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三十六章 军事反对派 正确处理无产阶级与农民在国家中的相互关系是顺利建设红军的基本问题。后来，在1923年有人竟然凭空捏造出愚蠢至极的奇谈怪论，说什么我对农民“估计不足”。而实际情况是，在1918—1921年间，我比任何人都更密切、更直接地实际接触到了苏维埃农村问题，因为我们军队的主要兵源来自农民，军队也主要是在农村活动。在此，我不可能过多地讨论这个大问题，而只能略举两三个却又是足够鲜明的例证。在1919年3月22日，我通过专线电话要求中央委员会“解决有关中央执行委员会到伏尔加河沿岸地区检查工作，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中央委员会共同任命一个权威的调查委员会的问题。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保证伏尔加河沿岸地区的农民拥护中央苏维埃政权，就地解决那些严重的违法乱纪问题，惩罚那些犯重大错误的苏维埃政权的代表，收集一些投诉和材料，这些东西可能用来作为制定有利于中农的示范性法令的基础。”有意思的是，我是通过专线电话同斯大林谈了这个问题，而且正是对他阐明了中农问题的重要性。还是在1919年，根据我的提议，加里宁作为接近中农并了解他们疾苦的人，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更重要的一个事实是：早在1920年2月，基于自己对乌拉尔农民生活的观察，我毫不动摇地努力争取改行新经济政策。在中央委员会里我只得到4票，而有11票反对。当时列宁还反对取消余粮收集制，而且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当然斯大林是投票反对我了。新经济政策在一年之后才得以施行，这一次虽然是一致通过的，但却是在喀琅施塔德暴动的震动下和令人担忧的情绪笼罩全军的氛围中通过的。 苏维埃建设中随后几年几乎所有的原则性问题和难题，都首先在军事领域反映出来了。一般说来，任何拖延都是不允许的，任何失误都会很快遭到惩罚。反对这些决定的观点当场就可以得到验证。因此，大体来说，恰恰是由于红军建设中的内在的逻辑性，才使得我们的工作没有在两个体系之间摇摆不定。如果我们用更多的时间来讨论和辩论的话，我们或许会犯更大的错误。 然而，党内还是存在斗争的，而且有时还很激烈，不是这样又能怎样？我们的事业是全新的，而且又面临着重重的困难。 旧军队还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发泄着对战争的仇恨，而我们已经着手组建新的团队了。沙皇的军官都从旧军队中被赶了出去，个别的地方还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镇压，然而我们却有必要请沙皇的军官担任新军队的教官。旧军团中士兵委员会的产生正是革命本身的体现，至少在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如此，而在新军队中却不能容忍士兵委员会的存在，因为它是分裂的初始。咒骂旧纪律的话音还未落地，我们就已经开始推行新纪律。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从志愿兵制度转为义务兵役制，从游击队转为正规军事组织。我们日复一日地不断与游击习气展开斗争，这一斗争需要长期坚持，毫不妥协，有时还需要采取严厉的措施。自由散漫的游记习气是革命的农民素质的体现。因此，反游记习气的斗争，就是为建设无产阶级国家制度、反对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对它侵袭的斗争。游击作风和习气在党内也有所反映。 早在组建红军的最初几个月里，军事问题上的反对派就已经开始形成了。它的基本主张可以归结为：坚持保留选举原则，反对吸收军事专家，反对建立铁的纪律，反对军队的集中领导，等等。反对派分子还试图为自己找到一条概括性的理论公式，他们声称，集中领导的军队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革命不但应该废除阵地战，而且还应该废除集中统一的军队。革命应该完全建立在灵活、机动、勇敢出击的基础之上。它的作战力量应该是独立的规模不大、装备齐全的小分队，这种分队不需要基地，仅仅依靠居民的支持就可以自由出入敌人的后方，等等。总之，就是把小规模战争的战术说成是革命的战术。这一切都极度抽象，其实质是把我们的弱点理想化。国内战争的严酷事实很快就推翻了这些偏见。在斗争的实践中，与地方上的即兴发挥、军事上的分立主义及联邦主义相比，集中的组织和统一的战略部署所具有的优势很快就明显地体现出来了。 在红军中服务的旧军官有几千人之多，后来则达到几万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在两年前还认为那些温和的自由派是极端的革命者，而布尔什维克在他们眼里简直就是来自四维空间的怪物。我在批驳当时的反对派时这样写道：“如果我们认为，我们不能把包括军事专家在内的成千上万的专家争取到我们这边来，那实在是太低估我们自己、我们党、我们思想所具有的精神力量以及我们革命道义的感召力了。”虽然不乏困难和阻力，但最终我们无疑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共产党员掌握军事工作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这要经过筛选和教育。早在1918年8月我就从喀山城下给列宁发电报说：“请把那些能够服从命令、吃苦耐劳甚至是勇于牺牲的共产党员派到前线来，这里不需要浮躁的宣传家。”一年之后，无政府主义在乌克兰甚至在党的队伍里都泛滥成灾。我在向第十四军发布的命令中写道：“我告诫大家：每一位被党派到军队中的共产党员都是一名红军战士，他有着所有红军战士都应有的权利和义务。共产党员一当犯下违反革命军人职责的罪行和错误，都将受到加倍的惩罚，在同样的事情上，一个愚昧而没有觉悟的人可以得到宽恕，而站在全世界工人阶级最前列的共产党员是决不能得到宽恕的。”很显然，在这方面发生了不少的摩擦，而心怀不满的也大有人在。 例如，皮达可夫就是军事反对派中的一员。他现在是国家银行的行长。为了永远保住自己的官位，他可以投靠任何人和任何反对派。在三四年前，当他和我还属于同一个阵营的时候，我曾开着玩笑预言说，在发生波拿巴政变的情况下，他第二天照样会夹着公文包去办公室上班。现在我应该更加严肃地补充一句：如果这种事情没有发生，那只是因为没有发生波拿巴政变，也就是说，这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皮达可夫的过错。皮达可夫在乌克兰有相当的影响，这并非偶然，因为他是一位非常有教养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他无疑是一位具有意志力的行政管理人员。在最初的几年里，皮达可夫也有革命的激情，但是这种激情很快就被官僚主义的保守思想所取代。在军队建设工作中，我和皮达可夫的半无政府主义观点做斗争的方法是：迅速交给他重要的任务，迫使他从空谈转入实际的工作。这虽然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但在许多情况下都是不可替代的。出于行政管理方面的考虑，他很快就明白了，应该采用的恰恰是他过去曾经激烈反对的那些方法。像他这样的转变并不少见，军事反对派中的优秀分子很快就投入到了工作中。与此同时，我建议那些冥顽不化的人，按照他们主张的那些原则建立几支团队，并许诺向他们提供一切必要物资。结果，只有伏尔加河流域的一个县里的一群反对派接受了挑战，建立了一个团，但它丝毫也不比其他的团更出色。红军在各条战线上连战连捷，于是，反对派也就销声匿迹了。 察里津对于红军和军事反对派而言，都具有特殊的地位。那里的军事干部结成以伏罗希洛夫为核心的集团。这里的革命部队的领导人大都是北高加索农民出身的旧军队的军士。哥萨克和农民之间的深刻矛盾，使南方草原上进行的国内战争变得异常残酷，战争在这里深人到每一个村落，有时甚至导致一个个的家族被斩草除根。这是纯粹的农民的战争，它在当地有着深刻的根源，其残酷程度远远超过国内其他地区的革命战争。这种战争造就了许多坚强的游击队员，他们长于处理地方范围内的小冲突，而不能胜任较大规模的战斗任务。 伏罗希洛夫的传记叙述了这位工人革命家的生平：领导罢工、地下工作、监狱、流放。但与当今领导层中的许多人一样，伏罗希洛夫只不过是一位工人出身的民族民主主义革命者。这一点首先特别鲜明地表现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后来又在二月革命中得到了体现。在官方的伏罗希洛夫传记里，1914年到1917年这段时间是一片空白，不过，时下大多数领导者的情况大抵如此。产生这段空白的秘密在于：这些人在大战时期都成了护国主义者，并中断了所有的革命工作。在二月革命期间，伏罗希洛夫从左的角度支持古奇科夫—米留可夫政府，当然斯大林也是如此。他们都是一些极端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而决不是国际主义者。可以总结出这么一条规律：凡是战时是护国主义者、而在二月革命之后又成为民主主义者的布尔什维克，现在都是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调的拥趸。伏罗希洛夫也不例外。 伏罗希洛夫过去是卢甘斯克的工人，属于享有较多特权的工人中的上层。但从他的秉性和爱好来看，他不像一个无产者，而更像一个小业主。十月革命后，伏罗希洛夫自然就成了由下级军官和游击队员组成的反对派的核心，他们反对要求具备军事知识和更广阔视野的集中统一的军事组织。这样就形成了察里津的军事反对派。 伏罗希洛夫圈子里的人一说到军事专家、军事院校、最高司令部和莫斯科就满腹仇恨。由于游击队长们自己没有多少军事知识，所以他们每个人手下都有自己的“专家”，只是档次低了点。他们紧紧把持着自己的位子，时刻提防着那些比他们更有能力、更有学问的人。察里津军事领导人们对苏维埃南线司令部的态度并不比对白军的态度好多少，他们与莫斯科中央的关系也仅限于不断地要求补给。我们的军需品勉强可以维持，工厂里生产出的所有东西马上就发给各部队。当时，全国的其他部队没有一个能像察里津集团那样吞掉那么多的武器弹药。只要稍稍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他们立刻就会大呼小叫地说什么莫斯科的专家叛变了。水兵日沃杰尔是察里津常驻莫斯科的军方代表，他的工作就是勒索补给。在我们加强纪律之后，日沃杰尔就跑去当土匪了。后来，他好像是被抓住并被枪毙了。 斯大林在察里津呆了三个月。那时，反对我的斗争就成了他活动的主要内容。他把自己的亲信同土里土气的伏罗希洛夫反对派纠集到一起。但斯大林做得相当谨慎，以便自己随时都能脱身。 每天都不断接到总司令部和战线司令部对察里津的控告，诸如没办法让他们执行命令，无从知道他们在那里做什么，甚至连质询都得不到答复，等等。列宁不安地关注着冲突的发展态势。他比我更了解斯大林，显然他也怀疑到察里津人之所以这么顽固，是因为有斯大林在幕后撑腰。局面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我决定要在察里津建立秩序。在司令部与察里津又发生了一次新的冲突之后，我坚决主张召回斯大林。这事是通过斯维尔德洛夫办理的。他亲自乘紧急专列去找斯大林。列宁希望尽可能快地消除冲突，这当然是对的。当时我根本就没有把斯大林放在心上。1917年，他就像并不惹人注意的影子一样，在我眼前一闪而过，在战火纷纷的日子里我干脆就忘了他的存在。我想的只是察里津的军队，我需要南方战线有一个可靠的左翼。我亲赴察里津，不惜任何代价都要达到这个目的。在半路上，我遇到了斯维尔德洛夫，他谨慎地询问我的意图，然后建议我跟斯大林谈谈。当时斯大林在他的车厢里跟他一起回莫斯科。 斯大林用异常温和的口气跟我说：“难道您真的想把他们都赶走？他们可都是好小伙子！” “但是，这些好小伙子会葬送了革命。革命可不能等这些小伙子们慢慢成熟起来。我只想做到一点，那就是使察里津成为苏维埃俄国的一部分。” 几个小时之后，我见到了伏罗希洛夫。司令部里笼罩着惊慌的气氛。有人放出风，说什么托洛茨基是带着一把大扫帚来的，还带着20位沙皇将军来替换在我到来之前不久刚自封为团长、旅长、师长的游击队长们。我质问伏罗希洛夫，他是如何对待战线司令部和总司令部的命令的。他毫无顾忌地回答说，察里津认为，只需要执行那些在他看来是正确的命令。这简直太过分了！我向他声明，如果他不能保证准确无误而且是无条件地执行命令并完成战斗任务，我将立即把他武装押解到莫斯科送交军事法庭。在得到正式的服从命令的保证之后，我没有撤换任何一个人。察里津军队里的大部分共产党员都支持我。他们完全是出于良心，而不是恐惧。我视察了所有的部队，亲切慰问了游击队员。他们当中有不少非常优秀的战士，需要的只是正确的领导。我就这样回了莫斯科。从我这方面来说，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丝毫个人的偏见和不良的居心。我认为自己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个人因素在我的政治活动中从来没有起过任何作用。但是，我们在这场伟大的斗争所下的赌注实在是太大了，这使我根本不能瞻前顾后。因此，我时常几乎是每走一步，都不免会踩到某些人的痛处，伤害了他们的癖好和自尊心，因此会得罪一些人。斯大林费尽心机地把这些我曾经得罪的人网罗到一起，他有的是时间和个人兴趣来干这种勾当。从那时起，察里津的上层分子就成了他手中的得力工具之一。列宁刚刚病倒，斯大林就通过他的盟友把察里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当地的居民群众搞不明白这名字意味着什么。今天，伏罗希洛夫之所以能成为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在我看来，惟一的理由就是，在1918年我曾经不得不用押回莫斯科的威胁来迫使他服从命令。 我认为，用迄今尚未在任何地方公布过的党内通信的摘录来说明前面所叙述的军事工作，更确切地说是与之相关的党内斗争的军事工作，是不无意义的。 1918年10月4日，我从坦波夫通过专线对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说： 我坚决主张召回斯大林。察里津前线尽管有足够的兵力，但情况不容乐观。我保留他(伏罗希洛夫)的第十军(察里津军)军长的职务，条件是他必须服从南方战线司令部的指挥。截止到今天，察里津人甚至都未向科兹洛夫送交过战报，我责令他们必须一天两次呈送战况和侦察报告。如果他们明天还不执行，我将把伏罗希洛夫送交法庭，并将此事通令全军。距离发起进攻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必须赶在秋季道路变得泥泞之前，否则，那时这里的步兵和骑兵都将无法行动。没有时间进行外交谈判了。
斯大林被召回了。列宁清楚地知道，我这样做完全是处于工作上的考虑。但同时，他自然也担心我和斯大林之间的冲突，并力图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10月23日，列宁往巴拉绍夫给我发了封电报，他说： 今天斯大林来了，他带来了我军在察里津城下三次获胜的战报(实际上这三次胜利是微不足道的——托洛茨基注)。斯大林劝说伏罗希洛夫和米宁，说服他们不要离开部队并且完全服从中央的命令。斯大林认为，这两个人是非常可贵和难得的干部。据他说，让他们不满的惟一原因，是军火经常迟迟不到，20万士气高昂的高加索军队会因此而毁于一旦(这支游击队很快就一触即溃了，说明它根本就没有什么战斗力——托洛茨基注)。
我答复说，完全同意列宁的意见，于是斯大林被任命为南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可惜的是妥协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察里津的工作没有前进一步。12月4日，我从库尔斯克给列宁发电报：斯大林十分想到南线工作……他希望能在工作中证实他的观点的正确性……列夫·达维多维奇，我把斯大林的全部要求转告您，并请您考虑一下，给我一个答复：第一，您是否能与斯大林面谈一次，为此，他同意专程前往；第二，您认为可否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消除过去的摩擦而搞好共同的工作，这是斯大林一心所期望的。 至于我个人的意见，我认为，必须竭尽全力处好与斯大林的共事关系。 列宁 由于伏罗希洛夫使一切妥协的努力都变得徒劳无功，继续留任他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必须派新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新的指挥员来察里津。应把伏罗希洛夫调往乌克兰。
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从远处关注着“察里津人”的行动，还试图达成妥协。可惜，现在我手头没有他们发给我的电报。1月11日，我回复列宁：我的建议在没有遇到任何反对的情况下一致通过了。然而，就是在乌克兰，事情也没有任何改观。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无政府主义本来就已经给正确的军事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再加上背后仍有斯大林撑腰的伏罗希洛夫反对派的到来，使工作就完全无法开展了。 1919年1月10日，我从格里亚济车站给当时的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发电报： 我坚决声明：决不允许导致察里津军溃败的察里津路线再在乌克兰重演……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他们一伙人的路线将会葬送我们整个事业。 托洛茨基 妥协当然是必要的，但不是那种变质的妥协。事实上所有察里津人都聚集在哈尔科夫……我认为，斯大林对察里津的庇护是最危险的祸根，比军事专家的所有叛卖活动都更恶劣……
“妥协是必要的，但不是那种变质的妥协”。四年之后，还是因为斯大林的事情，列宁几乎原封未动地把我的话还给了我。这是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列宁准备粉碎斯大林集团。他从民族问题上展开了进攻。当我劝他妥协的时候，列宁回答说：“斯大林会做变质的妥协，然后马上就会耍花招。”托洛茨基 1919年3月，我在给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中反驳轻薄地与军事反对派眉来眼去的季诺维也夫： 我在此不想做个性心理学的分析来确定伏罗希洛夫到底属于军事反对派的哪个集团。但我要指出，我在对待他的问题上的惟一的错误就是，在为了事业的利益而应该断然采取强硬措施的时候，卸过分长久地(长达两三个月)试图通过谈判、劝诫或个人间的默契来达到目的。因为在对待第十军的问题上，我们的任务并不是说服伏罗希洛夫，而是在短期内取得军事上的胜利。 5月30日，列宁收到哈尔科夫方面传来的有关组成由伏罗希洛夫指挥的乌克兰独立军团的强烈要求。列宁通过专线就此向当时正在坎捷米罗夫卡车站的我征求意见。6月1日我答复列宁： 某些乌克兰人死乞白赖地要求把第二军、第十三军和第八军集中到伏罗希洛夫手中，这一要求是毫无道理的。我们需要的不是顿涅茨局部地区的军事行动的统一，而是抗击邓尼金的全部军事行动的统一……伏罗希洛夫之所以试图独揽乌克兰的军权和粮食资源，完全是顿涅茨地区乌克兰民族自决运动的结果，而这一运动是以反对基辅(即乌克兰政府)和南方战线为宗旨的……我毫不怀疑，这一计划的实施只能使局势更加混乱，并彻底破坏对该地区军事行动的领导。请您责成伏罗希洛夫和梅日劳克完成交给他们的具体任务。
6月1日，列宁致电伏罗希洛夫托洛茨基 无论如何都要立即停止空谈，全力做好军事工作。要抛弃一切建立乌克兰独立兵团的空想，放弃所有以隐蔽手法恢复乌克兰战线的企图。
列宁根据经验确信，很难控制无视任何组织纪律的乌克兰民族自决分子，当天，他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做出了如下决议，并立即下达给伏罗希洛夫和其他有关人员：列宁 中央政治局于6月1日举行会议，完全同意托洛茨基的意见，坚决拒绝乌克兰人提出的关于建立顿涅茨独立军团的提议。我们要求伏罗希洛夫和梅日劳克完成自己直接承担的任务……明后天托洛茨基将把你们召到伊久姆做更详细的安排。
第二天，中央委员会研究了关于伏罗希洛夫擅自将大部分缴获的军用物资拨给其下属部队的问题。中央做出如下决议：列宁，受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托 委派拉科夫斯基同志将有关情况电报通知在伊久姆的托洛茨基同志，并请托洛茨基同志采取最强有力的措施，以使该项物资转由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处置。 当天，列宁就通过专线通知我： 德边科和伏罗希洛夫擅自动用军用物资，一切都乱套了，他们不认真支援顿巴斯。 换句话说，我在察里津所极力反对的局面，在乌克兰又出现了。 如果说军事工作给我制造了不少敌人的话，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我没有时间瞻前顾后，而是用胳膊肘直接推开那些妨碍军事工作的人，或者在匆忙中碰到了那些游手好闲的人的痛处而得罪了他们，又没来得及道歉。有些人对此怀恨在心。心怀不满和受委屈的人找到了去斯大林那边的门路，还有一部分攀上了季诺维也夫。要知道，这两个人也自以为受了委屈。前线上的每次失利，都会引起那些心怀不满的人在列宁面前对我大肆攻击。那时候，斯大林就已经开始在幕后操纵这些阴谋活动了。那些人纷纷拿出书面材料，指责军事政策失误，说我袒护军事专家，还说我对共产党员采取的措施过于苛刻，等等。那些被撤职的高级军官以及没能如愿当上红军元帅的人们纷纷打报告，指责战略部署的致命危险和司令部的怠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全局的领导工作用去了列宁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他无暇视察前线或深入日常的军事工作。而我大部分时间都奔忙于各条战线，这给莫斯科那些在背后打小报告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那喋喋不休的聒噪也时不时地引起列宁的不安。等我下一次回到莫斯科的时候，他心里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疑虑和问题。但只需半个小时的谈话就足以使我们重新相互理解并达成完全的一致。当我们在东线战场上不断失利、高尔察克逼近伏尔加河的时候，在我直接从车站赶去出席的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列宁递给我一张便条，那上面写着：“我们能否赶走全部军事专家，任命拉舍维奇为总司令？”拉舍维奇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他在对“德”战争中获得军士头衔。我就在那张便条上写道：“简直是儿戏。”列宁皱着眉头看了看我，脸上做出一副很有意思的表情，好像是在说：“您对我也太严厉了。”实际上，他很喜欢这种直截了当、不留任何怀疑余地的回答。会后，我俩凑到一起，列宁详细询问我有关前线的情况。我说： “您问我能不能把旧军官都赶走，可您知道目前我们军队里有多少旧军官吗？” “不知道。” “您估计大概有多少呢？” “不知道。” “有不下3万人。” “有多少？！” “不下3万。如果出了一个叛徒，那至少有百个人是可靠的；如果有一个逃兵的话，那至少有两三个人是被打死的。再者说，我们用什么人把他们全部替换下来呢？” 几天以后，列宁就社会主义建设任务问题发表了演讲。他顺便提到：“不久前，当托洛茨基同志告诉我说，我们的军事部门里有几万名旧军官时，我就得出了一个具体的想法，那就是利用我们敌人的秘诀在哪里……如何用过去资本家去对付我们的那些砖头以建设共产主义！” 在差不多同时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因我留在前线未曾出席的情况下，列宁发言时满怀激情地捍卫了我提出的军事政策，驳斥了反对派的批评。就因为这一点，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有关军事部分的会议记录迄今仍未公开。 有一天，明仁斯基到南线来见我，这个人我早就认识了。在反动的年代里，他参加了极左派，或者按照他们(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杂志的名称，他们也自命为“前进集团”。不过明仁斯基本人的立场则又倾向于法国的工团主义。1910年，前进派分子在博洛尼亚为非法越境逃往意大利的10—15名俄国工人开设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讲习班。我在那里为他们讲了两周左右的有关办报的课程，并就党的战术问题和学员们进行了讨论。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了从巴黎来的明仁斯基。假如我说他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的话，这就最准确地说明了他留给我的印象。他好像是另外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什么人的影子，或者说是一幅尚未完成的拙劣的肖像画草稿。这种人是有的。只须根据他们那曲意奉承的笑容和闪烁的眼神，就可以看出他们正在为自己急于摆脱卑微地位的强烈愿望所折磨。我不了解他在革命期间的表现如何，或者干脆说有没有什么表现。但是在我们夺得政权后，他就被匆忙地塞进了财政部。他在那里没有任何积极作为，也可以说，他的积极作为只是暴露了他的无能。后来，捷尔任斯基把他留在了自己身边。捷尔任斯基是一个意志坚定、充满激情和有着高尚情操的人，他的个人魅力完全遮盖了“契卡”。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个埋在纸堆里的明仁斯基。只是当捷尔任斯基同他的副手温什里希特分道扬镰之后，他因为找不到其他人选，就提议让明仁斯基作为候选人，这时已经到了契卡的最后阶段了。大家都无奈地耸了耸肩。捷尔任斯基辩解说：“还能找谁呢？没人了呀！”但斯大林支持明仁斯基。斯大林一贯支持那些在政治上只有靠着机关的恩惠才能存在的人。于是，明仁斯基就成了斯大林在国家政治保安局里的一个忠实的傀儡。在捷尔任斯基死后，明仁斯基不仅成了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头头，而且还当上了中央委员。在官僚主义的舞台上，一个无能的木偶也可以被当做人来用。 但是在10年前，明仁斯基却试图去抱住另外一棵大树。他来我的车厢汇报军队特工处的工作情况。谈完公事以后，他就磨磨蹭蹭地赖在那里，脸上挂着一副讨好的笑容，既令人警觉又让人摸不着头脑。最后他问我，是否知道斯大林正在背地里搞阴谋来对付我。“什么？”我茫然不解地问道，因为当时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和担心。“他总是在列宁和其他什么人面前煽风点火，说您在自己身边网罗了一批人，专门是为了反对列宁……”“您是不是昏了头了，明仁斯基，请您回家睡觉去吧，我不想再说这件事情。”明仁斯基干咳了几声，垂头丧气地走了。我想，他就是那一天开始去寻找别的可以抱的大树了。 在工作了一两个小时之后，我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头。这个人和他那含糊其辞的话使我感到不舒服，就像吃饭时吞下了一小块玻璃一样。我开始回想并琢磨一些事情。斯大林的另一副面孔浮现在我的面前。很久以后，克列斯廷斯基向我谈起斯大林的时候说：“这是一个长着黄眼珠的恶棍。”就在明仁斯基来过之后，我的意识中曾第一次闪现了斯大林的黄眼珠。这事情过后，我在一次短期回到莫斯科的时候，仍像往常一样，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见列宁。我们谈了前线的问题。列宁十分留心日常的细节、小事和那些蛛丝马迹，这使他能够彻底了解事情的本质。他不能容忍对待活生生生活的那种粗枝大叶的态度。他在每个环节上都提出了他自己的独特的问题，我一一做了答复，同时欣赏着他那善于深入问题实质的本领。我们都笑了。列宁总是一个愉快的人，我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性情忧郁的人。在谈话快结束的时候，我向他提起了明仁斯基在南线去我那儿的情况。“莫非这些话里有些真实的成分？”我立刻就看出列宁变得激动起来，血一下子涌上他的脸。“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他不断地重复这句话，但口气并不是那么令人信服。我对他说：“我感兴趣的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您相信那些奇谈怪论，认为我在网罗人马反对您吗，哪怕是动一下这样的念头？”“那纯粹是一派胡言！”这一次他的语气是那么坚决，我立刻放下心来，仿佛头顶上的一片乌云消散了。我们告别时，格外热情。不过我明白了，明仁斯基的话绝不是无中生有。列宁之所以矢口否认而没有把问题说清楚，只是因为他担心会引发冲突、不和或个人之间的争斗。在这一点上，我完全理解他。然而，斯大林显然是埋下了恶毒的种子。只是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我才搞明白他是如何系统地来干这些勾当的，而且几乎是专干这些勾当，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做过一件重要的工作。一次，布哈林曾经教导我说：“斯大林这个人的品质首先是懒惰，其次是忌妒，对那些比他懂得多、比他能干的人总是怀恨在心。他甚至还在暗地里算计伊里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