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三十八章 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及我与列宁的关系 我与列宁的共事已经接近最后阶段了。这个阶段之所以重要，还因为这时已经埋下了列宁逝世之后追随者获胜的因素。 列宁逝世后出现了——个庞杂的历史文献机构，它专门干那些歪曲我们之间的关系的历史的勾当，它的主要伎俩，是把我们有分歧的时刻从全部的往事中孤立出来，并断章取义地利用我们在辩沦中的个别词句，更多的情况下是凭空捏造，以此来制造两种“原则”之间不断斗争的假象。与这些追随者学派的历史研究相比，就连出自为中世纪辩护的那些人笔下的教会史，都可以作为科学研究的典范。由于我在与列宁发生分歧时往往会开诚布公地把问题摆出来，在必要时还会诉诸党，这在一定程度上倒减轻了那些追随者学派的工作难度。那么，时下这些追随者们与列宁发生意见分歧时，会怎么做呢？要知道，他们与列宁发生分歧的时候可比我多得多。当然，他们一般都是保持沉默，或者像斯大林那样生闷气，然后干脆跑到莫斯科郊外的村子里躲上几天。我和列宁做出的决定，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会不谋而合。我们之间只需稍稍一点就互相理解了。有时我感到，政治局或人民委员会可能会做出不正确的决定，就随便拿张纸给列宁写个便条。他回答说：“完全正确！您提个建议吧。”有时他写便条询问我是否同意他的建议，并要求我发言支持他。他经常在电话里同我谈处理公事的问题，如果是关系重大的问题，他就反复要求说：“请您一定要过来一趟，一定要来。”当我们的意见一致的时候，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在原则性问题上都是如此，包括现在的追随者在内的那些对决议不满的人就都会默不做声。不知道有多少次，斯大林、季诺维也夫或加米涅夫在重大的问题上本来不同意我的意见，但他们刚一发现列宁与我的意见一致，就立即闭上嘴巴了。这些“学生们”时刻准备为迎合列宁的意见而放弃自己的想法，对这些怎么看都可以。但这种“时刻准备”，决不能保证他们在列宁不在的情况下能够做出列宁那样的决定。 在这本书里，我同列宁的分歧所占的比重远远超过了它们在实际生活中所占有的。这可以用两个原因来加以说明：分歧属于个别情况，而正因为如此它们才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列宁逝世以后，这些被迫随者们无限夸大了的分歧又具有了独立政治的性质，它们既与列宁没有任何联系，也与我没有丝毫瓜葛。 我用专门的一章，详尽叙述了我与列宁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分歧的内容和发展情况。现在应该来谈谈另外一个使我们差不多对立了两个月的分歧了，它发生在1920--1921年之交，也就是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前夕。 无疑，所谓的在工会问题上的争论曾一度使我们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们两个都是彻底的革命者和彻底的政治家，所以做不到也不愿意把私人关系同事业完全分开。在这场争论期间，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得到所谓的合法机会，把他们早已进行的反对我的斗争从幕后推到了前台，他们全力以赴，最限度地利用了这一局面。对于他们而言，这一次是他们日后发动的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一次彩排。但是列宁最担心的恰恰就是这一点，他采取了一切措施来阻止他们进行的这种斗争。 这次争论的政治内容，被深深地埋进了垃圾堆里，我不能不对今后那些喜欢寻根究底的历史学家们表示同情。多年以后，也就是在列宁去世之后，追随者们再次揭发我，当时“对农民估计不足”的立场以及几乎是敌视新经济政策的态度，这成为后来的全部斗争实质的基础。事实上，引起这场争论的根源，性质完全相反。为了说明这些，我们有必要稍稍回顾一下过去。 1919年秋天，当时有故障的机车的比例已经达到了60％，而且到1920年春天，这一比例一定会达到75％。那些出色的专家们十分肯定地得出这一结论。到那时，铁路运输将丧失其全部的意义，因为依靠25％的半死不活的机车只能满足靠大量木柴作燃料的铁路系统自身的需要。在那几个月的时间里，实际掌管交通运输工作的是工程师罗蒙诺索夫，他向政府提交了机车流行病示意图。他指着1920年期间的某个确定的时间点说：“到这时候就会开始瘫痪。”列宁问道：“那该怎么办呢？”罗蒙诺索夫回答说：“世上没有奇迹，就算是布尔什维克也不能创造奇迹。”我们互相看了一眼，由于我们中间没有人懂得运输技术和那么令人绝望的算术，所以心情更加沉重了。列宁从牙缝里冷冷地挤出一句：“我们不管怎么样都要试着创造奇迹。”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情况继续恶化。当然，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有足够的客观原因的，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有个别工程师人为地使运输状况符合他们的图表这种可能性。 1919年至1920年冬季的几个月我是在乌拉尔度过的，我在那里领导经济工作。列宁给我打电话，建议我把交通运输的领导工作担起来，并采取非常措施改善交通运输状况。我在旅途中同意了他的建议。 我从乌拉尔带回了大量的经济考察资料，从中可以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应该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我从实际工作中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国内战争的局势迫使我们采取的，到此时它们正在失去存在的意义。为了恢复经济，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引入个人利益的因素，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国内市场。我向中央委员会建议，用征收粮食税的办法代替余粮收集制，并且实行商品交换。我在1920年1月提交给中央委员会的声明中写道： ……现行的按固定粮食价格平均摊派并集体征收粮食以及平均分配工业品的政策，会削弱我们的农业，涣散工业无产者的队伍，并使国家经济生活面临彻底崩溃的危险。
我还写道： ……粮食来源面临枯竭的危险，无论怎样完善粮食征收机构也都于事无补。可以采取以下方法来应对这种经济衰退的局势：
可以看出，我提的这些建议还是相当谨慎的。但值得一提的是，一年后通过的新经济政策的基础，最初也没有超出这些建议。1．用按一定的百分比征收(实际上是一种累进实物所得税)的办法来取代余粮收集制，其目的在于使那些耕种较多土地或更加辛勤劳作的农民有利可图。 2．制定使农民得到的工业品与其交纳的谷物数量更相对应的制度。这种分配制度不仅要用于区和乡镇，而且要推广到农户。 1920年初，列宁坚决反对我的建议。中央委员会以11票对4票否决了我的这一提议。后来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证明了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是错误的，但我并没有把这一问题提交到代表大会讨论，因为那一次的代表大会也完全笼罩在战时共产主义的气氛中。国民经济又在困境中挣扎了整整一年，而我和列宁之间的分歧也正是由这种困境引发的。既然转入市场机制的建议已被否决，我就要求正确和系统地实施“战时”的方法，以力求在经济中取得现实的成就。在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下，所有的物资至少从原则上来说都是国有的，并根据国家的命令统一分配，因此我看不到工会有独立存在的必要。如果工业生产是完全靠着国家保证工人得到必需的产品，那么工会组织就应当被纳入国家的工业管理和产品分配的体系之内。工会国家机构化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此，它完全是战时共产主义体制的必然产物，而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坚持工会国家机构化的。 我把取得第九次代表大会赞同的战时共产主义原则作为我领导交通运输工作的依据。铁路工人工会与行政管理机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纯军事原则的手段推广到整个交通运输工作中。我把当时最强有力和最富有纪律性的军事管理机构与交通运输管理机构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一措施颇有成效。随着波兰战争的爆发，军事运输又重新在交通运输工作中占据了首要的地位。我每天都奔波于军事部门和运输人民委员会之间：前者常常在自己的工作中破坏铁路运输，而后者不仅总是力图使铁路免遭崩溃的厄运，而且还要改善它的状况。 对我个人来说，领导交通运输工作的一年是学习的一年，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的所有原则问题都在这一领域得到了集中的反映。大量不同型号的机车和车厢趴在了铁路上和修理厂里。在革命以前，交通运输一半是国营的，一半是私营的。为了恢复交通运输，我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把所有的机车都按型号集中起来，它们的维修工作有了更强的计划性，根据每个修理厂的设备状况向其下达明确的任务。我们计划在四年半的时间内使运输工作恢复到战前的水平。我们所采取的措施取得了不容置疑的成绩。到1920年春夏，运输工作已经走出了瘫痪的困境。列宁总是不失时机地表彰铁路运输的恢复工作。如果说，毕苏斯基在发动战争时，首要考虑的因素就是我们铁路的瘫痪，那么正是因为我们这个残破不全的铁路运输系统开始恢复，才使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这些成果是通过非常的行政手段取得的，而这些措施是当时交通运输系统的艰难状况以及战时共产主义体系本身决定的。 同时，广大工人群众在经历了三年国内战争之后越来越不能容忍这种军事化的手段了。列宁凭着自己的准确无误的政治本能察觉到了危机的临近。当我完全出于经济的考虑，在战时共产主义的基础上要求工会付出更大的努力的时候，列宁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开始转向减弱军事化手段。在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我们两个人的思路撞到了一起。党内爆发了辩论。可以说这场辩论本身就是文不对题的。当刻不容缓的粮食以及工业所需的燃料和原料等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党却在无休止地争论着，应该以什么样的速度实现工会国家化的问题；当经济崩溃已经迫在眉睫的时候，我们党却在毫无意义地激烈讨论“共产主义学派”的问题。发生在喀琅施塔德和坦波夫省的两起暴动事件，就像最后通牒一样打断了我们的争论。 列宁起草了最初的非常谨慎的关于转入新经济政策阶段的提纲，我立即就同他站到了一起。对我而言，这些提纲只不过是我在一年前提出的那些建议的翻版。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立刻就失去了它的全部意义。在代表大会上，列宁根本就没有参加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只有季诺维也夫一个人在那里放着空炮自娱自乐。在大会的发言中，我警告说：“我们大会将要以多数通过的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绝不会维持到下次大会，因为即将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必将使我们重新考虑在工会问题上的战略。”果然，几个月之后，列宁就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对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做了全新的安排。我完全赞同他的提议，于是我们之间的团结一致又完全恢复了。列宁担心这次长达两个多月之久的争论会在党内形成相对稳定的小集团，这将毒害党内关系，给工作造成困难。但我在代表大会期间，就摒弃了在工会问题上与意见一致的人协商的做法。代表大会之后过了几个星期，当列宁确信我也跟他一样关心消除这些早已彻底丧失原则基础的临时小集团时，他就放心了。列宁趁着新选人中央委员会的莫洛托夫对我进行无耻攻击的机会，批评他有点热心过头了，并且当即补充说：“托洛茨基同志在党内关系方面的忠诚完全是无可指责的。”他反复强调这句话。很显然，他的话不仅仅是在反驳莫洛托夫，而且也是说给某些人听的，因为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企图人为地把这种争论的局面继续下去。 斯大林正好是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被任命为总书记的，这是季诺维也夫违背列宁的意愿提议的。大会误认为这是中央委员会一致提名的候选人，而且当时也没有人把这次选举当回事，由十大新设立的总书记一职只是技术性的而非政治性的，至少当列宁在世时是这样。尽管如此，列宁仍然担心，他在讲到斯大林的时候，这样说：“这个厨子就会做辣菜。”正因为如此，列宁在代表大会后最初的某次中央全会上才那么坚决地反复强调“托洛茨基的忠诚”。他这是在回击那些迫不及待的阴谋。 列宁的话并非没有针对性。在国内战争时期，有一次列宁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行动表明了他在内心深处对我的信任。一般来说，这种程度的信任是既不能要求也不能给予别人的。列宁之所以这么做，完全也是因为由斯大林在幕后操纵的那个军事反对派。在战争年代里，我的手中集中了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无限的权力。革命军事法庭就设在我的专列上，前方所有战线都要服从我的指挥，后方则要服从战线，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几乎所有未被白军占领的共和国的领土都成了后方或者军事防区。那些曾被战争的车轮碾过的人，自然都有其亲朋好友在为他们奔走，用尽一切手段来减轻他们的罪责。各种求情信、告状信、抗议书通过各种渠道汇集到了莫斯科，特别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最初几件类似的事情还是由在斯维亚日斯克那一个月发生的事件引起的。我在前面已经讲过，由于拉脱维亚第四团的团长威胁要把他的团从阵地上撇下来，我就把他送交军事法庭。法庭判处他五年监禁，但没过几个月，就有人来替他说情，要求释放他。斯维尔德洛夫受到了特别大的压力，就把这件事情提交到政治局。我简要地叙述了当那位团长用“危及革命的后果”威胁我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战场局势。在我讲述的时候，列宁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阴沉。我刚说完，他就用低沉沙哑的嗓音吼道：“关着，关着！……”显然他已经激动到了极点。斯维尔德洛夫瞅了瞅列宁又看了看我，说：“我也是这么想的。” 第二件事比第一件要严重得多，是由枪毙一名团长和一名政委引起的。他们擅自把部队撤离阵地，并武装劫持轮船，企图逃往下诺夫哥罗德。这个团是在斯摩棱斯克组建起来的，那里的领导人是我的军事政策的反对者，随后他又成了这一军事政策的热烈拥护者。但是在当时他们却掀起了轩然大波。应我的要求专门成立的中央委员会调查组一致认为，军事当局所采取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必须这么做。然而那些别有用心的流言仍没有消失，有几次我感到这些流言就出自政治局附近，但是我没有时间去弄清楚这些阴谋的来龙去脉。有一次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到：如果当时我在斯维亚日斯克没有采取那些严厉措施，大概我们就不能坐在这里开政治局会议了。我的话音刚落，列宁马上就接着说：“完全正确！”像往常一样，他立刻就在一张印有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字样的公文纸上，用红色的笔飞快地写了起来。因为会议是由列宁主持的，因此暂时就中断了。过了两分钟，他把那张纸交给了我，上面这样写道： 人民委员会主席
列宁说：“这样的信任状您要多少我就给多少。”在国内战争的严峻局势下，所有的决定都是匆忙做出的，并且没有改变的余地，其中难免会有些错误。列宁却预先在为我将来认为有必要做出的决定上签字，而且这些决定很可能会关系到人们的生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还可能超过这种高度吗？列宁之所以会产生签署这种非同寻常的文件的想法，只是因为他比我更了解或者更能猜测到那些阴谋的来源，并认为，必须对他们予以坚决的反击。但是实际决定走出这一步，只能说明他对我的忠诚深信不疑，并相信我不会滥用权力。他通过这几行最有力的字句表达了对我的信任。追随者们要想在自己身边找到类似的信任状，简直是枉费心机。斯大林在自己的档案里只能找到他对党隐瞒的列宁的遗嘱，遗嘱说明，正是斯大林对党不忠诚而且滥用权力。列宁给我的是无限的道德信任状，而发给斯大林的却是黑籍证，只要把这两份文件对比一下，就可以彻底了解列宁对我和斯大林的态度了。莫斯科，克里姆林 ……1919年7月 同志们！ 鉴于托洛茨基同志的命令的严肃性，我完全相信并且绝对相信托洛茨基同志的命令的正确性、合理性以及对事业成功的必要性，因此我完全支持这一命令。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