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们推测，柯巴是在梯弗里斯十一月会议以后隔了一个时期才参加布尔什维克的。会议决定积极参加为召开新的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而正在进行的筹备工作。贝利亚说，柯巴在12月离开巴库去各地为召开代表大会进行宣传。我们接受了贝利亚未加说明的论断，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这件事不是不可能的。当时所有的人都很清楚，党已经分裂成两半。在那个时候，布尔什维克派的力量已经增加到这样的程度：它在组织上已经处于比孟什维克对手优越的地位。在不得不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的时候，柯巴参加了布尔什维克这一派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要我们提出柯巴在1904年底已经是布尔什维克派的成员的肯定的证据，我们就会感到为难了。贝利亚甚至从当时发表的传单上引用了一系列的话，然而他不敢说这些传单当中有任何一张是柯巴写的。关于传单作者的可疑的沉默是比文字更响亮的证据。贝利亚引用柯巴以外的人写的传单的目的，不言而喻，是为了填补斯大林传记中出现的明显的空白。
在这个期间，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意见分歧已经从党章的领域转到革命战略的领域。1904年秋天，主要由于心慌意乱的沙皇当局过分疏忽以至毫无作为，地方自治局32人士和其他自由主义者发起的宴会运动33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个运动明确地提出了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反对派之间的关系问题。孟什维克的方案要求把工人变成一个为自由主义独唱家伴唱的民主合唱队，一个体贴入微、谨慎周到的合唱队，不仅要“避免吓倒”自由主义者，而且更有甚者，要全心全意提高自由主义者的自信心。列宁立刻发动了攻势。他嘲笑了这种方案的根本思想——耍弄外交手腕支持一个毫无办法的反对派，用这种办法来代替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只有在群众压力下，革命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只有大胆的社会纲领才能唤醒群众来采取行动：而这正是自由主义者害怕的。“如果我们考虑他们的惊慌情绪，那我们可真是傻瓜了。”34在长期沉默以后，列宁在1904年11月发表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鼓起了他的同志们的精神，在发展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思想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是否有可能正是这本小册子把柯巴争取过来的呢？我们不敢回答说是。在后来一些年代里，凡是当他有机会自行考虑对自由主义者采取什么立场的时候，他总是乱碰乱撞地倾向孟什维克的概念，认为“避免吓倒”自由主义者是很重要的（1917年的俄国革命和中国、西班牙以及其他地方的革命就是例子）。然而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在第一次革命的前夜，这位平民出身的民主主义者对这种甚至在孟什维克的普通党员中也激起很大不满的机会主义方案似乎真正感到愤怒。必须指出，激进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保持鄙视态度的传统，整个说来，还没有来得及消逝。然而，同样可能的是，仅仅由于彼得堡的“流血的星期日”35和接踵而至的席卷全国的罢工浪潮，才把这个谨慎多疑的高加索人推上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无论如何，这个转变的里程碑还没有载入史册。
斯托帕尼和列赫曼这两个老布尔什维克在他们写的详尽细致的回忆录中列举了他们在1904年底和1905年初在巴库和梯弗里斯有机会打过交道的所有革命者的名字：柯巴不在其中。列赫曼举出了高加索联盟中“占领导地位”的人：柯巴不是其中之一。斯托帕尼举出了和孟什维克共同领导1904年12月著名的巴库罢工的布尔什维克的名字：柯巴仍然不在其中。然而斯托帕尼是罢工委员会的委员，对他写的材料应当是了解的。两个作者写的回忆录都发表在官方的共产党历史杂志上，两个人都远非“人民的敌人”，而是良好的斯大林主义者；但是他们的回忆录是1925年写的，也就是在根据上级指定、有计划地进行伪造的做法成为制度以前。前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塔拉图塔在迟至1926年写的一篇讨论“1905年革命前夕的高加索”情况的文章中还丝毫没有提斯大林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同高加索组织书信集整整50页的注释里一处也没有出现斯大林的名字。1904年底和1905年初，根本找不到今天被描绘成高加索布尔什维主义创始人的这个人曾经进行活动的任何痕迹。
这个结论和最近关于斯大林曾经和孟什维克进行毫不调和的斗争的连篇累牍的断言并不是背道而驰的。只需要把人进行斗争的时间往后推两年左右就完全可以解决这些矛盾。这样做并不困难，因为既不需要引用文件也不必害怕反证。另一方面，没有理由不相信柯巴一旦作出抉择以后就用最严厉、最粗暴、最肆无忌惮的方式进行了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当他还是正教中学小组的成员、梯弗里斯委员会的宣传工作者和巴土姆组织的成员时，已经有人说他喜欢使用偷偷摸摸的阴谋诡计。这种倾向在当前的派别斗争中得到了远为广泛和大胆的表现。
贝利亚列举了梯弗里斯、巴土姆、契图阿里、库泰依斯和波季等地，说斯大林曾经在这些地方同诺·饶尔丹尼亚、伊拉克利·策烈铁里、诺阿·拉米施维里和其他孟什维克领袖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和联邦主义者展开辩论。但是贝利亚对所有日期都敷敷衍衍地含糊放过——这种遗漏绝非出于无意。事实上，贝利亚多少比较明确地谈到的第一次辩论发生在1905年5月。从柯巴发表的著作来看，情况完全一样。他写的第一部表达布尔什维克观点的作品，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出版于1905年5月。这本小册子的题目颇为古怪，叫做《略论党内意见分歧》36。贝利亚认为有必要说明这本小册子是“1905年初”写的，然而没有提出任何根据。这就比任何时候更露骨地暴露了他企图把两年差距缩小的作法。有个记者——显然就是后来的李维诺夫，他根本不懂格鲁吉亚语——自国外报道，说梯弗里斯出现了一本小册子，“造成了轰动”。对这种“轰动”只能有一个解释：格鲁吉亚群众过去只听到过孟什维克的意见，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其他的意见。小册子实质上不过是一个未出茅庐的学生根据列宁著作写的一篇摘要。这本小册子从来没有再版，这是毫不奇怪的。贝利亚煞费苦心地从小册子里挑出一些引语。一看这些引语就知道作者本人为什么宁愿让这本小册子和他在这个时期写的其他文章同样湮没无闻。
1905年8月，斯大林重述了列宁写的《做什么？》一书中企图说明自发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阶级觉悟的相互关系的一章的内容。按照列宁的说法，工人运动在听其自然发展的情况下，不可挽救地会倾向于机会主义；革命的阶级觉悟是由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的。这儿不是批判这种观点的地方。这种批判完全属于列宁传的范围，而不属于斯大林传的范围。《做什么？》的作者本人后来承认他的理论带有偏见性质，从而承认了这个理论的错误。他是在反对“经济主义”及其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盲目崇拜的斗争中附带提出这种理论作为斗争武器的。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决裂以后，对《做什么？》进行了为时已晚、然而更激烈的批判。“从外面”向无产阶级灌输革命阶级觉悟的问题再次成为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机关报记载了格鲁吉亚报纸上一篇未署名的文章关于“从外面灌输阶级觉悟问题的绝妙提法”37。今天，有人把这种赞美当做说明柯巴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理论家的证明。其实这不过是国外中心习惯使用的表示鼓励的话。无论何时，如果某些省的出版物公开出来保卫自己所属派别的思想或领袖，照例会得到这种赞美。至于这篇文章的质量，从贝利亚俄文译本中引用的下面一段话就足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现代的社会生活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安排的。这里存在着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它们之间进行着决死的斗争。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迫使资产阶级去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而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则迫使无产阶级去破坏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这两个阶级相适应也就创造出两种意识：资产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意识。社会主义意识是适合于无产阶级的地位的。……但是，如果社会主义意识没有在无产阶级中间传播开来，它本身又有什么意义呢？它不过是空话罢了！如果这种意识在无产阶级中间传播开来，情形就会完全不同：无产阶级就会认清自己的地位，并用加速的步伐向社会主义生活迈进。……”38等等。这种文章本来早就会被人置诸脑后的，只是由于作者后来的命运才使它们免于湮没。然而，事情本身十分清楚，这些文章本身并没有说明作者的命运；相反地，倒是使这种命运更加费解了。
整个1905年，柯巴根本没有出现在高加索同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通信的人的名单中，即使在这以前也没有出现过。3月8日，有个名叫塔里的人在一封寄自梯弗里斯的信里，用下面这句话综合了高加索某些孟什维克的反应。他说：“列宁对我们时代的意义比其他任何人都了解得更早而且更清楚”。同一位塔里写道：“列宁被看成是这些阿尔卡季·尼古拉也维奇中间一个类似巴扎罗夫的人物”。不言而喻，这儿指的是屠格涅夫书中的主角：属于踏实的现实主义类型的巴扎罗夫和思想主义空谈家阿尔卡季·尼古拉也维奇。历史杂志的编者在塔里的名字下面写的注解是“作者不详”。但是这种明确的文学类比本身就足以说明斯大林不可能是这封信的作者。列宁在1905年下半年写的文章和信里面——至少是在已经发表的文章和信里面——提到曾经在俄国工作过的30多个社会民主党人；其中19个人和列宁的年龄最接近，还有12个人和斯大林的年龄最接近。斯大林本人没有在信中出现过：无论是作为直接的通信者还是作为第三者。因此我们不能不和从前一样坚持我们已经宣布的结论：斯大林关于他在1903年已经收到列宁一封信的说法完全是捏造。
列宁和《火星报》编辑部断绝关系的时候大约是34岁。在断绝关系以后，直到他深信自已的追随者为数较多、自己年轻的威信足够强大的时候为止，列宁经历了几个月的动摇犹豫——这种情况和他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使他感到倍加困难。安排召开新的代表大会的工作的胜利结局无庸置疑地说明了布尔什维克在社会民主党组织里的优势。以克拉辛为首的调和派中央委员会终于向“非法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常务局投降，参加了它无法阻止的代表大会。这样一来，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年4月召开于伦敦，孟什维克故意不出席，而宁愿在日内瓦召开他们自己的会议——就成了布尔什维克党制定纲领的代表大会。24名有投票权的代表和14名仅有发言权的代表，几乎毫无例外，都是自第二次代表大会造成分裂以来一直忠实于列宁、并且鼓动各地党委反抗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维拉·查苏利奇、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的联系权威的布尔什维克。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和他过去的老师以及《火星报》时期最亲密的合作者进行坦率的斗争过程中发挥的，关于俄国革命的动力的观点得到合法地位。从那时起，这个观点就比和孟什维克共同制定的党的正式纲领具有更实际的意义。
和日本进行的命运多咎的、丢脸的战争加速了沙皇统治的崩溃。在第一阵罢工和游行示威的大浪潮以后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反映了革命结局即将到来的形势。列宁在给参加大会的代表作报告时说：“最近一年的全部历史表明，我们对起义的意义和必然性估计不足。”39代表大会在土地问题上坚决地往前走了一步，承认有必要支持当时的农民运动，甚至不惜没收地主士绅的土地。它比以前更具体地概叙了革命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前景，特别是在临时革命政府作为内战组织者的问题上说得比以前具体。用列宁的话来说：“如果我们占领了彼得堡并且绞死了尼古拉，那么在我们面前就会出现好几个旺代。”40代表大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勇敢地着手为起义进行技术准备。列宁说：“关于成立专门的战斗小组问题，我可以说，我认为它们是必要的。”41
对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意义越重视，柯巴没有出席这次大会的事实就越引人注意。到那时为止，他已经拥有将近七年的革命活动历史，经历过监禁、流放和逃亡。如果他在布尔什维克当中具有任何重要性，可以肯定这段历史将使他至少得到代表候选人的地位。不仅如此，柯巴在整个1905年都可以自由活动。据贝利亚说他“在组织布尔什维克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中起了最积极的作用”。如果真是如此，他就应当是高加索代表团的团长了。那么，为什么不是呢？倘若是由于生病或者是任何其他特殊原因使他不能出国，官方的传记家肯定不会不告诉我们。他们的沉默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他们并没有掌握可以说明这位“高加索布尔什维克领袖”为什么没有出席那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代表大会的任何令人相信的理由。贝利亚所谓柯巴曾经“最积极”地参加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不过是苏联御用历史学中连篇累牍的言之无物的空话之一。消息灵通的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在一篇纪念第三次代表大会30周年的文章里丝毫没有谈到斯大林参加大会筹备工作的事；宫廷历史学家雅罗斯拉夫斯基也含糊其辞，实质上是说没有阐明这种意义具体属于什么性质。但是，从我们现在已经设法了解到的一切事实来看，情况似乎十分清楚：柯巴经过一段很长的动摇犹豫时期，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前不久才参加布尔什维克；他根本没有参加高加索十一月会议；他从来不是这次会议成立的常务局的成员；而作为一个初入门的人，他根本不能妄想得到担任代表的委托。代表团的成员是加米涅夫、涅夫斯基、齐哈卡雅和查帕里泽；他们才是当时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他们后来的遭遇和我们的叙述不是毫无关系的：查帕里泽在1918年被英国人枪决；加米涅夫是18年后被斯大林枪决的；涅夫斯基被斯大林下令宣布为“人民的敌人”，从此无影无踪；只有年迈的齐哈卡雅幸存下来，设法比他应当活的时间活得更长。
布尔什维主义权力集中倾向的消极面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开始得到明显的表现。政治机构的特殊习惯在地下工作时期已经在逐步形成。年轻的革命官僚已经逐渐形成一种类型。一点也不错，秘密工作的条件为实行选举、责任制和监督等等民主形式提供的余地是很少的。但是，委员们无疑也不必要地增加了许多限制；他们对革命工人远比对他们自己更坚决、更严厉，甚至在迫切需要注意倾听群众呼声的时候也宁愿独断独行。克鲁普斯卡娅指出，代表大会本身和各地布尔什维克委员会一样几乎没有工人参加。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克鲁普斯卡娅写道：“所谓委员通常是一个自信心十足的人；他充分了解委员会的活动对群众的巨大影响；‘委员’照例是不承认任何党内民主的；对于雷厉风行、大吵大嚷和引起争端的‘国外中心’，‘委员’从心里就瞧不起。他说：‘他们应当来尝尝俄国的条件，换换空气。’……同时，他不希望有任何革新。‘委员’既不希望也不懂得如何适应变化万千的条件。”这种含蓄然而十分精辟的描写对了解柯巴在政治上的心理状况极有帮助，因为他就是一个最了不起的“委员”。早在1901年刚开始在梯弗里斯参加革命工作的时候，他就反对吸收工人参加他的委员会。作为一个“实践家”——即政治上的经验主义者——他对侨居国外的人、对“国外中心”表示冷淡，后来更表示轻蔑。由于他自己缺乏直接影响群众的才能，他就加倍顽固地紧紧抓住政治机构。他的宇宙的轴心就是他的委员会——梯弗里斯、巴库和高加索委员会，最后是中央委员会。他对党的机构的盲目信仰后来异常有力地发展起来；委员变成了超级机器人、党的总书记、官僚制度的化身及其举世无双的领袖。
在这方面很容易使人作出结论，认为未来的斯大林主义当时已经植根于布尔什维克的集中制，说得更概括些是已经植根于职业革命家的地下活动体系。但是一经分析，这种推论就化为粉碎，说明它惊人地缺乏历史内容。当然，在严格挑选思想先进的人、并且把他们团结在一个紧密的集中领导的组织里的过程中是会出现这种或那种危险的。但是在集中制的所谓“原则”中绝对找不到这种危险的根源；根源还是应当从劳动者缺乏一致性和他们的落后性中去找——也就是说，应当从使阶级受它的先锋队集中领导成为必要的一般社会条件中去找。了解领导机能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机构和党之间、先锋队和阶级之间、集中和民主之间实际存在的相互关系。这些相互关系，从它们的性质上说，不可能是先天决定、一成不变的。它们决定于具体历史条件；它们的不稳定的平衡是通过各种倾向之间的殊死斗争加以调节的。各以其极端分子为代表的这些倾向也在政治机器的专制和软弱无力的空谈之间摇摆不定。
我在1904年写的《我们的政治问题》42这本小册子里对列宁作了不少不成熟的、错误的批评，但是也为当时那些“已经从集中制‘原则’中找到支持，所以不再感到有必要依靠工人”的“委员们”的思想倾向勾画出颇为准确的形象。第二年，列宁在代表大会上不得不对身踞高位、大权在握的“委员们”进行斗争。这场斗争充分证明我的批评是公正的。大会代表之一李亚多夫追叙说：“辩论带上了比较激烈的性质。开始出现了理论家和实践家、‘文人’和委员等明确的小集团。……在争论过程中，李可夫这个相当年轻的工人崭露头角。他成功地把大多数委员都聚集在自己周围”。李亚多夫是同情李可夫的。列宁在最后发言时大声指出：“有人说，能胜任委员会委员的工人是没有的，我听到这话感到很不安。”43让我们回想一下柯巴曾经何等坚决地用挑战的口吻要梯弗里斯工人——“把手按在心上”——承认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适合担任属于教士阶级的神圣职务。列宁坚决认为：“问题挂起来了，显然党内出了毛病。”44问题在于政治机构采取的高压手段，在于开始萌生的官僚主义。
列宁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有必要建立一个集中领导的组织：但是他认为这个组织首先是提高先进工人活动水平的一个杠杆。把政治机构当做偶像来崇拜的想法不仅和他的性格格格不人，而且使他感到深恶痛绝。他在代表大会上立刻就发现了委员们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倾向，并且对这种倾向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克鲁普斯卡娅证实：“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激动。委员们也非常激动。”委员们那次取得了胜利。他们的领袖就是后来继列宁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李可夫。列宁建议每个委员会里面工人必须占多数。他提出的决议案没有通过。委员们还决议把位于国外的编辑部置于中央委员会控制之下。这也是违反列宁的意志的。如果是在一年以前，列宁宁愿分裂也不会同意使党的指挥工作依俄国中心转移，因为国内中心常受警察袭击，所以在组成上是不稳定的。但是现在列宁深信自己已经掌握决定权。他在和我国社会民主党富有威信的老领导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成长壮大起来，觉得自己远比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期更有把握，因此也就更为沉着。倘若在辩论中他真像克鲁普斯卡娅所说的那样“激动”，或者毋宁说是似乎很激动，那么他在组织方面采取的步骤就更显得谨慎了。他不仅在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上默然承认失败，甚至还帮助李可夫进入中央委员会。他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革命，这个伟大的导师在培养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同时，能够轻而易举地摧毁党的政治机构内初步萌生的、尚不稳定的保守思想。
除列宁外，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有工程师列昂尼德·克拉辛和博物学家、医生兼哲学家亚·亚·波格丹诺夫〔两个人都是列宁的同时代人〕，有不久以后就抛弃了党的波斯托洛夫斯基，还有李可夫。候补委员是“文人”鲁米扬采夫和两个实践家：古谢夫和布尔。无需说，根本没有人想到提议让柯巴担任布尔什维克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1934年，格鲁吉亚共产党代表大会在贝利亚报告的基础上宣称：“到现在为止已经写出的材料都不能反映许多年以来实际领导高加索布尔什维克斗争的斯大林同志的真正作用”。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代表大会未予说明。但是所有旧的回忆录作者和史学家立刻遭到排斥，其中某些人后来被枪决。然后，为了纠正过去的一切罪过，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斯大林研究所”。随即又对所有的故纸堆进行了彻底的清洗，使它们立刻焕然一新。普天之下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大规模的杜撰捏造。但是传记作者的处境还不是毫无希望的。
〔我们知道，〕柯巴在1904年2月从流放地回到梯弗里斯，一直总是胜利地“领导着布尔什维克的活动”。1904年和1905年，除了短期离开以外，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梯弗里斯。根据最新的回忆录的说法，工人们习惯说“柯巴正在活剥孟什维克的皮”。然而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似乎并没有因为这种外科手术而受到什么损害。梯弗里斯的布尔什维克迟至1905年后半年才进入“整顿队伍时期”，才“考虑”出版报纸的问题。那么柯巴在1904年大部分时间和1905年上半年究竟是属于什么性质的组织呢？倘若他并不是完全置身于工人运动之外（这是不大可能的），那就无论贝利亚对我们说什么，他一定是孟什维克组织的成员。到1906年初，列宁在梯弗里斯的追随者已经增加到300人。但是孟什维克有3000人左右。仅从力量对比来说，柯巴在革命发展高潮中注定只能当一名文字上的反对派。
斯大林说：“在石油工人中间的两年（1905年至1907年）革命工作使我坚强起来”。在煞费苦心地经过一再编辑加工的演说辞里，演说者肯定不可能纯粹出于偶然地把自己在全国正在经受革命的火的洗礼的那一年以及全国尚处于动乱的痛苦中、对动乱的结局经常感到恐惧的第二年——即1906年——究竟在什么地方搞混淆了。这种事情是忘记不了的！这使人不能不产生这种印象：斯大林故意不提第一次革命是因为他对这次革命根本无话可说。由于用巴库作为背景比梯弗里斯更容易使人产生英雄的联想，他就在事后把自己到巴库去的时间提前了两年半，虽然他没有权利这样做。诚然，他用不着害怕苏联历史学家会表示反对。然而“柯巴在1905年究竟在干什么？”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答案。
革命的第一年是以彼得堡枪杀向沙皇请愿的游行工人开始的。柯巴就1月22日事件的呼吁书最后提出了这样的恳求：
“让我们携起手来团结在各地党委员会的周围吧！我们连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记只有党委员会才能胜任地领导我们，只有党委员会才能指引我们走进那……‘乐园’……”45
诸如此类。这位“委员”的口气是多么自信！就在那几天里，碰巧的话或许就在那几个小时以内，在遥远的日内瓦，列宁对起义群众提出了下列恳求。他在一位同事的文章中加上了这样一句话：
“让几百年来受剥削、受苦受难的生活在你们心头积下的愤怒和仇恨发泄出来吧！”
这句话里完完全全地表现出列宁和群众一起仇恨，一起反抗。这种反抗精神深入骨髓。他并不要求起义的群众必须得到“委员会”的批准才能采取行动。在对待从政治上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同一件事的态度上——在对待革命的态度上——这两个人物的对比不可能表现得更简单扼要、更割切有力了。
在柯巴无缘参加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隔了五个月，苏维埃就开始建立起来。苏维埃是孟什维克发起的，但是他们从未梦想到自己一手造成的局面会导致什么结果。孟什维克派在苏维埃里面处于支配地位。孟什维克普通党员卷入了革命发展的洪流；领导人对自己这一派陡然向左摆的趋势感到茫然，沉思起来。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对已经摆好阵势的群众建立不分党派的代表机构这种新创造起初是感到害怕。他们找不到任何更好的办法，只有向苏维埃提出最后通牒：要它立刻通过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否则立刻解散。整个彼得堡苏维埃，包括参加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工人队伍，眼皮也不眨地就把这份最后通牒丢在一边去了。直到1l月列宁到达以后，“委员们”对待苏维埃的政策才发生根本变化。但是那份最后通牒肯定已经削弱了布尔什维克的地位，从而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在这个问题上，和在其他问题一样，各省都按照首都的榜样行事。当时对苏维埃的历史意义的估计已经开始出现深刻的意见分歧。孟什维克企图把苏维埃说成只是工人代表机构的一种偶然出现的形式——一种“无产阶级议会”，一个“革命自治机构”，等等。所有这些说法都极为暖昧。列宁却恰恰相反，他懂得如何彻底地从旁聆听彼得堡群众的意见。群众把苏维埃叫做“无产阶级的政府”。所以列宁立刻作出评价，认为这种新的组织形式是夺取政权的斗争的杠杆。
柯巴在1905年写的著作从形式到内容都很贫乏。从这些著作中，我们找不到任何有关苏维埃的事情。这不仅因为格鲁吉亚没有建立任何苏维埃，而且因为他根本没有注意苏维埃，把它们忽略过去了。这岂不令人惊讶？苏维埃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政治机构的意义本来应当使这位未来的总书记第一眼就会得到深刻印象的。但是他认为苏维埃是直接代表群众的、外来的政治机构。苏维埃不服从委员会的纪律，需要比较复杂、比较灵活的领导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说，苏维埃是委员会的强有力的竞争者。所以在1905年革命期间，柯巴对苏维埃置之不理。从实质上看，他对革命本身也是置之不理的，恍惚是在和革命生气似的。
他之所以不愉快是因为他找不到自己的革命道路。莫斯科的传记家和艺术家总是设法把柯巴说成是这次或那次游行示威的领导人，“一个靶子”，一个慷慨激昂的演说家，一个民众保护者。所有这一切都是撒谎。斯大林甚至在后期也没有成为一个演说家；谁也没有听见他发表过“慷慨激昂”的演说。在整个1917年，党的一切鼓动工作者，从列宁开始，都在到处演讲，弄得声嘶力竭。斯大林却从来没有在任何公共集会上讲过话。1905年的情况不可能有什么不同。高加索有些年轻的革命者，例如克努尼扬茨、朱拉博夫、加米涅夫和策烈铁里等，是一些平凡的演说家；而柯巴连这样一个演说家也说不上。在党的秘密会议上，他对自己已经充分掌握的思想还能够阐叙得比较好，但是他完全缺乏鼓动者的力量。他强迫自己讲话，讲得十分吃力，既不成调，又无热情，也无抑扬顿挫。在他的力量的反面，他性格上固有的弱点在于他完全不能感受激情。他只会在枝节问题上唠唠叨叨纠缠不清，不能超过这水平。他不能使自己和听众融而为一，息息相通，不能激发听众的高尚的情操。他本身就激动不起来，因此也无法使别人徽动。单凭狠毒是不足以掌握群众的心灵的。
1905年把所有封住的嘴都打开了。这个沉默了一千年的国家第一次开始讲话了。一切稍微能够表达自己对官僚制度和沙皇的憎恨的人都找到了毫无倦意的、怀着感激心情的听众。柯巴无疑也曾经试过身手。但是和其他能够当场发表演说的人比较起来，情况对他是十分不利的。他无法忍受这种情况。柯巴对别人的感情虽然麻木不仁，对自己的感情却极为敏感，非常容易感到不愉快。看来或许令人吃惊，然而他的确郁闷到喜怒无常的程度。他的反应是原始的。凡是他感到自已被人置之不理或冷淡的时候，他都倾向于撒手不管，对人对事都是如此。他会蜷在一个角落里郁闷地抽着烟斗，做着复仇的梦。他在1905年怀着闷气退入幕后去做一种类似编辑的工作，原因正在干此。
但是柯巴远非天生的新闻工作者。他的思想迟钝，思路狭隘，风格笨拙单调。当他希望造成强烈效果时，他就使用粗鲁的语言。他当时写的文章是任何稍微有点头脑、要求比较严格的编辑部一篇也不会采用的。一点也不错，地下出版物通常并不以文字出色著称，因为这些出版物上的文章大部分是由不以耍笔杆为职业而是出于必要才使用笔杆的人写的。无论怎么说，柯巴并没有超出这个水平。他的著作说明他试图有系统地阐述问题；但是这种努力通常表现为图解式地排列材料，列举论点，矫揉造作地提出修辞性问题和臃肿重复地大量堆砌说教的词句。他缺乏自己的思想，缺乏独特的风格，缺乏生动的想像——这一切使他写的每一行都带上陈腔滥调的烙印他是一个从来不畅畅快快发表自己的思想、而是腼腼腆腆地重复别人的思想的作者。用“腼腆”这个词来形容斯大林似乎是非常奇怪的；但是这个词最恰当地说明了斯大林从高加索时期直到今天还在摸索写作道路的样子。
当然，认为这样的文章没有导致行动就错了。当时非常需要这种文章。它们满足了一种迫切需要。它们从这种需要中得到力量，因为它们表达了革命的思想，提出了革命的口号。对于大批读者来说，这些文章是新鲜的，朝气勃勃的，因为他们不可能从资产阶级报刊上找到任何类似的东西。但是这些文章是为一部分人写的，它们转瞬即逝的影响也仅限于这些人。现在来读这些干燥无味、笨拙沉重，有时还文理不通的句子，加上那些令人吃惊的矫揉造作的修饰点缀，不能不令人感到压抑、混乱、厌烦，有时会由于文章不知不觉造成的滑稽印象而放声大笑。所以毫不奇怪，甚至当时也没有人把柯巴当一个新闻工作者看待。1905年l0月，在列宁指导下，布尔什维克办的第一个合法报纸《新生活报》在彼得堡开始出版。布尔什维克的所有作家，知名的和不知名的，首都的和地方的，都给这家报纸投稿。然而斯大林的名字不在其内。以编委身份代表高加索参加这家报纸的是加米涅夫，不是斯大林。柯巴既不是天生的作家，也从来没有成为一个作家。他在1905年比平常更勤决地耍弄笔杆只能说明和群众通声息的另一种方法对他是更陌生的。
在各种集会令人应接不暇的时期，在罢工浪潮汹涌的时期，在街头游行示威的时期，许多委员都显出了自己的渺小。革命者必须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中高谈阔论，大声疾呼；必须能够当场作文，一挥而就；必须能够当机立断地作出严重的决定。无论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还是第三种才能，都是斯大林所缺乏的；他的声音和他的想像力一样软弱无力；倚马千言的才能对这位头脑迟钝的、一直在暗中摸索的思想家是无缘的。在高加索的天弯上，有比他灿烂得多的星辰使他相形逊色。他以惊羡的，几乎是仇视的眼光注视着革命：这不是他擅长的一行。叶努基泽写道：“除了出去开会和照顾党的地方支部的许多事务以外，他一直都坐在自己堆满书报的小房间里，要不就是坐在布尔什维克报纸的同样‘宽敞’的编辑室里”。只要具体设想一下那个“疯狂的年头”天翻地覆的情况，回想当时的悲壮雄伟的气氛，就可以充分玩味这样一个孤独而又抱负不凡的青年人的形象：埋头躲在一间小房里——很可能是一间不十分整洁的房间——手里拿着笔，枉费心机地搜索枯肠，想找到略微符合时代精神的句子。
一连串新的事件接踵而至。柯巴仍然是一个旁观者，不满意所有的人，也不满意自己。一切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包括那些年里领导高加索的运动的许多人——克拉辛、波斯托洛夫斯基、斯托帕尼、列赫曼、哈尔佩林、加米涅夫、塔拉图塔等等——都忽视斯大林，没有在回忆录里提到他。而斯大林自己对他们也无话可说。某些人——像库尔纳托夫斯基和加米涅夫——在革命活动中无疑曾经和他有过接触。其他的人也可能见过他，但是并不认为他和一般“委员们”有何不同。他们谁也没有把他挑出来说半句赞扬或同情的话，谁也没有提供丝毫根据，使未来的官方传记家可以说他们对斯大林有过好感。
1926年，官方的党史委员会发表了有关1905年的原始材料的修订本——按照列宁逝世后出现的新的倾向修订的版本。在一百多篇文件中，列宁的文章将近30篇，其他作者的文章在数量上几乎也不相上下。尽管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已经接近爆发点，属于正统派的编辑部仍然不能不把我的四篇文章包括在文集里面。然而全书455页，没有一行是斯大林的手笔。字母索引表里包括好几百个名字，把在革命的年代里稍微有点名望的人全部列举出来。斯大林的名字一次也没有出现过；仅仅提到伊凡诺维奇，说他是1905年12月党的塔墨尔福斯代表会议的参加者。值得注意的是，迟至1926年，编辑部对伊凡诺维奇和斯大林是同一个人这个事实还无所知。这些公正不阿的细节比后来所写的一切歌功颂德的文章要令人信服得多。
斯大林和革命的1905年似乎毫不相干。他的“学生时代”是革命前在梯弗里斯、巴土姆以及后来的监狱和流放地度过的。据他自己声称，他在巴库——即1907年至1908年——成为一个“学徒”。这样一来，第一次革命时期就被作为这位未来的“工匠”的训练时期而一笔勾销。斯大林在谈起自己的历史来的时候，从来不提这个伟大的年头，这个曾经使老一代最出色的革命领袖出现在世界上、使他们得到锻炼成长的年头。这一点应当牢牢记在心头，因为这绝非出于偶然在他的自传中，第二个革命年头——1917年——几乎和1905年同样暖昧不明。我们又会发现柯巴（现在叫做斯大林）坐在一间简陋的编辑室里（这次是彼得堡《真理报》的编辑室），不慌不忙地为那些灿烂辉煌的事件写一些黯淡无光的评论。他是这样一个革命者：一次真正的群众革命就会使他失去常态，把他踢在一边，使他狼狈不堪。他既不是民众保护人，也不是战略家，也不是起义的领袖，他从来只是一个革命官僚。因此他注定只能糊糊涂涂地等待时机，直到汹涌的革命浪潮平静下来才能充分发挥他的特殊才能。
第三次代表大会宣布孟什维克是“党内已经分裂出去的部分”46，从而认可了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的分裂。党当时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1905年秋天事态的发展带来有益的压力，使派别敌对情绪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1905年10月，在等待已久的从瑞士流亡地回到革命的俄国的前夕，列宁给普列汉诺夫写了一封热情的、和解的信，把他这位从前的老师和敌手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最优秀的力量”，呼吁他进行合作。列宁说：“革命本身以惊人的速度扫除我们在策略上的意见分歧……”47事实确是如此，然而为时不久，因为革命本身并没有维持多久。
毫无疑问，在开始的时候，孟什维克在建立和利用群众组织方面比布尔什维克更有办法。但是作为一个政党，他们只是随波逐流，几乎被浪潮淹没。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对蓬勃的运动适应得比较缓慢。但是人们用自已响亮的口号——这是他们对革命力量作了现实的估计的结果——使运动充实起来。孟什维克在苏维埃里面占优势；然而苏维埃的政策的总方向基本上是符合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的。孟什维克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甚至在革命高潮的时候，他们也能够暂时适应形势；然而他们既不能在革命高涨时期指导它，也不能在革命退潮时期忠于它的历史任务。
十月总罢工迫使沙皇颁布了立宪宣言48，同时也使工人地区产生了乐观和大胆的情绪。这次总罢工以后，两个派别内部都出现了不可抗拒的统一趋势。各种地区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纷纷成立统一委员会或联合委员会。领袖们也屈服于这种趋势。作为走向完全合并的一个步骤，两派分别召开了预备性会议。孟什维克的会是11月底在彼得堡召开的。当时在彼得堡，新标榜的“自由”还受到尊重。但是等到布尔什维克在12月开会的时候反动气焰已经十分嚣张，所以他们不得不到芬兰国土上——塔墨尔福斯——举行秘密会议。
按照最初的想法，布尔什维克的会议本来是党的一次非常代表大会。但是铁路工人的罢工、莫斯科的起义和各省出现的一些意料不到的发展使许多代表必须留在当地，所以出席的代表非常缺乏代表性。到达塔墨尔福斯的41位代表来自26个组织，他们投的票总共只代表4000左右的人。对于一个考虑推翻沙皇制度和参加即将成立的革命政府的革命政党来说，这个数字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这4000人已经懂得如何表达千万人的意志。尽管如此，代表大会由于人数不足而自动变成一次代表会议。化名为伊凡诺维奇的柯巴和工人捷里亚作为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梯弗里斯当时逐渐出现的令人激动的事件并没有阻碍柯巴离开自己的编辑部的职守。
塔墨尔福斯会议是在莫斯科遭到炮击的时期举行的。这次会议的讨论记录至今尚未发现。代表们被当时发生的雄伟的事件吸引住，对会议的进程已经不大记得清楚了。克鲁普斯卡娅在30年后写道：“真是可惜，会议的记录没有保存下来。这是一次多么热烈的聚会：开会的时候正处在革命的顶点，每个同志都跃跃欲试地想显一显身手。他们在开会间歇的时候练习射击。……参加会议的代表谁都忘不了这种情况。有洛佐夫斯基、巴兰斯基、雅罗斯拉夫斯基，还有其他许多人。我记得这些同志，因为他们关于各地情况的报告非常令人感到兴趣。”克鲁普斯卡娅不曾提到伊凡诺维奇：她不记得他了。在会议主席团成员戈雷夫的回忆录里有一部分是这样讲的：“代表里面有斯维尔德洛夫、洛佐夫斯基、斯大林、涅夫斯基和其他的人。”这些名字排列的次序不是毫无意义的。现在还知道，发言赞成抵制国家杜马选举的伊凡诺维奇被选入有关这个问题的委员会。
当时的浪潮还十分高涨，所以连已经被自己最近所犯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吓得胆战心惊的孟什维克都不敢完全站到前途未卜的议会制度方面去。为了便于进行鼓动工作，他们建议只参加选举开始阶段的活动而不参加杜马。布尔什维克当中大多数人主张“积极抵制”。在1920年为列宁50寿辰举行的简单朴素的庆祝会上，斯大林用他特有的方式谈到列宁那时采取的立场。他说：
“我想起列宁这个巨人两次承认自己失算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l905年12月在芬兰塔墨尔福斯举行的全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关于抵制维特杜马49的决定。当时存在着抵制维特杜马的问题。……于是展开了争论地方抵制派……西伯利亚代表、高加索代表都进行攻击，而当我们讲话结束时，列宁起来讲话，他说，他原来是赞成参加选举的，但是现在他发现自己错了，因此，他同意各地代表的意见。这时我们非常惊讶……这给了我们一个电击般的印象，我们大家都向他欢呼致敬。”50
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提到“电击”般的印象，也没有提到50双手如何“雷鸣般地鼓掌声”。尽管如此，斯大林关于当时情况的说法可能实质上是正确的。在那些日子里，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还没有和策略上的灵活性结合起来，特别是那些既不了解过去也不了解将来的“实践家”尤其如此。列宁本人可能动摇过；他可能把来自地方抵制派的压力看成是来自革命分子本身的压力。但是，不管情况是否如此，会议的决议是“努力破坏这种警察式的杜马，完全拒绝参加”。惟一令人奇怪的事情是直到1920年斯大林还认为，列宁起初准备参加选举是一种“错误”；在那里，列宁本人已经承认他屈服于抵制的主张才是他真正的错误。
关于伊凡诺维奇参加抵制杜马选举问题的辩论的情况，有－个名叫德米特里耶夫斯基的人讲过一个绘声绘色的故事。这个故事似乎纯粹是捏造的。他写道：
“斯大林起初很激动。这是他第一次在党的领导集团的会议上讲话，也是他第一次在列宁面前讲话。但是列宁用充满兴趣的眼光看着他，表示赞许地点着头。斯大林的声音坚定起来。等他讲完话的时候，每个人都表示同意。他的观点被接受了。”作者和会议毫无关系。他的消息从何而来？德米特里耶夫斯基过去在苏联做过外交工作，是一个沙文主义者，一个反犹太主义者。他曾经短期参加斯大林派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后来在国外的时候当了逃兵，投入白俄右翼阵营。耐人寻味的是，德米特里耶夫斯基甚至作为一个赤裸裸的法西斯活动分子的时候还非常敬佩斯大林，憎恶斯大林的一切敌手，并且转述克里姆林宫制造的一切神话。但是现在让我们听他把故事讲下去吧。在开过讨论抵制杜马的会以后，他说，列宁和斯大林“一起走出开会地点——人民宫。天气很冷。寒风怒号。他们在塔墨尔福斯街道上继续走了很久。列宁对这个人很感兴趣，他曾经听说这个人是外高加索最坚决、最讲究实际的革命者之一。他要逼近地仔细瞧瞧他。他专心致志地、非常详细地问到他的工作，他的生活，他碰见过的人和他读过的书，问了很久。列宁有时会提出几点简单的意见……声调是满意的，赞许的。这正是他需要的那种人。”
德米特里耶夫斯基当时不在塔墨尔福斯，他不可能偷听到列宁晚间在街上和斯大林谈的话。从他的书里面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从来没有和斯大林本人谈过话，也没有把斯大林作为消息来源。然而从他这篇故事里，可以感觉到某种生动而且……熟悉的气味。经过一番苦苦的回忆，我发现德米特里耶夫斯基不过是把我关于我自己和列宁第一次见面和1902年秋天我和列宁在伦敦街头散步的情况的叙述改头换面地搬到芬兰去了。把一个神话人物的辉煌事迹移植到另一个神话人物身上去的做法在民间传说中是屡见不鲜的。官僚制度在创造自已的神话时也使用了同样的手法。
当柯巴终于从地方狭小的壳里脱颖而出、进入全党这个广阔的天地的时候，正好是26岁。诚然，他的出现几乎无人注意，他是在七年以后才成为中央委员的。尽管如此，塔墨尔福斯会议仍然是他生命中一块重要的里程碑。他访问了彼得堡，会见了党的工作干部，看到了党的机构，把自己和其他代表进行了比较，参加了讨论，被选进一个委员会，并且（如他的官方传记所说）“和列宁建立了明确的关系”。可惜的是，关于所有这些情况，现在知道得很少。
直到1906年4月才有可能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统一代表大会51。在那个时候，彼得堡苏维埃的人已经遭到逮捕，莫斯科的起义已经被粉碎，镇压的炮车辚辚辗遍全国。孟什维克向右翼溃退了。普列汉诺夫用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表达了他们的思想状况。他说：“我们本来不应当动用武器的！”布尔什维克继续忠实地坚持起义的道路。在革命的尸骸上，沙皇召开了第一届杜马。从这届杜马选举一开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自由主义者将战胜赤裸裸的反动保皇党人。几个星期以前还主张对杜马采取半抵制手段的孟什维克，现在把自己的希望从革命斗争转到用宪法手段取胜的道路上来。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期间，他们认为争取自由主义者支持是社会民主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布尔什维克则等待农民起义的进一步发展，期望这种发展会帮助无产阶级的斗争，使它重新展开攻势，同时把沙皇的杜马抛在一边。和孟什维克相反，他们继续支持抵制。就如失败后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意见的分歧立刻就带有激烈的性质。统一代表大会就是在这种恶兆下开幕的。
参加代表大会的拥有投票权的代表共计113名，其中孟什维克占62名，布尔什维克占42名。从理论上说，每300个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可以选举1名代表，所以可以说全党大约共有3.4万名党员，其中1.9万名是孟什维克，1.4万名是布尔什维克。考虑到竞选的激烈程度，这些数字无疑有很多夸大的成份。无论如何，在代表大会召开时，党已经不是在增长，而是在缩小。在113名代表中，梯弗里斯占11名，其中10名是孟什维克，1名是布尔什维克。这个惟一的布尔什维克就是化名伊凡诺维奇的柯巴。力量的对比在这里是用简单的算术数字准确地表现出来的。而贝利亚却胆敢说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在斯大林领导下”，使孟什维克在群众中陷于孤立，这些数字不能证明他说的话。此外，组织紧密的高加索孟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他们自己那一支派中间起了巨大的作用。
伊凡诺维奇相当积极地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这一点在记录上有案可查。但是，人们在读这份记录的时候如果不知道伊凡诺维奇就是斯大林，那就丝毫也不会注意他的讲话和评论。迟至十年以前还没有人引用过这些讲话。甚至党的历史学家也没有注意到伊凡诺维奇和党的总书记是同一个人。伊凡诺维奇被放在为审查大会代表选举资格而成立的一个技术性委员会里。这件任命尽管微不足道，然而具有象征性意义：柯巴对机械性的技术问题是十分在行的。顺带说一句，孟什维克曾经两次指责他在报告过程中说谎、现在无法证明提出指责的人本身是否客观。同样地，现在也不能不再次注意到这个事实：这种事件总是和柯巴的名字发生联系。
代表大会讨论的中心是土地问题。农民运动的发展几乎完全出于党的意料之外。旧的土地纲领几乎完全不侵犯大地主的土地。这个纲领根本垮台了。没收地主的土地成了当务之急。孟什维克为“市有化”纲领而斗争——也就是说，把土地转交给地方自治的民主机构。列宁主张在一切权力交归人民的条件下实行国有化。孟什维克的主要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提出：不能信赖未来的中央政府，不能用国家的土地基金使它武装起来。他说：“列宁梦想的那种共和国，一旦建立起来，也不会永远维持下去。我们不能在俄国不久就会建立和瑞士、英国或美国同样的民主秩序这个基础上办事。考虑到复辟的危险，国有化是危险的。……”这就说明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的期望是多么谨慎、多么有限！他认为只有在国家本身属于工人的情况下才能把土地转为国家所有。普列汉诺夫说：“……我们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就必须夺取政权。但是，既然即将发生的革命只能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我们有义务拒绝夺取政权。”普列汉诺夫使争取政权的问题——这是他的整个教条主义战略中的致命弱点——从属于预先为革命作出的社会学定义，说得更准确些则是从属于革命这个术语而不是从属于革命固有的力量之间真正的相互关系。
列宁主张由革命的农民委员会夺取地主的土地，并由立宪会议通过国有化法律来批准这种剥夺。他在文章中和讲话时都指出：我的土地纲领“完完全全是农民起义和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52在基本论点上，他仍然和普列汉诺夫是一致的：革命自始至终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布尔什维克的这位领袖不仅认为俄国不能单独建立社会主义——在1924年以前，甚至任何人都还没有想到提出这个问题——而且相信如果西方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俄国甚至连那将取得的民主性质的胜利也无法保持，正是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列宁最明确地表达了这个观点。他说：“俄国革命可以单靠自己的力量来取得胜利，但是它绝对不可能单靠自己的一双手来保持和巩固自己的胜利果实。只要西方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俄国革命就不可能做到这一步。”53如果按照斯大林后来的解释，认为列宁考虑的是外来军事干涉的危险，那就错了。不，他谈的是内部复辟的必然性，因为在土地革命后，作为小业主的农民会回过头来反对革命。列宁坚持说：“无论实行地方公有也好，国有也好，分配土地也好，复辟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小业主在任何占有和所有制的形式下面都是复辟的支柱。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以后，小业主必然会掉过头来反对无产阶级，而且，无产阶级和小业主的一切共同的敌人……被推翻得愈快，他们掉过头来反对无产阶级的情形也就来得愈快。我们的民主共和国除了西方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以外，没有任何后备军。”54
列宁认为，俄国民主主义的命运直接随欧洲社会主义的命运而转移。但是对于他说来，所谓“最后目的”和民主革命之间并不是隔着一个漫无边际的历史时期。早在争取民主的斗争时期，他就渴望带领支援的尖兵以最迅速的方式朝社会主义目标推进。土地国有化的意义在于：它打开了通向未来的窗户。他说，在民主革命和农民起义时代，不能仅限于没收地主的土地。必须比这走得更远——要给土地私有制度以致命的打击，为进一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清除道路。
伊凡诺维奇在这个革命关键问题上和列宁有不同的意见。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表示坚决反对国有化，主张把没收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关于这次意见分歧，记录里面已有充分的记载。然而直到今天，苏联几乎没有人知道这次分歧，因为谁也不准引用或评论伊凡诺维奇在辩论土地纲领时的发言。但是，这篇发言肯定是值得注意的。斯大林说：“既然我们和战斗的农民结成暂时的革命联盟，既然我们因此不能不考虑这些农民的要求，那么我们就应当支持这些要求，只要这些要求大体上不和经济发展趋向及革命进程相抵触就行了。农民要求分配土地，分配土地并不和上述现象相抵触（?)，这就是说，我们应当支持完全没收和分配全部土地的办法。从这个观点看来，土地国有和土地市有都是不能采纳的。”55〔若干年以后，〕斯大林〔又说〕，列宁在塔墨尔福斯就土地问题发表了极为精彩的演说，引起了普遍的热情，〔而不说明〕他不仅发言反对列宁的土地纲领，而且宣布这个纲领和普列汉诺夫的纲领“都”是不能采纳的。〔不仅如此，他在1924年还冒充在1906年就从这个纲领得到了强烈的印象。〕
首先，列宁在土地问题上的权威被认为是特别不可轻侮的，而一个对俄国情况一窍不通的高加索青年居然胆敢在土地问题上毫不妥协地出面反对自己一派的领袖，这个事实不能不引起惊讶。生性谨慎的柯巴照例既不喜欢在不熟悉的问题上冒险从事，也不喜欢居于少数地位。他通常只有在感觉大多数人都支持他的时候或者像若干年以后的情况那样，无论多数意见如何，他掌握的机构都保证他可以得到胜利的时候，才参加辩论。因此，他这次发言支持并不十分受人欢迎的。土地分配一定有更强有力的、使他不能不这样做的动机。按照现在，也就是隔了30多年以后所能作出的解释，斯大林的动机有两个，都是很能说明他的性格的。
柯巴参加革命时是个平民民主主义者，一个土包子，一个经验主义者。列宁关于革命的国际性的思想对他是不着边际的、陌生的。他希望找到近在眼前的“保证”。对个人土地所有制的向往在格鲁吉亚农民身上比在俄罗斯农民身上显得更强烈，而且得到远为自发的表现，因为格鲁吉亚农民缺乏直接的村社土地占有的经验。因此，这位来自吉第里洛村的农民的儿子肯定认为使这些小财产所有者得到一份额外的土地是防止反革命的最可靠的保证。因此可以清楚看出：在他的境况下，“分配主义”并不是一种教条主义的信念——说实在的，他对从学说中得来的信念会毫不在乎地加以拒绝——而是和他的最根本的性情气质、他的教养、他的社会环境完全合拍的有系统的纲领。事实上，20年后，我们还会在他身上发现这种“分配主义”故态复萌的现象。
柯巴的第二种动机似乎也是同样明白无疑的。在他看来，十二月起义的失败肯定使列宁的威信有所降低；他一向认为事实比思想更重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处于少数地位。柯巴和列宁站在一边不可能取胜。仅仅这个事实就大大减少了他对国有化纲领的兴趣。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认为和对方的纲领比较，分配土地的害处较小。因此，柯巴有理由希望在最后决定时，代表大会中的多数会就危害较小的方案达成协议。这样一来，激进民主主义者天生的气质就和阴谋家的策略考虑合而为一。但是柯巴的算盘打错了，孟什维克拥有很大的多数，所以当他们宁愿采取为害较大的方案时，不必选择危害较小的方案。
为了将来参考，必须指出：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期间，斯大林效法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暂时性”的，也就是说，仅限于完成共同的民主任务。他连想也没有想到应当指出，处于这种地位的农民将来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同盟军。20年后，对农民的这种“不信任”将被宣布为“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邪说。当然，20年后，许多事情都将改头换面重新出现。斯大林曾经在1906年宣布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土地纲领“都是不能采纳的”，认为分配土地“并不和经济发展趋向相抵触”。他心目中想到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向。当时他对迫在眉睫的社会主义革命丝毫没有认真考虑。他十分肯定地认为，还得过几十年才有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而在这个期间，资本主义的自然法则将执行使农村经济结构集中和无产阶级化的任务。柯巴在他的传单56中用圣经上的字眼“乐园”来形容遥远的社会主义的目标不是没有理由的。
代表主张分配土地的人作主要报告的当然不是实际上不见经传的伊凡诺维奇，而是较有权威的布尔什维克苏沃罗夫。苏沃罗夫相当详尽地发挥了这一派的观点。他争辩说：“据说这是资产阶级措施；然而农民运动本身就是小资产阶级性质的。如果我们能够给农民什么支持，也只有按照这个方向才有可能。和农奴制比较起来，农民的独立经济是进了一步；然而进一步的发展将会超过它。”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超过”——即摧毁和剥夺——资产阶级革命造成的独立农民以后，才能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当然，土地分配纲领的原作者并不是苏沃罗夫，而是革命前不久参加布尔什维克的激进派历史学家罗日柯夫。他之所以没有以报告人身份出现在代表大会上，只是因为当时他还在监狱里。罗日柯夫的观点在和本书作者论战时有了发展。按照这种观点，不仅俄国，甚至最先进的国家也远没有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还可以起进步作用，这种作用何时可以完成则还遥遥无期。为了推翻一切资本主义制度中最落后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无产阶级必须以分配土地作为代价和农民结成联盟。然后，资本主义就会逐步使土地集中在更强大、更进步的地主手中，从而一举摧毁平均地权之类的幻想。列宁把这种直接鼓吹依靠农业资本家的纲领的支持者按照他们的领袖的名字叫做“罗日柯夫派”57。指出下面这一点来不能说是多余的：对理论问题采取严肃态度的罗日柯夫本人在反动的年代里投奔到孟什维克那一边去了。
列宁在第一次投票时参加了分配派，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是为了不致分散反对土地市有的票数。他认为，分配土地的纲领危害性较小。但是他接着指出，虽然分配土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防止地主和沙皇复辟，不幸的是它也可能为波拿巴式的专制莫定基础。他指责主张分配土地的人“片面地看待农民运动，只考虑到过去和现在，没有注意到将来”58，没有注意到社会主义。所谓土地是“上帝的”而“不是任何人的”，这种农民观点十分混乱，而且用神秘的外衣掩盖着浓厚的个人主义，然而这种观点也包含一种进步倾向，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抓住这个倾向，利用它来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秩序。土地分配派对此一无所知。“实际工作者将会把现在的纲领庸俗化，……他们将会把小错铸成大错。他们会向那些高喊土地不属于任何人而属于上帝、属干国家财产的农民群众证明分配的优越性，他们这样就会玷辱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59。列宁所说的“实践家”在这里指的是眼界狭隘的革命家、只会按照短小精悍的公式进行宣传的人。当我们考虑到下述情况，这种批判就显得更为中肯了：在后来25年里，斯大林骄傲地把自己专门称为“实践家”，以别于“文人”和“侨民”。只是在政治机构保证他实际上可以取得胜利、使他不会受到批评的时候，他才把自己称为理论家。
普列汉诺夫认为，土地问题和政权问题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种看法当然是对的，但是列宁也了解这种联系的性质，而且大概比普列汉诺夫了解得更为深刻。根据他的提法，为了使国有化成为可能，革命必须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他对这种专政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作了严格的区别。和普列汉诺夫不同，列宁认为土地革命将由老百姓来完成，而不是自由主义者来完成，否则就根本不能完成。但是，他鼓吹的“民主专政”还是含糊不清、自相矛盾的。据列宁说，如果小业主的代表在革命政府中占了统治地位——在20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不大可能发生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政府就有成为反动势力的工具的危险。然而如果接受无产阶级在土地革命以后必须会接管政府的论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就没有什么界限了，因为一个革命会自然而然地转为另一个革命，这就成了“不断”革命了。列宁对这种论点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但是，不用说，柯巴这个“实践家”和“分配派”对不断革命的前景是极端蔑视的。在和孟什维克辩论和维护革命的农民委员会是夺取地主土地的工具这一论点时，伊凡诺维奇说：“如果说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那么农民的解放也只能是农民自己的事情。”60事实上，这个四平八稳的公式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浅薄的模仿。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之所以具有很大的重要性，正是因为小资产阶级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不言而喻，如果没有农民以武装分遣队、地方委员会等等形式积极参加，是不可能进行农民革命的。然而农民革命的命运不决定于乡村，而是决定于城市。农民阶级在现代社会中是缺乏定形的中世纪的残余，它不可能有独立的政策；它需要外来的领袖。两个新兴的阶级在夺取对农民的领导权。如果农民跟着自由资产阶级走，革命就会半途而废，结果还会倒退。如果农民以无产阶级作为领袖，革命就会不可避免地超出资产阶级的范围。不断革命的前景正是建立在历史发展比较落后的资产阶级社会里这种特殊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础上的。
尽管如此，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没有人为这种前景辩护。我在彼得堡监狱里的时候，曾经再次企图阐明这种前景。当时，起义已经被打退，革命在退却中。孟什维克渴望和自由主义者结成联盟。布尔什维克处于少数地位，而且已经分裂。不断革命的前景似乎受到了损害，必须等待11年才能重整旗鼓，卷土重来。代表大会在62票赞成、42票反对和7票弃权的情况下通过了孟什维克的市有化纲领。这个事实对未来事件的发展没有发生任何作用。农民仍然不理睬这个纲领，自由主义者则敌视它。1917年，农民接受了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同样也接受了土地国有化。
伊凡诺维奇在代表大会上的另外两次发言仅仅是扼要转叙了列宁的演说和文章。在总的政治形势问题上，他理直气壮地攻击了孟什维克努力使群众运动适应自由资产阶级的政治路线、从而削弱群众运动的行为。他重申了人所共知的公式：“或者是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或者是民主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这就是党内存在着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意见分歧的所在。”61但是这个演说家远没有了解这种选择的全部历史含义。“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意味着无产阶级对全国一切革命力量，首先是对农民握有无上的政治权力。在革命彻底胜利的情况下，这种“领导权”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以及专政所包含的一切后果。然而伊凡诺维奇坚决保持这样一种看法，认为俄国革命只能为资产阶级政权扫清道路，此外就不能起什么作用。他以某种令人无法理解的方式，把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和农民奉行独立政策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认为农民可以用把土地分成小块的办法使自己得到解放。
这次所谓“统一”代表大会的确使党内两个主要派别以及民族组织——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和犹太崩得派——统一起来。因此代表大会是名符其实的。但是代表大会的真正意义，如列宁所说，倒在于这个事实：它“大大帮助了我们更清楚地划分社会民主党右翼和左翼的界限”62。如果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分裂不过是一种“预测”，后来就得到克服，那么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的“统一”则只是通向六年以后彻底分裂的道路上的一块里程碑。然而在代表大会过程中，列宁远没有想到分裂是不可避免的。1905年几个月动乱的经验和孟什维克当时急骤向左转的情况记忆犹新。尽管他们后来，就像克鲁普斯卡娅写的那样，“十分清楚地把牌摊了出来”，据她说，列宁仍然希望“革命浪潮的新高涨——他对这种高涨是毫不怀疑的——将会压倒他们，使他们接受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但是，革命的新高潮并未到来。
列宁在代表大会闭幕以后，立即写了一份给党的呼吁书，对通过的决议进行了克制的然而毫不含糊的批评。在呼吁书上签名的是纸面上已经解散的“前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参加代表大会的42个布尔什维克里面，只有26个人在呼吁书上签了名，伊凡诺维奇不在其中，正如他这个集团的领袖苏沃罗夫没有签一样。主张分配土地的人显然认为他们和列宁集团的意见分歧如此重要，所以尽管呼吁书在土地问题上措辞十分谨慎，他们仍然拒绝和列宁集团联名出现在党的面前。在今天的党的官方出版物上寻找对这件事的评论是枉费心机的。然而，列宁在他印发的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内容包罗很广的报告中也根本没有提到伊凡诺维奇的任何演说，虽然他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辩论的情况，提到了既包括孟什维克也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一切重要发言人。列宁显然并不认为伊凡诺维奇的演说对辩论具有30年后人们企图赋予的那种重要意义。斯大林在党内的地位——至少从表面上看——没有改变。没有人提出让他担任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包括七个孟什维克和三个布尔什维克：克拉辛、李可夫和杰斯尼茨基。和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以前一样，柯巴在会后仍然只是“高加索范围”的一个党的工作者。
在革命年代的最后两个月里，高加索处在翻滚沸腾的状态中。1905年12月，已经取得外高加索铁路和电信管理权的罢工委员会开始调整梯弗里斯的运输活动和经济生活。郊区掌握在武装工人手中。但是为时不久。拥有武装的当局迅速击退了他们的敌人。梯弗里斯省宣布戒严。库泰依斯、契图阿里和其他一些地方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格鲁吉亚西部在苦痛中孕育着农民起义。12月10日，高加索警察局长希林金向彼得堡主管部门负责人报告说：“库泰依斯省处于紧急状态。宪兵已被解除武装，叛乱分子已经占领铁路西段，自行卖票和维持公共秩序。……我尚未收到来自库泰依斯的报告。宪兵已经撤离铁路线，集中在梯弗里斯传递报告的信使遭到革命分子的搜查，文件遭到没收；那里的局势是不能容忍的。……总督由于思虑过度，业已病倒。……详细情况将邮寄上，如不可能，则派信使送上。……”
所有这一切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觉悟过来的群众的集体主动性当然是主要原因：而每走一步，这种集体主动性必须以某些个人作为它的代表、组织者、领袖。柯巴不在其列。他是在事件明朗化以后才不慌不忙地加以评论。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有可能在最激动人心的时刻离开当地到塔墨尔福斯去。他离开了没有人注意，他回来了也没有人注意。
莫斯科起义遭到镇压使危机达到顶点。那时候，彼得堡的工人被前些日子的战斗和停工关厂事件弄得精疲力竭，已经处于消极状态。在莫斯科起义被压制下去以后，外高加索、外波罗的海地区和西伯利亚的革命也相继遭到镇压。反动派开始恢复常态，虽然周围整个潮水已在涌退，后起的浪头却仍在涌进，所以布尔什维克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所有的革命政党都坚决相信最大的浪头即将涌至。列宁有些缺乏信心的追随者对他暗示，反动可能已经开始。他答复说：“我将是最后一个承认这一点的！”俄国革命的脉搏继续从工人罢工中得到最有力的表现。罢工一直是动员群众的基本方法。1905年，罢工人数达到275万；1906年也将近100万人。这个数字本身是巨大的，然而也说明罢工人数已急骤减少。
根据柯巴的解释，无产阶级的失败属于插曲性质。这种失败，“首先因为人民没有武器或武器太少——不管你怎样觉悟，赤手空拳是挡不住枪弹的！”，63这种解释显然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用赤手空拳“挡住”枪弹自然是很困难的。但是失败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农民并没有全部起来；俄国中部起义的农民比边远地区少。军队只有一部分被争取过来。无产阶级还没有真正了解自己的力量，也没有真正了解敌手的力量。1905年是作为“总排演”的一年而载入史册的——它的无可估量的意义正在于此。但是列宁只是在事后才能指出这一点来。在1906年，他自己也在等待迅速摊牌。是年l月，柯巴用他照例是过分简单化的方式转述了列宁的意思。他写道：“我们的任务是消除任何动摇，反对任何犹豫，坚决执行进攻政策……一句话，团结的党、党所组织的起义和进攻的政策，这就是我们今天保证起义胜利所需要的条件。”64甚至连孟什维克都还不敢明目张胆地说革命已经完结。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伊凡诺维奇得到机会可以无需害怕驳斥地宣称：“总之，我们是处在新爆发的前夜……在这一点上大家是一致的。”65事实上，在那个时候，“爆发”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进攻的政策”越来越变成进行游击冲突和零散打击的政策。全国各地到处出现所谓“没收”的洪流——武装抢劫银行、财库和其他储金机构。
革命的瓦解正在失去进攻的主动权。主动权正在转到政府手中去。当时．政府正在设法弥补自已已经受到打击的神经。在秋冬两季，革命政党开始从地下转入公开。戈矛未停而面盔已去。沙皇的警察代理人可以直接看到敌人的面孔了——所有的敌人和其中每个人。1905年12月3日，随着彼得堡苏维埃成员的被捕恐怖统治时期开始了。一切曾经使自己遭到怀疑、而又没有设法隐藏起来的人都一一被捕。杜巴索夫海军上将战胜了莫斯科的战士。这只是使当时的镇压行为更显得险恶。从1905年1月到l906年4月27日〔旧历5月10日〕召开第一届杜马时为止，根据大略估计，沙皇政府屠杀了1.4万多人，处决了1000多人，打伤了2万人并且逮捕、流放和监禁了大约3万人。牺牲者主要是在l905年12月和1906年最初几个月遭到杀害的。柯巴并没有挺身而出，把自己“当做靶子”。他既没有受伤，也没有流放，也没有被捕。他甚至不需要躲起来。和从前一样，他仍然留在梯弗里斯。这绝对无法用他个人办法高明或幸运的巧合来解释。他秘密地、偷偷摸摸地去参加塔墨尔福斯会议是可能的。但是偷偷摸摸地领导1905年的群众运动却是完全不可能的。在小小的梯弗里斯，任何“幸运的巧合”也无法保护一个活跃的革命家。事实上，柯巴对重要的事件采取了如此超然的态度，以至警察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在1906年年中，他仍然在一家合法的布尔什维克报纸的编辑室里过着悠闲的生活。
与此同时，列宁隐匿在芬兰的考卡拉，和彼得堡以及全国各地都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其他成员也在那儿。各地秘密组织被割断的联系就在这个地方重新连接起来，经过重新组织。克鲁普斯卡娅写道：“我们和来自俄国每个角落的同志讨论了我们的工作”她提到一些名字，其中包括在乌拉尔地区“拥有很大影响”的斯维尔德洛夫。她附带还提到伏罗希洛夫和其他的人。但是，尽管官方的批评进行了不祥的谴责，她在这个时期一次也没有提到斯大林。而这并不是因为她避免提斯大林的名字；相反地，只要有任何微小的事实根据，她总是努力突出斯大林。她在记忆中根本找不到他的影子。
1906年7月8日，第一届杜马被解散。左翼政党呼吁的抗议罢工没有实现：工人们已经懂得单靠一次罢工是不够的，而他们现在没有进行比罢工更进一层的任何斗争的余力。革命者阻止动员新兵的企图遭到惨败。斯维阿波尔格堡垒的起义有布尔什维克参预其事，结果证明只是一次孤立的发动，迅速遭到了镇压。反动势力增强了。党愈来愈深地转入秘密状态。克鲁普斯卡娅写道：“伊里奇事实上从考卡拉指导布尔什维克的全部活动。”她又提到一些名字和轶事，但是没有提到斯大林。在谈到党在11月间在帖里奥基召开的讨论第二届杜马选举问题的会议时，也没有提到他。柯巴没有到考卡拉去。据说，他和列宁在1906年通过信，但是现在一丝痕迹也没有保存下来。他们尽管在塔墨尔福斯见过面，然而并没有建立个人联系。斯德哥尔摩的第二次会晤也没有使他们有任何进一步的接近。克鲁普斯卡娅谈到在瑞典首都作的一次散步，参加者有列宁、李可夫、斯特罗耶夫、阿列克辛斯基等等，其中没有提到斯大林。还有一种可能情况是，由于土地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个人关系几乎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变得紧张起来：伊凡诺维奇没有在呼吁书上签名，所以列宁在报告中也没提到伊凡诺维奇。
按照塔墨尔福斯和斯德哥尔摩通过的决议，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统一起来了。柯巴没有成为统一区委员会的委员。但是，如果贝利亚的话值得相信，他的确成了1906年暗中和党的正式委员会平行存在的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常务局的委员。然而现在没有证据可以说明常务局的活动以及柯巴在其中起过什么作用。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梯弗里斯—巴土姆时期的“委员”对组织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如果不是实质上、至少是表现形式上有了变化。柯巴再也不敢要求工人承认他们还不够成熟，还不够资格担任委员。苏维埃和工会使革命工人处于最重要的地位，他们往往证明比大多数地下工作知识分子更能领导群众。正如列宁预见到的情况一样，“委员们”不得不颇为突然地改变自己的看法，至少是改变自己的论点。现在柯巴在报纸上为党需要民主进行辩护；不仅如此，他还主张实行由“群众自行决定问题、自行采取行动”的民主。仅仅通过选举实行民主是不够的：“拿破仑第三是普选产生的；然而谁不知道这位选举出来的皇帝是人民的最大的奴役者呢？”倘若贝索什维里（这是柯巴当时的笔名）能够预见到自己的未来，他是不会提到波拿巴式的公民投票的。但是有许多事情他都没有预见到。他的预见的才能只适用于很短的距离。我们以后将会知道，这一点不仅是他的弱点，而且是他的优点——至少在某个时代是如此。
无产阶级的失败迫使马克思主义退居防守地位。在雨骤风暴的几个月里沉默下去的敌人和反对派重新抬头了。左翼和右翼都认为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应当为反动派的猖獗负责。站在右边的是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民粹党人；站在左边的是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对1905年的运动没有起任何作用。彼得堡苏维埃里面只有三派——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在苏维埃垮台以后的悲观失望的气氛中得到了更响亮的共鸣。这次退潮在落后的高加索也留下了印记。高加索许多方面的条件比俄国其他地方更有利于无政府主义的发展。作为维护当时已经受到攻击的马克思主义阵地的作用的一部分，柯巴用自己故乡格鲁吉亚的文字在报纸上就“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问题写了一系列文章。66这些文章证明，作者用意是良好的，然而并不值得转述，因为它们本身不过是别人作品的转述。要从这些文章里寻章摘句也殊非易事，因为它们都是平铺直叙，浅露板直，而要想挑选任何带有个性的句子则更为困难。他的这部作品从来没有再版；指出这点已经够了。
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仍然认为自已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右边出现了联邦主义者的政党——一个部分地模仿社会革命党、部分地模仿立宪民主党的地方组织。贝索什维里十分有理地谴责了这个党喜欢玩弄懦弱的手段和妥协的倾向。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使用了相当大胆的形象性的语言。他写道：“大家都很知道，每种动物都具有明确的颜色。但是变色蜥蜴的性格对这一点感到不满足；和狮子在一起它就带上狮子的颜色；和狼在一起它就带上狼的颜色；和青蛙在一起它就带上青蛙的颜色。视什么颜色对它最有利而定……”对变色蜥蜴的这种污蔑，动物学家可能会提出抗议。但是，既然这位布尔什维克批评家基本上是正确的，作为一个没有当成乡村牧师的人，他的文笔是可以原谅的。
柯巴－伊凡诺维奇－贝索什维里在第一次革命时期的活动这里已经全部谈到了。即使纯粹从数量上说，也是不多的。然而作者已经作了很大努力，避免遗漏任何值得注意的事情。问题在于柯巴缺乏想像力，智慧并不十分丰富。脑力劳动的锻炼对他是格格不入的。只有无法抗拒的个人动机才能促使他对一件工作锲而不舍、持之以恒。革命把他撇在一边了，他没有从这次革命中找到使他奋发的动机。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对革命的贡献和革命使他个人得到的利益比较起来显得少得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