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四十章 追随者们的阴谋 1923年的头几个星期，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日益临近。几乎已经不可能指望列宁来参加大会了。于是，就产生了由谁来做主要政治报告的问题。在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说：“当然是托洛茨基同志了。”加里宁、李可夫、显然还有违心的加米涅夫立即表示赞同。我表示反对。我认为，如果我们当中有谁试图以个人的身份代替病中的列宁，都会对党产生不好的影响。这次我们可以不做开场的政治报告，而是按照议事日程就各个问题分别做报告。我接着补充说：“况且，我们之间在经济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斯大林反问道：“哪有什么分歧呀？”加里宁补充说：“几乎在所有问题上，政治局通过的都是您的决定。”当时，季诺维也夫正在高加索休假。这一问题就悬在了那里。不过，我还是同意做有关工业问题的报告。 斯大林很清楚，来自列宁那里的一场暴风骤雨正向他逼近，因此他处处都在讨好我。他不停地说，政治报告应该由中央委员中地位仅次于列宁的、最有影响和威望的人，也就是托洛茨基同志来做，这是全党的共识。他这种假惺惺的友好比公开表示的仇恨更令我反感，更何况他的动机是那么的露骨。 季诺维也夫从高加索回来了。当时，他们背着我不断召开宗派会议，其范围还十分有限。季诺维也夫要求由他来做政治报告。加米涅夫不断地征询最受信任的“老布尔什维克们”的意见，其中大部分已经脱党10年甚至15年了。“难道我们真的听任托洛茨基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者吗？”他们在角落里越来越频繁地嘀咕那些过去的事情，不断地提起以前我和列宁之间的分歧。这成了季诺维也夫的专长。当时，列宁的病情急剧恶化。这方面已经没有任何“危险”了。“三驾马车”决定由季诺维也夫作政治报告。当他们经过一番幕后的准备，把这一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的时候，我没有表示反对。这一切都带有临时性的特征，没有明显的“分歧”，就如同“三驾马车”没有自己任何的路线一样。起初，我的有关工业问题的提纲未经讨论就通过了。但是，当列宁不能重新工作已成定局的时候，“三驾马车”突然就变卦了，党的代表大会的过于和平的筹备过程令他们担惊受怕，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在党的领导层内寻找反对我的机会。在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最后时刻，加米涅夫对我已经通过的决议在有关农民问题方面做了补充。在这里谈这一修正案的实质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既不具有理论性，也不具有政治性，而只具有挑拨性。它只是为指责我“对农民估计不足”提供证据，而这种指责当时他们还不敢公然提出来。过了三年，当加米涅夫与斯大林的关系破裂以后，他以他特有的温和无耻的态度告诉了我，他们是如何在幕后炮制这一指控的。这一罪名的任何一个发明者自然也没有把它当真。 在政治中运用抽象的道德原则显然是没有什么指望的。政治道德来源于政治本身，并且是政治的一种职能。只有为伟大的历史使命服务的政治，才能保证自己在道德上采取无可指责的行动方式。反之，如果降低政治使命的水准，则必然导致道德的沦丧。众所周知，费加罗完全拒绝区分政治与阴谋，但要知道，他生活在议会制之前的时代！当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道学家们企图把革命专政本身看做是恶劣的政治道德的源头的时候，我们只能无奈地耸耸肩。如果把现代议会制拍成电影，哪怕是只拍一年的时间，也将是很有教益的。不过摄影机不是在他们提出爱国主义议案的时候，摆在议长的椅子旁边，而是应该安放在完全不同的地方，也就是摆在银行家和工业巨头们的办公室里、编辑部的偏僻角落里、主教们的身边、政界贵妇的沙龙里以及各个部里，同时，还应该拍摄各党首领们彼此之间的秘密书信往来……然而，如果说革命专政的政治道德完全不同于议会制道德，应该对它们提出截然不同的要求，这是完全正确的。锐利的专政武器和残酷的专政方式本身需要警觉的防腐手段。脏鞋子并不可怕，保管得不整洁的剃刀才是十分危险的。在我看来，“三驾马车”的方法本身就标志着政治的堕落。 对阴谋家们来说，最困难的事情，是在公众面前明目张胆地反对我。工人们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两个人是熟悉的，也乐意听他们讲话。但是在所有人的记忆中，他们1917年的所作所为还是十分清晰的，他们在党内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威信。在老布尔什维克这个狭小的圈子之外，几乎就没有人知道斯大林的名字了。我的朋友中有人跟我说：“他们什么时候也不敢公开站出来反对您。在人民的心目中，您的名字与列宁的名字紧密相连。不论是十月革命、红军还是国内战争，都是无法抹煞的。”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尽管在政治中，尤其是在革命中，个人的威信起着重大的甚至是巨大的作用，但毕竟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最终决定个人威信命运的，是更深层次的群众运动的进程。在革命高潮的时候，对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造谣中伤只能加强布尔什维克的力量；而在革命低潮的时候，对他们的诽谤诬蔑就可以成为反革命热月政变的所向无敌的利器。 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客观进程都有利于我的对手。但是无论如何，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也并非轻而易举的。党的文献、出版物、宣传家们仍然生活在昨天那个以列宁一托洛茨基为标志的时代。当然，应该把它翻转180度，但这并不是即刻就可以做到的，而需要经过诸多的步骤。为了说明这种转变的程度，有必要举出几个例子，哪怕是简单的几个在党报上占主导地位的对待革命领导人的态度的例子就可以了。 1922年10月14日，即列宁在第一次中风恢复工作之后，拉狄克在《真理报》上写道： 假如能把列宁同志比做通过意志传导的最高的革命理智，那么托洛茨基同志就是受这种理智控制的钢铁意志。托洛茨基的话语就像召唤人们去工作的钟声。他的这些话的全部意义和全部内涵以及近年来我们的工作的全部内涵都已经十分清晰地表现出来了……
当然，容易冲动的性格，使得拉狄克成为一个没有什么主见的人。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话是列宁在世时刊登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的，而且当时没有任何人觉得这些话不合适。1923年，当“三驾马车”的阴谋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卢那察尔斯基是最早跳出来吹捧季诺维也夫的一个。他是怎么开始干这种事情的呢？他在自己的一篇评价季诺维也夫的文章中写道： 当然，列宁和托洛茨基是我们这个时代几乎闻名全球的人物(受到爱戴或者仇恨)，季诺维也夫在他们面前要稍逊一筹。但是要知道，在我们的队伍中列宁和托洛茨基早已经被公认为是备受爱戴的伟大的天才和无可争议的领袖，因此，任何人对于他们在革命时期取得巨大进步都不会感到奇怪。
我之所以要举出这些别有用心的过分浮夸的颂词，只是因为它们是我描绘全部场景所需要的构件材料，或者，只要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诉讼程序中的证据。虽然令人作呕，我还要摘录第三个证人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几句话。他的吹捧比造谣中伤更加令人难以忍受。现在此人可是党内一个重要的人物，他那卑微的精神境界深刻地折射出这个党的领导集团堕落到何等地步了。雅罗斯拉夫斯基之所以能够爬到今天的位置，靠的就是对我的造谣诽滂。作为官方的党史编造者，雅罗斯拉夫斯基把过去的一切描绘成托洛茨基不断反对列宁的斗争。至于托洛茨基对农民“估计不足”、忽视农民问题，对它“缺乏认识”，就更不用说了。可是，在1923年2月，也就是雅罗斯拉夫斯基应该相当清楚地了解我与列宁的关系以及我对农民问题的观点的那个时期，他在自己的长篇大论中，用下面的词句来描写我最初(1900--1902年)的写作活动： 托洛茨基同志杰出的政治写作活动，为他在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抨击文章之王”的美誉，这是英国作家萧伯纳对他的称呼。凡是在这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关注这一活动的人，都会心悦诚服地认为他是一位耀眼的天才……
雅罗斯拉夫斯基气喘吁吁地接着说：可能有许多人见过流传甚广的托洛茨基同志少年时代的照片……早在那个时期，种种的形象、思想和情感就已经在他那高高的额头下沸腾了，它们有时会使托洛茨基同志稍微偏离历史的大路，有时会使他走些弯路，或者相反，使他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去走那本来走不通的路。但是在所有这些探索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人，是一位天生的演说家，他那与生俱来的犀利、富有表现力、如钢铁般的语言令对手心惊胆战。 西伯利亚人投入地阅读着这些闪光的文章，急切地等待着文章的出现。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知道谁是这些文章的作者。而知道托洛茨基的人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他将成为世界上最革命的军队和最伟大的革命的公认领袖。
可是，关于我“忽视”农民的罪状一旦到了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口中，一定会变得更加严重。我最初的写作活动都是写农村问题的。对此，他是这么说的： 托洛茨基在西伯利亚的农村呆了很长的时间，因此深刻了解那里生活的一切细节，他最为关心的是西伯利亚农村的行政管理机构。他在一系列新闻报道中对这些机构做出了精辟的评价……
雅罗斯拉夫斯基要求把我的关于农村问题的文章收入文选。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1923年2月，也就是我不关心农村的说法初次编造完毕的那个月。但是，当时雅罗斯拉夫斯基在西伯利亚，因此尚不精通“列宁主义”。托洛茨基在自己的周围见到的只有农村，他为农村的贫困感到悲哀。农村的备受压迫和毫无权利的状况令他痛心疾首。 我想以斯大林本人做最后一个例子。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一周年之际，他就写过含沙射影地反对我的文章。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我有必要提一下当时的情况。在十月革命的准备阶段，列宁隐蔽在芬兰。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加里宁当时都反对起义。关于斯大林，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任何情况。因此，党把十月革命首先和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十月革命一周年的时候，斯大林企图淡化这种印象，就把中央委员会的共同领导与我对立起来。但是为了使自己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人们所接受，他不得不这样写道： 起义的所有实际组织工作，都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肯定地说，卫戍部队之所以能迅速地转向苏维埃一边，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之所以能做出巧妙的安排，党首先而且主要应该感谢托洛茨基同志。
当时斯大林之所以那么写，是因为在那个时期他不能不那么写。斯大林还需要经过几年恣意的诬陷和中伤，才敢公开宣称：“托洛茨基同志不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十月革命中，没有起过也不可能起过什么特殊的作用……”当有人指出他自相矛盾的时候，他只能以加倍的粗暴来回答，而且他也只能这么做了。“三驾马车”无论如何也不能拿自己与我对立，他们只能拿列宁来跟我对立。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让列宁失去与他们对立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就是为了取得战役的胜利，“三驾马车”所需要的要么是病人膏盲的列宁，要么是安放在陵墓里涂上防腐剂的列宁的遗体。但是这还是太少了，还需要我在决战的时候丧失战斗力。这一切终于在1923年秋季发生了。 我在这里并不是想讨论什么历史哲学的问题，而只是在与我相关的事件的背景下，讲述自己的生活。但我在这里不得不顺便指出的是，偶然性是多么殷勤地随时准备为必然性效劳。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整个历史进程就是通过偶然性来反映必然性。如果借用生物学家的话可以这么说：历史的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的自然选择来实现的。对偶然性进行人为的选择……人类的自觉活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得以展开的。 但是，在此我要中断自己的叙述，而要说一说住在杜布纳河畔卡洛申村我的好友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扎伊采夫。那个地方叫扎博洛其耶，从名字来看就知道那里有许多水鸟。杜布纳河在此溢出河道，其周围形成的长满芦苇的沼泽、湖泊和深水沟像带子一样绵延近40公里。一到春天，这个地方就会飞来各种大雁、鹤、野鸭、麻鹬、大鹬、流苏鹬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水鸟。在方圆两公里的范围内，在小树林、水草间和越橘树丛中传来了黑琴鸡求偶的呜叫声。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划着短桨，驾着自己亲手做的小独木舟驶过沼泽地里窄窄的水道。这条水道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出来的，大概有二三百年了吧，也许会更久远一些，为了避免河道阻塞，现在每年都要疏浚一下。必须在半夜从卡洛申出发才能赶在破晓前躲进窝棚。在泥炭沼泽里，每走一步水就没到齐腰深的地方。开始的时候，我有些害怕，但是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在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告诉我说：大胆走吧，在湖里会淹死人也淹死过人，但是在沼泽里还没有死过人。 独木舟很轻巧，也不稳当，所以最好仰卧在船里不动，特别是在刮风的时候。为了保险起见，划船的人一般都是跪在船板上，只有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总是挺着身子站在船上划，尽管他瘸了一条腿。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是这里的野鸭大王。他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都是猎鸭能手，甚至可以想像出是他的祖先们把野鸭、大雁和天鹅进贡到伊万雷帝的餐桌上。扎伊采夫对松鸡、黑琴鸡和麻鹬等不感兴趣，他只是简短地说：“我不干那个。”可是他却十分了解野鸭的一切，包括它的羽毛、它的叫声和它的习性。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站在小船上，一边划船一边从水面上捞起几根鸭毛，看了一下说：“我带你去古申诺吧，鸭子在那里过夜……”“你是怎么知道的？”“你看这羽毛浮在水面上还没湿透呢，这是刚掉的毛，鸭子是昨天晚上飞过去的。在这里除了古申诺，它们没别的地方可去。” 当别的猎手只能打到一两对猎物的时候，我和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往往能打到10对甚至15对猎物。这是他的功劳，也是我的荣誉，在生活里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在芦苇搭成的窝棚里，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把他粗糙的手放在嘴边，发出雌鸭的温情脉脉的叫声，就连那最小心的雄鸭也禁不住这种叫声的诱惑，在窝棚的周围转来转去，有时竟会落在离窝棚五步远的水面上，我甚至都不好意思向它开枪。扎伊采夫能看到、听到和感觉到所有的动静。他压低声音对我说：“准备！鸭子向你这儿飞过来了。”我只看见远处树林的上空有两个小黑点，我可看不出这就是雄野鸭，只有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这位猎鸭高手才能办到。但野鸭子确实直奔我们飞过来了。当我打不中的时候，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就默不做声，只是客气地粗声喘气。不过，最好不来到这个世上，也比听到脑勺后这种呼哧声要好。 扎伊采夫战前在纺织厂工作。现在他每年冬天都去莫斯科找活干，不是当锅炉工就是去电厂。在革命后的最初几年里，国家到处战火纷飞，树林和泥炭沼泽在燃烧，到处都是光秃秃的一片，野鸭子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扎伊采夫开始怀疑新的制度。但是从1920年开始，野鸭子又飞回来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又成群结队地飞回来了，这样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也完全接受了苏维埃政权。 在离这里大约两公里远的地方，有苏维埃的一座不大的灯芯工厂，它整整开工一年了。这个厂的厂长曾经是我专列上的驾驶员。扎伊采夫的妻子和女儿每个月都能从工厂挣到30卢布，这可是一笔很大的收入。但是很快工厂生产的灯芯就足够了全区的需求，工厂只好关门。于是，野鸭子又成’了一家人最重要的收入。 五一节那天，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来到莫斯科大剧院，坐在前台的贵宾席上，蜷起那条瘸腿，略显拘谨，但仍像平时一样不失尊严地听我的报告。扎伊采夫是穆拉洛夫带来的，我们俩经常同穆拉洛夫一起分享打猎所带来的乐趣和苦难。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对报告十分满意，他完全理解报告的内容，并在卡申洛复述了一遍，这更加深了我们三人之间的友谊。需要说明的是，那些老猎手，特别是莫斯科近郊的那些老猎手，都是一些品行不太好的人。他们整天围在大人物们身边，个个都是溜须拍马、吹牛扯谎的高手。但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不是那种人，他为人质朴，善于观察，保持着人格的尊严。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不是一个匠人，而是那一行当中的大师。 列宁也到扎伊采夫这里来打过猎。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经常把那间木板房里列宁睡过的干草铺指给人们看。列宁十分喜爱打猎，但很少去。尽管他在大事上具有很强的克制力，但在打猎时却总是沉不住气。就如同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往往是一个比较差劲的棋手一样，拥有天才的政治瞄准镜的人往往是——个平庸的猎手。我清楚地记得，列宁简直就像是意识到永远无法挽回的事情那样绝望地对我说，他在一次打猎的时候竟然没有射中一只只有25步远的狐狸。我能理解他，心中满怀同情。 尽管我和列宁不止一次地约好，甚至都定准了一同去打猎，但始终也没有实现一起去打猎的愿望。在十月革命后最初的那几年，我们根本就顾不上这些。那时，列宁还偶尔会离开莫斯科到郊外去，而我几乎从未离开过我的专列、司令部和汽车，一次也没有摸过我的猎枪。在国内战争结束之后的最近这几年，常常有些出乎意料的事情不是妨碍了他，就是妨碍了我。再往后列宁就病了。在他病倒之前不久，我们还约好了一同去特维尔省的绍沙河，但列宁的车子陷在了乡间的土路上，我没有等到他。列宁第一次中风康复之后，他坚决争取打猎的权利。最后医生们做出了让步，条件是不能疲劳。好像是在一次讨论农业问题的会议上，列宁坐到穆拉洛夫的身旁问：“您经常和托洛茨基一起去打猎吗？” “有时候会去。” “怎么样，顺利吗？” “有时候还行。” “带我一块去怎么样？” 穆拉洛夫小心地问：“可您能行吗？” “行，行，已经允许了。带我去行吗？” “那怎么能不带您去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那我打电话约你们，怎么样？” “好，我们等您。” 但是，我们没有等到伊里奇的电话，却听到了他第二次中风的消息，再后来就是他逝世的噩耗。 我之所以插入这段叙述，是为了说明，我为什么，又是怎样在1923年10月份的一个星期天去了扎博洛奇耶沼泽地的芦苇丛中。夜里很冷，我穿着毡靴坐在窝棚里。到了早晨，阳光很温暖，沼泽地化冻了。车停在坡道上等我。和我并肩经历了整个内战的司机达维多夫，像往常一样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战果如何。下了船要走不到一百步远才能到汽车那里。我一踩进沼泽地，双脚就浸入了冰冷的水中。当我跑到汽车跟前的时候，双脚几乎都冻僵了。我坐到达维多夫旁边，脱了毡靴用汽车马达的热气烤我的脚，但还是因为感冒而病倒了。在流行性感冒过后就发起了原因不明的高烧。医生禁止我起床。就这样，在秋季其余的时间里和整个冬季我都卧病在床。这就意味着，因为生病，我错过了1923年反“托洛茨基主义”大论战。我能够预见战争与革命，却不能预见秋天去打野鸭的后果。 列宁卧病在哥尔克，而我也躺倒在克里姆林宫里。追随者扩大了他们阴谋活动的范围。他们最初的表演还是小心翼翼、偷偷摸摸的，在吹捧之词中逐渐加大毒药的剂量。就连他们当中最迫不及待的季诺维也夫，也要用几十条限定性的说明来修饰一条污蔑之词。1923年12月15日，季诺维也夫在彼得格勒召开的一次党的会议上说：“托洛茨基的威望也同他的功绩一样，是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的。对于这一点，在我们当中可以不必再多说了。但是，错误也不能因此而不成其为错误。当我犯错误的时候，党曾经相当严厉地批评过我……”而再往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怯懦的诽谤腔调一直是阴谋家们的基本论调。只是随着他们脚下的根基越来越稳固，占领的阵地越来越多，他们的腔调才越来越肆无忌惮。 制造人为的声誉、编造离奇的传记、按指示宣传领袖成了一整套专门的学问。在名誉主席团问题上搞的名堂，也是一门特殊的小学问。从十月革命那时起，在无数次会议上，都把列宁和托洛茨基选人了名誉主席团，这已经成为了惯例。这两个姓氏的组合已经进入了人们日常谈话、文章、诗句和流行歌谣中。现在，需要把它们分开，哪怕是机械地分开，以便往后使它们在政治上对立起来。当前，已经把政治局全部成员都选进了名誉主席团，后来，就开始按姓氏字母顺序排列名单，再后来，为了适应领袖人物新的职务等级，又打破了按姓名字母顺序排列的规矩，开始把季诺维也夫排在第一位。在这个问题上，彼得格勒首先做出了榜样。又过了一段时间，名誉主席团的名单中，就没有了托洛茨基的名字。在大会上总是为此发出强烈的抗议，有好多次会议主席不得不解释说，他们漏掉我的名字完全是因为疏忽大意。但是，报纸却对此保持了沉默。后来，第一的位置让给了斯大林。在这一点上，如果会议主席没有悟出主持应该怎么做，事后报纸就会予以纠正。干部的升迁取决于名誉主席团名单中的排位。这项工作成了所有工作中最艰巨、最系统的工作，这是由与“领袖崇拜”做斗争的必要性所决定的。1924年1月在莫斯科会议上，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对追随者们说：“是的，我们反对领袖崇拜，但是我们也反对打着反对崇拜一个领袖的旗号去崇拜另外的领袖，只不过是规模要小一点而已。” 我的妻子在她的日记中写道： 那是一些沉重的日子，那是列·达在政治局与其他成员进行紧张激烈的斗争的日子。他孤军奋战，抱病与其他所有的人做斗争。因为列·达有病，会议就在我们家举行。我坐在隔壁的卧室里听他发言。他在用自己全部的身心说话，仿佛这样的话他每讲一句都会耗去自己的一部分力量。他就是这样呕心沥血地同他们讲话。而我听到的却是他们那众口一词的冷冰冰的回答。要知道一切事先都已决定了。他们为什么还要激动呢？在每一次这样的会议之后，列·达的体温都会急剧升高。他从书房里出来的时候浑身湿透。他脱掉衣服躺到床上，内衣和外衣都像淋透了雨一样，需要烘干。那时候，会议经常在列·达那间铺着早已失去光泽的地毯的房间里召开。每天夜里我都会梦见它变成一只活生生的豹子：白天的会议到夜间就变成了噩梦。斗争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在斗争还没有公开化之前，就是这样子的。
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近来同斯大林的斗争中，这一时期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被参与这场阴谋活动的阴谋家们自己揭露出来了，这可是名副其实的阴谋。当时形成了一个秘密的政治局(七人集团)，就是除我之外所有政治局正式成员，外加一个古比雪夫，即今天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主席。所有问题都预先在这个秘密中心做出决定。所有参与者联起手来对付我，他们保证不互相反对，同时还要共同寻找攻击我的借口。在地方组织中，也存在类似的秘密中心，它们以严厉的纪律与莫斯科的“七人集团”保持联系。为了联络，他们还编出了特殊的密码。这是一个严密的党内非法组织，开始它的矛头只对准一个人。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的任用都要经过系统地选拔，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反对托洛茨基。在因列宁生病而造成的长时间的“领导空缺期”，这项工作不断地进行着，但同时又是小心翼翼、遮遮掩掩的，以便在列宁万一康复的情况下，能使这座布满地雷的大桥完整地保存下来。阴谋者们的活动是十分机密的，某一职务的人选必须能猜到上面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谁能够“猜中”，谁就能够升迁。于是，形成了个人名利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后来被公开地称做“反托洛茨基主义”。直到列宁逝世以后，这些阴谋活动才完全放开了手脚，得以公然进行。人员的选择过程也扩展到了基层。凡是不能表现出自己是反托洛茨基的人，不得担任工厂的厂长、车间党小组书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计以及文书等职务。党员中凡是曾经对这种阴谋活动提出过反对意见的人，都成了这些背信弃义的攻击的牺牲品，而攻击的借口往往是罗织的，甚至还有不少是凭空捏造出来的。相反，那些在苏维埃政权头五年被无情驱逐出党的道德败坏分子，现在只要满怀仇恨地说一句反对托洛茨基，就等于是给自己上了保险。从1923年底开始，在共产国际属下的各党中，也一直进行着这种工作：一些领导人被撤了下来，另一些人被推上了他们的位置，这一切全都取决于他们是怎么对待托洛茨基的。人为的选拔工作在紧张地进行着，他们选择的不是那些更出色的人，而是那些更会见风使舵的人。总的原则就是，用那些由机关一手提拔起来因而对机关感恩戴德的平庸之辈，来取代有独立见解和有才干的人。于是，斯大林就作为平庸机关的最高体现，登上了权力的宝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