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三十七章 在军事战略问题上的分歧 在这几页文字里，我既不想写红军的历史也不想讲述它的战史。这两个主题与革命的历史紧密相连而且远远超出了本书所应包括的范围，它们或许可以构成另外一本专著的内容。但这里我又不能完全绕过那些在国内战争进程中的政治一战略方面的意见分歧。当时，革命的命运系于军事行动的进程。越往后，中央委员会就越关注军事问题，当然其中也有军事战略问题。旧军队的军事专家们占据着主要的军事指挥岗位，他们不够了解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情况；而富有革命政治经验、组成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家们又缺乏必要的军事知识。因此，大规模战略构想往往是共同工作的成果，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产生分歧和斗争。 在整个中央委员会范围内，战略问题上的分歧共有四次，换句话说，有几条主要战线，就有几次分歧。我在这里只能以最简要的方式讲述这些分歧，使读者能了解军事领导所面临的问题的实质，同时，也顺便揭穿后来针对我个人的那些广为散布的谣言。 中央委员会内部的第一次激烈争论，发生在1919年夏天，它是围绕东线局势问题展开的。当时的总司令还是瓦采季斯，关于这个人我曾经在“在斯维亚日斯克的一个月”那一章里提到过。我的出发点是，增强瓦采季斯对自己以及自己的权力和威信的信心，没有这些指挥简直就是无法想像的。瓦采季斯认为，我们在取得抗击高尔察克的最初几次重大胜利后，就不应该再过分向东深入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他希望整个冬季东部战线就停留在乌拉尔山脉一线。这样就有可能从东线抽出几个师去支援南线的作战，因为南线的邓尼金对我们的威胁更大。我支持这个方案。然而，这个方案遭到东线司令加米涅夫以及军事委员会成员斯米尔加和拉舍维奇的坚决反对。加米涅夫曾在沙皇总参谋部当过上校参谋，而斯米尔加和拉舍维奇都是老布尔什维克。他们声称，高尔察克已被打得溃不成军，追击他并不需要投入过多的力量。更主要的是，不能给他以喘息之机，否则他会在冬季恢复元气，到来年春天我们将不得不在东线重新开战。由此可见，全部的问题都在于，正确判断高尔察克部队的现状及其后方的情况。那时我就已经认为，南线的局势要比东线严重和危险得多。事后局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我对南线的估计。但是对高尔察克部队估计正确的却是东线司令部。中央委员认为，鉴于在这个战略等式里尚存在几个未知数，而支持总司令还很脆弱的威信在其中又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因此做出反对总司令的决议，实际上也是在反对我，因为我是支持瓦采季斯的。事后表明，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是正确的。东线抽调出一部分兵力支援南线，同时乘胜向西伯利亚纵深挺进，追击高尔察克。这次冲突导致了总司令部的改组，瓦采季斯被撤了下来，他的职位被加米涅夫取代了。 这次分歧完全是事务性的，对我和列宁的关系没有产生丝毫的影响。但是，阴谋家们却抓住这些细枝末节的分歧而设下圈套。1919年6月4日，在南方的斯大林危言耸听地说，这样的军事领导将导致毁灭性的后果，以此来吓唬列宁，他写道：“现在全部问题在于中央委员会应该有勇气得出相应的结论。中央委员会是否有足够的毅力和决心呢？”这几行文字的含义再明显不过了，它的语气说明了斯大林早已不止一次地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止一次地在列宁那里碰了钉子。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些事情，但能感觉到有某种牵扯不断的阴谋。由于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把阴谋彻底搞明白，为了解开这个死结，我就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辞职。7月5日，中央委员会以如下决议对我的辞职请求做出答复： 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审议了托洛茨基同志的辞职请求，经充分讨论一致认为，绝对不能接受托洛茨基同志的辞呈，不能满足他的这一请求。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将尽力为托洛茨基同志在南线的工作提供最大限度的便利，从而使托洛茨基同志能在他自己选择的、当前最困难、最危险、最重要的南方战线上的工作对共和国有更大的贡献。作为军事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同志完全能够以南线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的身份，与由他亲自任命并经中央委员会批准的南线总司令合作。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将为托洛茨基同志提供充分的条件，使他能够用一切手段去实现他在军事路线问题上的修正；并且，如果他愿意的话，力争提前召开党代会。
在这个决议上，有斯大林的签名。虽然他一边在背后搞阴谋，一边谴责列宁缺乏毅力和决心，但他还不敢公然与中央委员会作对。列宁、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加里宁、谢列布里亚科夫、斯大林、斯塔索娃 前面已经说过，南线在国内战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敌人的军队是由两支相互独立的力量组成的：一支是哥萨克，特别是库班哥萨克；另外一支是从全国搜罗来的白军志愿军。哥萨克只想在工农红军的强大攻势面前保住自己的地盘；白军志愿军则妄图占领莫斯科。当志愿军在北高加索与库班人组成共同阵线时，这两股力量才纠集在一起。但是对邓尼金来说，把库班人从他们的地盘上拉出来是很困难的，更确切地说，是根本办不到的事。我们的总司令部在着手解决南方战线的问题时，置该战略任务的社会基础于不顾，而拟定了一个完全抽象的战略任务。库班是志愿军的主要基地，因此总司令部确定的主攻方向是从伏尔加河直取敌人的这个基地。让邓尼金拼命向莫斯科去吧，我们此时却在他的后方横扫库班基地。这样，邓尼金就会失去立足之地，然后我们只需举手之劳就可以把他抓住了。总的战略方案就是这样。如果不是在进行国内战争的话，这一方案或许是正确的。但对于南方战线的实际情况而言，这个方案完全是纸上谈兵，反倒是帮了邓尼金的大忙。假如邓尼金不能够煽动哥萨克同他一起远征北方，那么我们从南方攻打哥萨克的老巢就是在帮邓尼金的大忙，因此从此哥萨克的目标再也不能只限于保住自己的地盘了。是我们自己使哥萨克和志愿军成了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 尽管我们对整个战役做了充分的准备，集中了相当的兵力和物力，但我们没有取得成功。在邓尼金的后方，哥萨克组织厂坚固的堡垒，他们植根于自己的土地并拼死保卫自己的家园。我们的进攻导致所有的哥萨克居民起来反抗，我们损失了力量，浪费了时间，结果却把所有能够拿起武器的人都推到白军队伍中去了。与此同时，邓尼金横扫了乌克兰，充实了自己的兵员，然后继续向北进犯。他攻下了库尔斯克，占领了奥廖尔，直逼图拉。我们如果丢了图拉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将失去那里最重要的军火工厂。 我最初提出的方案，与上述计划是截然相反的。我主张，我们最开始的打击目标应该是切断志愿军与哥萨克的联系，然后放下哥萨克不管，集中主要力量打击志愿军。按照这个方案，主攻的方向是从沃洛涅日直取哈尔科夫和顿涅茨河流域，而不是从伏尔加河向库班进攻。这一地带把北高加索与乌克兰隔开，那里的工人农民全都会站到红军的一边。如果红军沿着这个方向进攻必呈破竹之势。哥萨克为了严守自己的疆界免受外人人侵，也会按兵不动，我们则不必去招惹他们。哥萨克问题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任务，这个问题与其说是军事性的，不如说是政治性的。但在战略上，应该首先把这个任务与击溃邓尼金志愿军的任务区分开来。最终被采纳的就是这个计划，只是在等到邓尼金开始威胁图拉之后才被采纳的，因为丢掉图拉比丢掉莫斯科更可怕。我们白白浪费了几个月的时间，遭受了许多无谓的牺牲，经历了极端危险的几个星期。 在此要顺便指出的是，南线的战略分歧与对农民的评价或“估计不足”有着直接的关系。我拟定整个方案的出发点是把工人和农民看做一方，把哥萨克看做另一方。我正是顺着这个思路，提出了这个方案，它与得到中央委员会大多数成员支持的总司令部学院式抽象战略意图完全是对立的。如果我花费人们为证明我对农民“估计不足”所耗费的努力的千分之一的话，我就能够以我们在南线上的分歧为依据，罗织一张同样的、也是同样荒谬的网，而且网人其中的不仅有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等人，甚至还会有列宁。 第三次战略问题上的分歧，与尤登尼奇向彼得格勒进犯有关。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讲过，没有必要再重复。在此只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由于产生主要威胁的南线局势极其严重，而且还从彼得格勒方面传来诸如尤登尼奇的部队装备精良等说法，因此列宁得出了必须通过放弃彼得格勒来缩短战线的结论。这是惟一的一次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支持我而反对列宁的情况，而且几天之后，列宁自己也意识到他的计划显然是错误的。 最后一次分歧，无疑也是最重大的一次分歧，是关系到1920年夏天波兰战线的命运的分歧。 当时的英国首相博纳·洛伊在英国议会下议院断章取义地引用了我写给法国共产党的信件，并以此证明我们准备在1920年秋季粉碎波兰。在波兰前军事部长西科尔斯基的书中也有类似的言论，不过他引用的是我于1920年1月在国际大会上的讲话。这些纯粹是一派胡言。当然，我也未曾在任何地方表示过对毕苏斯基的波兰的好感，也就是在爱国主义的谎言和自我吹捧的英雄主义掩盖下那个备受压迫和剥削的波兰。随手就可以找到不少我发表过的诸如此类的声明：假如毕苏斯基把战争强加给我们，我们就坚决把战争进行到底。这些声明完全是当时的形势的产物。但是，如果根据这些就得出结论，说什么我们想对波兰发动战争或者正在准备这么干，那简直就是在不顾事实、神经错乱地胡说八道。我们极力想避免这场战争，为此已经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西科尔斯基自己也认识到，我们是在过分“灵活”地进行和平宣传。但是他却不明白，或者假装不明白，这种灵活性的秘密其实很简单：我们是在尽力争取和平，即使是以巨大的让步为代价也在所不惜。或许我比所有的人都更不愿意打仗，因为我非常清楚，我们在经历了三年的国内战争之后再打这场仗会有多难！还是在这位西科尔斯基的书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是波兰政府有意识、有预谋地发动了战争，而不顾我们为了维护和平所做的不懈努力。正是这些努力，使我们的外交政策转变为忍耐与坚定不移的教育相结合的政策。我们真诚地希望和平，而毕苏斯基却把战争强加到我们的头上。我们之所以能够进行这场战争，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每天都在关心着我们与波兰的外交的较量，并彻底相信，这场战争是强加在我们头上的。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一点都没错。 我们的国家又一次做出了真正英勇的努力。波兰人对基辅的占领理所当然地丧失了其军事意义，反过来却给我们帮了大忙，那就是，使我们整个国家都振作起来了。我再一次视察了全军和各个城市，动员了一切人力，集中了全部物力。我们夺回了基辅，我方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波兰人遭溃败的速度之快超出了我的预料，因为我实在是没有想到毕苏斯基的进攻竟会如此地轻率。但是在我们这一方，随着最初几次重大胜利的取得，也暴露出了我们对所面临的可能性的估计过高。那种认为从防御战开始的战争应转变为进攻的革命战争的情绪，逐渐形成并不断增强。从原则上来说，显然我没有任何理由来反对这种情绪。问题在于力量的对比。我们还不知道波兰工人和农民的情绪到底是什么情况。某些波兰同志，例如罗沙·卢森堡的战友、现已故世的尤·马尔赫列夫斯基，曾十分清醒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他的估计是促使我力求尽快退出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当时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有人热心期待着波兰工人的起义。至少在列宁那里已形成了一个坚定的计划，即把战争进行到底，向华沙挺进，以帮助波兰工人群众推翻毕苏斯基政府，夺取政权。政府做出的决定很容易就得到了总司令部和西线司令部的支持。当我再次回到莫斯科的时候，所面对的是中央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坚定情绪。我坚决反对这种情绪。波兰人已经求和了。我认为，我们的胜利已经达到了极点，如果自不量力而继续前进，就很可能丧失已经到手的胜利，最终走向失败。在极度紧张地用五周的时间推进了650公里之后，现在第四军只能是靠着惯性前进了。一切只能靠着精神上的力量来维系，而这根弦实在是太脆弱了。只要一个比较强烈的冲击，就足以震垮我们整个战线，把前所未有的进攻冲劲变成一发而不可收拾的退却。这一点连福煦也不得不承认。我主张趁军队还没有垮下来之前尽快签订和约。我记得，当时只有李可夫一个人支持我的意见，当我不在莫斯科的时候，其余的人都被列宁争取到他那边去了。于是决定进攻。 与布列斯特时期相比，我们的角色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当时是我主张不急于签订和约，哪怕付出丧失领土的代价也要给德国无产阶级时间，以便使他们把形势搞清楚从而表明自己的态度；而现在是列宁主张我们的部队继续进攻，以便使波兰的无产阶级有时间估计形势并发动起义。波兰的战事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布列斯特战争所揭示的规律：用以衡量战争和革命群众运动这两种进程的比例尺是不同的。军队的作战是以天和星期来计算的，而群众运动的进程却往往要用月和年来计算。如果不能正确地估计这两种速度的差异，那么战争的齿轮只能打碎革命齿轮上的齿，而不是推动它的运转。无论如何，短暂的布列斯特战争中的情况是这样，而在大规模的波兰战争中也是如此。我们与本属于自己的胜利失之交臂而走向严重的失败。 不得不指出的是，造成华沙城下规模空前的灾难性失败的一个原因，是攻向利沃夫(伦贝格)的苏军南集团指挥部的行径，在这路部队的革命军事委员会里主要的政治人物就是斯大林。当斯米尔加和图哈切夫斯基已经兵临华沙城下的时候，斯大林却盘算着无论如何都要拿下利沃夫。有些人会有这样的野心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当图哈切夫斯基部队的危急局势已经完全表现出来的时候，总指挥部严令西南战线立即改变进军方向，去攻击华沙波兰军队的侧翼。然而，西南战线司令部却在斯大林的鼓动下继续向西挺进：难道自己拿下利沃夫不比帮别人打进华沙更重要吗？迫于再三的命令和威胁，西南集团才改变了进攻方向。然而这几天的耽搁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的部队被迫后撤了四百多公里，在取得了昨天的辉煌战绩之后，谁也不想接受这样的事实。我从抗击弗兰格尔的前线回到莫斯科，发现那里人们的情绪都倾向于进行第二次波兰战争。这时候就连李可夫也跑到另一阵营去了，他说：“既然已经开始了，那就应该让它善终。”西线司令部使人们重新燃起了希望：说什么兵员得到了充分补充，而且添置了大炮等等。有什么样的愿望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我反驳说：“但是，我们在西线战场上还有什么呢？我们只有精神上已经被摧垮的干部和刚刚补充的未经任何训练的兵员。用这样的部队是无法作战的。更确切地说，这样的部队只能勉强用来防御。我们只能一面撤退，一面在后方准备新的部队。但是要想使这支队伍重新振作起来，并沿着那条它曾被打得七零八落的道路胜利进军，那纯粹异想天开。”我声明，假如我们再犯已经犯过的错误，一定会付出十倍的代价，并且表示，我决不会服从这个计划的决定，还将把这一问题诉诸党来解决。列宁虽然表面上仍然主张继续战争，但已没有了第一次的信心和坚定了。尽管议和令我们难以忍受，但我毫不动摇地认为它是必要的，这对列宁产生了应有的影响。他建议，等我视察了西线并对经历了退却的我军的现状有了直接的印象之后，再来解决这一问题。在我看来，这意味着列宁实际上已经同意了我的立场。我在前线的司令部里看到的，也是倾向于进行第二次战争的情绪，但是在这种情绪背后却没有丝毫的信心，它们只是莫斯科情绪的反映而已。我越深入部队的基层——从军到师、从师到团、再深入连队——就越是清楚地认识到，再发起进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我就这个问题亲笔给列宁写了封信，甚至都没有给自己留下副本，寄出之后我就继续深入部队视察。在前线巡视了两三天之后，就已经完全可以证实我来前线之前就已得出的结论了。我回到莫斯科之后，政治局几乎已是一致做出了立即议和的决议。 在波兰战争中战略上的错误，导致了有着重大历史影响的后果。波兰的毕苏斯基政府在经历了战争之后，意外地得到巩固。与此相反，波兰革命的发展却遭到了严酷的打击。根据里加和约划定的边界，把苏维埃共和国与德国隔开了，这一点在日后对两国的生活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很显然，列宁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华沙”错误的意义，他后来不止一次地想起并谈论它。在那些追随者的文献中，今天列宁几乎被描绘成了苏兹达利圣像画家笔下的圣徒和基督，从这一理想的形象中却反而得出了漫画的效果。不管那些蹩脚的圣像画家们如何竭尽全力地超越自己，但最终反映在画板上的依旧还是他们自己的晶位，因此画出的还是他们自己本人的只不过是被理想化了的肖像。因为追随者的领导权威是靠着禁止怀疑他的绝对正确性来维系的，因此在追随者的文献中，列宁不是一位善于审时度势的革命家，而是一台永远不会出错的自动计算器。第一个称列宁为天才的人是我，当时其他人还没有决定把这个词加到列宁的头上。的确，列宁就是一位天才，但他是一位有血有肉的天才，而不是一台永不出错的机械计算器。只是他犯的错误要比任何一个处于他的地位的人要少得多。但是列宁也犯过错误，甚至也犯过与他的巨大的工作规模相应的重大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