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革命者的个人生活总是被放在次要地位、受到抑制的。然而生活继续存在。和迪耶戈里维拉风景中的棕桐树一样，爱情从沉重的石头底下挣扎出来，迎向太阳。爱情和革命几乎总是合为一体的。同样的思想、同样的斗争、同样的危险以及与世隔绝的共同处境结成了强有力的纽带。夫妇们在地下活动中碰在一起，为监狱所分离，在流放中又相互寻找，重新聚首。我们对斯大林青年时代的个人生活情况知道得很少，但是由于这一点点情况为我们了解斯大林这个人提供了帮助，因此更值得宝贵。
伊雷马什维利告诉我们：“他是1903年结婚的。据他自已看来，他的婚姻是幸福的。诚然在他自己的家里，找不到他所鼓吹的作为新型国家基本婚姻形式的男女平等。但是，和任何其他的人分享平等权利都是不符合他的性格的。他的婚姻是幸福的，因为他的妻子的一般智力赶不上他，把他当做半仙似的人物看待；而且作为一个格鲁吉亚女人，她是在迫使妇女侍候男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中长大的。尽管伊雷马什维利自认为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他却几乎像信仰宗教似地赞成实质上使格鲁吉亚妇女成为家庭奴隶的那种传统。他认为柯巴的妻子和柯巴的母亲卡佳具有同样的特点。他说：“这位地道的格鲁吉亚妇女……全心全意地关怀她丈夫的幸福。无数的夜晚，她都是在虔诚的祈祷中度过的，等待着忙于参加秘密会议的沙夏。她祈祷着，希望柯巴会抛弃得罪上帝的思想，回到勤恳劳动、安分守己的宁静的家庭生活中来。”从这些话里，我们不无惊异地知道，在13岁就拒绝宗教的柯巴居然娶了一个天真幼稚、虔信宗教的妻子。如果是在一个稳定的资产阶级环境里，这种情况可能不足为奇。在那种环境中，丈夫自认为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或者把参加共济会仪式当做娱乐，而他的妻子在刚和别人通奸以后可以规规矩矩地跪在忏悔席向神父忏悔。但是在俄国革命者当中，这类事情被看得极其严重。他们的革命哲学的核心根本不存在贫血的不可知论，而只有战斗的无神论。宗教和他们经常冒着危险与之斗争的一切事物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怎么能够在个人生活中对宗教表示任何容忍呢？在早婚的劳动人民当中，可能发现不少丈夫结婚以后变成了革命者而妻子仍然固执地抱住旧的信仰不放的例子。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也会导致戏剧性的冲突。丈夫将会对妻子保守秘密，不让她知道自己的新生活，会和妻子愈来愈疏远。还有些例子是丈夫会把妻子争取过来，使她赞成自己的观点离开她的亲属。青年工人经常抱怨，说他们很难找到不受旧的迷信束缚的女孩子，在青年学生中，选择伴侣要容易得多。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和一个宗教信徒结婚的例子几乎是不存在的。并不是说，关于这一点有任何规定。但是这种情况和这些人的习惯、思想和感想是不符合的。柯巴无疑是一个罕有的例外。
思想观点的分歧似乎并没有导致戏剧性的冲突，“这个精神上处于坐立不安状态、感觉自己一举一动都有人窥察、都受到沙皇秘密警察不断监视的人，只有在自己穷苦的家里才能找到爱情。除了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和他的母亲以外，他对其他所有人都充满蔑视”。伊雷马什维利描绘的这幅田园风味的家庭景象使人们可以得出推论认为柯巴对自己的亲密伴侣的信仰已经容忍到放纵的程度。但是，这种情况和他的专横的性格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容忍，实际上一定是精神上漠不关心。柯巴并不希望在妻子身上找到一个可以分享他的观点或至少是他的雄心壮志的朋友。他只需要一个百依百顺、忠心耿耿的女人就满意了。在思想观点上，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感情和精神需要上，他是来自吉第里洛村的奥谢第亚人维佳的儿子。他对妻子的要求并不比他的父亲已经从长期受苦受难的卡佳身上得到满足的要求为多。
伊雷马什维利在年代方面并非一贯无懈可击。他在谈个人生活时比谈政治时记的年代较为可靠。但是他讲的斯大林结婚的日子有点令人怀疑。他说是1903年。可是柯巴于1902年4月被捕，1904年2月才从流放地回来。婚礼可能是在监狱里举行的。这种例子并不罕见。然而婚礼也有可能是1904年初他逃出流放地以后才举行。如果是这样，对于一个处于“非法”身份的人来说，在教堂举行婚礼是有一定困难的；然而从当时、特别是高加索的原始方式来看，来自警察方面的障碍不是不可克服的，如果柯巴是流放以后结婚的话，就可以部分地说明他在1904年政治上消极的原因。
柯巴的妻子——我们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67——死于1907年；据某些报道说，是患肺炎死的。当时，两个沙夏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伊雷马什维利抱怨说：“他从此把斗争的矛头针对着我们——他过去的朋友。每次开会和讨论的时候，他都对我们进行最野蛮、最放肆的攻击，到处设法散布对我们的恶感和仇恨。如果可能，他一定会用火与剑把我们连根拔掉。……但是格鲁吉亚绝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和我们站在一起。这种情况只是使他更生气、更恼恨。”然而格鲁吉亚的风俗是难以改变的。尽管政治上有分歧，伊雷马什维利在柯巴的妻子去世的时候仍然去看他，对他表示安慰。伊雷马什维利写道：“他十分郁郁不乐，但是用友好的态度接待我，和往昔的情况一样。这个冷酷的人面容苍白，反映出他忠实的生活伴侣的死给他带来的深心的痛楚。他情感上的苦痛一定很深刻，历时很久，因为他已无法对外人掩盖了。”死者的葬礼是完全按照东正教规定的仪式举行的。她的亲属坚持要这么办。柯巴也没有反对。伊雷马什维利告诉我们：“当人数不多的送葬行列到达墓园门口时，柯巴紧紧握住我的手，指着棺材说道：‘沙夏，这个人使我的铁石心肠也变软了；她死了，而我对整个人类的最后一点温暖的感情也随她一起死去了。’他用右手按着心口说：‘整个心里都如此寂寞，说不出的寂寞！’”这些话可能使人感觉悲伤中带有戏剧性，显得矫揉造作，然而也可能是真的，因为这里指的是一个第一次遭受深心痛苦打击的青年人，而且我们将来还会在斯大林身上发现同样的喜欢故意做出沉痛样子的倾向——这是性情严厉的人当中并不少见的特点。他表达感情的笨拙方式则是正教中学练习讲道时遗下的影响。
柯巴的妻子给他留下了个漂亮柔弱的小男孩。在1919年至1920年期间，这个男孩在梯弗里斯中学念书，伊雷马什维利在那所学校当教员。不久以后，他父亲就把雅沙转到莫斯科去了。将来我们在克里姆林宫还会碰到他的。这就是我们知道的关于这次婚姻的全部情况。从时间上说，这次婚姻（1903年至1907年）和第一次革命的时间正好吻合。这种吻合并非偶然：革命者个人生活的节奏总是和伟大事件的节奏十分密切地纠缠在一起，所以不可能有偶然的吻合。
伊雷马什维利坚决地说：“从埋葬妻子那一天开始，他就失去了最后一点点人的感情。他的心里充满了无法描叙的恶毒的仇恨——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的残暴的父亲就使他开始产生这种仇恨了。他带着嘲弄地压制自己内心的冲动。这种冲动愈来愈少出现。他对自己冷酷无情，对所有的人也都冷酷无情。”这就是他在反动时期的情况。在此期间，反动势力己在全国展开攻势。
90年代后半期间开始的群众罢工意味着革命已经临近。但是每年罢工人数平均还不到5万。1905年，这个数字激增到275万；1906年减少到100万；1907年减少到75万，包括重复罢工的数字在内。这就是三年革命期间的数字。世界上过去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罢工浪潮！反动时期开始于1908年。罢工人数立刻下降到17.4万；1909年减少到6.4万；1910年更减少到5万。但是，当无产阶级正在迅速紧缩自己的队伍的时候，被他们唤醒的农民不仅继续进攻，而且还加强了自己的攻势。在第一届杜马存在的几个月期间，破坏地主田庄的事件特别普遍。出现了军队哗变的浪潮。在1906年7月斯维阿波尔格和喀琅施塔得起义的企图被镇压下去以后，沙皇政府的胆量更壮了。它建立了军事法庭，并且在参议院帮助下使选举法归于无效。但是它并没有得到它希望得到的结果。第二届杜马结果比第一届杜马更激进。
1907年2月，列宁用下面这段话说明了俄国政治局势的特点：“最野蛮最无耻……；选举法在全欧洲最反动；而最落后国家的人民代表机关的成员却是欧洲最革命的！”68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发展下去就是新的更剧烈更明显的革命危机。”69这个结论后来证明是错误的。尽管革命还有力量影响沙皇的冒牌议会制度，革命已经支离破碎了。它引起的动荡愈来愈微略。
社会民主党也经历着类似的过程。党员人数继续在增加，但是党对群众的影响缩小了。一年以前10个社会民主党人就能领导许多工人走上街头，现在100个社会民主党人也带不动那么多工人了。作为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一般来说，作为具有继续存在价值的演变——的革命运动的各个不同的方面在内容上或行动上并不是一致的，也不是协调的。不仅工人，而且连小资产阶级在被沙皇政权打败以后，也企图在公开的斗争中用投左派的票的办法进行报复；但是他们已经不能进行一场新的起义了。失去了苏维埃的机构并且失去了同群众的直接联系——群众已经迅速陷入心情黯淡、漠不关心的状态——，比较积极的工人们感觉需要有一个革命的党。因此，这一次，杜马的向左转和社会民主党的扩大是革命走下坡路的征兆，而不是革命高涨的征兆。
毫无疑问，列宁甚至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承认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在经验最后证明以前，他仍然以革命的预测作为自己政策的基础。这就是这位战略家的根本守则。他在1906年10月写道：“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应当第一个站在最坚决的、最直接的斗争道路上，应当最后一个采取较为迂回的斗争方式。”70直接斗争包括游行示威、罢工、总罢工和警察冲突以及起义。迂回的方式是利用合法机会，包括议会制度，来动员力量。这种战略必须意味着这样的危险：在采取战斗性的手段的客观条件已经不再具备时，仍旧采取战斗性的手段。然而在革命政党的天平上，战术上的危险远小于在战略上赶不上发展以及看不见革命形势的危险。
1907年5月在伦敦举行的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参加人数之多著称。在“社会主义的”教堂大厅里，有302名有投票权的代表（每500个党员选出一个代表）,50个左右的有发言权的代表，还有不少客人。在代表当中，90人是布尔什维克，85人是孟什维克。民族代表团站在这两派的“中间”。在上一次代表大会上出席的代表是1.3万个布尔什维克和1.8万个孟什维克选举出来的（每300个党员选1名代表）。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和伦敦代表大会之间的12个月里，党在俄国的党员从3.1万人增加到7.7万人，即增加了一倍半。派别斗争愈激烈，数字必须愈夸大。但是，无疑的是，先进工人们在这一年里的确不断入党。与此同时，左翼以比它的对手迅速得多的速度壮大起来。在1905年的苏维埃里，孟什维克占着优势；布尔什维克处在微弱的少数地位。1906年初，两派在圣彼得堡的力量大约不相上下。在第一届杜马和第二届杜马之间的间歇时期，布尔什维克开始领先。到第二届杜马召开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先进工人中取得完全控制地位。从通过的决议的性质判断，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是孟什维克的大会，而伦敦代表大会则是布尔什维克的大会。
党向左转的趋势受到当局的密切注意。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警察厅曾经对它的地方机构解释说：“处在目前这种思想状况的孟什维克集团所能带来的危险不像布尔什维克所能带来的危险那么严重。”关于代表大会的进程，警察厅的一个外国代理人在例行报告中有下列评语“讨论过程中发言为极端革命观点辩护的有斯坦尼斯拉夫（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波克罗夫斯基（布尔什维克）、提斯科（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为机会主义观点辩护的有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孟什维克领袖）”。Okhrana71的这个特务接着说：“情况清楚说明，社会民主党人正趋向于采取革命的斗争手段……由于杜马而得到发展的孟什维克，当杜马表现无能的时候就衰落下去，使布尔什维克、或者毋宁说是使极端革命倾向得到充分发展的余地”。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内部情绪的转变远较复杂和不一致。因此，当先锋队受到自己的经验的鼓舞而向左转的时候，由于失败而灰心丧气的群众却向右转了。反动的气息已经笼罩在代表大会头上。列宁在5月12日的会议上说：“我们革命正处在困难时期，需要有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政党那种坚强的意志、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才能顶住怀疑、消极、冷淡和不愿意斗争的情绪。”72
有一个法国传记家写道：“斯大林在伦敦第一次遇见托洛茨基。但是后者几乎没有注意他。彼得堡苏维埃的领袖不是对人一见如故或者不需要真正情投意合就可以混得很熟的那一种人。”无论这种说法是对还是不对，事实上我最初是从苏瓦里纳的书上知道柯巴出席过伦敦代表大会，后来才从正式记录中得到证实。和在斯德哥尔摩一样，伊凡诺维奇不是302名拥有投票权的代表之一，而是作为仅有发言权的42名代表之一参加大会的。布尔什维主义在格鲁吉亚的力量还如此薄弱，以致柯巴在整个梯弗里斯还搜罗不到必要的500票！伊雷马什维利写道：“甚至在柯巴和我的故乡哥里，连一个布尔什维克也没有。” 在代表大会辩论过程中，柯巴的竞争对手、高加索主要布尔什维克之一和未来的中央委员邵武勉证明，孟什维克在高加索处于完全支配地位。他抱怨说：“高加索孟什维克充分利用他们在高加索的压倒多数和正式的统治地位。尽一切努力阻止布尔什维点当选。”在同一个邵武勉和伊凡诺维奇签署的一个声明中，我们看到这样一句话：“高加索的孟什维克组织几乎全部是城市和乡村小资产阶级组成的。”在高加索18万名党员中，工人不超过6000人；但是，甚至大多数工人也追随孟什维克。
柯巴被指派为一个仅仅具有发言权的代表，这件事还引起一个不是没有辛辣讽刺意味的插曲。在代表大会轮到列宁担任主席的时候，他建议不加讨论地通过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决议。这个决议建议给四名代表以发言权，其中包括伊凡诺维奇。毫不倦怠的马尔托夫在他的座位上喊道：“我希望知道得到发言权的人是谁？这些家伙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来的？等等”。列宁回答说：“我的确不知道，但是代表大会可以信赖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一致意见。”马尔托夫可能已经拥有关于伊凡诺维奇的历史的特殊性质的某些秘密情报——这一点我们以后要比较充分地谈到——，而且正因为这个原因，列宁才赶忙提到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一致意见，借以结束这个不祥的暗示。无论如何，马尔托夫认为，把“这些家伙”当做微不足道的人是适当的，所以他才问道：“他们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来的？等等”，而列宁不但没有反对这种提法，而且证实了它。在1907年，不仅在普通党员中，甚至在出席代表大会的300名代表中，斯大林还是一个完全不见经传的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决议是通过了。许多代表没有投票。
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柯巴一次也没有利用给予他的发言权。代表大会开了将近三个星期，讨论极为广泛和充分。发言人数很多，然而伊凡诺维奇的名字一次也没有出现。他的签名也只出现过两次，这是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关于他们和当地孟什维克的冲突的两个简短的声明。甚至在这两个声明上，他的签名也排在第三位。此外，他在代表大会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为了充分了解这种情况的意义，必须了解代表大会幕后活动情况。在正式会议休会期间，各个派别和民族组织都分别开会制定自己的行动路线和指定自己的发言人。由此可知，在三个星期的辩论中，一切比较令人注意的党员都参加了辩论，然而布尔什维克派并不觉得应当委托伊凡诺维奇发一次言。
在代表大会最后几次会议过程中，有一次会快开完的时候彼得堡一个年轻的代表发言了。所有的人都匆匆离开自己的座位，几乎没有人听他讲话。演说者不得不站到椅子上去，以便吸引大家注意。但是，尽管存在这些极为不利的情况，他终于设法把愈来愈多的代表吸引到他周围来，不久以后会场就安静下来了。这次演说使这个初出茅庐的人成了中央委员会委员。注定只能一语不发的伊凡诺维奇对这位年轻的新来者——季诺维也夫当时只有25岁——的成就可能并不同情，然而决非毫无妒嫉的。任何人都丝毫没有注意这位没有利用自己的发言权的雄心勃勃的高加索人。出席代表大会的一个普通代表、属于布尔什维克的冈杜林在回忆录中写道：“休会期间．我们通常都围住这个或那个重要工作人员，向他提出一大堆问题。” 在代表当中，冈杜林提到李维诺夫、伏罗希洛夫、托姆斯基和当时还不大出名的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但是他一次也没有提到斯大林。然而他的回忆录是1931年写的，当时，要忘掉斯大林比记住他要困难得多。
被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布尔什维克有麦什科夫斯基、罗日柯夫、泰奥多罗维奇和诺根。候补委员有列宁、波格丹诺夫、克拉辛、季诺维也夫、李可夫、尚切尔、萨麦尔、列切曾、塔拉图塔和阿·斯米尔诺夫。这一派最卓越的领导人被选为候补委员是为了把能够在俄国国内工作的人放在最前线。但是伊凡诺维奇既不是委员也不是候补委员。如果用孟什维克玩弄阴谋诡计作为理由来说明这一点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候选人是各派自行挑选的。选入中央委员会的某些布尔什维克，像季诺维也夫、李可夫、塔拉图塔和阿·斯米尔诺夫同伊凡诺维奇属于一代，实际年龄甚至比他还小。
代表大会闭幕以后，布尔什维克派在他们的最后一次会议上选举了一个秘密的布尔什维克中心，即所谓“B.C.”73，共有15名委员，其中有当时的以及后来的理论家和“文人”，例如列宁、波格丹诺夫、波克罗夫斯基、罗日柯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还有最卓越的组织工作者，例如克拉辛、李可夫、杜勃洛文斯基、诺根等等。伊凡诺维奇也不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这件事的意义十分清楚。斯大林并不是全党知名的，所以他不可能成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另一个障碍——让我们暂时承认这一点——在于高加索的孟什维克对他特别仇恨。但是，倘若他在自己派别内部具有任何重要性和影响的话，他一定会成为布尔什维克中心的成员，因为这个中心迫切需要在高加索有个权威性的代表。伊凡诺维奇本人一定梦想在布尔什维克中心得到一席地位，但是结果并没有找到任何地位。
从这一切情况来看，柯巴究竟为什么到伦敦去呢？他既不能以拥有投票权的代表资格举手，也不需要他来发言。他在布尔什维克派的秘密会议上显然也没有起任何作用。如果说他此行完全出于好奇——见见世面——是不可想像的。他一定担负着另外的任务。究竟是什么任务呢？
代表大会于5月l9日结束。早在6月1日，斯托雷平首相就对杜马提出挑战，要求杜马立刻开除55名社会民主党议员，并准予逮捕其中16名。警察不待杜马授权就在6月2日晚上进行了逮捕。6月3日，杜马宣布闭会。在这次政府改组的过程中颁布了新的选举法。全国各地同时发生了经过事前仔细策划安排的大规模逮捕。被捕入狱的人里面有铁路工人，这是为了预防总罢工。黑海舰队和基辅一个团企图哗变，也以失败告终。专制政权胜利了。当斯托雷平照镜子的时候，他看到了圣乔治胜利勋章的影子。
革命的明显的瓦解给党以及布尔什维克派本身都带来了几次新的危机。布尔什维克绝大多数采取了抵制的立场。这几乎是对政府暴力行为的本能的反应，然而同时也是企图用激烈的姿态掩饰自己的无能。列宁在开过代表大会以后在芬兰休息的时候，仔细考虑了这个问题的一切方面，结果决定坚决反对抵制。他在自己派别中的处境变得相当困难了。从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转入枯澡乏味的平凡工作绝不是轻而易举的。马尔托夫写道：“除了列宁和罗日柯夫以外，布尔什维克派的一切卓越代表（波格丹诺夫、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沃尔斯基等等）都赞成抵制。”这段引语令人感兴趣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它不仅把卢那察尔斯基、而且把久已被人遗忘的沃尔斯基都包括在“卓越代表”之内，但是没有提斯大林。1924年，当莫斯科官方历史杂志重新发表马尔托夫的证词时，编辑部还没有想到对斯大林投票的情况表示什么兴趣。
然而柯巴是属于抵制派的。诚然，关于这个问题的直接证据来自孟什维克。然而在直接证据以外，还有一点最令人信服的间接证据：关于斯大林在第三届杜马选举问题上的立场现在的官方历史学家当中没有任何人说过任何一句话。革命后不久出版了一本题为《关于抵制第三届杜马》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列宁是为参加投票辩护的，而加米涅夫则提出了抵制派的观点。由于在1907年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要柯巴出面写文章，因此他更容易隐蔽自己的观点。老布尔什维克皮里耶科回忆说，抵制派曾经“谴责列宁同志具有孟什维克思想”。柯巴在自己亲密的圈子里也是不落人后的，他会用格鲁吉亚语和俄语说些十分刻薄的话。对这一点没有理由加以怀疑。至于列宁，他要求自己一派的人敢于而且善于面对现实。“抵制是向旧政权的直接宣战，是向旧政权的直接冲击。没有广泛的革命高潮……就根本谈不上抵制的成功。”74很久以后，在1920年，列宁写道，布尔什维克在1906年抵制杜马“是错误的”75。其所以错误是因为十二月起义失败以后，不可能期望在短时期内发动革命进攻。因此，拒绝利用杜马的讲坛来动员革命队伍是愚蠢的。
7月间在芬兰召开的党的会议上，除列宁外，所有九个布尔什维克代表都赞成抵制。伊凡诺维奇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抵制派以波格丹诺夫作为发言人。在是否参加投票的问题上，决议是肯定的。这个决议，唐恩写道，是“孟什维克、崩得分子、波兰代表、一名拉脱维亚代表和一名布尔什维克”联合投票通过的。这“一名布尔什维克”就是列宁。克鲁普斯卡娅追叙说：“在一座避暑的小别墅里，伊里奇热烈地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克拉辛骑着脚踏车来，在窗口停了一会，仔细听伊里奇讲话。然后，他没有进屋子就若有所思地走开了……”克拉辛离开窗口一去就是十余年，直到十月革命以后才回到党内来，而且甚至在那个时候也不是立即回来的。在新的教训的影响下，布尔什维克逐渐转到列宁的立场上来，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转过来了——我们以后就会知道柯巴不声不响地也拒绝了抵制主义。他在高加索发表的赞成抵制的文章和演说都被慷慨地置诸脑后了。
11月1日，第三届杜马开始了自己的可耻的活动，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事先就得到可以在杜马中占多数的保证。接着就开始了“革新后的俄国”的生活中最阴暗的时期。工人组织被解散了，革命报刊遭到扼杀，军事讨伐和军事法庭接踵而至。但是比外来的打击更可怕的是内部的反应。脱党达到规模很大的程度。知识分子抛弃政治，去研究科学、艺术、宗教和充满色情的神秘主义。使这种图景更为刺目的是自杀之风盛极一时。对一切事物，首先对革命政党及其领袖作出了新的评价。情绪的骤变在警察厅的档案中得到了鲜明的反映。警察厅检查可疑信件，从而把最令人感兴趣的信保存下来，成为历史档案。
列宁在日内瓦接到一封彼得堡来信。信上说：“从上到下是一片沉默，但是下面的沉默是有问题的。在这种沉默的外表下面隐藏着将使人们大声号叫的愤怒，因为他们必须号叫、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承受了这种愤怒的锋芒。……”有一个名叫札哈罗夫的人给他在敖德萨的朋友写信说：“我们对我们过去一直非常尊敬的那些人绝对丧失了言心。……请想一想，托洛茨基在l905年底曾经一本正经地说政治革命已经取得辉煌的胜利，接着立刻就要开始社会革命！……布尔什维克鼓吹得天花乱坠的武装起义策略又怎祥啦？……实在的，我对我们的领袖们和一切所谓革命知识分子完全丧失了信心。”自由派和激进派的报刊对失败者也毫不容情地加以讽刺。
党的中央机构再一次转移到国外。它从地方组织收到的消息同样令人信服地表明革命已经瓦解。甚至在苦役监狱里，参加过起义和恐怖行为的男女英雄们也仇恨自己的过去。他们使用“党”、“同志”和“社会主义”这些字眼的时候完全出于讽刺。
脱党的不仅是知识分子，不仅是那些朝秦暮楚、把运动当着暂时歇足的客栈的人，甚至还有许多年来一直是党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的先进工人。在工人阶级的落后部分，信仰宗教以及酗酒、赌博等等倾向日益增加。力图使自己的个人地位、文化地位和经济地位超过和自己一伙的工人群众的个人主义者开始决定上层的风气。孟什维克从这些人数很少的工人贵族阶层中找到了支持。这些工人贵族大多数是五金工人和印刷工人。中间阶层的工人在革命中养成了阅读报纸的习惯。他们表现得更稳定。但是，在知识分子领导下进入政治生活以后，现在忽然要独自行动，他们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犹豫不决。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抛弃了革命。但是，不愿意投降的革命者碰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一个秘密组织需要周围有人同情，需要不断补充后备力量。在颓废的气氛中，遵守秘密工作必需的规定和保持革命联系不仅是困难的，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地下工作若断若续。1909年，在顿河上的罗斯托夫、莫斯科、秋明、彼得堡，党的印刷所遭到了袭击……”。遭到袭击的还有其他地方的印刷所，“彼得堡、别洛斯托克和莫斯科储藏的宣言传单，中央委员会在彼得堡的档案。在所有这些逮捕中，党都损失了优秀的工作者”。这是退伍宪兵将军斯皮里多维奇的话。他几乎是用一种痛苦的口吻讲这一段话的。
1909年初，克鲁普斯卡娅用隐形墨水给敖德萨写信说：“我们根本没有人了。都分散在监狱里和流放地去了。”宪兵使隐写的信显了出来，从而把更多的人投入了监狱。革命队伍的人数稀少不可避免地降低了委员会的水平。由于挑选得不够，使特务有可能窃据地下组织的领导地位。挑拨者动一动指头就可以使任何妨碍他往上爬的革命者遭到逮捕。从组织中清除可疑分子的尝试立刻会引起大规模逮捕。怀疑和互相不信任的气氛使一切主动性遭到挫折。经过一连串计划周密的逮捕以后，挑拨者库库什金在1910年初成为莫斯科地区组织的领袖。有一个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写道：“沙皇暗探局的理想正在实现。所有的莫斯科组织的领袖都是特务。”彼得堡的情况好不了多少。“领导机构似乎已经完全被击溃，没有办法能够使它恢复起来。特务的渗入蚕食了我们的要害部门。组织垮台了……”在1909年，俄国还有五六个积极活动的组织；但是，甚至这些组织不久也都无所作为了。1908年底，莫斯科地区组织的成员多达500人，第二年年中就减少到250人，半年后又减少到150人。1910年，这个组织就不再存在了。
前杜马议员萨莫伊洛夫谈到直到不久以前还是相当有影响的、积极活动的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组织在1910年初垮台的情况。紧接着，工会组织也销声匿迹，被黑帮集团取而代之。在纺织工厂里，革命前实行的制度逐渐卷土重来。这意味着降低工资、严厉的惩罚、开除等等。“保住了饭碗的工人沉默地忍受着。”但是，恢复旧有秩序是不可能的。列宁在国外引用了工人写来的信，信上谈到厂主又在压迫和迫害工人的情况时说道：“等一等吧，1905年又会到来的！”76
除了来自上面的恐怖以外，还有来自下层的恐怖。已被击溃的起义者〔的斗争〕在长时期内以分散的地区性爆炸、游击队袭击、集体和个人恐怖行为等形式时起时伏地继续着。关于恐怖行为的统计数字很清楚地说明了革命发展的趋势。1905年有233人被暗杀；1906年有768人；1907年有1231人。受伤的人数在比例上多少有些不同，因为恐怖分子正在成为较好的枪手。恐怖的浪潮在1907年达到顶峰。有一个自由主义的观察家写道：“有些日子，除了好几起重大恐怖行为以外，同时还发生几十起暗杀和企图暗杀低级官员的次要事件……所有城市都建立了炸弹工厂，有些不慎的制造者被自己造的炸弹炸死了……”等等。克拉辛的炼金术77广泛地流行起来。
整个说来，从1905年到1907年这三年期间以恐怖行为和罢工特别著称。但是，恐怖行为和罢工的统计记录有显著的差别：罢工人数逐年迅速下降，而恐怖行为的次数则以同样的速度上升。很清楚，随着群众运动的衰退，个人恐怖行动增加了。然而恐怖行为不可能毫无止境地加强。在这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一样，革命带来的动力必然会消耗掉。的确，1907年还发生了1231起暗杀案，1908年就减少到400起，1909年减少到100起左右。此外，受伤未死者的百分比的增加也说明，现在的枪击事件是未经训练的外行干的，主要是没有经验的青年人干的。
在高加索，拦路抢劫和流血械斗的浪漫传统还很盛行，有许多胆大包天的游击活动老手。在1905年到1907年，即第一次革命时期，仅在外高加索就发生各种恐怖行为1000多起。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战斗队在乌拉尔地区、波兰社会党旗帜下的战斗队在波兰都大肆活动。1906年8月2日，几十个警察和士兵在华沙和其他波兰城市街头被暗杀。根据他们的领导人的解释，这些攻击的目的是“鼓舞无产阶级的革命情绪”。这些领导人的领袖是约瑟夫·皮尔苏德斯基，波兰未来的“解放者”和压迫者。列宁在评论华沙事件时写道：“我们建议我们党所有的大量的战斗小组不再无所作为，要采取一系列的游击活动……”。78斯皮里多维奇将军的评语是：“尽管〔孟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采取了反对的行动，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这些呼吁不是毫无结果的。”
在恐怖分子和警察的流血冲突中，钱是一个重要问题。钱是一切战争赖以支持的东西，包括内战在内。在1905年立宪宣言发表以前，革命运动主要从自由资产阶级和激进知识分子得到资助。布尔什维克的情况也是如此。当时，自由主义反对派认为布尔什维克不过是比较大胆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但是当资产阶级把希望转到未来的杜马上面去的时候，他们开始把革命者看做是妨碍他们和专制政府取得协议的障碍。阵线的变化使革命在财政方面受到有力的打击。关厂和失业使来自工人的钱也停止了。在此期间，革命组织已经建立庞大的政治机构，有自已的印刷所、出版社、专业鼓动人员，最后还有不断需要武器供应的战斗小组。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用武力夺取金钱以外，就无法继续以资金供给革命。第一步几
乎照例是下面发起的。最初的没收活动进行得比较和平，没收者和被没收的机构的雇员之间常常存在默契。有一个故事说：纳杰日达保险公司的办事员给犹豫不决的没收者打气说：“甭发愁，同志们！”但是这个牧歌似的时期没有继续多久。继资产阶级之后，知识分子，包括这些银行办事员，也离开了革命。警察措施更加严峻起来。双方死伤人数都增加了。“战斗组织”失去了支持和同情，迅速烟消云散，或者同样迅速地四分五裂了。
前面已经提到的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纺织工人选出的前杜马议员萨莫伊洛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典型地说明了即使是最有纪律的队伍也已经堕落变质的情况。原来是“按照党中央指示”办事的这支队伍在1906年下半年开始“做坏事”。这支队伍从一家工厂里偷到了钱（在这个过程中打死了出纳员），只把一部分钱交给党。这时，党委断然拒绝接受，并且对战士提出了谴责，但是为时已晚，战斗队迅速蜕化变质，不久以后就堕落到“像最普通的土匪一样进行抢劫”的程度。经常腰缠巨资的战士们开始大吃大喝，常常在大吃大喝时落入警察手中。这样来，整个战斗队逐渐遭到可耻的结局“但是”，萨莫伊洛夫写道：“我们必须承认这支队伍中有不少……忠实于革命事业的真正忠诚的同志，有些人的心是冰清玉洁的……”
战斗组织原来的目的是领导起义的群众，训练他们使用武器，使他们懂得如何给予敌人以最沉重的打击。列宁是这方面的主要理论家——如果不是惟一的理论家的话。十二月起义被粉碎以后出现的新问题是：对这些战斗组织如何处理。列宁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时带去了一个决议草案。这个草案方面对游击活动作出了应有的评价，认为这种活动是十二月起义的必然继续，而且是即将到来的对沙皇制度大举进攻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同时主张“在党的控制下”进行所谓没收资金的活动。但是在自己内部分歧的压力下，布尔什维克撤销了他们这个决议。孟什维克的决议在20票弃权的情况下以64票对4票的多数得到通过。这个决议完全禁止“没收”私人和私有机构的财产，同时规定只有在某一地区已经建立革命政府机构的情况下才容许夺取国家财产；这就是说，只有在和群众起义直接有关的情况下才容许这样做。弃权或投反对票的24名代表是在布尔什维克派中占半数的毫不妥协的列宁主义者。
列宁在印发的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内容广泛的报告中完全避免提到关于武装活动的决议，理由是讨论时他不在场，“而且，这个问题也不是什么原则问题。”79列宁的不在场不大可能出于偶然：他不过是不愿意束缚自己的手脚而已。同样地，在一年以后举行的伦敦代表大会上，列宁作为主席不能不出席关于没收问题的讨论。但是，尽管孟什维克代表席上提出了狂暴的抗议，他没有投票。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完全禁止没收，并且下令解散党的“战斗组织”。
当然，这不是一个抽象的道德问题。一切阶级和一切政党都不是从圣经戒律的观点、而是从对它所代表的历史利益是否有利的角度来看待暗杀问题的。当教皇和他的红衣主教们为佛朗哥的武力祝福时，没有任何保守派政治家建议把他们关起来按煽动谋杀治罪。当涉及的暴力是革命暴力时，御用的道学家就会出来反对暴力。相反地，一切真正为反对阶级压迫而斗争的人必须承认革命。一切承认革命的人也就承认内战。归根到底，“游击斗争是……国内战争中两‘大战役’间的一段较长的间隔时期内不可避免的一种斗争形式。”80〔列宁〕从阶级斗争的总原则的观点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难于驳斥的。分歧来自对具体历史环境的估计。在内战中如果两次大搏斗之间有两三个月的间歇时期，这段间歇时期必然充满对敌人的游击斗争。但是，如果“间歇时期”长达数年之久，游击战就不再是新的战斗的准备，而仅仅是失败后的痉挛。当然，要决定一个分界点是不容易的。
抵制问题和游击活动问题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抵制代议机构只有在群众运动强大到足以推翻这些代议机构或可以不予理睬的时候才是可以容许的。但是当群众正退却的时候，抵制的策略就失去了革命的意义。列宁比别人更了解这一点，而且阐述得更清楚。早在1906年，他就否定了对杜马的抵制。1907年6月3日政变以后81，列宁之所以带头对抵制派进行坚决斗争，正是因为高潮已经转入低潮。不言而喻，在甚至有必要利用沙皇的“议会制度”作为战场为动员群众进行准备的时候，游击活动已经变成了纯粹的无政府主义。在内战顶点，游击活动加强了并促进了群众运动；在反动时期，游击活动企图取代群众运动的地位，但是事实上仅仅使党处于狼狈的境地，加速了党的瓦解。列宁的比较值得注意的战友之一奥里明斯基从苏维埃时代的观点对这个时期作了批判性的描绘。他写道：“不少优秀青年被绞死；另外一些人堕落了；还有一些人对革命失望了。同时，一般人开始把革命者和普通土匪混为一谈。后来，当革命的工人运动开始重振旗鼓的时候，在付出的‘代表’最多的城市里，恢复得最慢（我也许可以拿巴库和萨拉托夫作为例子）。”让我们记住：这里提到了巴库。
在第一次革命的几年期间，柯巴的革命活动整个加起来似乎如此微不足道，使人不能不产生疑问：难道就只有这么多吗？在把他抛在一边的事件的漩涡中，他不可能没有寻找过能够表现自己的才干的行动手段。柯巴曾经参加恐怖行为和没收活动是无可怀疑的。然而，这种参与属于什么性质却难以肯定。
斯皮里多维奇写道：“战斗活动……的主要鼓舞者和总的监督者……是列宁本人，他得到和他很接近的心腹人士的协助。”这些人是谁呢？战争爆发后成为揭露布尔什维克的专家的前布尔什维克阿列克辛斯基在国外报刊上写道，中央委员会内部有一个“小的委员会，其存在不仅瞒过了沙皇警察的眼睛，而且瞒过了党员的眼睛。由列宁、克拉辛和一个第三者组成的这个小委员会……特别注意党的财政问题。”阿列克辛斯基所谓注意财政问题是指领导没收活动。那位没有指明的‘第三者”就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博物学家、医学家，经济学家兼哲学家波格丹诺夫。阿列克辛斯基没有理由对斯大林参加战斗活动的事保持沉默。他对这件事只字不提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但是，阿列克辛斯基在那些年代里不仅和布尔什维克中央非常亲密，而且和斯大林也保持着接触。这个揭人隐私的人照例总是说的比他知道的更多。
《列宁全集》注释中关于克拉辛是这样说的：〔他〕“领导了中央委员会的战斗业务局”克鲁普斯卡娅则写道：“党员们现在都知道了克拉辛在1905年革命时期在武装战斗人员、监督炸药的生产等等方面进行的重要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毫不声张地、秘密地进行的；然而在这个事业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克拉辛的工作，并且从那以后一直很珍视他。”第一次革命时期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沃依廷斯基写道：“我有个明确的印象：尼基季奇〔克拉辛〕是布尔什维克组织中受到列宁真正尊敬和完全信任的惟一的人。”诚然，克拉辛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彼得堡。但是，如果柯巴在高加索领导着类似的活动，克拉辛、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不可能不知道。然而，克鲁普斯卡娅对斯大林在党的战斗活动中的作用丝毫没有谈，虽然她为了表示自已的忠诚，总是尽量设法多提斯大林的名字。
1938年7月3日，莫斯科《真理报》十分出人意料地宣布说，1905年“高加索革命运动的空前强大的开展”是和“直接由斯大林同志在那里首创的我们党最富战斗性的组织的领导作用”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关于所谓斯大林和“最富战斗性的组织”有关的这条惟一的官方消息指的是1905年初的事情，还在没收问题出现以前；它没有谈到柯巴的实际工作；最后，从事物本身的性质来看，这条消息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在1905年下半年以前，梯弗里斯没有布尔什维克组织。
让我们看看伊雷马什维利对这件事有什么要说的。他谈到恐怖行为、“代价”和这一类事情的时候是愤怒的。他说：“柯巴是布尔什维克在格鲁吉亚所犯的有利于反动派的罪行的发起者。”在他的妻子死后，柯巴失却了“最后一点点人的感情”。他变成了“对王公、牧师和资产阶级进行罪恶的有系统的谋杀的……热烈辩护者和组织者”。我们已经有理由深信伊雷马什维利离开个人经历而转向政治、离开童年和青年时期而转向比较成熟时期的程度愈深，则他的证词也愈不可靠。这些青年时期的朋友之间的政治关系在第一次革命开始时就结束了。10月17日，即发表立宪宣言的那一天，伊雷马什维利在梯弗里斯街上看见——只是看见，然而没有听见——柯巴爬在街灯铁柱上（那一天谁都喜欢往街灯上爬）对一堆人大声发表演说，他碰见这件事完全出于偶然。作为一个孟什维克，伊雷马什维利只能辗转听到有关柯巴的恐怖活动的消息。因此，他在这方面的证词显然不可靠。伊雷马什维利列举了两个例子：著名的1907年梯弗里斯没收事件（后面我们还有机会来讨论这件事）和有名望的格鲁吉亚作家恰夫恰瓦泽亲王被杀害的事件。伊雷马什维利把没收事件的年代错误地搞到1905年去了。关于这个事件，他说：“柯巴那次又瞒过了警察的耳目；警察甚至连怀疑是他发起那次残酷尝试的证据都不够。但是，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那次正式开除了柯巴……”伊雷马什维利没有提供丝毫证据来说明斯大林和暗杀恰夫恰瓦泽亲王的事件有任何关系。他只是毫无意义地说：“柯巴间接也赞成谋杀。他是一个心里沸腾着仇恨的鼓动者，是一切罪行的煽动者。”伊雷马什维利这一部分回忆只有一点是令人感兴趣的：这些回忆说明了柯巴在他的政敌当中的名声。
在一家德国报纸（曼海姆《人民之声报》，1932年9月2日）上，有篇消息灵通作者（很可能是一个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的文章强调指出，朋友和敌人都同样过分夸大了柯巴的恐布活动。“斯大林在组织这一类进攻方面具有非凡的才能和嗜好。这是真的……但是，在这种事情里面，他通常执行组织者、鼓舞者和监督者的任务，而不是直接的参加者。”因此，某些传记作者把斯大林描写成“明火执仗进行最无法无天的冒险活动”的人是十分错误的。所谓柯巴曾经参加1906年1月17日暗杀梯弗里斯军事独裁者格里亚兹诺夫将军事件的故事似乎属于这种捏造之列。“那件事是按照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的决议，通过为此目的而特别指定的党的恐怖分子来执行的斯大林和其他所有布尔什维克一样，在格鲁吉亚没有影响，无论是直接或是间接都没有参加那件事”。这个无名作者的证词是值得考虑的。然而从积极方面来说，这些话实际上毫无意义：它承认斯大林在没收和暗杀方面具有“非凡的才能和嗜好”，但是没有提出任何材料来证明这种说法。
格鲁吉亚老布尔什维克恐怖分子科特·秦查泽是一个严肃可靠的证人。他说，斯大林对孟什维克企图暗杀格里亚兹诺夫将军的工作的落后性表示不满，邀请科特帮他组织一个自己的战斗小组来实现这个目的。但是，不久以后，孟什维克就设法自行执行了这个任务。同一个科特还回忆说：在1906年，他独自想到要组织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战斗小组去抢劫国家财库。“我们的杰出的同志，特别是柯巴——斯大林，都批准我的建议。”这段证词令人加倍感到兴趣，因为，首先它说明，秦查泽认为柯巴是一个“杰出的同志”——也就是说，是当地一个领导人：其次，它使我们可以自行得出结论认为柯巴在这些事情里面仅限于批准别人的建议。82
1906年11月，党的战斗小组不顾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直接反对，在列宁的积极合作下，设法在塔墨尔福斯召开了自己的会议。会议的主要参加者是后来在党内起过重要作用或值得注意的作用的革命者，如像克拉辛、稚罗斯拉夫斯基、捷姆里雅奇卡、拉拉扬茨、特里利塞尔等等。斯大林不在其中，虽然当时他在梯弗里斯是自由的。可以这样设想：由于秘密工作的考虑，他宁愿不冒险在会议上露面。但是当时领导党的战斗活动并且由于自己的名声而比其他任何人都容易遇到危险的克拉辛却在这次会议上起了领导作用。
1918年3月18日，——即苏维埃政权成立几个月以后——孟什维克领袖尤利乌斯·马尔托夫在莫斯科他的报纸上写道：“当时由于和没收活动有某种关系而被他的党组织开除的同一位公民斯大林，对高加索布尔什维克迷恋各种属于没收性质的大胆事业的情况应当非常熟悉。”斯大林认为，有必要在革命法庭控告马尔托夫。他对法官和挤满法庭的听众说：“有生以来，我从来没有被我的党组织提交审判或开除。这是恶毒的毁谤。”但是斯大林对没收活动完全没有提。“一个人必须持有文件才有权提出马尔托夫这种指责。但是，毫无事实根据地仅凭谣言给人抹黑是卑鄙无耻的。”斯大林有什么政治上的原因要这样愤怒呢？整个布尔什维克和没收活动都是有牵连的。这不是秘密。列宁曾经在报刊上公开为没收活动辩护。另一方面，一个布尔什维克，特别是在事情发生十年以后，不大可能认为被一个孟什维克组织开除是一件可耻的事。因此，如果马尔托夫的“指责”符合事实，斯大林没有任何必要予以否认。此外，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一个足智多谋的对手到法庭上来就有给他机会审判自己的危险。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马尔托夫的指责是假的呢？总的说来，由于沉耽于自已的新闻记者的气质和对布尔什维克的憎恨，马尔托夫曾经不止一次地越过了按照他无疑很高贵的性格本来不应当越过的界限。但是，在这个例子里，争论的问题是那次审判。马尔托夫仍然一口咬定有这件事。他要求传讯某些证人：“首先是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的著名公众人物伊西多尔·拉米施维里，他是肯定斯大林曾经参加没收巴库轮船‘尼古拉第一’号的革命法庭的主席、诺·饶尔丹尼亚、布尔什维克的邵武勉和1907年至1908年期间外高加索地区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其次还有以现任财政委员古科夫斯基为首的一批证人。古科夫斯基曾经主持暗杀工人日阿里诺夫未遂案的审判。日阿里诺夫曾经向党组织揭露巴库委员会及其领袖斯大林和一件没收活动的关系。”斯大林在答复中既不谈没收轮船事件，也不谈企图暗杀日阿里诺夫的事。同时，他坚持说：“我从来没有受过审；如果马尔托夫这样说，他就是一个恶毒的毁谤者。”
按照严格的法律意义来说，开除“没收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事前已经很周到地自行退党了。但是可能提出是否让他们回到党内来的问题。只有对那些仍然留在党的队伍里的煽动者才能直接采取开除的方式。但是看来，对柯巴并没有提出直接的控告。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马尔托夫肯定柯巴曾经被开除可能是对的：“原则上”是开除了的。然而斯大林也是对的；作为个人，他从来没有受到审讯。法庭耍把这件事搞个水落石出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下。斯大林反对传讯证人，理由是在那种严重的日子里和高加索通信是困难的、不可靠的。革命法庭没有深入追究这个案件的本质问题。它宣布毁谤不属于它的管辖范围，但是判决马尔托夫应受“社会谴责”，因为他侮辱了苏维埃政府（按照孟什维克出版物对这次审判的报道所用的讽刺性说法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政府”）提到曾经企图暗杀对没收活动提出过抗议的工人日阿里诺夫的事，不能不令人踌躇不安。虽然我们对这个插曲一无所知，但是它为未来发生的事投下了不样的阴影。
1925年，孟什维克唐恩写道：奥尔忠尼启泽和斯大林等高加索没收者为布尔什维克派提供了资金。这仅仅是重复马尔托夫已经说过的话，无疑是以同样的材料来源作为根据的。谁也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具体材料。然而并不缺乏揭开笼罩着柯巴生命中这个浪漫时期的帷幕的企图。艾米尔·路德维希在克里姆林宫和斯大林谈话时，曾经以他特有的讨人欢喜的灵活性要斯大林谈谈他年轻时代冒险活动的“任何事情”，例如抢劫银行之类的事。斯大林在回答时给这位提出问题的谈话对手一本小册子形式的传记、大概里面已经包括“一切”。但是这本传记对抢劫的事只字未提。
斯大林本人对自己的战斗经历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从来没有提到过，连一个字也不谈。很难说这是由于什么原因。他在自传方面从来不是以谦逊著称的。他认为不便谈的，就命令别人谈。从他的地位扶摇直上的时候开始，他可能是出于对政府“威信”的考虑。但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最初几年，这种考虑和他根本不相干。在斯大林还没有成为历史回忆录的授意者和控制者的时期，过去的战士也没有提供任何关于这方面的书面材料。他作为战斗活动组织者的名声找不到任何其他文件——无论是警察记录还是叛徒和变节者的口供——的支持。诚然，斯大林严格控制着警察记录。但是，如果宪兵档案里包括任何说明朱加施维里是没收者的具体材料，他所受到的惩罚一定会比当时真正受到的惩罚严厉得多。
在所有的假设当中，只有一种假设带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性。苏瓦里纳写道：“斯大林自己不提也不准别人提到和他的名字有这种或那种关系的恐怖行为，否则必然会清楚地说明：别的人参加了这些行动，而他仅遥遥加以监督。”同时，他在必要时则利用含蓄和强调的手法小心翼翼地把他事实上无权声称属于自己的那些成就算到自己账上。这是十分可能的，也是符合柯巴的性格的。在地下秘密活动的情况下，不可能对他的说法进行核对。因此他对进一步吐露具体情况不感兴趣。另一方面，没收活动的实际参加者和接近他的人不曾在回亿录中提到柯巴，仅仅是因为他们无话可说。战斗是其他的人进行的；斯大林遥遥监督。
关于伦敦代表大会，伊凡诺维奇在巴库的他的秘密报纸上写道：
“孟什维克提出的决议，只通过了有关游击活动的决议，并且是完全偶然通过的，因为布尔什维克这一次没有应战。确切些说，布尔什维克不想把战斗进行到底，纯粹出于一种愿望：‘就让孟什维克同志们高兴一次吧’”83。
这个解释是令人惊讶的，因为它是荒谬的：“就让孟什维克同志们高兴一次吧”——这种慈悲为怀的关切态度在列宁的政治习惯中是看不见的。事实上，布尔什维克之所以“没有应战”，只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仅遭到孟什维克、崩得分子和拉脱维亚代表的反对，而且遭到他们最亲密的盟友波兰代表的反对。此外，布尔什维克本身在没收问题上也存在非常尖锐的分歧。但是，如果认为这篇文章的作者只是信口开河而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动机就错了。事实上，他发现有必要在战士眼中贬低代表大会的限制性决议。当然，这丝毫不能改变他的解释毫无意义的情况。然而这就是斯大林的作风：凡是他要掩饰自己的目的时，他就毫不犹豫地采取最露骨的诡计。而他的非常露骨的说法常常起到这种作用，使他不必寻找更深刻的动机。当一个严肃认真的党员读到列宁为了“让孟什维克同志们高兴一次”而没有应战的说法以后只能愤慨地耸一耸肩，然而头脑简单的战士就会欣然同意，对于反对没收活动的、“完全偶然”的限制不必认真看待。为了进行下一次战斗活动，这就够了。
〔1907年〕6月12日早晨10点45分，在梯弗里斯的埃里温广场上，护送运输钞票的车辆的哥萨克骑兵队遭到了特别大胆的武装进攻。这次行动的进程计算得和钟表一样精确。按照预定计划轮流投出了好几枚力量特别强大的炸弹。枪声密集，一袋钞票(34.1万卢布)随革命者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警察连一个战士也没有抓到。三名护送队员当场毙命；约有50人受伤，大多数是轻伤。这件冒险行为的主要组织者在军官制服的掩饰下，在广场上逛来逛去，观察到护送队和战士的一切行动，同时用巧妙的话使公众不进入即将发生袭击的地点，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在紧急关头，当整个工作似乎已经失败的时候，这位冒牌军官以惊人的泰然自若的方式拿到了那一袋钞票，把它暂时隐藏在属于观象台台长的一张躺椅里。这个观象台就是柯巴年轻时候曾经一度在那里担任会计的观象台。这位领袖就是亚美尼亚战士、化名为卡莫的彼得罗西扬。
他19世纪末叶来梯弗里斯以后，落到包括柯巴在内的宣传家的手中。他几乎完全不懂俄语。有一次，他又问柯巴：“我把这拿卡莫〔Kamo，原应当是Komu（卡木）意思是：给谁〕？”柯巴开始嘲笑他：“嘿，你说——卡莫，卡莫！……”从这个不礼貌的嘲笑中产生了一个具有历史价值的革命化名。这是卡莫的寡妇麦德维捷娃告诉我们的。关于这两个人的关系，她再没有说任何话。但是她的确谈到卡莫对列宁的令人感到的爱慕。他第一次去见列宁是1906年在芬兰的时候。克鲁普斯卡娅写道：“这位具有无限勇气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力的无畏的战士同时也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人，略微有些天真，是一个温柔的同志。他对伊里奇、克拉辛和波格丹诺夫热烈地爱慕着……他和我的母亲交朋友，和她谈到他的姑母和姊妹。卡莫常常从芬兰到彼得堡去，随身总是带着武器。每一次，母亲总是特别小心地把他的左轮枪系在他背后。”这件事之所以更值得注意，是因为克鲁普斯卡娅的母亲是一个沙皇官吏的寡妇，直到年纪很老的时候才抛弃宗教。
在梯弗里斯没收事件发生以前不久，卡莫再次访问了芬兰的工作人员。麦德维捷娃写道：“卡莫化装成一个军官到芬兰去拜访了列宁，然后带着武器和炸药回到梯弗里斯。”这次旅行不是伦敦代表大会前夕就是大会以后不久的事。炸弹来自克拉辛的实验室。列昂尼德是学化学的。他在当学生的时候就梦想有一种核桃大小的炸弹。1905年使他有机会扩大这方面的研究。尽管他从来没有造出那种理想大小的炸弹，但是他管理下的那些小工厂的确生产出破坏力非常强大的炸弹。战士们现在并不是第一次在梯弗里斯的广场上试验这些炸弹。
没收事件发生以后，卡莫在柏林出现了。由于在布尔什维克国外组织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挑拨者日托米尔斯基的告发，他在柏林被捕。在逮捕过程中，普鲁士的警察抢走了他的手提箱，大概在里面发现了炸弹和手枪。根据孟什维克的消息（这次调查是由未来的外交家契切林进行的），卡莫的炸药是准备用来进攻柏林的门德尔森银行的。消息灵通的布尔什维克皮亚特尼茨基说：“这是假的。炸药是准备用于高加索的。”让我们把炸药的目的地当做悬案放下吧。卡莫在一个德国监狱里关了一年半以上，按照克拉辛的意见不断装疯作傻，大吵大闹。作为一个无法医治的疯子，他被交给俄国，在梯弗里斯的梅吉赫堡监狱中又关了一年半，受到最严酷的考验。最后，卡莫被宣布为一个毫无希望的疯子。他被转到一座神经病院里去，从那里逃掉了。“在那以后，他非法地藏匿在一艘船的船舱里，到巴黎去和列宁会谈。”这是1911年的事。列宁同波格丹诺夫和克拉辛的分裂使卡莫感到极大的痛苦。克鲁普斯卡娅重复地说：“他对三个人都热烈爱慕。”接着出现了一个抒情的场面：卡莫要人把杏仁给他拿去，坐在兼做饭厅的厨房里，像在高加索故乡一样吃着杏仁，讲着那些可怕的年头的故事。他谈到自己在监狱里如何装疯作傻，又如何驯服了一只燕子。“伊里奇倾听着他的话，为这位天真稚气、热心快肠、随时准备完成最伟大的业绩、而在逃出监狱以后不知道究竟应当做什么的莽撞而大胆的人深感难过。”
卡莫在俄国再次被捕，被判处死刑。1913年为纪念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周年而颁布的宣言使他意外地得到减刑，改判终身苦役，而不是上绞首台。四年以后，二月革命使他意外地得到解放。十月革命使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政权，但却使卡莫很不习惯。他像一条被抛到岸上的大鱼。内战时期，我曾经试图使他对敌后游击战感到兴趣，但是战场上的工作显然不合他的口胃。此外，他曾历经的可怕的年代不是没有代价的。卡莫感到窒息。他使自己和其他的人冒过几十次生命危险并不是为了飞黄腾达。另一个传奇人物科特·秦查泽被斯大林放逐以后死于肺病。卡莫如果不是1922年夏天在梯弗里斯街上意外地被汽车压死，无疑也会落到类似的下场。汽车里面坐的很可能就是一个新贵。当时卡莫骑着一辆蹩脚的脚踏车在黑暗中走着：他并没有飞黄腾达。他死的方式本身是有象征意义的。
关于卡莫，苏瓦里纳以毫无根据的目中无人的态度写到和先进国家的理性主义背道而驰的“违反时代潮流的神秘主义”。事实上，对“西方文明”国家绝非已经毫无用处的，具有革命性质的“神秘主义”只有少量痕迹在卡莫身上得到有限的表现。欧洲工人运动由于革命精神不够，已经使法西斯主义在一些国家中得到胜利。在这些国家里，“违反时代潮流的神秘主义”——这个字眼用在此处才是恰当的！——得到了最丑恶的表现。反对法西斯主义专制暴虐的斗争无疑会使西方革命战士发挥出卡莫身上所拥有的、使无耻的市侩目瞪口呆的一切特点。杰克·伦敦在他的《铁蹄》一书中预言，美国将出现一整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卡莫式的人物。历史过程远比肤浅的理性主义者愿意相信的复杂得多。
在党员圈子里，柯巴曾经亲自参加梯弗里斯没收事件的事早已被认为是无可怀疑的。苏联外交官别谢多夫斯基在第二流和第三流官僚的沙龙里听到过多种多样的故事。他说，斯大林“根据列宁的指示”没有直接参加没收活动，但是他本人大概“后来曾经吹过牛，说行动计划直到最小的细节都是他拟订的，并且说第一枚炸弹是他从苏姆巴托夫亲王的屋顶上扔下去的”。现在很难弄清楚，究竟是斯大林真正吹嘘过参加没收活动的事，抑或是别谢多夫斯基仅仅在夸耀自己消息灵通。无论如何，在苏维埃时代，斯大林既没有证实过也没有否认过这些谣传，十分明显，他毫不反对青年人心目中把没收活动这种悲剧性的浪漫主义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在1932年，我对斯大林在埃里温广场武装袭击事件中的领导作用仍然没有怀疑，并且在我写的一篇文章中附带提到这一点。但是，对当时的情况进一步加以研究，使我不能不修改我对传统说法的意见。
在《列宁全集》第十二卷所附年表里1907年6月12日这个日期下面，我们看到这样一句话：“梯弗里斯没收事件（34.1万卢布），是由卡莫－彼得罗西扬组织的。”就只有这一句话。在一本献给克拉辛的文集里，关于高加索著名的秘密印刷所和党的军事活动谈得很多，一次也没有提到斯大林。有一位对那个时期的活动很熟悉的老战士写道：“后者〔卡莫〕组织的在克维里利和杜舍特办事处以及埃里温广场进行的一切没收活动的计划都是他和尼基季奇〔克拉辛〕共同制定和斟酌的。”一个字也没有提斯大林。还有一个前战士说：“像梯弗里斯和其他地方进行的这种没收活动是在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辛〕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对斯大林又是只字未提。比比奈施维里的书叙述了准备和执行没收活动的一切细节，而对斯大林连一次也没有提。从这些阙笔来看，无疑可以得出结论：柯巴和战斗队的成员没有直接的接触，也没有给他们指示，因此从真正意义上说，并不是这个行动的组织者，更不用说是直接的参加者。
伦敦代表大会于4月27日闭幕84。梯弗里斯没收事件发生于6月12日〔新历25日〕，即一个半月以后。从斯大林回国到发生没收事件那一天，他来不及监督这样一个复杂的冒险行动的准备工作。比较可能的是：那些战士是从以前几次大胆冒险行动中选拔出来编在一起的。在代表大会通过决定以前，他们可能在等待时机。他们当中某些人可能有些怀疑，不知道列宁对没收活动有什么看法。战士们在等待信号。斯大林可能给他们带来了这个信号。但是，他参加的程度是否超过这一点呢？
关于卡莫和柯巴的关系，我们实际上一无所知。卡莫喜欢依恋别人，然而没有人说他依恋柯巴。对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沉默使人认为不存在依恋的情况，倒是存在着冲突。冲突的原因可能是柯巴企图对卡莫发号施令，或者是擅自居功。比比奈施维里在他写的关于卡莫的书里说道：在格鲁吉亚受苏维埃管辖以后，那里出现了“一个神秘的陌生人”，以伪造的借口拿走了卡莫的信件和其他宝贵材料。谁需要这些材料呢？有什么目的呢？这些文件和卷带这些文件潜逃的人都无影无踪了。如果认为是斯大林通过一个代理人从卡莫那里抢走了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使他感到不安的某些证据，这种设想是否过分仓促呢？当然，那并不排除他们在1907年6月曾经密切合作的可能性。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不承认在拟订梯弗里斯“事件”的最后细节时，柯巴可能是卡莫的顾问，而他们的关系可能是在那以后恶化的。此外，这位顾问可能在国外极力渲染自己所起的作用。归根到底，自命为一次没收事件的领袖的确比自命为十月革命的领袖容易。然而即使就十月革命来说，斯大林也会毫不踌躇地自命为领袖的。
巴比塞说：1907年，柯巴到柏林去住了一段时间，“和列宁谈话”。什么性质的谈话作者并不知道。巴比塞的书的内容大部分是错误的。但是，斯大林在和路德维希谈话时也提到他在1907年曾经到过柏林，所以这里提到去柏林的旅行更令我们注意。如果列宁为这次会晤专程到德国首都去，那么无论如何不是为了进行理论性的“谈话”。这次会晤可能是代表大会前夕的事，更可能是紧接着代表大会以后的事，几乎无疑是为了讨论即将发生的没收行动、转运钞票方式等等问题。为什么要在柏林而不是在伦敦谈判呢？很可能列宁认为在伦敦和伊凡诺维奇会面是轻率的，因为在伦敦，他处在其他代表和大会吸引来的大批沙皇特务及其他特务众目睽睽之下。也可能有一个与代表大会无关的第三者预定要参加这些会谈。
柯巴从柏林回到梯弗里斯，但是不久以后就搬到巴库去了。据巴比塞说，从巴库那里，“他再次出国和列宁见面。”（巴比塞曾经到过高加索，并且在那里按照贝利亚的安排写下了一些故事。）显然有一个心腹的高加索人曾经谈到斯大林两次在国外会见列宁的事，目的是强调他们的亲密关系。这两次见面的时间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一次在没收事件以前，另一次紧接着在没收事件以后。这就足以肯定会见的目的。第二次会晤非常可能与这个问题有关：是继续干还是就此结束？
伊雷马什维利写道：“柯巴－斯大林和列宁的友谊从此开始了。”很清楚，“友谊”这个字眼用得不恰当。这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使他们不可能产生个人的友谊。但是看来，他们大约正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互相认识的。如果列宁事前曾和柯巴安排梯弗里斯没收行动计划这个假设是有根据的，那么十分自然，他对他所认为的这次奇袭的组织者会充满敬佩。当他看到电报、知道战利品的夺得没有牺牲任何革命的生命的时候，列宁可能会暗自叫道：“出色的格鲁吉亚人！”他也可能对克鲁普斯卡娅这样说过。我们从他写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可以找到这些字眼。对表现坚决的人或仅仅是成功地完成了指定行动的人的热诚是列宁直到去世时还保持着的一个突出特点。他尤其珍视实干的人。列宁根据柯巴在高加索没收活动中已被夸大的记录来判断柯巴，显然开始把他当做一个目光敏锐、能够毫不退缩地领导别人的人。他肯定这个“出色的格鲁吉亚人”是有用的。
梯弗里斯的战利品并没有带来好的结果。全部钱都是500卢布一张的钞票。票面价值这样大的钞票是无法流通的。在埃里温广场不幸的冲突得到有害的宣传以后，到任何俄国银行去兑换这些钞票都是愚蠢的。兑换活动转移到国外去了。但是挑拨者日托米尔斯基参加了兑换活动的组织工作。他很快就把这件事通知了警察。未来的外交委员李维诺夫在巴黎试图兑换钞票时被捕。后来成为季诺维也夫妻子的奥尔加·拉维奇在斯德哥尔摩落在警察手中。未来的卫生人民委员谢马什柯显然出于偶然而在日内瓦被捕。他写道：“我是当时原则上反对没收活动的布尔什维克之一。”兑换活动带来的灾难大大增加了这一类布尔什维克的数目。克鲁普斯卡娅说：“一般瑞士人吓得要死。他们整天谈论着俄国没收者。在伊里奇和我搭伙的公寓里，他们恐怖地谈论着这件事。”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最近的“清洗”中，奥尔加·拉维奇和谢马什柯都失踪了。
绝对不能把梯弗里斯没收事件看成是内战中两次搏斗之间的一次游击性战斗。列宁不能不看到革命已经被推至朦胧的将来。就列宁来说，这次的问题不过是利用敌人的钱来充实党的经费的一次简单的尝试，目的是为即将到来的动摇不定的时期作准备，列宁没有能够抗拒利用有利机会来一次愉快的“例外”的诱惑。从这个意义上看，必须坦率地说，梯弗里斯没收事件的想法中包含相当大的冒险主义的因素，而这种因素和列宁的政治思想一向是格格不入的。至于斯大林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广泛的历史考虑在他心目中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不过是一张令人讨厌的废纸，只要玩弄点简单的手腕就可以使它成为无效。只要得到成功，冒险是可以的。苏瓦里纳争辩说，把责任从派别的领袖身上推卸到一个次要角色身上是不公平的。这里不存在推卸责任的问题。当时布尔什维克派的大多数人在没收问题上都反对列宁。和战斗小组保持直接联系的那些布尔什维克有极为令人信服的亲身的观察，而再度侨居国外的列宁是不了解这些情况的。没有来自下层的纠正，最有天才的领袖也必然会犯严重的错误。事实上，斯大林并不属于那些懂得在革命退却时期不容许进行游击活动的人。而这一点并不是偶然的。对于他来说，党首先是一个机构，机构需要经费才能存在。经费可以借助于和生活以及群众斗争无关的另一个机构来取得。斯大林在这方面是很在行的。
这件悲剧性的冒险行动结束了党的生活的整整一个方面。它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关于梯弗里斯没收问题的斗争后来长期损害了党内和布尔什维克派内部的关系。从那时起，列宁就转移了阵地，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决地反对没收的策略。有一段时间里，这种策略变成了布尔什维克当中的“左”翼的遗产。1910年1月，由于孟什维克的坚持，党的中央委员会最后一次正式审查了梯弗里斯“事件”。决议尖锐地谴责没收活动，认为这是对党的纪律的不能容许的违反，同时承认参加活动的人并非有意使工人运动受到损害，而“只是受到对党的利益的错误理解的指导”。没有开除任何人，也没有提任何人的名字。因此，柯巴就和其他的人一起作为受到“对党的利益的错误理解”指导的人而得到宽恕。
在此期间，革命组织迅速瓦解。早在1907年10月，孟什维克“文人”波恃列索夫就写信给阿克雪里罗得说：“我们正在经历完全瓦解和士气彻底涣散的过程……不仅没有组织，连组织的基本因素也不存在了。而这种不存在甚至被当做原则来歌颂……”把瓦解当做原则歌颂，不久就成了包括波特列索夫本人在内的大多数孟什维克领袖的任务。他们宣布秘密的党已经一去不复返地取消了，并且说恢复秘密党的目的是一种反动的空想。马尔托夫坚持认为，正是由于“兑换梯弗里斯钞票这一类丑事”才迫使“最忠实的政党和工人阶级最积极的分子”避免和秘密政治机构发生任何关系。现在以取消派知名的孟什维克从挑拨活动的可怕发展中看到了“必须”放弃有害的地下工作的另一个令人信服的论据。他们稳坐在工会、教育俱乐部和保险组织里，以文化宣传者而不是革命者的身份进行工作为了保持自己在合法组织中的职业，工人出身的官员们开始使用保护色。他们避免罢工斗争，以免危害本来就很难得到容忍的工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合法性实际上就是断然拒绝革命手段。
在最悲惨的年代里，取消派最活跃。奥里明斯基写道：“他们受到的警察迫害较少。他们拥有许多作家，相当多的演说者，并且整个说来，还拥有大多数知识分子他们飞扬跋扈，并且以此为荣。”布尔什维克派的队伍不断缩小。他们保存秘密机构的企图由于敌对的环境而到处碰壁。布尔什维主义似乎肯定完蛋了。马尔托夫写道：“目前的一切发展使组织任何持久的党派的努力成为可悲的反动的空想。”在这个带根本性的预测中，马尔托夫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整个俄国孟什维克也和他一起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事实证明，取消派的希望和他们的口号才真是反动的空想。在六三政权的统治下根本没有公开的工党存在的余地，甚至自由派的政党也得不到承认。列宁写道：“取消派摆脱了秘密的党，但是他们也没有执行成立合法党的义务。”布尔什维主义正是因为在革命衰退时期仍然忠实于革命的任务，才为自己在革命重新高涨的年代里空前蓬勃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在此期间，在和取消派相反的另一极端，布尔什维克派的左翼里面形成了一个极端分子的集团。他们顽固地拒绝承认已经改变的形势，继续主张采取直接行动的策略。选举结束以后，在抵制杜马问题上产生的意见分歧导致了召回派的形成。他们要求从杜马里面召回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召回派和取消派无疑是相辅相成的。孟什维克随时随地，即使是在革命的不可抗拒的压力下，都认为，必须参加任何“议会”，即使是纯粹由沙皇任意规定的议会也行。另一方面，召回派则认为，对由于革命失败才得以建立的议会的抵制可以掀起新的群众压力。既然放电现象和雷鸣是相伴而行的，这些“不妥协分子”就企图通过人为的雷鸣引起放电现象。
炸药工厂时期对克拉辛仍然有强烈的影响。这位精明的、头脑清醒的人一度参加过召回派，结果在后来许多年里抛弃了革命。在布尔什维克秘密的三巨头当中，列宁的另一个最亲密的合作者波格丹诺夫也转到了左翼。随着秘密的三巨头的分裂，布尔什维克派原有的最高级领导机构也垮台了。但是列宁毫不动摇。在1907年夏天，这一派的大多数人都主张抵制。到1908年春天，召回派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已经只占少数；列宁的优势已经无可怀疑。柯巴很快就考虑到这种情况，他在土地纲领问题上公开反对列宁的倒霉的经验使他更谨慎起来。他不声不响地、不惹人注意地抛弃了他的抵制派的朋友。从那时起，在每一个转变时刻，他的经常的做法是：偷偷摸摸地、闷声不响地改变立场。
党不断分裂成很小的集团，在真空状态下进行残酷的战斗。这种情况使各种派别产生了不惜一切代价取得和解、协议和团结的渴望。正是在这个时期，“托洛茨基主义”的另一方面又突出起来：不是不断革命论，而是“调和”党的主张。这一点必须讨论一下，即使是很简单地讨论一下也好，以便理解后来发生的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冲突。在1904年——也就是从对自由资产阶级的性质产生意见分歧的时候起——我就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少数派〔孟什维克〕脱离了关系。在后来13年期间，我不属于任何一派。我在党内斗争中的立场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点：只要革命知识分子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当中都还占统治地位，只要两派都不准备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那么他们之间就没有理由需要分裂；在新的革命中，在劳动群众的压力下，两派无论如何是不能不采取同样的革命立场的，就像他们在1905年所做的那样。直到今天，还有某些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家认为，我过去的调和主义是智慧的声音。但是调和主义的深刻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早已得到证明。不同派别的简单调和只有按照某种“中间”路线才可能办到。但是有什么东西可以保证这条人为地画出的对角线符合客观发展需要呢？科学的政治学的任务是根据对阶级斗争的分析，而不是根据政治派别这种次要的、暂时的力量的〔不断变化的〕平行四边形来拟订纲领和策略。诚然，反动力量的地位使整个党的政治活动局限在极端狭隘的范围里。在当时看来，意见上的分歧可能似乎是无关闳旨的，是被侨居国外的领袖们人为地夸大了。然而正是在反动时期里，革命政党如果没有一个重大的远景就不能训练自己的干部。为明天进行准备是今天的政策中最重要的因素。调和政策希望事件发展过程本身将会提供必要的策略。它是在这种希望的基础上繁盛发展起来的。但是这种宿命论的乐观主义实际上不仅意味着反对派别斗争，而且意味着反对党这个概念本身，因为如果“事件发展过程”能够直接为群众提供正确的政策，那么，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任何特殊统一、纲领的拟订、领袖的选择以及纪律性的培养又有何用处呢？
后来，在191l年，列宁指出，调和主义和党在反革命年代的历史任务的根本性质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他写道：“在这个时期，许多社会民主党人从各种非常不同的前提出发，‘陷入了’调和主义。托洛茨基所表现出来的调和主义比任何人都彻底，几乎惟独他一个人企图给这个派别建立理论基础。”85正因为调和主义在那些年代里盛极一时，所以列宁认为它对革命政党的发展是最大的威胁。他很清楚，调和派自称有“各种非常不同的前提”，既有机会主义的前提，也有革命的前提。但是在讨伐这种危险倾向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有权利根本不去区分调和主义的主观前提。相反地，他对那些基本立场最接近布尔什维主义的调和派分子进行了加倍猛烈的攻击。为了避免和布尔什维克派本身的调和主义集团发生公开冲突，列宁宁愿把他论战的锋芒指向“托洛茨基主义”，特别是因为我——如前所说——企图为调和主义提供“理论基础”。从这次激烈论战中摘引出来的话后来为斯大林帮了忙，虽然这肯定不是原来的意图。
列宁在反动年代的著述——在具体细节上是细致入微，在思想的概括性上则是大胆无畏——对于革命训练来说永远是伟大的一课。列宁在1909年7月写道：“我们在革命时期学会了‘讲法语’，就是说……加强群众直接斗争的威力……现在，在出现停滞、反动和瓦解的时候，我们必须学会‘讲德语’，就是说，学会缓慢地……一点一点地争取胜利。”86孟什维克领袖马尔托夫在1911年写道：“两三年以前公开运动〔即取消派〕的领袖们仅仅在原则上承认的东西——有必要‘用德语，来建立党——……现在已经得到普遍承认，并且认为现在正是开始具体实现这个任务的时候。”虽然从表面上看，列宁和马尔托夫都已经开始“讲德语”，事实上他们讲的是不同的语言。对于马尔托夫来说，“讲德语”意味着使自己适应俄国的半专制主义，希望逐渐使它“欧洲化”。对于列宁来说，同样的字眼意味着，在秘密党的帮助下利用微小的合法的可能性来准备新的革命。德国社会民主党后来堕落到机会主义的事实表明，孟什维克在政治上更真实地反映了“德语”的精神。但是，列宁对德国以及俄国客观发展道路的理解要正确得多：和平改良时代正为大变动时代所代替。
至于柯巴，他既不懂法语也不懂德语。然而他的整个倾向使他接近列宁的立场。他不像孟什维克派那些演说家和新闻记者那样寻找公开的战场，因为公开的战场会暴露他的弱点，而不是显示他的优点。他首先需要一个集中控制的机构。但是在反革命统治条件下，这个机构只能是秘密的。虽然柯巴缺乏历史预见性，但是他具有非凡的毅力。在反动的年代里，他不属于数以万计的脱党分子之列，而是不顾一切始终忠实于党的区区几百个人里面的一个。
伦敦代表大会以后不久，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年轻的季诺维也夫以及已成为布尔什维克中央成员的年轻的加米涅夫都搬到国外去了。柯巴仍然留在俄国。他后来把这当成自己的一件了不起的成就。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工作地点和工作性质的选择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取决于有关个人自己的选择。如果中央委员会认为柯巴是一个能够到国外担负更高级的工作的理论家和宣传家，毫无疑问，他会接到迁往国外的命令，而他是既不能也不愿加以拒绝的。但是谁也没有召他到国外去．从党的上层领导开始知道他的时候起，他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实践家”，也就是一个主要在地方组织活动中起作用的普通革命者，而柯巴本人曾经在塔墨尔福斯、斯德哥尔摩和伦敦几次代表大会上检验过自己的能力，不大会愿意参加侨民的行列。在侨民当中，他就会屈居三等地位。后来，在列宁去世以后，必要性被说成是德性。“侨民”这个字眼在新官僚的嘴上和在沙皇时代的保守派的嘴上，意思非常接近。列宁在恢复流亡生活以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感觉自己好像正在走进坟墓。1909年秋天，他从巴黎写道：“我们这儿现在和一切事物都可怕地隔绝起来……这些年头真是困难得要命……”俄国资产阶级报刊上开始出现诬蔑侨居国外者的文章，据说，侨居国外是为有教养者所不齿的已经失败的革命的缩影。1912年，列宁在回答彼得堡报纸对布尔什维克的这些毁谤时说：“是的，侨民是有很多苦衷的。……他们比其他人更艰苦，更贫困。在他们中间，自杀的比重特别大……”87但是，“在灾难深重和沉寂的年代，正是在他们中间，而且只是在他们中间，提出了整个俄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原则问题。”881917年革命的主导思想就是在侨民小组进行的艰苦的、令人精疲力竭的战斗过程中酝酿出来的。柯巴根本没有参加这方面的工作。
从1907年秋天至1908年3月，柯巴在巴库继续进行革命活动。现在不可能肯定他是哪一天到巴库去的。他可能正是在卡莫装最后一个炸弹时离开梯弗里斯的；柯巴的勇气的主要特点是谨慎。巴库是一个多民族的城市，在20世纪开始时已经拥有10万以上的人口，而且继续迅速增加，把阿塞拜疆的鞑靼人大批吸引到石油工业中来。沙皇当局唆使鞑靼人反对比较先进的亚美尼亚人，借以对付1905年的革命运动。这种做法不是毫无效果的。但是，革命甚至把落后的阿塞拜疆人也抓住了。他们大批地参加了1907年的罢工，虽然和其他各地比较，他们参加得较晚。
柯巴在这座“黑色的城”里住了大约8个月，其中应当减去他到柏林去的时间。不算过分捏造的贝利亚写道：“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巴库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成长壮大起来，并且在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中得到了锻炼。”柯巴被派往对方力量特别强大的地区，“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布尔什维克粉碎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如此这般。我们从阿利路也夫那里也了解不到更多情况，据他说，经过警察残酷破坏以后，布尔什维克的力量是“在斯大林同志直接领导和积极参加下〔聚集起来的〕……他的组织能力、真诚的革命热情、无穷无尽的精力、坚强的意志和布尔什维克的百折不挠的精神……”等等。不幸的是，斯大林的岳父的回忆录写于1937年。“直接领导和积极参加”这个公式毫无疑义地揭露了贝利亚的商标。同一时期在巴库很活跃的、用政敌的眼光观察柯巴的社会革命党人维列沙克在他身上看到了非凡的组织能力，但是完全否认他在工人当中拥有任何个人影响。他写道：“他的性格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不好的。柯巴也考虑到这一点。他从来不在群众大会上公开讲话……柯巴到这个或那个工人地区去永远是一件秘密的事，只能从布尔什维克的活动突然活跃起来这个事实中加以猜测。”这似乎比较接近真实情况。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和维列沙克见面。
根据布尔什维克们在极权时代以前写的回忆录，巴库组织中占首位的不是柯巴，而是邵武勉89和查帕里泽90。这两个卓越的革命家是在英国占领外高加索时期于1918年9月20日被英国人杀害的。《邵武勉传》的作者卡里尼安写道：“在巴库的老同志当中，阿·叶努基泽、柯巴（斯大林）、季莫费（斯潘达梁）、阿廖沙（查帕里泽）等同志当时很活跃。布尔什维克组织……在石油工人工会中拥有广泛的活动基础。一切工会工作的真正组织者和书记是阿廖沙（查帕里泽）。”叶努基泽是在柯巴之前提到的；主要角色交给了查帕里泽。他还说：“他们两人（邵武勉和查帕里泽）是巴库无产阶级最受人爱戴的领袖。”在1924年写这本书的时候，卡里尼安还没有想到把柯巴放在“最受人爱戴的领袖”之列。
巴库的布尔什维克斯托帕尼谈到他在1907年如何热中于工会工作——“当时巴库最迫切的任务”。工会处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之下。在工会里，“谁也代表不了阿廖沙·查帕里泽所起的主要作用，柯巴（朱加施维里）同志起着较小的作用。柯巴的大部分力量主要放在他负责的党的工作上……”斯托帕尼没有具体说明，除了领导工会这个“最迫切的任务”以外，“党的工作”还包括什么。但是他无意中的确提供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关于巴库的布尔什维克的分歧的说明。巴库的布尔什维克都同意有必要从组织上“巩固”党在工会里的影响，但是“关于巩固的程度和方式，我们自己也有分歧：我们有自己的‘左翼’（柯巴－斯大林）和‘右翼’（阿廖沙·查帕里泽和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人）；产生分歧的不是根本问题，而是策略或建立联系的方法问题”。斯托帕尼故意含糊其辞——斯大林当时已经拥有很大的权力——使我们可以毫无疑义地想像到实际的人物的部署。姗姗来迟的罢工运动的浪潮，使工会已经处于最重要的地位。工会领袖自然是那些懂得如何和群众谈话和如何领导群众的人：查帕里泽和邵武勉。再次被推入次要地位的柯巴盘踞在地下的委员会里。对于柯巴来说，党争取影响工会的斗争意味着群众的领袖——查帕里泽和邵武勉——应当服从他的指挥。从斯托帕尼的话中可以清楚看出，在这场为“巩固”他的个人权力而进行的斗争中，柯巴引起了所有占领导地位的布尔什维克的反对，群众活动对阴谋家的计划是不利的。
柯巴和邵武勉之间的竞争特别激烈。情况变得如此恶劣：根据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说法，在邵武勉被捕以后，工人们怀疑是柯巴把他的对手交给警察的，要求由党的法庭来审判他。只是由于柯巴自己也被捕了，他们的运动才结束。控告者不大可能有什么确切的证据。他们的怀疑可能是许多情况的巧合引起的。但是只要说明这一点就够了。柯巴的党内同志认为，他在野心遭受挫折时可能变成告密者。关于其他任何人，从来没有人讲过这种话！在柯巴参加巴库委员会期间，这个委员会如何取得经费的问题上，有一些关于武装“没收”、通过处死或烧毁油井的威胁强迫工业家捐款、制造和使用伪钞等等的旁证。但是这些旁证绝不是无可怀疑的。这些行为的确发生过。然而究竟是早在那样遥远的年代就已经把这些行为归诸柯巴的创议，抑或是很久以后才第一次把这些行为的大部分和柯巴的名字联系起来，现在很难肯定。无论如何，柯巴不可能直接参加过这种冒险活动；否则必然会透露出来的。他很可能是从旁指导军事活动的，正如他曾经企图从旁指导工会一样。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柯巴在巴库的这一段生活很少为人所知。最无关闳旨的插曲，只要它们可能提高“领袖的”威望，也都被记录下来，然而对他的革命活动却只是最笼统地提到，压制消息的程度很难说是偶然的。
1909年，年纪还很轻的社会革命党人维列沙克被关进巴库的所谓拜洛夫监狱，在那里面蹲了三年半。3月25日被捕的柯巴在这座监狱里蹲了一年半，从监狱转到流放地，在流放地住了九个月，然后秘密回到巴库，于1910年3月再次被捕，并再次被关入拜洛夫监狱。他在这座监狱里和维列沙克一起关了将近六个月。1912年这两个难友又在西伯利亚的纳赖姆碰头了。最后，在二月革命以后，作为梯弗里斯守卫部队的代表，维列沙克在彼得格勒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又碰见了他的老相识。
在斯大林的政治吉星高照以后，维列沙克在侨民报刊上详细叙述了他们在监狱中的共同生活。他的故事或许不是完全可靠的，他的判断也不是尽都令人信服的。例如，维列沙克断言，柯巴本人曾经承认“由于革命的理由”而出卖过正教中学的某些同志；这无疑是以道听途说作为根据的。关于这个故事的不可能性已经指出过了。这位属于民粹派的作者在讨论柯巴的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是极为幼稚的。但是维列沙克有一个宝贵的有利条件：他能够在文明共处的习惯和条件——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已经退化的环境中观察柯巴。巴库监狱原来只能容纳400人，当时却关了1500多人。囚犯们睡在拥挤不堪的牢房里、走廊里、楼梯上。在这样过分拥挤的条件下，不可能有任何隔离。除了惩罚性牢房的门以外，所有的门都大敞着。刑事犯和政治犯在牢房之间、房屋之间以及院落里自由地走来走去。“要想坐下来或躺下来而不压住别人的脚是不可能的”。在这种环境中，人们相互之间，许多人对自己，都有了十分意想不到的看法。甚至连冷冰冰的、沉默寡言的人也露出了在一般情况下他们能够设法隐藏的性格特点。
维列沙克写道：“柯巴是一个极端片面的人。他没有一般原则，也没有受过适当的教育。他在本性上一直是一个缺乏教养的人、一个粗野的人。在他身上，这一切都和一种特殊的、故意装出的调皮结合在一起，使观察力最敏锐的人第一眼也看不出这种调皮后面隐藏着的其他特点。”作者所说的“一般原则”，似乎是指道德原则：作为一个民粹党人，他是“伦理的”社会主义学派的信徒。维列沙克对柯巴的精力感到惊讶。这座监狱里有一种残忍的把戏，目的是尽一切办法使自己的对手发狂：这种把戏叫做“逐入梦境”。维列沙克说：“从来不可能使柯巴失去镇静……无论怎么做也不能激怒他……”
和当局玩弄的把戏比较起来，这种把戏还算是十分天真的。监狱里有刚被判处死刑的人。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等待自己命运的结束。死囚和其他人吃住都在一起。晚上，他们在囚徒众目睽睽下被带到监狱院落里纹死，所以在牢房里“听得见被绞死者的哭喊和呻吟”。所有犯人都感到神经紧张。维列沙克说：“柯巴睡得很熟，要不就是安安静静地念世界语（他深信世界语是未来的国际语言）。”如果认为柯巴对处决漠不关心那未免太傻了。但是他的神经很坚强。他对别人的事不像对自己的事那样敏感。这样的神经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财产。
尽管存在着混乱、绞决以及党和个人的冲突，巴库监狱仍然是一座重要的革命学校。柯巴是一个突出的马克思主义领袖。他不曾参加个人之间的讨论，宁愿上公共讲坛，这个迹象肯定说明柯巴在教育和经验上比大多数难友高明。“柯巴的外表和他在辩论中表现的粗野使他的表现总是令人不愉快的。他的演说缺乏机智，形式上枯燥刻板。”维列沙克追叙了一次“土地问题讨论”的情况，在这次讨论中，柯巴的同志奥尔忠尼启泽“打了共同报告人、社会革命党的伊利亚·卡策瓦泽的耳光，因此受到其他社会革命党人的毒打。”这件事不是捏造的：性情非常暴躁的奥尔忠尼启泽甚至在成为苏维埃的著名的大官以后还保持着以力服人的嗜好。列宁有一次甚至因此建议把他开除出党。
维列沙克对柯巴的“机械的记忆力”惊异不置。据说，柯巴“前额并不发达”的小脑袋把马克思的《资本论》整个装进去了。“马克思主义是他的本行，在这方面，人是不可战胜的。……他懂得如何利用引自马克思的适当的公式来证明任何论点。这个人给对政治蒙昧无知的年轻的党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维列沙克本人属于“蒙昧无知者”之列。对于这个在土生土长的俄国纯文学的社会学的教育下长大的青年民粹党人，柯巴的马克思主义的包袱看来一定是极端使他赞佩的。事实上，这个包袱是够小的了。柯巴既对理论不感兴趣，又不能锲而不舍地学习，又缺乏思想锻炼。说他具有“机械的记忆力”是不怎么正确的。这种记忆力是狭隘的，从经验中产生的、实用的；但是，尽管经过正教中学的训练，这种记忆力绝不是机械的。这是一种属于农民的记忆力，缺乏概括和综合的能力，然而坚定顽强，特别是在仇恨方面。说柯巴脑袋里装满了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现成的引语是完全不真实的。柯巴从来不是一个书蠹，也不是一个学者。他通过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拣到一些关于阶级斗争和思想从属于物质因素的最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尽管他使这些论点过分简单化了，他仍然能够利用它们战胜民粹党人，正如一个手持最蹩脚的手枪的人能够战胜一个手持木制武器的人一样。然而整个说来，柯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上是满不在乎的。
我们记得，当柯巴关在巴土姆和库泰依斯监狱里的时候，他曾经企图钻研德语的奥秘。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极为强大。然而柯巴在学习马克思的语言时比学习他的理论更不成功。在巴库监狱中，他开始研究作为“未来的语言”的世界语。这一点最有启发性地揭露了柯巴的智力修养的性质。在学问方面，他总是寻找抵抗力最小的路线。尽管他在监狱和流放地住了八年，他从来不曾学会任何一种外语，他的生不逢辰的世界语也不例外。
一般来说，政治犯总是努力避免和刑事犯混在一起。柯巴则正好相反，“总是被人看到和恶棍、敲诈犯以及持枪抢劫犯搞在一堆”。他感觉自己和他们处在平等的地位。“他对从事真正‘事业’的人一向有深刻的印象。而他认为政治是一种‘事业’，在这方面应当懂得如何‘干’，并且懂得如何‘干得更好’”。这个意见非常恰当。正是这个意见比其他任何事物更有力地驳斥了关于柯巴具有“机械的记忆力”和装满现成引语的说法。和智力方面趣味较高的人在一起是使柯巴苦恼的。在列宁时期的政治局里，他几乎总是沉默寡言、阴郁焦躁地坐着。相反地，在和智力鲁钝、丝毫不受任何思想倾向约束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比较喜欢交际、比较平心静气，也比较近人情。在内战时期，当某些部队、通常是骑兵部队不听驾驭、沉腼于暴力和酗酒的时候，列宁惯于说：“我们最好是把斯大林派到那儿去吧？他懂得怎样和这类人讲话。”柯巴在监狱里不是抗议和示威活动的创议者，但是他总是支持创议者的。“这使他在一般囚犯眼中成为一个好的同志”。这个意见也是恰当的。柯巴无论在什么问题上，无论在什么地方，从来都不是一个创议者，但是他十分善于利用别人的主动性，把创议者推着往前走，而自己则保持选择的自由。这并不是说柯巴缺乏勇气；他不过是希望把勇气用得合算一些。监狱的管理制度是散漫和残暴的混合体。犯人们在监狱墙壁之内享受着相当大的自由。但是，一旦超越了一个难以捉摸的界限，管理当局就会使用武力。维列沙克谈到1909年（他显然是指1908年）复活节的第一天，萨利亚团的一连士兵对所有政治犯毫无例外地进行了殴打，迫使他们通过等在两旁殴打他们的行列。“柯巴手上捧着一本书，昂着头，从枪托的打击下走过去。到了自由活动的时间，柯巴不顾刺刀的威胁，用一个脏水桶撞开了牢房的门。”这位沉默寡言的人——的确，在罕有的场合里——也会暴跳如雷。
莫斯科的“历史学家”雅罗斯拉夫斯基是这样转述维列沙克的话的：“斯大林走过士兵的行列，遭受来自两面的夹击，一面读着马克思……”在这里把马克思的名字拖进来和把一朵玫瑰花放在圣母玛利亚的手中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苏联全部历史学都是由这种玫瑰花组成的。柯巴在枪托殴打下手里还持着“马克思”的书已经成为苏联学术研究、散文和诗歌的主题。然而，这种态度并没有任何不平常之处。在监狱里挨打和监狱里的英雄主义当时都是家常便饭。皮亚特尼茨基谈到1902年他在维尔诺被捕以后，警察曾经建议把他（当时他还是一个十分年轻的工人）送到以打人著名的地区警官那儿去，以便迫使他招供。但是那位年纪较大的警察回答说：“在那儿他也不会说任何东西的。他属于火星派的组织。”甚至在那样早的时候，列宁派的革命者就以坚定不屈知名。为了弄明卡莫是否真的像别人说的那样失去了感觉，医生曾经把针刺进他的指甲，只是因为卡莫毫不动摇地忍受了几年这样的考验，他才终于被宣布为无法治疗的疯子。和这比较起来，挨几下枪托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低估柯巴的勇气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必须对这种勇气加以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由于监狱的条件，维列沙克可以毫不困难地观察到柯巴的某种使他能够长期不为人所知的特点：“这就是他善于不声不响地煽动别人，而自己则躲在一边。”然后举了两个例子。有一次，在“政治犯”屋子的走廊里，一个年轻的格鲁吉亚人遭到殴打。满屋都响起了“挑拨者”这个不祥的字眼。只有警卫的士兵才能使这场惩戒停止下来。他的鲜血淋漓的身体被放在担架上抬到市立医院去了。他是一个挑拨者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他没有被打死？“在拜洛夫监狱里已经证明的挑拨者通常是被打死的”，维列沙克附带地说明。“谁都毫不知情，也搞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只是隔了很久我们才知道这个谣言出自柯巴。”那个被打的人究竟是不是挑拨者始终没有弄清楚。是否可能他只是反对没收活动或指责柯巴是出卖邵武勉的工人之一？
另一个例子。有一个被称为“希腊人”的犯人在通往“政治犯”屋子的楼梯上刺死了一个刚关进这座监狱不久的青年工人。这个希腊人认为，那个被他杀死的人是一个密探，虽然他过去从来没有见过他。这场血腥事件自然轰动了整个监狱，长期成为一个疑案。最后，这个希腊人开始吐露真相，说他显然受到了毫无道理的“欺骗”：错误的消息来自柯巴。
高加索人很容易发火，很容易动刀子。头脑冷静、长于算计的柯巴懂得这些人的语言和习惯。他发现使这些人相互火并易如反掌。两个例子无疑都是为了报复。教唆的人不需要让受难者知道他们的不幸是谁造成的。柯巴不喜欢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感情，甚至复仇后的快乐也不愿和别人共享。他宁愿单独地暗自享受这种乐趣。这两个插曲虽然很卑鄙，然而似乎不是不可能的；后来发生的事件使它们看起来有一种内在的真实性。……在拜洛夫监狱里，为未来事件进行的准备在继续着。柯巴获得了经验，柯巴成长壮大了，柯巴成熟了。这个脸上长着麻点的前正教中学学生的灰黯的身形抛下了比以前更邪恶的影子。
维列沙克还提到——这一次显然是道听途说来的——柯巴在巴库活动时期的各种冒险行为：组织伪钞制造者、抢劫国家财库等等。“他从来没有因为这些事情中间的任何一项而出庭受审，虽然那些伪钞制造者和没收者和他一起关在监狱里。”如果他们了解他所起的作用，其中必然会有人出卖他的。“柯巴善于不动声色地利用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同时使自己不受人注意。这使他成为一个不择手段的、可以不必公开作出解释和公开承担责任的狡猾的阴谋家。”
这样一来，我们对柯巴在监狱里的生活就比对他在监狱外的活动了解得更多了。但是无论是在监狱以内还是在监狱以外，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本色。在和民粹派讨论以及和拦路抢劫犯闲聊之间，他并没有忘掉自己的革命组织。贝利亚告诉我们：柯巴在监狱里和巴库委员会建立了经常的联系。这是非常可能的：在政治犯和刑事犯以及政治犯和政治犯之间并不隔离的地方，和外界割断联系是不可能的。有一期秘密报纸就完全是在监狱里准备的。革命的脉搏虽然已经比以前微弱得多，但是仍然在跳动。监狱可能不曾促进柯巴对理论的兴趣，但是监狱也没有摧毁他的战斗精神。
9月20日，柯巴被送往沃洛果达省北部的索里维切果茨克。这是特别优待的流放：时间只有两年；不是流放到西伯利亚，而是俄国的欧洲部分；不是一个村庄而是拥有两千居民的小镇。有很好的潜逃机会。由此可知，宪兵们甚至连比较有分量的不利于柯巴的证据也没有搞到。由于那些边远地区的生活费用很低，流放者依靠政府每月发给他们的几个卢布维持生活并不困难；为了满足额外的需要，他们还得到朋友们和革命的红十字会的接济。柯巴是如何在索里维切果茨克度过九个月的，他干过什么，他研究过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没有发表过任何文件他的文章、日记、信件都没有发表。在当地警察关于“约瑟夫·朱加施维里案”的卷宗里，在“态度”这项标题下记载着这样一句话：“粗暴、鲁莽、不尊敬上级。”“不尊敬”是一切革命者共有的特点；“粗暴”是他独有的特点。
1909年春天，已经在彼得堡的阿利路也夫接到当时已被流放的柯巴的来信，要他把地址告诉他。“同年夏末，斯大林从流放地逃到彼得堡。我在彼得堡利齐尧区的一条街上偶然碰见了他。”原来斯大林在阿利路也夫家里和工作地点都没有找到他，不得不在街上逛了好久，无处藏身。“当我在街上偶然碰见他的时候，他已极为疲倦。”阿利路也夫把柯巴安排在一个警卫团的同情革命的看门人的家里住着。“斯大林在这里安静地住了一个短时期，见到参加第三届杜马的布尔什维克派的几个成员，后来往南去，到了巴库。”
又到巴库去啦！他不大可能是出于对乡土的怀恋而被吸引到巴库的。比较准确的设想是：柯巴在彼得堡并不出名，杜马的议员们对他没有表示任何兴趣，谁也没有请他留下，也没有为他提供秘密居住必不可少的帮助。“回到巴库，他又努力工作起来，进一步加强布尔什维克的组织。……1909年10月，他来到梯弗里斯，组织了并且领导了梯弗里斯布尔什维克组织反对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斗争。”读者无疑会认出贝利亚的风格。
柯巴在秘密报刊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这些文章之所以令人感兴趣，只是因为它们是未来的斯大林写的。由于没有其他任何更值得注意的东西，现在对1909年12月柯巴为党在国外的报纸写的通讯赋予了非凡的意义。他写的《高加索来信》拿巴库这个活跃的工业中心和充满文官、商人和手艺人的停滞的梯弗里斯作了对比，很正确地用社会结构说明了孟什维克在梯弗里斯占统治地位的原因。接着就对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多年来的领袖饶尔丹尼亚展开了论战。饶尔丹尼亚再次宣称有必要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联合起来”。他争辩说，工人们必须放弃自己的不调和政策，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愈微弱，资产阶级……就愈能胜利……，柯巴对此提出了一个针锋相对的论点：“革命愈是依靠领导贫农反对地主和自由资产者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这个革命的胜利就愈是彻底。”91所有这一切本质上都十分正确，但是毫无新意；从1905年春天开始，这种论战已经重复过无数次了。如果这种通信对列宁有任何价值的话，不是因为它像学生作文一样重复了他本人的思想，而是因为它是在大多数类似的声音已经消沉的时期来自俄国的活生生的声音。可是在1937年，这篇《高加索来信》被说成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策略的典型例证”。有一个属于这类的歌颂者写道：“我们的著作和我们一切教导都不足以说明这篇文章的非凡的深度、丰富的含义及历史意义。”最慷慨的做法是不去理它。
同一位历史学家（一个名叫拉比切夫的人）告诉我们：“1910年3月和4月，终于有可能成立中央委员会的俄国局了。斯大林是这个局的工作人员。但是在俄国局开始工作以前，它的成员就被逮捕起来。”如果这段话是真的。那么柯巴至少从形式上说是1910年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的。这是他的传记中多么重要的里程碑！但是，这不是真的。比拉比切夫早15年，老布尔什维克格尔曼诺夫（弗鲁姆金）就讲了如下这段话：“在本文笔者和诺根举行会议时，决定建议中央委员会批准下列五人名单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俄国部分的成员：诺根、杜勃洛文斯基、马林诺夫斯基、斯大林和米柳亭。”由此可知，这里考虑的并不是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决议，而仅仅是两个布尔什维克的计划。格尔曼诺夫继续说：“我们两人都认识斯大林，知道他是最优秀的、最积极的巴库工作者之一。诺根到巴库去和他讨论这个问题；但是由于各种理由，斯大林不能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格尔曼诺夫没有说明造成困难的确切原因。两年后，诺根自己写到他的巴库之行。他说：“……斯大林〔柯巴〕处在极为秘密的状态。当时他在高加索很著名，不得不隐藏在巴拉汉内油田区。”从诺根的报道来看，他甚至没有见到柯巴。
对斯大林不能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俄国局的理由保持沉默的情况使人可以作某些有趣的推测。1910年是运动最彻底地瓦解的一年，也是调和主义倾向泛滥得最广泛的一年。中央委员会一月份在巴黎举行全会，调和派在会上取得了很不巩固的胜利。会议决定恢复俄国国内的中央委员会，并且让取消派参加。诺根和格尔曼诺夫是布尔什维克的调和派。恢复“俄国”委员会——也就是在俄国国内秘密活动的委员会——是诺根的任务。由于缺乏著名人物，曾经几度试图把地方性的人物吸收进来，其中有诺根和格尔曼诺夫认识的“最优秀的巴库工作者之一”，即柯巴。但是这个想法毫无结果。我们前边已经提到的那篇德国文章的消息灵通的作者说：尽管“布尔什维克官方传记家企图把〔他〕参加没收活动和开除出党说成是从来不曾发生过的事……然而，布尔什维克本身在任命柯巴担任比较重要的任何领导职务时也是踌躇不决的。”可以相当有握地认为，诺根的使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柯巴最近参加过“战斗活动”。巴黎全会曾经指责没收者是受“对党的利益的错误理解”的指导的人。正在为取得合法地位而斗争的孟什维克绝不可能同意和没收活动的直言不讳的领导者合法。看来，诺根是在和高加索孟什维克领袖谈判的过程中才了解这一点。没有成立有柯巴参加的委员会。应当指出，作为斯大林的保护人的两个调和主义者中间，格尔曼诺夫现在属于完全失踪者之列；至于诺根，仅仅由于他在1924年已经早死才避免遭到和李可夫、托姆斯基、格尔曼诺夫和他的其他最亲密的朋友同样的命运。
无论柯巴在巴库扮演的是第一流、第二流还是第三流角色，他在巴库的活动无疑比在梯弗里斯成功。但是所谓巴库组织是布尔什维主义惟一的不可战胜的堡垒的想法是一个神话。1911年底，列宁本人无意间为这个神话奠定了基础。当时，他把巴库组织和基辅组织并列为“1910和1911年在俄国具有模范和进步作用”的组织——这里指的是党完全瓦解和开始重振旗鼓的年代。《列宁全集》第15卷有一条脚注：“巴库组织在困难的反动年代一直存在，毫无间断，并且在工人运动的一切表现中起了最积极的作用。”现在人们把这两个意见和柯巴的活动紧密地联系起来。但是调查证明，这两个意见都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巴库在复兴以后曾经和国内其他工业中心一样经历过同样的下降阶段——的确，它的下降阶段出现得较晚，但是下降的程度甚至比其他地方更剧烈。斯托帕尼在回忆录中写道：“从1910年开始，巴库的党和工会的生活都完全停顿了。”零碎分散的、残余的工会组织还继续存在了一个时期，但是，甚至这些组织的存在也是由于孟什维克起了主要作用。“由于逮捕、缺乏积极的工作者以及总的混乱状态导致了不断的失败。不久以后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就几乎完全偃旗息鼓了。”1911年的局势更为恶劣。1912年3月，当全国的浪潮又开始明显地上升的时候，奥尔忠尼启泽访问了巴库。他给国外写信说：“昨天我终于设法召集到几个工人……没有组织，也就是说，没有地方中心；因此我们不能不满足于私下会谈……”这两段证词已经够了。此外，让我们回想一下前面已经引用过的奥里明斯基的证词：“在付出的‘代价’最多的城市里，恢复得最慢〔我也许可以拿巴库和萨拉托夫作为例子〕。”列宁对巴库组织的估计错误是一个流亡者的普通错误。作为流亡者，他不得不根据片面的或不可靠的消息——其中可能有柯巴自已提供的过分乐观的情报——从遥远的地方作出判断。
这样勾出的总的画面是足够清楚的。柯巴并没有积极参加作为当时主要斗争场合的工会运动（卡里尼安和斯托帕尼）。他不曾在工人集会上讲话（维克沙克），而是处在“极为秘密”的状态（诺根）。“由于各种理由”，他没有能够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俄国局（格尔曼诺夫）。在巴库，付出的“代价”比其他地方多（奥里明斯基），而且个人恐怖行为也较多（维列沙克）。柯巴直接领导了巴库的“战斗活动”（维列沙克、马尔托夫和其他人），这种活动无疑需要离开群众，转入“极为秘密”的状态。有一个时期，秘密组织的存在是依靠掠夺钱财而人为地维持的。因此，反动的影响更加强大，重整旗鼓的工作开始得更晚。这个结论不仅在传记中而且在理论上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有助于说明群众运动的某些一般规律。
1910年3月24日，宪兵上校马尔丁诺夫说他抓到了巴库委员会委员、“一个占领导地位的最活跃的党的工作者”、化名为“柯巴”的约瑟夫·朱加施维里（不妨认为这个文件没有经过贝利亚的窜改）。关于这次逮捕，另一个宪兵按照自己的责任提出报告说：“鉴于〔朱加施维里〕坚持参加”革命活动并“两次逃走”，他——加林巴托夫斯基上校——“谨建议予以最严厉的惩办”。但是不必以为这里指的是处决：按照行政命令实行的“最严厉的惩办”意味着送到属于西伯利亚的辽远的地方去流放五年。
在此期间，柯巴住在他已经很熟悉的巴库监狱里。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里，国内政治局势和监狱管理制度都发生了深刻变化。1910年已经破晓。反动势力正在取得全线胜利。不仅群众运动，甚至连没收活动、恐怖，以及个人的绝望行为都达到新的低潮。监狱里更严格、更安静了，甚至连集体讨论都无从谈起。柯巴有足够的闲暇来研究世界语，如果他对这种未来的语言还没有感到失望的话。8月27日，高加索总督下令五年内禁止朱加施维里在外高加索居住。但是，显然未能提出任何严重罪名的加林巴托夫斯基上校的建议没有得到彼得堡的理睬。柯巴再次被送往沃洛果达省去继续度完他尚未满期的两年流放期。十分明显，彼得堡当局还没有把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看成是一个严重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