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三十九章 列宁患病 1920年春天，在共产国际及大会召开前夕，我第一次休假，在莫斯科郊外住了大约两个月。我的全部时间都用来治疗、打猎和认真撰写作为之后几年共产国际大纲的宣言稿。正是在那前后我才开始认真治病。在连续几年的紧张工作之后，休息的渴望变得十分强烈，但是我还没有休息的习惯。对于我来说，散步并不是休息，直到现在仍是如此。打猎的魅力在于，它对我的意识的作用就好比是贴在病痛处一帖膏药…… 1922年5月初的一个星期天，我拿着网在莫斯科河的故道里捕鱼。那天下着雨，草地上湿漉漉的，我在河岸的斜坡上滑倒了，扭伤了脚筋，情况并不严重，但是需要卧床休息几天。第三天，布哈林来了，他惶恐地喊道：“怎么？您也病倒了？”我问：“那除了我还有谁病倒了？”“伊里奇情况很不好，中风了，不能走动，也不能说话。医生们也弄不清病情。” 列宁一向十分关心同志们的健康，并且时常提到一个流亡者的话：等老人们死光了，年轻人就会投降。列宁一再说：“我们当中有几个懂得什么是欧洲，什么是国际工人运动？在我们的革命队伍中就我们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我党领导层的国际经验是无法替代的。”大家都认为，列宁是一个十分健康的人，他的身体好像是一块坚不可摧的革命柱石。他总是那么积极、警觉、平和、愉快。我只是偶尔才会在他身上察觉到一些令人不安的征兆。在共产国际一大期间，他那疲惫不堪的面容、颤颤巍巍的声音、病怏怏的微笑，令我十分吃惊。我不止一次地说，他在次要问题上消耗了过多的精力，他同意我的说法，但是并不能够改变。有时他也抱怨头疼，但总是不好意思地随便说说而已，两三个星期的休息后就能使他又恢复过来。就好像列宁的身体永远都不会累垮。 1921年底，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了。12月7日，他给政治局成员写了一张便条，说：“我今天就走。尽管我近日来减少了工作量，增加了休息时间，但是失眠还是越来越严重地困扰着我。我担心不能在党的代表大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做报告了。”列宁在莫斯科郊外的乡村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他仍然密切关注着事业的进程。当时正为热那亚会议做准备工作。1月23日(1922年)，列宁给政治局的成员写信： 刚刚收到契切林的两封来信(20日的和22日的)，他提出一个问题：可否为得到相当的补偿而同意对我国的宪法做些小的改动，即让寄生分子在苏维埃中有代表权。这样做是为了迁就美国人。 我认为，契切林的建议表明应该立即把他送到疗养院去，我认为，对此要做任何让步，或允许延期等，都是对一切谈判的最大威胁。
列宁的形象活灵活现地体现在这封短信的字里行间，其中既有政治上的严肃又有善意的玩笑。列宁的健康情况越来越糟糕。3月间，他的头痛症状加剧了，但是医生找不到任何器质性病变，只好建议他长期静养。列宁住到了莫斯科郊外的乡村，不再外出。5月初，他在那里第一次中风。 原来，前天列宁就病了，但是为什么没有立即通知我呢？不过那时候我的头脑中没有产生任何的怀疑。布哈林的话说得很诚恳，一再重复着“大人物”授意他说的那些话。那时候，布哈林还是用他自己特有的那种方式对待我，即用半歇斯底里、半孩子气的方式缠着我。布哈林对我讲完了关于列宁的病情的那套话后，就扑到我的床上隔着被子抱住我，拖着哭腔说：“我求求您，您可千万别生病，千万别生病……只有两个人的死最让我害怕……那就是伊里奇和您。”我亲切地安慰了他几句，好让他平静下来。他使我不能集中精力思考他所带来的这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列宁生病的消息太令人震惊了，似乎革命本身都为此屏住了呼吸。 娜·伊·谢多娃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 最初，有关列宁生病的消息是私下里传开的。人们好像从来都没有想过列宁也会生病。大家都知道列宁最关心别人的健康状况，他自己好像从来都没有生过病。几乎所有老一辈革命家的心脏都因为过度操劳而出了问题。医生们抱怨说：“几乎每个人的马达都会暂时熄火。”格季耶教授对列夫·达维多维奇说：“只有两颗心脏是完全正常的，那就是列宁的心脏和您的心脏。长着这样的心脏的人一定可以活到一百岁。”外国医生的检查结果也认为，在他们听诊过的莫斯科人的心脏中，列宁的心脏和托洛茨基的心脏是最好的。当列宁的健康状况发生了出平意料的变化时，它被当成了革命本身的变化。难道列宁会像其他人一样生病甚至死去吗子列宁丧失了活动和说话的能力，这无论如何都是令人无法想像的。人们坚信他一定能够挺过来，一定能够站起来，一定能够痊愈……
当时，全党的情绪就是这样的。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我回头去想过那些事情的时候，才猛然十分惊讶地意识到，人们是直到列宁病倒后的第三天才把他生病的消息通知我的。当时我并没有过分在意这件事。但这件事情绝非偶然。以斯大林为首的那些早就准备与我为敌的人是在争取时间。列宁的病情非常严重，随时都可能出现不测。明天，甚至是今天，领导权的问题随时都有可能尖锐地摆到人们面前。我的对手们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赢得准备的时间，哪怕是一天也好。他们私下里嘀嘀咕咕，盘算着斗争的途径和手段。完全可以料定，那时，准备用来对付我的“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设想就已经产生了。但是，列宁的病情有了好转。机体在顽强的意志的驱使下做出巨大的努力，由于供血不足而缺氧导致语言能力丧失的大脑，突然又恢复了。 5月底，我到距离莫斯科大约80俄里远的地方去捕鱼。那里有一所以列宁的名字命名的儿童疗养院。孩子们围着我在湖边散步，他们不断询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并托我把一束野花和一封信转交给列宁。那时，列宁还不能动笔写字，就经他口授，由秘书给我写了一封短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吩咐我写信告诉您，他赞成您的关于给波德索尔涅奇纳雅车站的儿童疗养院里的孩于们送一份礼物的建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请您转告孩子们，说他十分感谢孩子们的热情洋溢的来信和鲜花，他很遗憾，不能接受孩子们的邀请，他深信如果和孩子们在一起，他一定能康复。
到了7月，列宁已经能下床走动了。尽管他在10月份回来以前没有正式办公，但已关注并且研究所有问题了。在他养病期间的这几个月里，在诸多问题中，他尤其关注的是审理社会革命党人一案。社会革命党刺杀了沃洛达尔斯基和乌里茨基，刺伤了列宁，两次图谋炸毁我的专列。对此，我们是不会轻易就善罢甘休的。尽管我们不像敌人那样从唯心主义角度来看问题，但是我们仍然看重“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假如我们任凭敌人把我们的高层领导人全部杀光的话，将会对革命带来什么样的危险，对此我们绝不能视而不见。我们那些不愠不火的人道主义朋友们不止一次地向我们声明，说他们理解一般性的镇压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我们枪毙那些被抓住的敌人的话，就超出了自卫的必要限度。他们要求我们“宽宏大量”。克拉拉·蔡特金以及一些在当时还敢畅所欲言的欧洲共产党人站出来反对列宁和我，坚持要我们饶这些被告一命，他们建议，我们至多将这些人判处监禁，这似乎是最简单不过的了。在革命的时代，镇压个别人的问题，具有完全特殊的性质，而且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性质，那些苍白无力的人道主义说教就丝毫没有用武之地。直接为夺取权力而展开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就是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那些指望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夺取权力并把当前的当权者关进监狱或者消灭的人来说，判处监禁又有什么作用呢？如果从所谓的个人绝对价值的观点来看的话，那么革命就和战争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一样，都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是，个人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在革命的结果中形成的，而且这一过程还远未结束。为了使“个人”这个概念成为现实的概念，为了使“群众”这个受蔑视的概念不再是与哲学意义上的享有特权的“个人”这一概念相对的概念，必须使群众自己借助革命的起重机，更确切地说，是一系列革命的起重机，把自己提高到新的历史水平上。从规范哲学的观点来看，我不知道这一途径是好是坏，而且我也可以毫不隐讳地说，我对此并不感兴趣。但我知道，这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发现的惟一可行的道路。 以上说法无论如何也不是在为革命的恐怖辩护。因为，试图为之辩护就意味着尊重那些人的指责。但他们都是一些什么人呢？是那些组织世界性大屠杀并从中渔利的人们吗？是那些在茶余饭后抽着芳香的雪茄表达自己对“无名战士”的敬意的新暴发户们吗？是那些在战争尚未爆发时拼命反对战争，并随时准备重新上演那令人作呕的假面舞会的和平主义者们吗？是因为霍亨索伦王朝(以及他们自己)犯下的罪行，而认为自己有权利让德国的儿童饱受饥饿之苦的劳合·乔治、威尔逊、彭加勒们吗？是那些从旁挑起俄国内战而自己却毫无风险地企图在血泊中坐收渔利的英国保守党或法国共和党分子们吗？我还可以点出无数这样的人。我在这里不是为了进行哲学上的辩解，而是要做政治上的说明。革命之所以成其为革命，就是因为它把发展中的矛盾归结为生与死的抉择。能够想像那些每隔半个世纪就要靠堆积如山的尸骨来解决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归属问题的人，可以仅凭议会的交易来改造他们的社会关系吗？至少，目前还没有人给我们做个样子，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借助钢铁和炸药的力量摧毁了那些贵族老爷们的反抗。当敌人用那些最文明、最民主的国家的枪支向我们射击的时候，我们只能以牙还牙。萧伯纳翘着大胡子，对我们双方都横加指责。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个神圣的论据。 1922年夏天，镇压的问题更加尖锐了，因为这次关系到一个政党的领袖人物。该党当年曾经和我们一道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但在十月革命以后却把暗杀的枪口对准了我们。从社会革命党阵营里投诚过来的人向我们揭露，那些重大的恐怖活动并不像我们最初想像的那样是个别人的行为，尽管该党不敢正式站出来为其所进行的谋杀活动负责。现在，从法庭审理的角度来说，判处死刑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死刑一旦执行，必将招致他们用恐怖手段进行疯狂报复。然而，如果判处监禁，哪怕是长期的监禁也无异于对恐怖分子的鼓励，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苏维埃政权能够长久地存在。现在惟一的办法，就是根据该党是否继续进行恐怖活动来决定是否执行死刑，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出路了。换句话说，就是把该党的领导人作为人质。 列宁恢复健康后同我的第一次见面，刚好是对社会革命党人进行审判的那几天。他立即就同意了我的建议，并松了一口气说：“完全正确，没有别的办法。” 恢复健康使列宁重新振作起来，但他在内心深处还是有些担忧。他带着几分疑虑说：“您知道，我有一段时间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写字，只好从头学起了……”他用征询的目光迅速看了我几眼。 10月，列宁正式恢复了工作。他主持了政治局和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工作。11月，他发表了施政纲领演说。显然，这些工作对他的血液循环系统产生极大的影响。 列宁察觉到，由于他的患病，一些暂时还难以抓住的阴谋线索正在他和我的背后编织着。追随者们还没有烧掉或者炸掉大桥，但是他们已经开始在锯桥墩，并神不知鬼不觉地放上了炸药。一有合适的机会，他们就反对我的建议，好像是在演习他们的独立性，并且还精心地准备这样的示威。列宁在工作中注意到十个月来发生的种种变化，他的不安日益加剧。但是列宁暂时没有把这些变化说出来，他担心会使矛盾变得更加尖锐。但是他准备回击“三驾马车”，并从个别问题人手。 在我领导的十来种不公开的党内非正式工作中，有一项是列宁非常关注的，就是反宗教宣传工作。他再三强调让我时刻都要特别注意这个领域。在他刚恢复健康的那几周里，不知他是通过什么途径了解到，斯大林在这一领域也在耍手腕反对我，把反宗教机构改组并使之脱离我的领导。列宁从乡下给政治局写了一封信，信里乍看起来毫无必要地引证了我批判考茨基的那本著作，并且对该书及其作者大加称赞，但是既没有提作者的姓名也没有提书名。应当承认，我当时没有马上领悟到，这是列宁在间接地谴责斯大林对我耍的种种手腕。那时，雅罗斯拉夫斯基被推上了反宗教宣传工作的领导岗位，在名义上是我的副手。列宁重新工作后了解到这一情况，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激烈地抨击莫洛托夫，实际上是在抨击斯大林：“雅一罗一斯拉夫一斯基？难道您不了解雅一罗一斯拉夫一斯基？这简直太荒唐了！他怎么能胜任这项工作呢？”那些不了解内情的人可能会觉得列宁的言辞过于激烈·了。尽管列宁确实不能容忍雅罗斯拉夫斯基这个人，但是这件事情的实质并不在于雅罗斯拉夫斯基本人，而是关系到党的领导问题。这样的事并不少见。 实际上，斯大林自从接近列宁的那一刻起，尤其是在十月革命以后，一直都在暗中徒劳地反对列宁，因为没有什么效果而气急败坏。由于虚荣心和忌妒心极强，斯大林势必每走一步都感到自己在智力和道德上低人一头。显然，他曾经试图接近我。只是到了后来我才意识到，他企图和我建立一种密切的关系。但是他这个人令我反感的是，在日后完全堕落中构成他力量的那些特征：狭隘的趣味、经验主义、心理上的粗暴以及乡巴佬式的恬不知耻。尽管马克思主义让他摆脱了许多偏见，但是没有用成熟的、深人人心的世界观来完全取代他的这些东西。从斯大林的一些看似偶然实则未必如此的零碎表现来看，他是想得到我的支持来反对列宁那令他难以忍受的监督。每当他企图这么做的时候，我总是本能地后退一步绕开他。我想，这恰恰表现了斯大林的怯懦(在开始阶段)和阴险，也正是他丧心病狂地仇恨我的原因之所在。他有计划地把一批人网罗在自己的周围，这些人要么同他是一丘之貉，要么是那些只求老老实实过日子的庸才，再不就是那些受了委屈的人。这三类人哪类都不少。 在处理日常工作时，列宁依靠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往往要比依靠我更方便，这是毫无疑问的，列宁一贯尽量节约自己和别人的时间，他试图以最小的力量来克服内部的摩擦。我有我自己的观点、工作方式以及实行决定的手段。列宁充分了解并能够尊重我的这一特点。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十分清楚我不适于受人支派。每当他只是需要一个执行任务的人的时候就去找别人。这样，在某些时期，尤其在是我和列宁发生分歧的时候，他的助手们就觉得他们与列宁的关系特别密切。最初列宁起用了李可夫和瞿鲁巴，后来又增加了加米涅夫做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我认为这样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列宁需要的是听话、能够做具体工作的助手，而我不适合充当这样的角色。我为列宁没有让我去做他的副手而非常感激他。我绝不认为他这样做是不信任我的表现，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是他对我的性格以及我们之间关系的明确的高度评价，他的这种评价并没有令我感到丝毫的不快。后来，我有机会更加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列宁在两次中风的那段时间里，只能以过去一半的精力工作。血液循环系统中的微小而可怕的冲击时有发生。在一次政治局的会议上，当他站起来想把纸条递给某个人的时候微微地晃了一下，要知道列宁一向都是用这种传纸条的方式加速工作的进度。我之所以能够察觉这一情况，是因为我看到他的脸色突然变了，这是来自生命中枢的诸多凶兆之一。列宁对自己身体不抱任何幻想，他全面而缜密考虑了，当他不在或过世之后工作将如何进行的问题。那时他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后来以“遗嘱”而闻名的文件的内容。正是在这个阶段，也就是他第二次发病之前的几个星期，列宁就我日后的工作问题与我进行了一次长谈。因为这次谈话的政治意义重大，我立即把它转告给许多人，包括拉科夫斯基、H．H．斯米尔诺夫、索斯诺夫斯基、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和其他一些人，多亏了这一点次谈话的内容才特别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事情是这样的：教育工会中央委员会派代表来见我和列宁，要求我兼任教育委员会的工作，就像我当初曾经领导了一年运输委员会的工作一样。列宁就这件事情征求我的意见，我回答说：就像其他领域一样，教育事业的困难也来自于机关方面。列宁赞同地说：“没错，我们的官僚主义的确是非常严重。我回来工作以后，对这一点感到十分震惊……但是正因为如此，我认为，除了军事部门以外，您不应该再陷到其他具体部门中了。”显然，列宁是有些激动，他热烈而坚决地阐述自己的计划。他能用在领导工作上的力量有限，他有三个副手。“您是了解他们的，加米涅夫固然是一个精明的政治人才，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政管理者？瞿鲁巴病了，李可夫或许能算得上是一个行政管理人才，但是他还得回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去。您必须来做我的副手。形势要求我们做一次彻底的人事变动。”我再次指出“机关”问题，因为它越来越妨碍我的工作，甚至在军事部门里也是如此。列宁马上用我在什么时候曾经说过的话回答我：“那您可以把机关甩掉！”我回答说，我指的不仅是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而且还有党内的官僚主义。几乎全部的困难都源于两个机关的结合，源于围绕在党的书记处周围权势集团的互相包庇。列宁很注意地听着，并用深沉的胸音表示他赞成我的看法。在谈话时，当他确信对方完全理解他，而且抛开了谈话中必要的客套而毫不避讳地直奔最重要、最令人不安的主题的时候，就会发出这种声音。在稍加考虑之后，列宁直截了当地问道：“您的意见是不仅要对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宣战，而且要对中央组织局的官僚主义宣战？”由于问题的出乎意料，而我笑了起来，中央组织局是斯大林的机构的核心。“好像是这样。”列宁显然是对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出了问题的实质而感到满意，他接着说：“好吧，我建议我们联合起来，反对一切官僚主义，其中也包括中央组织局的官僚主义。”我回答说：“我很荣幸能同好人结成良好的联盟。”我们约定过一些时间再碰面。列宁建议我好好地考虑一下这件事情在组织方面的工作，他计划在中央成立反官僚主义的委员会，我们两个人都应该参加。实质上，这个委员会应该成为摧毁作为官僚主义核心的斯大林一伙的杠杆，并且在党内创造条件，使我成为列宁的副手，按照列宁的想法，他是要我成为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接班人。 只有联系到这一点，才能完全理解所谓遗嘱的真正含义。列宁在其中只提到了六个人，并字斟句酌地对每个人做了鉴定。毫无疑问，他立遗嘱的目的，是为了减少今后我在领导工作中的困难。当然，列宁打算以最少的个人之间的摩擦来达到这个目的。他十分谨慎地谈到每个人。他给那些实质上是毁灭性的结论蒙上柔和的色彩。他又十分明确地指出一把手的人选，同时又用一些限定词来加以缓和。只是在对斯大林的鉴定中，可以听到另一种语气，这种语气在后来增补的一节中，完全是毁灭性的。 对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列宁好像是顺便提到了他们在1917年的投降“并非偶然”，换句话说，这是他们骨子里的东西决定的。显然，这种人是不能领导革命的，但是对他们也不必总是揪住辫子不放。布哈林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经院哲学家，但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皮达可夫是一个有才干的行政管理人员，但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不过，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这两个人或许还能调教出来。最有才干的是托洛茨基，他的缺点是过分自信。斯大林粗暴、不忠诚、一贯滥用党的机关赋予他的权力。为了避免发生分裂，必须罢免斯大林。这就是遗嘱的真正意图。它补充并说明了列宁在最后一次与我的谈话中提出的建议。 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才真正了解斯大林。他看重斯大林的坚定的品格和务实的头脑，尽管这其中有四分之三是狡诈。与此同时，列宁几乎每走一步都会碰到斯大林的无知、极端狭隘的政治视野、异常粗暴的性格以及不择手段的作风。选斯大林担任党的总书记一职是违背列宁的意愿的，列宁之所以容忍此事，是因为他还在领导着党。但是他从第一次中风后恢复工作以来，健康状况已经大不如前，因而他全面提出了领导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同我谈话并立下遗嘱。遗嘱的最后几行字是1月4日写的。之后又过了两个月，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局势已经彻底明朗了。现在，列宁已经不仅仅是准备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撤下来，而且还要取消他的党员资格。列宁有计划、坚定不移地把对外贸易垄断问题、民族问题、党内制度问题、工农检察院的问题以及关于监察委员会的问题引向一点，那就是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给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官僚主义、互相包庇、刚愎自用、专横、粗暴等作风最无情的打击。 列宁是否能够亲自实施由他制定的改组党的领导班子的计划呢？在那时，是毫无疑问的。这方面的先例并不少见，其一件我至今还记忆犹新的事情，就很能说明问题。当时列宁的病刚好，还住在乡下，而我也不在莫斯科。中央委员会在1922年12月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这一决议使对外贸易垄断遭受到无法挽回的打击。在事先并未沟通的情况下，列宁和我都发了警报，随后我们互相给对方写信来协调行动的步伐。刚过了几个星期，中央委员会又一致同意撤销这个决议，就像当时他们一致通过它那样。12月21日，列宁欣喜地给我写信说：“托洛茨基同志，看来我们只是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发地拿下了阵地。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如果在1923年我们联合起来向中央委员会发动进攻的话，这无疑会确保我们获胜。不仅如此，如果我在十二大召开前夕以“列宁一托洛茨基联盟”的精神来反对斯大林的官僚主义，即使没有列宁的直接参与，我也能够获胜，对此我深信不疑。至于这一胜利会牢固到什么程度，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而要搞清楚这一问题，需要研究国内、工人阶级和党内的一系列客观过程，这是一个特定的大课题。1927年，克鲁普斯卡娅曾经说过，假如列宁仍然活着的话，他恐怕也早就被关进斯大林的监狱了。我想她是对的，因为问题不在于斯大林本人，而在于斯大林所代表的那股连他自己也搞不明白的势力。但是在1922--1923年间，我们完全能够占领领导阵地，迅速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官僚、机关中的篡权者、十月革命的非法继承人以及布尔什维克中的追随者结成的帮派发动公开进攻。在这条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是列宁的健康状况。大家都期待着他能像第一次中风后那样再次康复，能像参加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那样参加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他本人也抱有这样的希望，医生们也仍然在给他希望，尽管他们自己都越来越不那么肯定了。当时，完全了解反对机关当权者及官僚主义分子的“列宁一托洛茨基联盟”计划的，只有我和列宁两个人。政治局的其他成员只是朦朦胧胧地猜到了一点而已。没有人知道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些文件和他的遗嘱。我的进攻很容易被人认为是，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人说成是，我个人为取代列宁在党和国家的位置而斗争的。一想到这点，我就会心惊胆战。我认为，这将使我们的队伍人心涣散，即便是取得了胜利也将付出惨重的代价。在所有的计划和推测中，都有一个不确定的决定性因素，那就是列宁本人以及他的身体状况。他能不能说出自己的意见？是不是还来得及？党是否能够理解列宁和托洛茨基发起的这场斗争，是关系到革命前途的而不是为了使托洛茨基接替病中的列宁的位置的斗争？因为列宁在党内有着特殊的地位，所以他的个人状况的不确定，就决定了全党状况的不确定。筹备会议一拖再拖，而拖延的大权完全操控在追随者们的手里，这是因为斯大林作为总书记自然就成了整个“领导空缺期”的机关总管。 1923年3月份最初的几天，列宁卧病在床，他躺在宏伟的法院大楼自己的房间里，在出现了几次轻度休克这种前兆之后，第二次中风正悄悄地袭来。当时我也因腰痛连续几个星期躺倒在床上。我躺在位于前“骑士楼”内自己的房间里。克里姆林宫的巨大庭院把我的住处和列宁的住处隔开。无论是列宁还是我，都不能走到电话机旁，况且医生还严禁列宁打电话。列宁的两位秘书福季耶娃和戈拉赛尔负责联络工作。下面的事情就是她们向我转达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斯大林筹备代表大会一事，尤其是对于他在格鲁吉亚进行的派别活动感到非常担忧。“弗拉基米尔准备在大会上向斯大林投一颗炸弹。”这就是福季耶娃的原话，“炸弹”一词是列宁说的而不是她说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您亲自处理格鲁吉亚的事件，只有这样他才放心。”3月5日，列宁口授了一封短信给我。 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
我问，问题为什么变得如此尖锐了？原来斯大林欺骗了列宁，辜负了列宁对他的信任。为了保住自己在格鲁吉亚的地盘，斯大林背着列宁和中央委员会，在奥尔忠尼启则的帮助下，当然其中也不乏捷尔任斯基的支持，假借中央委员会的威信做掩护，完成了针对党内优秀部分的有组织的政变。他借列宁卧病在床无法会见同志们的机会，企图用假信息蒙骗列宁。列宁委托自己的秘书处收集了一份完整的有关格鲁吉亚问题的资料，并且决定公开发起进攻。在这件事情上，到底是什么对列宁产生了更大的震动呢？是斯大林的不忠，还是他在民族问题上执行的粗暴的官僚主义政策？这很难说清楚，最可能的是二者皆有。列宁准备进行斗争，但又担心自己不能亲自出席大会，这个问题令他十分不安。秘书们提醒他说：“要不要跟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谈谈呢？”但是列宁懊恼地摆了摆手。他十分清醒地预见到，一旦他离开了工作岗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会背叛他，同斯大林组成“三驾马车”来对付我。我请您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事件进行辩护。这一事件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进行“调查”，但是我不能指望他们会不偏不倚，甚至会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为这件事辩护，那我就可以放心了。如果您由于某种原因不同意，那就请把全部案卷退还给我。我将认为这是您表示不同意。 致最崇高的同志的敬礼！ 列宁 列宁问：“你们知道托洛茨基在格鲁吉亚问题上持什么态度吗？” 在全体会议上担任秘书的戈拉赛尔说：“托洛茨基同志在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完全符合您的精神。” “您没搞错吧？” “不会的，托洛茨基还谴责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不理解民族问题呢。” 列宁吩咐道：“那请您再去核实一下！” 第二天，戈拉赛尔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也就是在我的家里，递给我一张纸条，那上面写着我昨天发言的提要，最后她问我说：“我对您的意思的理解得对吗？” 我问道：“您这是要干什么呢？” 戈拉赛尔回答说：“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让我问的。” 我回答说：“正确。” 此时，斯大林不安地看着我们的纸条，但我到那时还没有猜到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戈拉赛尔告诉我说：“列宁看了我给您写的那个纸条后高兴地说：现在情况可不同了！他指示我把全部的手稿转交给您。这些手稿应该是他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炸弹的一部分。”我到现在才彻底明白列宁的意图，他是想以斯大林的政策为例，向党揭露，而且是毫不留情地揭露专政蜕变为官僚主义的危险。 我对福季耶娃说：“加米涅夫明天要去格鲁吉亚出席那里的党代会，我可以把列宁的手稿拿给他看，以促使他在格鲁吉亚按照恰当的精神行动。请您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示一下。” 刚过了一刻钟，福季耶娃就气喘吁吁地跑回来说：“无论如何都不行。” “为什么？”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加米涅夫会马上把这一切都告诉斯大林，而斯大林会做出变质的妥协，而且必将言而无信。”’ “这么说，事情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伊里奇都不相信能与斯大林达成妥协，甚至是在正确路线上也不行吗？” “对，伊里奇不相信斯大林，他要在全党面前公开反对斯大林。他正在准备炸弹呢。” 在这番谈话之后大约过了一个小时，福季耶娃又给我带来一封列宁写的短信。这封信是写给姆季瓦尼和格鲁吉亚其他反对斯大林政策的人的。列宁写道： 我专心致志地关注着你们的事。我对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对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姑息感到愤慨。我正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稿。 这封短信的副本不只给了我，而且还给了加米涅夫，这使我感到十分惊讶。我问道：“这么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改变主意了？” “他的健康状况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不要相信医生们安慰人的话，伊里奇连说话都很吃力了……格鲁吉亚问题令他极为不安，他担心来不及采取任何措施就彻底病倒。他把信交给我时说：‘为了抢时间，只好提前公开发起进攻了。”’ “那也就是说，我现在可以跟加米涅夫谈谈了？” “显然是这样。” “那您就叫他来见我。” 一小时后加米涅夫来了。他已经完全走人了歧途，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思想早就形成了，它的矛头直接对准了我。阴谋家们的全盘计划是这样的：在打下足够的组织基础之后，就给三驾马车戴上列宁合法接班人的王冠。这封短信无异于向他们的计划中钉进了一个锐利的楔子。加米涅夫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相当坦白地承认了这个事实。我让他看了列宁的手稿。加米涅夫是个相当精明的政治家，他马上就明白了，对列宁来说，这件事情不仅关系到格鲁吉亚事件本身，而且还关系斯大林在党内的地位。加米涅夫又向我透露了一些新的情况。他刚才应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的邀请去看望过她。她极其不安地告诉他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刚刚对速记员口授了一封给斯大林的信，声明要与他断绝所有的关系。”断交的直接原因是半私人性质的。斯大林千方百计地切断了列宁的消息来源，并且还为此十分粗暴地对待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还说：“您是了解伊里奇的，他如果不是认为必须在政治上搞垮斯大林的话，是不会和他断绝私人关系的。”加米涅夫异常恐慌，脸色惨白，他感觉自己被悬空了，不知道自己该迈哪条腿，不知道该转到哪一边。或许他是害怕我对他个人会有不太友好的举动。我向他阐述了我对局势的看法，我说： 有时，人们会由于害怕假想的危险而给自己招致真正的危险。请您牢记井转告其他的人，我不打算为了在代表大会上改组而发动斗争，我主张维持现状。如果列宁在代表大会前能够起采，我将和他一起重新讨论这个问题，遗憾的是，这种可能性很小。我反对清除斯大林，反对开除奥尔忠尼启则，反对免去捷尔任斯基在运输人民委员会的职务。但事实上，我是同意列宁的意见的，我希望彻底改变民族政策，停止对格鲁吉亚反对斯大林的那些人的镇压，停止对党的行政的压制，在工业化问题上推行更坚定的方针政策，在最高领导人之间精诚合作。斯大林在有关民族问题上的决议是行不通的，在这个决议里，他把蛮横粗暴的大国主义的压迫与弱小落后的少数民族的抗议和反抗相提并论。我以修正斯大林的决议案的方式提出我的议案，以便他在方针上做出必要的调整，但需要做彻底的调整。另外，斯大林必须立刻给克鲁普卡娅写信，为他的粗暴态度道歉，并要求他真正改正自己的行为，叫他不要再躲在幕后，不要搞阴谋诡计，要精诚合作。
我还对加米涅夫说： 至于您，应该在梯弗里斯大会上做出努力，争取彻底改变对待那些支持列宁的民族政策的格鲁吉亚人的方针。
加米涅夫松了一口气，接受了我的全部建议。他只是害怕斯大林会一意孤行，说：“他这人又粗暴又任性。”我回答说：“我不这么认为，现在斯大林未必还有其他的出路。”深夜，加米涅夫通知我说他已经在乡下见到了斯大林，斯大林接受了全部条件。克鲁普斯卡娅已经收到了斯大林的道歉信。但她不能把这信给列宁看，因为列宁的病情又进一步恶化了。不过我感觉到，加米涅夫的语气与几个小时以前跟我分手的时候有些不一样了。到后来我才明白，这种变化是由于列宁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而引起的。加米涅夫在路上或是刚到梯弗里斯就收到了斯大林的密电，得知了列宁再次瘫痪、不能说话也不能写字的消息。在格鲁吉亚大会上，加米涅夫执行了斯大林的政策，反对列宁。个人的背信弃义加固了三驾马车，使它成了现实。列宁的进攻不仅针对斯大林个人，而且还针对他的司令部，首先是他的帮手捷尔任斯基和奥尔忠尼启则。在列宁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往来书信中，总要提到这两个人。 捷尔任斯基是一个满怀激情的人。他的能量是依靠经常不断的放电来维持的。他在每个问题上都十分冲动，甚至在次要问题上也不例外。他翕动着薄薄的鼻翼、两眼放光、声音高亢，常常是声嘶力竭。尽管是处在这样高强度的精神压力之下，捷尔任斯基从来就没有过情绪低落或意志消沉的时候，他好像永远都处在极度亢奋状态中。列宁曾经把他比作一匹烈马。捷尔任斯基疯狂地热爱他从事的所有工作。他热烈、坚决、狂热地保护与自己共事的人，使他们免受干扰和批评，不过这里没有任何的个人因素，因为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事业上了。 捷尔任斯基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他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政治家，至少当列宁在世的时候是这样。出于种种原因，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我可能是一个不那么差的革命者，但我不是领袖，不是治国之才，也不是政治家。”他这样说也不仅仅是自谦，实际上他的自我评价是正确的。在政治上，捷尔任斯基经常需要有什么人来直接领导他。他曾追随罗莎·卢森堡多年，不仅参与了她与波兰护国主义的斗争中，而且还参与了她与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到1917年他转为布尔什维克。列宁欣喜地对我说：“往日斗争的痕迹一点也没留下。”大约在两三年的时间里，捷尔任斯基曾经跟我接近。到了近几年，他开始支持斯大林。他凭着自己的激情来开展经济领域的工作：他不断地号召、推动和激励人们。但是，他对经济工作的发展却缺乏深思熟虑的构想。他分担了斯大林的所有错误，并且用全部热情来捍卫这些错误。他几乎是站着死去的，当时他刚刚猛烈抨击完反对派走下讲台。 斯大林的另一个盟友是奥尔忠尼启则，列宁认为，由于此人在高加索的官僚主义的独断专行而必须把他开除出党。我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列宁通过秘书回答我说：“至少要开除两年。”当时，列宁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奥尔忠尼启则会成为监察委员会的主席。列宁之所以要建立监察委员会就是为了同斯大林的官僚主义做斗争，这一机构应该体现党的良知。 列宁发动这场战役，除了要达到总的政治任务之外，还有一个直接的目的，那就是为我的领导工作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如果他能够康复的话，我就与他一起工作；假如疾病使他离开了我们，就由我来接替他的位置。但是，这场没有进行到底、甚至还没有进行到一半的斗争却带来了完全相反的结果。实际上，列宁刚刚来得及向斯大林及其同伙们宣战，而且知道这些事情的只是一些直接相关的人，而不是全党，斯大林集团——当时还是“三驾马车集团”——在受过第一次警告之后，就更加紧密地勾结在一起。临时形成的局面保留下来了，斯大林把持了机关的权力。机关中的刻意筛选工作在迅速进行着。“三驾马车”越感到自己在思想上的苍白无力就越是怕我，也就把党和国家的权力抓得越牢，而它之所以怕我，是因为想整倒我。在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1925年，布哈林在私下谈话中答复我对党的行政压制的批评时说：“我们没有民主，因为我们都怕您。” 我建议说：“请你们不要害怕，就让我们一起好好工作吧。”但我的劝告只是白费口舌。 1923年，是紧张但肆无忌惮地扼杀和毁灭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一年。列宁与可怕的病魔抗争，而三驾马车则与党做斗争。气氛既沉闷又紧张，最终在秋天展开了反对反对派的“辩论”。第二次革命开始了，那就是所谓的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而实际上是一场反对列宁的思想遗产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