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三十一章 布列斯特和谈 和平法令是在10月26日召开的苏维埃大会上通过的，当时我们手里只有彼得格勒一座城市。11月7日，我通过无线电广播向协约国和同盟国方面提出缔结全面和约的倡议。协约国政府通过各自的代表向俄军总司令杜鹤宁将军表示，进一步单独媾和将导致“严重的后果”。针对这种威胁，我发表了告全体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它坚定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们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决不是为了让我们的军队继续在外国资产阶级的指挥棒下流血。11月22日，我们签署了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全线中止军事行动的协定。我们再一次呼吁协约国和我们一起进行和平谈判。我们没有得到答复，但也没再受到威胁。协约国政府已经明白了一些事情。在和平法令通过一个半月之后，12月9日和平谈判正式开始。这段时间足够协约国政府确定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了。一开始，我们的代表团就提出了以民主和平为基础的纲领性声明。对方要求休会。复会的工作被一再拖延下来。四国同盟内部在确定如何答复我们的声明的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12月25日，他们做出了答复。四国同盟政府同意了以民主和平的方式，即在民族自决的前提下，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12月28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了庆祝民主和平的盛大游行。虽然不相信德国方面的答复，但是群众仍然把它看做是革命在道义上的巨大胜利。第二天早晨，我们的代表团从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给我们带来，了屈尔曼以同盟国的名义提出的苛刻条件。列宁说：“为了拖延谈判，需要有可以拖住他们的人。”在他的坚持下，我动身前往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应该承认，我这一路上就像是在受刑一样。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人总是令我不安，在这里尤其如此。我几乎不能理解那些喜欢充当使者、并能在新环境里如鱼得水的革命者们。 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以越飞为首的第一个苏维埃代表团受到了周全的款待。巴伐利亚亲王利奥波德把他们奉若“-上宾”。所有代表团的成员都一起吃午饭和晚饭。霍夫曼将军不无兴趣地看着曾经击毙了萨哈罗夫将军的毕岑柯同志。德国代表和我们交错着坐在一起，尽力“友好地”套出对他们想要的东西。第一个代表团的成员中有工人、农民和士兵。这是些临时拼凑起来的人，他们对这种阴谋没有什么思想准备。有一位农民老大爷在吃午饭的时候甚至喝得烂醉。 霍夫曼的参谋部为战俘们出版了一份《俄国信使报》，这份报纸最初对布尔什维克持同情的态度。霍夫曼对俄国战俘们说：“我们的读者问我，托洛茨基是个什么人。”他不无感动地向战俘介绍了我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以及我的德文著作《革命中的俄国》。他还说：“整个革命阵营都为他的成功逃走欢欣鼓舞！沙皇被推翻后，长年流亡国外的托洛茨基刚回国不久，就被沙皇制度的秘密朋友投入监狱了。”总之，再也没有比巴伐利亚的利奥波德和普鲁士的霍夫曼更热情的革命者了，但是这段田园诗并没有持续多久。在2月7日的布列斯特和谈会议上，已经全然没有了田园诗的气氛。我回顾了一下过去，并且指出：“对于德国和奥匈帝国官方报刊上所做的过早的恭维，我们不得不表示遗憾，而这些对于顺利进行和谈是毫无必要的。” 在这个问题上，社会民主党只是霍亨索伦和哈布斯堡政权的影子。起初谢德曼、艾伯特和其他一些人还试图像保护人似的拍拍我们的肩膀。12月15日，维也纳的《劳动者报》充满激情地写道：托洛茨基和布坎南的“决斗”是“无产阶级与资本家的斗争”，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斗争的象征。在那些日子里，当屈尔曼和切尔宁在布列斯特卡住俄国革命的脖子的时候，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看到的只是托洛茨基与……布坎南的“决斗”。即便是今天，每当想起这种伪善，也不能不感到令人作呕。哈布斯堡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这样写道：“俄国工人阶级正努力挣断英国资本强加在它身上的钢铁一黄金锁链，托洛茨基是他们和平意志的全权代表。”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们却自愿坐在德一奥资本的锁链上，帮助他们的政府，强行把这条锁链套在俄国革命的身上。在布列斯特最艰难的日子里，当我和列宁看到柏林的《前进报》或者是维也纳的《劳动者报》的时候，我们默默地把用彩色铅笔勾出的字句指给对方，互相望上一眼，就马上错开目光了，我们心里为那些不管怎么说昨天还算是我们第二国际的同志们感到羞耻。凡是自觉经历了这段历史的人都会明白，无论政治局势如何变幻，社会民主党已经历史性地灭亡了。 为了给这场不伦不类的假面舞会画上一个句号，我在我们的报刊上提问说：德国参谋部能不能对德国士兵们说一说有关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情况呢？我们就这个问题向德国士兵发出了号召。霍夫曼的《信使报》对此保持了沉默。我刚到达布列斯特，霍夫曼就立即对我们在德国军队中进行宣传提出了抗议。对此我没有多费口舌，只是建议将军可以继续在俄国军队中做宣传，这样双方就对等了，差别仅仅在于宣传的性质。此外，我提醒他说，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我们双方的观点存在着分歧，这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对此，一个德国法院在战时把我缺席判处监禁就是一个证明。如此不合时宜的提法，使局面变得非常尴尬。一些外交官紧张得连大气都不敢出。屈尔曼对霍夫曼说：“您要说点什么吗？”霍夫曼道：“不，不必了。” 作为苏维埃代表团的团长，我决定毫不留情地撕去那层在开始阶段不知不觉地形成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我通过我们的军事代表使对方明白，我不准备去见他们的巴伐利亚亲王，并将此记录在案。我以我们必须要在休息的时间开会为由，要求单独吃午饭和晚饭。这一点他们也默默地接受了。1月27日，切尔宁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午饭前，所有俄国人在托洛茨基的率领下都来了，他们是来告诉我们，以后不再和我们一同进餐了，并为此表示歉意。此后，在不开会的时候几乎就见不到他们了。这次的风向似乎与上次截然不同了。”(第316页)冷冰冰的公事公办的态度取代了虚情假意的友好关系。这样的措施是十分及时的，因为当时已经应该从没有实际意义的初步接触转到和平谈判的具体问题上来了。 屈尔曼比切尔宁高出一筹，他恐怕也比我战后接触到的所有其他外交官都要高明一些。他是一个有个性的人，拥有杰出务实的头脑，而且还充满了敌意。他的这种敌意不仅仅是针对我们，也朝他那些尊贵的盟友们发泄，在我们这里他碰了一鼻子灰。当讨论到被占领区问题的时候，屈尔曼挺了挺身子，抬高了嗓门说：“感谢上帝，我们德国的领土没有一处被任何人占领。”听到这些话，切尔宁伯爵立刻好像矮了半截，气得脸色铁青，显然屈尔曼的这些话是冲着他去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很难让人想到是和谐的。后来，当谈话转到波斯(它的领土被外国军队从两面占领)的时候，我指出，波斯的情况与奥匈帝国的不同，它并没有与任何一方结盟，所以谁也没有理由因被占领的是波斯领土而不是自己的领土就幸灾乐祸。切尔宁甚至跳起来喊道：“岂有此理！”他的这些话表面上是冲我来的，而实际上是针对屈尔曼的。类似的情况在和谈的过程中并不少见。 一个好的棋手如果经常不得不与棋艺很差的对手下棋的话，他自己的棋艺也会下降。战时，屈尔曼总是与奥匈帝国、土耳其、保加利亚和中立仆从国的外交官们打交道，因此在和谈刚开始的时候，他对于我们这些革命者对手估计不足，他漫不经心地与我们打交道。不少时候，尤其是在开始阶段，他的手段的拙劣和对于对手心理的无知令我感到吃惊。 当我初次去见这些外交官们的时候，心里还不免有些紧张。我在前厅挂衣服的地方碰上了屈尔曼。我当时还不认识他，他做了自我介绍，接着说，对我的到来感到“十分荣幸”，因为同主子打交道总比同使臣打交道要好得多。从他脸上的表情来看，他似乎对自己的这招专投爱出风头人所好的“小伎俩”很满意，而我却感觉像是踩在什么脏东西上一样，甚至不由地后退了一步。屈尔曼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就马上变得谨慎起来了，他的语气也变得干巴多了。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他当着我的面对土耳其代表团的首脑、一位老宫廷外交官故技重演。屈尔曼在向我介绍他的这位同行时，刚等土耳其代表转身走开，就故作机密地低声对我耳语道：“这可是欧洲最出色的外交家。”而他说这话的声音显然是有意要让对方听到。当我对越飞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笑着说：“屈尔曼第一次见我的时候用的也是这一招。”屈尔曼给你的这顶“最出色的外交家”的高帽子，就好像是为了补偿他实质上对你的勒索。屈尔曼这样做，也许还想以此达到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让切尔宁明白，他决不认为切尔宁是仅次于他的最好的外交家。据切尔宁讲，12月23日屈尔曼曾告诉他：“贵国皇帝陛下是德意志民族最英明的人。”应该说，他这句话与其是说给切尔宁听的，还不如说是给皇帝本人听的。在把阿谀奉承之辞转达给被奉承的人时，外交家们无疑是互相吹捧的。那些专事阿谀奉承的人总是会占到些便宜的。 我还是第一次同这个圈子里的人面对面地接触。不用说，我从来就没有对他们抱有任何幻想。尽管我已经猜到他们绝非等闲之辈，但是不得不承认，我还是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水平。初次会见中我得到的印象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他们既小看别人，也不看重自己。 说到这一点，顺便提一下下面一段插曲也并非多余。在那些日子里，维克多·阿德勒曾千方百计地向我表示他个人的同情，根据他的建议，切尔宁伯爵提出顺便把我的藏书运回莫斯科。这批藏书是在大战初期我留在维也纳的，是我在流亡时收集到的大量关于俄国革命文献，有一定的价值。我还没有来得及向外交官表达有分寸的谢意，他立即就请我关照一下两个奥地利战俘，好像是他们在我们那里受到了虐待似的。在我看来，如此直截了当、毫不隐讳地从藏书转到俘虏实在是有失体面，当然，他说的两个俘虏绝不是什么普通的士兵，而是切尔宁伯爵自己那个圈子里的军官。我冷冷地回答说，如果切尔宁所提供的有关战俘的情况属实的话，我自然有责任做我应该做的一切，但这个问题与我的藏书问题毫不相干。切尔宁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也相当准确地描述了这段插曲。他毫不否认，试图把战俘与我的那些藏书联系起来。相反，他认为这样做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他用一句模棱两可的话结束了他的故事，他说：“他想得到那批藏书。”(第320页)在此，我只想补充一句，在拿到那批藏书之后，我立即就把它们转交给了莫斯科的一个学术机构。 人类有史以来最革命的制度的代表团不得不与统治阶级中最反动的集团坐在一张谈判桌前进行外交谈判，这是历史环境造就的结果。我们的对手宁愿中断谈判也不愿意把谈判转移到中立国去，这一事实说明，他们对于同布尔什维克谈判的爆炸性力量是何等惧怕。切尔宁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说：布尔什维克在中立国家将得到他们的国际友人的帮助，因此不可避免地就会取得谈判的主导权。他正式拒绝了我们的提议，他的借口是，在中立的环境下，英法两国立刻就会展开“公开的或幕后的”阴谋活动。我回答他说，我们的政治根本不需要幕后活动，因为那种老一套的秘密外交手段，早就连同许多其他东西，在10月25日胜利的起义中被俄国人民彻底抛弃了。但是我们不得不在最后通牒面前妥协，留在了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 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除了在老城那边还有几座被德军司令部占据的建筑之外，几乎就没有剩下其他什么东西了。沙皇军队在撤退的时候，为了发泄无力的愤怒就一把火把整座城市烧光了。显然正因为如此，霍夫曼才把自己的司令部设在这里，以便易于控制这座城市。这里的条件就像饮食一样十分简单。服务员是由德国士兵充当的。在他们看来，我们是和平的使者，他们对我们满怀期待。司令部的四周布满了高高的铁丝网。早晨散步时我看见一个牌子上写着：“俄国人到此格杀勿论。”这当然是针对战俘的。我暗自问道，这告示是否也是针对我的呢，我们不是也跟半个俘虏差不多吗！于是，我就转身回去了。有一条修得还不错的战略公路纵贯布列斯特。在头几天我们坐着德军司令部的汽车出去兜风，但是我们代表团中的一个成员与德军士兵发生冲突，霍夫曼专门写信对我抱怨此事。我回复他说，我们今后谢绝使用他们提供的车辆。谈判继续拖延着。我们和对手们都是用直通线路与各自的政府保持联系的。这些线路时常发生故障，但是这些故障是不是都应该归罪于技术因素呢，还是对手为了赢得时间而故意人为地损害呢，对此，我们就无法验证了。会谈时常中断，有时会接连停止好几天。一次，我在这样的停顿中抽空去了一道华沙。这座城市正处在德军的刺刀之下，居民们对苏维埃外交人员有着极大的兴趣，但是表现得却十分谨慎，因为谁也不知道一切最终如何收场。 谈判的拖延对我们来讲可以说是正中下怀，说实话，我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亲自到布列斯特来的。但我不能把所有这方面的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对手们的行动就像是在尽一切可能帮我们一样。切尔宁在自己的日记中忧郁地写道：“这里有的是时间，不是土耳其方面还没有做好准备，就是保加利亚人耽搁，再不就是俄国人拖拖拉拉，于是，会议就一拖再拖，或是才刚刚开始就再次中断。”当奥地利与乌克兰代表团在谈判中遇到了难题时，也把谈判给拖延了下去。不过，这一切并没有妨碍屈尔曼和切尔宁在公开发言中，把谈判拖延的责任一股脑地推到俄国代表团身上。尽管我对此提出了坚决的抗议，但并没有什么效果。 德国半官方报纸(那时除了非法传单之外，所有的报刊都有一些官方的色彩)上，那些对布尔什维克的拙劣恭维到谈判结束时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每日观察报》不仅抱怨说，“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为自己设立了讲坛，他的声音从那里传遍了世界”，要求尽快结束这种情况，并且公然宣称，“不论是列宁还是托洛茨基都不希望和平。显然，对他们来说，和平意味着不是绞架就是监狱”。就连社会民主党的刊物几乎也是这种腔调。谢德曼、艾伯特和斯坦姆菲尔之流的人都认为，我们的主要罪责就是把希望寄托在德国革命上了。这些先生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正是几个月后的革命揪住他们的脖领把他们拖到了权力的宝座上。 在中断了很长时间之后，我在布列斯特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德国报纸。这些报纸对布列斯特谈判的报道可谓颇费心思，有着明显的倾向性。但是单靠看报用不完所有的时间，我决定更充分地利用这一点并非心甘情愿的闲暇。我可以预料到，在短期内很难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我们代表团中，有几个很好的沙俄时期国家杜马的速记员。我开始根据记忆向他们口授十月革命历史的基本轮廓。这样，口授了几次之后，就形成了一本以外国工人阶级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小册子。向他们说明所发生的一切是完全必要的，而这本小册子正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我和列宁曾不止一次地谈论过这个问题，但是我们都抽不出一点时间去做这项工作。我从来没有想到，布列斯特竟然会成为我写作的地方。当我把写好的有关十月革命的手稿带回去给列宁看的时候，列宁十分高兴。我们一致认为，该书是今后对这个苛刻条约进行革命复仇的一个小小的保证。这本小册子很快就被翻译成十几种欧洲和亚洲文字出版发行。尽管共产国际的各党都将此书无数次地再版，但这并没有妨碍追随者们在1923年之后把它说成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毒草。目前，它被列入了斯大林的禁书目录。从这个次要事件中也可以发现热月政变的思想准备的蛛丝马迹，要使热月政变获得成功，必须首先割断十月革命的继承性的脐带…… 对方的外交官们也找到了打发他们冗长的布列斯特无聊时光的方法。我们从切尔宁伯爵的日记中得知，他不仅打猎，而且还阅读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回忆录来扩展自己的视野。他把布尔什维克同雅各宾派进行比较，希望从中找到可以令他快慰的结论。这位哈布斯堡的外交官写道：“夏洛特·科尔黛说：‘我杀的不是人，而是野兽。’这些布尔什维克也将会消失，可是谁知道会不会再出来一个对付托洛茨基的科尔黛呢？”(第310页)当然，我知道在那些天里这位笃信宗教的伯爵为拯救灵魂所做的思考，但我很乐于相信他的这些思考是真诚的。 说实话，一眼看来德国人的外交实在令人搞不清楚它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难道它在12月25日提出自己的民主原则，就是为了在几天之后显示它那如饿狼般贪得无厌的胃口吗？由屈尔曼挑起的民族自决问题的理论争议在很大程度上对德国政府来说，至少也是危险的。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霍亨索伦王朝的外交官们不可能赢得一顶大的桂冠，这是他们自己早就应该料到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屈尔曼无论如何也得证明：从德国方面来讲，对波兰、立陶宛、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和芬兰的占领就是这些民族的“自决”形式，因为它们的意志是通过“民族”机构表达的，当然这些机构是德国占领当局建立的。而要想证明这一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屈尔曼并不想就此缴械投降，他喋喋不休地问我，难道我不承认，例如海德拉巴的尼赞是印度人意志的代表吗？我回答说，在印度，首要的问题是把英国军队赶出去，这以后，这位尊贵的尼赞连24小时也呆不住。屈尔曼不礼貌地耸了耸肩，霍夫曼将军不满地哼哼了几声，那声音响得整个大厅都能听见。翻译人员在忙着翻译，速记员们在忙着记录。争论无休止地继续着。 德国外交机构的这种做法的秘诀在于，屈尔曼显然早已确信我们准备无论如何都要同他们合作。他大概是这么考虑的：布尔什维克是通过争取和平的斗争获得政权的，而要想保住政权他们必须签订和约。当然，他们用民主的条件捆住了自己的手脚。但是，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外交家的存在呢？他，屈尔曼，将把经过得体的外交包装的革命公式还给布尔什维克，而布尔什维克使他有可能在改头换面的形式下占领一些外省的土地，统治外省的人民。这样，在世人看来，德国的占领就得到了俄国革命的同意，而布尔什维克则得到了和平。屈尔曼之所以陷入迷途，无疑是由于我们的自由派、孟什维克和民粹派造成的。他们事先早已把布列斯特的和谈描绘成了一出预先分配好角色的喜剧。 我们确定无疑地向布列斯特的谈判对手表示，我们来这里不是要进行什么伪善的幕后交易，而是要以各民族共同生存的原则为基础进行谈判的。此时，陷于他原来的幻想的屈尔曼，几乎把我们的行为看成是对仅存于他想像中的默契的破坏，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放弃他12月25日提出的民主原则的基础。他打算用自己出色的诡辩术向世人证明：白和黑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切尔宁笨拙地从旁为屈尔曼帮腔，并按照屈尔曼的要求在关键时刻发表一些强硬无耻的声明，他试图以此来掩饰自己的虚弱。但是，霍夫曼将军却为谈判带来了新的音符。这位对外交手段毫无兴趣将军，有好几次都把他的军靴放到双方围坐在辩论的长桌子旁。我们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霍夫曼的靴子是这场谈判中惟一严肃而现实的因素。 这位将军偶尔也会参与到纯政治的辩论中，只不过他是以自己的方式。在1月14日那个美妙的早晨，这位被有关民族自决问题冗长空洞的辩论折磨得快要发疯的将军，拿着公文包到了会场。他的包里塞满了俄文报纸，其中大部分是有社会革命党倾向的。霍夫曼能够熟练地阅读俄文。他用简短生硬的语言既像申斥又像命令地谴责布尔什维克压制言论和集会自由，破坏民主原则，并以完全赞成的口吻援引了俄国恐怖主义政党的文章，该党从1902年起曾把不少霍夫曼的俄国同志送进了另一个世界。这位将军愤怒地揭露我们，说我们的政府是依靠暴力来维系的。这话能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可真是太有意思了。切尔宁在他的日记里这样写道：“霍夫曼发表了他那篇倒霉的演说，为此他可是准备了好几天，并为它的成功而沾沾自喜。”(第3X页)我回答霍夫曼说：在阶级社会里，所有的政权都是靠暴力维系的，其差别仅仅在于霍夫曼将军使用镇压手段是为了保护大私有者的利益，而我们则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会议在几分钟内就变成了向马克思主义初学者进行宣传的学习小组。我说：“我们的活动之所以让其他国家的政府感到害怕，是因为我们逮捕的不是罢工者，而是那些摘联合停业致使大量工人失业的资本家。还有就是，我们不是枪毙那些要求获得土地的农民，而是逮捕那些企图枪杀农民的地主和军官。”霍夫曼气得脸色发紫。每当这时候，屈尔曼总是幸灾乐祸、故作殷勤地问霍夫曼是否准备再就这个问题说几句，将军则断然地说：“不，够了！”然后气急败坏地看着窗外。参加会的有霍亨索伦、哈布斯堡、苏丹和科堡王朝的外交官们以及海陆军将领，与他们一起讨论革命暴力的作用问题实在是别有风味。在谈判中，那些带着勋章的勋爵老爷们只会茫然地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屈尔曼或者切尔宁。他们就盼着有什么人能看在上帝的份儿上，给他们解释一下，这到底应该怎么理解。显然，屈尔曼曾在背地里开导过他们，说我们最多也就是存在几个星期，应该好好利用这短短的时机来签订“德国的”和约，而和约的后果将由布尔什维克的继承人承担。 正如同在原则性问题方面我们的立场比屈尔曼占有优势一样，在军事方面霍夫曼的比我们的更有利。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当屈尔曼徒劳地企图把建立在军用地图上的和平粉饰成建立在某些原则基础上的和平时，霍夫曼总是不耐烦地努力把问题引向实力对比方面。为了缓和霍夫曼的声明所造成的尴尬局面，屈尔曼说，军人说话难免要比外交官更强硬一些。我回答说：“我们俄国代表团的成员都不是专门搞外交的，说我们是革命战士倒更恰当一些。”因此，我们更喜欢战士的粗鲁语言。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屈尔曼本人的外交礼节也是十分有限的。显然，如果没有我们的合作，他也无法完成为自己制定的任务。但是，我们不可能那么与他合作，我向屈尔曼声明：“我们是革命者，但我们也是现实主义者。我们倒更喜欢直接使用吞并这个词，而不愿意玩什么挂羊头卖狗肉的把戏。”假如屈尔曼时不时地撕下他那假惺惺的外交面具而恶毒地咒骂，这倒也并不稀奇。我至今仍然记得，他是用什么样的语气说出“德国真诚地希望恢复与强大的东方邻国的友好关系”这句话的。当他用挑衅、嘲讽的语气说出“强大的”这个词的时候，就连他那些盟友们，甚至包括切尔宁在内都为之一震。切尔宁尤其害怕谈判破裂。我回击他的挑战，重新提起我在第一次发言中说过的话，1月10日我曾这样说过：“我们不可能也无意于争论这样一种状况，那就是，我们的国家被不久前的那些统治阶级的政策搞得十分虚弱。然而，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仅仅凭借今天的技术结构的状态来评价，还应该看到它内在的可能性，就像我们不能单纯地根据德国今天的粮食生产条件来评价它的经济实力一样。视野宽广、富有远见的政策是以发展趋势和潜在力量为依据的，这种力量一旦觉醒，迟早会显示出自己强大的威力。” 此后不到九个月，也就是1918年10月3日，我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到了当时屈尔曼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的挑衅，我说：“对于当前德国正在遭受的巨大灾祸，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感到丝毫的幸灾乐祸。”但是，这次灾难的祸根大部分是德国外交的文臣武将们在布列斯特早就埋下的，这一点不证自明。 我们涉及的问题越具体，霍夫曼就越比屈尔曼占有优势。他们俩已不再掩饰彼此之间的对立，将军尤其如此。一次，在答复他那一贯的挑衅时，我无意间提到了德国政府。霍夫曼立即用因仇恨而变得嘶哑的声音打断我，嚷道：“我在这里代表的不是德国政府，而是德国最高统帅部。”他的声音听上去就像石块打碎玻璃那样尖利。我用眼睛扫了一下桌子对面的对手们。屈尔曼坐在那里脸都气歪了，垂着两眼望着桌子下面。切尔宁的脸上既有窘困又有幸灾乐祸。我回答说：我不认为自己是来裁定德意志帝国的政府和最高统帅部之间的关系的，但是我被授予全权，只同德国政府进行谈判。屈尔曼咬牙切齿地将我的声明记录在案，并表示同意。 故意夸大德国外交与统帅部门之间的分歧，当然是天真的做法。屈尔曼证明，占领区通过自己享有全权的民族机构已经做出了有利于德国的“自决”。霍夫曼则从他的角度去解释，说在这些地区没有全权机构的情况下，就谈不上德国军队撤出的问题。他们的理由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实际结论确是一致的。在这个问题上，屈尔曼耍了一些乍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可思议的手腕。在冯·卢森堡宣读的、对我们所提的一系列问题的答复中说：在西部战线停战以前，德军是不会从占领区撤出的。我据此得出结论说，德军要在战后撤出，并要求确定撤军的日期。屈尔曼看上去极度亢奋，显然，他是指望他的外交辞令能够麻痹我们。换句话说，他企图用文字游戏来掩盖吞并的实质。当他的如意算盘落空的时候，他就在霍夫曼的协助下宣称，不管是停战之前还是之后德国军队都不会撤出。1月底，我未抱多大希望地试图取得奥匈帝国政府同意我前往维也纳，去与奥地利无产阶级的代表进行会谈。可以想像，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对我的这个想法是多么害怕。当然，我的要求被拒绝了。理由是那么荒唐，他们说我没有被授予全权进行这样的谈判。我用下面这封信答复切尔宁： 部长先生！随函附上本月26日贵国宫廷枢密官查克伯爵来信的副本，该信应当是阁下对我于本月24日所发电报的回复。为此我通知阁下，您的回复拒绝批准我为实现民主和平而前往维也纳与奥地利无产阶级代表进行谈判，我已将此事记录在案。我不得不说明的是，您的答复完全是以表面理由，来掩饰你们不愿意让俄国工农政府代表与奥地利无产阶级代表直接进行谈判的实质。至于信函中声称我没有被授予进行这种谈判的全权这一借口，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为此，我提请部长先生注意以下的事实：我的权限的范围和性质完全由我国政府决定。
在谈判的最后时期，屈尔曼和切尔宁手中的主要王牌是，已经独立并且仇视莫斯科的基辅拉达。它的首领是克伦斯基分子在乌克兰的变种，他们丝毫不逊色于他们的大俄罗斯的榜样，只是有更浓的地方主义色彩罢了。拉达派到布列斯特的代表们天生就是任凭随便一个资产阶级外交官牵着鼻子走的。不仅是屈尔曼，就连切尔宁在于这些事的时候都带着一种傲慢的厌恶。民主党那些头脑简单的家伙们，看见霍亨索伦和哈布斯堡这两位大老板如此器重他们，就感到有些飘飘然了。乌克兰代表团首领戈卢博维奇依次照本宣科地讲完了他那几句话，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黑色常礼服的长长的前襟分开坐到椅子上，他可能是担心，可别被自己心中那沸腾的喜悦给融化了。切尔宁在他的日记中说，他鼓动乌克兰人发表公开敌对的声明来反对苏维埃代表团。但是，乌克兰人做过头了。在短短的15分钟之内，他们的发言人就蛮横无礼、厚颜无耻地罗列了一通，这可把认真的德国翻译给难住了，他想要按这个音叉来调整自己还真不容易。哈布斯堡的伯爵在描写这个场面时还专门提到了我，说我惊慌失措、面色惨白、浑身颤抖、冷汗淋漓等等，等等。如果抛开那些夸张之词的话，那么应该承认这个场面的确是十分沉痛的。只是我的沉痛并不像切尔宁所想的那样，是因为我们的同胞当着外国人的面羞辱我们。不，不是这样的，这场面让我们不能忍受的是，不管怎么说，他们毕竟也是革命的代表，竟然会在蔑视他们的傲慢的贵族面前如此疯狂地作践自己。华丽词藻掩盖下的卑鄙无耻以及受宠若惊的奴颜婢膝，从这些一时得志的不幸的民族主义者嘴里像喷泉一样喷涌而出。屈尔曼、切尔宁、霍夫曼以及其他一些人都贪婪地喘着气，就像跑马场上的赌徒一样，把赌注押在他们看好的马身上。乌克兰代表团的人逐字逐句地念着他们集体炮制了48小时的那张满是谩骂之语的纸片，为了得到鼓励，他们每说一句话都要瞟一眼自己的保护人。的确，这是我们不得不忍受的最难堪的场面之一。但在侮辱和幸灾乐祸的目光交叉扫射下，我丝毫都没有怀疑他们这些忠诚过头的奴仆们，很快就会被这些得意洋洋的先生们扫地出门，而这些先生们自己也很快就会被从他们盘踞了数百年的宝座上被统统赶走…… 这一时期，苏维埃的革命军队正势如破竹地在乌克兰向前推进，他们打开了通向第聂伯河的道路。恰好在这一天，就是在脓包彻底熟透，我们已经了解到乌克兰代表与屈尔曼和切尔宁达成出卖乌克兰的协议的那一天，苏维埃军队占领了基辅。拉达委员会打直通电话询问有关乌克兰首府的情况，电话插转台的德国话务员在没有搞清是谁在问话的情况下就回答说：“基辅完了。”2月7日，我把列宁发来的电报通知同盟国的代表团，电报中说，苏军在1月29日进入基辅；众叛亲离的拉达政府已逃跑；乌克兰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已迁到基辅；乌克兰政府已同意与俄国结成联邦，并在内政与外交政策方面完全保持一致。在最近一次会议上，我对屈尔曼和切尔宁说，与他们达成协议的代表团，其政府的全部领土只有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一座城市(根据有关协议这座城市划给了乌克兰)。但德国政府，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德军统帅部，此时已决定用自己的军队占领乌克兰。同盟国的外交任务仅仅是为德军准备好通行证。鲁登道夫为霍亨索伦王朝军队的垂死挣扎做了非常出色的准备工作。 在那些日子里，有一个人正被关在一所德国监狱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们指控他是一个丧失理智的乌托邦分子，而霍亨索伦王朝的法官们则给他加上叛国的罪名。这个被逮捕的人写道： 即使局势到了以屈辱的投降换取和平的地步，布列斯特的结果也不会化为乌有。得益于俄国代表团的努力，布列斯特成了闻名寰宇的革命讲坛。它彻底揭露了同盟国，使德国的贪婪、虚伪、狡诈和伪善暴露无遗。它宣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和平政策的死刑，这种政策与其说是伪善的，不如说是厚颜无耻的。它表现出发动各个国家的群众运动的强大力量。这出悲剧的最后一幕，即反革命的武装干涉，将震动社会主义的每一根神经。时间终将告诉我们，对眼前胜利者来说，他们这次播下的种子将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这样的收获是不会令他们满意的。(卡尔·李卜克内西：《政治札记》，行动出版社1921年版，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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