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三十二章 和平 在整个秋季，每天都有前线的代表来到彼得格勒苏维埃。他们声明，如果在11月1日之前不能签订和约，那么士兵们将亲自返回后方，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争取和平。这已经成了前线上的口号。士兵们成群结队地离开战壕。十月革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这种现象，但是没能维持多久。 二月革命使士兵们明白了是拉斯普京一伙在操控着他们，并把他们拖进了这场毫无意义的卑鄙的战争中，他们看不到继续进行这场战争的理由，只是因为年轻的律师克伦斯基恳求他们这么干下去。他们想回家，回到自己的亲人身边，回到自己的土地上，走向革命，因为革命许诺给他们土地和自由，但是眼前却仍然让他们忍着饥饿待在前线那虱子横行的泥坑里。被士兵、工人和农民激怒的克伦斯基，把他们叫做造反的奴隶。他实在是不懂啊，革命正是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的暴动。 在暗中庇护和鼓动克伦斯基的布坎南曾经一不留神，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向我们道出了战争与革命对他和他的同伙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1916年，对俄国来说是可怕的一年，在这一年，沙皇军队溃败，国家经济崩溃，俄国的仆从纷纷倒台，俄国政府在拉斯普京的摆布下频频更迭。但是，十月革命过了好几个月之后，布坎南在回忆自己的1916年克里木之行时，是这样描述俄国的这一年的： 在我们访问过的一座最荚丽的庄园里，我们不仅享受到用盛在银盘子里的面包和盐的方式向我们表示的热情欢迎，并且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还在汽车里见到一个大箱子，里面装着几打陈年的布尔冈红酒。吃早餐时，我品尝了这种酒，对它的荚味赞不绝口。今天再回想起当年那一去不复返的幸福(！)的日子，想着那些曾经盛情款待我们的人们正在忍受着贫穷和灾难的煎熬，心中感到无比的忧伤。
在这里，布坎南想到的仅仅是过去克里木美丽庄园主人的苦难以及银盘子和布尔冈红酒，而不是战壕里的士兵和在饥寒交迫中排着长队的母亲们的痛苦。当你读到这些无耻而又无聊的语句的时候，一定会对自己说：难怪世界上会发生十月革命！难怪十月革命不仅清除了罗曼诺夫王朝，还清除了布坎南和克伦斯基。在前往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的途中，当我第一次穿越我军前方阵地时就已经明白了，我们战壕里的同志们已经不可能对德国狂妄的要求做出什么有效的回击了，因为我们的战壕几乎空了。在布坎南一克伦斯基实验之后，没有一个人再敢说什么继续作战的话了，即便是有条件的也不行。和平，无论如何也要和平！……后来，有一次我从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回莫斯科的时候，我劝说一位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驻前线的代表，希望他给我们代表团一点有力的支持。他回答说：“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我们不可能再回到战壕里了，士兵们不会理解我们，反而会说我们是在继续欺骗他们，就像克伦斯基一样。 显然，战争已经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在这一点上我与列宁没有丝毫的分歧。我们以同样的困惑不解的目光看着布哈林以及其他的“革命战争论”的信徒。 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就是霍亨索伦王朝的政府在反对我们的战争的道路上究竟还能走多远？在那些天里，切尔宁伯爵在写给他的一位好友的信里说道，要是能有足够的力量，那才不会同布尔什维克谈判，而是挥军直向彼得堡，在那里建立秩序。他的这种恶毒的愿望真够强烈的。但是他们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呢？霍亨索伦王朝是否能够驱使他们的士兵去反对要求和平的革命呢？二月革命以及后来的十月革命到底对德国军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一影响能在多长时间内表现出来呢？当时，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还是未知的。因此就应该在谈判过程中努力找出它们，为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尽可能地拖延谈判，以便让欧洲的工人有时间来很好地理解苏维埃革命的事实以及革命的和平政策。更重要的是，协约国刊物以及俄国妥协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的报刊，预先把和谈说成是一出早已分配好角色的喜剧。甚至在德国，当时社会民主党中的反对派也很乐意把自己的无能转嫁到我们的头上，在他们之中也谈论着布尔什维克同德国政府达成协议之类的话题。而且这样的说法在法国或英国显得更加可信。事情再明白不过了，如果协约国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成功地引起工人群众对我们的不满，则必将极大地减轻今后对我们发动武装干涉的困难。因此，我认为，如果对我们来说单独媾和不可避免的话，那么在签署协议之前，无论如何也必须要给欧洲工人以明确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我们和德国统治阶级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正是在这些想法的影响下，我去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进行政治示威，它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我们要停止战争，要复员军队，但是不签署和约。我这样想：如果德国帝国主义不能推动他们的军队进攻我们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取得了巨大胜利，其结果是难以计量的；如果霍亨索伦王朝还有可能对我们进行打击，我们总还来得及尽早投降。我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包括加米涅夫)商议并征得他们同意之后，就给列宁写了一封信。他回复我说：“待您回莫斯科后面谈。” 列宁答复我的理由时说：“假如霍夫曼将军真的无力调动他们的军队对付我们的话，那真是再好不过了，但这种希望很渺茫。他可以为此专门从巴伐利亚突击集团中抽调几个特种装备的团。难道进攻我们还需要很多人吗？您自己也说过战壕里都空了。要是德国再次开战的话，怎么办？” “那时我们将被迫签署和约，但是到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会明白，我们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了，仅凭这一点就可以给关于我们和霍亨索伦王朝有幕后勾结的谣言以彻底的打击。” “当然，这样做也有它的优点，不过毕竟太冒险了。如果需要牺牲我们来换取德国革命的胜利，我们一定会这么做，因为德国革命比我们的革命重要得多。但是德国革命什么时候才会到来呢？我们不知道。而现在，世界上没有比我们的革命更重要的了。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也要确保它的安全。” 除了这个问题本身的困难之外，还有更严重的党内的困难。在党内，至少在它的领导层，坚决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的态度占了绝对的优势。我们的报纸上刊登的有关布列斯特谈判的速记汇编资料，助长并加剧了这种情绪。左派共产主义集团最鲜明地表现了这情绪，他们提出了革命战争的口号。 党内斗争日益激烈。与时下的无稽之谈相反，它并不是发生在我和列宁之间，而是发生在列宁与党的大多数党的领导机构之间。这—·斗争的基本问题是：我们今天能否发动一场革命战争？一般而言，一个革命的政权是否应该与帝国主义签订协议？我完全站到了列宁的一边，同他一样对第一个问题的答复是否定的，对第二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 第一次更大范围地对分歧进行讨论是在1月21日召开的党的积极分子的大会上。会上出现了三种观点：列宁主张拖延谈判，到对方提出最后通牒时赶快投降；我认为必须把谈判引向破裂，甚至冒着德国发动新的进攻的危险，这样，如果不得不投降的话，就可以在对方公然使用武力的时候再投降；布哈林主张战争以进一步扩大革命的范围。在1月21日的会议上，列宁与持革命战争论观点的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而对我的意见只是简单地批评了两句。持革命战争论观点的一方得了32票，列宁得了15票，而我得了16票。这样的结果还不足以完全体现出党内的主导情绪。如果不是在群众中，而是在党的领导层中，党的“左翼”比在这次会议上还要更强大一些。这就保证了我的意见会取得暂时的胜利。布哈林的支持者们认为，我的意见与他们的更接近。相反，列宁则认为，而且是完全有根据地认为，拖延做出最后决定将保证他的观点取得胜利。在这个阶段，需要向我们党自身说明真实状况，这决不亚于要向西欧工人说明真实状况。在所有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中，列宁都只是少数。人民委员会建议各地方苏维埃就战争与和平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到3月5日有二百多个苏维埃给予答复，其中只有彼得格勒和塞瓦斯托波尔这两个大的苏维埃有保留地赞成和平。相反，许多重要工业中心，例如莫斯科、叶卡捷琳堡、哈尔科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伊万诺夫—沃兹涅先斯克、喀琅施塔德等等，以压倒性多数赞成中止谈判。这就是我们当时党各个组织的情绪，就更不用说左派社会革命党了。在这个时期如果要执行列宁的观点，势必导致党的分裂和国家的政变，不会有其他的结果。但是，每延长一天，支持列宁的人数就会增加一些。在这种情况，“不战不和”的主张实际上是一座通向列宁立场的桥梁。党内的大多数人，至少是党的领导都通过了这座桥梁。 列宁追问我说：“那好吧，假如我们拒绝签订和约，而德国人因此转入进攻，到那时您怎么办？” “到那时，就在刺刀下签订和约，那样的话，全世界就都会清楚我们的情况了。” “到那时您不会支持革命战争论吧？” “无论如何都不会支持。” “如果这样，再试一试就不是那么危险了。不过我们要冒着失去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风险。”列宁狡黠地笑了笑，补充说：“哪怕只是为了能和托洛茨基同志保持良好的和平，即便失去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是值得的。”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1月22日，在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性会议上通过了我的提案：拖延谈判；如果德国提出最后通牒就宣布停战，不签署和约；进一步的行动视情况的发展而定。1月25日深夜，召开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和我们当时的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同样的决议。当时，由两个中央委员会做出的决定通常被视为人民委员会的决定。 1月31日，我从布列斯特通过直通线路向列宁报告： 在德国报刊上，无数的流言蜚语中有一条荒诞不经的报道，似乎是说我们准备示威性地不签署和约，好像是在这个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党内还发生了分歧等等。我在这里指的是他们援引的《政治家报》斯德哥尔摩电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政治家报》是霍格伦的机关报，如果这家报纸上确实刊登了此类报道的话，我倒想问问它的编辑部怎么会刊登如此骇人听闻的胡言乱语。资产阶级的报纸上充斥着各式各样的谣言，所以德国人未必会重视它们。但是现在是左翼报纸，而且这家报纸还有常驻彼得格勒的编辑，这就使它的报道具有相当的权威性。而这只能给我们的对手造成思想上的混乱。
对这封短信需要做些说明。当时普遍认为，用休斯式电报机发报可以防止电文被窃听和截收。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布列斯特德国人对我们直接发送的来往电文是了如指掌的，我们认为，以他们的技术水平要做到这一点绝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又不可能把全部的往来通信都译成密码，而且我们也不太相信密码。再加上霍格伦的《政治家报》以它那不合时宜的第一手消息给我们帮了个倒忙。所以我发这封电报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警告列宁，让他知道我们党内决议的秘密如今已在国外到处传扬，而且也是希望借此把德国人引入歧途。我之所以用“蠢驴”这个极不文明的词来称呼报界人士，仅仅是为了增加这封电报的可信性。我不知道这封电报到底对屈尔曼起到了多大的迷惑作用。但无论如何我在2月10日的声明都令我的对手们大感意外。切尔宁在他2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托洛茨基拒绝签字，战争结束了，但没有和平。”在奥地利和德国的报刊上，充斥着有关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整个俄国的惨状的报道，他们说，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机枪声不绝于耳等等。因此，完全有必要委派一个精明强干的人，专门负责向彼得格勒通讯社和广播电台提供有关国家每日状况的消息。如果季诺维也夫能承担这项工作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这将具有重大的意义。重要的是，这类消息应该先呈送沃洛夫斯基和李维诺夫，这件事可以通过契切林来办。 我们这里的会纯粹是在走过场。德国人尽力拖延谈判，很显然这是由于他们的国内危机导致的。德国刊物开始散布谣言，说我们根本不想要和平，而一心只想把革命引到其他国家。这些蠢驴们根本就理解不了，正是从欧洲革命发展的角度看，尽快实现和平对我们才有重大的意义。 能否采取措施驱逐罗马尼亚大使。我认为，罗马尼亚国王现在正在奥地利。据一家德国报纸报道，在莫斯科存有的不是罗马尼亚的民族基金，而是罗马尼亚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当然，德国政府是完全站在罗马尼亚一方的。 您的托洛茨基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斯大林一季诺维也夫一伙在19N年竟然试图把事情说成这样，好像我在布列斯特的所作所为都是违背党和政府的决议。这些不幸的谎言制造者们竟然都懒得去翻一翻以前的记录，或者重新看一看他们自己当年发表的声明。2月11日，也就是我在布列斯特发表声明的第二天，季诺维也夫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曾发表演说，他说：“我们代表团找到的、摆脱当前困境的出路是惟一正确的选择。”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放弃投票的情况下，由季诺维也夫本人提出的、赞同拒绝签署和约的决议案以多数赞成、一票反对的结果获得了通过。 2月14日斯维尔德洛夫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大会上，就我的报告提出了布尔什维克党团的议案，这个议案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听取并审议了和谈代表团的报告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赞同我们的代表在布列斯特的做法。”在2月11日到15日期间，没有一个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不赞同苏维埃代表团的做法。1918年3月，季诺维也夫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声明：“托洛茨基说，他是根据中央委员会大多数成员的决定而行动的，这一点是正确的，对此没有任何人持有不同意见……”最后，列宁也是在这一次代表大会上这样说：“中央委员会……接受了不签署和约的意见。”但所有这些并没有妨碍共产国际制造一个新的信条，似乎在布列斯特拒绝签署和约是我托洛茨基一个人干的。 在德国和奥地利的10月罢工之后，对于德国政府是否会决意发动进攻的问题，所有的人，不论是我们，还是德国政府自己，都不像现在这些事后聪明佬们看得那么清楚。2月10日，德国和奥匈帝国代表团在布列斯特得出结论说：“托洛茨基声明所表达的状态是可以接受的。”只有霍夫曼将军一个人对此表示反对。用切尔宁的话说，第二天，屈尔曼在布列斯特闭幕会上满怀信心地指出，必须接受和平的现实。对方的这种情绪很快就传到了我们的耳朵里。我们代表团都是带着德国人不会发动进攻的印象从布列斯特返回莫斯科的。列宁对取得的结果十分满意。 不过他还是问了一句：“他们不会骗我们吧？” 我们摊开双手，好像是在说不太像。 列宁说：“嗯，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最好了，我们既保全了面子，又摆脱了战争。” 然而，刚过了两天，我们收到留在布列斯特的萨莫伊洛将军发来的电报，他说：根据霍夫曼的声明，将从2月18日12时起对我们恢复战争状态，并建议他本人离开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列宁最先拿到了这封电报。我当时正在他的办公室里同他一起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谈话。列宁默默地把电报交给我，他的眼神立刻就使我感觉到情况不妙。列宁很快结束了与社会革命党人的谈话，以便我们单独讨论当前的局势。 “看来，他们到底还是骗了我们。我们只争取到了五天的时间……这只野兽什么也不会放过。现在看来，只要德国人同意按照原来的条件签订合约，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仍然主张等待霍夫曼采取真正的进攻行动，以便使德国工人和协约国工人知道，进攻是事实，而不是虚言恫吓。列宁反对说：“不行。现在连一个小时都不能再耽搁了。我们已经试过了。霍夫曼想打仗，而且也能够打仗。不能再拖了。这只野兽马上就会扑过来。” 3月，列宁在党的会议上说：“我们之间(即他与我之间)曾有言在先，那就是坚持到德国发出最后通牒，一旦德国人发出最后通牒，我们就投降。”这个条件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列宁同意不在党内公开反对我的方案，只是因为我答应过他：决不支持那些持革命战争论的人。这一伙人的正式代表乌里茨基、拉狄克好像还有奥辛斯基曾来找我，建议我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我明确地对他们表示，我们的立场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当德国统帅部警告要结束停战状态时，列宁曾对我提起我们之间的约定。我回答他说，我指的不是口头上的最后通牒，而是德国人实际的进攻行动，这种进攻行动将使人们对德国人和我们之间关系的真相没有丝毫怀疑的余地。在2月17日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列宁要求对一个预想的问题进行表决：“假如德国人开始进攻，而德国国内并没有发生革命的起义，那么，当我们面临这种情况的时候，是否签署和约？”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布哈林和他的同志们选择了弃权，克列斯廷斯基同意他们的立场；越飞投了反对票；列宁和我投了赞成票。第二天早晨，我对列宁关于立即发电报通知德国人我们已准备签署和约的建议，投了反对票。但是，在这一天里我们接二连三地收到电报，报告说德国人转入进攻、夺取我们的军需品以及向德文斯克方向进攻等等。晚上，我对列宁签署和约的建议投了赞成票，因为现在德军入侵成了举世皆知的事实，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 2月21日，我们收到了德国方面提出的新的条件，似乎他们提出这些条件就是打算使和约无法签署。众所周知，在我们的代表团到达布列斯特时，他们的条件变得更加苛刻了。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列宁在内，在一定程度上都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认为显然德国人已经同协约国达成了摧毁苏维埃的协议，而且准备在俄国革命的尸骨上商讨西线的和平问题。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很显然，无论我方做出什么样的让步都于事无补。乌克兰和芬兰局势的发展有力地使天平倾向于战争的一端。时刻都有坏消息传来。据报，德军已经在芬兰登陆，芬兰工人开始溃败。我在离列宁办公室不远的走廊里碰见了他。他十分激动，无论是在此前还是此后，我从来没有见他那么激动过。 他说：“是的，我们不得不打了，尽管我们什么都没有。看来，没有别的什么出路了。” 但是，十几分钟后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的时候，他说： “不，不能改变政策。我们出兵并不能挽救芬兰的革命，而且很可能还会毁了我们自己。我们要尽可能支援芬兰工人，但是不能离开和平的立场。不知道这样能不能救我们。但是，无论如何这是目前惟一可能得救的出路。” 我对以彻底投降的代价来换取和平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但列宁决意在谋求投降的道路上走到底。由于他在中央委员会并不占多数，投票结果就取决于我的一票。我选择了弃权来保证列宁能以一票的优势获胜。我正是这样来说明白己弃权的理由的。我想，假如投降不能够换来和平的话，我们将使党的阵线变为敌人强加给我们的武装保卫革命的战争。 在私下的谈话中，我对列宁说：“我感到，如果我申请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这在政治上是恰当的。” “为什么？我希望我们不搞议会制的那一套。” “但是对德国人来说，我的辞职将意味着我们的政策的彻底转变，这将使他们更加相信，我们这一次是真的准备签订和约。” 列宁想了一下说：“也许，这是一条有分量的政治理由。” 2月22日，我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做报告时说，法国军事代表团向我提出建议，说法国和英国将为我们的对德战争提供援助。我表示可以接受这项建议，当然，是在我们保持对外政策完全独立的前提下。布哈林坚持不能与任何帝国主义达成任何协议，而列宁坚决支持我。中央委员会以6票对5票通过我的建议。记得，当时列宁口授的决议案是：“全权委托托洛茨基同志接受法国帝国主义强盗的援助，以抗击德国强盗。”他永远都喜欢这种不留任何疑虑的方式。 散会后，在斯摩尔尼宫长长的走廊里，布哈林追上我并用双手抱住我号啕大哭起来，他说：“我们这是在干什么呀！我们把党搞成了一堆臭粪。”布哈林一向容易流泪，喜欢表露自然情绪。但这一次，情况的确是令人痛心的。革命当时真的是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中！ 3月3日，我们的代表团看也没看和约的条款就在上面签了字。正如克列孟梭预料的那样，布列斯特和约就如同刽子手的绞索。3月22日，德国国会批准了和约。德国社会民主党预先对未来的凡尔赛原则投了赞成票。独立派投了反对票，他们才刚刚开始画那一条无效的曲线，它最终仍会把他们送回到出发点。 回顾走过的道路，在1918年3月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我相当明确而全面地表述了自己的立场，我说： 假如我们真的希望得到最好的和约条件，那么在11月就应该同意签署和约，但是对此没有人(除季诺维也夫外)表示赞成。所有的人都主张进行宣传，都希望德国、奥匈帝国和全欧洲的工人阶级走上革命的道路。然而，我们之前同德国人进行的全部谈判所具有的革命化意义，取决于人们对它相信的程度。在第三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我已经向党团通报过关于奥匈帝国前部长格拉茨曾说过的话，他说，对德国而言，只需要任何一个借口就对我们提出最后通牒。他们认为，我们这样做就是要让对方提出最后通牒……我们应该尽早签署一切条约；我们在上演一出革命的滑稽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签订和约，我们就有失去雷瓦尔和其他一些领土的危险，但是如果签得太早，我们就有失去全世界无产阶级或者其中大部分人的同情的危险。我也像一些人那样认为，德国人也许不会发动进攻，但同时我又认为，如果他们真的发动进攻，我们总还是有时间签署和约的，尽管条件要更加苛刻。 随着时间的流逝，世人会越来越清楚我们没有其他的出路。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时，李卜克内西在狱中这样写道： 从对于日后发展的角度来说，无论如何都不能认为，今天的结局要比2月初在布列斯特投降的结局更糟糕。恰恰相反，今天这样的投降至少说明了，先前所有的反抗都是最糟糕的，而且还表明，最后的屈服是“无奈之举”。德国人最终的进攻令人发指的无耻和野蛮，它彻底打消了人们的一切怀疑。(第51页)
战时，当李卜克内西最终学会与庸碌无能的哈阿兹划清界限之后，他很快就成长起来。毋庸赘言，李卜克内西是一位具有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概的革命者，但是他只把自己造就成了一位战略家。这一点，从他个人命运和革命策略的问题上都可以反映出来。他根本就不顾及个人的安危。在他被捕后，许多朋友都为他那种奋不顾身的“轻率”而摇头叹息。列宁与李卜克内西完全相反，他时刻都把首脑的安全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作为总参谋部的首长，他永远都记着在整个战争期间应该时刻保证统帅部的安全。而李卜克内西是一个亲自率领自己的部队冲锋陷阵的军事长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他很难理解我们的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战略。起初，他希望我们不假思索地向命运挑战，迎难而上。那个时期，他不止一次地批评了“列宁一托洛茨基政策”，并且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对列宁路线和我的路线不加任何区分，他这样做也是不无道理的。但在后来，李卜克内西又对布列斯特策略做了另一种评价。到5月初他已经是这样写的了：俄国苏维埃最需要的不是示威和宣言，而是强大实际的力量。为此，无论如何，除了激情之外还需要智慧和时间，而智慧也是为了赢得时间，哪怕是最高昂、最明智的激情也离不开时间。 真理为自己铺平了道路，但胡说八道也能长久横行于世。美国教授费舍尔在他那本关于苏维埃俄国最初几年的大部头作品《苏维埃俄国的饥荒》里，把苏维埃永远不再进行战争、永远不同资产阶级国家签订和约的思想强加在我的头上。同其他人一样，费舍尔也是从季诺维也夫以及那些追随者那里抄袭来这一荒诞公式的，并且再掺进一些连他自己都搞不懂的东西。我的那些过时的批评家们早就把我在布列斯特问题上的主张同一定的时间和地点割裂开来，并把它们变成万能的公式，以便更轻松地再把它们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在此，他们并没有注意到“不战不和”的状态，更确切地说，也就是不签和约、不进行战争的状态，本身并不包含任何不合常理的东西。就是今天，我们与美国和英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国家之间也正是这样的关系。当然，这种关系并不符合我们的意愿，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不过，也有我们有意与之保持不战不和状态的国家，那就是罗马尼亚。当我的批评者们把他们认为是荒谬绝伦的万能公式强加于我的时候，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却对苏联与许多国家的实际关系就是这种“荒谬”公式的翻版这一事实，视而不见。 列宁本人怎样看待那已成为过去的布列斯特时期呢？总的来说，他认为，我们之间的分歧纯粹是根本不值一提的细枝末节问题。相反，他不止一次地说起过关于“布列斯特谈判的重大的宣传鼓动意义”(列宁于1918年5月17日的讲话)。布列斯特和约签署一年之后，列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指出：“由于与西欧以及其他国家的彻底隔绝，我们得不到任何客观材料来判断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可能的速度和形式。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导致党内在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上出现了不少分歧。”(列宁于1919年3月18日的讲话)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后来批评和揭发我的那些人，在那些日子里是如何表现自己的呢？布哈林与列宁(还有我)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激烈斗争，他还以党的分裂相威胁。站在他那一边的有古比雪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布勃诺夫以及其他许多今天的斯大林主义的台柱子。季诺维也夫则完全相反，他要求尽快签订和约，放弃布列斯特这一宣传阵地。我和列宁一致反对他的这种立场。加米涅夫在布列斯特的时候，同意我的方案，而一回到莫斯科，就马上转到列宁——边。李可夫当时还不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所以没有参加决定性的会议。捷尔任斯基原是反对列宁的，但在最后投票的时刻站到了列宁的一边。那么，斯大林是什么立场呢？他还是像往常一样的没有任何立场。他在观望，在耍手腕。他把头朝列宁那边一点，对我说：“老头子还希望和平，他得不到和平。”然后，他又转到列宁那一边，大概是用同样的话在列宁面前说我。他从来不发言，也没有谁留意他的那种自相矛盾的话。毫无疑问，我当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尽可能让全世界无产阶级清楚地知道我们在和平问题上所做的努力，而这个问题对斯大林来说完全是次要的。他感兴趣的是，“在一个国家里的和平”，就像后来的“在一个国家里的社会主义”一样。在最后表决时，他站到了列宁的一边。只是在几年之后，为了进行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他才为自己编造了几个有关布列斯特问题的似乎是“观点”的东西。 这些问题实在是不值得再说下去了，即便这样，我在有关布列斯特和约的分歧问题上，也已经讲得太多了。然而，我认为，至少还需要彻底搞清楚一个有争议的细节，以便使人们能够看到事情的真相以及它事后又被描绘成了何等模样。我顺便要完成的一个任务，就是让那些追随者们放明白点。至于说到列宁，任何一个严肃认真的人都不会相信，在与他的关系中，我是被德国人所谓的那种固执己见的情绪所左右的。对于列宁在布列斯特和谈的那些日子里的作用，我曾公开地做出过评价，而且比其他人要早得多。1918年10月3日，我在苏维埃政权高级机构特别联席会议上说： 我认为，有义务在这权威的会议上声明，当我们中的许多人，也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在怀疑是否需要或者是否应当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约上签字的那一刻，惟有列宁同志坚定不移、高瞻远瞩地反对我们中间的许多人，他主张我们需要渡过这一关，才能坚持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现在我们应当承认，正确的不是我们。
我用不着等追随者们那些过迟的发现，就承认了在布列斯特和谈的日子里，是列宁政治上的雄才大略挽救了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在上面所引的那段话中，我为别人的错误所承担的大部分责任远比我应当承担的要多。我这么做，只是为了给别人做出榜样。在这个地方记录员注上了“长时间的欢呼”几个字。党是想以此来表示理解我与列宁的关系。这种关系与心胸狭窄和妒忌是毫不相干的。我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列宁对革命、对历史以及对我个人有什么样的意义。他是我的导师，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过后机械地重复他的话、模仿他的手势。而我从他那里学到了独立做出决定的本领，而这种决定也是他会做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