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四十二章 党内斗争的最后阶段 1925年1月，我被解除了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此前的斗争为这个决定做了精心的准备。与十月革命的传统相比，追随者们更害怕国内战争的传统以及我与军队的联系。我没有做丝毫斗争就交出了我的军事职务，甚至在内心深处还感到些许的宽慰，因为这样可以使我的对手们再也没有散布我搞军事阴谋等流言蜚语的借口。为了证明自己所作所为的正确性，追随者们起先捏造出许多此类荒诞不经的阴谋，后来甚至连他们自己都对这些将信将疑了。从1921年起，我个人的兴趣就已经转移到其他领域了。战争已经结束，军队由原来的530万裁减到60万，军事工作进入了官僚主义的轨道。经济问题成为了国家的首要问题，从停战的那一刻起，这些问题在我这里所占的时间和精力就远远超过了军事问题。 1925年5月，我被任命为租让委员会主席、电气技术管理局局长和工业科技管理局局长。这三个部门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这些职务的选择都是背着我搞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出于以下特定的意图：使我远离党，让我疲于应付日常工作，把我置于特殊的监督之下，等等。尽管如此，我仍勤勤恳恳地努力在新的基础上发挥作用。一来到这三个完全生疏的机构，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科学技术研究机构的工作。由于工业具有集中的特点，这些研究机构在我国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我热心地参观了为数众多的试验室，带着极大的兴趣亲临试验现场，倾听优秀学者的讲解。一有空闲时间，我就钻研化学和流体力学的课本，感到自己既是一个行政管理者，同时又是一名大学生。难怪我在青年时代打算报考数理系。我就像是摆脱了政治，利用对自然科学和技术问题的研究来休息。作为电气技术管理局局长，我视察了所有正在建设中的电站，还曾经在第聂伯河上考察了一段，那里正在为建设水电站进行着全方位的筹备工作。两名船工驾着一条小渔船载着我沿着扎波罗热哥萨克的老路，穿过激流和漩涡顺流而下。当然，这纯粹是体育运动方面的兴趣。但是，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技术角度考虑，我都对第聂伯河的工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确保水电站不出现计算上的失误，我组织美国专家进行了技术鉴定，最后又组织德国专家进行了补充鉴定。我不仅试图把自己的新工作与日常的经济任务联系起来，而且要把它同社会主义的基本课题联系起来。在反对以愚蠢的民族主义方法(通过自给自足和自我孤立的途径实现“独立”)对待经济问题的斗争中，我提出了建立一种系统比较我国经济系数与世界经济系数的课题。这一课题的提出，是出于必须正确判断世界市场的动向，而且它也能为我们的进出口及租让政策服务。事实上，系数比较课题本身正是源于承认世界生产力对民族生产力的支配地位，因而它意味着向在个别国家建成社会主义这一反动理论的进攻。我就我新工作中的问题做报告，出版书籍和小册子。敌人不能也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应战。他们为自己得出的结论是，托洛茨基又建立了新的据点。现在，电气技术管理局和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几乎就像当年的军事部门和红军那样令他们感到担忧了。斯大林的机关亦步亦趋地跟着我，我的每一步实际举动都成了复杂的幕后阴谋的借口，每一次理论总结都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无知神话提供了素材。我的实际工作被置于几乎无法开展的条件下。如果说斯大林及其助手莫洛托夫的绝大部分创作就是在我周围公然制造怠工的话，这一点都没有夸张。领取必需的经费已成我领导的机构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在这些机构里工作的人们都为自己的命运担忧，或者至少是为自己的前途担忧。 这样，我为自己争取政治上的假期的尝试显然没有成功。追随者们已经不能半途而废，他们都害怕自己的所作所为。昨天的造谣诽谤威胁着他们，要求他们在今天加倍地背信弃义。最后，我要求解除我的电气技术管理局局长和科学技术研究机构领导人的职务。租让委员会领导人的职务毕竟没有多少搞阴谋的余地，因为每一次租让的命运都是由政治局决定的。 就在这个时候，党的生活中出现了新的危机。在斗争的第一阶段“三驾马车”与我作对，但是它本身也远非铁板一块。无论是季诺维也夫还是加米涅夫，在理论和政治上都胜过斯大林。但是他们两个人都有一个小小的不足，那就是没有个性。侨居国外时期在列宁领导下形成的国际主义视野比斯大林更为宽广，这不但没有使他们更强大，反而使他们更虚弱。现在执行的是自给自足的民族主义发展方针，就连“投鞭断流”之类的俄国护国主义公式，现在也被不折不扣地翻译成了新社会主义的语言。在官僚主义者的眼里，试图部分地捍卫国际主义观点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成了二流的“托洛茨基分子”。于是，这两个人更加疯狂地反对我，希望以此巩固国家机关对他们的信任，但就是这样的努力也是徒劳的，因为国家机关越来越清晰地表明，斯大林才是它的顶梁柱中最牢固的顶梁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很快就成了斯大林的对立面，等他们试图把争论从“三驾马车”转到中央委员会讨论的时候，却发现斯大林已经拥有了不可动摇的多数了。 加米涅夫还算是莫斯科正式的领导人。到1923年，莫斯科党组织机构中的大多数是支持反对派的，但是在经历了这一年中有加米涅夫亲自参与的对其毁灭性打击之后，党组织机构遭到了破坏，普通党员群众忧郁地沉默了。加米涅夫刚一试图反对斯大林，就悬到了半空中。在列宁格勒情况有所不同。1923年，列宁格勒共产党员在季诺维也夫庞大机关的重压下，与反对派划清了界限，但现在轮到他们了。列宁格勒的工人对富农政策和在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方针感到不安，工人群众的阶级抗议与季诺维也夫的权力斗争恰好吻合，于是，“新反对派”就产生了。起初就连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也参与其中了。但是，令众人尤其是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本人万分惊诧的是，他们两人不得不部分地重复反对派的批评，于是很快就被划到了“托洛茨基分子”的阵营中。假如我们的队伍当中有人认为，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接近至少是不可思议的话，这一点都不奇怪。在反对派人士当中，反对这一联盟的并不在少数。甚至还有人认为，可以与斯大林结盟来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虽然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多。我的一个最亲近的朋友、老革命家和国内战争中优秀的军事首长姆拉奇科夫斯基曾表示，他反对与任何人结盟，并为自己的立场提出了堪称经典的论据：“斯大林会欺骗，季诺维也夫会逃跑。”但是，最终这类问题并不是由心理评价决定，而是由政治考虑来解决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公开承认，自1923年以来在反对他们的斗争中，“托洛茨基分子”是正确的，他们接受了我们纲领的基础。在这种条件下不能不同他们结盟，况且在他们的背后还有成千上万的列宁格勒的工人革命者。 在正式的会议场合之外，我同加米涅夫已经有三年没有会面了，也就是自从他动身前往格鲁吉亚的那天晚上起，当时他曾经答应支持列宁和我的立场，但是刚一知道列宁病重，就又转到斯大林一边去了。加米涅夫在同我第一次会面时就说：“只要您和季诺维也夫出现在同一个讲坛上，党立刻就能找到自己真正的中央委员会。”我只能对这种官僚主义的盲目乐观报之一笑。显然，加米涅夫实在是低估了“三驾马车”经营三年之久的瓦解党的工作。我毫不客气地向他指出了这一点。 从1923年，也就是自德国革命运动失败之后开始的革命低潮，具有了国际性的规模。在俄国对十月革命的反动也在全速进行，党的机关日益右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想，只要我们联合起来胜利就会像熟透了的果子一样落到我们的脚边，未免也太幼稚了。我数十次地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强调：“我们应该从长计议，应该认真地长期为斗争做准备工作。”新的盟友在一时的狂热中勇敢地接受了我的提议。但是，他们的这种情绪并没有保持多长时间，他们泄气的速度简直不能按天来计算，而要用小时来计算。姆拉奇科夫斯基对他们的精彩评价是完全正确的，季诺维也夫终于逃跑了，不过他远没有把他的所有同志都带走。但不管怎么说，季诺维也夫的反复无常还是给托洛茨基主义的神话带来了无法医治的创伤。 1926年春天，我和妻子去了一趟柏林。莫斯科的医生们对我的持续不断的高烧毫无办法，因为害怕承担责任，他们早就坚持要我出国治病。我也想找到走出死胡同的路。在最危急的时刻，发烧使我动弹不得，它成了我的对手们的可靠的盟友。政治局研究了关于我出国的问题，最后认为，根据它所掌握的材料和政治形势来看，我出国是十分危险的，但是由我自己来做最后的决定。在政治局的决议后面还附有一份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咨询材料，无非是要说明我不宜出国。显然政治局是害怕万一我在国外发生什么意外的话，党会要它承担责任。当时斯大林的警察机构还没有想到将我流放到国外，而且还是流放到君士坦丁堡。可能政治局也害怕我在国外搞一些活动，把那里的反对派团结起来。不管怎么样，我在同朋友们商量之后，还是决定出国。 没有费多少周折，就取得了德国使馆的同意。于是4月中旬，我就和妻子拿着外交护照出发了，护照上用的是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会成员库兹缅科的名字。我的秘书谢尔穆克斯陪同我们前往，他曾经是我的专列的列车长，另外还有一位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全权代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和我告别时显得极为动情，他们实在是不愿意单独和斯大林留在一起。 我相当熟悉战前那几年霍亨索伦王朝的柏林。当时的柏林有着自己独特的面貌，尽管有许多人认为这种面貌富有感染力，但谁也不能说它是令人愉快的。现在，柏林变样了，已经完全没有自己的面貌了，至少我是看不出来了。城市在长期重病之后，经过一系列外科手术，正在慢慢地恢复。通货膨胀已经被消除了，但是坚挺的马克只不过是测量普遍贫困的工具。在街头、商店和过往行人的脸上，可以感觉到贫困和对重新崛起的急不可耐的、有时甚至是贪婪的渴望。在战争、失败和凡尔赛掠夺的苦难岁月里，德国人的整洁已被赤贫征服了。人类的蚁穴顽强而凄惨地恢复自己那些被战靴踏平了的道路、走廊和仓库。从街道的景象和行人的举手投足之间，都能感受到宿命论的悲剧色彩：没办法，生活就是没有期限的苦役，一切都要从头再来。 柏林的一家私人诊所对我进行了几个星期的医学观察。为了找出神秘的高烧的根源，医生们一个接一个地轮流为我做检查。最终一位喉科医生提出了一个假说，认为发烧的根源在于扁桃腺，并建议为防万一把它切除。临床医生和内科医生们犹豫不决，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后方人员。经过战火考验的外科医生很瞧不起这些人，现在对他来说，切除扁桃腺简直就像刮胡子那么轻而易举。只好听他的。 助手们准备把我的双手绑起来，但主刀医生对我的自制力的保证更满意。从那位外科医生的鼓励性的俏皮话中，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他的紧张和强忍着的激动。最令人感到不舒服的是，必须一动不动地仰面躺着，而且被自己的血呛得喘不上气来。整个手术也就用了四五十分钟的时间。如果不考虑手术对我的病的效果的话，它还是很成功的。很显然，手术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因为此后不久，我的体温又再度升高了。 对我而言，在柏林的时间，更确切点说，是在诊所里的时间，并没有白白地浪费掉。我整天埋头于德国的报刊。从1914年8月起，我几乎再没有看过德国的报刊。每天，人们给我送来二十来份德国及其他国家的刊物，我看的时候就随手把它们扔到地上。来给我看病的教授们不得不在由各种倾向的报纸铺成的地毯上行走。实际上我是第一次听到德国共和政治的全部音阶，应当承认，我没有找到什么意想不到的东西。共和国是军事溃败的弃儿，共和党人是出于凡尔赛和约的需要，社会民主党人是被他们扼杀的十一月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兴登堡是民主主义的总统。这些情况我大概都预料到了，但是从近处观察他们，还是不无教益的…… 在五一节那天，我携妻子坐着汽车在城里转了转，到了所有主要的区，挤在人群中观看游行和宣传画、听演讲，并乘车穿过亚历山大校场。我见过多次更富有激情、人数更多、更富有示威性的五一游行，但早就不可能在群众中走动而不引起任何注意了，倒觉得自己是无名整体中的普通一员，只是听着和看着了。仅有一次，我们的陪伴小心地对我说：“这里正在卖您的照片呢。”但是仅凭这些照片谁也认不出教育人民委员会的成员库兹缅科。如果这几行文字被维斯塔堡伯爵、赫尔曼·米勒、斯特莱斯曼、列文特洛夫伯爵、格里费尔丁格以及其他反对我进入德国人看到的话，我必须向他们讲明，我没有喊过任何违禁的口号，没有张贴过任何蛊惑性的标语，仅仅是一位几天之后就要接受手术治疗的纯粹的看客。 我们还去了郊外的“饮酒节”。那里被挤得水泄不通，尽管洋溢着春天般的欢快情绪，加之有阳光和美酒的助兴，但过去几年的阴影依然笼罩在纵情狂欢者、寻欢作乐者和尝试着寻欢作乐的人们的头上。只要稍微细心地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人们都像是大病初愈正在慢慢康复的病人，对他们来说，欢乐显得有些吃力。我们在人群中呆了几个小时，观察周围的人并和他们交谈，用纸做的小碟子盛小灌肠吃，甚至还喝了点啤酒。从1917年起我都忘了啤酒的味道了。 手术后，我很快就恢复了。于是，我开始计划回国的日期。但就在这时，又出了一段我至今也没有完全搞清楚的意外插曲。大约在我动身回国前一周左右，在诊所的走廊里来了两位身着便装、无法从外表上断定身份的先生，而恰恰是这种外表，就完全证明了他们是警察。我从窗户里看到院子中还有六七位同样的先生，他们既完全不同，又十分相似。我告诉站在我身边的克列斯廷斯基要注意这种情况。过了几分钟，医生的一位助手敲门进来，激动地对我说，教授让他来通知我，说有人要暗杀我。我指着那些便衣问道：“但愿不会是警察吧？”医生说出了自己的猜测，他认为，这些警察是来防止暗杀的。又过了两三分钟，一位警察局官员来通知克列斯廷斯基，说警察局确实掌握了有关策划谋杀我的情报，所以采取了紧急保卫措施。整个诊所都行动起来了，护士们互相传言，还告诉病人们说，托洛茨基住在这个诊所里，所以有人要往这里扔炸弹。气氛骤然变得紧张起来，与医疗机构的性质很不协调。我与克列斯廷斯基商量了一下，决定立即搬到苏联使馆。诊所前面的街道两旁站满了警察，在我搬往使馆的途中，始终有警察局的几辆汽车在护送。官方的说法大概是：一些因最近的阴谋败露而被捕的德国保皇党分子中，有一人向侦察人员揭发说，俄国的白卫分子密谋要在最近几天暗杀现在柏林的托洛茨基。应该说明，同意我去德国的德国外交部，因为警察局里有太多的保皇派分子而故意没有把此事通报给警方。警方不相信这被捕的保皇派分子的口供，但仍然就有关我在诊所的供词进行了调查。当此事被证实后，他们着实吃了一惊。因为教授们受到了盘问，所以我同时从医生的助手和警察局高级官员那里得到了警告。至于是否真的有人准备暗杀我，德国警方是否真的是通过被捕的保皇分子之口得到我在柏林的消息，我到今天也没有搞清楚。但我一直都怀疑，实际情况应该要简单得多。可以这样设想，外交部没有能够保守“秘密”。因为不受信任而被惹恼的警察局，就决定给点颜色看看，也不知道它是冲着斯特莱斯曼还是冲着我来的，反正是要让我们明白，没有它的参与，就别想顺利地切掉扁桃腺。但是无论如何，那家诊所算是被折腾得底朝天，而我在强大的保护下，摆脱了颇有些问题的敌人，搬进了大使馆。过了一段时间，在德国报刊上，才出现了对这一事件的零零星星、将信将疑的反应，看来，谁也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情。 我在柏林的那些日子，正赶上欧洲发生了两件大事：英国总罢工和波兰毕苏斯基政变。这两件事情进一步加深了我与追随者们之间的分歧，并预示着日后的斗争将变得更加剧烈。关于这个问题需要简单地说几句。斯大林和布哈林，在第一阶段还要加上季诺维也夫，把苏联工会的上层与英国工联总委员会的外交联盟看做是自己政策上的一张王牌。斯大林由于受到自身乡巴佬式的局限性的影响，认为，珀西尔和英国工联的其他领袖们已经准备好并且有能力在危急时刻支持苏维埃共和国反对英国资产阶级。英国工联的领袖们则不无根据地盘算着，鉴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群众日益加剧的不满情绪，假如能够不承担任何责任地同苏联工会的首脑建立正式友好关系，从而得到来自左面的庇护的话，这是划得来的。双方都小心翼翼地兜圈子，生怕说出他们自己的真实意图。腐朽的政策已经不止一次地在重大事件中遭受重创。l926年5月的总罢工不仅是英国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们党内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战后英国的命运引起了人们格外的关注。它的世界地位的急剧变化不能不在国内力量对比上引起同样剧烈的变动。显而易见，即使是欧洲，其中也包括英国，能够重新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或长或短时期的社会平衡，英国不经过一系列冲突和振荡也不能达到这种平衡。我认为，正是在英国煤炭工业内部的冲突有可能引发总罢工。我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工人阶级旧的组织形式与其新的历史任务之间的深层次矛盾，一定会在近期内暴露出来。1925年冬春之际，我在高加索就这一问题写丁一本小册子(《英国向何处去》)。实际上这小册子是反对政治局官方的观点的。它指望，随着总委员会的左倾，共产主义能逐渐渗入到工人政党的队伍和工联中去。一方面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检验我的对手们，我把这本书的手稿送交政治局审查。因为这是对问题的事先预测而非事后评论，所以政治局成员谁也没有出来说话。我的小册子顺利地通过了检查，几乎未经任何修改就印刷发行了。很快就出现了它的英译本。英国社会主义者的官方领袖们，把它看做是一个外国人因为不了解英国的具体情况，而企图把“俄国”总罢工移植到不列颠群岛的幻想。持这种观点的人，从那个政治平庸竞赛中无人匹敌的冠军麦克唐纳开始，即使没有几百个，也总能列出几十个。然而，刚过了几个月，煤炭工人的罢工就发展成了总罢工。我的预测如此之快地得到了证实，这是我事先完全没有料到的。如果说总罢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预见比英国改良主义者自造的评价正确，那么总委员会在罢工期间的表现，则意味着斯大林寄予珀西尔的希望的破灭。我在诊所里如饥似渴地收集并汇总所有关于总罢工进展的消息，特别是群众与领袖之间相互关系的消息。最令人愤慨的是莫斯科《真理报》上的文章的性质。它们的首要宗旨，就是掩盖破产的事实并保全面子，这个目的不靠无耻地歪曲事实是不能够实现的。对革命的政治家而言，没有比欺骗群众更严重的思想堕落了。 我一回到莫斯科，就要求尽快断绝与总委员会的联盟关系。季诺维也夫在经过了不可避免的动摇之后转到了我这一边，拉狄克反对我，斯大林竭力要保住联盟，哪怕是表面上的联盟。而英国工联主义者们等到尖锐的内部危机一结束，就毫不客气地把自己那慷慨而头脑不清醒的盟友一脚踢开了。 与此同时，在波兰也发生了一件同样意义重大的事件。小资产阶级为了寻找出路到处乱撞，最后走上了暴动的道路，并大肆吹捧毕苏斯基。共产党的领导人瓦尔斯基断定，展现在自己眼前的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民主专政”，并号召共产党员支持毕苏斯基。我早就认识这位瓦尔斯基了。当罗莎·卢森堡在世的时候，瓦尔斯基还能够在革命队伍中占有自己的位置，至于他本人，则一直都是一具空壳。1924年，瓦尔斯基在经过了长时间的动摇之后声称，他终于认清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危害，也就是对农民和民主专政的意义估计不足。他的顺从得到了奖赏，他登上了领袖的宝座，于是，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合适的时机来施展自己那过晚得到的马刺。1926年5月，他充分利用这一非同寻常的机遇来作践自己并玷污党的旗帜。当然，他没有受到惩罚，尽管波兰的工人十分气愤，但斯大林的机关却为他提供了庇护。 1926年，斗争变得更加尖锐了。初秋时，反对派开始公开在党小组会议上发起进攻，机关进行了疯狂的反击。思想斗争被行政强制所取代，每当反对派登上讲台的时候，党的官僚们就打电话把小组的工人叫走，他们疯狂地集中汽车，狂鸣汽笛，或者有组织地吹口哨、大喊大叫。掌权的一派以机械的集中来增强自己的力量，并以镇压相威胁。广大党员群众什么也没有听到，什么也没有明白，什么也没有说，他们被分裂和灾难吓坏了。反对派只好撤退。我们在10月16日发表了声明，其大意是：我们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在党内保留捍卫自己观点的权利，并杜绝一切可能导致分裂危险的行为。10月16日的声明所面向的不是机关而是党员群众，它表达了我们要求留在党内并为党服务的愿望。虽然斯大林分子在第二天就开始破坏停战协议，我们毕竟还是赢得了时间。1926--1927年的冬季给了我们相当的喘息之机，使我们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理论研究更为深刻。 早在1927年初，季诺维也夫已经准备投降了。如果不是一下子就投降了，也是分几步进行的。但这时，恰巧在中国又发生震撼性的事件，使斯大林政策的罪行大白于天下。这一事件使季诺维也夫及追随他的人们放慢了投降的脚步。 追随者们在中国的领导，意味着对布尔什维主义一切传统的修正。中国共产党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迫并人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并服从国民党的军事纪律，不允许建立苏维埃了。追随者建议共产党人停止土地革命，未经资产阶级的允许不得武装工人。在蒋介石破坏上海工人运动并把政权集中到军事集团手中之前很久，我们就警告过必然会出现这种结局。自从1925年起，我就主张共产党人脱离国民党，而斯大林一布哈林政策不仅纵容甚至帮助了反革命，而且动用国家镇压机器来确保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免遭我们的批评。1927年4月，斯大林还在圆柱大厅内党的会议上为联合蒋介石的政策辩护，号召给蒋介石以信任。这件事之后刚过了五六天，蒋介石就把上海工人和共产党淹没在血泊中了。 不满的浪潮席卷了全党，反对派抬起了头。反对派成员违反一切秘密活动的原则，数十人一起到租让委员会的办公地点来见我，当时我们已经被迫在莫斯科以秘密工作方式保护中国工人来反对蒋介石了。在许多年轻的同志们看来，显然斯大林的政策业已破产了，这一定会加速反对派的胜利。在蒋介石发动政变之后的最初几天，我不止一次地向年轻朋友们过分发热的头上泼冷水，当然也不仅仅是年轻的朋友。我向他们说明，无论如何反对派也不会因为中国革命的失败而取得优势。我们预见的证实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新成员，但是对于几百万人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我们的预见，而是中国无产阶级失败这一事实本身。继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和1925年英国总罢工遭到破坏之后，在中国发生的新的失败，只能加剧群众对国际革命的失望情绪。而这种失望情绪正是斯大林民族改良主义政策的基本的心理根源。 很快就发现，我们作为一个派系的确变得更强大了，也就是说，我们思想上更加一致、人数也更多了。但是，我们同政权相连的脐带却被蒋介石这把刀子给割断了。他的声名狼藉的俄国盟友斯大林不得不用摧毁反对派组织的办法来弥补上海工人的失败。反对派的核心是由一批老革命者组成的。但是我们并不孤立，在我们周围集合了数百乃至数千的新一代革命者。他们起初是被十月革命唤醒，参加了政治生活，经历了国内战争，在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巨大权威面前俯首听命，直到1923年才开始独立思考和批评，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待发展中的新转折，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学会承担革命创造性的责任。现在有数千名这样的年轻的革命者正在斯大林治下的流放地或者监狱里研究理论，以丰富自己的政治经验。 反对派的基本力量是清醒地去迎接这一结果的。我们十分清楚地知道，要把我们的思想变成新一代工人的财富，不能依靠外交手腕或个人的影响，只能依靠公开的斗争，不顾及任何实际后果的斗争。我们直面失败，坚定地为我们在遥远的未来的思想胜利做准备。 在人类历史上，使用物质的力量发挥过而且依然在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有时是进步的，但更多的是反动，这取决于是哪一个阶级和出于什么目的使用暴力。但是远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认为暴力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扫除一切障碍。借助武器的力量延缓进步的历史趋势的发展是可能的，但不能永远挡住进步思想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为什么当涉及重要的原则性斗争时，革命者只能遵循一条准则：做应该做的事情，不必考虑后果。 随着预定于1927年底召开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临近，党越来越感觉到自己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深深的忧虑伴随着全党。尽管处于可怕的恐怖高压之下，党内还是出现了倾听反对派意见的渴望。但是这无论如何都不能通过合法的途径实现。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的各个角落里，男女工人和大学生们举行秘密集会，其规模从二十来人到一二百人不等，他们聚在一起是为了听反对派代表的演说。我在一天之内就要参加两三场有时甚至四场这样的集会。这样的集会一般都是在工人的住宅里举行，两间小小的屋子里挤得满满当当，演讲的人就在两个屋子的中间。有时人们坐在地上，但更多的时候因为地方不够就只能站着谈话。监察委员会派来的人经常出现在这类集会上，要求人们解散，而人们则建议他们参加辩论，如果他们扰乱秩序就把他们轰出门去。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加这类集会的总人数超过了2万。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反对派十分巧妙地准备在被我们从内部控制的高等技术学校大礼堂里举行一次大型会议。礼堂里一下子挤进了两千多人，还有一大群人等在街上。行政当局干扰我们的企图是徒劳的。我和加米涅夫讲了将近两个小时。最后，中央委员会号召工人必须用武力驱散反对派的集会，这只不过是为精心策划的、在国家政治保安局指挥下军队的进攻提供掩护。斯大林想用流血的方式解决问题。我们发出了暂时停止大型集会的信号，但这已经是11月7日示威之后的事情了。 1927年10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例会在列宁格勒召开。为了庆祝这次大会，举行了群众游行。各种偶然条件的巧合使这次游行朝着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向发展。我和季诺维也夫及其他几个人坐着汽车在城里转了一圈，以观察游行的规模和群众的情绪。临近结束时，我们恰好经过塔夫利达宫，那里停着几辆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当观礼台用的卡车。我们的汽车在警戒线外停了下来，再往前就过不去了。我们还没来得及考虑怎样摆脱困境，卫队长就跳到我们的车前，诚恳地邀请我们上观礼台。当我们还在犹豫的时候，两队民警已经为我们开出了通往最后一辆卡车的通道，那辆车还空着。群众一得知我们在最后一个观礼台上，游行立刻就变了样子。群众冷淡地从前面的几辆卡车旁边经过，不理睬观礼台上的人对他们的致意，而是径直匆忙地向我们走来。我们站的那辆卡车的周围很快就聚集起了成千上万的群众，工人和红军战士们都停下了脚步，仰望着我们，高声呼喊着向我们致敬，只是在后面人群急不可耐地拥挤下才慢慢地向前移动。被派到我们卡车前维持秩序的那队民警也受到了整个气氛的感染，没有积极执行他们的任务。混杂在人群中的几百名最忠诚的机关特工人员，企图起哄把我们赶下台，但他们那势单力薄的嘘声被群众支持我们的呼喊声淹没了。越到后来，游行的官方领导越不能容忍这种情况。最后，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他的几个最显赫的头面人物从四周空无一人的第一观礼台上爬了下来，上了我们那个排在最后、为最不起眼的来宾准备的看台上。但是这一勇敢的举动也没有能够挽救局面：群众不停地高呼着名字，但不是正式主持者们的名字。 季诺维也夫马上又被乐观主义情绪左右了，他期待着示威游行能取得重大成果。而我并不同意他那冲动的评价。列宁格勒工人群众以表达对反对派领袖精神上的支持来发泄他们的不满情绪，但是群众尚不能阻止机关对我们的迫害。我对此不抱任何幻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示威游行会使当权派认为必须尽快摆平反对派，把群众置于既成事实面前。 接下来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是为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而在莫斯科举行的群众游行。游行的组织者和纪念文章作者以及那些演说家往往是这样的人：在十月革命时要么站在街垒的另一边，要么干脆躲在自己的家中等待结局，只是在确信革命已经取得了牢固的胜利之后，才匆匆忙忙地参与革命了。当我在文章或广播里看到或听到这帮专门趋炎附势的食客们指责我背叛了十月革命的时候，我与其说感到难受，还不如说感到滑稽。如果你了解历史发展的动力，看到你的对手被一只连他本人都不清楚的手操纵着，那么最令人作呕的卑鄙无耻和背叛行径都会在你的面前失去力量。 反对派决定打着自己的标语参加游行。这些标语牌上的口号无论如何也说不上是反党的：“枪口向右——反对富农，反对耐普曼、反对官僚”，“执行列宁的遗嘱”，“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分裂——为了列宁党的团结一致而斗争”。今天，这些口号已经成了斯大林派在反对右派斗争中的官方信条。但是在1927年11月7日那天，反对派的标语牌被抢走、毁坏了，而打着标语牌的人则遭到了专门组织起来的打手们的殴打。这里的官方领导人吸取了列宁格勒游行的教训，他们的准备工作必然也就做得好多了。群众却感到不自在，他们在极度恐慌的状态下参加了游行。在广大不知所措、惴惴不安的群众之上的是两个对立的集团：反对派和机关。那些作为志愿者在斗争中帮助机关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显然都不是革命者，有一部分干脆就是莫斯科街头的法西斯分子。一名民警假装示警，公然朝我的汽车开枪，显然是背后有人指使他。一个醉醺醺的消防队官员，嘴里骂骂咧咧地跳到我的汽车的踏板上打碎了玻璃。明眼人不难看出，1927年11月7日，在莫斯科街头发生的这一切简直就是热月政变的彩排。 在列宁格勒，也举行了类似的游行。专程前往那里的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遭到了特意安排的一群人的围攻。在防范群众的幌子下，整个游行期间他们都被锁在一栋建筑里。当天季诺维也夫就往莫斯科给我们写了一封信：“所有的情况都说明，这种卑鄙无耻的行径对我们的事业大有益处。我们为你们担心，不知道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的‘接头’(即与工人的非法谈话)进行得很顺利，出现了对我们有利的重大转机。暂时我们还不准备离开这里。”这是季诺维也夫的反对派能量的最后一次释放。仅仅过了一天，他就回到莫斯科坚决主张投降了。 11月16日，越飞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死深深地影响了业已展开的斗争。 越飞身患重病。他在身体状况极为糟糕的情况下被从驻日大使的任上送回国内。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争取到把他派往国外，只是期限太短了，虽然取得了不错的疗效，但远没有治好。后来越飞成了我在最高租让委员会的副手，所有日常工作都压到了他的身上。党内的危机深深地困扰着他，最令他感到震撼的是那些背信弃义的行径。他多次挣扎着要投入实际的斗争中，我因为担心他的健康状况而劝阻了他。尤其令越飞感到气愤的，是对不断革命论的攻击，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那些坐享革命成果的人，恬不知耻地诽谤那些高瞻远瞩地预见到革命进程和性质的人。越飞对我讲了他与列宁大概在1919年就不断革命论的问题进行的一次谈话，列宁对他说：“是的，看来托洛茨基是正确的。”越飞想公开这次谈话的内容，我想方设法地阻止了他。我早就预料到，这会给他招致铺天盖地的无耻攻击。越飞看上去很柔弱，而实际上却是一个坚强不屈的人。每当发生无理的挑衅或政治上的背信弃义时，他都会到我这儿来，阴沉着脸气呼呼地说：“不行，一定要公开这次谈话。”我只好再次向他证明：这种证据什么也改变不了，应该教育党的新一代，并做长远打算。 越飞的病在国外没有完全治好，他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了。到了秋天他已经不得不停止工作，再后来就卧床不起。朋友们再次提出了把他送到国外的问题，但是这一次中央委员会彻底拒绝了。现在斯大林分子已经打算把反对派人士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继而又被开除出党，这件事情对越飞的震动最大。除了政治上和个人的义愤，他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已经无可救药了。他正确地感觉到，现在的事态已经关系到了革命生死存亡的命运，而他却不能参加斗争。对他来说，如果置身于斗争之外，生命也就失去意义，于是，他为自己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当时，我已经搬出克里姆林宫了，住在我的朋友别洛博罗多夫的房子里。尽管他名义上还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成员，但已受到国家政治保安局特务的监视。在那些日子里，别洛博罗多夫正在自己的家乡乌拉尔，他试图在与机关的斗争中找到接近工人的道路。我往越飞的家里打电话询问他的健康状况。电话机就放在他的床头，他亲自接的电话。他的声音有些异常和紧张不安，这一点我事后才明白了。他要求我到他家去一趟，我被一些事情耽搁了，没有立刻动身。在那些异常紧张激烈的日子里，不断有同志到别洛博罗多夫的住宅里来商量紧急问题。过了一两个小时，一个陌生的声音在电话里告诉我：“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开枪自杀了。小桌子上有一封留给您的信。”别洛博罗多夫的房子里，总有几个军人反对派值班。我在城里活动的时候，总是由他们陪着。我们匆忙赶到了越飞的住处。我们按门铃，敲门。门后有人盘问我们是谁，没有马上开门，不知道在里面搞了什么名堂。沾满血迹的枕头映衬着平静的、极其温和的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的面庞。国家政治保安局的成员B某正像主人似的坐在越飞的写字台的后面，小桌上并没有信。我要求立即把信还给我，B某嘟囔着说没有什么信，他的表情和声调完全说明他是在撒谎。过了几分钟，朋友们从全城的四面八方赶来了。外交人民委员会和党的机构的官方代表在大批反对派人士当中感到孤立。一夜之间，有数千人赶到那里向越飞的遗体告别，关于被盗的信件的消息传遍了城，外国记者们通过电报把这一个消息发往各地。继续隐瞒信件看来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最后，他们把信的影印件交给了拉科夫斯基。信是越飞写给我的，他亲手把它封进写着我的名字的信封里，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它交给拉科夫斯基，而且还不是原件，而是影印件，我在这里也不想多说了。越飞的信件反映了我这位已经永远离开我们的朋友的一生，直到他生命结束之前的半小时。他知道我对他的态度，对我有着深深的精神上的信任。他授权给我，在公布这封信的时候可以删去其中多余的或者是不恰当的地方。后来，当无耻的敌人向全世界隐瞒这封信的企图没有得逞之后，他们煞费苦心地想要利用信中的那几行文字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这几行文字恰恰不是用来公布的。 越飞力求使自己的死，也为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做出贡献。他用那只半小时后就扣动了对准自己太阳穴手枪扳机的手，写下了最后的证词和给朋友的最后忠告。下面就是越飞写给我本人的诀别信： 敬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我们俩并肩战斗几十年了，希望我们之间的私人情谊也同样长久，这使我有权利在诀别的时刻对您坦言，我所认为的您身上的不足之处。您知道从您提出“不断革命论”那时起到现在我们已经一起工作了二十多年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所指出的道路的正确性。但我总觉得您缺少列宁身上的那种在原别问题上不屈不挠、毫不让步的精神。他随时都准备即便是在剩下一个人的情况下也要坚持自己提出的正确道路，坚信自己在未来一定能取得多数，坚信将来所有的人都会承认他的道路的正确性。从1905年起，您在政治上始终都是正确的。我曾不止一次地向您提起过，我亲耳听列宁说过的话，他说，在1905年正确的不是他，而是您。将死之人是不会撒谎的，现在我再一次重复这句话……但是您却经常出于满足您过高评价的协议和妥协的需要，经常放弃您的正确立场，这就是一种错误。我再重复一遍，过去您在政治上始终都是正确的，而现在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正确。关于这一点党早晚都会明白，历史也终将做出正确的评价。因此，如果有谁离开您，或者说，如果支持您的人没有您所希望的那么多或来的那么快，您不要害怕。您是正确的。然而，使您的正确性获得胜利的保障，就是毫不让步，勇往直前，决不妥协。这就是伊里奇获胜的秘密。我曾多次想对您讲这番话，但是直到现在，到了诀别的时刻，我才下了这个决心。
为了阻挠莫斯科的工人参加越飞的葬礼，他们故意定在工作日上班的时候举行，但是，参加的群众仍然不下万人，葬礼变成了声势浩大的向反对派的示威。与此同时，斯大林派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党代会，他们急于在大会召开之前造成分裂的既成事实。在正式宣布“辩论”开始之前，党的地方会议上已经开始进行所谓的党代会代表的选举了。而这场辩论根本就是一场骗局。在辩论时，按军队方式组织起来的混混们，用纯粹法西斯的手段破坏会议。总之，很难再找出有什么比第十五次党代会的筹备工作更加卑鄙无耻的事情了。季诺维也夫和他那伙人不难猜到，这次大会只不过是，为了从政治上彻底完成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活动中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街头开始的肉体打击。现在，季诺维也夫和他的朋友们惟一关心的就是适时投降。他们当然明白，斯大林官僚主义的最可怕的敌人，不是他们这些后来的反对派，而是与我有着密切关系的反对派核心。他们希望趁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示威性地与我分道扬镳，这样即使不能博得赏识，至少也能换来宽恕。他们并没有算计到，政治上反复无常的背叛，意味着自我毁灭。如果说他们的背叛带给我们的背后打击只是暂时削弱我们的话，那么他们自己简直是在政治上自取灭亡。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把所有反对派一律开除出党，被开除的人们交由国家政治保安局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