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三十五章 保卫彼得格勒 在苏维埃共和国的各条革命战线上，总共有16个军。法国大革命时有14个军，与我们的兵力大体相当。我们的16个军中每一个都有自己虽不太久远但却非常辉煌的历史。只要随便说出哪个军的番号，脑海里立刻就会浮现出几十件独特的事迹。各个军的面貌尽管并不是一成不变，但总是鲜明而生动的。 守卫彼得格勒西部重要通道的是第七军。长时间在一个地方驻守对它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部队的警惕性减弱了。这个军的一些优秀干部和个别连队甚至是整个营，都被抽调其他战事频繁的战线上去了。对于需要不断激发其热情的革命军队来说，止步不前只能导致失败的命运，有时甚至引起灾难性的后果。这一次也是如此。 1919年6月，白军占领了芬兰湾的要塞“红山”炮台，几天后，红海军又把炮台夺了回来。最后发现，第七军参谋长伦德克维德上校把全部情报直接交给了白军，还有一些阴谋分子是他的同伙。这件事情动摇了全军。 7月间，经高尔察克认可的私人代表尤登尼奇将军成了白军西北军的总司令。8月问，在英国和爱沙尼亚的支持下，俄国“西北政府”成立了。驻在芬兰湾的英军舰队许诺尤登尼奇向他提供支持。 在我们本来就已经是生死攸关的时刻，尤登尼奇发动了进攻。当时邓尼金占领了奥廖尔，威逼军事工业中心图拉。如果他再向前一步，就打开了通向莫斯科的道路。南线的战事吸引了我们全部的注意力。来自西线的第一次有力的攻击彻底动摇了第七军。它几乎未做抵抗就溃退下来，抛弃了武器和辎重。彼得格勒的领导人，首先是季诺维也夫，向列宁报告了敌方武器装备在各方面是如何占据优势，说敌人有自动步枪、坦克、飞机，在侧翼还有英国重型炮舰的支援，等等，等等。列宁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要想击败尤登尼奇这支用最新技术装备的、由军官组成的队伍，我们只能削弱或者牺牲其他的战线，而首先是南方战线，但这样做是绝对不行的，连提都不能提。按照他的想法，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放弃彼得格勒以缩短战线。列宁在得出惨痛的退却是必要的这一结论后，就开始争取别人的支持。 我从南线回到莫斯科后，坚决反对这个方案。彼得格勒根本填不饱尤登尼奇及其主子的胃口，他们企图和邓尼金在莫斯科会合。尤登尼奇可以从彼得格勒弄到大量的工业物资和人力资源。此外，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之间并没有什么坚固的屏障。我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彼得格勒。当然，我首先得到了彼得格勒方面的支持，当时任政治局委员的克列斯廷斯基站到了我的一边，好像斯大林也同意我的观点。在那一昼夜里，我多次强烈批评列宁的意见。最后，他说：“既然这样，我们就试试吧。”10月15日，政治局通过了我提出的关于前线形势的决议案：“鉴于战局十分危险，必须真正把苏维埃俄国变成一座军营。对党组织和工会机构中的每一个党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工会的工作人员都要登记，做好应征入伍的准备。”接下来我还列出了具体的措施。关于彼得格勒，我们的原则是：“决不放弃”。当天我向国防委员会提交的草案中指出：“开展巷战，不放弃一寸土地，保卫彼得格勒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白军总共只有2．5万人，因此我毫不怀疑，即便他们能够攻人这座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但如果遭到我们组织得当的顽强的巷战抵抗，就必定会全军覆没。同时，我认为，为防爱沙尼亚和芬兰出兵干预也有必要事先拟定把军队和工人向东南方向撤退的计划，这是挽救彼得格勒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免遭全歼的惟一出路。 16日，我动身前往彼得格勒，第二天我就收到列宁的信： 托洛茨基同志：
我想，这封信相当清楚地表明，我和列宁之间工作中不可避免的、最尖锐的局部意见分歧在实践中消除了，而且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私人关系和共同工作。我不禁又想到，假如在1919年10月不是我反对列宁，而是列宁反对我；假如不是列宁而是我坚持要放弃彼得格勒，那么今天，可能会有铺天盖地的论著用各种语言来揭发“托洛茨基主义”带来灾难性后果的罪行。昨夜用密码给您发去……国防委员会的决议。您可以看到，您的计划已被采纳。关于把彼得格勒工人向南转移一事，当然也不会被否决(据说，您向克拉斯诺夫和李可夫详细谈起过此事)，但是过早谈论可能会影响斗争到底的决心。如果敌人企图包抄并切断彼得格勒与外界的联系，显然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对此，您当然可以临机决断……随信附上我受国防委员会委托起草的号召书，因为过于仓促，写得不好，最好把我的署名放在您的署名后面。敬礼 此致 列宁 在1918年的时候，协约国把内战强加在我们头上据说是为了能战胜德皇威廉。但现在已经是1919年，德国早已经被打垮了。而协约国却依然耗资数亿在革命的国度播种着死亡、饥馑和瘟疫。尤登尼奇是英、法两国豢养的一名佣兵队长，背后有爱沙尼亚的支持，左翼有芬兰的掩护。协约国要求这两个自身被革命解放了的国家来充当宰割革命的帮凶。在赫尔辛福斯和雷瓦尔都进行着无休止的谈判，天平摇摆不定，一会儿倒向这边，一会儿又倒向那边。我们不安地关注着这两个小国，它们像敌人的一副钳子一样悬在彼得格勒的头顶。 9月1日，我在《真理报》上发表过一篇意在警告敌人的文章： 当前我们调往彼得格勒战线的部队中，巴什基尔骑兵师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如果资本主义芬兰胆敢进犯彼得格勒，那么红色巴什基尔人将会在“向赫尔辛福斯进军”的口号下前进。
巴什基尔骑兵师是一支刚刚组建不久的队伍。我把它调到彼得格勒几个月的初衷是，让来自草原的健儿们有机会在城市文明的环境中生活一段时间，以便让他们接近工人群众、去俱乐部和剧院看看、参加群众集会。而现在又有了一种新的更为紧迫的任务，那就是用巴什基尔人的进军来威慑芬兰资产阶级。只是我们的警告没有尤登尼奇神速进展那么有分量。10月13日，他占领了卢加，16日，攻陷了红村和加特契纳，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彼得格勒，并准备切断彼得格勒至莫斯科的铁路线。尤登尼奇在发动进攻后的第10天，就已经打到了皇村(儿童村)。他的骑兵侦察分队已经能够从高处看见伊萨基辅大教堂的镀金穹顶了。 芬兰电台提前报道了尤登尼奇的军队占领彼得格勒的消息。协约国驻赫尔辛福斯的大使们正式向各国政府报告了这一消息，就这样红色彼得格勒陷落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欧洲甚至整个世界。在瑞典的一家报纸上，甚至出现了所谓的“狂热的彼得格勒世界周”的说法。 芬兰的统治集团格外狂热，现在不仅仅是军界赞同干涉，就连政界也支持丁。谁也不肯放过唾手可得的东西。芬兰社会民主党声称保持“中立”。一个白党的历史学家写道：“对武装干涉的辩论完全是财政方面的。”只要得到5000万法郎的保证金就够了：在协约国交易所中，彼得格勒的鲜血就值这点钱。 爱沙尼亚方面的问题也同样糟糕。10月17日，我在给列宁的信中写道：“如果我们像所希望的那样保住彼得格勒，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全歼尤登尼奇的部队。棘手的是，尤登尼奇在爱沙尼亚的避难权。需要让爱沙尼亚看好自己的边界，以防止尤登尼奇部队进入，否则，我们要保留进人爱沙尼亚境内追缴尤登尼奇的权利。”我的这个提议是在我们的军队把尤登尼奇赶走之后才通过的，但赶走他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 我在彼得格勒见到的是最严重的惊慌失措的情绪。一切都完了，部队节节败退，被打得七零八落。指挥员看着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看着季诺维也夫。季诺维也夫是惊慌失措的放射源。斯维尔德洛夫曾经对我说：“季诺维也夫就是惊慌失措。”斯维尔德洛夫很善于识人。事实的确如此：在一切都顺利的时期，用列宁的说法是在“平安无事”的时候，季诺维也夫就得意地飘上天了；而一旦势头不妙，季诺维也夫马上就会躺到沙发上唉声叹气，这样说可不是比喻，而是事实。我可以肯定地说，自1917年以来，季诺维也夫不是飘在天上就是躺在沙发上，我从来没有见过处在中间状态的季诺维也夫。而这一次我是碰上他躺在沙发上。在他的周围也有一些像拉舍维奇那样的英勇刚毅的人，但他们也都灰心丧气、无所作为。所有的人都有这种感觉，各个方面都是这样。我从斯莫尔尼宫打电话给军车车库要一辆汽车，但汽车没有按时赶到。我从调度员说话的声音里就能感觉到，无动于衷、悲观失望和坐以待毙的情绪已经渗入到行政管理机构的最底层。必须采取非常措施了，因为敌人已经到了大门口。像往常遇到这种情况时一样，我依靠我专列上的队伍，在最困难的条件下我都把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他们进行核查、施加压力、建立联系、替换不称职的人、堵塞漏洞。我绕开颜面丧尽的彼得格勒市委机关，越过两三级，直接深入区党组织、工厂和兵营等基层单位。在束手等待近期内把城市交给白军的时候，没有人敢于过多地出头。但基层一旦感觉到城市不会被放弃，而且在需要的情况下还将在城里的街巷和广场上进行抵抗的时候，他们的情绪马上就转变了。最勇敢和勇于自我牺牲的人都抬起了头。男女工人们成群结队地带着工兵器械从各个工厂里走了出来。那时，彼得格勒工人看上去十分可怜：由于吃不饱而脸上毫无血色、衣衫褴褛、破了洞的鞋子往往还不成双。 “同志们！我们能放弃彼得堡吗？” “不，决不放弃！” 妇女们的眼睛里燃烧着空前的激情，母亲、妻子、女儿们不愿意离开那虽不讨人喜欢却是温暖的窝。她们用妇女特有的高音喊道：“决不放弃。”她们的手里就像握枪一样地紧握着铁锹，不少妇女拿着真正的步枪或者守在机枪旁。全城被划分成几个区，由工人指挥部领导。重要的地段布上了铁丝网，选好了炮兵阵地，并预先标定了射击的目标。在广场和最重要的交叉路口部署了约60门大炮，并把它们掩蔽起来。河岸街道、街心花园、墙壁、栅栏、房屋都成了防御工事，在郊区和涅瓦河沿岸都挖了战壕。整个城市的南部变成了一座堡垒，在许多街道和广场上修建了街垒。从工人住宅区里散发出的新的气息传到了军营、后方和野战部队。 尤登尼奇离彼得格勒只有10到15俄里了。他所在的高地，正是我两年前曾经去过的那个普尔科沃，当时正值刚刚胜利的革命同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的军队展开生死较量的关头。今天彼得格勒的命运又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必须立即不惜任何代价制止退却的惯性。 10月18日，我发布命令要求：“在极度惊慌失措的地方，禁止谎报残酷战斗的情况。谎报军情以叛国罪论处。在军事上总是会有一些失误的，但不允许说谎，更不准自欺欺人。”按照一贯的做法我认为，在最困难的时刻首先必须向全军和全国说明严酷的真实情况。我把那天发生的一次毫无意义的退却公之于众： 某步兵团的一个连因为在自己的侧翼发现敌人的零星部队而惊慌失措。团长下令撤退，全团狂奔八到十俄里，退到亚历山德罗夫卡。经核实才搞清楚，原来他们侧翼是我们自己的部队……溃逃的团队表现得并不是那么糟糕，一当他们恢复信心就一路急奔回到了阵地。尽管天气寒冷，可他们还是跑得大汗淋漓，一小时就跑了八俄里。他们用很小的代价就击退了为数不多的敌人，夺回了原来的阵地。
在这个不大的事件中，我不得不充当了一次团长的角色，这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当溃退的部队乱作一团涌进驻扎在亚历山德罗夫卡的师指挥部时，我骑上顺手牵来的一匹马就来回地跑着让部队向后转。最初的几分钟曾引起了一阵混乱，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明白是怎么回事，有些人继续溃逃。我骑着马把他们一个一个地追回来，这时候我才注意到，我的传令兵科兹洛夫正紧紧地跟在我身后飞奔。他是莫斯科近郊的一个农民，在旧军队里当过兵。他像喝醉了一样，手里拿着纳甘式左轮手枪在退却的士兵中跑来跑去，不停地重复我的命令。他挥舞着手枪扯着嗓门大声喊着：“弟兄们，别害怕，现在是托洛茨基同志在率领你们……”这时大家以刚才撤退的速度转人了进攻，没有一名红军战士畏缩不前。大约跑了两俄里，耳边传来了可恶的子弹的呼啸声。冲在最前面的人受伤倒下了，团长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总是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全团刚刚收复先前放弃的阵地，团长的双腿就受伤了。我坐着卡车返回司令部，沿途收容着伤员。已经给了他们必要的动力，我深深地感到，我们能够保住彼得格勒。现在，我应该来说一说读者们可能已经有两次产生的疑问了，那就是作为一个统率全军的人，是否有权利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参加个别战斗。对这个问题，我可以这么回答：无论是对和平还是对战争而言，绝对的行为准则都是没有的。一切都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在专列上跟随我奔波于各前线的军官们不止一次地说：“在过去，这种地方就连师长都不肯来。”资产阶级的记者们不能理解我这种超出他们的认识水平的做法，因此只好用他们熟悉的语言，把这说成我是出于“自我宣传”的目的。 事实上，这种做法是由红军的产生条件和人员构成以及国内战争本身的性质决定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要知道，确立军纪、培养战斗素养、树立军事权威这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当时，尤其是在第一阶段，我们既没有能力仅仅依靠中央按照计划，向部队提供所有必要的东西，也不能用通令和半匿名的号召，以革命热情来感染这支在战火中建立起来的军队。只有今天在战士们面前赢得权威，明天上级领导的严格要求才会得到战士们的拥护。在没有传统的地方，尤其需要鲜明的榜样，个人的冒险是通往胜利的道路上必不可少的付出。 对那些陷入失利泥潭的指挥班子，必须进行彻底改组、更新和充实，对政委班子做了更大的调整。所有的部队都由共产党员从内部加强了。从远方调来了一些新的部队，军事学校的学生也被派到了前沿阵地。在两三天内，所有松松垮垮的后勤机构也都紧张了起来。红军战士吃得饱一些’了，换上了新内衣和靴子，听了报告，于是他们变得精神抖擞、士气高昂，总之，可以说是面貌焕然一新了。 10月21日，是决定命运的一天。我们的部队退到了普尔科沃高地，再往后退的话就意味着战火要烧到城里了。此前，白军的进攻几乎没有遇到过什么像样的抵抗。21日，我军在普尔科沃一线布防并进行反击，敌人的进攻暂时被制止了。22日，红军转入了进攻。尤登尼奇匆忙投入预备队，充实了防线。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到23日傍晚，我们攻占了皇村和巴甫洛夫斯克。与此同时，临近的第五十一军从南面压了过来，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白军的后方和右翼。转折开始了。那些在开始阶段被敌人打得惊慌失措又屡遭败绩的部队，竞相展开自我牺牲和英雄主义的竞赛。伤亡是惨重的。白军司令部断言，我方的损失更大。这是可能的，因为他们在作战经验和武器装备方面比我们有优势。然而，我方更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年轻的工人、农民以及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军校的学员们个个都奋不顾身，他们冒着机枪的扫射冲锋陷阵，拿着左轮手枪扑向敌人的坦克。白军司令部曾经描述过赤色分子的“英勇的疯狂”。 在开始的几天里，几乎没有抓到俘虏，投诚过来的人寥寥无几。现在，投诚和被俘的人数急剧增加。考虑到战争的严酷性，我在10月24日发布命令说：“不得杀害放下武器的俘虏和投诚者，违者严惩。” 我们发起了进攻，无论是爱沙尼亚人还是芬兰人都不再想干涉的事情了。两个星期之内就被击败的白军，败退到爱沙尼亚边境时已经溃不成军了。爱沙尼亚政府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无论是伦敦还是巴黎，都没有人再对他们感兴趣了。昨天还是协约国“西北军”的那支队伍，在饥寒交迫中覆灭了。大约有1．4万名伤寒病人被送进了野战医院。所谓的“狂热的彼得格勒世界周”就这样收场了。 后来，白军的头目抱怨英国海军上将考文，说他不守诺言，没有从芬兰湾方面给他们以足够的支援。这样的抱怨至少是言过其实了。我们的三艘驱击舰在夜间航行时触雷沉没，致使550名年轻的水兵葬身海底。这笔账，无论如何都要算到英国海军上将的头上。我在当天向陆海军将士发布了哀悼令： 红军将士们！你们在各条战线上都能遇到英国敌人的阴谋诡计，反革命军队用英国武器向你们射击。在申库尔斯克和奥涅格两地以及南线和西线战场上的仓库里，你们还可以找到英国制造的军需品，被你们抓到的俘虏穿的也是英国的制服。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和阿斯特拉罕，妇女和儿童们被英国飞行员用英国炸弹炸死炸伤，英国的军舰炮轰我们沿海地区……
在我们这里，社会民主主义教育的任务与战斗的任务是紧密相联的，在战火中进人人们意识的思想是牢固和永恒的。就是在今天，在我们与英国雇佣军尤登尼奇激战的时刻，我要求你们永远不要忘记存在着两个英国。与贪得无厌、强横暴虐、贿赂盛行和嗜血成性的英国并存在的，是一个勤劳、高尚、具有国际团结的伟大理想的英国。反对我们的是那个卑鄙、可耻、投机的英国，而拥护我们的是那个勤劳的人民的英国。(见1919年10月24日致陆海军将士第一百五十九号命令) 莎士比亚剧本里的悲剧情节与喜剧情节总是交织在一起，它与人类生活中伟大与渺小和卑鄙混在一起的道理如出一辙。 此时的季诺维也夫已经从沙发上爬了起来，又开始有些飘飘然，可以说是已经升到了半空中。他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向我颁发奖状： 保卫红色彼得格勒，是对全世界无产阶级从而也是对共产国际的不可估量的贡献。捍卫彼得格勒的首功应当归于您，敬爱的托洛茨基同志。我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向您赠送请您将它们授予在您的领导下立下卓越功勋的光荣的红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我还从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会以及其他组织得到了不少类似的奖状。我把锦旗交给各团，奖状交由秘书保存在档案里。很长时间以后，它们都被清除了出来，而季诺维也夫也已经到那山唱那调去了。格·季诺维也夫 现在，很难描绘甚至都很难回忆起当时因彼得格勒城下的胜利所引起的那种狂喜了。而且，这场胜利恰巧与南线最初几次决定性胜利同时来临。革命重新高高地昂起了头。列宁在10月中旬还认为战胜尤登尼奇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一胜利在他的眼里有着更大的意义。为了表彰我在保卫彼得格勒中的贡献，政治局决定授予我一枚红旗勋章。这一决定令我左右为难。在实行革命勋章制度的问题上，我也是几经动摇才同意的，因为就在不久以前我们刚废除了旧的授勋制度。在同意实行授勋制的时候，我的初衷是想以此作为对那些革命责任感不太强的人的额外鞭策，列宁也支持我的看法，于是授勋制度就建立起来了。勋章是颁发给那些在战火中出生人死、建立功勋的人，至少在那几年里是这样的。现在要把勋章颁发给我，如果不能否认勋章是对战功的证明的话，我是不能拒绝的，因为我也曾多次亲手颁发过这种证章。我只有服从而别无选择。 与这个问题相关的还有一段小插曲，其真正的含义我事后才明白。在政治局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加米涅夫吞吞吐吐地提议给斯大林授勋。加里宁义愤填膺地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给斯大林？真是莫名其妙。”人们开着玩笑制止了他，加米涅夫的提议通过了。休息时，布哈林责备加里宁说：“您怎么就不明白呢？这是列宁的主意。斯大林这个人，如果别人有的他没有，他就活不下去，他就会永远耿耿于怀。”我完全理解列宁的用心，也由衷地赞同他的想法。 颁奖仪式在大剧院里隆重举行，在那里召开了苏维埃党政机关联席会议，我在会上做了关于军事形势的报告。当主席最后点到斯大林的名字时，我带头鼓掌表示祝贺，但响应的掌声却少得可怜。全场由于不解而出现的冷场与先前的热烈欢呼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斯大林本人知趣地没有出席授勋仪式。 更令我满意的是，我的专列集体荣获了红旗勋章。11月4日颁布的嘉奖令上写道： 在10月17日到11月3日第七军的英勇战斗中，我们专列全体工作人员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克利格尔、伊万诺夫和查斯塔尔等同志在战斗中光荣牺牲；普列杰、德劳金、普林、切尔尼亚夫采夫、库普里耶维奇、特斯纳等同志英勇负伤；亚当逊、昔林、基谢利斯被震伤……其他人的名字我就不再一一列举，因为这样的话可能要把所有人的名字都点一遍了。在前线发生的这次转折中，我们专列的同志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几个月之后，一天列宁打电话问我：“您看了基尔杰措夫的书了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他是白党那边的人，是我们的敌人，他的书描写了尤登尼奇进攻彼得格勒的情况。”需要说明的是，列宁一般比我更注意白党的刊物。一天后，他又问我：“您看了吗？”“没有。”“要不要我把我的书给您送过去？”我应该也有这本书。我和列宁一样都能拿到从柏林寄来的新书。“您一定要看一看最后一章，这是敌人的评价，其中也谈到了您……”但我始终抽不出时间来看这本书。不久前在君士坦丁堡，这本书不知怎么就到了我的手里。我想起了列宁曾坚持要我看最后一章。下面就是那段令列宁十分感兴趣的评价，是尤登尼奇的一位部长写的： 10月16日，托洛茨基匆忙赶到了彼得格勒战线，他那旺盛的精力顿时就驱散了红色司令部里的惊慌失措的情绪。就在加特契纳被攻占之前的几个小时，他还企图在那里阻止白军的进攻。但是当看到实在是办不到的时候，他才匆忙从城里出去部署皇村的防御工作。大批的增援部队尚未赶到，他迅速集结了彼得格勒的军校学生，动员全彼得格勒的男性居民，用机枪(？！)把所有的红军部队赶回阵地，用他那强有力的措施使一切通往彼得格勒的关口都严阵以待……
没有人用机枪驱赶红军战士。然而，我们确实是保住了彼得格勒。托洛茨基成功地在彼得格勒当地组织起有着强大的精神力量的工人共产党队伍，并把它们投入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根据尤登尼奇司令部的证明材料，像狮子一样勇猛地战斗的，是这些队伍以及水兵营和军校学生，而不是(？)红军的部队。他们端着刺刀冲向坦克，虽然成排地倒在钢铁怪物的致命火力之下，但仍然坚守自己的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