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生的坚持下，列·达被送到了乡间。格季耶常去那里看望他，真诚地关心他，对他十分亲近。格季耶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深切地为我们感到难过，却又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同情。造谣中伤使他措手不及，他茫然不解，忍耐着，受尽了煎熬。在阿尔汉格尔斯基庄园他激动地告诉我，必须把列·达送到苏呼米去。最终，我们还是决定这么做。这次旅行的路途相当遥远，要经过巴库、梯弗里斯和巴统，积雪延长了路上花费的时间。然而，行程对我们来讲倒是令人感到安慰。随着离莫斯科越来越远，我们逐渐感到摆脱了近来紧张局势的压力。但是我仍然感觉到是在护送一个患重病的人。我不知道在苏呼米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在那里我们周围的人会是朋友还是敌人？

　　我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都累得筋疲力尽了。我们是第一次到苏呼米。那里遍地的含羞草和山茶花正在开放，还有高大的棕榈树。当时正是1月份，在莫斯科还是一片严寒。阿布哈兹人友好地接待了我们。疗养院的餐厅里的墙上并排挂着两张肖像：一张镶着黑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另一张是列·达的。我们想把列·达的那张像取下来，但又下不了决心，因为我们担心这样会让人感觉到是在示威。

　　敬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
　　我写这封信是要告诉您，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临终前的一个月在读您的那本著作的时候，在写到您对马克思和列宁的评价的地方停了下来，他要求我为他重读这一段，并且听得很认真，然后，他又亲自读了一遍。
　　我还想告诉您的是，您从西伯利亚到伦敦来我家时弗·伊对您的态度，一直到他临终时也没有改变。
　　列夫·达维多维奇，祝您身体健康，紧紧地拥抱您。
　　

娜·克鲁普斯卡娅

　　由于道路积雪，在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延误之后报纸才来了，给我们带来了悼词、祭文和文章。朋友们在莫斯科期待着列·达的到来，他们想着他一定会中途折返回去的。谁也没有想到，斯大林会用电报切断他的归途。我记得，我们在苏呼米收到儿子的一封信。列宁的逝世令他十分震惊。他正在患感冒，发着40度的高烧，穿着单薄的上衣在圆柱大厅里走来走去，为的是向列宁的遗体告别，并焦急地等待着我们的到来。在他的信里，能够听出痛苦的疑惑和隐隐的谴责。

　　列·达第二次发病时，正赶上对他进行极其可怕的诽谤。我们经受着这些诽谤就像生了重病一样。《真理报》显得是那么地大，看起来没完没了，它的每一行、每一个字母都在撒谎。列·达却保持沉默。但是这种沉默对他来说需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啊！整天不断有朋友们来看他，有时夜间也来。我记得有人曾问列·达有没有看当天的报纸，他回答说他根本就不看报。的确，他拿起报纸扫上一眼就扔到一边了。看来，他只要看上一眼就足以了解它们的内容了。他对做这些菜的大厨们太了解了，况且他们的菜每天都是一个样子。他曾说过，看那时的报纸就像“骨鲠在喉”一样。如果列·达决定还击的话，他是能够强迫自己看报的，但是他仍然保持着沉默。由于心情沉重，他的感冒总不见好。他变得更加消瘦和苍白了。在家里，我们大家说话时都尽量回避诽谤的话题。而且对于别的问题也不能谈。我还记得我每天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去教育人民委员会上班的，那简直就像是在队伍中穿行。不过从没有人敢攻击我或做出令人不愉快的暗示。与一小撮头头们充满敌意的沉默相对的，是大多数工作人员毫无疑问的同情。在党内好像存在着两种生活：一种生活是内部的，是隐蔽的；另一种是外部的，是拿来做样子的。而这两种生活本身是完全矛盾的。只有少数大胆的人，敢于揭示绝大多数群众的感受和想法，而绝大多数的人，用“一致”赞同来掩盖自己的同情心。

　　当历史发展的曲线处于上升阶段的时候，社会思维会变得更敏锐、更勇敢、更明智。它可以迅速地抓住事实，并用总结性的线索把它们联结起来……当政治曲线处于下降阶段的时候，愚昧就会在社会思维中占据统治地位，可贵的政治总结才干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愚昧会变得越来越无耻，露出它那狰狞的面目，嘲讽一切严肃总结的尝试。它一旦感觉有了用武之地，就开始施展它的伎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