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四十四章 被驱逐出国 从10月份起我们的处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们与同志们、朋友们甚至与在莫斯科的亲人们之间的联系突然中断了，信件和电报再也到不了我们的手里。我们通过特别途径得知，在莫斯科电报局扣押了数百封我的电报，在十月革命纪念日那天尤为多。对我们的包围圈越收越紧了。 1928年，反对派虽然受到疯狂的迫害，但仍然显著增强，在大型工业企业中尤其明显。而这又导致了对我们的镇压的进一步增强，其中包括完全禁止被流放人员的书信往来，甚至就连他们之间的通信也是不允许的。我们等着在此之后还会采取其他类似的措施，事情果然正如我们所料。 12月16日，从莫斯科来了一位国家政治保安局的特派全权代表。他以该机构的名义向我发出最后通牒：立即停止领导反对派的斗争，否则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使我与“政治生活隔绝”。当时，还没有提出把我驱逐出国的问题。据我理解，他这番话是指采取内部方式。我给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主席团写了信，作为对这一最后通牒的答复。我认为有必要把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摘录于此： 今天，12月16日，国家政治保安局委员会特派全权代表沃伦斯基以该委员会的名义口头向我提出如下最后通牒：
我对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全权特派员声明，只有在接到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书面最后通牒之后，才能做出书面答复。我拒绝做出口头答复，因为根据以往的全部经验，我坚信他们将恶意歪曲我的话，以误导苏联和全世界的劳动人民。“您的国内的同谋者的活动，”这几乎是他的原话，“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显然有了反革命的性质。我们在阿拉木图为您提供的条件使您完全有可能领导这些活动，有鉴于此，国家政治保安局委员会决定，要求您彻底终止您的活动。否则，委员会将不得不改变您的生活条件，以使您完全脱离政治生活，并相应地考虑改变您的居住地点的问题。” 但是，不管国家政治保安局委员会——它在这一问题上并未扮演独立的角色，而仅仅是在机械地执行我早就清楚的狭隘的斯大林派的老一套决定——今后将会如何行动，我认为有必要让全苏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知悉以下的情况： 要求我放弃政治活动，就意味着要求我停止为全世界无产者的利益而斗争，而这一斗争我从未间断过，已从事了32年之久，也就是占用了我的自觉生活的全部时间。对于那些企图把我的这项活动说成是“反革命活动”的人，我要在全世界无产者面前控诉他们践踏马克思和列宁学说的基础，损害世界革命的历史的利益，背叛十月革命的传统和教导，无意识但又更加危险地酝酿了热月政变的罪行。
在这个答复做出之后的——个月里，情况没有发生变化。我们与外界的联系彻底断绝了，其中包括与莫斯科的秘密联系。在整个1月份我们收到的只有莫斯科的报纸。报纸上关于反右斗争的报道越多，我们就越加确信对左派的打击马上就要临头了。这是斯大林政策的惯用手腕。放弃政治活动，意味着停止为反对苏联共产党现行领导的盲目性而斗争，这种领导为本已十分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增加了越来越多的政治障碍，而政治上的障碍正是由于机会主义无力执行巨大历史规模的无产阶级政策而引起的。 放弃政治活动，意味着放弃反对令人窒息的党的制度的斗争，这一制度反映了敌对阶级对无产阶级先锋队不断增强的压 放弃政治活动，还意味着消极地与机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妥协，这种政策正在破坏和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根基，阻碍无产阶级的物质与文化的发展，同时沉重地打击工农联盟这一苏维埃政权的基础。 党内的列宁一翼从1923年起，也就是从德国革命遭遇空前的失败那时起，就屡受打击。打击力量的不断增长与机会主义领导所导致的国际和苏联无产阶级后来的一系列失败是同时发生的。 理论的智慧和政治的经验同时证明，历史的倒退和反冲时期，也就是反动时期，不仅会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出现，也会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产生。在苏联、在对十月革命的反动不断增强从而为热月政变铺平道路的条件下，我们生活了六年。在党内，这种反动最明显、最彻底的表现就是对左翼的野蛮诽谤和有组织的迫害。 在最近几次反击赤裸裸的热月分子的尝试中，斯大林是靠着从反对派那里剽窃来的思想碎片生活的。他们自己无力创造。向左转的斗争使他们彻底丧失了稳定性，他们的实际政策没有坚强的核心，是虚假、自相矛盾和靠不住的。在这场虚张声势的反对右倾的危险战役中，有四分之三是做表面文章，这么做首先是为了在群众面前掩盖自己歼灭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真正的战争。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和盂什维主义者一致美化这场战争，因为这些法官们早就认定，“历史的真理”站在斯大林的一边。 要不是因为迎合官僚和小市民的盲目、怯懦而且无能的政策的话，在专政建立了12年之时，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条件无疑要好得多，国防也会更强大、更稳固；共产国际也会站在另一个更高的水平上，而不至于在社会民主党的叛变和出卖之下步步退却。 貌似强大的反动机关无法治愈的虚弱性在于，它不知道自己在于什么，不知道自己正在执行着敌对阶级的命令。对于那些来自革命阵营的破坏革命的派别，无论什么样的历史的惩罚都不为过。 反对派尽管目前貌似弱小，它的伟大的历史力量源于，它把握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脉搏，清楚地预见到了阶级力量的发展变化，能够预见明天并自觉地为它做准备。放弃政治活动，就意味着放弃为明天做准备。 他们那改变我的生活条件和使我彻底脱离政治活动的威胁，听上去好像根本就没有把我发配到这个离莫斯科4000公里、离铁路线和中国西部最荒凉省份的边界大约都有250公里、被最凶猛的疟疾和麻风病以及鼠疫联合肆虐的地方；好像斯大林集团——国家政治保安局是其直接工具——根本就没有无所不用其极地干他所能干的一切勾当，以便把我不仅与政治生活，而且与其他一切生活隔绝开。莫斯科的报纸要经过十天到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收到。来信在国家政治保安局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抽屉里放上一两个月，甚至三个月之后能到我的手里，已经成了罕见的例外。 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从国内战争时期开始就是我的最亲密的战友，他们自愿陪我到流放地，可是在到达后即遭逮捕，与刑事犯一起关在地牢里，然后又被分别流放到了遥远偏僻的北方。我那身患绝症的女儿，被你们开除出党并解除工作。她从莫斯科医院写给我的信，在路上走了73天，以至于她在去世之前，都未能见到我的回信。关于我那同样被你们开除出党、并解除工作的另一个女儿病重的来信，也在路上走了43天之后才于一个月前从莫斯科到了我的手里。询问健康状况的电报，常常到不了收报人的手中。几千名无可指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就是处在这样甚至更恶劣的条件下，而他们对十月革命和国际无产者做出的贡献，远远大于那些监禁和流放他们的人。 列宁在“遗嘱”中所说的那个“粗暴而不忠诚”的斯大林，在当时还没有暴露出他今天这些品性的百分之一。如今，狭隘的斯大林集团又在策划对反对派进行更为残酷的镇压，它总是试图假借国家政治保安局给反对派罗织“通敌”的罪名。现行当权派们在他们的小圈子里扬言：“这是为了群众的需要。”有时，他们会更加恬不知耻地说：“这是为了蒙骗傻瓜。”在整个国内战争时期主管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的、我的亲密助手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布托夫被他们逮捕。他们把他关押在骇人听闻的环境里，对这位纯洁、谦逊的人和无可指责的共产党员用尽一切非人的手段，逼他证实那些按照热月政变集团的旨意编造的纯属谎言的指控。布托夫以英勇的绝食作为回答，他绝食长达50天，最后于9月份死在狱中。他们使用暴力对那些忠于十月革命传统的优秀的工人—布尔什维克，从肉体和精神上进行摧残和折磨。这样的情况，今天在国家政治保安局委员会的口中竟然成了“没妨碍”包括我在内的反对派的政治活动。 为进一步隔绝而改变这些条件的可怜的威胁，无非是斯大林集团打算以监狱来代替流放而已。正如前面所说的，这一决定对我而言并不新鲜。它早在1924年就被列入了他们的远景规划之中，且经过几个步骤逐步变为现实，以便使被压迫受欺骗的党，逐渐适应斯大林的手段，这些手段当中所蕴含的粗暴和不忠诚，如今已演变为恶毒的官僚主义的厚颜无耻。 在提交给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声明”中，我们好像就预见到今天对我宣布的最后，通牒：“只有腐朽透顶的官僚才会向革命者提出这样的要求(即放弃政治活动，也就是放弃为党和国际革命服务)。只有卑鄙的叛徒才会承担这样的义务。” 今天，我对这几句不能做任何改动。 人各有志。你们想继续纵容与无产阶级为敌的阶级力量，而我们清楚自己的使命，我们要把自己的使命进行到底。 列·托洛茨基 莫斯科来的国家政治保安局特派员沃伦斯基一直留在阿拉木图等待指示，1月20日，他带着许多全副武装的国家政治保安局人员到了我的住处。他们把住所有的进出口，并向我出示了国家政治保安局于1929年1月18日所下达文件的摘要： 经审理：根据刑法第五十八条第十款，公民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一案被定为反革命案件，该犯犯有组织反苏维埃非法政党的罪行。该非法组织的近期活动旨在挑起反苏行动，并策划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判决如下：将公民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驱逐出苏联国境。
当他们要求我签字表示收到这一判决时，我写道： 1929年1月20日，国家政治保安局对我宣读了判决，该判决在实质上是犯罪的，在形式上是非法的。托洛茨基。
我之所以把这一判决称为是犯罪的，是因为它说我在策划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这显然是一派谎言。斯大林需要以这种谎言为借口把我驱逐出国，而这本身就是对苏维埃政权根基的最恶毒的破坏。如果如他们所说的，反对派真的是在十月革命的组织者、苏维埃共和国和红军的缔造者的领导下，策划武装推翻苏维埃政权的行动，那么这本身就说明国家正处于危急的关头。所幸的是，国家政治保安局的这种说法纯属一派胡言。反对派的政策与策划武装斗争毫不相干，我们完全坚信，苏维埃制度顽强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应变能力。我们的路线是内部改革的路线。当我要求他们告诉我，打算以何种方式把我驱逐到哪个国家的时候，我得到的答复是，到了俄罗斯的欧洲地界将由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代表前来通知我们。第二天我们开始忙着收拾东西，几乎全都是笔记和书籍。我在这里需要顺便说明的是，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工作人员对我们没有丝毫的敌意。22日凌晨，我和妻子、儿子以及押送人员坐上了大客车，沿着被轧平的雪路到了库尔达依山口。雪下得很大，被狂风吹起的积雪阻塞了山口。拖我们过山的大马力拖拉机连同它拖着的七辆汽车全部陷在了深深的积雪中。在山口的暴风雪中冻坏了七个人和不少马匹。我们不得不换成农用雪橇。三十来公里的路走了七个多小时。沿着被大雪吞没的道路散落着许多车辕高高翘起的雪橇、用来修建突厥斯坦一西伯利亚公路的物资以及煤油桶，它们都被厚厚的积雪掩埋了，而人和马匹都到附近吉尔吉斯人过冬的地方去躲避暴风雪了。过了山口，我们重新坐上了汽车，在皮什彼克换乘火车。沿途收到的莫斯科的报纸证实，他们正在为把反对派的领导人驱逐出境制造舆论。在阿克纠宾斯克区接到通过专线发来的通知，说我们被驱逐的目的地定在了君士坦丁堡。我要求与在莫斯科的两位家庭成员二儿子和大儿媳妇会面。他们被送到里亚日斯克火车站，在那里陷入了同我们一样的境地。国家政治保安局的新代表布兰诺夫一再劝说我，让我相信被驱逐到君士坦丁堡的诸多好处。我断然拒绝听他的种种说辞。布兰诺夫不断通过专线与莫斯科商量。莫斯科除了因为我拒绝承认自愿出国而引起的困难之外，几乎预料到其他所有的情况。我们的列车掉转方向沿着铁路缓慢地行使，后来停在一个几乎荒废了的小站的偏僻道岔上，两旁是小树林。就这样，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列车两旁的空罐头盒子越来越多，乌鸦和喜鹊聚到那里找吃的。那里偏僻、荒凉，就连只野兔都没有，是因为秋季异常严重的瘟疫把它们消灭光了。不过，狐狸的诡秘行踪一直到了列车跟前。火车头每天拉着一节车厢到大站去置办报纸和吃的。我们车厢里的人都得了流行性感冒。我们一遍又一遍阅读阿纳托里·法朗士的作品以及克柳切夫斯基的俄国史教科书。我第一次看到了伊斯特拉季的作品。气温降到列氏零下38度。我们的火车头不时地在铁轨上来回开动，以免被冻住。空中的电波往来不断，询问我们在哪里。我们听不到这些，只是在下象棋。不过即使我们听到了也无法回答，因为我们是在深夜被拉到这里的，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什么地方。 就这样过了12个昼夜。在那里，我们从报纸上得知又有数百人被捕的消息，其中有150人是所谓的“托派核心”。公布的名单里，有前格鲁吉亚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塔拉泽、前苏联驻巴黎贸易代表姆季瓦尼、我们的优秀的文学评论家沃隆斯基以及其他一些人。所有这些人都是党的重要活动家，都是十月革命的组织者。 2月8日，布兰诺夫宣布：尽管莫斯科方面多方努力，德国政府仍然坚决拒绝放你们去德国，现在接到了把你们送往君士坦丁堡的最终命令。“但我不会自愿去那里的，而且还要在土耳其边境声明这一点。”“这也没什么用，反正你们会被送到土耳其去。”“这么说，你们已经与土耳其警方串通好了，要强行把我送到土耳其？”他做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手势，似乎是在说：我们只是在执行命令。 我们的车厢在经过12昼夜的停留之后，又开动了起来。这趟短短的列车随着押送人员的增加而不断地变长。从皮什彼克开始，在整个途中都不准许我们走出车厢。现在列车开足马力向南方行驶，沿途只在小站加水和燃料。他们之所以采取这些极端防范措施，是因为他们还记得，1928年1月因为我被流放而引起的莫斯科的游行示威。沿途我们从报纸上得知一场新的反托洛茨基分子的大战役正在展开。从报纸的字里行间透露出高层围绕着把我驱逐出国的问题展开的斗争。斯大林一伙忙得不可开交，他们之所以这么忙是有原因的，那就是不仅必须克服政治上的阻力，而且还要克服自然的障碍。他们原打算用“加里宁号”把我从敖德萨运走，但是它却被冰冻住了。破冰船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莫斯科方面守在电话机旁不断催促，“伊里奇号”紧急升火起航。我们的列车在10日夜间到达敖德萨。我透过车窗望着那些熟悉的地方，在那座城市里，我度过了自己七年的学生生活。我们的火车一直开到了轮船的旁边。天气十分寒冷。尽管是在深夜，码头仍然被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密探和武装人员团团围住了。我们在这里与小儿子和大儿媳妇告别，他们陪着我们过了那两周的监禁生活。我透过车窗看着那艘指定给我们乘坐的轮船，回想起了另外一艘同样强行把我们带走的轮船。那是于1917年3月发生在哈利法克斯附近的事情了，当时英国水兵在无数乘客的面前，从挪威邮轮“赫里斯蒂安尼亚峡湾号”上把我架走。那时，我的家庭也是由这些成员组成的，只是都比现在年轻12岁。 既没载货也没载乘客的“伊里奇”号，在深夜一点左右起锚离港。靠近岸边60海里的航程需要用破冰船开路。我们只感受到了刚刚还在那里肆虐的风暴的余威。2月12日，我们摆脱风暴，驶进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在比尤克—戴尔，土耳其的警察上船来检查旅客。除了我们一家人和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工作人员之外，船上并没有其他的乘客。我把如下声明交给警察，请他转交土耳其共和国总统凯末尔—巴沙： 总统阁下：在君士坦丁堡的大门口，我有幸通知阁下，我之所以来到土耳其边境，并非根据我本人的选择。我是在暴力胁迫下跨越这条边境的。
这项声明没有引起什么后果。轮船继续朝着目的地驶去。我们在路上走了22天，跨越了6000公里，最后来到了君士坦丁堡。敬请总统阁下接受我的敬意。 列·托洛茨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