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和内战的大紧张后，开始出现了政治上的反动。〔这同非苏维埃国家这类社会现象根本不同〕这种反动是针对〔帝国主义〕战争和针对那些领导这场〔甚至在“胜利”国家也肯定〕不得人心的〔完全无益和滥事屠杀的〕战争的人的。在英国，它的矛头主要针对劳合·乔治，并在政治上使他陷于孤立，直到他生命的终了。法国的克雷蒙梭〔和美国的威尔逊〕受到了同样的遭遇。
群众在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和一场内战后，感情有很大的不同，那是自然的事。在俄国，工人和农民完完全全懂得，实际牵涉到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这场战争，在非常直接的意义上，是他们自己的战争。对胜利的满意是巨大的，那些帮助取得胜利的人的声望也是同样巨大的。〔同时，有必要摆脱战争，最后重新从事平时的工作，重新建立正常和和平的秩序来满足人的需要。英雄主义本身已成为平凡的事，人们对战争中的恐怖已经受够了。
〔虽然这种反动的矛头并不是针对内战的领导人的，但是这种要求和平的难以抑制的冲动，使许多人的眼睛转过来望着那些做像配给食品这些单调乏昧的工作的人，住房，工资高的好工作。斯大林和其他一些像他这样的人，在内战中所起的作用是次要的，现在居于显要地位，领导这个从战争到和平，从自我牺牲到自我改善的、悄然无声然而是强有力的过渡运动。这种心情对于青年和一般群众——那些在内战时期最容易受到损害的人——的影响不如对家庭负担越来越重的中年人和对在平时活动中获得了好处的有职业者的影响那么强大。但是这并不是说，这种影响不是强大而广泛的。〕
许多行政人员，有很大部分行政人员，已经习惯于发号施令和要求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命令，因此，三年的内战在苏维埃政府本身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有些理论家企图证明，苏联目前的极权主义的政权并不是由于这种历史条件造成的，而是由布尔什维主义本身的性质造成的。他们忘掉了，内战并不是由布尔什维主义的性质造成的，而是由俄国和国际资产阶级要力图推翻苏维埃政权而造成的。没有疑问，斯大林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是由内战的环境和情况以及后来帮助他建立个人独裁的整个集团——奥尔忠尼启泽、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以及一整批〔上升到指挥官和行政人员〕的工人和农民所塑造成的。
〔而且，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五年内，97％以上的党员是在革命胜利后入党的。又过五年，〕100万党员中，绝大多数对于党在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中的状况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更不必说革命前的地下时期了。只要说这一点就够了：到那时，足足有3/4的党员只是在1923年之后加入的。革命前入党的党员——那就是地下时期的革命者——的人数，已不到l％。到1923年，党的素质已被大批年轻没有经验的党员大大地冲淡了，他们〔迅速地受到塑造〕让他们在党机器专职人员的指挥下，扮演〔唯命是听的人〕的角色。党的革命核心的这种冲淡，对于党机器战胜“托洛茨基主义”〔即战胜列宁时代的布尔什维主义〕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
1923年，情况开始稳定。内战，像同波兰的战争一样，已肯定地过去了。饥荒的最可怕的后果已经克服，新经济政策刺激了国民经济，使它得到了蓬勃的恢复。经常把共产党员从一个岗位调到另一个岗位，从一个活动范围调到另一个活动范围，不久已成为例外的情况，而不再是一种常规。共产党员开始得到长期的职位，〔这是他们自己的地盘导致更高的职位的地盘，他们〕开始以有计划的方式来管理那些交给他们管理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地区。〔他们迅速地变成官员，变成官僚，因为〕党员和官员的职位安排有了一种更有系统和更有计划的性质。任命职务不再被认为是临时性的和几乎是偶然性的了。任命的问题同个人的生活问题，〔被任命者的〕家庭的生活条件，他的前途，有愈来愈大的关系。
就在那时，斯大林开始愈来愈显赫地成为组织者，指派任务的人，分配职位的人，培养者和官僚主义的头子。他挑选人员的标准是，他们对他的各个对手，特别是对他认为是主要对手——他上升道路上的主要障碍，采取敌视或冷漠态度。斯大林把他自己的行政经验，主要是在幕后进行一套阴谋活动的经验归纳起来，使之系统化，并把它传授给那些同他有最密切的联系的人。他教他们怎样按照他自己的党机器组织自己的地方政治机器；怎样收罗合作者，怎样利用他们的弱点，怎样使同志们互相对立，怎样管理党机器。
随着官僚主义的生活愈来愈稳定，它产生了对舒适的日益增长的需要。斯大林控制着这个追求生活舒适的自发的运动，指导它，使它为自己的意图服务。他用最有吸引力的、最好的职位奖给最忠诚的人。他规定从这些职位得到好处的限度。他亲手挑选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向许多监察委员灌输必须无情迫害异己分子的思想。同时，他却指示他们不要查究那些忠于总书记的官员们所过的异常奢侈的生活。因为斯大林〔用一个标准〕，即对他自己，对争夺权力的斗争，对他要制服别人的无情欲望是否〔有用〕来衡量一切形势，一切政治情况，一切人员的组合。
除此以外他是什么都不懂的。他驱使他的两个最强大的竞争者斗争。他把自己利用个人敌对和集团敌对的才能发展成为一种艺术，一种无法模仿的艺术，因为他在这方面发展了一种几乎是完美无缺的本能。在任何新的形势下，他首先考虑的是怎样使自己可以得到好处。每当整体的利益同他个人的利益发生冲突，他总是毫无例外地牺牲整个的利益。在任何情况下，不论用什么借口，不问结果如何，他总是不遗余力地给比他更强大的竞争者制造困难。他以同样坚持的态度来设法奖赏一切个人效忠的行为。起初是秘密地，后来是公开地宣布，平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偏见。他出来为不平等辩护，为官僚主义的显贵们的特权辩护。
斯大林这样蓄意堕落，他对前景是从来不感兴趣的。他也不考虑这种由他带头在搞的做法的社会意义。他那时像现在一样，是作为像他那样的一个经验主义者行事的。他选拔那些忠于他的人，奖赏他们；他帮助他们取得特权地位；他要求他们放弃个人的政治目标。他教他们怎样为自己建立一套必要的机构来左右群众，使群众俯首听命。他从来不考虑，他的政策直接违反列宁在生前最后一年愈来愈关心的斗争——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他自己偶或提到官僚主义。但是总是出诸最抽象和没有力量的口吻。他考虑的是心不在焉，文牍主义，办公室乱七八糟之类的现象，但是对于由盗贼信义、由他们的共同利益〔作为整个政治集团的享有特权的剥削者〕以及由愈来愈远离人民的趋势连结在一起的整个特权阶层的组成，则熟视无睹。斯大林毫不感到他不但在组织一个新的政治机器，而且在组织一个新的阶层。
他对待问题只是从选择干部，改善他的机器，取得他个人对它的控制权，他个人的权力的观点出发。没有疑问，在他看来，既然他同一般的问题都有关系，他的机器会使政府得到更大的力量和稳定，从而保证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超过这个范围，他是没有勇气进行概括的。处于特权地位的，用社会主义的概念在群众面前伪装起来的一个新的职业官员统治阶层的形成——这个新的享有巨大特权和巨大权力的统治阶层的组成，改变了国家的社会结构，而且在很大的、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改变新社会的社会组成——这是他不肯考虑的一个问题；只要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他不是挥舞手臂就是挥舞手枪把他打发掉。这样斯大林这个经验主义者，虽然没有正式同革命传统决裂，虽然没有宣布弃绝布尔什维主义，却成了这二者的〔最有效力的叛徒和破坏者〕。
1923年秋天进行全党讨论的时候，莫斯科组织大体上分成两半。在开始的时候，反对派占一定的优势。但是，两者的社会〔势力〕并不是相等的。在反对派方面，有青年和相当大的一部分基层党员；但是，在斯大林和中央委员会方面，首先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和有纪律的政客，他们同总书记的政治机器有最密切的关系。我当时患病，因而没有参加讨论，这件事我认为是一个具有一些影响的因素。但是，不应当夸大这件事的重要性。归根到底，这只不过是一个插曲。〔最重要的是〕工人们厌倦了。那些支持反对派的人并没有希望进行重大严肃改革的抱负。另一方面，官僚主义异常凶狠地进行斗争：〔它是在本能地为自己将来的兴旺而战〕。的确，这个阵营至少有一个时候陷于完全的混乱，但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季诺维也夫后来向我们透露的。有一次，他从彼得格勒到达莫斯科的时候，发现中央委员会和莫斯科的领导人十分惊慌。斯大林显然在策划一个阴谋，想同反对派讲和，而牺牲他的同盟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种事正是像他所干的。当时，由于我生病，政治局在我的家里开会。他向我提出明显的建议，对于我的健康表示了完全出乎意外的关切。季诺维也夫，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向彼得格勒要求支持，从而结束了莫斯科这种暖昧的局势他开始组织一个鼓动员和突击队的非法的参谋部，用汽车把他们从一个企业送到另一个企业，散布歪曲说法和诽谤言论。当然，斯大林在不同他的同盟者决裂的情况下，谨慎地给自己保护好向反对派退却的道路。季诺维也夫大胆一些，因为他更加有冒险性和更加不负责任。斯大林却谨慎。他还没有了解党内要人们中间，特别是苏维埃机关内所发生的变化〔他自己助长的变化〕的全部规模。他并不依靠自己个人的力量。他在摸索和探明每一个反抗力量，把每一个支持力量都估计进去。他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承担义务，而他自己保持超然的态度。
就在这次秋季讨论中，明确地制定了党机器同反对派斗争的策略，并且在行动中加以试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来自下面的压力来搞垮党机器。党机器必须保持不动。党本身可以常常改组，调整或重新组织；有些党员可以被开除，被损害；有些可以被吓倒。最后，可以玩弄事实和数字。党机器的人员坐着汽车，从一个工厂被送到另一个工厂。为了同党机器这种篡夺权力的做法作斗争而成立的各个监察委员会，只不过变成了这部机器的车轮的齿轮。在党的会议上，特别可靠的监察委员会官员们记下每一个有反对派倾向的嫌疑的发言者，事后就忙于调查他过去的历史。收集一些多少是具体的材料——过去的某种错误，或只是社会出身不好——来作为破坏党纪的罪名的根据，或把人家弄得恼火以至违反党纪，这总是，或者几乎总是不太困难的。这样，就能够开除、调动反对派对手，吓得他们不敢开口，或同他们达成妥协。
这一部分工作由斯大林自己直接掌握在中央监察委员会本身内部，他有着以〔索尔茨、〕雅罗斯拉夫斯基、什基里亚托夫为首的自己的特别机构。他们的任务是编制不顺从的人的黑名单，然后在沙皇警察档案中调查他们的家世。斯大林有一个特别的档案库，里面装满了不利于所有重要的苏维埃领导的各种各样的文件，对他们的指责和中伤的谣言。1929年，在同政治局的右派委员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公开决裂的时候，斯大林威胁要揭露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才得以使这两人继续对他效忠。
1925年，苏联有一家幽默杂志登载了一张讽刺画，画着政府首脑处在一种非常不体面的情况中，画得非常逼真。而且，在用很有暗示性的文体写的文字中，用加里宁的缩写“MK”指他。我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什么意思？”我问几个同我接近的人，其中有谢雷布里亚科夫，他在监狱里和流亡期间同斯大林相交很熟。
“这是斯大林对加里宁的最后警告，”他解释。
“但是为什么？"
“当然不是因为他关心他的道德问题。”谢雷布里亚科夫笑道。“显然，加里宁在什么事情上顽固不化。”
加里宁对不久以前的情况知道得太清楚了，他起初不肯承认斯大林是领袖。长时期以来，他害怕把自己的命运同斯大林的命运连在一起。“这匹马”，他常常对他的亲密朋友说，“有朝一日会把我们的车子拉到沟里去。”但是逐渐地，他尽管心里不愿意和抗拒，先转而反对我，然后反对季诺维也夫，最后，在更加不愿愈的心情下，反对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由于他的温和的见解，他同这三人有更加密切的关系。叶努基泽随着加里宁的足迹，通过了同样的演变过程，只是比较的隐蔽，而且无疑，内心要更加痛苦得多。由于这个人的性格（他的主要特点是善于适应），叶努基泽不能不参加到热月派的阵营中。但是，他不是一个野心家，当然也不是一个无赖。对他来说，很难同老的传统决裂，更难转过来反对他一向尊敬的那些人。在决定性的时刻，叶努基泽不但没有显出咄咄逼人的劲头，相反地，总是发牢骚，鸣不平和抗拒。斯大林对这一点知道得很清楚，他不止一次地向叶努基泽提出过警告。我是差不多直接了解这种情况的。虽然在那个时候揭发的制度已经不但毒化了政治生活，甚至毒化了私人关系。但是在有些人中间，还存在着相互信任。叶努基泽同谢雷布里亚科夫非常友好（虽然后者作为左翼反对派的一个领袖，是非常杰出的）,而且常常向他倾吐他的心里话。“他（斯大林）还要什么？”叶努基泽发牢骚说。“他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他还觉得不够，他要我承认他是一个天才。”
斯大林是在我1917年批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行为时，把他们置于自己的庇护下的。他写道：“有些布尔什维克确实由于七月的失败而发抖，这是十分可能的。例如，我知道，当时被捕的有些布尔什维克甚至准备从我们的队伍中开小差。但是根据这一点对中央委员会的某些……委员作出这个结论，那是无情地歪曲历史。”
这段引语中令人感到兴趣的部分与其说是坚决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辩护，还不如说是牵强地提到“当时被捕的某些同志”。这是针对卢那察尔斯基而言的。在革命后搜获的文件中，发现了卢那察尔斯基在警察当局侦讯下所作的口供。这对于他的政治勇气确实不是一种光荣。这件事本身对斯大林算不了什么，更不勇敢的布尔什维克都做了他的亲密部下。真正使他在意的是，在1923年，卢那察尔斯基出版了他的著作《革命领袖剪影》，在这本书里，他没有把斯大林的剪影包括进去。这一省略并不是故意的卢那察尔斯基并不反对斯大林。他只是同当时任何别的人一样，都没有想到要把斯大林置于革命领袖之列。但是，到1925年，形势变了。这是斯大林暗示卢那察尔斯基相应地改变其政策否则就要遭到揭露的方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没有提卢那察尔斯基的名字。他得到一定时间来调整他的“阵线”。卢那察尔斯基一定懂得指的谁，因此从根本上转变了他的态度。他在〔1917年〕7月犯的罪过立即不予追究了。
沙皇时代的年轻革命者并不都〔是小说书中的英雄〕。在他们中间，也有一些人在〔秘密警察进行的〕侦讯中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勇气。如果他们以后的行为弥补了这种弱点，党并不决绝地开除他们，而让他们回到自己的队伍中来。1923年，斯大林作为总书记，开始把一切这种证据集中到自己手中，并且来讹诈已经远远弥补了这种早期的缺点的数以百计的老革命家。他威胁他们要揭露他们过去的历史，使这些人吓得像奴隶般地服从，并使他们逐步沦入萎靡不振的状态〔他强迫他们去做他对反对派的阴谋中的最卑鄙的工作，从而使他们永远同他自己共命运。那些不愿对讹诈屈服的人，不是被党机器在政治上打得粉碎，就是用自杀来了结自己的生命。〕我的最亲密的同事之一，我的私人秘书格拉兹曼〔就是这样死的〕。他是一个异常谦逊的人，对党〔非常〕忠诚、〔非常兴奋和敏感〕，是一个有着毫无瑕疵的荣誉的革命者。他〔是〕早在1924年自杀的。他这种走绝路的行动造成了一种非常不好的印象，因此中央监察委员会不得在他死后为他雪冤，并对它自己的执行机关提出〔非常谨填和温和的〕谴责。
〔两年后，采取了企图造成流血事件的直接行动。284虽然托洛茨基和穆拉洛夫已经受到屈辱，但是他们的情况还没有明确化。事情发生在1926年。7月里，已同斯大林决裂，并同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组成一个反对派集团的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政治局。反对派的其他两个领袖是于三个月后，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下一次全体会议上被开除出同一个机构的。同时，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夫人〕在穆拉洛夫和内战时期对他忠心耿耿的其他同志的陪同下，前往高加索休假，叶努基泽把他们以前在基斯洛沃茨克住过的那所别墅〔交给他们使用〕。托洛茨基像过去一样地受到敬重。地方当局表现了真诚的尊敬，有时甚至是他们不能隐藏的热情。在偶然的以及非偶然的会晤时，他们真诚热烈地向列夫·达威多维奇·〔托洛茨基〕问候。基斯洛沃茨克所有的休养所，接二连三地邀请列夫·达威多维奇去讲话，每一个休养所都热情洋溢地欢迎他和欢送他。但是，中央的压力已经可以感受到。各省还没有正式接到关于改变“阵线”的命令。斯大林还不敢公然发出这种命令。但是他暗中向他的抚督们表明了他的愿望。因此，我们不时遇到最近从莫斯科来的这批或那批人的明显冷待的表示。我们听说，某些休养所辩论过是否邀请列夫·达威多维奇的问题。但是，那些反对邀请的人，人数和影响在那时都微不足道，所以在热情的多数的坚持下，还是一致决定邀请他。这样坦率地表示赞成列夫·达威多维奇，在莫斯科已经是不再可能的了。
穆拉洛夫对发生的一切事情消息很灵通。他对于这些事情很敏感，而且懂得它的意义。我们感到不安，因此经常保持警惕像通常一样，打猎是由当地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的，因为它最了解当地的情况。我们像过去一样，继续由他们警卫和保护。但是情况既然有了改变，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这种警卫有了双重意义，而这并不是没有危险的。我们对于国家政治保卫局，不如对列夫·达威多维奇私人警卫员那么信任，他们是同我们一起从莫斯科来的，内战前线上的紧密牢固的联系使他们同列夫·达威多维奇连结在一起。
有一次，我们打完猎，回来得比平常晚一些。回来得晚，并不是我们的过失；的确，我们怀疑，这是预谋的。半夜，正当我们驶近基斯洛沃茨克的时候，我们所乘的那辆电车突然出轨了，转了一个圈子倾倒了，震了一下。我们都跌下来，起初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试图向我们解释造成这一事故的原因的官员极其狼狈。他们的解释是没有意义的。这件事看来很像一件没有得逞的预谋“事件”——无疑是对列夫·达威多维奇在基斯洛沃茨克获得的成功的报复。对于“落后的”高加索和同它站在一起的所有省份，必须用致人死命的一击来使它们得到一个教训。285
在这件事发生之后没有多久，对左翼反对派的成员和同情者施加的压力逐渐加强。对于在l927年5月26日83人宣言上签名的几百个人的处理是残暴无耻的，但是对几千个口头上支持他们的人的处理更是残暴无耻。他们给拖到党的法庭上去，只是因为他们在党的会议上发表的意见不符合斯大林派中央委员会的意见，中央委员会从而粗暴地剥夺了他们作为党员的最基本的党员权利。当时党内正在准备舆论，以便干脆开除反对派。此外还对反对派的成员和同情者采取某些不相干的措施，乌克兰共产党一个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哈尔科夫举行的一次党的会议上威胁反对派说：“你们到工人职业介绍所会被人嘲笑”。莫斯科党委书记在莫斯科威胁说：“我们要使你们失业”。〔这些不是无聊的吹牛。当〕饥饿的威胁不能使反对派静默时，中央委员会就公开动用国家政治保卫局。有人如果看不到，用这种方法同反对派斗争是一种反对党的斗争，那么他一定是瞎了眼。在使用这种武器的时候谈团结，那有什么意思？斯大林分子所谓团结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狼同它正在吞掉的绵羊的团结？……
〔继捷尔任斯基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的明仁斯基，在列宁生前，一直参与各种反对派运动。他同抵制派在一起，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之类的东西使他着迷。这是他年轻时候的事。但是，到他一生的末期，警察镇压机器又使他着了迷。除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外，他对任何东西不感兴趣。他以自己全部脑筋使他的机器毫不间断地开动。为此首先必须坚决支持政府。有一次在内战时期，明仁斯基突然警告我提防斯大林对我的阴谋。这件事我在我的自传内叙述过。三巨头上台后，他对三巨头效忠。三巨头分裂后，他转而效忠斯大林。1927年秋，当国家政治保卫局开始干预党的内部分歧时，我们一大批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加和我，我想，还有别的人去看明仁斯基。我们要求他把他在中央委员会上次会议上公布的、使我们〔受到极大损害的〕那些证词拿给我们看。他并不否认，这些文件基本上是伪造的，但是直截了当地不肯让我们看这些文件。
“你还记得吗，明仁斯基，”我问他，“有一次在南方前线，你怎样在我的列车上对我说，斯大林在对我搞阴谋了。”明仁斯基狼狈起来了。
这时候，雅戈达——他当时是监视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的斯大林的视察员——插嘴了。“但是，明仁斯基同志”他说，把他狐狸似的脑袋伸到前面来，“甚至从来没有去过南方前线。”
雅戈达年轻时是一个药剂师。在平时，他到老死可能是一个小城市药房的老板。
我打断了雅戈达的话。我对他说，我不是在对他说话，而是在对明仁斯基讲话。并且再次提出我的问题。于是，明仁斯基回答说：
“是的，我在南方前线到过你的列车上，并且警告过你什么事情，但是我并不认为我提到过任何人的名字。”一种像梦游者那样的困惑的微笑在他的脸上露出来。
没有效果。在我们空手离开后，斯大林走进去同他说话。后来，加米涅夫单独去看他。那时离开他受反对反对派的三巨头的支配，到底还不很久。
“你是否真的认为，”加米涅夫最后问他，“斯大林一人能担当起〔十月革命〕的任务？”
明仁斯基避开了这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让他发展成为这样巨大的力量？”他用问题来回答问题。“现在已经太晚了。”
1924年春天，中央委员会有次举行全体会议之后（我因病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我对〔伊凡·尼·〕斯米尔诺夫说：“斯大林将成为苏联的独裁者”。斯米尔诺夫同斯大林很熟，他们多年一起做革命工作，一起过流放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彼此最了解。“斯大林吗？”他惊异地问我。“但是他是一个庸人，一个无声无臭的小人物。”
“庸人，是的；小人物，可不是”。我回答他说：“历史的辩证法已经勾住了他，会把他提起来。厌倦的激进派、官僚、耐普曼、富农、暴发户、卑鄙的人，从施了肥的革命的翻过来的土壤中爬出来的一切虫豸——他们全都需要他。他知道如何迎合他们的立场，他说的是他们的话，他知道怎样领导他们。他有一个老革命者的应得的名誉，这使他对他们是十分宝贵的，因为他可以作一个遮住全国眼睛的眼罩。他有意志，有胆量。他会毫不犹疑地利用他们，并使他们反对党。他已经开始这样做。他现在就在把党内卑都的人，狡猾的蒙混者组织到自己的周围来。当然，欧洲、亚洲和我国的巨大的事态发展可能起干扰作用，推翻一切这种猜测。但是如果一切像目前那样继续自动发展下去，那么，斯大林将同样的自动地成为独裁者。”
1926年，我同加米涅夫有过一次争论，他坚持说，斯大林不过是“一个小城市政客”。当然，这种讥刺的提法有一点道理，但是只是一点。奸猾、无信、利用人性的最低等的本能的能力这些特性，在斯大林的身上发展到了不同寻常的程度，而且，考虑到他的顽强的性格，这些特性在斗争中是强大的武器。当然，并不是任何斗争。解放群众的斗争需要其他的特性。但是，挑选人员给他们特权地位，用宗派精神使他们结合在一起，削弱和控制群众，斯大林的特性的确是有价值的，而且理所当然地使他成为官僚反动派的领袖。〔尽管如此，〕斯大林还是一个庸人。他的思想不仅没有系统，他甚至不能作逻辑的思考。他讲话中每一句话有某种当前的实际目的。但是，总的来说，他的讲话从来没有上升到逻辑的结构。
如果斯大林能够在起初预料到他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将会导致什么结果，那么尽管有希望战胜他的对手，他无疑也会不进行这个斗争的。但是他没有预见到任何东西。他的对手预言，他将成为热月派的领袖，革命的党的掘墓人，这在他看来只不过是空洞的臆测〔和玩弄词藻〕。他相信党机器是全能的，相信它能够完成一切任务。他丝毫也不了解他正在起的历史作用。由于没有创造性的想像力，没有概括和预见的能力，斯大林在单独掌舵的时候，已经不成其为一个革命者。但是，这些特性，加上他从前是一个革命者的权威，使他能够掩盖热月式官僚主义的抬头。
他的野心具有一种被欧洲技术所加深的粗野的亚洲的特色。他必须使报纸天天对他大事吹捧，登载他的照片，只要有一点借口就提到他，用大号铅字排印他的名字。今天，就连电报局职员也知道，如果打给斯大林的电报，不称他为人民的父亲，或伟大的导师，或天才，他们就不能接发这个电报。小说，歌剧，电影，绘画，雕塑，甚至农业展览会等等，都必须绕着斯大林旋转，像绕着它的轴心旋转。斯大林时代的文学艺术将作为最荒唐的和卑鄙的拜占廷作风的实例载入史册。〔1925年，斯大林由于卢那察尔斯基没有在一本著作中提到他为许多领袖人物之一，便对卢那察尔斯基怀恨在心。但是，十几年后，俄国的〕大作家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他是俄国最有权威的、最独立的作家之一〕对于斯大林这样写道：
您，各民族的灿烂的太阳，
我们时代的不落的太阳，
太阳也比不上您，因为太阳没有智慧……
〔斯大林泰然领受了。他高兴了。有一个较小的作家写了首接近于他文学水平的诗《回来了的太阳之歌》，毫无疑问，他是更加高兴了。这首诗歌颂道：〕
我们的太阳来自斯大林，
我们的兴旺的生活来自斯大林……
我们同他，
同列宁的儿子，
同智者斯大林，
甚至创造了风雪遍野的冻土地带的好生活
〔斯大林不懂得，这种文学作品听起来〕像猪叫〔，而不像诗〕。有一个谄媚的朝臣为旧俄罗斯百科全书写了一篇关于“当今圣主”沙皇亚历山大第三的文章，它同最近的苏维埃百科全书中一篇关于斯大林的文章相比，是真实、适度和风雅的典范。
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的集团限制了斯大林。由于长期受到列宁的教导，他们知道思想和纲领的价值。虽然他们时常大大脱离布尔什维主义的纲领，而且破坏它的思想完整性（这一切都是在军事借口下干出来的），他们从来没有超越一定的限度。但是，三巨头分裂后，斯大林摆脱了一切思想上的限制。政治局委员不再由于自己缺乏学识或由于自己十足的无知而感到难堪。一切讨论和论争都失去了力量，特别是关于共产国际的问题到那时，没有一个政治局委员承认任何外国支部有任何独立的意义。一切都归结到它们是“赞成”还是“反对”反对派的问题。在先前几年，我在共产国际中的一个任务是观察法国的工人运动。在共产国际发生大变动（从1923年年底起继续到1924年年底）后，各支部的新领导人有越来越脱离老原则的倾向。我记得，我有一次把最近一期的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带给一次政治局会议并摘译出一篇纲领性文章的几个部分。这些摘录充分显示了他们〔作者〕的无知和机会主义，以至政治局一时陷于混乱。但是，他们当然不能背弃他们的“孩子”。斯大林派了政治局中认为自己懂得一点法语——青年时代在学校里学到的一点法语——的仅有的一个政治局委员鲁祖塔克。他向我要剪报，并且刚一看到就开始翻译，略去不认识的字眼和成语，歪曲其他的字句，添上他自己的荒唐的述评。立刻大家都齐声支持他。很难表达那种痛苦、愤怒的感情……。
苏联虽然纸张缺乏，但是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著作真正地到处泛滥。今天，对这些著作进行理论上的评价似乎是不值得的。斯大林自己不可能再读他个人大约从1923年到1929年间所写的或所说的东西，因为它们同之后十年中他所写、所说和所做的一切是显然抵触的。他后来所说的话，完全否定了以前的话，以至要转述这些政治废话，哪怕只是最简短的摘录，对我来说是一种十足的苦差使，而对耐心的读者，则像洗碗水一样的乏味。在斯大林派机器和反对派进行论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概念，这些概念给发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人提供了思想上的工具，从而获得了决定性的意义。只要指出其中一些突出的概念，对我们的目的就足够了。各种政治力量集结在这些概念的周围。这些概念有三个它们有时互相部分地补充，部分地互相替代。
第一个概念同工业化有关。三巨头起初反对我提出的工业化计划，为了进行论战，他们把它叫做超工业化计划。在三巨头分裂，斯大林同布哈林和右翼组成集团后，这种态度更加强了。反对所谓的超工业化的官方论点的总的倾向是，迅速工业化只有牺牲农民才能办得到。因此我们必须以蜗牛的速度前进。工业化速度的问题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等等。事实上，官僚主义不想干扰居民中开始致富的阶层，那就是新经济政策小资产阶级的上层这是它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所犯的第一个严重错误。但是，它从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它仅仅在这个问题上整整翻了一个筋斗，然后轻松愉快地着手打破以前一切超工业化的纪录——大部分是在纸面上和演说中，呜呼！
在第二个阶段，在1924年，发动了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斗争。这个斗争的政治内容缩小到这一主题，即我们对国际革命不感兴趣，为了发展我们的经济，我们只关心自己的安全。官僚主义越来越担心，同国际革命政策发生关系的危险，正在危害它的地位。反对不断革命论的运动其本身没有任何理论价值，但是表现了脱离布尔什维主义的保守的民族主义倾向。从这个斗争中出现了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只有到那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才了解他们自己发动的斗争的含意。
官僚主义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中的第三个概念，同反对平均，反对平等的运动有关。这一斗争的理论方面具有离奇的性质。在马克思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达纲领的信中，斯大林找到了一句话，大意是说，在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不平等，或者，像他所说的，在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特权仍将保持着。马克思这句话并不是说要建立新的不平等，而只是说要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消灭工资方面的旧有的不平等，这句话被错误地解释成为宣布官僚及其附庸的权利和特权。这样，苏联的前途就同国际无产阶级的前途脱离了关系，同时官僚主义得到了他们在苏联内部取得特权和统治劳动人民的权力的理论根据。
因此，进行革命和取得革命胜利，仿佛是为了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猛烈而疯狂地为反对平均而斗争，因为平等危害它的特权；反对不断革命，因为这危害它的存在。斯大林在这个斗争中找到成群的支持者，这是不足奇的。他们之中，有以前的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他们成群地参加国家机关和甚至党机关，唱着颂扬斯大林的实用常识的赞美歌。
反对超工业化的斗争，在1922年进行得非常谨慎，在1923年则公开而激烈。反对不断革命的斗争，在1924年公开开始，在这之后的几年里，以各种形式和各种方式继续进行。反对托洛茨基对不平等的指责的斗争在1925年年底前开始，而且在实质上成为官僚主义社会纲领的轴心。反对超工业化的斗争是公然直接地为富农的利益进行的。所以需要以蜗牛速度来发展工业，是为了让富农得到对抗社会主义的没有痛苦的解药。这种哲学在当时是右翼的哲学，也是斯大林派中央的哲学官僚主义和农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组成的集团在这个时期鼓吹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反对平等的斗争把官僚主义不但同农村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而且同工人贵族空前牢固地结合在一起。不平等成为这些同盟者的共同的社会基础、根源和存在的原因。因此，从1923年到1928年，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纽带把官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连结在一起了。
就在那个时候，俄国的热月派显示了它同法国原来的热月派最明显的相似之处。在这个时期，准许富农向贫农租借土地，并雇用贫农替他做工。斯大林准备把土地租给私人40年。在列宁死后不久，他秘密地企图把收归国有的土地，在归“私人持有”“许多年”的幌子下，转移给他故乡格鲁吉亚的农民作为私人财产。在这个问题上，他再次显示了他的农民劣根性，在他身上的占统治地位的、根深蒂固的格鲁吉亚民族主义是多么顽强。根据斯大林的秘密指示格鲁吉亚农业人民委员拟订了一个关于把土地转移给农民所有的计划。只是由于季诺维也夫的抗议（他听到了这个阴谋的风声）和这个计划在党员中引起的震惊，感到自己还没有充分把握的斯大林才放弃了自己的计划。自然，在这件事上的替罪羊是那个不幸的格鲁吉亚人民委员。
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斯大林和他的机器越来越大胆。特别是他们摆脱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限制性影响后。的确，官僚主义为了迎合它的同盟者的利益和要求，已经大胆地走得这么远，以致到1927年，就像一切有见识的经济家一直看到的那样，大家清楚地看出他们的资产阶级同盟者的要求，由于他们的本性，是漫无止境的。富农要土地，要土地十足的所有权。富农要取得自由处理其全部收成的权利。富农竭力制造以自由商人和自由工业家为形式的他自己在城市中的相应代理人。富农不想忍受以固定价格缴售其收成的强制办法。富农同小工业家一起，力图完全恢复资本主义。因此，对国家劳动的剩余产品展开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在最近的将来，由谁来处理剩余产品——由新资产阶级呢还是由苏维埃官僚主义？——这成了下一个问题。谁处理剩余产品，谁就取得了国家权力。正是这一点造成了小资产阶级（它帮助了官僚主义打垮了劳动群众及其发言人左翼反对派的抵抗）和热月式官僚主义本身（它帝助了小资产阶级骑在农民群众的头上）之间的斗争。这是争夺权力和争夺收入的直接的斗争。显然，官僚主义击败无产阶级的先锋，摆脱国际革命的影响，和使不平等的哲学合法化，并不是为了向资产阶级投降，变成后者的仆从，而最后被拖离国家钱袋。官僚主义给自己的六年政策的后果吓得要死。因此它剧烈转而反对富农和耐普曼。同时它发动了所谓的第三时期286和反对右派的斗争。在傻子看来，第三时期的理论和政策似乎恢复了布尔什维主义的教义。但是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这只不过是达到一个目的的手段，这个目的是消灭右翼反对派及其仆从。臭名昭彰的第二时期在国内外演出的那些愚蠢的滑稽剧为时不久，现在无需加以叙述。如果它们对群众的影响不是那么悲惨，那原是可发一笑的。在反对右翼分子的斗争中，斯大林接受了左翼反对派的施舍，这对任何人都不是一个秘密。他没有提出任何一个新的概念。他的思想工作只不过是进行威胁和重复反对派的口号和论点，自然加以教条主义的歪曲。他不但检起反对派的破衣服，而且为了不让人们认出来，他把破衣服撕成碎片，他不费力气去把它们缝成新衣服（这种细微末节从来没有使他烦恼过），只要有需要就用它们来遮盖自已的裸休。但是不能说，这堆由一只左边的袖子，一只右边的口袋，一条裤腿——这些都是按照别人的身体剪裁的——组成破布，能够被认为是十分令人满意地遮住了领袖的裸体。他的党羽也不能帮助他，因为他们必须同各民族之父的一切行动完全合拍。
另一方面，1926－1927年的左翼反对派的著作是异常丰富的。反对派对国内外生活的每一个事实，政府的每一个行动，政治局的每一个决定都有反应，向党的各个机构，主要是政治局，递交个人的或集体的文件。这些是中国革命的年代，英俄委员会的年代，内部问题大混乱的年代。官僚主义还只不过在摸索它的道路，从右翼摸索到左翼，然后又从左翼摸索到右翼。反对派所写的大部分东西，并不是打算供一般报纸发表的，只是供党的一些领导机关了解情况之用。但是即使专门给《真理报》或理论月刊《布尔什维克》写的东西，也从来没有在苏联报纸上发表过。
政治局中的多数坚决要扼杀反对派——至少，要闷死它，排挤它，开除它，逮捕它。这就是斯大林反驳论点的方法。并不是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同意这种方针。但是逐渐地，斯大林把他们拖入了斗争。他削弱了他们精神上的保留，消磨他们的成见，使后一步成为前一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这是他的擅长，在这方面，他手段之巧妙是无可争辩的。持有不同意见的政治局委员终于甚至不再温和地抗议斯大林的更粗鲁的“活动家”的暴行。逐渐，他们被迫放弃不表示态度的沉默，而采取赞同一个又一个的暴行。
我被驱逐到土耳其时设法随身携带的那部分反对派著作现在存于哈佛图书馆，谁有兴趣通过原始材料来研究那个惊人斗争的记录，谁都可以阅读这些文件。我在写这本书的同时阅读这些文件的时候——那就是，在这些文件写了几乎15年之后——我不得不承认，反对派在两个方面是正确的：它在当时作了正确的预言和大胆地说了出来；它表现了在执行其政治路线方面的坚韧性，反对派的论点从来没有给驳倒。不难设想斯大林和他最亲密的合作者被他们所引起的愤怒。在反对派文件的每一行字句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反对派代表们在智力和政治上胜过政治局的多数。斯大林无话可答，他甚至不想这样做。他采用了自从他青年时期起就成为他一部分的那种做法，那就是：在进行反驳时不是提出自己的观点来同对手辩论，而是对他的对手进行人身攻击，如果可能的话，在肉体上消灭他。在论点和批评面前，智力上的无能引起了愤怒，而愤怒又驱使他匆忙采取措施来消灭反对派。1926－1927年，就是这样过去的。这证明只不过是十年后使全世界震惊的背信和堕落行为的一个预演。
这个大论战的一方是左翼反对派，它求知欲旺盛、不倦地进行探索和研究，认真地寻找正确解决正在改变中的国际和国内形势问题的办法，但是不违反党的传统。在另一方面，官僚集团冷酷地设法迅速消灭批评它的人，一切对手，使他们不得安宁的、不让他们有机会享受他们赢得的胜利的扰乱者。在反对派的成员正忙于分析对中国的官方政策的基本错误或批评同英国职工大会组成的集团时，斯大林散布谣言说，反对派正在支持奥斯廷·张伯伦反对苏联，说反对派不想保卫苏联，说某某一个反对派不正当地使用国家的汽车；说加米涅夫打了个电报给米哈伊尔·罗曼诺夫；说托洛茨基写了一封反对列宁的疯狂的信。而日期，当时情况，诸如此类的一切细节，总是模糊不清的。
斯大林进行反驳也不只是采用这几种办法，他和他的仆从甚至不惜在反犹主义的混水中摸鱼。我特别记得《工人报》刊登的一张以“托洛茨基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为题的讽刺画。在党报中有许多这种具有反犹性质的讽刺画和打油诗。对这些诗画博得了奸险的窃笑。斯大林对这种越来越猖狂的反犹主义的态度是友好的中立。但是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他不得不发表一个声明说：“我们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斗争，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因为他们是反对派”，等等。对于任何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的人来说，事情十分清楚，他的故意含混的声明只是针对反犹主义的“过火行为”而发的，同时在所有的苏联报纸上传播这个含蓄的提示：“不要忘记，反对派的领袖是犹太人。”这种说法使反犹分子可以为所欲为。
绝大多数党员是违背自己的意愿、违背自已的记忆，投票击败反对派的。在党机器的压力下，他们逐渐被迫像他们所做的那样投票，正如机器本身自上至下地被拖入对反对派的斗争一样。斯大林让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担任主角，因为他们同反对派论战的能力比他强得多，但是也是因为他不想把自己的后路都拆掉。给予反对派的沉重打击，在当时看来是决定性的打击，引起了对被征服者的秘密的然而是深切的同情，同时引起了对胜利者的公然的敌意，特别是对两个主要人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公然的敌意。斯大林也利用了这一点，他公开同作为这个不得人心的反托洛茨基运动中的主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脱离关系，他扮演调解人的角色，在一个派系斗争中的公正而温和的调停者。
1925年，季诺维也夫为了使拉柯夫斯基对他的派系胜利得到一个深刻印象，议论我说：“一个可怜的政客。他不能找到正确的策略。这是他被打败的原因。”一年以后，这个批评我的策略的不幸的人对左翼反对派敲门求纳。无论是他，或是加米涅夫，迟至1925年，都还没有想到，他们已经成为官僚反动派的工具，正如他们在1917年想错的一样。到1926年，他们认识到，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不可能有其他的策略，因为他们毕竟是老近卫军，而老近卫军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概念是不可能没有它的国际主义观点和革命干劲的。这是老布尔什维克承担的传统。这是列宁时期全党把它们看成为不可替代的资产的原因。列宁对于老一代革命者的特殊的关心是像由同志团结以及在同样程度上由这种政治考虑所决定的。季诺维也夫向拉柯夫斯基吹嘘他用来对付我的成功的“策略”时，他是在吹嘘他如何滥用和浪费这笔资产。从1923年到1926年，在季诺维也夫的倡议下，而且起初在他领导下以反对“托洛茨基主义”为名反对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斗争，是在挽救老近卫军的口号下进行的。反对派被指责破坏布尔什维主义老近卫军。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照顾老布尔什维战士的健康。朝着公开的热月方向的转变，再没有比在政治上损害这个老近卫军方面表现得更明显了。〔在这〕以后，继之以对它的肉体上的消灭。保障老布尔什维克健康的委员会最后由一小批〔国家政治保卫局〕执刑吏所替代，斯大林奖给了他们红旗勋章。
勒菲弗尔在〔他的〕《热月派》〔一书中论述〕说，热月派的任务是将热月9日演成一个小小的插曲——仅仅是为了保持雅各宾党人的基本核心和继续执行他们的传统政策而对敌对分子的一次清洗。在热月政变的第一阶段，并没有对全体雅各宾党人进行进攻，仅仅打击了恐怖分子。〔苏维埃热月派重演了这一幕。〕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是从捍卫老近卫军和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路线开始的，继而是在保卫党的团结的名义下进行的，最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将全体布尔什维克从肉体上消灭。在这两次热月政变中，对革命者进行消灭都是以革命和所谓革命的最高利益的名义进行的。雅各宾党人不是作为雅各宾党人而被消灭的，而是当作恐怖分子、罗伯斯庇尔分子等等而被消灭的。同样，布尔什维克是作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而被消灭的。在苏联出版物中可以被公开合法使用的俄文名词“托洛茨基的走狗”，同热月9日出版的《Mehee de la Touche》这本小册子的名称“罗伯斯庇尔的尾巴”(La queue de Robespierre)有显著相似之处。而且，和热月派的基本方法的相似之处是更为明显的。勒菲弗尔写道，就在热月9日的次日，巴莱尔以公安委员会委员的名义，再次向议会保证说，并没有发生什么紧要的事。
*“巴莱尔在热月10日以他们的名义宣布，先一天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一次‘小骚乱，它没有使政府发生变动……’”
〔三个星期后：〕
*“果月2日（8月19日）……就是那个对罗伯斯庇尔提起诉讼的同一个卢歇，叙述了反动措施推行的情况，再次主张逮捕所有有嫌疑的人，并宣称有必要‘继续施行恐怖统治’。”
〔对左派的这一打击自然使右派肆无忌惮起来，他们的头脑发热了：〕
*“实行新措施的热月派最害怕的是……一次起义。右派分子利用了热月派的这种恐惧心理，开始清洗俱乐部、逮捕和杀害雅各宾党人。从那时起，右派在热月派的支持下，不遗余力地将巴黎或各省的一切不满的表现、批评或愤怒，说成是恐怖分子的阴谋的证据。”
全体领袖们的威信——不单是列宁个人的威信——总起来构成了中央委员会的权威。个人领导的原则是完全不能见容于党的。党挑选比较孚众望的人充当领导，信任他们，敬爱他们，而总是认为实际的领导权来自中央委员会全体。三人领导很成功地运用了这个传统；坚持中央委员会有驾乎任何个人权威之上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斯大林，这个出色的阴谋家、中派分子和折衷主义者，这个零打碎敲的能手，为了他自己的利益逐步地利用了和无耻地滥用了〔对中央委员会〕的信任。
1925年底，斯大林尚且以第三人称谈论领抽们，并且唆使党来反对他们。他受到拒绝对任何领导人俯首帖耳的、官僚机构中的中间阶层的喝彩。然而在事实上，斯大林自己已经是个独裁者了。他是个独裁者，但他还不觉得他是领袖，而且也没有人承认他是领袖。他不是一个靠他的人格的力量，而是通过同老领导人们决裂了的政治机器的力量而成为独裁者的。迟在1930年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时，斯大林说：“你们问，我们为什么开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因为我们不愿意党内有贵族，因为我们党内只有一种法律，一切党员有平等的权利。”他在1934年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重申了这一说法。
他把右翼用为反对左翼反对派的武器。因为只有右翼有明确的纲领、利益和原则，而左翼政策的胜利使这些东西受到了危害。但是，当他看到，左翼反对派的被驱逐，在党内引起严重的疑惧和不满，并起了对胜利的右翼的愤怒时，斯大林知道怎样利用这种不满来打击右翼。他不大关心右派和左派之间的这场斗争中阶级力量的冲突，而更为关心扮演一个号称可以使不可避免的牺牲者人数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使党免于分裂的和事佬或息事宁人者的虚伪角色。作为一个超然的仲裁者，他可以将对某些孚众望的党员采取严酷手段的责任，时而加之于党的这一翼，时而又加之于党的另一翼。但阶级是不会受欺骗的。作为一个计谋，1924年至1928年有利富农的政策比犯罪更坏；这个政策是荒谬的。富农不是傻瓜。他们从税收、物价和利润来判断，而不听信高调和雄辩；他们根据事实而不是根据言词来判断。施弄计谋决不能取代阶级力量的行动和反对的行动。它的用处充其量也是有限的。没有别的东西比不正当的无原则耍弄计谋更能瓦解一个群众政党的革命意志。也没有任何东西比它对个别革命者的意志和品德更有害，军事上的谲诈决不能取代主要战略。
大约在十月革命十年后，斯米尔加同我谈话时指出，在最初五年间，基本的倾向是弥合分歧——旧的裂缝修补了，老的创伤平复了，反对者和好了，等等。而在后来的五年内，自1923年起，情况倒了过来；一切裂缝扩大了，一切分歧扩大并尖锐化了，所有的创伤化脓了。以固有的形式和传统及老党员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对新的统治阶层采取越来越反对的立场。
在这一矛盾中存在着热月政变的实质。有些人把后来一切的发展归之于一些据说是布尔什维克党固有的基本特性，这些人的用心是徒劳的和荒谬的。按照这些人的看法，仿佛一个政党是一个清色的东西和一个无所不能的历史因素。其实，一个政党仅仅是一个暂时的历史工具，是许多历史工具和学校中的一种。布尔什维克把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规定为自己的目标。这政党在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了这一任务，并且通过夺取政权丰富了人类的经验，就这一点来说，它已完成了项巨大的历史任务。惟有因喜欢进行玄妙讨论而迷惑不解的人，才要求一个政党制服和消灭同它敌对的远较有力的群众和阶级的因素。一个政党到了一定阶段、在某时刻就开始解体，这一事实表明了政党作为历史工具的局限性。在内外压力的紧张情势下，裂缝出现了、罅隙扩大了，器官开始萎缩。这一分解的过程在1923年开始来临，起初是缓慢的，但不久就加快了速度。老布尔什维克党和它的英勇的老干部逐渐走上了老死的道路；它被高烧、痉挛和极其痛苦的疾病发作弄得摇摇欲坠而终于死亡。为了建立一个政权（应恰当地叫做斯大林主义的政权），所需要的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而是这个党的消灭。
许多批评家、宣传家、记者、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和形形色色的业余社会学家，时时就方法上的错误训诫左派反对派。他们说，从争夺权力的观点来讲，左派反对派的策略是行不通的。但是，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就是不正确的。左派反对派不可能夺取权力，甚至也不希望这样做——它的最有思想的领袖们的确没有希望这样做过。只有在革命高潮的情况下，才可以设想左派反对派这样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去争夺政权。在这些情况下，策略是建立在出击、向群众发出直接号召和对政府发动正面进攻之上的。左派反对派的不少成员在这种斗争中曾经起过不小的作用，并对怎样进行这一斗争有第一手的知识。但在20年代的初期和其后，俄国不存在革命的高潮，情况恰恰是相反的。在这种情况下，谈不上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
请记住，在1908到1911年及其后的反动年月里，布尔什维克党拒绝对君主制发动直接的进攻。它将自己的工作限制在为恢复革命传统和保存某些干部而斗争，以便为最后的进攻作准备；对发展中的事变进行不倦的分析；以及利用一切合法的和半合法的可能性来锻炼先进的工人阶层。左派反对派在那样的情况下，不能采取别的做法。的确，苏维埃反动政权给反对派造成的处境要比沙皇反动政权给布尔什维克造成的处境困难得多。但基本上，任务是相同的——保持革命的传统，党内的先进分子保持接触，分析发展着的“热月政变”的局势，为世界范围内和苏联的将来的革命高潮进行准备。一个危险是：反对派可能低估它的力量，和在若干过早的试探性出击之后放弃执行这一任务。在这些试探性的出击中，先头部队不但要同官僚机构的抵抗发生冲突，而且还要同群众的冷漠发生冲突。另一危险是在确信没有可能同群众、甚至同群众中的先进部分保持公开联系后，反对派会放弃斗争而潜伏起来以待较好时期。这就有完全遭到失败的危险……革命粉碎并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这就是它的实质所在。群众登上舞台。他们决策，他们行动，他们用自己的史无前例的办法制订法律；他们审判他们发布命令。革命的实质在于，群众本身成为它自己的执行机关。但当群众离开了社会舞台，退居于他们各自的市邑，撤退到他们的各式各样的住宅，变得困惑、幻灭疲惫的时候，这一场所就变得荒漠冷落了。而当一个新的官僚机器占据这个舞台时，它的荒凉只是更甚了。自然，对自己和群众缺乏信心的领导人总是忧心忡忡的。这就说明，为什么在反动取得了胜利的时期，军事警察机器比在旧政权下起的作用要大得多。在由革命到“热月政变”的这个转变中，俄国“热月政变”的具体性质是被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所决定的。法国革命没有这种东西供其使用。体现于“公安委员会”的雅各宾党人的专政仅仅维持了一年。“国民公会”真正支持这一专政、“国民公会”比俄国的革命俱乐部和小组要强大得多。这里存在着革命动力同革命动力在议会中的反应之间的传统的矛盾。各阶级的最活跃的人们参加了革命力量的斗争。其余的人——中间人士、隐而不现的人、落后分子——似乎自己选择了被摈弃的道路。在选举时期，参加者的范围扩大了，扩大到也包括相当大部分的半消极的和半冷漠的人们。在革命时期，议会的代表们比起他们所代表的革命派别来，要温和和有节制得多。为了支配“国民公会”，山岳派让“国民公会”统治人民，而没有让“国民公会”以外的人民中的革命分子去统治。
虽然十月革命的性质是无可比拟地远为深刻的，但“苏维埃热月政变”的队伍，主要是从旧执政党的残余和它们的思想意识代表们中间集结来的。那些没有逃到国外去的地主、资本家、律师和他们的儿子被吸收到国家机器内，不少人甚至被吸收入了党更多的进入国家和党机器里的人是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旧党员——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彻头彻尾的市侩们，这些人在暴雨狂风的革命和内战的年月里，畏首畏尾躲在一旁，而最后相信苏维埃政府稳定了，就以异乎寻常的热情致力于争取安适的永久地位（如果不是在中央，起码是在各省）的崇高工作。这一人数众多、形形色色的乌合之众是“热月政变”的当然支持者。
这一乌合之众的政治思想从淡淡的粉红色直到雪白。当然，社会革命党人总在准备用一切方法维护农民的利益，反对卑劣的工业家的威胁。总的说来，孟什维克认为应该给农民资产阶级更多的自由和土地。他们也成了农民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混得政府工作的、上层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残存的代表们，自然抓住农民作为他们的救生带。当时，他们在维护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方面，不可能希望获得任何成功。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必须经过一个保卫农民阶级的阶段。这些集团没有一个能公开出头露面。他们都需要执政党和传统布尔什维主义作他们的保护色。对他们来说，反对不断革命的斗争就意味着反对永远确立他们所曾遭受的剥夺的制度的斗争。他们自然而然乐于接受布尔什维克中那些反对不断革命的人作为他们的领袖。
经济复苏了。出现了少量的剩余。自然，剩余集中在城市里，任凭统治阶层支配。随之，戏院、餐馆和娱乐场所恢复了。在－种沉睡状态中度过了生气勃勃的内战年代的、数以十万计的各行各业的人们，现在醒过来了，伸伸懒腰，开始参与重建正常生活的工作。所有这一切人都站在不断革命的反对者的一边。他们都需要和平，发展，和加强农民阶级，也需要城市里娱乐场所的继续繁荣。他们力求这一趋势不要断，而不需要革命。乌斯特里雅洛夫教授曾经对1921年的新经济政策究竟是一种“策略”还是一种“演变”表示怀疑。这个问题使列宁感到非常不安。事变的发展表明，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一种特殊的配置，这个“策略”变成了“演变”的根源。这个革命政党以后采取的战略退却是它的蜕化的开始。
当进步的社会成就开始丧失时，反革命开始了。这种进步的社会成就的丧失似乎是没有止境的。然而，革命成就的某些部分始终被保持下来了。这样，尽管官僚机构进行了可怕的歪曲，苏联的阶级基础仍然是无产阶级的。可是，让我们记着，这一丧失的过程还没有终结。欧洲和全世界今后几十年的前途还未确定。俄国的“热月政变”无疑已经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开辟了个新纪元，如果这种统治在全世界还没有证明为过时的话，无论如何反对平等和建立极其深刻的社会分化的斗争，截至目前为止还没能消灭革命的基本社会主义成果——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以及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国有化。虽然官僚机构损伤了这些成就，但它还不敢恢复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在18世纪的末叶，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具有巨大进步意义的因素。那时，它在欧洲和全世界还有用武之地。可是，在我们这一时代，私有制是生产力充分发展的惟一最大障碍。虽然，官僚机构中的绝大部分人就他们新的生活方式的性质，他们的保守主义，他们的政治上的同情而言，是倾向于新的小资产阶级的，但他们的经济根源大体上是在于所有制的新条件。资产阶级关系的发展，不但威胁着财产的社会主义基础，而且威胁着官僚机构本身的社会基础。它很可能乐于为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抛弃社会主义发展前途。但它决不准备摈弃它自已的权利和特权去做有利于小资产阶级的事情。正是这一矛盾，导致了官僚机器和富农之间的异常尖锐的冲突。
【就在这方面苏联的“热月政变”根本不同于它的法国版本。为了根除封建社会和保卫新秩序的存在不受外部敌人的攻击，雅各宾党专政是必要的。在此之后，热月派政权的任务是为这一新社会的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这一新社会是以财产私有制和不限制的贸易（或大体上不限制的贸易）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1921年新经济政策恢复有限制的自由贸易，是向资产阶级的勒索让步。但实际上，贸易自由是受到限制的，它没有动摇政权的基础（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而且政府仍然操在曾经领导十月革命的俄国雅各宾党人的手中。甚至在1925年，当这种贸易自由进一步放宽时，也没有改变政权的基础，虽然威胁更大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是以农民的名义进行的。在农民背后的是垂涎欲滴的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商人和贪婪的官僚。托洛茨基主义一被击败，出租土地就合法化了。在这一路线一贯的指导下，政权自左到右的总转变是无庸置疑的，虽然偶尔也向左摆，但接着就向右摆得更厉害。既然官僚机器利用向左退却为以后向右跃进的每一步取得更大的动力，这条时左时右的道路就始终在牺牲劳动群众的利益而有利于享受特权的少数人，它的热月派的性质是明白无误的。】
卢梭曾教导说，政治民主是同过分的不平等不相容的。普通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表、雅各宾党人的脑际充满着这一教导。雅各宾党专政的立法，特别是关于工人工资最高限额的规定，是以这种为针为根据的。苏维埃的立法也是这样，甚至在军队中也废除了不平等。在斯大林统治下，所有这一切都变了样。而今天，苏联不但存在着社会的不平等，而且还存在着经济上的不平等。这是官僚机构厚颜无耻地以布尔什维主义革命原则的名义发展起来的在它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不平等的指责的运动中，在它为实行差别工资而进行的鼓动中，官僚机构引用马克思和列宁的话作掩护，并且站在辛勤劳动的“中”农和技术工人的背后，为它的特权寻找理由。它指责说，左翼反对派企图剥夺熟练劳动应得的较高的工资。这同资本家和地主对熟练技工、野心勃勃的小商人和永远遭殃的农民的假慈悲是同出一辙的煽动性的伪装。这是斯大林的卓越的阴谋，这主张自然马上在享有特权的官员们中间找到了支持。这些人第一次把他当作他们的精选的领袖；平等被极端无耻地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反对派被谴责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敌人和反对列宁福音的罪魁。官僚主义分子仰身坐在无产阶级专用的汽车里，在通往无产阶级所拥有而只有少数人被允许进入的避暑胜地的路上，纵声大笑地说：“我们过去进行斗争为的是什么？”这句含有讽刺意味的话在当时是很流行的。官僚机构曾对列宁表示尊敬，但他们总觉得他的清廉的手是可厌的。1926年到1927年间流传的一句俏皮话，表明了官僚机构对联合反对派领袖们的态度：“他们容忍加米涅夫，但不尊重他。他们尊重托洛茨基，但不能容忍他。他们对季诺维也夫既不容忍也不尊重。”官僚机构要在地位相等的人中间找一个拔尖的人作领袖。斯大林的坚定的性格和狭隘的观点引起了信任。叶努基泽对谢雷布里亚科夫说：“我们不怕斯大林”。“等到他开始摆起架子，我们就搞掉他。”可是，到头来，倒是斯大林搞掉了他们。
法国的“热月政变”是左翼雅各宾党人发动的，但最后变成了反对一切雅各宾党人的反动。“恐怖分子”、“山岳派”和“雅各宾”变成了骂人的话。在各省，自由之树被砍倒了，三色帽徽被踩在脚下。这在苏维埃共和国是不可想像的。集权党的内部，有它在十月革命的正式旗帜下动员来的一切不可缺少的反对分子。这个党不容忍任何竞争，就是在对敌斗争中也是如此。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斗争没有变成反对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斗争，这是因为党将这斗争囫囵地吞下去了，为斗争规定了界限，并且以布尔什维主义的名义进行这场斗争。
在头脑简单的人的心目中，“第三时期”的理论和实践似乎推翻了关于俄国革命的热月政变时期的理论。然而事实上，这些理论和实践正好证实了关于热月政变的理论。热月政变的本质过去是、现在是，也不能不是社会性的。它代表着一个新的特权阶层的形成，一个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新基础的产生。觊觎这一身份的有两种人：小资产阶级和官僚机构本身。它们在〔打垮〕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抵抗的〔斗争〕中并肩作战。这一任务完成后，在它们之间爆发了残酷的斗争。官僚机构由于它的孤立和脱离无产阶级而感到害怕了。它单凭自己的力量不能够粉碎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发展壮大和继续发展壮大起来的富农和小资产阶级；它需要无产阶级的帮助。因此，它集中力量，把为夺取剩余产品和权力而对小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表现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复辟的斗争。
这里，它不再同法国的热月政变有相同之处了。苏联的新的社会基础变得至高无上了。保卫生产手段和土地的国有化，是官僚机构的生死攸关的法则，因为这些是它的统治地位的社会根基。这就是它要进行反对富农的斗争的原因。官僚机构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支持下才能进行这一斗争，并把它进行到底。新反对派代表们大批投降这一事实，是它已经取得这种支持的最好的证据。反对富农、反对右翼、反对机会主义——那一时期的官方口号——在工人们和许多左翼反对派的代表们听来，好像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复活。当时，我们警告他们说：问题不仅仅在于正在做的是什么事，还在于谁在做这些事。在苏维埃民主的条件下，即劳动者自己统治的条件下，反对富农的斗争本来不应采取那样震动的、惊扰的和野蛮的方式，本来可以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导致群众的经济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但官僚机构反对富农的斗争，是踩在劳动者背上进行的以一对一的决斗。因为角斗的双方没一方相信群众，因为它们都怕群众，所以斗争有着极其令人震惊的血腥性质。由于无产阶级的支持，斗争才以官僚机构的胜利而告终。可是，无产阶级在这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比重并没有因此而增加。
为了了解俄国的“热月政变”，弄清楚党作为一个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法国革命中没有任何东西同布尔什维克党相类似。“热月政变”时期，法国有不同的社会团体，〔使用各种〕政治名号，在特定的社会利益的名义下相互攻击。热月派攻击雅各宾党人，说他们是“恐怖分子”。“金色少年”是右翼，支持热月派，同时也形成对热月派的威胁。在俄国，所有这些事变的进程、冲突和联合却是在单一的党的掩盖下进行的。
表面上，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初和20年后，同一个党用同样的方法，在同样的日标的名义下纪念着它的存在的各个阶段；这目标就是：保持党的政治纯洁性和团结。然而事实上，党的任务和清洗的任务已经根本变了质。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时期，老革命党从内部清洗了野心家；按照这种精神，各委员会是由革命工人组成的。相当大的一批企图钻到政府里的冒险家、野心家或彻头彻尾的无赖之徒都被赶出去了。但相反地，近年来清洗的矛头完完全全是指向老革命党的。清洗的组织者是党内最官僚化的和才干最低劣的人们，清洗的受害者是坚持革命传统的最忠诚的人，特别是党的最老的革命一代、真正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成员。清洗的社会意义已经根本改变了，然而，这种变化在被进行清洗的是同一个党这一事实掩盖着的。在法国，在相同的情况下，发生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区反对小资产阶级上层和中产阶级的发动得太迟的运动。后者以热月派为代表，而受到“金色少年”一帮人的支持。
就连这一帮“金色少年”，今天也被吸收到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里去了。这些人是野战军，是从资产阶级的子弟中征集来的，这些享有特权的青年人坚决准备保卫他们自己的或他父母的特权地位。下列事实足以说明问题：若干年内，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人是柯萨列夫。众所周知，他是个滥用他的高位追求个人目的的一个道德堕落分子。他的全部机器是由同一类型的人组成的。这就是俄国“热月政变”的“金色少年”。他们被直接吸收入党，掩盖了它作为特权阶层反对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一支野战军这一社会作用。苏联金色少年们高声叫嚷：“打倒托洛茨基主义！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万岁！”正好比法国“热月政变”中的“金色少年”们叫喊：“打倒雅各宾！国民议会万岁！”
雅各宾党人主要是依靠人民群众对国民议会所施加的压力而撑持住的。热月派，即叛变的雅各宾党人竭力从相反的方向施用同样的方法。他们开始在长裤党人当中把穿着讲究的资产阶级子弟们组织起来。这些金色少年，或者像保守报刊溺爱地称呼的“青年人”，在国家政治中成为如此重要的因素，以至当雅各宾党的人从所有行政岗位上被赶出后，“青年人”取代了他们的地位。同样的情况仍然在苏联发生着。的确，在斯大林统治下，那就发展得更加深远了。
热月派资产阶级的特点是深切仇恨山岳派。因为它自己的领袖们是来自长裤党人的领导人。资产阶级和同它合伙的热月派最怕重新爆发群众运动。就在这个期间，法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完全形成了。它疯狂地仇恨雅各宾党人和半雅各宾党人——认为这些人是他们最神圣的利益的出卖者、投敌分子、叛徒。苏维埃官僚机构对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仇恨有同样的社会性质。他们是属于同一阶层、同一统治集团和同一享有特权的官僚机构的人们。他们抛弃了原来的地位，只是为了将他们的命运同长裤党人、被剥夺继承权的人、无产阶级和农村贫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然而，不同之处在于，法国资产阶级在大革命以前已经形成。它在制宪议会中在政治上脱壳而出，但它不得不经历国民议会时期和雅各宾党专政，以便清算它的敌人，而在热月反革命政变期间，它就恢复了它的历史传统。苏维埃统治集团完全由热月派官僚组成，他们不但是从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罗致而来的，还是从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党中征集来的。而后者是要同布尔什维主义的“狂热者”算旧账的。
热月反革命政变有它的社会基础。那是一个有关面包、肉、住宅和盈余——如果可能的话，还有奢侈品——的问题。采取严格限定最高价格方式的雅各宾资产阶级的平等，限制了资产阶级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福利（财产）的增长。在这一问题上，热月派完全明自并且清楚地了解他们需要些什么。他们在他们制订的权利宣言中没有包括“人们在权利方面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这一主要条款。热月派在回答那些主张恢复雅各宾派的这一重要条款的人时说，它是含糊不清的和危险的，人们的权利当然是平等的，但是他们的能力和财产是不平等的。热月派是对斯巴达情操的直接违抗，反对争取平等。
在苏维埃热月派中可以找到相同的社会动机。首先，这是一个抛弃了革命初期的严格限制的问题。同时，这也是一个官僚机构取得日益增多的特权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建立自由的、节约的政权的问题。在这方面所作的让步是临时性的，而且它持续的时期要比原来打算的短暂得多。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自由政权意味着财富集中在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上层的手中。官僚机构的特权则有其不同的根源。官僚机构把国民收入中它能够或靠使用暴力、或靠运用权势、或借直接干预经济关系而搜取的那一部分据为己有。在有关国家剩余产品的问题上，官僚机构和小资产阶级很快地从盟友变成了敌人，对剩余产品的控制开辟了官僚机构取得政权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