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在政治上还是默默无闻的。党内的应声虫们当然知道他，但是并不把他当做一个重要的领导人看待。尽管他是具有无上权威的政治局的成员，然而对于一般党员群众来说，他却是中央委员会中最不出名的委员之一。国内一般很少听到关于他的话。非苏维埃世界甚至没有感到有这个人存在。然而在不到两年期间，他对于党的政治机器的控制变得如此强大有力，列宁认为，他的势力是如此有害，以至列宁在1923年3月同他断绝了一切“同志关系”。又过了两年，在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成员中声望仅次于列宁的托洛茨基已经被斯大林掌握的机器贬黜到了一种岌岌可危的政治处境之中。斯大林不仅代替病中的列宁成为党的领导三人小组的成员，而且成了三巨头中最强有力的人，后来还成了列宁的惟一的继承者。不仅如此，随着岁月的增进，他还取得了列宁从未享有过的那样大的权力……那的确是比悠久的俄国专制历史上任何沙皇所享有过的专制权威还大的权力。
〔这种情形是怎么造成的呢？斯大林从政治上默默无闻一跃而在政治上飞黄腾达的原因何在，它的过程又如何？〕
【每个历史阶段，甚至像革命和反革命那样的大变动的阶段，都是前一个阶段的产物，都根源于前一个阶段并具有同它类似之处。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有些作家争辩说，布尔什维克专政只不过是沙皇制度的新版。他们像鸵鸟一样无视于君主制度和贵族阶级已经废除，资本主义已经铲除并实行了计划经济，国教已经废除并以无神论教育群众以及地主阶级已经废除并将土地分配给农民这些事实。同样地在斯大林战胜了布尔什维主义以后，这些作家中有许多人——例如那些以前曾经批评过布尔什维主义而现在变成了斯大林主义的同路人的维伯、韦尔斯和拉斯基之流闭眼不看主要的难以歪曲的事实，那就是，尽管在非常时期曾经不得不采取镇压的手段，十月革命毕竟带来了有利于劳苦大众的社会关系方面的巨大变革；相反地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却引起了不断把苏维埃社会秩序变得有利于少数享有特权的热月党式的反动官僚的社会变革。同样不顾基本事实的是，某些资本主义的叛徒，其中不少曾经是斯大林的仆从，他们把头深深藏在苦恼的幻灭的沙堆里，而看不到以斯大林为首的反革命尽管在表面上同法西斯党魁的反革命有某些类似之处，然而在某些决定性的、根本的实质问题上却是有区别的；他们看不到，这种区别的根源在于斯大林反革命的社会基础与黑索里尼和希特勒领导的反革命运动的社会基础有所不同，看不到这种区别是同无产阶级专政（不管受到热月党式的官僚们如何歪曲）与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区别，同工人阶级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区别并行不悖的。
再者，斯大林的经历同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两个独裁者的经历比起来也有其独特之处，而这一点是这种根本区别的一个证明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说是一个缩影。这两个人都是某种运动的倡导者，都是超群的煽动家，都是民众的喉舌。他们在政治上的崛起虽然看起来似乎荒诞不经，却都是在举世瞩目之下凭着自己的动力发展起来的，而且是从一开始就同他们自己领导运动的发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斯大林崛起的性质却完全不同。它与历史上的任何事件都不相同。他的历史上似乎缺少着前一个阶段。他的崛起的过程是在一种无法穿透的政治帷幕背后发生的。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他的充满权力的身躯突然间从克里姆林宫里走了出来，全世界第一次意识到斯大林的存在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一个独裁者了。世界上的有识之士都怀着更为热切的关注从个人方面和政治方面探讨着斯大林的性格。他们在他的个性的特征上搜寻着研究他的政治前途的锁钥。
要理解斯大林以及他后来获得成功的原因，必须首先弄清楚他的个性上的主要动因：权力欲、野心、嫉妒——那种活跃的、永不熄灭的对于比他更有才能、更有权势、地位更高的人的嫉妒。墨索里尼曾经用他骨子里的那种特殊的吹嘘的口吻对一个朋友说道：“我还没有见过一个能够同我相比的人。”斯大林甚至对他最亲密的朋友也不敢说这样的话，因为那样做太粗鲁、太荒谬，也太可笑了。单是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干部当中，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一切方面都超过斯大林，除了他的野心勃勃以外。列宁把权力当做行动的工具而给以很高的评价。但是单纯追逐权力的欲望却同他格格不入。斯大林就不是这样了。从心里上看来，他一向认为，权力同它所服务的目的是截然不同的。他要像运动员为了胜过别人而运用他的筋骨那样来行使他的意志——这就是他的个性的主要动力。因此他的意志不断聚集着力量，越来越咄咄逼人，越来越活跃，表现的范围也越来越宽广，对一切都毫无顾忌。斯大林越是认识到自己缺少着许多为了攫取权力而必备的特性，就越加强烈地要弥补他性格上的每一个缺陷，就越要巧妙地在一定的情况下把短处变成长处。
目前，这种正式地把斯大林同列宁相比的做法是十分下流的。如果在性格的广度上来进行比较的话，斯大林甚至不能同墨索里尼或希特勒相提并论。不管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是多么贫乏，这个意大利人和德国人都还是反动势力的成功的领袖，他们从自已所领导的运动开始的时候起就表现出主动性，并且唤起群众行动起来，在一团乱糟糟的政治斗争中开辟出新的道路。斯大林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布尔什维克党是列宁缔造的。斯大林在党的政治机器里发展起来并且始终没有同它脱离。他除了通过这个机器以外，自己从来没有任何别的处理群众和历史事件的办法。在他掌握大权的初期，自已都对自己的成就感到突如其来。他举棋不定，左顾右盼，前怕狼后怕虎，总是想退缩或者躲到别人背后去。为了利用他来对付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给他以支持和鼓励，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也这样做，不过程度上稍差些而已。那时候，谁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斯大林会高高地站在他们头上。在第一届三人小组中，季诺维也夫小心谨慎地用一种高傲的态度对待斯大林，加米涅夫则带着一丝嘲讽的意味对待他。关于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
日前，在俄国历史上大肆捏造事实的还不止斯大林派一家。的确，这种捏造事实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从建立在无知和多情善感上的神话获得养料的；关于喀琅施塔得、马赫诺以及其他革命历史事件的丑恶的歪曲就是例子。只要提到这一点就够了，苏维埃政府在喀琅施塔得采取的无可奈何的行动是不得已的悲剧；当然，革命政府之所以把这座屏障着彼得格勒的炮台“拱手奉送”给叛乱的水兵，并不仅仅是由于少数暖昧不明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人嗾使一小撮反动农民和士兵起来暴动而已。在处理马赫诺事件以及可能是心怀好意但肯定是做了坏事的有革命倾向的分子的问题上也作了类似的考虑。
布尔什维克党人在英勇的革命时期中并没有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革命家一脚踢开，恰恰相反，他们热心地抓住一切机会与其合作，为了求得这种合作他们做了一切可能的让步。例如，列宁和我曾经严肃地考虑过把某些地区分配给无政府主义者，当然，要取得当地居民的同意，让他们在那里试验他们那种没有国家的社会秩序。那种设想之所以只讨论了一下就打消了并不是我们的过错。无政府主义运动本身没有能够在俄国革命这个试验场上通过实际事件的考验。在最有才干、头脑最清醒的无政府主义者当中有许多人终于认识到只有参加我们党的行列才能最好地为他们的事业服务。
尽管我们在十月革命中是独力取得政权的，然而我们明白表示出我们愿意通过谈判同其他苏维埃党派进行合作。但是他们却提出了异想大开荒谬绝伦的要求，他们的要求无异于要把我们的党斩首示众。我们只好同当时似乎有些可能合作的惟一的另外一个苏维埃政党即左派社会革命党组成了联合政府。但是，在1918年3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为了抗议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辞去了政府职务。7月间他们通过暗杀德国大使米尔巴赫比既成事实以及阴谋进行政变在苏维埃政权背上砍了一刀。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党的先生们告诉我们怎么办呢？让十月革命、我们的国家和我们自己被前联合政府中的奸诈的伙伴毁灭，被德意志帝国军队的铁蹄践踏吗？事实是不容歪曲的。历史证明在接踵而至的事件的冲击之下，左派社会革命党土崩瓦解，它的许多最勇敢的党员包括暗杀冯·米尔巴赫伯爵的布鲁姆金，变成了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党人看到在布鲁姆金所干的愚蠢而后果严重的挑衅行为背后存在着革命的动机，于是把他吸收作正式党员并委以重任，他们这样做只不过是报复心强呢还是“自由主义”呢？〔这样的人还远远不止布兽姆金一个。他的情况只不过是更为人熟知而已。〕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背叛，虽然使我们失去了一个盟友和同路人，却没有给我们以损害，相反地使我们加强了最后决战中的力量。它终止了左翼共产党人的变节。党的队伍团结得更加紧密了。在军队里和苏维埃机构中的共产党支部的影响大大提高了。政府的政策更加坚定了。
在英勇的革命时期的初期，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错误是在对待非布尔什维克政党上失之过于宽容和忍让。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报纸从十月革命的第一天起就像嚎叫的狼、奔走的豺和狂吠的疯狗一样掀起了大合唱。只有最黑暗的沙皇反动派的无耻的机关报《新时代》，摇着尾巴企图用“服从”的语调来进行绝顶巧妙的活动。列宁把它们全部看穿，并且看到了容忍这一帮家伙的危险。“难道我们还能让这群乱七八糟的东西肆无忌惮地搞下去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有机会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天哪！我们有着多么利害的独裁统治哟！”这些吃人野兽的报纸一把抓住了“剥夺剥夺者”这句话，在社论、诗篇和特稿中大作文章。“他们对‘剥夺剥夺者’那句话还有什么话没有说过啊！”列宁有一次用好笑的绝望的口气喊道，“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呢？”我问道，“还是纯粹的捏造？”——“完全不是！”列宁反驳道。“我的确用过这些字眼。说过就忘记了。而他们却把这些字眼编了那么一大套！”他幽默地挥了一下手。
尽管孟什维克党人通过他们对铁路工会和其他方面的控制有意破坏事关重大的防务活动，然而我们并没有妨碍不同意见的发表——直到沃洛达尔斯基和乌里茨基被暗杀以及在1918年8月30日发生了谋害列宁的事件时为止。在这些悲剧性的日子里，革命的心肠突然变硬了。它开始丢掉它的“仁慈”和容忍。党的利剑得到了最后的磨炼，增强了决心而且在必要的情况下也更无情了。在前线，军队的政治部门同突击部队和革命军事法庭相配合在尚未成熟的军队内部起着骨干作用。在后方同样的过程也适时地得到反映。在前线，这时我们攻克了喀山和辛比尔斯克。在全国范围内我们获得了新生。当斯维尔德洛夫和我到高尔克村去探望正在养伤的列宁时，他面向我们提出了一大堆问题，详细问到军队的组织情况、士气、共产党员在军队中起的作用、纪律的加强等等，一面高兴地插话说，“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妙了！军队的加强很快就会通过提高纪律性、提高责任感在全国各地得到反映……”的确，到了秋天，巨大变化的效果已经随处可见了。我们在春季的那几个月里感到的束手无策的状态已经肯定地不复存在了。变化已经发生了。问题不再是取得挽救革命的间歇亦即喘息时间，而是即将来临的新的巨大的危险，它已经在无产阶级当中打开了从未探测过的潜在革命热忱的源泉。
在1918年6月剥夺了右派的和中间派的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在苏维埃制度下的合法地位以后，在证实了他们不仅通过个别的错误行为而且通过破坏，牵制、阴谋和其他明目张胆的战争行动参加反苏维埃政权的内战之后，布尔什维克党人就不得不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于7月间企图举行阴险的政变之后把他们列入取缔的名单之内。但是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6月14日颁布的开除孟什维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并建议其他苏维埃机构也采取类似行动的法令，在五个月之后，即在这些党派回到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公认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来之后，又予以重新考虑。1918年10月，孟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在一项决议中承认，1917年10月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在历史上是必要的”，它批驳“任何一种同敌视民主制度的阶级进行的政治合作”，并拒绝“参加任何建立在民主制度同资产阶级之间的‘全民族’联合的基础之上，或者依靠外国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政府组合，尽管它有着民主的幌子作掩饰。”鉴于孟什维克党人的这些声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18年11月30日的会议上，颁布了一项法令，撤销它6月14日的决议中“有关孟什维克党”的部分。几个月之后，在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之间开始出现“向左转”的现象。1919年2月8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苏俄领土上的社会革命党派各组织代表会议“坚决批驳用武装斗争的方式推翻苏维埃政权的企图”。就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1919年2月25日又颁布法令，“对所有愿意受上述的社会革命党代表会议决议约束的社会革命党的派别”撤销了1918年6月14日的法令。
但是到了春季，一些省份爆发的富农叛乱以及高尔察克的胜利前进又使得这些党派（除少数几个代表外）回到了他们的旧的立场上去。由于这点，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在1919年5月发出了一项指示，“要逮捕所有不准备积极支持苏维埃政权向高尔察克进行斗争的显要的孟什维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这样就证明了，孟什维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早先所作的忠于苏维埃“民主”的表白只不过是他们的诡计罢了。他们经常进行煽动，要取消肃反委员会，甚至要取消对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处以死刑的判决，这正好符合白卫军的利益而且在红军后方散布败坏士气的情绪。】
〔由于苏维埃政府的逮捕和同情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党员的纷纷脱党，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到了1919年底只剩下了空架子。它们的领导人不是经常遭到追捕和监禁就是逃亡出走。曾经大肆吹嘘的苏维埃民主（这种苏维埃制度最初以代表绝大多数普通人民的、由国内反沙皇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人民大会的形式出现，它们最初还只是参与，后来则单独行使国家的统治权）到了内战结束的前一年已经让位给一党专政的统治了。
〔与此同时，那种必然导向极权主义的中央集权的趋势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部继续发展着。这种现象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由于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反布尔什维克活动所造成的，而由于布尔什维克党人在苏维埃内部实行的高压控制，这些党派的积极活动也确实是反苏维埃的，然而被军事共产主义和内战造成的破坏所加剧的国内经济的严重困难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人的“不能统治就毁灭掉它”的态度，也是促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因素。在苏维埃民主制度和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民主集中制这两方面的向着极权主义发展的过程，并不总是清晰可辩的。但是有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l0月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名义夺取政权之后，曾经为这次政变进行准备并且采取配合行动的党中央委员会和各省委员会都把首要的地位让给了苏维埃。而起义就是用苏维埃的名义并且表面上在它的赞助下举行的。在苏维埃内部，人民委员会的实权很快就超过了赋予它权力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而在人民委员会内部，居多数地位的布尔什维克党又掌握了大权。到了1918年3月初，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正式批准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在联合政府里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为了抗议这件事退出了人民委员会；同时左派共产党人也为了同样的原因，在党内组织反对派来抵制中央委员会。这个时候，“民主集中制”的理想受到了进一步打击，因为事实上政府和党内的权力都集中在列宁和那些唯唯诺诺地执行他的意志的亲信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的手中。
〔不幸的先例是在1917年11月间发生的，那时已经当了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卓越的组织者斯维尔德洛夫继列·鲍·加米涅夫之后担任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这样一来，在斯维尔德洛夫的身上就出现了十月革命后的欧洲的第一个党和国家的联合机器。以斯维尔德洛大为首的政治机构，不知不觉地——当然也只是潜在地成了当代的一党专政国家的前驱。263
〔列宁的威信是如此高于一切，以至于他不得不采取一种过于小心谨慎地恪遵会议制形式的做法来防止自己成为独裁者。尽管他有着毫不妥协的气质，卫护自已观点的顽强不屈的韧性以及要尽可能迅速而有效地工作的热情，他在同党内和苏维埃内部的反对派打交道的时候总是于分有耐心的。他力求在代议制的基础上同反对他的人相处。如果不是托洛茨基派退出了论争的话，列宁在中央委员会就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进行辩论的时候可能已经败于布哈林手下。他也没有为布哈林和其他左派共产党人在1918年的危急的月份里通过报刊和讲坛向他和党的多数派展开猛烈的攻击而对他们怀恨在心。就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他们的破产了的政变的那一天，列宁在第五次党代表大会上答复了他们的领袖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的论点。但是列宁并不是议会迷。他在1915年就写道：“把‘立宪会议’的口号作为一个独立的口号是错误的，因为目前的问题在于谁来召集这个会议。”因此，在1918年他就把立宪会议不客气地干掉了。〕
在起义后的几天之内，甚至在几小时之内，列宁就提出了立宪会议的问题。“我们必须推迟召开立宪会议，”他坚持说，“我们必须推迟选举。我们必须使年满18岁的人有选举权从而扩大享受这种权利的范围。我们必须想办法把候选人名单修改一下。我们自己的候选人不合适：没有受过考验的知识分子太多，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工人和农民。必须剥夺科尔尼洛夫派和士官生〔立宪民主党人〕的合法地位。”有些人争辩道：“目前推迟立宪会议是不策略的；这样做会被理解为把立宪会议清除掉，特别是由于我们自已就曾经因为临时政府推迟了立宪会议而指责过它。”对于这些人，列宁回答道：“这是胡说！重要的是事实，不是词句。同临时政府比起来，立宪会议曾经是或者仍可能是进步的，但是同苏维埃政府比起来，它肯定是个退步，为什么推迟了它就不策略呢？如果立宪会议将来被士官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所掌握，难道那样就策略了么？”
“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力量就更强大了，”还有些人争辩道，“然而目前我们是弱小的，地方上简直就不知道有苏维埃政府。如果大家听说我们推迟了立宪会议．我们的地位就更要削弱了。”斯维尔德洛夫特别积极于反对推迟召开立宪会议。他比我们之中任何一个都更密切地同地方上有着联系。列宁的主张得不到支持。他常不赞成地摇着头一再说道：“这是个错误，明显的错误，它将使我们受到很大损害！我希望这个错误不至于把革命断送掉……”然而当反对推迟的决定通过以后，列宁就把他的全部注意力都投入为召开立宪会议所必须采取的措施上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即使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算上我们也将处于少数。这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竞选政纲上跟着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跑，到处受到愚弄。“当然，我们将不得不解散立宪会议，”列宁说道。“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会怎么样呢？”然而纳坦松264老头子在这点上使我们安下心来。他跑来同我们“协商”，但是他第一句话就是，“我看我们将不得不强行解散立宪会议。”列宁喊道，“好极了！对的就是对的！但是你那伙人能做到这一步吗？”纳坦松回答道：“我们当中有些人是动摇的，但是我想他们终究会同意的。”这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正度着极端激进的蜜月：他们的确同意了。列宁热情地致力于处理立宪会议的问题。他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得很彻底，考虑到了所有的细节，并且对不幸被任命为立宪会议人民委员的乌里茨基进行无情的反复询问。顺便提一下，列宁亲自下令从无产阶级成份比较多的拉脱维亚部队中调了一个团到彼得格勒来。“万一出了什么事，农民是可能动摇的。”列宁评论道，“而目前我们需要的是无产阶级的果断。”
在列宁的压力和斯维尔德洛夫的安排下，从俄国各地聚集拢来的参加立宪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被分配到所有的工厂、工业和部队中去。他们在组织1月5日的“补充革命”的机构中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至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认为进行一场战斗是同他们的高调不相符合的：“既然人民选举了我们，让人民来捍卫我们吧。”实质上，各省来的这些有产者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办才好，而且他们之中大多数都是胆小如鼠的。但是，为了弥补他们的不足，他们却对第一次会议的仪式进行了极其精心的准备。他们带了蜡烛，以防布尔什维克们把电灯关掉，还准备了大量的夹肉面包，以防断炊。充分装备着夹肉面包和蜡烛的民主就这样来同专政作战了。人民连想都没有想到要来捍卫这些人，他们自认为是人民选举的代表，而实际上只不过是一去而不复返的革命时期的影子而已。
在清算立宪会议期间，我正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但是我一到彼得格勒来开会的时候，列宁就对我提起了解散立宪会议的事：“当然，我们投有推迟召开立宪会议是非常冒险的事——我们太不小心了。但是最后合计起来，事情这样发展也还是比较好的。苏维埃政府把立宪会议解散这件事意味着用革命专政的名义直截了当而彻底地清算掉形式上的民主。因此这个教训是显而易见的。”就这样，理论上的总结同动用拉脱维亚步兵团互相配合起来。毫无疑问，列宁这时已经形成了他后来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阐述民主制度的惊人论文中所包含的思想。
如所周知，对于形式上的民主的批判有着很长的历史了。我们和我们的前人都认为，1848年革命的过渡性是由于政治民主破产了的缘故，代之而起的是“社会”民主。但是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迫使政治民主取代了纯粹民主所不再能占有的地位。政治史于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靠批评纯粹民主养肥了的社会民主实际上起着纯粹民主的作用，并且彻底沾染上它的罪恶。这样的事件在历史上已经不止出现过一次：反对派被请来用审慎的方式解决已经威信扫地的势力所无法应付的问题。民主最初以一种为无产阶级专政作准备的临时状态出现，后来变成了最高的准则，最后的控制手段，不可侵犯的神圣中之神圣，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最彻底的虚伪。甚至于我们的情况也是这样。在10月间受到致命的打击以后，资产阶级企图在1月间通过立宪会议这个鬼影般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形式来实行复辟无产阶级革命。在明白无误、直截了当地解散了立宪会议之后所取得的胜利进展，给了形式上的民主以仁慈的一击，使它再也不可能死灰复燃了。这就说明列宁所说的“最后合计起来，事情这样发展也还是比较好的”这句话是对的。通过社会革命党的立宪会议这个机构，二月共和国只不过得到一个再死一次的机会而已。〔在加米涅夫根据自己的倡议，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身份担任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的短时期中，〕废除了克伦斯基制定的对士兵可以判处死刑的法律，这使得列宁震怒不已。“真荒唐！”他咆哮道，“没有死刑你打算怎么干革命？你真以为把自己解除了武装就能对付得了这些敌人吗？还有什么别的镇压手段？关监狱吗？在内战时期，双方都希望打赢对方的时候，谁还理会它？”加米涅夫想争辩说，废除掉的只不过是克伦斯基专门用来对付逃兵的死刑，但是列宁一点也不让步。他很清楚，在废除死刑的法令背后是一种对待我们面临着的空前的困难的一种轻浮态度。“这是错误，”他反复说道，“不可原谅的弱点，和平主义的幻想。”等等。他建议立刻撤销这项法令。有人反对说，这样做恐怕会产生不利的印象。某个人建议，最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动用死刑。最后，我们只好让这件事不了了之。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次出乎意料地问我说，“万一白卫军把我们两个都打死了怎么办？布哈林和斯维尔德洛夫能应付得了吗？”〔列宁最初是依靠斯维尔德洛夫而不是依靠斯大林来实行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斯维尔德洛夫是第一个企图把党的和苏维埃的政治机器分开来的人。斯维尔德洛夫当选为第一届宪法委员会的主席（斯大林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在第一部苏联宪法中，斯维尔德洛夫不仅把列宁主义的原理包括进去，而且把行政管理上的初步的实际经验也包括进去，例如苏维埃政府的中央和地方机构之间的关系，农村里的苏维埃村贫农委员会、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区域的疆界和职权，以及许多其他非理论所能具体概括的特殊问题。据斯大林作的一篇纪念文章中说，“斯维尔德洛夫是顺利地解决建设新俄国……的复杂的组织任务……即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苏维埃政权，即工农政权……”解决了“把以前秘密的党转移到新的轨道上，……找出党和苏维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组织形式，从而保证党的领导，保证苏维埃的正常发展……”的任务的“最初几个人中的一个，甚至是第一个。”265斯维尔德洛夫的确是无法替代的：他充满信心、勇敢、坚定、机智，他是最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列宁对斯维尔德洛夫有了充分的认识并且十分赞赏他。不知道有多少次，列宁打电话给斯维尔德洛夫建议采取某项紧急措施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接到“已经照办”的回答。这意味着那项措施已经被采纳了。我们常就这件事开玩笑说，“对于斯维尔德洛夫，毫无疑问，总是——已经照办！”
〔到了1919年春天，中央集权的过程已经达到那样严重的程度，以至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实权都被党中央委员会夺去，这种转移实际上只不过是把权力从斯维尔德洛夫的政府办公室撤到他的党委办公室去，而在地方上苏维埃委员会已经完全听命于同级的党委会了。各地党委会又处于由列宁主宰的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的支配之下。但是这个过程这时还没有具体化，一直到许多年以后才在斯大林的任内全部完成了。
〔在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这种牺牲党的民主而加强中央集权的过程，由于季诺维也夫提出的某些正式建议而进一步加速了。季诺维也夫表面上是根据自己的主意行事，而实际上是列宁的工具。他一方面建议，为了提高效率，中央委员会把它的部分职权下放给它所委派的三个机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另一方面又建议成立一个委员部，叫做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代表大会上的反对派不欢迎这些建议。奥辛斯基极其反对成立政治局：
〔“请允许我谈谈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案，根据这项提案……政治局……有权决定一切紧急问题。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每月才开两次会，而且，如季诺维也夫同志小心地提到的，是为了讨论一般政策问题……换句话说，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只不过是讨论讨论而已。这一切的实质是，由五个人组成的政治局决定所有重要的问题，而全会则进行一般性的谈话，讨论。这样来，其他的14个委员都降为次要的委员了。”
〔奥辛斯基当然是对的。终于发生的情况正是这非政治局后来不仅决定紧急的问题而且决定一切问题，只不过把决定通知中央委员会而已。1919年，政治局由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组成。翌年，政治局在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扩大为七个人——1919年的五个人加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雷布里亚科夫。不仅如此，在1921年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分给中央委员会的职权又经明文规定加以进一步限制：那次大会决定中央委员会不再是每月开两次而是两月开一次；再则，全俄党代表会议不是每季开一次而是半年开一次。这就使得政治局成了党的、因此也就是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国际的实际主宰机构。
〔在同一个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同样由五个人组成的组织局。它的职责是，在政治局批准下，任命和撤换党员干部的人事工作。但是，在下一届代表大会上，恨据加米涅夫的动议，它的职权有所扩大：组织局有权“毋须经过政治局批准决定有关组织方面的问题以及有关不高于省一级的干部的人事调动问题……”斯大林是政治局最初的委员中唯一兼任组织局委员的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雷布里亚科夫二人也在1920年成为两个局兼任的委员，然而他们在品德上的高超使他们不屑于参预人工培植的机关政治。这样一来，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即从1920年开始，斯大林实际上得以任意指派他的心腹去担任州委书记而不受政治局其他委员的干涉。从潜在力量上看来，他成了政治局，也就是党和国家的最强有力的统治机构中的最强有力的委员。
〔在工农检查院成立的时候，斯大林又被任命为它的首脑。在1919年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提议建立这个新的机构的时候，季诺维也夫把它描述为“一种社会主义监察部门，它将控制我们苏维埃机器的所有单位，把触角伸到苏维埃建设事业的所有部门中去。”列宁并不隐讳自己支持斯大林掌握这个部中之部的态度。他在答复反对派的反对意见时说道：
〔“……现在谈谈工农检查院这是个庞大的机构……必须任命一个有威望的人来领导这个机构，不然我们就会陷于困境，被琐屑的阴谋诡计所淹没。我想就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不会反对选择斯大林同志的”。
〔这个新委员部的职责是要根除所有苏维埃机构中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然而，在斯大林掌握下它很快就成了政治阴谋的温床，并且成了他用来建立自己的政治机器的主要工具之一。在1922年4月18日写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托洛茨基就这个机构写道：
〔“人们不能不看到这个事实，那就是在工农检查院任职的主要是些在其他方面没有获得成就的人。因此，在这个长期以来已经成为举国笑柄的工农检查院里……互相间的倾轧异乎寻常地发展起来。没有理由可以认为这个机构（不仅是它的不大的统治集团，而是这整个组织）会恢复健康并得到加强，因为今后能干的工作人员将继续被派去担负实际工作而不会派去检查这些实际工作。因此，通过工农检查院的作用来改进苏维埃国家机器的计划显然是异想天开的”。
〔对于这项批评，列宁在5月6日回答道：
〔“在工农检查院的问题上，托洛茨基同志是根本不对的。目前，甚至有些优秀的共产党员也沾染了恶劣的‘本位主义’，职员的水平很低，各部门内部倾轧……没有工农检查院是不行的。可以而且应该经常地、坚持不懈地对工农检查院下点功夫，使它成为一个能检查和改进全部国家工作的机关。”266
〔但是不久以后，列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改变了，这个由他特地设计出来反对官僚主义的人民委员部本身的官僚主义化和政治上的腐化使他比托洛茨基还要感到担心。
〔根据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的中央委员会的第三个附属机构书记处，这件事的后果比当时任何人所预见的都要可怕得多。斯大林后来就是在这个机构里牢牢扎下了根的。时机一到，书记处就要取代政治局成为权力的中心。当时中央委员会只有一个书记，即斯维尔德洛夫，而没有书记处。从1917年11月斯维尔德洛夫被任命为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时起，直到1918年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分子同列宁主义者分裂时止的这段时间里，斯维尔德洛夫在政府职务上比他在党的书记这个职务上花费的精力要多，因而关于党员工作调动的职责是由他同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同人民委员会各委员单独或集体地平均分担的。至于技术上的工作，实际上是由中央委员以外的人员执行的。办公室的记录大多是保存在他个人的笔记本上和他的脑子里。这个人有着非凡的记忆力。虽然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党的危机之后，斯维尔德洛夫把主要注意力从共和国主席的职务上转到党的书记的职务上来，他仍然按照过去的方式继续处理党的事务，因此他简直成了这个政治机器的不可缺少的中枢。他在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后不久死去，使党的机器陷入危险的情况之中。书记处在1918年3月成立的时候，克列斯廷斯基被任命为领导人。他也有着非凡的记忆力，但是没有让他凭记忆力办事，于是他着手进行书记处各部门的分工并且建立了记录制度。然而新的书记处无力担负把反对派从重要的党和苏维埃的岗位上驱逐出去并代之以既愿意又有能力执行党的中央集权政策的干部这种双重任务。1920年召开的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乃对书记处本身进行了改组。代表大会决定：
“1.加强书记处，把它扩大为由三名中央委员常任书记的机构；2.把目前的组织和行政问题转归书记处管辖，而把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活动方面的一般管理事务留给组织局管辖……”
〔这次改组的目的是提高书记处的权力和威信，使它能够更好地对付反对派并制止他们在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集会上散布异端邪说。
〔但是被选人这个高级机构的三个布尔什维克领导干部（克列斯廷斯基、谢雷布里亚科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性格过于厚道宽宏不能担当党的警察工作。在他们的任期内，反对派的活动不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猖獗起来了。连这三位书记处书记本身也都受到同情那些民主信徒的嫌疑。在1921年3月举行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他们不仅被开除出书记处而且被开除出组织局、政治局甚至于中央委员会。接替他们的职务的，是注定要成为新布尔什维克领导后起之秀的二流角色：莫洛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和米哈伊洛夫。只要考虑一下当时组织局的情况就不难看出，在这次新的“选举”背后是谁的影响起的作用最大了。在组织局的五名委员中，三个就是前面提到的已经失掉列宁的信任的书记处书记，另外一个是由于在十月革命前后坚决反对过列宁而直到不久以前还受到辱骂的李可夫，而最后一个则是操纵政治和策划阴谋的老手斯大林。
〔后来形成斯大林主义这个体系的新兴人物还不止这三个人雅罗斯拉夫斯基旱在1919年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就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莫洛托夫和彼得罗夫斯基是在1920年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选的。这三个人加上米哈伊洛夫和奥尔忠尼启泽是在l，别年的第！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正式中央委员的。古谢夫、安德烈耶夫、基洛夫、古比雪夫、乌格拉诺夫和丘巴尔也是被斯大林推上政治舞台的一些地方领袖或中央的次要干部。当斯大林本人表面上还是布尔什维克领袖中比较次要的角色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使越来越多的急功好利的布尔什维克政客们相信，他能够使忠于他的人在政治上得到好处。他的领导至少具有这种特色。〕
〔斯大林认为，在最初同他合作的人当中，最忠实于他的是奥尔忠尼启泽和捷尔任斯基，这两个人都不为列宁所喜欢。奥尔忠尼启泽肯定说是富有力量、勇气和坚强的性格的，但是他本质上是个缺少文化、脾气暴躁、完全没有自制力的人。在他还是个革命家的时候，他的勇敢和坚决的自我牺牲精神占着主导地位。但是当他做了大官以后，他的粗鲁和生硬就盖过了其他品质。列宁过去曾经对他很有好感，这时愈来愈疏远他了。奥尔忠尼启泽觉察到了这一点。他们之间的不和终于爆发了，列宁建议，由于奥尔忠尼启泽滥用职权，应该停止他的党籍一年到二年。
同样地，列宁对于捷尔任斯墓的友善的关怀也冷淡下去了，捷尔任斯基由于他深刻的固有的诚实、热情的性格和突发的力量而与众不同。他不受权力的腐蚀。但是，他的能力往往与交付给他的任务不相称。中央委员会改选时，他总是重新当选。但是，只要列宁还活着他就没有希望进入政洽局。1921年，也许是l922年，捷尔任斯基这个极端骄傲的人，用带着一点屈从的口吻向我抱怨说，列宁不把他当做个政治人物看待。我当然尽我所能来消除这种印象。“他不把我当做组织者和政治家看待”，捷尔任斯基坚持说道。
“是什么东西让你这样想吧？”
“他顽固地拒绝接受我以铁道人民委员的身份向他打的报告。”
列宁对捷尔任斯基在那个岗位上的工作成绩显然并不满意。事实上，就组织者这个词汇的广义而言，捷尔任斯基算不上是个组织者。他往往是把他的同事们集合起来根据他自己的性格而不是根据他的工作方法对他们加以组织。这显然不是整顿铁道人民委员部的办法。到了l922年，奥尔忠尼启泽和捷尔任斯基对他们的处境感到十分不满，而且心情非常不愉快。斯大林马上招收了这两个人。
另外一种在造成斯大林的权势中起过显著作用的党的组织机构就是1920年，全俄党代表会议上最初提出要成立的所谓监察委员会。根据会议的决议，监察委员会是在中央委员会“之外”建立的，而不是像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那样是它的一部分。它有权考虑所有提出的申诉，并且“同中央委员会协商一致”作出判决，“在必要时”同中央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或向代表大会提出上诉以解决某些棘手的问题。类似的、但不受l920年9月的全俄党代表会议上成立的那个委员会约束的监察委员会也在各州党代表大会上成立起来。尽管最初不是那样，后来这些监察委员会终于变成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所属分支机构。
〔l921年3月举行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规定的监察委员会的目的如下：
〔“建立监察委员会的目的是要加强党的团结，提高党的威望，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是根绝官僚主义、个人野心和党员滥用党和苏维埃职权等使人堕落的罪恶，根绝破坏党内同志关系的行为，根绝散布有害于党和个别党员的荣誉并破坏党的团结和威望的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的流言蜚语和诸如此类的传闻的做法。”
〔这些目的所涉及的范围之广足以使任何不为领导集团所喜的党员受到监察委员会的调查。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颁布了反对派别活动的条令并不是偶然的事。这两样显然都是用来取消反对派的武器。第三件事即关于进行清党的决议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
〔在1922年春天举行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最初建立的监察委员会正式被定名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并受权集中掌握各地监察委员会的活动，这些地方监察委员会于是干脆把惩处地方党委和州党委中难以驾驭的党员的职责接收了过来。此外，每个加盟共和国也都建立了直接向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负责的监察委员会。另外一项关于设立检查部和党内侦探人员以加强各监察委员会的建议也被通过了。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当选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七个委员中，只有老布尔什维克索尔茨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重新当选。同索尔茨一道当选的三名新委员——什基里亚托夫柯罗斯捷辽夫和穆拉诺夫——像他一样都是斯大林的政治上的盟友，而斯大林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当选为总书记。这祥一来，在1922年春天，斯大林就在最高中央监察委员会首脑会议的七个委员中取得四个委员的支持。
〔在此期间，党内产生了一种微妙然而深刻的变化。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为争取党内民主的斗争已经摊出来了。它主要是围绕着国家、党和工会之间的正确关系展开的，以施略普尼柯夫和柯伦泰为首的所谓工人反对派提出的纲领被领导集团谴责为“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偏向”。根据官方历史学家的说法，这个纲领要求工会以生产组织者的身份，不仅要把国家的职能而且要把党的职能也接管过来。另一方面，托洛茨基争论道，虽然在消费方面必须实行平均主义的政策，但是在生产方面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还必须坚持采用“突击方法”。据托洛茨基的说法，这就意味着“使工会机构从属于经济管理的行政系统”，而据反对他的人的说法，这却意味着把工会转变为国家机构。列宁认为，工会应该置于党的控制之下，并且比任何时期都更应该成为种广大的“共产主义学校”。在这次争论中，斯大林支持列宁的主张。在代表大会上还发表了一些其他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意见，但是主要的问题是以列宁、托洛茨基和柯伦泰为首要发言人的各个集团之间的三角争论。讨论还不限于在党代表大会以内进行。在公开场合和所有苏维埃机构里都展开了讨论。
〔到了1922年3月27日和4月2日之间举行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的时候这种自由讨论的气氛已经急剧地改变了。在两次大会之间的一年中，由于各种小派别己经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被明令禁止，反对派乃转入了“地下”，他们的秘密组织是如此完善，以至于由领导集团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一些决议案都被否决了，而且由于投反对票的人太多，甚至不可能用欺骗的手段对投票结果进行“修正”。
〔反对派不只是在暗地里显示他们的胆量，而且在反对派分子梁赞诺夫在一次讲话中公开斥责领导集团，以及当代表们公开抗拒列宁提出的把工人反对派的领袖施略普尼柯夫、麦德维捷夫和柯伦泰开除出党的主张，并且顽固地拒绝这样做的时候，都有人发出强烈的赞同的表示。这种公开的反对是一种远为更广泛的暗中反对的迹象。领导集团认为暗中的反对派是两者中更为恶劣的一种，因为在他们的阴谋诡计中孕育着令人痛苦的突然打击。很显然，由书记处的三名平行的书记均摊责任的做法，使得每一个书记都不愿意担负全部责任，因而无力担负由书记处指派“忠诚”的同志担任首要职务并选择“忠诚”的代表参加党代表大会的职责。列宁及其亲信于是决定通过两个办法来加强书记处——设立总书记，使另外两名书记作为他的副手而不是平行的同事，并且选择最善于进行铁腕工作的人即约瑟夫·斯大林来担任总书记的职务。他的两个最忠实的走卒，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被选为他的副手。
〔斯大林在1922年4月2日当选为总书记。两个月之后列宁就患了重病。到这个时候，由于在他本人的尽力纵容下各种机缘的凑合，斯大林在权势上已经掌握了战略性的地位。如果列宁很快就康复了的话，斯大林有可能重归于默默无闻——当然只是有可能，不是绝对的必然。但是列宁的病势每况愈下。〕
按照官方的说法，列宁同斯大林的关系是亲密而友善的。实际上，这两个政治人物不仅由于他们在年龄上相差十岁，而且由于他们在性格上的迥然不同而彼此相距甚远。他们二人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友谊。毫无疑问，列宁是在1907到1913年间反动势力猖獗的艰难岁月中赏识了斯大林的实际的组织才干的。但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年代里，斯大林的粗暴一再使他感到厌恶，越来越妨碍他们之间的顺利合作。斯大林之所以继续秘密地反对列宁主要就是由于这一点。满怀嫉妒和野心的斯大林，处处都感觉到列宁在聪明才智和道德品质上比他高超得多，不能不日益变得抗命不羁。〔尽管程度上随时有所不同，这种不稳定的〕关系〔在所有实际工作中尚称满意地〕维持着，直到列宁因患重病〔而不能积极参预国事〕时为止，这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转变为赤裸裸的斗争，最后以破裂而达于顶点。
〔早在1920年春天〕庆祝列宁的50寿辰的仪式上，斯大林就发表了一通演说，数说列宁的错误。很难说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不管怎么说，这篇演说叫人听起来那样不人耳，以至第二天，4月24日，《真理报》和《消息报》〔在报道这次庆祝会的消息中〕只提了一句，“斯大林同志谈到了他们在革命以前一道工作期间的几件事”，再没有别的了。然而同时斯大林又通过发表文章的形式，在一篇题为《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的一般性的纪念文章中表明，他向列宁学习了些什么而且还要学习些什么。这篇文章就其理论和文学价值而言是不值一看的。只要提一下这篇文章是用这个论断开头的就够了:
“在西方，例如在法国或德国工人政党是在工会和政党合法存在的条件下……从工会中产生出来的。在俄国却相反，无产阶级政党是在极残酷的专制制度下……形成的。”267
他的论断当然适用于英国，不过他却没有引英国作例子，但是它不适用于法国，而对于德国就完全不适用了，在那个国家里，党是白手起家把工会建立起来的。直到今天，斯大林对于欧洲的工人运动史还同1920年那样一无所知，因此，要想从他那里得到这方面的理论上的指导是毫无意义的。
这篇文章之所以有意思还不仅在于它的标题而且在于斯大林关于列宁的全部想法。斯大林赞扬列宁首先是个组织者，其次才是政治领袖。斯大林首先提到“列宁（同志）的……莫大功绩”在于“他向孟什维克的组织上的松弛现象展开猛烈进攻”。列宁的组织计划受到了赞扬，因为他“高明地概括了优秀的实际工作者的组织经验”。
再者：
“因为只是由于实行了这种组织政策，我们党才能建立内部的统一和惊人的团结，而得以丝毫不损伤地摆脱克伦斯基执政时的七月危机，肩负起十月起义，安然地度过布列斯特时期的危机，组织了对协约国的胜利……”268
只是在这一段话以后斯大林才又写道：“然而俄国共产党在组织上的优点还只是事情的一面。”269接着又转到党的工作的政治内容，它的纲领和策略上去。说句不算夸张的话，没有别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没有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会对列宁作出这样的估价。的确，组织问题并不是政策的基础，相反地却是理论、纲领和实践形成以后所得出来的推论。然而，斯大林把组织问题这个杠杆当做基础看待却并不是偶然的，所有涉及纲领和政策的问题对于他来说，实质上永远是组织这个基础的装饰品。
在那同一篇文章里斯大林最后一次多少有点正确地表述了当时还是相当新颖的布尔什维克观点，即无产阶级在我们的时代中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情况下应该起的作用。斯大林以嘲笑孟什维克的口吻写道，在那些没有把过去的革命的历史学通的人看来，似乎“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俄国革命的领导者，领导权应当让给俄国资产阶级（就是那个叛卖革命的资产阶级），农民也应当让资产阶级保护，而无产阶级则应该始终保持极左的反对派的地位。
孟什维克竟把恶劣的自由派的这些庸俗老调当做‘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定论捧出来！……”270
奇怪的是，不过三年以后，斯大林就把这种孟什维克的观念不折不扣地运用到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上去，后来又以远为嘲讽的态度运用到1931到1939年间发生的西班牙革命上去。如果当时斯大林真正消化了并且彻底理解了列宁主义对革命的概念的话，这种巨大的转变是完全不会发生的。但是，斯大林所消化了的只是列宁主义有关党的中央集权机器的概念。他一旦抓住了这个概念，就再也看不见它的理论考虑上的根源，它的纲领上的基础也变得根本不重要了，而由于他自己的过去，他自己的社会出身、培养和教育，他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小资产阶级的观念、机会主义和妥协。在1917年，只是由于列宁不容许他那样做，他才没有实现同孟什维克的合流；在中国革命期间，他打的是布尔什维克的旗号，实现的却完全是孟什维克的理想，用布尔什维克的手段，亦即他认为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质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机器实施着孟什维克的纲领。在西班牙革命期间他用更高明得多的手法，以绝顶的效率推行着同样的政策。
由此看来，如果说斯大林这篇论列宁的文章（它从那时以来已经无数次用许多文字大量）只不过是一篇有关这个题材的颇为头脑简单的论述的话，它却给我们提供了了解作者的政治性质的线索。它甚至于包含着一些在某种意义上自传性质的字句：
“我们的同志（不仅是孟什维克）常常责难列宁太喜欢争辩和分裂，责难列宁同调和派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等等，毫无疑问，这两种情况都有过……”271
1920年，斯大林还像在1913年那样认为列宁太喜欢争辩和分裂。此外，他在为列宁的这种倾向作辩护的时候并没有消除掉列宁被指控为喜欢夸张、喜欢走极端的罪名。
〔列宁卫护每一个有长处的干部，就像卫护他自己的眼珠一样。他对于他们都是很慈爱的。我们看到他冒着被传染的危险，坐在因患西班牙流行性感冒而将要死去的斯维尔德洛夫的床边，同他交谈了“10到15分钟”。我们看到他责备瞿鲁巴说“亲爱的亚·德·！你这种对待国家财富的态度是完全不能容忍的。给你的命令是：疗养三个星期！你必须服从医院领导送你到疗养院去的决定。那么帮帮我的忙吧，不注意你的衰弱的身体是没有好处的。你必须恢复健康l”同样，当斯大林在1920年12月进莫斯科的索尔达钦柯夫医院动手术以后，据斯大林的主治医生罗萨诺夫的说法，列宁〕
*“每天早晚两次打电话找我，而且不只是询问一下他的健康状况，而是坚持要我向他作极其详尽的报告。斯大林同志的手术很难做。在割阑尾的时候必须在周围切开很宽的口子，我们感到很难保证结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显然为此焦灼不安。‘万一发生了什么事，’他对我说，‘马上打电话给我……不管是夜里，白天还是什么时候。’手术动过四、五天以后，看来已经不再会有危险了，我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他从心眼里欢呼出来，‘真太感谢你了！……不过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每天打电话来麻烦你的。’
“有一次我到斯大林同志的寓所去，在那里碰见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客气地同我打招呼，把我拉到一边，又向我提出了无数有关斯大林同志的病况和治疗的问题。我说需要送他去休养以便他能够在严重的手术后很好地恢复健康。他插口道：‘我也是对他这么说！但是他不愿意听我的话！不过，我会想办法料理这件事的。但是最好不要到疗养院去。我听说它们现在已经办得很不错，不过我还看不出它们好在哪里。’我建议说：‘为什么不让他到他家乡的山区去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答道：‘你的想法很对！在那儿他可以躲得更远一些，谁也不能麻烦他了。我们必须把这件事办妥。’”
〔但是，斯大林一直拖到翌年7月才到他的家乡格鲁吉亚去。在他重返格鲁吉亚期间，斯大林在那里遇到强烈的反对，他的病又发作起来。1921年7月25日，列宁打电报给奥尔忠尼启泽，他是斯大林的副手并且是在格鲁吉亚实行“绥靖”政策和计划的主要执行者。
“收到了您的第二O六四号电报。请告知为斯大林看病的医生的姓名和地址。斯大林的休养被打断了几天？请用密码电报回复。您是否参加8月7日的全会？第八三五号。
列宁”272
以1921年12月28日，列宁给他的秘书写了下面这张便条：
“明天请提醒我，我要会见斯大林，并请事先替我接通奥布赫（医生）的电话，以便询问斯大林的情况。
写于1921年12月28日”273
〔不到三个月，列宁就病得不能参加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了，但是他还是挣扎着参加了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又过了两个月，列宁说话已经感到困难，右臂和右腿的活动也不方便了。原因是1922年5月26日发生的一次急性的动脉硬化症，这个消息直到6月4号才公布出去。经过一个夏天的时好时坏，列宁在10月问恢复了工作，11月间甚至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纪念十月革命五周年的演说。但是12月16日他的病又发作了，他的右半身全部瘫痪了，由于病势过于沉重，他没有能参加在12月底举行的俄罗斯共和国第十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及新建立的苏维埃联邦的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他再也不能积极参与苏联的国家大事了。就像站在尼波山上的摩西一样，他从远处看着世界无产阶级的天堂，在病势发作的间歇当中，他还抓住身体比较好的时候口述了他最后的训诫——他的遗嘱，这是在1923年l月4日完成的；以及他的《论合作制》、《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和《日记摘录》等论文。在这几个月里列宁完成了他最后的创作活动。在3月5日到6日之间的夜晚，他的创作活动达到了顶点，列宁口授了他给斯大林的最后封信，同他断绝了一切同志关系。3月9日他的病第三次也是最严重地发作了，再加上失眠和神经过度兴奋使他陷于可怕的痛苦之中。他说话的能力完全丧失了，他陷入半身不遂的困境。但是，他要活下去、要活动的意志是顽强不屈的。
〔到了第二年夏末，他的健康稍有好转，长期失眠的恶症也消除了，他开始像小孩一样重新学走路，到了秋天他又重新学说话。10月间他已经能够拄着手杖走路，他曾经亲自驾车到莫斯科去，看了看他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办公室，在回高尔克村的路上，他又参观了正在兴建中的农业展览馆。他每天都挑选一些书籍和文章要别人读给他听。他逐渐恢复了说话的能力。看来，他完全康复的日子已经不远了。然而，在1924年1月20日他醒来的时候感到身体不舒服，说有点头痛，不想吃饭，全身都不自在。第二天，他还是不舒服，在侍从的劝说下吃了一点早饭和午饭。午饭后他躺下睡觉。下午6点钟，他的病又严重发作了，呼吸越来越困难脸色苍白，体温急剧上升，昏迷不醒，50分钟后列宁与世长辞了。脑溢血使他的呼吸器官失去作用，夺去了他的生命。整整15年零7个月之后，他在世人所谓的列宁－托洛茨基政府中的伙伴，也因为脑溢血而死去，然而这次却是一个不那么巧妙的凶手的斧子所造成的。列宁死的时候差三个月不到54岁；托洛茨基死的时候比他大七岁。斯大林，这个连最袒护他的美国记者在耐心地为他辩护了17年之后也都把他描绘成“一种猛兽，它先用爪子扒一下自己的猎获物来试试它的力量，随后把猎获物打伤，退后一步来看看效果如何，最后才把猎获物结果掉”的人，却比他们两个都死得晚。他赖以生存的手段早在列宁患病的期间就已经安排下了。
〔当列宁的病第一次发作的时候，包括苏俄在内的全世界的人民群众所得到的印象是，他的病并不严重，很快就可以恢复工作。他是一个身体和意志都十分坚强的人，还只不过50来岁。政治局的委员们最初也都真诚地抱着这种看法。后来，他们了解到情况恰恰相反，但是他们也没有纠正大家的看法，甚至于没有把真相告诉苏联的工农群众和党内一般同志。既然列宁只是暂时患病，政治局当然就继续行使职权。尽管一般公众认为托洛茨基是最有希望继承列宁的人，尽管比较年轻的党员也抱同样的看法，然而，党领导机构里的政治庸人们却并不认为这个几年前还是个反对派的托洛茨基有资格继承他们的伊里奇，他们也不认为政治局的其他委员中有谁能够继承列宁。这些委员相形之下都不过是些扈从而已。不管列宁是暂时患病还是长期离职，唯一能继承他的是一个由党的高级干部，即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的指导委员会。据说，这样的指导委员会在列宁患病后不久就成立了。
〔但是，实际上成立的是一种变态的机构。继承权落到一个三人小组手中，这个小组以季诺维也夫为首，以加米涅夫为副，而斯大林是最低级的成员。就这样，季诺维也夫由于在政治局中得到大多数委员的支持，好歹成了列宁的继承者。他之所以得到多数委员的支持，并不是由于大家认为他的能力最强最有资格，相反地因为他们认为他最缺乏领导能力，而且在政治上也最脆弱。在政治局的7个委员中，列宁病了；托洛茨基认为他是列宁的当然继承者的看法得不到支持，这种在党的领导机构以外广泛流传的看法使他成为政治局里和党内庸人眼中最可怕也是最可恨的人．季诺维也夫得到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的坚决支持，他们认为，在他的领导下可以最无顾忌地发表意见并采取行动以扩张他们的势力范围；斯大林这时还没有准备好出头露面，只好勉强表示支持，而托姆斯基则被迫表示支持。在政治局内部以及在季诺维也夫同样得到多数委员支持的中央委员会内部，除了他本人以外大家心里都很明白，他只不过是个代行领导职务的傀儡，只有在他所采取的措施符合其他人的愿望的情况下，他才能保住这个名誉地位，直到真正的领袖作好准备来取而代之的时候为止。
〔列宁希望谁来继承他呢？一直到1922年12月16日他的病第二次发作使他躺下来之前，他并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他满心期望可以恢复健康，重新担负起领导的责任来。他在几天以后写的遗嘱中，显然是试图就各个继任人选提出坦率的意见，而不是作出硬性的决定。正由于他的压倒一切的威望使他握有大权，他不愿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提出他赞成和反对的方面，推荐人选，特别是提到由于斯大林的“粗鲁”和“不忠”应该免除他的总书记的职务，但是除了提出关于他的继任人怎样才能合作得最好的忠告，以及关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严重争执会给党和布尔什维克的事业带来灾难的警告之外，再也没有说什么别的。然而，不到两个月之后，他就发现不得不采取决然而义无反顾的步骤，正式同他的助手之一的斯大林断绝了同志关系——这意味着断绝一切政治上的和私人的联系。这个“革出教门”的行动发生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筹备期间，列宁在他的病第三次严重复发之下卧床不起，没有能参加这次代表大会。这是第一个没有列宁参加的代表大会，也是第一个充满着由总书记亲手挑选的代表的大会，它标志着列宁主义政权末日的开始，标志着斯大林主义这个新的政治方向的降临。
〔列宁同斯大林的破裂，在列宁作了多次的耐心的努力以求避免之后，终于爆发了。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季诺维也夫和他的最亲近的盟友在1922年11月底支持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之职，以期利用后者对我的敌视来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这时候，列宁对这个人选表示了异议，〔他在同他的密友们作的一次非正式的讨论中〕这样说道，“这位大司务除了辣菜之外再不会做什么别的。”列宁很担心他的病会复发，他急于要利用他的病再度发作并可能引起致命的危险以前的时间，通过一致的协议，特别是同斯大林本人的协议，来建立一种和谐的集休领导。〔因此他作了热忱的努力使他自己的工作同书记处的工作互相配合起来。他极其注意维护斯大林的威望。直到1922年10月21日．列宁还在一封措词尖锐的电报中批驳了格鲁吉亚反对派向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泽提出的十分激忿的抗议。同样地，他继续给他支持，要不然就把在其他问题上对他的批评缩小为温和的责备。只是在列宁终于坚信斯大林是不可救药的时候，事情才爆发了出来。格鲁吉亚问题只不过是导致最后破裂的若干事件中的一个而已。〕
斯大林对于布尔什维克理论武库所贡献的惟一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关于民族问题的论文。那是1913年的事。文章的内容大体上是他本人在高加索所作的考察的总结，从实际的革命工作中得出来的结论，以及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从列宁那里抄来的泛泛的历史胜的论述。从文笔上看来，斯大林把这些都当做他自己的东西，就是说，把它们同他自己的结论联系起来，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消化这些论点，而且肯定并没有吸收这些论点。这一点在苏维埃的年代里充分暴露了出来，已经用白纸黑字的形式解决了的问题又以头等重要的行政工作的形式再度出现，而且使所有其他方面的政策都受到它们的支配。直到这个时候才看出来，所谓斯大林与列宁在一切事物上的一致性，特别是斯大林在1913年所写的那篇论文中所保证的他们之间在民族问题的原则上的团结一致，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
在1921年3月举行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又宣读了他的必不可少的民族问题的报告。正如同他惯常的经验主义的做法那样，他不是根据活生生的材料，不是根据苏维埃政府的经验，而是根据互相毫无关联的抽象来作出他的结论。他在1921年还重复着与1917年同样的论点，说什么资本主义国家无力解决它们的民族问题，而苏维埃国土却有着解决这种问题的一切可能。报告引起了不满，甚至于迷惑。在接着进行的辩论中，对这个问题最感到兴趣的代表，主要是少数民族代表，表示对报告感到不满。甚至于当时已经是斯大林最亲密的盟友之一而后来是他的最忠诚的扈从之一的米高扬都抱怨说，党需要这样的指示，即“在边疆地区究竟应该作些什么样的制度上的改革，应该建立什么样类型的苏维埃制度……这一点斯大林同志并没有指出。”
对于斯大林，原则从来不起任何作用——而在民族问题上也许比在任何其他问题上更是如此。在他看来，眼前的行政工作总是比一切历史法则要重大得多。在1905年的时候，他只有在党委允许之下才会注意到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在反动的年代里，他之所以保卫地下运动，只是由于他的天性渴望一种集中的政治机器。在二月革命以后，那种机器同不合法斗争一道被打碎了的时候，斯大林又看不出孟什维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区别，并且准备同策烈铁里的党派联合起来。最后，在1917年10月夺取了政权以后，一切任务，一切问题，一切前途都被置于国家这个工具中的工具的需要之下了。作为民族人民委员，斯大林不再从他在1913年竭力颂扬的历史法则的观点出发，而是从行政机构的方便的观点出发来处理民族问题。这样一来，他必然发现自己同最落后的，最受压迫的民族的要求大为相左，并且为大俄罗斯的官僚帝国主义获致了不应有的权益。
格鲁吉亚人民在成份上几乎完全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他们强烈地反对把他们的国家苏维埃化。但是由此引起的巨大困难却由于采用了军事武断的方式和方法来使格鲁吉亚苏维埃化而大大加剧。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对于格鲁吉亚的群众，需要采取加倍审慎的态度。正是在这一点上列宁同斯大林之间发生了尖锐的不和，列宁坚持对格鲁吉亚以及一般说来对外高加索采取一种格外灵活、谨慎而耐心的政策，而斯大林则认为，既然国家机器已经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的地位是稳固的。斯大林在高加索的代理人是奥尔忠尼启泽，这个头脑发热而性情急躁的格鲁吉亚的征服者认为，每一件反抗的表示都是对他个人的冒犯。〔斯大林似乎忘记了不久以前〕我们已经承认了格鲁吉亚的独立并且同它签订了条约。〔那是1920年5月7日的事。但是在1921年2月11日，〕红军部队已经奉斯大林的命令侵入了格鲁吉亚并且使我们面临着既成事实。斯大林童年时代的朋友伊雷马什维利写道：
“斯大林反对这项条约他不愿意让他的故乡处在俄罗斯国家之外并且生活在他所厌恶的孟什维克党人的自由统治之下。他的野心驱使他攫取格鲁吉亚的统治权，然而那里的和平而聪明的人民以冷冰冰的倔强抵御着他的摧毁性的宣传……他一刻也不能安宁地要向那些孟什维克领袖报复，因为他们曾经坚决拒绝支持他的乌托邦计划并且把他从他们的队伍当中开除出去。斯大林违反了列宁的意志，根据他自己的狂妄自大的主观决定，把他的故乡布尔什维克化或者说斯大林化了……斯大林在莫斯科组织了对格鲁吉亚的远征军并且亲自统率出征。1921年7月中旬，他本人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了梯弗里斯。”
1921年斯大林到格鲁吉亚去的时候，他的身份已经同过去故乡的人们对他的习质的看法不同了，过去他被大家叫做沙夏，后来又叫做柯巴。现在他却是政府，无所不能的政治局以及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了。然而，在格鲁吉亚没有一个人把他当做领袖看待，特别是在党的高级干部当中，大家并不把他当做斯大林而是把他当作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一个成员，也就是说，并不是根据他个人的品格而是根据他的职权来接待他。曾经同他一道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们认为，他们自己在格鲁吉亚事务上至少同他一样有发言权，他们随便地不同意他的意见，而在他们不得不屈从他的意见的时候也表现得很勉强，同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且威胁说要把全部问题提交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讨论。斯大林还没有能成为领袖，甚至于在他自己的〔老巢里也是如此。这使他感到切肤之痛，他绝不能原谅这种对他的权威的冒犯〕，因为他是党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的代表，是民族人民委员他认为，自己在有关格鲁吉亚的事务上理所当然地要比党中央委员会所有其他委员都更有资格发言。在莫斯科，他作为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格鲁吉亚人而以权威自命，而在格鲁吉亚，他则以一个不受本地民族感情和成见影响的莫斯科代表的姿态出现。从他的做法看来他似乎不是一个格鲁吉亚人，而是莫斯科派来的布尔什维克，是民族人民委员，而且对他来说，格鲁吉亚人似乎只不过是许多民族当中的一个而已。他装出一副对格鲁吉亚的民族情况一无所知的模样——显然是为了弥补他本人青年时代的强烈的民族情绪，但却做得有些过火。〔他的行为有点像一个大俄罗斯式的俄国归化人，任意践踏本民族人民的权利。〕这就是列宁所说的把外国人俄罗斯化的做法。这个说法既适用于斯大林也适用于捷尔任斯基〔他是从波兰人变成俄国归化人的。根据显然夸大了事实的伊雷马什维利的说法：
*“俄国的斯大林主义的入侵部队中起初包括了若干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是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的独立，这个国家除了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和政治上的友谊之外，同俄国毫无共同之处。他们仍然是格鲁吉亚人，对于他们来说，祖国的独立重于一切……然而，斯大林却在他派去的俄国赤卫军和肃反委员会的协助下向他们宣战了。”
伊雷马什维利对我们说，斯大林在梯弗里斯遭遇到普遍的敌视。在梯弗里斯社会党人在某剧院举行的会议上，斯大林成了敌对性示威的对象。可以想见，身为老孟什维克的伊雷马什维利本身控制了这次会议，当着斯大林的面指责他。我们听说，其他发言的人也同样谴责了斯大林。可惜，这些发言的速记记录没有保存下来，而大家也没有义务过分相信伊雷马什维利的回忆录中的这一段话；
“一连几个钟头，斯大林被迫一语不发地听着反对他的人发言并且承认这些指控。斯大林竟然不得不容忍这样公开而勇敢的愤慨的发言，真是不仅空前而且绝后的事。”
〔接着发生的事可以用简单几句话来说明〕斯大林再一次辜负了列宁的信任。为了在格鲁吉亚给自己建立坚实的政治支持，他背着列宁和整个中央委员会，借着奥尔忠尼启泽的帮助，同时也并非没有得到捷尔任斯基的支持，在那里煽动了一场不折不扣的反对最优秀的党员的“革命”，同时背信弃义地用中央委员会的权威把自己掩盖起来。由于他同格鲁吉亚的同志们开会的情况达不到列宁那里，斯大林就抓住这一点企图用假的情报把他包围起来。列宁觉察到有问题，就命令他的私人秘书处搜集有关格鲁吉亚问题的全部情况；经过研究，他决定把问题公开提出来。很难说，最使列宁感到震惊的是什么：是斯大林个人不忠诚呢，还是他长期以来无力把握住布尔什维克党的民族问题政策的要旨；很可能是两者都有。
〔在探索事实真相的同时，列宁在病床上口授了一封纲领性的信件来阐明他在民族问题上的根本立场，以便使同志们不至于就他在当前有争论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产生误解。12月30日，他口授了下述的便笺：
“我想，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惜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愤恨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
〔第二天，他口授了那封纲领性的信件：〕
*“当然应当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
〔列宁是做得对的，如果他认识到局势的全部严重性还要把它轻描淡写，那就太可恶了，因为正如托洛茨基八年以后所描绘的那样，在他背后所发生的事，实际上是〕斯大林派在高加索把列宁派击渡了。这是党内反动派的首次胜利。它掀开了革命的第二章〔——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
〔列宁终于不得不在l923年3月6日写信给格鲁吉亚的反对派分子〕：
“姆季瓦尼、马哈拉泽等同志：〔并抄送：托洛茨基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
尊敬的同志们：
我专心致志地关注着你们的事。我对奥尔忠尼启泽的粗暴，对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感到愤慨。我正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稿。
致以敬意！
列宁”
在此前一天，他口授了下面这封短信给我：
*“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 绝密。亲收
我请你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那事件作辩护。这件事目前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进行‘调查’，而我不能指望他们会表现公正无私。说实在的，恰恰相反！如果您同意为它进行辩护的话，那么我就会安心了。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您不同意，请把所有的案卷退还给我。我将认为这是您表示不同意。
谨致以崇高的、同志的敬礼！
列宁”
〔他还通过他的两位私人秘书要托洛茨基也在即将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帮助格鲁吉亚辩护。列宁的请求是用电话打来的，而那些案卷——关于民族问题的信件和笔记——则是由格莉亚塞和福季耶娃两位小姐带给托洛茨基的，她们还随身带来了记录列宁口授信件的沃洛季契娃小姐写的一个便条，上面通知他说，接替列宁担任政治局和苏维埃内阁主席的加米涅夫“即将在星期二到格鲁吉亚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问你，你本人是否有什么信要带给他”。列宁的几位秘书在1923年3月7日，星期三那天，拜访了托洛茨基。〕
“看了我们同你往来的信件之后，”格莉亚塞对我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容光焕发。那样就使得局面不一样了。他指示我把他原来打算要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为炸弹抛出去的原始材料交给你。”在这之前加米涅夫已经通知我说，列宁已经写了一封信同斯大林断绝了一切同志关系，因此我建议说，既然加米涅夫要在当天动身到格鲁吉亚去参加一个党的代表大会，把关于民族问题的信件给他看一下，让他好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可能是有好处的。福季耶娃回答道：“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没有指示我把这封信交给加米涅夫同志，不过我可以问他一下。”几分钟之后，她带着下面的口信回来了：“千万别这么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加米涅夫会把这封信给斯大林看的，斯大林可能作出糟糕的妥协，以便日后再来打击我们。”“换句话说，事情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伊里奇认为甚至于在正确的做法下也不可能同斯大林达成妥协了，是不是？”我问道。
“是的，”她肯定地答道，“伊里奇不信任斯大林。他要在全党面前公开反对他。他正在准备一枚炸弹。”
列宁的意图现在是十分清楚了。他要用斯大林的政策作例子在党的面前揭露（而且是如此无情地揭露）把专政加以官僚主义式改造的危险。但是在这以后，紧接着，可能就在半个小时以内，福季耶娃又带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另一封信回来了她说，他已经决定立刻采取行动并且已经写好了〔上面引过的〕那封便笺给姆季瓦尼和马哈拉泽，并且指示要把抄件交给加米涅夫和我。“你对这个变化作何解释？”我问福季耶娃。
“显然”，她答道，“弗拉基米尔·尹里奇感到病情在恶化。他要赶快把能办的事情都办掉。”
〔两天以后列宁的病第三次复发了。
〔在代表大会前夕举行的中央委员会4月16日的会议上，斯大林看来竭力要就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特别是格鲁吉亚问题所写的笔记和信件，通过对托洛茨基的隐蔽的攻击来保护他自己。下列的托洛茨基写的两项文件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一些线索：〕
（一）
*“中央委员会各委员 机密第二OOT
关于：斯大林同志4月16日的声明
(l)列宁同志的文章是秘密地并且是由列宁同志本人通过福季耶娃同志交给我的，而且，尽管我曾经表示想要把文章的内容告诉各政治局委员，列宁同志通过福季耶娃同志表示坚决不同意这样做。
(2)由于在我收到这篇文章两天之后列宁同志的病况就恶化了，同他在这个问题上的通信自然也就终止了。
(3)不久之后，格莉亚塞同志向我要那篇文章，我就把它交回了。
(4)我把它抄了一份供我自己使用（为了修改斯大林同志的提纲，为了写文章，以及诸如此类的事）。
(5)列宁同志就他关于格鲁吉亚事件的文章和其他文件所作的指示（“我正在准备一些演讲和文章”）我一无所知，我猜想正式的指示是在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夫人〕，玛丽娅·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列宁的妹妹〕，或者是在列宁同志的秘书手中。我认为，由于某种不需要说明的。原因，我不应该向任何人打听这件事。
(6)只是在昨天我才从福季耶娃同志给我打的电话以及她写给加米涅夫同志的便条中了解到列宁并没有就这篇文章作出安排。由于列宁同志并没有就这件事表明他的愿望，只能根据政治上可行的原则来作出决定。按理说，我个人不能担负作出这类决定的责任，因此我把这件事提交中央委员会。在我听说列宁同志并没有就如何处理他那篇文章给以任何直接而正式的指示之后，我一分钟也没有浪费就把这件事提出来。文章的原件现在保存在他的秘书手中。
(7)如果有谁认为我在这件事上面做得不妥当的话，我建议或者由代表大会的争议委员会，或者由某个特设委员会来进行调查。我看不出有什么别的办法。
l923年4月17日。”
（二）
*“斯大林同志： 亲收 无副本
昨天你在同我个别谈话的时候谈到，你十分清楚我在有关列宁同志的文章的事情上并没有什么做得不妥当的地方，还谈到你要就这一点草拟一个书面的声明。
直到今天上午〔11点钟〕我还没有收到这样一个声明。可能你是由于昨天作报告而耽搁了。
不管怎么说，直到此刻你还没有批驳你提出来的第一个声明，这样就使得某些同志认为有理由在某些代表中间传播与那个声明相应的说法。
由于我不能容许在这件事情上有丝毫含糊之处——其原因当然是你所不难理解的——我认为有必要赶快制止这种情况。如果你在对这封信的答复中不能告诉我说，你将在今天之内向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提出声明，以扫除在这件事情上存在任何暖昧不明的可能性的话，那么我将得出结论，认为你已经改变了你昨天的意图，我并将请求争议委员会对这件事进行彻查。
你比任何人都更能理解并且体会到，我之所以直到如今还没有采取这个步骤，并不是因为它会对我的利益有丝毫损害。
1923年4月18日。第二0一号。”
4月23日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就民族问题发言的时候，在结束语中说道：
“许多人引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札记和论文中的话。我本来不想引证我的导师列宁同志的话，因为他不在这里，我怕可能引证得不正确，不恰当……”274
这些话无疑是历史上曾经记录在案的绝顶的阴险狡猾的典范。斯大林深深知道列宁是多么愤怒地反对他的民族政策，深深知道，只是由于患了重病，他的“导师”才未能在这个问题上把他这位“门徒”轰到九霄云外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