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沙夏四年级的时候，高加索油都巴库和黑海港口巴土姆通了铁路。高加索脊背上除了山脉以外又增加了铁道。锰矿工业继石油工业之后开始发展起来。1896年，当沙夏已经开始对柯巴这个名字产生幻想的时候．梯弗里斯铁路工厂里爆发了第一次罢工。
高加索在思想发展和工业方面都是跟着中俄罗斯走的。在90年代最后五年里面，从彼得堡开始，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已经在激进知识分子中占统治地位。当柯巴还在正教中学发霉的神学气氛中消瘦憔悴的时候，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已经广泛展开。汹涌澎湃的罢工浪潮席卷全国。遭受逮捕和放逐的知识分子和工人起初不过数百，后来则数以千计。革命运动揭开了新的一章。
1901年，当柯巴成为梯弗里斯委员会12委员时，外高加索共有9000个企业（不包括手工作坊），其中雇用产业工人共约4万。考虑到这个地区位于二海13之滨、面积辽阔、物产丰富的情况，这个数字是微不足道的；然而社会民主主义宣传的基石已经接近奠定。巴库泉涌的石油、契图阿里开始采掘的锰矿，给这个地方平添无限生气的铁路的活动，所有这些不仅给工人的罢工运动，而且给格鲁吉亚知识分子的理论思想活动带来了推动力。自由主义的报纸《犁沟报》14用毋宁说是惊讶而不是敌对的日吻记录了这个新运动的代表在政治舞台上出现的情况。它说：“从1893年以来代表一种奇异的倾向并鼓吹一种独特的纲领的青年人一直在给格鲁吉亚的出版物投稿；他们是经济唯物主义理论的拥护者”。人们给马克思主义者起了个绰号，叫做“麦撒墨达西”，意思是“第三集团”，以便同前十年占支配地位的进步贵族和自由资产阶级有所区别。“麦撒墨达西社”里面为首的是诺·饶尔丹尼亚15、高加索孟什维克的未来领袖和昙花一现的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的未来元首。
由于俄国的发展开始极晚，希望逃避警察统治压迫和摆脱像一堆没有个性的蚂蚁似的旧社会的落后状态的俄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能不超越中间阶级。17世纪和18世纪西方革命高举的基督教和民主的旗帜早已变成保守的理论。自由主义的抽象理论对高加索半靠乞讨为生的波希米亚人毫无吸引力。他们对特权阶级的仇视已经自然地带上了社会色彩，为了准备迫在眉睫的战斗，俄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一种新的理论，一种还没有沾上污点的理论。他们从西方社会主义学说，从这种学说的最高的、科学的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找到了这种理论。当时需要解决的已经不是在上帝前平等或法律上平等的问题而是经济平等问题。事实上，由于提出了遥远的社会主义前景，这些知识分子就得到保证，使他们反对沙皇的斗争不致过早地受到西方民主令人失望的经验所引起的悲观怀疑情绪的威胁。这些条件和情况决定了俄国，特别是高加索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的性质。这种马克思主义具有极大的局限性，是极为原始的，因为它必须适应落后的地方知识分子的政治需要。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是不现实的，但是它鼓舞了知识分子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从而对这一斗争提供了非常现实的帮助。
9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首先把批评的锋芒指向言之无物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迷信地恐惧资本主义的发展，希望为俄国找到“例外的”特殊历史道路。因此，为资本主义的进步使命辩护就成为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论题。他们经常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纲领置于次要地位。诺·饶尔丹尼亚在合法刊物上孜孜不倦地鼓吹“民族”利益的一致性，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必须结成反对专制政体的联盟。这种联盟思想后来成为孟什维克政策的基石，也是他们最后遭到覆灭的原因。苏联御用历史学家直到今天还在审判饶尔丹尼亚的思想，用各种方式加以描绘，虽然这种思想早已在战斗中湮没无闻。同时，他们闭着眼睛故意不看这个事实：30年后斯大林把这种孟什维克政策不仅运用到中国，而且运用到西班牙，甚至运用到法国，而当时的情况比处在沙皇制度铁蹄下的封建的格鲁吉亚普遍存在的情况为实行这种政策提供的理由要小得无法衡量。
然而就是在那个时候，饶尔丹尼亚的思想也没有得到普遍承认。1895年，后来成为杰出的左翼宣传家之一的萨沙·楚鲁启则16参加了“麦撒墨达西社”。他在1905年29岁的时候死于结核病，身后遗下的报刊著作证明他具有颇为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和文学才能。1897年，拉多·克泽霍越里17也参加了“麦撒墨达西社”。和柯巴一样，克泽霍越里在哥里正教小学和梯弗里斯正教中学念过书，但是比柯巴大好几岁，在柯巴参加革命最初几个阶段里对他起过向导作用。1923年，当回忆录作者还享有足够自由的时候，叶努基泽追述说：“斯大林曾经多次惊叹地强调已经去世的克泽霍越里同志的非凡的才能，指出他在那个时候就懂得如何按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正确地提出问题”这段证词，特别是里面提到的“惊叹”，驳斥了后来编造的所谓柯巴当时已经处于领导地位、而楚鲁启则和克泽霍越里只是他的“助手”的故事。此外，还可以指出：楚鲁启则青年时代写的文章从内容到形式都比柯巴两三年以后写的任何东西高明得多。
克泽霍越里在参加“麦撒墨达西社”左翼以后的第二年，把年轻的朱加施维里也吸收进去。“麦撒墨达西社”当时并不是一个革命组织，而是以合法报纸《犁沟报》为中心结合起来的、由思想接近的人组织的一个小组。1898年，这家报纸从自由主义者手里转入以饶尔丹尼亚为首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手里。
伊雷马什维利说：“我们暗中经常到《犁沟报》办公室去访问。柯巴和我们一齐去过几次，但是后来却拿该报编委开玩笑。”当时马克思主义者营垒中的意见分歧虽然也许只是初露端倪，然而在性质上是十分严重的。温和派并不当真相信革命，更不相信革命迫在眉睫，他们指望的是旷日持久的“进展”，渴望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结成联盟。另一方面，左派则真诚希望来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变革，因此主张采取比较独立的政策。从本质上说，左派的成员都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们和“马克思主义”的半自由主义者天生是互不相容的。由于早年环境的影响和自己的个性，沙夏倾向于左派是出于本能、理所当然的。他是一个以颇为原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有地方局限性的平民民主主义者——他是作为这样一个民主主义者参加革命运动的；从本质上说，直到最后他仍然是这样一个民主主义者，虽然他个人的命运经历了一个异乎寻常的轨道。
在这两个区别还不很显著的派别之间，意见分歧暂时集中在宣传鼓动问题上。有些人主张在人数很少的小组中进行审慎的教育工作；另外一些人主张领导罢工，并通过散发传单来进行鼓动。当赞成群众工作的人得到胜利以后，他们的分歧就转到传单内容方面。比较审慎的人主张完全从经济要求出发进行鼓动，坚决“避免吓倒群众”。他们从反对者那里得到“经济派”这个表示鄙视的称号。另一方面，左派认为必须毫不迟延地过渡到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鼓动。这是普列汉诺夫在国外侨民中采取的立场。这也是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和他的朋友们在俄国国内采取的立场。
一位先驱者曾经写道“梯弗里斯涌现出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早在1896年至1897年期间，这个城市就有了以工人为主要成分的小组。这些小组起初纯粹属于教育性质。……小组数目不断增加，到1900年已经有好几十个。每个小组有10至15人。”随着小组数量的增加，他们的活动也愈来愈大胆。
1898年，柯巴还在正教中学念书的时候，就和工人们建立了联系，并且参加了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伊雷马什维利回忆说“一天晚上，柯巴和我暗地里从姆塔茨明达的正教中学溜到紧靠悬崖的属于梯弗里斯铁路局一个工人的小屋子里去。后来，其他一些和我们具有共同思想的正教中学学生也偷偷溜来了。和我们一齐开会的还有铁路工人的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会组织。”1926年，斯大林在梯弗里斯一次集会上谈到这件事。他说：
“我想起了1898年，当时我第一次接受一个铁路工厂工人小组的工作。……我想起了我在司徒卢阿同志的家里，在季布拉泽（他当时也是我的一个老师）……以及梯弗里斯其他先进工人面前，怎样受到实际工作的初步教育。……就在这里，在这些同志中间，我受到了第一次战斗的革命洗礼。就在这里，在这些同志中间，我成了革命事业中的一个学徒。”18
1898年至1900年期间，铁路工厂和梯弗里斯一些工厂爆发了罢工。年轻的社会民主党人积极地参加了这些罢工，有时在罢工中起着领导作用。一个地下印刷所用手和擦皮靴的刷子印出了宣言，在工人中间散发。运动仍然按照“经济主义”的精神发展下去。一部分秘密工作落在柯巴肩上；具体是什么工作现在不容易肯定。但是，他显然已经进入地下革命活动世界的大门。
1900年，刚刚结束西伯利亚流放生活的列宁怀着创办一家革命报纸的明确目的到国外去了。他想利用这个报纸把零碎分散的党组织集中起来使党明确地转上革命斗争的轨道。与此同时一个已经暗中被告知这些计划的老革命家维克托·库尔纳托夫斯基工程师从西伯利亚到梯弗里斯。和现代的拜占庭帝国历史学家断言的不同，使梯弗里斯社会民主党摆脱“经济主义”的局限性、并且使它的活动具有比较革命的倾向的并不是柯巴，而是库尔纳托夫斯基。
库尔纳托夫斯基是和恐怖主义的民意党一起开始革命的。19世纪末叶，在他第三次流放期间，他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列宁和他周围的人很友好。列宁在国外创办了《火星报》。他的追随者开始被人称为火星派。《火星报》在高加索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库尔纳托夫斯基。梯弗里斯的老工人回忆说：“在发生争辩和举行讨论的时候，所有同志总是转向库尔纳托夫斯基。他作出的结论和判断总是毫无异议地得到接受。”从这段证词可以推断得出，这位毫不倦怠的、不屈不挠的革命家对高加索的重要意义。他个人的命运是由两个因素组成的：英雄的因素和悲剧的因素。1900年，无疑是根据库尔纳托夫斯基的创议，建立了社会民主党梯弗里斯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完全是知识分子。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柯巴显然很快就被库尔纳托夫斯基的魅力所征服。柯巴当时还不是委员会的成员。附带说一句，这个委员会也没有存在多久。从5月直到8月，梯弗里斯企业中发生了罢工的浪潮。在铁路工厂罢工工人名单中有苏维埃共和国未来的主席、锁匠加里宁和另一个俄国工人、斯大林未来的岳父阿利路也夫。在这个期间，在大学生的创议下，北方开始了一系列的街头示威游行。1900年，哈尔科夫一次声势浩大的五一节游行使全城大多数工人站立起来，在全国各地引起了惊叹和欢欣鼓舞的回声。其他城市也学习它的榜样。宪兵将军斯皮里多维奇写道：“社会民主党懂得上大街的巨大鼓动意义。从那时起，它就把发动示威游行视为己任，吸引愈来愈多的工人参加。街头游行经常是罢工的结果。”梯弗里斯的平静没有保持多久。1901年4月22日——我们不要忘记俄国当时仍通行旧历——将近2000人参加了为庆祝五一节而在市中心举行的街头游行。在同警察和哥萨克骑兵发生冲突时，14人受伤，50多个参加骚动的人遭到逮捕。《火星报》并没有忽视梯弗里斯这次游行的重大象征意义。“从这一天起，高加索开始了公开的革命运动。”19
负责筹备工作的库尔纳托夫斯基在3月22日晚上，也就是举行游行示威的一个月前，被逮捕起来。同一天晚上还搜查了观象台。柯巴在观象台工作；但是他当时已经外出，所以没有被抓住。宪兵当局决定“……要找到上述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并对被告进行审讯”。这样一来，柯巴就转入“非法状态”，成为长期的“职业革命家”。他当时22岁，离取得胜利还有16年。
在逃脱逮捕以后，柯巴在梯弗里斯隐藏了几个星期，设法参加了五一节游行。贝利亚对这一点说得斩钉截铁，并且照例加上一句，说斯大林“亲自”领导了这次游行。不幸的是，贝利亚的话是不足为凭的。但是伊雷马什维利也就这个问题提出了证词。诚然，伊雷马什维利当时不在梯弗里斯，而是在哥里当教员。他说：“柯巴作为领导人之一而受到搜捕。他在即将被捕以前设法离开市场，隐蔽起来。……他逃回故乡哥里，但是不能留在他母亲的住处，因为这是搜捕他的人首先要去的地方。因此他甚至在哥里也必须藏匿起来。晚上，他经常暗地里到我的住处看我。”
梯弗里斯的游行示威给柯巴留下了极为强烈的印象。伊雷马什维利“不无惊讶地”注意到，正是这次冲突带来的流血后果使他的朋友得到了鼓舞。“运动将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壮大起来：按照柯巴的意见，流血斗争必须会带来最迅速的结局”。伊雷马什维利没有想到，他的朋友不过是在重复《火星报》鼓吹的意见。
离开哥里以后，柯巴显然又秘密回到梯弗里斯，因为根据宪兵当局的情报，“朱加施维里于1901年秋天当选为梯弗里斯委员会委员……参加了两次委员会会议，并且在1901年底被派往巴土姆进行宣传活动。……”由于宪兵除抓革命党人以外并不具有其他任何“倾向性”，而且在内部机构的帮助下一般是消息灵通的，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认为柯巴在1898年至1901年期间并没有在梯弗里斯起近年来归到他身上的那种领导作用；在1901年秋天以前，他甚至还不是当地委员会的委员，而只是一个宣传工作人员，即小组领导人。
1901年底，柯巴从梯弗里斯迁往黑海沿岸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巴土姆。这次迁移可以用两种必要性来解释——躲避梯弗里斯警察的监视，并在各省开始革命宣传。但是孟什维克的出版物提出了另一个理由。据他们说，朱加施维里从开始在工人小组中进行活动的第一天起，就因为阴谋反对梯弗里斯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季布拉泽而受到注意。他不顾警告，继续散播毁谤性言论，“目的是要中伤这个运动的真正的、得到公认的代表，取得领导地位”。在提交党内审判时，柯巴被认为犯有进行违反同志关系的毁谤罪，经过一致决定，被开除出这个组织。对这种说法几乎无法加以核实。我们必须记住，这个说法来自斯大林不共戴天的反对者。梯弗里斯宪兵当局的文件——至少是至今已经发表的文件——丝毫没有谈到约瑟夫·朱加施维里被开除出党的事，相反地，倒是谈到他被派往巴土姆“进行宣传工作”。因此，如果没有其他证据表明他去巴土姆是某种不愉快事件的结果，我们或许可以把孟什维克的说法抛在一边，不再纠缠下去。
描写高加索劳工运动的最早的也是最严肃认真的历史学家之一特·阿尔科梅德的书是1910年在日内瓦出版的。他在书中谈到1901年秋天梯弗里斯组织在吸收工人选举的代表参加委员会的问题上爆发的激烈斗争。他写道：“发言表示反对的是一个事事‘起劲’、样样聪明的年轻的同志。他用地下活动条件、缺乏准备和工人缺乏阶级觉悟等作为理由，挺身出来反对让工人参加委员会。他在结束发言时转身对着工人说：‘他们在这里奉承工人。请问你们当中有谁——即使是一两个也罢——适合当委员呢？把手按在心上，说真话吧？'”但是工人们不理睬这位演说家，投票时仍然把自己的代表选入委员会。阿尔科梅德没有提这位“事事起劲”的青年人的名字，因为当时的环境不容许泄露。1923年苏联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时候也没有透露名字。我们倾向于认为它这样做并不是由于疏忽。但是这本书本身提供了一个宝贵的间接的线索。阿尔科梅德接着说：“前面谈到的那位年轻同志把他的活动从梯弗里斯转移到巴土姆。梯弗里斯工人从巴土姆得到消息，说他行为不得体，说他进行反对梯弗里斯组织及其工人的敌视和瓦解组织的鼓动。”据这位作者说，这种敌对态度并不是出于以原则作为基础的动机，而是“出于个人的反复无常，想夺得独断独行的权力”。所有这一切和我们从伊雷马什维利那里听到的正教中学小组里的争吵如出一辙。这个“青年人”的模样很像柯巴，无疑是指他，因为许多回忆录证明，梯弗里斯委员会的成员当中只有他是1901年11月到巴土姆去的，因此，他所以改变活动地区可能是因为他在梯弗里斯的处境非常困难，呆不下去了。即使不是真的被“开除”，他所以被调走也可能只是为了使梯弗里斯的气氛可以更健康一些。另一方面，这就引起了柯巴对梯弗里斯组织的“不正确的态度”和后来的关于他被开除出党的谣传。同时，我们要注意引起这场冲突的原因：柯巴是在保护“机构”〔政治机构〕，使它不受来自下层的压力。
巴土姆在20世纪开始时拥有将近3万人口，按照当时的标准来说是高加索一个重要工业中心，差不多有1.1万名工厂工人。当时习惯的工作日制度每天超过14小时，而工资少得可怜。所以毫不奇怪，无产阶级对革命宣传的响应是极为强烈的。和在梯弗里斯一祥，柯巴并不需要从头做起：巴土姆从1896年以来就存在着非法的小组。柯巴和工人坎杰利亚基合作，扩大了小组网。这些小组在一次除夕集会上统一为单一的组织。但是这个组织并没有得到委员会的权力，仍然从属于梯弗里斯。这显然是造成阿尔科梅德隐射的新的磨擦的原因之一。柯巴通常是不能忍受任何人对他发号施令的。
1902年初，巴土姆的组织设法建立了一个秘密印刷所，设备非常原始。印刷所设在柯巴住处。这种直接违反地下工作规定的做法无疑是物质拮据的结果。“一个拥挤的小房间，里面点着昏暗的煤油灯。斯大林坐在一张小圆桌旁写稿。他一旁是印刷机，几个排字工人正在忙着。铅字摆在火柴匣和香烟盒里，或者摊在纸上。斯大林经常把刚写好的材料递给排字工人。”这是一位参加该组织的成员回忆的情景。必须补充一句：宣言的内容差不多和印刷技术处在同样的水平。后来不久，在亚美尼亚革命者卡莫的协助下从梯弗里斯搞到一部类似印刷机的东西、一个现金出纳机和一套铅字。印刷所扩大了，提高了效率。宣言的文字水平却依然故我。但是这并没有减少宣言的影响。
1902年2月25日，路特希尔德煤油工厂经理部门贴出通知，开除389名工人。工人们在27日开始罢工。这次骚动也影响到其他工厂。罢工工人和破坏罢工者发生了冲突。警察局长要求总督调兵来支援。3月7日，警察逮捕了32名工人。第二天早晨，路特希尔德工厂将近400名工人在监狱前集合，要求释放已经逮捕的人，或者是把其他的人全都逮捕起来。警察把他们全都关进流放营。当时，息息相关的感情正使俄国劳苦大众更紧密地团结起来，这种新的团结在俄国最偏荒凉的角落里每次都得到新的表现；当时离革命爆发的时间已经只有三年了。……就在第二天，3月9日，举行了一次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据起诉书说，“一大群工人，由领导者带头，一边唱歌、喊叫和吹着口哨，一边排着整齐的队伍前进”，走近了流放营。这群人将近2000。工人希米里扬茨和戈戈贝里泽代表大家发言，要求军事当局释放已被监禁的人，或者是把所有的人都逮捕起来。法庭后来承认，群众“情绪是和平的，而且手无寸铁”。但是当局却设法破坏他们的和平情绪。士兵们企图用枪托把他们赶出广场，工人们就朝士兵扔石头作为回答。军队开始开枪，打死14人，打伤54人。这个事件震动了全国。在20世纪初期，人们的神经对集体屠杀的反应远比现在敏锐。
柯巴在这次游行示威里面担任了什么角色呢？颇为难说。苏联的编纂人员被两个互相矛盾的问题弄得左右为难：既要把斯大林说成是参加过尽可能多的革命事件，同时又要尽可能拉长他坐监和流放的时间。大家知道，宫廷艺术家们在描写两桩同时发生的事件时，既要把斯大林说成是街头上的英雄，同时又要把他说成是监狱里的烈士。1937年4月27日，莫斯科官方出版的《消息报》刊载了美术家叶·胡齐施维里作的一幅画的照片，把斯大林描绘成1902年梯弗里斯铁路工人罢工的组织者。第二天，编辑部不得不为这个错误做检讨。编辑部的声明说：“从斯大林同志的传记知道，他……从1902年2月直到1903年底都关在巴土姆和库泰依斯的监狱里。因此，斯大林同志不可能是1902年梯弗里斯罢工的组织者。当斯大林同志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从历史真实来看，把他描绘成1902年梯弗里斯铁路罢工的组织者完全是误解，因为那个时候他还在巴土姆的监狱里。”但是，如果斯大林真是从2月开始就在监狱里，那么“从历史真实性来看”，他就不可能领导巴土姆的游行示成。这次示威发生在3月。但是，这次不仅那位勤快的美术家、而且《消息报》的编辑部都犯了一个大错，虽然这家报纸引证了原始资料来源。柯巴事实上是在3月而不是在2月被逮捕的。他不可能领导梯弗里斯的罢工并不是因为他已经在坐牢，而是因为他当时身在黑海沿岸。他参加巴土姆事件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需要探讨的只是这种参加的性质。斯大林的法文传记作者巴比塞是严格按照克里姆林宫的指示写作的。他断言，柯巴走在巴土姆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把自己“当做靶子”。这种阿谈奉承之辞不仅和警察档案提供的证据、而且和斯大林本人的性格发生矛盾。斯大林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从来没有出面充当靶子（附带说一句，也根本没有这种必要）。直接处于斯大林指挥之下的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1937年用整整一本书来描写巴土姆的游行示威，说得更准确些是描写斯大林在游行示威中起的作用。但是洋洋240页文章把问题搅得更糊涂起来，因为照本宣科的“回忆录”和过去已经发表的片断叙述完全碰不上头。托德里亚恭敬如仪地写道：“沙夏同志经常在现场指挥中央罢工委员会。”戈戈贝里泽肯定地说：“沙夏同志总是和我们在一起。”巴土姆的老工人达拉赫维利泽说，沙夏“在像海一样汹涌咆哮的工人群中直接领导这次运动；他亲自把枪击时手臂受伤的工人格·卡兰达泽从混乱的人群中带领出来，把他送回家去。”领袖为抢救一个受伤的人而放弃职守是不大可能的；参加游行示威的任何普通群众都能够尽一个担架队员的责任。其他26个作者，谁也没提这件令人怀疑的轶事。但是归根结底，这不过是一个细节问题。法庭审判的情况十分清楚地表明，这次游行示威根本没有任何领导。这就无可争辩地驳倒了所谓柯巴直接领导这次游行示威的说法。尽管检察官坚决反对，沙皇法庭仍然承认甚至真正走在队伍前面的工人戈戈贝里泽和希米里扬茨也不过是参加游行的普通群众。整个审讯过程有大批被告和证人出庭，然而丝毫没有提到朱加施维里的名字。神话不攻自破。柯巴在巴土姆事件里扮演的角色显然是黯淡无光的。
据贝利亚说，柯巴在游行示威以后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写宣言，组织宣言的印刷和散发，把为3月9日死难者出殡的行列变成“一次轰轰烈烈的政治示威”，等等。不幸的是，这些奉令夸大的说法得不到任何证据的支持。当时警察正在搜捕柯巴。据同一个作者说，他在这以前曾经在游行示威的群众、警察、军队和旁观者众目睽睽下在大街上起过显著作用。在这个小城里，他不大可能再进行“巨大的”活动。4月5日晚间，柯巴在党的领导集团会议上和其他同谋者一齐被捕，关进监狱。令人厌倦的日子开始了。岁月漫长。
已经发表的文件透露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极其有兴味的事。柯巴被捕三天以后，在囚犯正规的会客时间里，有人从窗口把两张便条丢到监狱院落里去，料想探监的人会拾起来送往指定地点。有张纸条的内容是，请人去探望哥里的教员沙夏·伊雷马什维利，告诉他“沙夏·朱加施维里已被逮捕，请他立刻通知他母亲。如果宪兵问她‘你儿子是什么时候离开哥里的？’她就可以说‘他整个夏天和冬天都在这儿，3月15日才离开’。”第二张纸条是写给教员叶里萨贝达施维里的，谈到需要继续进行革命活动的问题。两张纸条都被监狱看守截获。宪兵骑兵上尉札克利毫不费力就得出结论，知道这些便条的作者是朱加施维里，认为他“在巴土姆工人闹事中起了显著作用”。札克利立刻通知梯弗里斯宪兵队的头子，要求搜查伊雷马什维利的住处，讯问朱加旅维里的母亲，并且搜查和逮捕叶里萨贝达施维里，结果如何，文件里完全没有谈到。
从一份官方出版物上看到我们已经熟悉的名字沙夏·伊雷马什维利，使我们如释重负。诚然，贝利亚已经提到他是正教中学小组的成员，但是对两个沙夏之间的关系谈得很少。然而警察截获的一张纸条的性质无可争辩地证明，我们不止一次提到的这位回忆录作者和柯巴的关系的确很亲密。柯巴入狱后给他母亲的指示正是托他童年时期的朋友伊雷马什维利代转的。同时，这件事证明，伊雷马什维利也得到卡佳的信任。据他说，在他童年时期，卡佳把他叫做她的“第二个沙夏”。这张便条驱散了关于伊雷马什维利的非常宝贵的回忆录是否可信的仅存的疑云。苏联历史学家对他的回忆录是完全置之不理的。柯巴本人在审讯中提出的口供证实，他企图传递给母亲的指示的目的是欺骗宪兵，使他们弄不清他到达巴库20的时间，从而使他不受即将举行的审判。当然没有理由认为，这个企图有任何陷害人的目的。在被称为革命阴谋的十分严肃的把戏中，欺骗宪兵是习以为常的。然而令人惊讶不已的是，柯巴居然如此漫不经心地使两个同志陷入危险境地。纯粹从政治方面考虑，他这个行动同样值得注意。对于一个曾经协助筹备游行示威的革命者，人们自然期望他的游行示威以悲剧告终以后会希望和普通工人一起坐上犯人席。这样做并不是感情用事，而是为了说明事件的政治意义，为了谴责当局的所作所为——也就是说，为了利用法庭的讲坛来进行革命宣传。这种机会是千载难逢的！对柯巴缺乏这种愿望的惟一解释是，他目光短浅。十分明显，他并不了解这次游行示威的政治意义，他的主要目的是逃避游行示威引起的后果。
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柯巴真的领导了街头游行，走在群众前面，把自己当做“靶子”。那么欺骗宪兵的计划本身就是行不通的。在那种情况下，不可避免会有几十个证人认出他来。只有在他参加游行示威是秘密的、隐姓埋名的情况下，他才有可能不受审判。事实上，只有个名叫契克纳则的警察在初审时作证，说他曾经在监狱前面的“人群中”看见过朱加施维里。但是仅仅一个警察提出的证据是无足轻重的。无论如何，尽管有这个警察作证，尽管截获了柯巴自己写的便条，这次游行示威案件中并没有对他起诉。审判是一年以后举行的，历时九天。法庭辩论的政治方向完全受自由主义律师的随意摆布。这些律师的确使21名被告得到的处分减轻到最低限度，然而不得不付出缩小巴土姆事件的革命意义的代价。
逮捕巴土姆组织领导人的警察在报告中是这样描写柯巴的：“哥里居民约瑟夫·朱加施维里曾为正教中学开除，住在巴土姆时既无书面证件，又无具体职业，也无自有住处。”关于正教中学开除的说法并无文件价值，因为一个警察个人并无档案可查，他的书面报告显然是转述的传闻。比这一点远为重要的是，他提到柯巴一无身份证，二无具体职业，三无住处，这是地下革命者的三个典型特征。
柯巴在巴土姆、库泰依斯，然后又是巴土姆的年久失修的地方监狱里度过了一年半以上的时间。当时这是在押等待侦讯和放逐的通常期限。监狱制度和全国的制度一样，是野蛮和温情的混合体。和监狱管理当局相安无事、甚至混得很熟的关系可能突然以暴风雨似的抗议告终。囚徒举起皮靴乱踢牢门，大吵大嚷，吹口哨，摔盘子，毁家具。等到雨过天晴又暂时恢复平静。洛卢亚简单谈到过库泰依斯监狱里爆发的一次抗议的情况——当然，是“斯大林创议和领导的”。柯巴在监狱的冲突中起过显著作用，在和监狱管理当局打交道时，他善于维护自己和其他的人。对于这一点没有理由加以怀疑。
35年后，卡兰达泽写道：“他在狱中生活很有规律，每天起床很早，做完操就开始学习德文和经济学的书籍。……他喜欢和同志们讨论他对刚读过的书的印象。……”不难想像他读的是一些什么书：自然科学通俗读物，少量的达尔文著作，里别尔特的《文化史》，或许还有70年代翻译过来的巴克尔和德莱柏的著作，巴甫连科版的《伟人传记》，俄国西贝尔教授阐述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关于俄国历史的某些著作，贝尔托夫（侨居国外的普列汉诺大在合法刊物上用的笔名）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著名作品，最后还有弗·乌里扬诺夫即未来的尼·列宁在流放地用弗·伊林这个合法笔名写的考察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著作（出版于l899年）。所有这些书监狱里大体上都读得到。这个年轻革命者的理论知识当然还有很大的缺陷但是他在反对宗教教义、自由主义理论，特别是民粹主义偏见方面似乎拥有不坏的武器。
在9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战胜了民粹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和工人运动的成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胜利起了支持作用。然而，工人举行的罢工和游行示威促进了乡村的觉醒，而这种觉醒又使城市知识分子里的民粹主义思想死灰复燃。因此，20世纪开始的时候，有一种杂拌似的革命倾向颇为迅速地发展起来。这种倾向吸收了一点点马克思主义，拒绝了“Zemlya:Volva”,(“土地与自由”)和Nalodnaya Volya（民意党）等罗曼蒂克的名称，而给自己起了一个比较欧洲化的名称：“社会革命党”〔埃塞尔党〕21。1902－l903年冬天，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基本上已经结束。政治鼓动和街头示威的成功使《火星报》的思想得到十分令人信服的证明。1902年开始，《火星报》用愈来愈多的篇幅攻击社会革命党人的折衷主义纲领和他们鼓吹的个人恐怖手段。“灰发”和“灰色”22之间的激烈辩论在全国每一个角落展开，监狱当然包括在内。柯巴不止一次不得不和他的新对手交锋。可以相信他在交锋时是颇为成功的。《火星报》为他提供了卓越的论据。柯巴并没有在游行示威案中被起诉和提交审判。对他的法律侦讯是由宪兵进行的。秘密侦讯使用的手段和监狱制度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地而异的。首都的宪兵比较文明，也比较谨慎；各省的宪兵就比较粗暴。在风俗古老、社会关系有殖民地气息的高加索，宪兵们使用了各种最野蛮的暴力手段，特别是在对付愚昧无知、缺乏经验和意志薄弱的犯人时是如此。
“压力、威胁、恐怖、拷打、伪造证人供词、收买假证人、捏造和夸大案情、把特务道听途说来的报告当做具有决定意义的绝对证据——这就是宪兵处理案件时使用的手段的特点”
这段话是阿尔科梅德写的。他说，宪兵拉夫罗夫惯于使用宗教审判的手段来逼取“供词”，虽然他事先知道这种“供词”是假的。这种警察诉讼程序一定给斯大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因为他在30年后大规模使用了拉夫罗夫上尉的方法。我们从洛卢亚狱中回忆录中附带知道“沙夏同志不喜欢用‘您’来称呼同志”，他说，沙皇的差役在把革命者送上断头台去的时候就是用“您”来称呼他们的。事实上，革命队伍里特别是高加索习惯用“你”这个称呼。几十年以后，柯巴把不少老同志送上了断头台。和“沙皇的差役”不同，他和这些人很早以来就用“你”23相互称呼。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令人惊讶的是，关于柯巴第一次被捕的警察侦讯记录和关于他以后几次被捕的全部记录至今尚未发表。火星派组织一向要求自己的成员拒绝作证。革命者通常是这样写的：“我长期以来就信仰社会民主主义；我拒绝并否认对我的控告；我拒绝作证或参预任何秘密侦讯。”只有在法庭公开审判时，火星派才旗帜鲜明地挺身而出。然而当局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会举行公开审判，从整个党的利益来看，拒绝作证是完全有理由的。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拒绝使被捕者的处境颇为困难。我们前面已经谈到，柯巴在1902年4月曾经用使其他的人不得不因此遭受连累的策略，企图证明他当时不在事件发生的现场。可以设想，他在其他场合也宁愿依靠自己的机灵而不愿按照对所有人都具有强制性的准则办事。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他对警察作的整个一系列口供不是一种非常令人钦羡的——至少不是“英雄的”——记录。只有这种解释才能说明斯大林的警察侦讯记录至今未予公布的原因。
绝大多数革命者都受到所谓“行政命令”的处分。由内务部和司法部四名高级官员组成的彼得堡“特别会议”根据地方宪兵的报告，可以不讯问被告就作出判决，由司法大臣予以批准。1903年7月25日，梯弗里斯总督从彼得堡接到这样一份判决书，命令他把16名政治犯流放到西伯利亚东部，置于警察直接监视之下，名单次序习惯是按照罪名轻重或犯人责任大小排列的，为他们指定的西伯利亚具体流放地点也相应有好有坏。名单上列在头两位的是库尔纳托夫斯基和弗兰切斯基，各判处四年。其他14人流放三年，其中第一名是我们已经知道的西尔威斯特·季布拉泽。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在名单上是第十一位。宪兵当局还没有把他当做一个重要革命家。
11月，柯巴和其他流放犯人一起从巴土姆监狱解往伊尔库茨克省，从一个罪犯中转站到另一个罪犯中转站，辗转走了将近三个月。在此期间，革命正在沸腾高涨，每个人都想尽快逃出。到1904年初，流放制度已经漏洞百出。在多数情况下，逃走并不十分困难：各省都有提供伪造护照、钱和通信地址的秘密“中心”。柯巴在新乌达村呆了不过一个月，刚好是进行打听、找到必要联系和拟订行动计划必需的时间。斯大林第二个妻子的父亲阿利路也夫说，柯巴第一次企图逃走时把脸和耳朵都冻伤了，不得不回去找比较暖和的衣服。一个可靠的马车夫赶着西伯利亚结实的三驾马车迅速驶过雪封的公路，把他送到最近一个火车站。回来的旅程穿过乌拉尔地区，只用了一个星期左右，不是三个月。
这里需要把库尔纳托夫斯基的故事讲完。这样做是恰当的，也只有这样做才是公平合理的。20世纪初期梯弗里斯的革命运动实际上是在他的鼓舞下发展起来的。他在军事监狱里关了两年，然后被流放到雅库特地区。从雅库特地区逃走比从伊尔库茨克省逃走要困难至极，库尔纳托夫斯基途中曾经在雅库次克参加流放犯人对当局暴行的武装反抗，被法庭判处12年苦役。1905年秋天大赦以后，他来到俄日战争参战人员泛滥成灾的赤塔。他在赤塔成为工、兵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的主席——所谓“赤塔共和国”的首脑。1906年初，库尔纳托夫斯基再次被捕，并被判处死刑。西伯利亚的镇压者伦南坎普特将军把这个已定死刑的人带在他的火车上，使他可以亲眼目睹每个车站处决工人的情况。由于第一届杜马选举带来的新的自由主义倾向，他的死刑减为终生流放西伯利亚。库尔纳托夫斯基设法从涅尔琴斯克逃往日本，然后又到了澳大利亚。他在澳大利亚困窘万状，做了伐木工人，积劳成疾。库尔纳托夫斯基病了，感染了耳炎，然而设法到了巴黎。克鲁普斯卡娅写道：“极端颠沛流离的命运终于损害了他的健康。1910年秋天，在他到达以后，伊里奇和我曾经到医院去探望他。”两年以后，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已经迁往克拉柯夫，库尔纳托夫斯基就与世长辞了。革命踏着许多库尔纳托夫斯基的肩头，跨过他们的尸体！向前迈进。
革命向前迈进了。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俄国第一代社会民主主义者是80年代初期开始批判和宣传活动的。先驱者为数无几，后来者数以十计。由比普列汉诺夫小14岁的列宁领导的第二代在90年代初期走上政治舞台。社会民主党人数以百计。第三代的成员比列宁年轻10岁左右，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参加革命斗争的。这代人已经数以千计，其中包括斯大林、李可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本书作者和其他一些人。
1898年3月，九个地方委员会的代表在省城明斯克开会，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这次会议的人都立即遭到逮捕。当时正在考虑参加社会民主党的正教中学学生朱加施维里所在的梯弗里斯不大可能很快就收到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明斯克代表大会是由列宁的同时代人筹备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仅仅宣布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然而还没有把党建立起来。党的联系仍然很薄弱，只需要沙皇警察强有力的一击就足以破坏这些联系，使它们长期陷于瘫痪。在后来几年里面，这个主要属于经济性质的运动在各地生了根。年轻的社会民主党人通常只在本地活动，直到遭受逮捕和放逐。党的工作者在各城市间辗转奔走的情况是罕有的。为了避免逮捕而转入地下是几乎从来不曾有过的事；在这方面，他们既无经验，又没有技术，也没有必要的联系。
从1900年起，《火星报》开始建立集中的组织。列宁是这个时期毫无疑问的领袖，他理所当然地使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老头子”退居次要地位。当时劳工运动已经在无比广阔的范围内蓬勃展开，唤醒了新的一代革命者。这一代革命者的人数远远超过列宁那一代。建党工作得到了这个运动的支持。火星派的当前任务是从各地工人中挑选一批精力最旺盛的人，利用他们来创立－个能够指导全国革命斗争的中央机构。火星派的追随者为数很多，而且不断增加，但是真正属于火星派的成员，能够充当这个位于国外的中心的可靠代表的人，为数必然有限：不超过二三十人。火星派的最大特点就是为了建党而和自己的本乡本土脱离关系。在火星派的字典中，“地方主义”是落后、狭隘，甚至倒退的同义语。宪兵司令斯皮里多维奇写道：“他们结成精干的职业革命家阴谋团体，到一切设有党的委员会的地方去，和他们的成员建立联系，递交非法文件，帮助它们建立印刷所和搜集《火星报》需要的情报。他们深入各地委员会，进行反对‘经济主义’的宣传，铲除思想上的对手，从而使这些委员会处在他们影响之下。”这位退伍宪兵对火星派特点的这种描写是相当正确的。他们是一个行止无定的机构的成员，位于地方组织之上，把地方组织当做施加影响的阵地。
柯巴没有参加这种负责工作。他起初是梯弗里斯社会民主党员。后来是巴土姆社会民主党员——换句话说，是一个影响很小的地方革命家。高加索和《火星报》以及中俄罗斯的联系是通过克拉辛、库尔纳托夫斯基和其他一些人保持的。把各地委员会和小组统一成一个集中领导的党的整个工作是在没有柯巴参加的情况下完成的。当时的往来信件、回忆录和其他文件已经证明这一点，丝毫没有令人怀疑的余地，这种情况对估价斯大林的政治发展是很重要的；斯大林前进得很慢，踌躇不决，还在摸索道路。
1900年6月，克拉辛以一个年轻知名的工程师的身份到达巴库，担任负责工作。他写道：“在一个新的领域中，活动同样紧张。这指的是巴库本地和整个高加索——梯弗里斯、库泰依斯、巴土姆等地——的社会民主党地下工作。我不时到这些地方去和当地组织保持联系”。克拉辛在巴库一直住到1904年。由于正式身份的限制，他不能直接参加群众工作。工人们不了解他的真实身份，后来甚至企图坚决要求撤销他电站经理的职务。克拉立只和组织的上层领导人打交道；他是当地领袖们的领袖。在他有机会直接接触的革命者中间，他提到叶努基泽兄弟、拉多·克泽霍越里、阿利路也夫、谢尔古诺夫、哈尔佩林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从1900年到1904年一直在高加索担任领导工作的这个人一次也没有提到斯大林。同样耐人寻味的是，迟至1927年国家出版社印行克拉辛自传时既无注释也无更正，完全没有注意这种遗漏。在那些年代里曾经和高加索的运动发生任何关系的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回忆录里同样没有给斯大林任何地位。不言而喻，这只是指官方开始修改党史以前，即1929年以前写的回亿录。
1902年2月，代表设在国外的中心的火星派成员原定在基辅召开秘密会议。皮亚特尼茨基写道：“俄国各地都有代表来参加这次会议。”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受到监视，于是匆匆离开这个城市，朝不同方向而去。但是全体代表都被抓住，有的在基辅，有的在途中。几个月以后，他们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越狱活动，逃出基辅监狱。当时在巴土姆工作的柯巴并没有得到参加基辅会议的邀请，毫无疑问，对这件事一无所知。
柯巴和国外中心的关系，说得更正确些是他和国外中心完全缺乏任何关系的情况，最有启发意义地说明了他的政治活动的地方性。从19世纪中叶开始，国外侨民几乎一成不变地继续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占支配地位。由于沙皇俄国经常不断的逮捕、流放和处决，由最卓越的理论家、宣传家和组织者组成的侨民是运动中惟一能够不断积极活动的队伍，因此自然而然地在运动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火星报》编辑部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成为社会民主党无可争辩的中心。不仅政治口号，而且具体指示也都来自《火星报》编辑部。每个革命者都热烈希望能够尽快到国外去住上一个时候，见见领导人，听人们谈谈，鉴定自己的看法是否正确，和《火星报》建立永久性联系，并且通过《火星报》和俄国本土的地下工作者建立这样的联系。由于国外工作而一度和列宁关系密切的弗·科热夫尼科娃谈到人们如何“从流放地和去流放地途中普遍开始逃向国外，到《火星报》编辑部来……然后回到俄国参加积极的工作”。从许多例子当中举一个来说，青年工人诺根在1903年4月从流放地逃往国外。他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这样做是“为了迎头赶上生活，为了读书和学习”。几个月以后，他作为《火星报》代表秘密回到俄国。参加上述基辅越狱事件的10个人（其中包括苏联未来的外交家李维诺夫）不久以后都到了国外，后来陆续回到俄国筹备党的代表大会。关于他们和其他得到信任的代表，克鲁普斯卡娅在回忆录中写道：“《火星报》和所有这些人都积极保持通信关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仔细阅读每一封信。我们对《火星报》每一个代表在做什么了解得极为详尽，并且和他们讨论他们全部活动的每一个方面；我们把已经中断的联系恢复起来，并且把某些人已经被捕和其他类似情况通知他们。”这些代表里面有列宁的同时代人，也有斯大林的同时代人。但是当时的上层革命者、集中制的传播者和统一政党的缔造者中间尚不包括柯巴。他仍然是个“地方工作者”，一个高加索人，一个土包子。
1903年7月，火星派筹备的党代表大会终于在布鲁塞尔开幕。在沙皇外交官和屈服于这些外交官的比利时警察的压力下，代表大会不得不移到伦敦去举行。大会采纳了普列汉诺夫拟订的党纲，通过了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但是在讨论组织问题的时候，在大会处于控制地位的火星派本身突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意见分歧。以列宁为首的“强硬”派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温和”派双方起初都认为这些分歧不是根本性的。因此，这些分歧引起的尖锐冲突更令人惊讶。最近才统起来的党，陡然发现自己已经处在分裂的边缘。
“早在1903年斯大林还在坐牢的时候，他通过参加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回来的同志了解到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发生的十分严重的意见分歧，他就坚决站在布尔什维克这一边。”这是按照斯大林本人的命令写的一本传记的说法。这本传记属于给党内历史学家的指示的性质。但是过分相信这种指示则未免太不谨慎，有三个高加索代表参加了这次导致分裂的代表大会。柯巴究竟会见了其中哪个代表呢？当时他关在单独的牢房里又是怎祥会见这位代表的呢？他是怎样、是通过什么方式表达自己和布尔什维克团结致的呢？斯大林的说法的惟一证明来自伊雷马什维利。他写道：“一贯热烈支持列宁主义的暴力手段的柯巴当然立刻站到布尔什维主义一边，成为这种主义在格鲁吉亚的最热烈的辩护者和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但是，这段话虽然说得十分肯定，在时间上却铸成大错。在代表大会以前，任何人，包括列宁本人在内，都没有提倡过“列宁主义的暴力手段”，和后来成为孟什维克主义领袖的编辑部成员主张的手段相对抗。代表大会本身争论的不是革命手段问题；策略上的意见分歧当时还没有出现。伊雷马什维利显然搞错了。这也不奇怪，因为整个1903年柯巴都关在监狱里，伊雷马什维利不可能对他有任何直接的印象。一般说来，虽然他的心理观察和具体事件的回忆相当令人信服，而且几乎总是得到证实的，他对政治方面的意见却不那么可靠。看来，他在了解互相冲突的革命倾向的演变方面缺乏必要的本能和素养；在这方面，他为我们提供的是根据他后来的观点作出的事后猜测。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争论事实上是在党员资格问题上爆发出来的；问题是党应当仅仅包括参加秘密组织的成员，还是应当包括一切有系统地参加各地委员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人。在讨论过程中，列宁说：“我决不认为我们的意见分歧是决定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分歧。我们决不至于因为党章有一条不好的条文而灭亡！”24在代表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火星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的人选问题也引起了争论。意见分歧一次也没有超出这些狭小的范围。列宁企图使党具有尖锐明确的界限，使编辑部的组成十分精干，并且要有严格的纪律。马尔托夫和他的朋友们则宁愿有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更接近一个家庭的类型。但是双方都只是在摸索前进。虽然冲突很尖锐，然而还没有人认为这些意见分歧“十分严重”。按照列宁事后提出的明确的说法，代表大会上的斗争属于‘预兆”性质。
苏联教育界的第一位领袖卢那察尔斯基后来写道：
“那次斗争的最大困难在于：使党陷入分裂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还没有探测出以马尔托夫主义者为一方和以列宁主义者为另一方的深刻分歧的真正症结。当时这些分歧似乎还是围绕党章上的一段话和编辑部人选问题产生的。许多人感到惶然，不知道为什么这种鸡毛蒜皮的事会导致分裂。”
皮亚特尼茨基后来在共产国际担任过显要的职务，但在当时还是一个青年工人。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无法了解为什么由于细微的分歧我们就不能在一起工作。”在那些年代里非常接近列宁、后来曾经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人的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工程师回忆说：“对我个人说来，关于马尔托夫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想法特别显得牵强附会。”这样的话还有许许多多。彼得堡、莫斯科和各省都表示抗议和哀叹。谁都不愿承认火星派在代表大会上出现的分裂。分道扬镳是后来发生的事，过程很缓慢，不可避免地有东摇西摆的情况。第一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继续共事、相安无事的情况并不少见。
高加索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状况都很落后。所以在高加索甚至比其他任何地方更难理解代表大会上出现的问题。诚然，参加伦敦大会的三个高加索代表在热情冲动中都站在多数人的一边。值得深思的是三个人后来都成了孟什维克：托普里则在代表大会结束时已经脱离了多数派；朱拉博夫和克努尼扬茨在后来几年里面也投奔孟什维克了。布尔什维克倾向占优势的著名的高加索秘密印刷所在1904年还继续翻印形式上仍为党中央机关报而实质上已受孟什维克控制的《火星报》。叶努基泽写道：“我们的意见分歧绝对没有反映到我们的工作中。”只是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也就是说，不早于1905年年中，印刷所才转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之手。因此，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所谓关在遥远偏僻的监狱里的柯巴立刻就把分歧估计得“十分严重”的说法。他从来就缺乏先见之明。而且，即使是一个不像他那么谨慎多疑的青年革命者，如果在动身去西伯利亚以前没有对党内斗争表明立场，也是很难予以责备的。
柯巴从西伯利亚直接回到梯弗里斯。这个事实不能不使人惊讶。稍微有点名气的逃亡者也很少有回到自己的老窝去的，因为在老窝里最容易被日夜警惕着的警察发现，特别是在梯弗里斯这样的小省城，而不是在彼得堡或莫斯科。但是年轻的朱加施维里还没有割断他和高加索的脐带；格鲁吉亚语仍然是他进行宣传工作时使用的几乎惟一的语言。此外，他并不感觉自己是警察注意的焦点。他还没有下定到中俄罗斯去一试身手的决心。他在国外是一个无名小卒，也不想到国外去。看来还有一种比较属于个人的原因使他留在梯弗里斯：如果伊雷马什维利没有把年代搞混的话，柯巴当时已经结婚。他在坐牢和流放期间把年轻的妻子留在梯弗里斯。
1904年1月爆发的日俄战争起初使工人运动受到削弱，但是到该年年底却使它得到空前的推动。沙皇政府的军事败绩迅速驱散了自由主义者和一部分学生在战争开始时感染的爱国情绪。不仅在革命群众中间，甚至在资产阶级反对派中间，失败主义日益严重，虽然表现程度有所不同。尽管情况如此，在大动荡即将来临的前夜，社会民主党却一连几个月处在停滞和内部失调的状态。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歧尚未明朗化，所以更令人焦虑。这些分歧开始徐徐渗出党的总部的狭小范围，后来逐渐扩大到整个革命战略问题。
斯大林的御用传记家说：“斯大林在1904年至1905年期间是在和孟什维克进行激烈斗争的旗帜下工作的。”叶努基泽在最近经过修改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实际上把从1904年开始到1908年结束的和高加索孟什维克进行的整个斗争的主要担子挑在自己肩上。”贝利亚断言：斯大林从流放地逃走以后，“组织了并领导了对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同志不在期间变得特别活跃的孟什维克的斗争”。这些作者希望证明的事太多了。如果大家相信斯大林早在1901年至1903年已经在高加索社会民主党内起领导作用，相信他早在1903年就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并且相信他从1904年2月起就开始和孟什维主义进行斗争，那么所有这一切努力产生的如此可怜的效果——l905年革命前夕，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的人数实际上还寥寥无几——不能不使大家惊奇莫名，相对无言。贝利亚说，孟什维克“在斯大林不在期间”特别活跃。这句话听起来几乎是讽刺。任何人在也好、不在也好，小资产阶级的格鲁吉亚，包括梯弗里斯在内，20年来一直是孟什维主义的堡垒。在1905年革命中，格鲁吉亚的工人和农民一致拥护孟什维克派；参加四届杜马25的格鲁吉亚代表都是孟什维克；1917年2月革命期间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派为俄国各地提供了全国水平的领导人——策烈铁里、齐赫泽等等。最后，甚至在格鲁吉亚已经建立苏维埃政府以后，孟什维克主义仍然发生很大影响，这种影响后来在1924年的起义中得到表现。“整个格鲁吉亚必须犁平辗碎！”这是斯大林在1924年秋天，也就是在他“和孟什维克主义展开激烈斗争”的20年以后，在政治局会议上总结格鲁吉亚起义的教训时说的话。因此，比较正确而且对斯大林也比较公正的办法，还是不要夸大柯巴在20世纪初年所起的作用。
柯巴从流放地回来时是高加索委员会26委员。他是在坐牢期间在外高加索组织的一次会议上缺席当选的。在1904年开始的时候，八个委员中的大多数可能已经同情伦敦代表大会中的多数派；但是仅仅这个事实并不能说明柯巴自己同情哪一方面。高加索的地方组织显然倾向于孟什维克。由克拉辛领导的党的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会当时是反对列宁的。《火星报》完全掌握在孟什维克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布尔什维克倾向的高加索委员会仿佛悬在半空中。但是柯巴宁愿脚踏实地。他对机构比对思想更为重视。
关于柯巴在1904年的活动，官方提供的消息特别简单，而且不可靠。他在梯弗里斯是否有任何活动？如果有活动，又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活动？对这些问题现在还一无所知。一个从西伯利亚逃回来的人不大可能在有许多人认识他的工人小组中出头露面。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柯巴在6月间就搬到巴库去了。关于他在巴库的活动，我们听到的消息是老一套：“他领导了巴库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他揭露了孟什维克”。没有任何事实，没有任何具体的回忆！如果柯巴在那几个月里写过任何东西，现在也扣下未予发表。这可能并不仅仅是出于疏忽。
另一方面，后来想把斯大林说成是巴库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的企图是毫无根据的。在这座烟雾弥漫、阴郁凄惨、被鞑靼人和亚美尼亚人之间的世仇弄得乌烟瘴气的城市里，早在1896年就出现了第一批工人小组。三年以后，阿维尔·叶努基泽和几个从莫斯科驱逐出来的工人为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组织奠定了基础。20世纪刚开始时，正是这位叶努基泽和拉多·克泽霍越里合作，组织了倾向火星派的巴库委员会。1903年，由于和克拉辛关系密切的叶努基泽兄弟的努力，在巴库建立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地下印刷所。这个印刷所在为第一次革命准备基础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直到1905年年中，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就在同一个印刷厂并肩工作，融洽无间。曾经多年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的阿维尔·叶努基泽年迈时失宠于斯大林。1936年，他被迫对自己在1923年写的回忆录进行修订，删去早经确认的事实，而代之以无凭无据的空话，说沙夏曾经在高加索、特别是在巴库起了鼓舞和领导作用。叶努基泽的屈服既没有使他自己免于毁灭，也没有给斯大林传增加任何生动的笔触。
1904年6月柯巴第一次出现在巴库地平线上的时候，当地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已经拥有八年革命活动的记录。在此以前，这座“黑色的城”曾经在工人运动中起过特别重要的作用。春天给巴库带来了总罢工，结果在整个南俄引起了势如雪崩山倒的罢工和游行示威的浪潮。维拉·查苏利奇是第一个认为这些新出现的现象意味着革命已经开始的人。巴库的无产阶级性较强，特别是比梯弗里斯强，所以布尔什维克得以在巴库比在高加索其他地方更早地获得一个更巩固的立足点。曾经用“金托”这个梯弗里斯名词来形容斯大林的那位马哈拉泽说1904年秋天，“在沙夏直接领导下，一个在落后的石油工人、鞑靼人、阿塞拜疆人和波斯人中间进行革命工作的特殊组织”在巴库建立起来。如果马哈拉泽在他的回忆录的初版而不是在10年以后才说这段话，可能比较令人信服。10年后，他在贝利亚的驱策下重新改写了高加索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历史。他步步接近官方规定的“真相”，每次改写都要大骂前面一版，把它说成是魔鬼的产物，并且停止发行。
柯巴从西伯利亚回来以后，无疑会见了加米涅夫。加米涅夫，生于梯弗里斯27，是列宁在梯弗里斯的最早的青年信徒之一，帮助柯巴转向布尔什维主义的可能正是刚从国外回来不久的加米涅夫。但是在加米涅夫由于一个异想天开的罪名而被枪决的前几年，他的名字已经从党史上一笔勾销。无论如何，高加索布尔什维主义的真正历史是1904年秋天而不是柯巴从流放地回来以后才开始的。这个日期已经得到各方面的证实，甚至官方作者在不需要具体提到斯大林的时候也是这样说。1904年11月，梯弗里斯举行了一次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有来自高加索各地组织——大多数是微不足道的小组——的15位代表参加。会议通过决议，赞成召开新的党代表大会。这个举动不仅对孟什维克而且对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会都等于公开宣战。如果柯巴曾经参加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代表会议的话，贝利亚和其他历史学家一定会说，这次会议是“在斯大林同志创议和领导下”举行的。在这个问题上完全保持沉默意味着当时身在高加索的柯巴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换句话说，没有任何布尔什维克组织派他当代表。会议选出个常务局。柯巴并没有成为这个重要机构的成员。如果他在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当中享有任何比较突出的地位，这一切就是无法想像的。
代表巴土姆参加这次会议的维克托·塔拉图塔后来成为党的中央委员。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当明确的无可争辩的暗示，说明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当时的领袖究竟是谁，他写道：“在1904年底或1905年初举行的高加索地区会议上……我还第一次见到以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领袖身份出现的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同志。在地区会议上，加米涅夫同志被选为赴各地游说的宣传者，派往全国各地为召开新的党代表大会进行广泛的鼓动。同时，他还得到委托，要他访问全国各地的委员会，并且和我们当时在国外的中心取得联系。”这位富有权威性的证人丝毫没有谈到柯巴参加这种活动的事。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没有任何理由要把柯巴包括到全俄布尔什维克中心“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常务局”里面去。常务局有17名成员，目的是召开代表大会。加米涅夫作为高加索的代表成为常务局委员。在后来成为苏联著名领导人的常务局委员中，我们可以找到李可夫和李维诺夫的名字。再说一句也许不是不适当的：加米涅夫和李可夫都比斯大林年轻两三岁。整个说来，常务局是由“第三”代的代表组成的。
柯巴在1904年12月，即梯弗里斯布尔什维克会议举行以后不久，再次来到巴库。在他到达前夕，油田和工厂工人爆发了－次总罢工，使整个俄国都感到意外。党组织显然还不能理解群众想造反的情绪的性质。由于战争28第一年的情况，这种情绪更加激烈起来。1905年1月22日，工人们在加邦牧师的率领下向冬宫发动了悲剧性的进军，这就是著名的彼得堡“流血的星期日”事件。巴库的罢工正在这次事件发生以前。有一本在1935年捏造的“回忆录”含糊其辞地提到斯大林曾经领导巴库罢工委员会，并且说一切都是在他领导下进行的。但是根据同一个作者的说法，柯巴是罢工开始以后才到达巴库的，而且在这个城市里总共只住了十天。事实上，他到巴库来负有特殊任务，可能和筹备代表大会有些关系。当时他可能已经选择了布尔什维主义。
斯大林自己企图倒填他参加布尔什维克的日期。对于他在狱中得到释放以前就成为布尔什维克的说法，他感觉不满意，所以在1924年克里姆林军校学生一次纪念会上宣称，他早在第一次流放期间就和列宁开始取得联系。他说：
“我最初和列宁认识是在1903年。固然，这次认识并不是经过会面，而是经过互相通信。但是这次认识给我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在党内工作的整个时期中，这个印象始终没有消失过。那时我正被流放在西伯利亚。当我知道列宁从19世纪90年代末，特别是从1901年以后在《火星报》出版以后的革命活动的时候，我就深信列宁是一个非凡的人物。当时在我看来，他不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的领导者，而是我们党的实际上的创建人，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才了解我们党的内部实质和迫切的需要。当我拿列宁和我们党的其他领导者比较的时候，我总觉得列宁的战友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等人都远不如列宁，列宁和他们比较起来不单是一个领导者，而且是一个最高典型的领导者，是一只山鹰，他在斗争中不知恐惧为何物，大胆地引导我们党沿着前人未曾走过的俄国革命运动的道路前进。这个印象竟这样深深地印入了我的心灵，使我感到必须写封信给一个侨居国外的好友，把这个印象告诉他，要他评论一下。过了不久，当我已经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时候——这是1903年末——我收到了我那位朋友的热情的答复，以及列宁的一封简短而内容丰富的信，原来我的朋友把我那封信给列宁看过了。列宁的这封信虽然比较短，但是它对我们党的实际工作作了大胆无畏的批评，并对我们党在最近时期的全部工作计划作了非常明确扼要的说明。只有列宁才善于把最复杂的事情描写得这样简单和明确，这样扼要和大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一颗子弹。这封简单而大胆的短信使我更加确信列宁是我们党的山鹰。可惜我按过去地下工作者的习惯，把列宁的这封信同其他许多信一样烧掉了，这是我不能宽恕自己的。
从那时起，我就和列宁认识了。”29
这篇故事从心理状况和风格上说都是幼稚的，很能代表斯大林的特点。倒填时序绝不是这篇故事仅有的错误。柯巴在1904年1月才到达流放地；因此他不可能在1903年在流放地收到他所说的那封信。不仅如此，他究竟在什么地方、通过什么方式写信“给一位侨居国外的好友”的，也是一笔糊涂账，因为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以前在监狱里已经蹲了一年半了。被流放的人从来无法事先知道自己会流放到什么地方去；因此柯巴不能把他在西伯利亚的通信地址事先通知国外的朋友；而且柯巴在流放地只度过一个月，这段时间肯定不够他从流放地寄出信去又从国外收到回信。按照斯大林自己的说法，列宁的信不是属于私信性质，而是纲领性的。这类信的副本照例由克鲁普斯卡娅经手寄到一些地点去，而原件则保存在党在国外的档案里。为一个不知名的年轻的高加索人而出现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外是极不可能的。然而，档案里没有这封被柯巴“按过去一个老的秘密工作者的习惯”烧掉副本的信的原件（当时柯巴整整24岁）。但是最令人惊讶的，是斯大林丝毫没有提到他给列宁的回信。从他自称敬若神明的领袖那里收到一封信以后，柯巴按理是会立刻复信的。然而斯大林对这一点保持沉默。这种沉默不是偶然的：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的档案里没有柯巴的复信。当然，复信可能被警察中途截获。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警察部门案卷里应当保存一份副本，并且早就会复制出来刊载在苏联报纸上了。而且这种关系不会仅限于一封信。一个年青社会民主党人必然认为和党的领袖、党的“山鹰”保持永久联系是最宝贵的。至于列宁，他把和俄国的一切联系都看得很宝贵，对每一封信都详详细细地回答。然而近年来并没有发现列宁和柯巴来往的信件。这段故事的一切方面都令人费解——一切方面，故事的意图在外。
1904年或许是列宁一生当中除最后生病的几年以外最困难的年头。违反他自己的意愿并且出于他自己意料地，他和俄国社会民上党的一切卓越的领导人断绝了关系，后来很长一个时期都找不到可以代替他原来的战友的人。布尔什维克招募文人的工作进行得很慢，很费劲。新补充进来的人也赶不上《火星报》编辑的水平。当时最活跃的布尔什维克之一、1904年和列宁一起住在日内瓦的利亚多夫在20年后回忆说：“奥里明斯基来了，沃罗夫斯基来了，波格丹诺夫来了……我们在等待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保证他一到就会参加我们的行列。”这些人都是从流放地回来的。他们人还未到，名已先行。人们期待着他们。但是在为布尔什维克派的报纸调集编辑人员的时候，谁也没有提出柯巴作为可能的人选。而现在柯巴却被描绘成那个时期的一个卓越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12月22日，《前进报》第一期终于在日内瓦出版。这是布尔什维克派生命中一个重大事件。可是柯巴和这个事件毫无关系。他甚至和报纸的编辑毫无接触。报纸上既没有他的文章，也没有他的新闻报道。如果他当时是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一个领导人，这种情况是不可想像的。
最后，我们根据旁证作出的结论还得到直接的文件证据的支持。梯弗里斯秘密警察厅的头子卡尔波夫在1911年写了一篇关于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的包罗甚广而且极有趣味的材料。在这篇材料中，我们看到这样一句话：
“从1902年以来，他就在社会民主党组织里很活跃，起初是个孟什维克，后来是一个布尔什维克。”
就我们所知，卡尔波夫的报告是明确指出斯大林在分裂以后某一段时间曾经是一个孟什维克的惟一文件。梯弗里斯出版的《东方曙光报》粗枝大叶到如此程度，居然在1925年12月23日的一期发表了这个文件，不是没有想到就是没有办法提供任何解释。为了这个错误，这位主编后来无疑受到残酷的惩罚。最耐人寻味的，是连斯大林本人也感觉不便否认这个说法。后来再也没有任何党的御用传记家或历史学家提到这个重要文件，而同时他们却永无休止地转载、辗转引用和照相复制大量无足轻重的材料。我们暂且假设梯弗里斯宪兵（他们在这方面无论如何应当是消息最灵通的）提供的情报是不正确的。那么立刻就产生了一个附带的问题：怎么可能出现这样一个错误呢？如果柯巴真是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秘密警察厅不可能不知道。只有对某些刚入门的新手或某些三等角色，它才可能在描写他们的政治特点时犯这样露骨的错误，对一个“领袖”是绝不可能的。因此，这个出于偶然得到发表的文件一下子就把官方呕心沥血经营的神话粉碎无遗了。而现在还保存在防火的保险库里、或者刚刚相反地已被迫不及待付之一炬的类似文件还多得很哩！
看来，我们为了证明一个细微的结论似乎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柯巴究竟是在1903年年中还是在1905年前夕参加布尔什维克的难道真有什么不一样？然而，除了附带使我们了解克里姆林宫史学和偶像学是怎样在工作以外，这个细徽的结论对正确理解斯大林的政治品质是非常重要的。大多数写文章谈到斯大林的人都接受这样一种说法，认为他转向布尔什维主义是他的性格先天决定的，理有固然，势有必至。但是这种看法肯定是片面的。诚然，一个人必须坚定果断才能接受布尔什维主义的方法。不过这些特点本身并不是决定性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当中有许多性格坚强的人。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当中性格软弱的人也并不十分罕见。布尔什维主义，按照它的性质来说，不只是心理状态和性格的问题，布尔什维主义首先是一种历史哲学，一种政治概念。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工人们是被他们所处的那个类型的整个社会环境推上布尔什维主义的道路的。个人的性格是坚强还是软弱，对这一点几乎不发生影响。在布尔什维主义还只是一种历史预言的日子里，一个知识分子需要在政治上具有非凡的直接洞察力，在理论方面具有非凡的想像力，对历史的辩证发展过程和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具有异乎寻常的信心，才能够严肃认真地、坚定不移地把自己的命运和布尔什维克党联结在一起，绝大多数在布尔什维主义革命兴起时期参加这个党的知识分子后来都抛弃了它。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对柯巴来说是比较困难的，然而脱离这个党对他也同样比较困难，因为他既没有理论的想像力，也没有直觉的历史洞察力，也没有先见之明，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也不是一个轻率冒失的人。他的智力一直远逊于他的意志力。碰到错综复杂的情况需要做某些新的考虑时，柯巴宁愿等待时机，保持安静，或者退却。凡是有必要在思想和政治机构之间作出抉择的时候，他总是倾向于选择机构。必须先建立一套执行纲领的机构，然后柯巴才可能对这种纲领表示任何尊重。他的本性是建立在对群众、对个人都缺乏信任的基础上的。他的经验主义经常迫使他选择抵抗力最小的道路。这就说明，这个目光短浅的革命家为什么在历史上一切伟大的转折点总是采取机会主义的立场，这种立场使他和孟什维克极为接近，有时比孟什维克更右。与此同时，在解决他已经熟悉的问题时，他总是倾向于赞成采取最坚决的行动。照他看来，在一切情况下，组织得很好的暴力是达到目标的最迅速的捷径。这里自然而然地促使人作一种类比。俄国的恐怖主义者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然而他们极为坚决大胆。马克思主义者习惯把他们叫做“玩弄炸弹的自由主义者”。斯大林过去一直是、现在也仍然是一个在政治上采取中庸之道而又毫不犹豫地采取最极端的措施的政客。在战略上，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在战术上，他是一个“革命家”。他是一种玩弄炸弹的机会主义者。
柯巴离开正教中学不久就到梯弗里斯观象台担任类似会计性质的工作。伊雷马什维利告诉我们：尽管“薪俸微薄”，柯巴仍然喜欢他的工作，因为这种工作使他有许多余暇可以进行革命活动。“他最不在乎自己个人的福利，对生活毫无要求，认为这种要求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他的品质相当完美，能够为理想作出牺牲。”所有参加地下革命活动的青年人都闷声不响、毫不张扬地作过保持贫困的誓言。柯巴是忠于这个誓言的。此外，和其他许多起誓的人不同，他从小就不习惯享受。任何人也无法代替的沙夏第二30：“我曾经到米哈伊洛夫斯克街他住的那间狭隘肮脏、陈设简陋的屋子里去拜访过他几次。他每天穿的是一件朴素的俄国黑上衣，打着当时已经成为所有社会民主党人特征的红领带。冬天他加上一件旧的褐色的短披肩。头上从来只戴俄国式的鸭舌帽。虽然柯巴在离开正教中学的时候和学校里大多数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远非友好，但是这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仍不时凑些钱帮他解决最迫切的需要。”巴比塞告诉我们，1900年，也就是离开正教中学的第二年，约瑟夫发现自己已经一文莫名，“靠同志们的帮助，他才有可能得到食物”。警察文件表明，柯巴在观象台一直工作到1901年3月他不得不隐匿起来的时候为止。正如我们已经听到的那样，他的职业很难使他维持生活。“……他的收入不足以使他保持衣冠端正”，伊雷马什维利接着说。“然而他的确也没有做任何努力使自己的衣服至少保持整浩。他总是一件脏外衣，一双没擦过油的鞋子，从来没有看见他穿过别的。他打从心底里讨厌任何使他想到资产阶级的东西”。脏外衣，不擦油的靴子，蓬松的头发也是所有青年革命者、特别是各省的青年革命者的普遍特点。柯巴在1901年3月转人地下，成为职业革命家。从那时起，他使用过许多名字，因此也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名字。在不同时期，有时在同时期，他被叫做“达维德”、“柯巴”、“尼扎拉泽”、“契日柯夫”、“伊凡诺维奇”、“斯大林”。同样地，宪兵们也给他起了各种绰号，其中用得最久的一个绰号是“里雅博依”31，影射他脸上长着麻子。柯巴从此只有在监狱和流放地，即两个地下活动时期之间的间歇，才恢复合法地位。
叶努基泽在经过纠正的回忆录中写到年轻的斯大林的时候说：“他一贯目标专一。”叶努基泽又说：“他的一切行动、冲突和友谊都是为了一个确定的目的……斯大林从来不追求个人声誉”，这样就把他的联系限制在“先进工人和职业革命者”的圈子里。许多官方回忆录一再重复这种限制，目的是想说明斯大林在掌握权力以前为什么在全国群众当中、甚至在一般党员当中一直默默无闻。但是，说他不追求声誉是不真实的。他非常贪图声誉，但是得不到缺乏众望的事实从一开始就刺痛了他的心。正是由于无法通过正面攻击取得荣誉，才驱使这个性情激烈的人采取曲折隐蔽的手段。
柯巴从年纪很轻的时候起就一直追求驾驭别人的权力，认为大多数人都比他软弱。然而他既不比别人聪明，也不比别人受的教育多，也不比别人更善于辞令。他不具备任何引人同情的属性。但是，他在顽强冷酷方面超过别人，具有比别人丰富的切合实际的常识。他不受感情冲动的影响；相反地，他懂得如何使冲动的感情服从自己的打算。这个特点在他还是一个学童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格卢尔基泽写道：“约瑟夫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一般是从容不迫的。无论什么时候，如果他的答案的一切方面都很有根据，他就回答；否则他多少要磨蹭一个短时间再回答。”完全抛开所谓他的回答“一切方面都很有根据”的夸大之辞不谈，这段话里面提到斯大林年轻时代一个相当带根本性的特点。这个特点使他在大多数胸襟开阔、性情急躁而幼稚无知的青年革命者当中有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
甚至在这样早的时期，柯巴就毫不踌躇地挑拨他的对手相互火并，诬蔑他们，并且对在任何方面似乎比他优越、或者似乎对他是一种绊脚石的每一个人施加阴谋。青年斯大林这种完全不顾道德的做法造成了对他疑心重重的气氛，引起了许多关于他的恶毒的谣言。许多他没有犯的罪名也开始归到他头上来。和斯大林在监狱里有过密切接触的社会革命党人维列沙克1928年在侨民的报纸上谈到，可能是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已被正教中学开除以后，校长从他那儿收到一份告发他的革命小组中一个原来的同志的材料。当约瑟夫不得不在梯弗里斯组织面前就这件事加以说明时，据说他不仅承认自己是告发材料的作者，甚至还认为这样做是一种功劳。据说他是这样考虑的：这样一来，那些被开除的人就不得不成为革命者，而不致被改造成教士和教员。某些容易上当的传记家一下就抓住这一点不放。然而整个故事带有明显的捏造痕迹。一个革命组织只有对任何带有丝毫告发、挑拨或出卖的气味的事予以无情的严格处理才可能继续存在。在这方面表示丝毫宽容都意味着这个组织已经开始腐烂。如果沙夏已经证明胆敢采取这种1/3属于阴谋、2/3属于出卖性质的手段，而党在这以后还容忍他留在自己队伍里是完全说不过去的。当时和柯巴在正教中学属于同一个圈子的伊雷马什维利丝毫不知道这件事。他本人顺利地从正教中学毕业出来当了教员。然而这样恶毒的捏造和斯大林的名字联在一起并非偶然。对其他所有的老革命家，从来不曾出现任何类似的谣言。
苏瓦里纳写的斯大林传是最有文件根据的。他企图用斯大林属于“职业革命家”这种危险人物之列的事实来说明他的道德品质。在这方面，和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苏瓦里纳的概括极为肤浅。一个职业革命家是一个在非法的、被迫进行隐秘活动的条件下完全献身于工人运动的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无论如何，品质最恶劣的人是做不到的。文明世界的工人运动出现过许多职业官僚和职业政客；这个阶层绝大多数以保守、自私和思想偏狭著称，他们不是为运动而生活着，而是靠牺牲运动的利益生活的。和欧洲或美国的一般工人官僚比较起来，俄国的一般职业革命家要比他们具有大得无法比拟的吸引力。
这一代革命者的青年时期和工人运动的青年时期是一致的。这是13岁至30岁的人的时代。超过这个年龄的革命者为数很少，看起来都像老头子了。运动在当时还丝毫没有职业性。它是依靠对未来的信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而存在的。当时还不存在常规，没有确定不变的公式，没有戏剧性的姿态，也没有现成的演说伎俩。从性质上说，这种斗争充满悲怆动人的事件，行动起来还有些胆怯，笨手笨脚。“委员会”和“党”这些字眼本身在当时还是崭新的，还带有清新的气息，使年轻人听起来像一首既令人不安、又令人着迷的乐曲。参加一个组织的人，谁都知道不出几个月他就可能坐班房，继之以流放。雄心壮志的准绳是在被捕以前要尽可能长期地坚持工作；在宪兵面前要坚定不移；要尽可能改善同志们的处境；在监狱里的时候要尽可能多念些书；尽快地从流放地逃往国外；在国外要增加智慧；然后回俄国进行革命活动。
职业革命者对自己鼓吹的东西是信仰的。他们选择耶稣受难的道路不可能出于其他的动机。在迫害面前保持团结不是句空话；对懦夫和背叛行为的卑视更增加了这种团结。叶夫根尼娅·列维茨卡娅在描写1901年至1907年的敖德萨地下活动情况时写道：“我对我有机会遇见的大批同志反复思考，我回想不出任何值得非难的、可鄙的行为，任何欺骗或说谎的事例。磨擦是有的。派别之间的意见分歧是有的。但仅止于此。每个人都注意自己的道德品质，在这个融洽的家庭里，越变越好，越变越亲切。”当然，敖德萨并不是例外。把自己全部献给革命运动而不要求任何报酬的青年男女决不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最恶劣的代表。和任何其他社会集团比较起来，“职业革命家”这一批人决不会相形见绌。
约瑟夫·朱加施维里是这批人里的一个，也具有他们的许多特点；许多，但不是全部。他认为，他生活的目的就是推翻当权者。在他的灵魂中，对当局的憎恨远比对受压迫者的爱来得活跃。监狱、流放、牺牲和艰苦生活并没有吓倒他。他懂得如何面对危险，毫无惧色。与此同时，他对自己智力迟钝、缺乏才华以及自己仪表和精神面貌的平凡黯淡等等特点非常敏感。他的狂妄的抱负带有嫉妒和恶意的色彩。他的顽强坚定和打击报复心理纠缠在一起。他那闪烁着猜忌的眼神使敏感的人无法不予注意。早在他还是一个学童的时候，他就表现出善于抓住人们的弱点，无情地、刺刺不休地加以数落。事实证明，高加索的环境对滋长他天性中这些基本特点是极为有利的。和狂热者在一起的时候他没有随波逐流，和忽冷忽热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也没有冲昏头脑，他从小就懂得冷静大胆、谨慎小心、特别是精明伶俐这些优点的可贵。而在他身上，这种精明伶俐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诡谲狡猾。特殊的历史环境将使这些基本上是次要的属性具有首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