢地复元。10月，他从乡间回到克里姆林宫，再次拿起工作。党机关和政府机关内官僚主义、专断作风和阴谋的蔓延，真正地震撼了他。12月，他就民族政策路线，特别是斯大林在格鲁吉亚实施的民族政策路线〔在格鲁吉亚，总书记的威信遭到公开的蔑视〕，对斯大林的迫害行为开火。他出来就对外贸易垄断问题反对斯大林，并且为即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草拟一个报告。据列宁的秘书们说，列宁自己把这个报告称为“对斯大林的一枚炸弹”。1月23日，使总书记大为惶恐的是，他提出了组织工人监察委员会278来制约官僚主义的权力的计划。列宁在3月2日写道，“让我们坦白地说，监察人民委员部今天毫无威信可言……我们没有比监察人民委员部更坏的机关了……”等等。领导监察人民委员部的是斯大林。他很懂得这些话的含义。
1922年12月中旬，列宁的健康又恶化了，他无法出席会议，用例条和电话同中央委员会保持联系。斯大林立即企图利用这种形势，对列宁隐瞒集中于党书记处的许多情报。对最接近列宁的那些人实行了封锁。克鲁普斯卡娅尽了她最大的力量不让病人受到书记处敌意的冲击。但是列宁知道怎样把一些零星的、几乎无法觉察到的迹象拼凑起来，得出形势的全貌。“别让他忧虑！”医生坚持。但是说比做容易。卧床不起，同外界隔离的列宁十分震惊和愤怒。使他忧虑的主要原因是斯大林。医生关于列宁健康的报告越加不利，总书记的行为就越加大胆。在这些日子里，斯大林闷闷不乐，紧紧地咬着他的烟斗，他的猜忌的眼中露出阴险的光芒，回答别人时总是咆哮。他的命运是在危险中，他下定决心克服一切障碍。这就是他同列宁最后决裂的时候。
前苏联外交家季米特里耶夫斯基——他同斯大林非常友好——讲起过这个在总书记的随从们中间传播的戏剧性的插曲：
“由于克鲁普斯卡娅经常打扰他，他就非常讨厌她。有一次，克鲁普斯卡娅又打电话到乡下来找他要一些情况，斯大林……用最狂暴的话斥责她。克鲁普斯卡娅满面流泪，立即向列宁诉说。列宁的神经已经由于看到种种阴谋而紧张得快要破裂，再也支持不下去了。克鲁普斯卡娅赶忙把列宁的信交给斯大林。……‘但是，你是了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克鲁普斯卡娅胜利地对加米涅夫说。‘如果他不认为有必要在政治上打垮斯大林，他是决不会下决心断绝私人关系的。”
克鲁普斯卡娅的确说过这些话，但决非是“胜利地”说这些话；相反的，这个非常真诚和敏感的妇人对这件事非常不安和担心。说她向列宁“诉说”是不确的，相反的，她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起了缓冲的作用。但是，在回答列宁不断的询问时，她向他讲的东西，不可能比书记处告诉她的东西更多，而斯大林隐瞒了最重要的事情。3月6日向一个可靠的速记员口授的这封绝交信或者毋宁说是寥寥数行的便条，冷冷地宣布断绝“同斯大林的一切私人和同志关系”，这个便条是列宁留下来的最后一个文件，同时也是他同斯大林的关系的最后总结。接着，列宁最重的一次中风发作了，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一年后，当列宁已经涂上防腐剂躺在他的陵墓中的时候，造成这次决裂的责任尽管从季米特里耶大斯基所讲的情况看来很明显，竟然公开推到克鲁普斯卡娅的身上。斯大林指责她“阴谋”反对他。臭名昭彰的雅罗斯拉夫斯基（他常常替斯大林办一些暖昧的差使）1926年7月在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说：“他们随落到如此地步，竟敢向病中的列宁诉说他们受到斯大林伤害。多么可耻……用私人问题使关于这样重大的问题的政策复杂化了。”这里，所谓“他们”指的是克鲁普斯卡娅。她由于列宁触怒斯大林而受到报复性的惩罚。至于克鲁普斯卡娅，她告诉我说列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对斯大林极不信任。“沃洛佳说：‘他，（克鲁普斯卡娅没有提他的名字，但是她的头朝斯大林的房间摆了一摆）‘没有最起码的正直，没有最微小的、人的正直……。’”
所谓列宁的“遗嘱”——即他关于怎样组织党领导机构的最后的意见——是在他第二次卧病期分两次写成的：第一次是在1922年12月25日，第二次是在1923年1月4日。遗嘱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权力，我没有把握。”279十天后，这种克制的措词对列宁说来好像不够了，他加上了一段附言：“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应当“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280列宁试图用尽可能没有刺激性的话来表示他对斯大林的敬重。但是，他的确提出了解除斯大林这个可以赋予他权力的职位的问题。
在过去几个月中发生了这一切事情之后，这个遗嘱对斯大林不可能是一个意外。尽管这样，他还是把它看成是一个残酷的打击。他在自己的秘书、后任红军政治首脑的梅赫利亚和著名的苏联政治家西尔佐夫（他以后就不见了）的面前第一次读这个遗嘱时（遗嘱是克鲁普斯卡娅转交给他提交即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的），他对列宁破口大骂，发泄他在这些日子中对他的“主人”的真实感情。巴让诺夫，斯大林的另一个以前的秘书，叙述了加米涅夫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第一次宣布这个遗嘱时会上的情况。“所有出席会议的人都十分窘迫，瘫痪在那里。斯大林坐在主席团讲坛的踏步上，觉得羞耻和悲惨。我对他作了密切的观察：尽管他自制和表现出镇静，但是很明显，他的命运正处在危险中……”拉狄克在这次难忘的会议上坐在我的旁边，他靠过身子来说：“他们现在不敢反对你了。”他注意到信中两个地方：一处是说我是“中央委员会内最能干的人”，另一处是鉴于斯大林的粗暴、不忠和滥用权力的倾向而要求撤换斯大林。我对拉狄克说：“正相反，他们现在不得不一直搞到底，而且，要尽快地搞。”实际上，遗嘱不但没有能够结束内部斗争（这是列宁所希望的），反而加剧了这个斗争，使它达到狂热的高度。斯大林再也不可能怀疑，列宁恢复活动意味着总书记在政治上的死亡。倒过来说，只有列宁死掉，才能给斯大林扫清道路。
在列宁第二次卧病期间，1923年2月底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作者会晤时，在秘书离开以后，斯大林告诉我们说，列宁曾突然把他叫去，向他要毒药。列宁又快要失去说话的能力，认为他的病已没有希望，预见到另一次中风快要发作了，不信任他的医生，他毫无困难地发现他们是自相矛盾的。他的神志完全清醒，但是他的痛苦是无法忍受的。通过一个我们共同的大夫盖蒂埃医生，我能够逐日了解列宁的病况。盖蒂埃医生也是我们全家的一个朋友。
“费奥多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能不能说已经完了？”我的妻子和我常常问他。
“根本不能这样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能够再次康复。他的体质很强壮。”
“他的精神机能呢？”
“基本上，它们将完整无损。也许，并不是每一个音调都会保持它以前的纯正，但是这个巨匠仍将是巨匠。”
我们继续抱着希望。但是，我现在意外地听到这种情况：似乎是生存意志的化身本身的列宁为自己要求毒药。他的内心状态该是怎么样的！
我回想，斯大林的脸色在我看来是多么异常、暖昧。同当时的环境是多么不调和。他向我们转达的要求是凄惨的，但是他的脸上挂着一种阴沉的微笑，像挂在假面具上一样。他面部表情和他说话不一致，对于这一点我们不是不熟悉。但是这一次是完全使人无法忍受的。使得这种情景更加可怖的是，斯大林对列宁的要求没有表示任何意见，仿佛在观望别人要说些什么。他是不是想抓住我们对这一要求的反应的含意，而不使自己不表示态度？或者，他是不是有他自己的隐蔽的想法？我看到在我面前的挚爱列宁的加米涅夫脸色苍白，默不作声；季诺维也夫手足无措，像他在困难时刻一直表现的那样。他们是不是甚至在这次会议之前就知道列宁的这个要求？还是斯大林突然向三头同盟内的同盟者和我讲这件事？
“自然，我们甚至不能考虑执行这个要求！”我喊道。“盖蒂埃没有失去希望。列宁还能康复。”
“这一切我都对他说过，”斯大林回答说，毫无不快的味道。“但是他不想听道理。老头子在受苦。他说，他要把毒药放在手头。……只是在他确信，他的情况毫无希望时，才用它。”
“无论如何，这是谈不到的，”我坚持——这一回，我想，有季诺维也夫的支持。“他可能一时冲动，走不可挽回的一步。”
“老头子是在受苦，”斯大林重复说，茫然望着我们，像以前那样，也不说怎么办。他心里一定在想一个同这些谈话有关的、然而与之并不协调的念头。
当然，以后的事情可能影响我的回忆的某些细节，尽管一般地说，我知道，我的记忆是可靠的。但是，这个插曲是永远不可磨灭地留在心上的事件之一。而且，我一回到家里，就把这件事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我的妻子。自从那时以后，每当我回想这一幕的时候，我不得不一再对自己说斯大林的行为，他的整个态度是无法理解的，是阴险的。这个人要什么？他为什么不去掉他假面具上的阴险的微笑？……没有进行表决，因为这不是一个正式的会议，但是我们在分别的时候，都有一个没有讲明的理解：我们甚至不能考虑把毒药交给列宁。
这里自然会发生这个问题：当时极其怀疑斯大林的列宁怎样和为什么向他提出这个要求呢？因为从事情的表面来看，这意味着最高度的私人信任。在列宁向斯大林提出这个要求之前仅一个月，他在遗嘱上写下了他的无情的附言。他在提出这个要求之后几天，同斯大林断绝了一切私人关系。斯大林一定会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列宁不找别人而偏偏求助于他呢？答案是简单的：列宁认为斯大林是能够满足他这个凄惨的要求的惟一的人，因为他有直接的利益来这样做。这个病人，凭着他万无一失的直觉，猜到克里姆林宫内外发生的事，以及斯大林对他的真正想法。列宁甚至无需审阅他最亲密的同志的名单就能断定，除了斯大林没有人会帮他这个“忙”。同时，可能他是想试试斯大林：这个烧辣菜的大司务到底怎样热中于利用这个机会？在这些日子里，列宁不仅想到死，而且还想到党的命运。列宁的革命的神经无疑是他神经中最不容易向死亡投降的神经。
当柯巴还是一个给关在监狱里的十分年轻的人的时候，他就常常暗中唆使暴躁的高加索人同他的反对者作对，其结果通常是把他们打一顿，有一次甚至杀了人。随着岁月的逝去，他的技术臻于完善之境。党的垄断性政治机器，同国家的极权机器结合起来，给他造成了甚至连他的前辈凯撒·布尔吉亚之流也无法设想的可能性。国家政治保安部侦讯人员进行超宗教裁判所审讯的办公室通过一个扩音机同斯大林的办公室连结起来。不露脸的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咬着烟斗，贪婪地听着他自己大体规定的对话，满意地搓着手，不出声地笑着。在臭名远扬的莫斯科审讯前十多年，有一个夏天晚上，他在一个避暑地住所的阳台上，一边喝着酒，一面向加米涅夫和捷尔任斯墓自认，他生活中最大的愉快是锐利地盯着敌人，精心策划一切，无情地进行报复，然后睡觉。后来，他对整个一代布尔什维克实行了报复。这里没有理由再来谈莫斯科诬陷案。这些案件在当时所得到的评价既是权威性的又是详尽无遗的281。但是为了了解真正的斯大林和他在列宁患病和逝世的日子里的行为，有必要说明1938年3月最后一次大审讯的某些插曲的真相。
亨利·雅戈达在被告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在肃反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安部工作了16年，起初当一个助理首长，后来当部长，作为总书记同反对派斗争中的一个最受信任的助手，他同总书记一直保持密切的接触。逼供根本没有犯过的罪行的那套办法是雅戈达亲自制定的，如果不是他首创出来的话。1933年，斯大林奖给雅戈达一枚列宁勋章，1935年，把他提升为国防总人民委员，即政治警察元帅，这离才能卓越的图哈切夫斯基被提升为红军元帅只有两天。雅戈达是一个无名小卒，大家都这样看他，大家都看不起他，现在他提升了，那些老革命一定互相表示愤怒。即便在顺从的政治局内，也有反对这样做的企图。但是，某些秘密把斯大林和雅戈达联系在一起——很明显，永远地联系在一起。但是这根神秘的纽带神秘地断了。在大“清洗”时期，斯大林决定同时清除掉他的这个知道太多秘密的同犯。1937年4月，雅戈达被捕了。像通常一样，斯大林于是得到一些附带的好处：由于得到了赦免的保证，雅戈达在审讯中把谣传斯大林所犯的罪行承担了下来。当然，这个保证没有遵守：雅戈达被处决了，以便更好地证明，斯大林在法律和道德问题上是不调和的。
但是，在这次审讯中，透露了极其说明问题的情况。根据雅戈达的秘书、亲信布拉诺夫的证词，雅戈达有一只特别的毒药箱，每当需要时，他总是从这只箱子内取出宝贵的药瓶来，交给他的代理人，并授以适当的指示。这个国家政治保安部首脑，从前是一个药剂师，对毒药异常感兴趣。他手下有几个毒物学家，他为他们办了一个实验所，供给它不受限制和监督的财力物力。当然，雅戈达设立这样一个实验所不可能是为了他个人的需要，远不是这样。在这件事上，同其他的事情一样，他是在执行他的公务。作为一个下毒的人，他仅是一个统治工具。甚至像尼罗宫廷中的老洛库斯塔一样，所不同的是，他在技术方面要远远胜过他的愚昧的前辈。
被告席上，坐在雅戈达旁边的是四名克里姆林宫的医生，被控谋杀高尔基和两名苏联内阁部长。“我供认，……我开了不适于所患病症的药方……”因此，“我应当对高尔基和古比雪夫的过早的死亡负责。”在审讯的日子里，像供认毒害这个年迈有病的作家之类的捏造和指责所构成的基本背景，在我看来是荒诞不经的，后来了解到的情况和对情况进行的更加周密的分析，使我不得不改变这个判断。在审讯中，并不是一切都是扯谎。的确有被毒害的人，也有下毒的人，并不是所有下毒的人都在被告席内。下毒的主犯那时正在用电话指挥审讯。
高尔基既不是一个阴谋家，也不是一个政治家。他是一个软心肠的老人，是那些被损害的人的保卫者，是一个重感情的抗议者。在十月革命初期，他起的就是这种作用。在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饥荒时期，不满和镇压达到了最大的限度。朝臣们抗议了。就连斯大林的妻子阿利路也娃也抗议了。在这种气氛中，高尔基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他同欧洲的作家通信，外国人访问他，被损害的人向他诉苦，他决定舆论。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不可能默然忍受当时正在准备的消灭他深交多年的那些老布尔什维克的做法。高尔基公开抗议这些诬栽案，就会立即在全世界眼前摧毁斯大林正义的魔力。
要让他保持沉默是决办不到的。逮捕他，流放他，则更加办不到，更别说枪毙他了。通过雅戈达“不流血地”加速消灭病中的高尔基，这种想法在这个克里姆林头子看来，一定是在当时情况下唯一的出路。斯大林天生这样一副脑筋，只要想到马上就作出决定。雅戈达接受这个任务后，就叫他“自己的”医生去执行他根本不冒什么风险。据列文医生自己说，“拒绝，就会毁掉我自己和我的一家。”而且，“你是怎样也逃不过雅戈达的手掌的。雅戈达是一个什么东西也阻挡不了他的人。即使你躲到地下，他也会抓住你。”
但是这些权威的、受人尊敬的克里姆林宫医生为什么不向他们很熟悉的、作为他们的病人的政府及要人们控诉呢？仅仅在列文医生的病人名单上，就有24个高级官员，其中包括政治局委员和人民委员会议成员在内。答案是，列文医生，像克里姆林宫内和周围的人一样十分清楚雅戈达是谁的代理人。列文医生屈服于雅戈达，是因为他没有力量反对斯大林。
关于高尔基的不满，他想到国外去，斯大林不肯发给他出国护照这些事在莫斯科是大家都知道的，而是在私下里谈论的。在这个伟大的作家死后，立即产生了这种怀疑：斯大林多少帮助了自然的毁灭力量。审讯雅戈达的一个附带的任务是扫清斯大林的这种嫌疑。因此，雅戈达、医生们、和别的被告一再说，高尔基是“列宁的亲密朋友”,“一个享有信任的朋友”，“一个斯大林主义者”；完全赞成“领袖”的政策，“非常热情地”谈到斯大林的作用。如果这一切只要有一半是真的，雅戈达就不会大胆干掉高尔基，他更不敢把这个阴谋交托给一个克里姆林宫医生去执行了，因为后者只要打一个电话给斯大林，就可以毁了他。
这是从一项审讯中提出的一个“细节”。审讯有许多，“细节”是无穷无尽的。这一切上面都有斯大林的磨擦不掉的烙印。工作基本上是他做的。他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苦心考虑各式各样的计谋，使任何拂逆他的人受到极度的屈辱，使他诬告他最亲密的朋友，说他最可怕地出卖自已。对于不顾一切反抗的人总是有一小瓶药水等着他。消失的只是雅戈达；他的毒药箱还在那里。
在1938年审讯中，斯大林仿佛是附带地指责布哈林在1918年准备暗杀列宁。天真而热情的布哈林尊敬列宁，热爱列宁，就像小孩爱他母亲一样，他在论战中放肆地反对他时，他也是跪着这样做的。布哈林，用列宁的话来说“软得像蜡”，没有，也不可能有个人的野心。过去如果有人预言，布哈林有朝一日会被控暗杀列宁，那么，我们全体，特别是列宁，就会大笑，建议把这样的预言家送到疯人院里去。那么，斯大林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种显然是荒唐的指责呢？这很可能是他对布哈林不谨慎地表示过的对斯大林本人怀疑的一个报复般地说，一切指责都是符合这个方式的。斯大林虚构的案件的基本因素并不纯粹是幻想的产物它们是从实际中得来的——绝大部分是从这个做辣菜的大司务本人的行动或阴谋中得来的。同一种守势性攻势的“斯大林想法”——这种想法在高尔基死亡的例子中显露得十分清楚——在列宁死亡一事上，显示了它全部的力量。在第一件事上，雅戈达丢了命；在第二件事上，布哈林。
我大致像这样地设想事情的过程。列宁在1923年2月底要毒药。在3月初，他再次瘫痪。当时的医疗预断是谨慎地不利的。斯大林感到自已更加有把握了，他开始像列宁已经死了一样地行事。但是病人作弄了他。他的强有力的体质在他的不屈不挠的意志的支持下，再次表现出自己的力量。快到冬天的时候，列宁开始慢慢地好转，可以比较随意地转动；听别人读或自己阅读；他的说话能力开始恢复。医生的诊断越来越有希望。列宁的恢复，当然不能阻止官僚反动势力替代革命。克鲁普斯卡娅有正确的理由。在1926年说：“如果沃洛佳还活着，他现在是在监牢里。”
对斯大林本人来说，这不是一个一般的发展过程的问题，而是他自己命运的问题，他要么立即就在这一天设法成为党机器的头脑；从而成为党和国家的头脑．要么就要给贬黜到第三流的角色，直到他生命的结束。斯大林不顾一切地追求权力，全部权力。他已经牢牢地抓住了权力。他离目标已经很近了，但是从列宁那里来的危险离他更近。在这个时候，斯大林一定下了决心：必须立即行动。他到处有自己的同谋，他们的命运同他自己的命运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他旁边有药剂师雅戈达。斯大林是把毒药送给列宁，同时暗示医生认为他已没有希望康复呢，还是采取更直接的手段，那我不知道。但是我坚信，斯大林在自己的命运悬在一根线上时，不能消极地等待，他只要稍微动一动，事情就定局了。
在1924年l月中旬之后不久，我动身到高加索的苏呼米去，打算医治一种顽强的神秘的传染病，这种病的性质对我的医生仍然是不解之谜。我在途中接到了列宁的死讯。按照一个传播得很广的说法，我失去权力是因为举行列宁葬礼时我没有在场。这种解释是很难认真看待的。但是举行追悼仪式时我不在场，这使得我的许多朋友感到严重不安。在我的大儿子（他当时将近18岁）的来信中，有一种青年的绝望的声调：我应当不惜任何代价赶去。这也是我自己的意向。关于列宁逝世的密电，是我和我的妻子在梯弗里斯火车站接到的。我立即通过直接线路向克里姆林宫发了一个密电：“我认为有必要回返莫斯科。葬礼什么时候举行？”约一小时后，莫斯科来了复电：“葬礼将在星期六举行。你来不及赶回来。政治局认为，由于你的健康状态，你必须继续前往苏呼米。斯大林。”我并不认为，我应当只是为了自己而要求推迟葬礼。只是后来我盖着毯子躲在疗养院的走廊里的时候，我才知道，葬礼已改期到星期日举行。同以前的安排和最后变动葬礼日期有关的情况十分复杂，几句话是说不清楚的。斯大林的做法不但欺骗了我，而且看来也欺骗了三头同盟中他的盟友。季诺维也夫光是从作为宣传鼓动的直接效果的观点出发来对待一切问题；同季诺维也夫不一样，斯大林在他的危险行动中受更具体的考虑的指导。他可能担心，我要把列宁的死同前一年关于毒药的谈话联系起来，要问医生有没有用过毒药，并要求进行特别的尸体检验。因此，从一切方面来说，在把遗体涂上防腐剂，内脏火化，而不再可能由于这种怀疑而进行验尸之前，使我留在外边，那是比较安全的。
当我向莫斯科的医生询问列宁直接的死因时（他们没有料到列宁会死），他们答不上来。我没有用这方面的问题烦扰克鲁普斯卡娅。我在苏呼米的时候，她曾经给我写了一封非常热情的信。我没有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恢复私人关系，直到两年后他们同斯大林决裂时才恢复。他们显然避免讨论一切关于列宁去世的情况，回答问话时只说一两个字，而且避开我的眼光。他们是知道什么情况还是仅仅感到怀疑？无论如何，他们在以前三年中同斯大林关系十分密切，以致他们不得不担心怀疑的阴影也会投到他们身上。
对着列宁的遗体，斯大林看着一张纸片，宣读对他主义遗业的忠诚誓词，誓词是用他在梯弗里斯神学校学到的那套宣道文体写的。在当时，这篇誓词没有受到什么注意。今天，所有的教科书内都有这篇东西，代替了十诫。282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珍重党员这个伟大称号，并保持这个伟大称号的纯洁性。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保护我们党的统一，如同保护眼珠一样。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保护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不遗余力来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竭力巩固工农联盟。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巩固并扩大共和国联盟。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忠实于共产国际的原则。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奋不顾身地来巩固并扩大全世界劳动者的联盟——共产国际！”283
关于莫斯科审讯和国际舞台上的最新事态发展，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到尼罗和凯撒·布尔吉亚的名字。既然提到这些老鬼魂，那么在我看来，谈到一个超尼罗和一个超布尔吉亚是适当的，同我们时代的成就相比，那个时代的罪恶似乎是十分平凡，几乎是天真的。但是，在纯粹的个人类比中，也可能看出一个更深刻的历史意义。衰落的罗马帝国的风俗是在从奴隶制向封建主义，从异教向基督教过渡的时期形成的。文艺复兴时代标志着从封建社会向资产阶级社会，从天主教向新教和自由主义的过渡。在这两种情况中，旧道德在新道德形成以前，已经衰竭了。
现在我们又处于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过渡的时期，处在最大的社会危机的时代，像往常一样，社会危机伴随着道德的危机。旧的已经从根基上动摇了，新的刚刚开始出现。当屋顶塌下来、门窗掉下来的时候，房屋就没有遮蔽，不能住人。今天疾风正在吹过我们整个星球。所有的传统的道德原则日益败坏，不单是斯大林的道德原则如此。
但是，历史的解释不是一种辩解。尼罗也是他的时代的产物。但是他死后，他的雕像打碎了，他的名字也就磨掉得毫无踪迹。历史的报复要比最有权力的总书记的报复更加可怕。我不揣冒昧地认为，这是使人告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