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月16日，我们从早晨就开始把东西打包。我发着高烧，浑身无力，四周凌乱地堆放着刚刚从克里姆林宫运来的东西，这些东西也要打包随我们一同运走。到处都堆满了家具、箱子、内衣和书籍。前来送行的朋友络绎不绝。我们的医生和朋友费·亚·格季耶天真地建议以我的感冒为由请求推迟出发。他并没有搞清楚我们此行意味着什么，以及现在推迟出发又将意味着什么。我们只盼着我能在火车上快点好起来，因为在家里，在临行前“最后日子”的环境里，是不能很快就好的。眼前掠过无数陌生的面孔，其中有许多人我是第一次见到。拥抱，握手，表达同情和祝愿……人们送来的鲜花、书籍、糖果、棉衣等更增加了混乱。到了最后一天，忙碌，紧张和激动都已接近了尾声，东西都被运到了车站，朋友们也都跟着到车站去了。我们全家都做好了出发的准备，坐在餐厅里等着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我们不断地看表……九点……九点半……一个人也没有来。十点了。这是火车发车的时间。出什么事了？难道是改变主意了？电话铃响了。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打来电话通知说，我们的出发时间被推迟了，但是没有说明原因。列·达问：“推迟多长时间？”他得到的答复是：“两天，后天出发，，”过了半小时报信的人从车站跑来了，先是几个年轻人，随后是拉科夫斯基和其他人。原来，在车站上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人们一边等一边高喊“托洛茨基万岁”。但是人们并没有看到托洛茨基。他在哪里？在指定给我们坐的车厢旁边是沸腾的人群。年轻的朋友们在车厢顶上竖起了列·达的巨幅肖像，人们对着它激动地高呼“乌拉”。列车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开始向前挪动，然后突然又停了下来。示威的人们一边喊着要见托洛茨基一边跑到机车前面，有的抓住了车厢，使火车停了下来。人群中流传着消息说，国家政治保安局已经偷偷地把托洛茨基送进了车厢，不让他与送行的人们见面。车站上的骚动难以形容。示威的人与警察及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密探们发生了冲突，双方都有损失，一些人还被逮捕了。火车被延误了一个半小时。不一会儿，我们的行李又被从车站运回来了。朋友们又纷纷打来电话，电话铃声响个不停，他们想证实，我们是不是真的在家里，并告诉我们车站上发生的事情。午夜过去很长时间，我们才去睡觉。经历了最近几天激动不安的日子之后，我们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11点钟才醒。没有铃声，到处都静悄悄的。大儿子的妻子去上班了，因为还要等两天。但我们刚吃完早饭，门铃就响了，来的是B．别洛博罗多娃……然后是M．M．越飞夫人。门铃又响了——整个房间里挤满了穿便装或穿制服的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他们向列·达出示了逮捕证，并宣布立即押往阿拉木图。昨天国家政治保安局不是说还有两天吗？又是欺骗！这种狡诈的战术，是为了避免出发时再次发生示威游行。电话铃声不断响起，但是一个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守在电话机旁边，相当和气地不让我们接电话。我们抓住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得以通知别洛博罗多夫，告诉他，我们已经被软禁了，他们要动用武力把我们带走。晚些时候，有人告诉我们说，押解列·达的“政治指挥”是由布哈林担任的。这完全符合斯大林的狡诈的手腕……看来，国家政治保安局开始不安了。列·达拒绝自愿上路，他提出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把情况完全搞清楚。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政治局试图把流放搞得好像是自愿同意的，至少要使流放最受关注的反对派成员看起来是这样，他们要以此来蒙蔽工人群众。必须揭穿这种谎言，向人们展示事实真相，而且要采取那种使敌人既不能保持沉默，又不能恣意歪曲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因此，列·达决定迫使敌人公然使用暴力的方法。我们连同两位客人把自己反锁在一间屋子里，隔着门与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谈判。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犹豫了一会儿之后，就打电话向他们的上司请示。接到上面的命令之后，他们就宣称，为了执行命令要破门而入。列·达在这段时间里口授了关于反对派今后进一步行动的指示。我们没有开门。随着锤子的一击，门上的玻璃被打碎了，伸进了一只穿着制服的胳膊。基什金慌乱而又激动地重复着说：“向我开枪吧，托洛茨基同志，开枪吧！”他过去是一个军官，曾经不止一次陪同列·达坐着专列到前线视察。列·达平静的回答说：“别胡说，基什金，谁也没打算向您开枪，干您的事吧。”门打开了，几个慌乱而又紧张不安的人闯了进来。他们看到列·达只穿着便鞋，便四处找他的皮鞋并给他穿到脚上，然后又找出皮大衣、帽子……给他穿戴好。列·达拒绝走路。他们抓住他的两个胳膊把他架走了。我们赶紧跟上去，我急忙披上皮大衣，穿上靴子……门在我身后砰的一声就关上了。门里边传来一阵嘈杂声。我喊住了架着列·达下楼的人，要求他们把我的孩子们放出来，大儿子应该同我们一起去流放地。门开了，两个儿子从里面跳了出来。两位客人别洛博罗多娃夫人和越飞夫人也紧跟在后面，他们都是硬冲出来的。谢辽沙还施展了他在运动方面的天赋。下楼梯的时候，廖瓦按响了所有住户的门铃，并大声喊道：“他们把托洛茨基同志抓走了。”在住户的门里和楼梯上闪现出一张张惶恐不安的面孔，这栋楼里住的都是苏维埃地位显赫的工作人员。汽车里塞满了人，谢辽沙费了很大力气才把两条腿挤了进去。别洛博罗多娃也和我们一起走。车子行驶在莫斯科的街道上。天气很冷，谢辽沙没有戴帽子，他在匆忙中没来得及拿。大家都没有穿皮鞋，没戴手套，没有一个箱子，甚至连手提包都没带。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空着手的。汽车并没有拉着我们驶向喀山火车站，而是朝着另外的方向开，原来是去雅罗斯拉夫车站。谢辽沙试图跳出车子去工作单位找他嫂子，通知我们被带走的事情。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紧紧抓住他的手，叫列·达劝他不要跳车。我们来到了几乎空无一人的火车站，工作人员还像从家里出来时那样抓着列·达的胳膊架着他。廖瓦冲着零零星星的几个铁路工人喊道：“同志们，你们看，他们就是要这样把托洛茨基同志带走！”一个曾经陪着列·达去打猎的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抓住廖瓦的脖领子粗野地吼道：“这小崽子，还真有你的。”谢辽沙以一记中学生老练的耳光回敬了他。我们被带进了车厢，我们的包厢的门前和窗口都放了岗哨。其余的包厢里都坐着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这是要去哪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东西也没有运来。只挂着我们这一个车厢的机车开动了。这是下午两点钟。原来我们是沿着环城铁路驶向一个偏僻的小车站，在那里，我们的车厢将被挂到一列从莫斯科喀山火车站开往塔什干的邮政列车上。五点钟，我们同谢辽沙和别洛博罗多娃告别，他们要坐对面来的车回莫斯科去。我们则继续我们的旅程。我身上忽冷忽热。列·达精神饱满，甚至可以说有点高兴。情况终于搞清楚了，总的气氛开始平静了下来。押送我们的人对我们还算殷勤客气。我们得到通知说，我们的行李将由下一趟火车运来，在伏龙芝(我们铁路行程的终点)赶上我们，这意味着要在旅程的第九天才能拿到行李。我们一路上没有内衣和书籍。当初，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满怀深情地精心把书籍装到箱子里，他们十分认真地挑选，一些是在路上看的，另一些是为最初一段时间的工作准备的。谢尔穆克斯把列·达的文具放得整整齐齐，他完全清楚列·达的喜好和习惯。在革命的岁月里，他作为速记员和秘书一直跟着列·达四处奔波。列·达利用在路上没有电话也没有访客的时机以三倍的精力工作，而工作的主要重担开始由格拉兹曼承担，后来就由谢尔穆克斯承担了。我们这次的长途旅程却是在没有一本书、一支笔和一张纸的情况下度过的。谢辽沙在出发前为我们找到了谢苗诺夫—天山斯基写的关于突厥斯坦地区的学术著作。我们准备在路上熟悉一下自己将要生活的地方。对于那里我们只有一点粗浅的了解。但是就连谢苗诺夫—天山斯基的著作也装在了箱子里，同别的东西一起留在莫斯科了。我们就这样空着手坐在包厢里，就像在城里坐车一样从一个区驶向另一个区。夜里，我们就用头靠着长椅的扶手挺直身子躺在长椅上。虚掩着的包厢门口站着执勤的哨兵。
　　在前方等着我们的将是什么？我们这次旅行是什么性质的？是流放吗？我们将面临什么样的条件？事件的开端没有带来任何好的兆头。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感觉到十分镇静。车厢在轻轻地晃动着，我们挺直身子躺在长椅上，虚掩着的门使我想起了监狱的情景。最近几天的种种意外、不确定和紧张把我们搞得疲惫不堪，现在可以休息了。车厢里很安静，押送人员沉默着。我感觉不舒服，列·达想方设法地改善我的条件，但是他除了饱满的情绪和温柔的感情外就一无所有了。他的精神和情绪感染了我，我们不再理睬周围的环境，而是一心一意地享受这份安宁。廖瓦在旁边的包厢里。在莫斯科时，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反对派的工作中。现在，他同我们一起到流放地，以缓和我们的处境，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同他的妻子告别。从这时起，他成了我们同外界的惟一的联系。车厢里几乎是一片漆黑，门上的硬脂蜡烛发出昏黄的光芒。我们向着东方驶去。
　　离莫斯科越远，押送人员就越发的殷勤了。在萨马拉，给我们买来了换洗的内衣、肥皂、牙粉、牙刷等等，我们和押送人员的午饭是从沿途各车站的餐厅里预订的。列·达以前不得不遵守严格的饮食禁忌，现在不论给他什么，他总是高兴地吃光，而且还鼓励我和廖瓦吃。我吃惊而又担心地观察着他。在我们的生活中，在萨马拉给我们买的东西有了自己独特的名字：毛巾叫明仁斯基，袜子叫亚戈达(他是明仁斯基的副手)等等，，有着这些名字的东西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欢乐。因为暴风雪的缘故，火车延误了很长时间，但是我们仍然一天一天地深入亚洲腹地。
　　在出发前，列·达曾经要求允许他带上以前的两位工作人员，但是遭到了拒绝。于是，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决定自行与我们坐同一趟车走，他们就坐在另一节车厢里，亲眼目睹了车站上的示威活动，以为我们就坐在这趟车上，因此没有下车。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才发现我们没有在车上，于是他们就在阿雷西车站下车等我们下一趟车到。我们就是在那里赶上了他们，只有可以享受部分自由活动权利的廖瓦见到了他们。我们都为此激动不已。我儿子当时是这样描述这件事情的：“清晨我去了站台上，兴许能找到同志们呢。我们一路上常常说起他们，很为他们的命运担忧。果然，他们俩就在那里，正坐在小卖部的一张小桌旁边下棋。我的高兴的心情简直难以形容。我设法暗示他们别靠近我，因为只要我一进小卖部，那些密探们就会特别卖力地行动起来。我急忙回到车厢报告我的发现，我们都很高兴，就连列·达也很难因为他们违背他的指示而生气。本来是指示他们往前走，他们不但没有走，反而在众目睽睽之下坐在那里等我们，这是不必要的冒险。我同列·达商量之后给他们写了一张纸条，想等天黑后交给他们。给他们的指示是：波兹南斯基立刻动身去塔什干，在那里等待进一步的指示；谢尔穆克斯去阿拉木图，路上不要和我们接触。我匆忙中向谢尔穆克斯说了车站外面一处偏僻的没有灯光的接头地点。去和我见面的是波兹南斯基。开始我们没有找到对方，很是焦虑不安，等见了面就急忙说自己这边的情况，打断对方的话。我说：‘打碎了门，抓着胳膊架走的。’他没有弄明白：谁打碎了门？为什么要架走？可是没有时间详细解释，我们会被发现的。总而言之，那次会面没有什么结果……”
　　有了儿子在阿雷西的发现之后，在剩下的旅程中，我们就始终感觉到，在这趟车上有我们可以信赖的朋友，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到第十天我们收到了自己的行李，赶忙就把谢苗诺夫—天山斯基给找了出来，饶有兴致地翻阅有关自然、居民、苹果园等的描写，更主要的是，那个地方可是一片绝佳的狩猎场。列·达满意地打开谢尔穆克斯为他精心准备的那套文具。我们一大早就到了伏龙芝(皮什彼克)。这是我们铁路旅程的最后一站。天寒地冻，令人赏心悦目的皑皑积雪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给我们拿来了毡靴和皮袄。我被沉重的装束压得喘不过气来，即便是这样，在路上还是觉得很冷！大客车在轧得平平的咯吱作响的积雪上缓慢地移动，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走了30公里之后就停了下来，夜幕降临，我们身处空旷的雪原上。两队押送人员(他们大约有12—15个人)走到我们跟前不好意思地说，晚上的住宿条件“不怎么样”。我们吃力地下了车，在黑暗中摸索着跨过邮政驿站的门槛进了低矮的门。进屋之后我们就开始高兴地脱掉沉重的皮袄。然而，那间低矮的棚屋里没有生火，很冷，小小的窗户上满是冰花，角落里有一只很大的俄式火炉，只是冷得像冰一样。我们喝了茶才感到暖和一些，又吃了些东西。我们和驿站的女主人聊了一会儿，她是一位哈萨克妇女。列·达详细地询问了当地的生活情况，还顺便问了问有关打猎的事情。一切都是那么新奇有趣，更主要的是，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开始准备睡觉。押送人员住在隔壁的房间里，廖瓦睡在长椅上，我和列·达睡在大桌子上，身下铺着皮袄。当我们终于在又黑又冷的低矮房间里躺下之后，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说：“这可一点都不像克里姆林宫的房子！”列·达和廖瓦也附和着我。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又上路了。再往前就要翻越库尔达依岭了，这是此行中最不好走的一段路。一片酷寒，身上的衣装重得令人难以忍受，简直就像一堵墙压在身上一样。在新的一站停下来喝茶的时候，我们同从阿拉木图来接我们的司机和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聊了一会儿。我们所不了解的情况渐渐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汽车在路上走起来很困难，被轧平的雪路上经常有被风吹起来的雪堆。司机熟练地驾驶着汽车，他很熟悉道路的情况，还喝着伏特加酒取暖。越到深夜，天气越寒冷。司机意识到在这片空旷的雪原上一切都要靠他了，便肆无忌惮地发泄自己的不满，毫不客气地批评领导人和各种各样的规矩……坐在他旁边的阿拉木图来的首长甚至还讨好他，只要能把我们送到目的地就行了。深夜两点多种，汽车在黑暗中停了下来。到了！到什么地方了？原来我们到了果戈里街上的杰特西旅馆，它房间里的家具还真是果戈里时代的。给我们开了两个房间，隔壁的几个房间都住上了押送我们的人和当地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廖瓦检查了行李，发现少了装有内衣和书籍的两个箱子。大概是把它们丢在雪地里的某个地方了。唉！我们又把谢苗诺夫—天山斯基给丢了，还把地图和列·达那些关于中国、印度的书籍以及文具也丢了，15双眼睛竟没有把它们看住。
　　廖瓦一早就出去了解情况，他熟悉了一下城市，首先是找到了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邮电局，还找到了药店。他不知疲倦地寻找一切生活必需品：钢笔、铅笔、面包、黄油、蜡烛……不论是我还是列·达在头几天几乎都没有走出房间，后来，才在每天傍晚出去散散步。我们和外界的全部联系都是通过儿子进行的。
　　午饭从附近的食堂给我们送来。廖瓦整天都在外面跑，我们急切地等着他回来。他给我们带来了报纸和一些关于这座城市的风俗习惯和日常生活的趣闻。我们因为谢尔穆克斯的到达而激动。在我们来到旅馆的第四天早晨，忽然听到走廊里传来了熟悉的声音。这声音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珍贵啊！我们隔着门就听出了谢尔穆克斯说话的声音、语调和脚步声。这为我们展示了的新的前景。为他开的房间正好与我们是对门，我走到走廊里，他远远地向我鞠躬致意……我们暂时还不敢交谈，只是在心里默默地为我们离得这么近而高兴。第二天，我偷偷地让他来到我们的房间里。我们匆忙地互相述说着此前发生的所有事情，并盘算好了我们共同的未来。但是这未来实在是太短暂了，就在当天夜里10点钟结果就来了。当时旅馆里静悄悄的，我和列·达正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朝向寒冷的走廊的门半开着，因为铁炉子烧得太旺了，屋里热得让人难以忍受。廖瓦在他自己的房间里。听见走廊里传来毡靴发出的轻轻的小心翼翼的脚步声，我们三个人马上就警觉起来(原来廖瓦也在听着，并猜到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来了”这个念头在我们的意识里闪过。我们听见他们没有敲门就进了谢尔穆克斯的房间，听见他们说：“快点！”我们还听见谢尔穆克斯回答说：“怎么也得让我穿上靴子吧？”他穿的是室内的便鞋。接着，我们隐约又听到一阵轻轻的脚步声，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后来，侍者用钥匙锁上了带走谢尔穆克斯那个房间的门，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阿拉木图的国家政治保安局把他在地牢里关了几个星期，让他同刑事犯在一起，给他的饭根本就填不饱肚子，然后把他遣送回莫斯科，每天只发给25戈比的伙食费，这点钱连买面包都不够。后来我们了解到，波兹南斯基同时在塔什干被捕，也被押送回了莫斯科。三个月后，我们收到他们发来的消息，不过已经是从流放地来的了。凑巧的是，他们在被从莫斯科押往东部的途中正好在一个车厢里，座位正对着。他们在经过短暂的分离之后又重逢了，不过这次重逢只是为了再次分离，他们被流放到了不同的地方。
　　就这样，列·达失去了自己的助手。敌人因为他们与列·达携手为革命忠诚服务而对他们进行残酷无情地报复：和蔼谦逊的格拉兹曼早在1924年就被迫自杀了；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被流放了；沉稳勤奋的布托夫被捕入狱，他们逼他做伪证，迫使他长期绝食而死在监狱的医院里。就这样，敌人终于彻底摧毁了他们视为一切罪恶之源而恨之入骨的列·达的“秘书处”。现在，敌人认为，列·达在遥远的阿拉木图已经彻底被解除了武装。伏罗希洛夫公开吹嘘说：“就是他死在那里，我们也不会马上知道。”但是列·达并没有缴械投降。我们三个人组成了一个战斗的集体。儿子主要负责我们与外界的联系，管理来往的信件，所以列·达有时叫他外交部长，有时叫他邮电部长。我们的通信很快就具有了相当的规模，大部分的重压就落在了廖瓦的肩上。他还担负着保卫的工作，为列·达收集工作所需要的材料，在图书馆的旧书堆里翻出旧报纸做摘录。他同地方当局的头头们谈判，组织狞猎，物色猎狗和猎枪等等。此外，他还自学经济地理学和各种语言。
　　在我们到达这里的几个星期之后，列·达的学术和政治工作就全速展开了。再后来，廖瓦还找来了一位女打字员。国家政治保安局并没有碰她，很显然，是命令她必须向他们报告为我们抄写的一切。如果能听听这位年轻姑娘的报告，也是很有趣的，她根本没有与托洛茨基主义做斗争的经验。
　　阿拉木图的雪很好，是洁白无瑕的干雪。过往的行人和车辆很少，所以在整个冬季，雪都是那么干净。到了春天，红色的罂粟花就会取代白皑皑的积雪。草原上成片的罂粟花绵延数公里，就像一块块巨大的地毯，放眼望去到处都是红色。到了夏天，那里又成了苹果的世界，是著名的阿拉木图阿泡特品种，又大又红。城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也没有马路。在市中心的集市上、在泥泞中、在商店的台阶上，到处都有吉尔吉斯人一边晒太阳一边从身上捉虱子。疟疾横行，还有鼠疫，在夏季的几个月中，那里的疯狗多得出奇，报纸上还经常报道这一地区总有麻疯病的病例……但是，夏天我们过得还算顺利吧。我们从果园的主人那里租了一间小屋。这屋子就在山脚下，出了门就能看到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天山支脉。我们和果园的主人一家一起侍弄渐渐成熟的果子，并和他们一起采摘。在一年当中果园要变换几次模样。开始，园子淹没在白色的花海中；然后，树上结满了累累的果实，被压弯的枝条垂到支撑的架子上；再到后来，果子就像绚丽的毯子铺在树下的草垫上，而果树在卸去了重担之后又重新扬起了它的枝条。这时候，园子里洋溢着熟透的苹果和梨子散发出的香气，有成群的蜜蜂和黄蜂在嗡嗡地飞。我们还做了果酱。
　　六七月间，在苹果园里那间用芦苇盖顶的小屋中，工作在紧张地进行着，打字机噼哩啪啦地响个不停，这在当地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列·达口述对共产国际纲领的批评，经过修改后再次交付誊写。邮件很多，每天都会有10—15封信，其中有许多是提纲、批判、国内的论战、莫斯科的新闻以及大量有关政治问题和询问健康状况的电报。局部的琐碎问题和世界性大问题掺杂在一起，使得它们好像也成了大问题。索斯诺夫斯基在信中总是以他惯用的激动的笔触尖锐地评论重大事件。我们把拉科夫斯基写得十分精彩的来信打印多份寄给其他朋友们。在那间顶棚低矮的小屋里摆满了桌子，桌子上堆着手稿、纸夹子、报纸、书籍、摘录、剪报等。廖瓦整天都在他那间挨着马厩的房间里忙碌着：打字、校对打字员打出的稿件、收发信件、查找需要的引文等。邮件是由一个残疾人骑马从城里给我们送来的。列·达经常在傍晚时分背上猎枪带着狗进山，有时是我陪他去，有时是廖瓦陪他去，总会带回鹌鹑、鸽子、山鸡或野鸡等猎物。一切都很好，直到疟疾再次发作。
　　就这样，在地震和水灾频发的阿拉木图，我们在书籍、信件和大自然的陪伴下生活了一年。那里地处天山支脉的脚下，靠近中国边境，离铁路线有250公里，离莫斯科有4000公里。
　　尽管我们每走一步都会遇到隐蔽的朋友(现在说这些还为时尚早)，但是从表面上来看，我们同周围的居民是完全隔绝的，因为所有试图接近我们的人都会受到惩罚，有时甚至是很严厉的惩罚……

　　我和儿子去伊犁河畔，打算充分享受春天的时光。这次我们带着帐篷、毛毡、皮袄等，免得去牧民的帐篷里借宿。但是又下起了雪，严寒再度袭来。那些日子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严峻的考验。夜间气温就下降到零下8度至零下10度，而且我们接连九天九夜都是在野外度过的。因为有保暖内衣和许多厚重的外衣，我们几乎没怎么挨冻。只是靴子在夜里被冻得硬梆梆的，需要在火上烤，否则脚就穿不进去。我们头几天在沼泽地里打猎，后来就转移到开阔的湖面上去打。在沼泽地小草丛中为我搭的一个窝棚里，我一昼夜要呆12到14个小时，而廖瓦干脆就呆在树底下的芦苇丛里。
　　由于天气恶劣，再加上野禽并非成群结队地飞来等着挨枪，所以此行从打猎的角度来看并不成功。我们只带回了40多只野鸭和一对大雁。但是，我们对这次打猎还是十分满意的，因为它使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回归原始状态：露宿野外，在露天地里吃用水桶煮的羊肉，不洗脸，不脱衣服因而也不用穿衣服，从马背上掉到河里(在中午太阳好的时候把衣服脱下来，这是惟一的一次)，在一个小小的用木板搭的台子上整整过了一昼夜，而周围都是水和芦苇。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平常能够经历的。回家的时候我没有一点要感冒的迹象，可是第二天就感冒了，整整躺了一个星期……
　　现在能收到拉科夫斯基从莫斯科和阿斯特拉罕寄来的外国报纸了。今天收到了他的信，他在为马克思一恩格斯研究所深入研究关于圣西门主义的课题。此外，他还在写自己的回忆录，凡是对拉科夫斯基的生平稍有了解的人，都不难想像他的回忆录会是多么有趣。
　　5月24日，我在给当时已经开始摇摆不定的普列奥布拉仁斯基的信中写道：
　　收到您的提纲之后，我在给任何人的信中都只字未提。前天，我收到了从卡尔巴绍夫发来的电报：“我们坚决反对普列奥布拉仁斯基的主张和他的评价。请您尽快答复。斯米尔加、阿尔斯基、涅恰耶夫。”昨天，从乌斯季—库洛姆发来的电报中说：“我们认为，普列奥布拉仁斯基的主张是错误的。另，J洛博罗多夫、瓦连廷诺夫。”昨天还收到了拉科夫斯基的信，他在信中也没有赞扬您，而他对斯大林的“左的方针”持英国式的“警觉和走着瞧”的态度。别洛博罗多夫和瓦连廷诺夫的信也是在昨天收到的，他们俩对拉狄克给莫斯科写的一封充斥着酸腐情绪的信感到十分不安，他们暴跳如雷，大发脾气。如果拉狄克的信的内容果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样的话，我就完全支持他们的意见。我不主张纵容印象主义者。
　　打猎回来之后，也就是从3月底的那几天起，我就一直在家没有出去，整天不是看书就是写东西，每天从早上七八点钟一直忙到晚上十点钟左右。我打算休息几天。现在没猎可打，所以想同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和谢辽沙(现在他也在这里)到伊犁河去捕鱼。关于这件事情的结果我将适时告诉您。
　　您知道有关法国选举的情况吗？我对此还一无所知。《真理报》上连没有参加本后选举的人数都没有提供，因此就不清楚同上后选举相比，共产党员所占的比例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我打算通过外国报纸来研究这个问题，到时候再给您写信。
　　5月26日，我在写给格鲁吉亚的老布尔什维克米哈伊尔奥库贾瓦的信中说：
　　既然斯大林的新方针正在提出任务，那么毫无疑问，它显然是试图向我们的主张靠近。然而，在政治中起决定作用的不仅仅是“是什么”，而且还要看“是谁”和“如何决定的”。决定革命命运的基本战斗还在前面……
　　我们一直认为而且不止一次地说过，不能把当权派在政治上堕落的过程，想像为连续下降的曲线。这种堕落并不是在广阔的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有着深刻的内部摩擦的阶级社会里进行的。党的基本群众并非是由一块完整的石头雕成的，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政治的原料。在来自左的或右的阶级震荡的压力之下，它的内部分解过程是不可避免的。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占有重要地位、其后果正在由我们承担的那些尖锐斗争，只不过是事件进一步发展的序曲。正如歌剧中的序曲会预先表现出整出歌剧的全部音乐主旋律，并简明扼要地把它们演奏出来一样，我们的政治“序曲”所奏出的仅仅是在后面还要充分展开的旋律，也就是用小号、低音提琴、鼓和其他乐器合奏的严肃的阶级音乐。事件的发展绝对无可辩驳地证实：从过去到现在，我们不仅在与游手好闲之徒和诸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等反复无常之辈的斗争中始终是正确的，而且在与尊敬的“左派”朋友们和极左派糊涂虫们的斗争中也是正确的。由于那些左派们一贯地把序曲当做整出歌剧，也就是说，认为党和国家的所有基本过程都已经完成，并且把当初还是从我们这里听去的热月政变当做既成的事实……不要激动，不要总是无谓地给自己和别人找麻烦，要学习，要等待，要敏锐地观察，不要让自己的政治路线蒙上个人愤怒的锈斑，这才是我们应有的做事原则。

　　昨天，我收到你的关于尼娜病重的来信，就立刻往莫斯科发电报通知亚历山德拉·格奥尔吉耶夫娜(拉科夫斯基的妻子)。今天，从报纸上得知，尼娜走完了她那短暂的革命生涯之途。我亲爱的朋友，我的整个身心都同你在一起，将我们阻隔的万水千山更令我感到万分沉痛。无数次紧紧地拥抱你。

　　赫里斯季安

　　亲爱的朋友，我为尼诺契卡，为你，也为你的全家感到万分悲痛。你早已经背负着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沉重的十字架，现在又从未有地饱尝了作父亲的无尽痛苦。我的心和你在一起，也为离你如此遥远而悲伤……
　　大概谢辽沙已经对你讲过，在莫斯科当他们那么荒唐地对待你之后，你的朋友们又受到了何等荒谬的待遇。在你被带走半小时之后，我就到了你的住处。当时客厅里有许多同志，大部分是女同志，穆拉洛夫也在那里。我听见有人问：“谁是拉科夫斯基？”“我是，你有什么事？”“跟我走！”我被带着穿过走廊向一个小房间走去。在门口命令我“举起手”，对我进行了搜身之后就把我抓了起来，一直到五点钟才把我放了。穆拉洛夫在我之后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他一直被关到了深夜……“他们简直是疯了”，我自言自语地说，我感到的不是仇恨，而是为我们曾经跟他们是同志而感到羞愧。

　　亲爱的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吉耶维奇，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给你和其他朋友写信了，而只给你们寄了一些材料。我首先是在伊犁河得知了尼娜病重的消息，回来以后我们就搬到了乡下的住处。到这里没几天就收到了尼娜去世的消息。你是知道这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但是，应该抓紧时间为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准备我们的材料，这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反过来讲，不管怎么说，完成这项工作的必要性都成了一贴减轻痛苦的膏药，帮助我们熬过了最痛苦的头几个星期。
　　整个七月我们都在等待济努什卡(大女儿)的到来。唉，可惜这个希望落空了。格季耶坚决要求她立即住进结核病疗养院，她得这病已经很长时间了。在医生宣判尼努什卡死刑后的三个月里，都是她在照顾妹妹，这严重损害了她的健康。
　　现在说说为大会所做的准备工作。我决定从批判纲领草案开始，并把它与一切使我们和官方领导对立的问题联系起来，济努什卡是济娜的呢称。结果写成了一本有11个印张的书，我全面总结了列宁离开党的领导岗位之后近五年来我们“集体”工作的成果。在这期间，党内肆无忌惮的因袭之风盛行，他们先是吃老本的利息，很快就会落到连老本都吃光的地步。
　　关于对待大会的态度问题，我收到了几十封信件和电报，票数还没有完全统计出来。但是在一百多票中，支持普列奥布拉仁斯基提纲的只有三票。
　　斯大林、布哈林和李可夫集团在这次大会上很可能还会维持表面上的一致，以便做出把我们彻底埋葬的最后一次徒劳的尝试。但正是这一新的努力及其不可避免的失败，将会急剧加速集团内部的分裂，因为大会一结束，“今后怎么办”的问题就会更加突出地摆在他们面前。1923年当德国错过了革命形势之后，我们又矫枉过正地在1924—1925年走了一段极左的弯路。季诺维也夫的极左方针是在右倾的酵母上发起来的，它一方面与主张工业的人做斗争，另一方面又与拉迪奇、拉福莱特、农民国际、国民党等关系暧昧。在极左路线到处碰壁之后，还是在那块右倾的酵母上发起了右倾的方针。但决不能排除这种情况：在新阶段以更大的规模重演的可能性，也就是在同样的机会主义前提下，出现极左路线的新阶段。但是，潜在的经济力量会扭转这一极左路线，使方针彻底右倾。

　　你们当然已经注意到，我们的报纸对欧荚报刊有关我们党内事件的报道几乎未做任何反应。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人想到，那些答复不符合“新方针”的要求。现在，我对此已不仅仅是猜测，而是从刊物上得到了极其明确的验证。安德列钦同志寄给我一张从美国《国民》杂志2月那一期上剪下来的材料。这家著名的左派民主主义的杂志在扼要地介绍了我们最近的事件之后说：
　　“所有这一切把一个问题推到了首位：谁代表俄国布尔什维克纲领的延续，又是谁代表对这一纲领的不可避免的反动。荚国的读者们一直认为，列宁和托洛茨基代表了同样的事业。不论是保守派报纸还是国家政要们也持相同的观点。《纽约时报》认为，在新年伊始顺利地把托洛茨基从共产党的队伍中清除出去，是一件重要的可喜可贺的事情。该报同时露骨地宣称：‘被驱逐出党的反对派们坚持，永远固守那些割断俄国与西欧文明世界之间联系的思想和条件。’大多数欧洲重要的报纸都持相近的论调。据称，奥斯汀·张伯伦爵士曾在日内瓦大会上扬言，英国之所以不同俄国进行谈判，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迄今还没有把托洛茨基枪毙’。现在张伯伦应该为托洛茨基被驱逐而感到心满意足了吧……总之，欧洲的反动代表们一致认为，他们最大的共产主义敌人是托洛茨基，而不是斯大林。”这已经相当清楚地说明问题了，难道不是吗？……

　　在莫斯科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您提到我丈夫列·达·托洛茨基是在装病。由于大多数同志的担心和抗议，您曾经恼羞成怒地宣称：“他竟然耍起了这样的把戏。”您所指的采取这种不光彩手段的人，不是那些把列宁的战友们流放并使他们遭受病痛折磨的人，而是那些抗议这种做法的人。您有什么理由，又有什么权利，对全党、全体劳动人民乃至全世界说有关列·达生病的消息是假的？要知道，您这样做是在欺骗党。在中央委员会的档案里，存放着我们最优秀的医生对列·达的健康状况的诊断，这些诊断是医生们应十分关心列·达的健康状况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要求，对列·达进行了多次会诊做出的。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之后，又进行了几次会诊。医生们确诊，列·达患有结肠炎和新陈代谢不良引起的痛风。您也许清楚，1926年5月，列·达为了摆脱折磨他多年的高烧到柏林接受了手术治疗，但并未见效。结肠炎和痛风都是极不易治愈的疾病，更何况是在阿拉木图。他的病情逐年加重。要想把健康状况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必须要有正规的医疗措施和正确的治疗，但是这两种条件在阿拉木图都是不具备的。关于必要的医疗措施和治疗的问题，您可以向卫生人民委员谢马什科咨询，他曾不止一次地参与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委托组织的会诊。在这里，列·达除了受到上述疾病的折磨之外，还受着疟疾的困扰，而疟疾又加重了他多年以来的结肠炎和痛风，引发了周期性的剧烈头痛。他的身体状况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时间里会稍稍好转，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病情又会加重。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您根据第五十八条把列·达当做“反革命”流放。如果您声称您对列·达的健康状况不感兴趣的话，这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您这么做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但是，如果不制止这种可怕的逻辑，那么不仅会断送优秀的革命家的性命，而且把党和革命送进坟墓。很显然，现在迫于工人群众的强大的舆论压力，您没有勇气坚持到底。您不敢说，列·达的病对你们有利，因为它妨碍了他的思考和写作，您仅仅是对列·达患病这一事实拒不承认。加里宁、莫洛托夫等其他人也是这么做的。您必须就这个问题在群众面前做出答复。你们如此不光彩的闪烁其辞这一事实足以说明，工人阶级不相信对托洛茨基的政治上的诬陷，也不会相信你们在列·达健康状况问题上的说法是正确的。

　　娜·伊·谢多娃—托洛茨卡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