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三十章 在莫斯科 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使我离开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声明失去了政治意义。当时契切林从伦敦回来做了我的副手。我早就认识契切林了。在第一次革命的年代里，他从一位外交官成了一名社会民主党人。他作为一名孟什维克，全身心地投入到党在国外的“援助团体”工作之中。大战开始时，他持坚决的护国主义立场，并试图用他大量的伦敦来信论证这一立场，其中有一两封是针对我的。但是他很快就转到了国际主义的立场上，成为我在巴黎主编的(我们的言论报》的积极撰稿人。最后，他被关进英国的监狱。我曾要求释放他，但是谈判被拖延下来，我就以逮捕英国人相威胁。英国大使布坎南在其日记中这样写道：“在托洛茨基的论据中，终究还有其公允之处：如果我们有权逮捕那些在希望继续作战的国家里进行和平宣传的俄国人，那么，他当然也有权逮捕那些在希望和平的国家中进行战争宣传的不列颠臣民。”契切林被释放了。他到莫斯科的时机真是再巧不过了。我像得到解脱似地松了一口气，把外交工作的大权交到了他的手上，之后几乎就再也没有去过那里契切林偶尔也会通过电话与我讨论问题。直到3月13日，有关我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公告才正式公布，同时也公布了，任命我为军事人民委员并担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公告。最高军事委员会是不久前根据我的提议成立的。 这样，列宁终于如愿以偿了。他利用我因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分歧而提出的辞呈来实现自己最初的意图，只不过是根据局势的需要而稍加了一点变通。由于国内敌人已经从进行阴谋活动转向组织军队正面开战，列宁希望由我来主管军事。这时，他争取到了斯维尔德洛夫的支持。我试图反对，但是列宁反驳道：“那让谁去，你说？”我考虑了一下，就同意了。 在军事工作方面我是否有一些准备呢？当然是没有的。我当年甚至都没有机会进入沙皇的军队，在应该服兵役的那几年，我不是被关进监狱就是被流放或者流亡国外。1906年，法庭剥夺了我的公民权和参加军队的权利。我比较密切地接触军事问题是在巴尔干战争期间，当时我先后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呆过几个月，但这种接触只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纯粹的军事性的。世界大战使所有的人，其中也包括我，去关注军国主义问题。《我们的言论报》的日常工作以及为《基辅思想报》的撰稿工作，使我得以把这一时期的新知识和新观察系统化。但是当时的工作，首先是把战争看做是政治的继续，而把军队看做是政治的工具，对我来说，军事的组织问题和技术问题仍是次要的。但是我对于部队的心理学方面的事情，像营房、堑壕、战斗和野战医院等等，都十分感兴趣。这些在后来都派上了用场。 在议会制国家里，陆海军部长职务由律师、记者担任的情况并不少见。他们也像我一样，在任职之前只是好奇地从编辑部的窗口里看过军队，只是他们的编辑部比我的要舒适。然而，差别还是很明显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问题在于维持现有的军队，也就是说，其实质在于，为独立的军国主义体系做政治上的掩护。而我们这里的工作却是要彻底清除旧军队的残余，并在战火的考验下创建新的军队以取而代之。关于如何组建这支新军队，当时在任何一本书中都找不到可供参考的图纸。这足以解释，为什么我在走上军事领导岗位的时候显得信心不足。我之所以同意担任这一职务，也只是因为否则就没有其他人能够担起这副担子。 我一点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战略家，但是对于党内由革命唤起的军事战略的本本主义的泛滥很不客气。在与邓尼金作战、保卫彼得格勒以及与毕苏斯基作战中，我曾经持独立的战略观点，并为此与司令部和大多数中央委员发生了冲突。但在这些事件中，我的战略思想主要是从政治和经济方面考虑的，而不是从纯粹的战略角度考虑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那些重大的战略问题，不这样考虑是解决不了的。 我职务上的变动恰逢迁都的时候。中央政府迁往莫斯科，对彼得格勒当然是一个打击。反对迁都的人很多，可以说是所有的人都反对，带头的是此前不久刚刚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季诺维也夫，跟他一道反对的还有卢那察尔斯基。在十月革命开始几天之后，卢那察尔斯基因为不愿承担破坏(虚构的)莫斯科圣瓦西里教堂的责任而辞职。复职后，他再也不愿离开作为“革命象征”的斯莫尔尼宫。一些人提出了较为实际的理由，而其他大多数人主要是害怕这会给彼得格勒的工人留下不好的印象。敌人会散布谣言，说我们要把彼得格勒交给德国的威廉皇帝。而我和列宁所持的观点与上述意见相反，我们认为，把政府迁往莫斯科不仅是为了保障政府的安全，也是为了保障彼得格勒的安全。对德国或协约国来说，通过短暂的突袭，一举歼灭革命的首都和它的政府不能不说是有极大的诱惑力的。如果只是单纯夺取一个没有中央政府的饥饿的彼得格勒，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最后，一切反对的声音都沉寂下来了，大部分的中央委员改变了看法，都赞成迁都。1918年3月12日，中央政府出发向莫斯科迁移。为了缓和十月革命的首都遭到遗弃的印象，我又在彼得格勒逗留了一周或者十来天的时间。在我动身的时候，铁路管理部门又使我在车站上多滞留了几个小时，因为那时怠工的现象虽有所减少，但仍然很猖獗。我在被任命为军事人民委员的第二天到达莫斯科。 中世纪的城墙和无数镀金的拱顶，使得克里姆林宫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堡垒看起来有些不伦不类。当然，原先作为贵族女子中学的斯莫尔尼宫也不是为工人、士兵和农民的代表们修建的。在1918年3月以前，我从来没有到过克里姆林宫，而且也全然不熟悉莫斯科，只有惟一的一栋建筑物——布特尔斯基羁押解送监狱除外，1898—1899年那个寒冷的冬天，我在它的塔楼里住了6个月。如果是作为一个参观者，我倒可以欣赏克里姆林宫的古迹，游览伊万雷帝宫和多棱宫等等。但我们却要长期住在这里。历史的两个极端、两种不可调和的文化要如此近距离地朝夕相处，这不免令人感到既惊奇又好笑。坐车沿着木块铺的路面驶过尼古拉宫的时候，我多次不经意地瞟了一眼炮王和钟王。钟王的缺口和炮王的炮口中透出莫斯科那种深厚的野蛮之气。假如哈姆雷特王子来到这里，他一定会这样吟诵：“时间之链既断，何必生我将它连接。”而我们身上可没有一丝哈姆雷特的气质。即使在讨论非常重要的问题时，列宁也总是只给每个发言者两分钟的时间，而思考这个落后国家发展中的矛盾问题只能有一分半钟的时间，决不会更多，而这点时间还是当你沿着交织着克里姆林宫的过去的路从一个会场奔向另一个会场的时候。 在革命前，坐落在游戏宫对面的骑士楼是克里姆林宫宫廷官员的住所。这座楼的整个底层都被位置显赫的宫廷侍卫长占据着。现在，他的住房被分隔成了几部分。我和列宁分别住在走廊两边的房间里，我们合用一个餐厅。那时，克里姆林宫的伙食非常糟糕，只能吃腌肉来代替鲜肉，米面里都有砂子，只有红鱼子酱因为停止出口而供给充足。这种从来也没有短缺过的鱼子酱，不只是在我个人的记忆里装点着革命后最初几年的生活回忆。 斯巴斯科钟楼上的音乐钟已经被改装过了。现在，这座古老的：大钟每隔15分钟就奏一次低缓深沉的(国际歌)，而不再奏从前的(上帝保佑沙皇)了。斯巴斯科钟楼下的汽车通道是一个拱顶的门洞，门洞顶上有一尊古老的圣像，像框的玻璃已经碎了，圣像前面的长明灯也早灭了。每当坐车从克里姆林宫出来的时候，眼睛总要看着那圣像，耳朵却听到上面奏出的《国际歌》的声音。镀金的双头鹰依旧高高矗立在钟楼的顶端，只是它头上的皇冠早已被摘下来了。我提议，在鹰的上面加上镰刀和斧头，以便从高耸的钟楼上就能察觉出时代的变迁，但一直没有时间去做。 我和列宁每天都要在走廊里碰上十几次，而且还经常到对方的房间里去交换意见，每次一般要谈十分钟左右，有时甚至要十五分钟，这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已经是很长的时间了。在那段时间，列宁比较健谈，当然这是与列宁本人一贯的作风相对而言的。在我们面前有那么多的新的和未知的事物，我们不得不调整自己，同时调整别人以适应新的环境。因此，需要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由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约引起的分歧早已烟消云散了，列宁对我本人和我的家人都很诚挚亲切，他常常在走廊里拉住我的两个儿子一起玩耍。 我的房间里摆着一套卡累利阿桦木家具。在壁炉上方挂着一只雕着爱神阿摩尔和灵魂之神普叙赫的自鸣钟，它总是发出银铃般的声音。这一切都很不适合工作。每张椅子上都散发着一股贵族老爷的那种慵懒自在的气息。好在我在这个住处住的时间并不多，尤其是在开始的几年，我只是从前线回莫斯科的时候才在那里住几个晚上。 几乎是从彼得格勒到莫斯科的第一天起，我和列宁就是在这堆卡累利阿桦木家具的包围中谈话的。阿摩尔和普叙赫的阵阵银铃般的歌声时常会打断我们，我们互相望上一眼，好像是有同样的感受：旧时代的幽灵正躲在角落中偷听我们的谈话。我们被它们团团围住，但对它们既没有敬意，也没有敌意，只是略带一些嘲讽。很难说我们已经习惯了克里姆林宫的环境，因为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化得实在是太迅速、太剧烈了，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去“习惯”。我们看着周围的一切，暗自用嘲讽的语气鼓励阿摩尔和普叙赫说：你们没想到我们会来吧？没办法了，你们只好习惯我们吧！我们在让环境适应我们。 克里姆林宫的下层服务人员都留下来了。他们有点害怕我们。这里的制度森严，完全是农奴式的。仆役的工作也是世代相传的。在克里姆林宫无数的仆役和其他的勤杂工当中，有许多上了年纪的，他们甚至伺候过几代沙皇了。斯图皮申老人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个子不高，脸总是刮得光光的，是个尽职尽责的人，当年，所有的仆役都怕他。现在年轻的人对他既有往日的尊重，又有新的挑战。他不知疲倦地在走廊里忙碌着，把椅子摆好，掸掉灰尘，努力维持着往日的秩序。午餐总是稀菜汤和夹杂着荞麦壳的荞麦粥，盛在雕着双头鹰的宫廷专用的盘子里。谢辽沙小声对母亲说：“你看，他在于什么呢？”那个老人像影子一样悄无声息地在椅子后面走来走去，把每只盘子都要稍微转动一下摆正。谢辽沙首先猜到，他是把盘子上的双头鹰正对准客人的脸。 我问列宁：“您注意到那个斯图皮申老头了吗？” 他略带嘲讽地回答说：“怎么会注意不到他呢？” 这些被连根拔起的老头有时也挺让人可怜的。斯图皮申很快就依赖上了列宁。后来，当列宁搬到离人民委员会更近的住处之后，他的这种依赖又转到了我和我的妻子的身上，因为他注意到了，我们很看重秩序并且十分尊重他的劳动。 所有的服务人员很快就都被解散了。年轻人立刻适应了新的秩序。斯图皮申不愿意退休，就被安排到改成博物馆的大宫殿里当管理员。他还是常到骑士楼来“探亲”。后来，每当召开代表大会或国际会议时，斯图皮申在安德烈大厅前值班，他把一切收拾得井井有条。他做的仍旧是沙皇或大公时代那套接见仪式，而现在不过是为共产国际服务罢了。他和斯巴斯科钟楼的命运是一样的，从过去为沙皇奏颂歌改成为革命奏颂歌。1926年，老人安详地在医院里去世。住院期间，妻子还给他送去了一些小礼物，他为此感动得都哭了。 苏维埃的莫斯科以一片混乱迎接我们的到来。这里有自己的人民委员会，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他是世界上担任这一职务最差的人选。莫斯科人民委员会管辖着整个莫斯科地区，但是它的边界谁也搞不清楚。它北边一直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南边到库尔斯克省。这样，我们在莫斯科就发现了一个政府，它的权力(不过是相当成问题的权力)几乎涵盖了苏维埃政权下的全部疆域。莫斯科与彼得格勒之间的那种历史性的对抗经受住了十月革命的考验而延续下来。莫斯科一度是个大农庄，而彼得格勒是一座城市。莫斯科是地主和商人们的地盘，而彼得格勒是文臣武将的天下。莫斯科是慷慨的具有斯拉夫气派的地道的俄国城市，是俄国的心脏；而彼得堡是毫无个性的自私的欧洲风格的城市，是官僚主义国家的神经中枢。莫斯科是一座纺织业发达的城市，而彼得格勒是一座冶金业发达的城市。这种对比的方法是它们实际风格差异的文学性的描写。而这种差异我们立刻就感觉到了。在莫斯科本地的布尔什维克中也蔓延着一种地方主义情绪。为了协调与莫斯科人民委员会的关系，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我担任主席。这是一项奇怪而又有意思的工作。我们耐心地把各个州的委员会分开，收回应该属于中央的权力。随着这项工作的推进，第二个莫斯科政府显得已经失去存在的必要性了。莫斯科人自己也承认，必须撤销他们的人民委员会。 莫斯科时期，是俄国历史上第二次集中国家权力，并组建国家管理机构来加强这种权力的时期。现在，对于那种仍然用笼统的宣传来回答一切问题的人，列宁已经越来越失去了耐心。有时，他干脆对他们置之不理，甚至挖苦和嘲笑他们：“老兄，您怎么啦，您以为这还是在斯莫尔尼宫啊？”他那责怪的语气既严厉又带着几分亲切。他打断那些不得要领的发言人说：“您这还是在斯莫尔尼宫时的那一套。您要清楚，我们现在已经不在斯莫尔尼宫了，我们已经前进了。”当需要为明天做好准备的时候，列宁从来不吝惜用激烈的言语来驱赶昨天。在这件工作上，我和他携手并进。列宁办事情十分认真，而我显得甚至有些过分苛求。我们同自由散漫、不守纪律、放任自流的作风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我执行了严格的纪律，以对付迟到和不能按时开会的现象。就这样，混乱就逐步让位于秩序了。 召开会议之前，一般是指要解决原则性问题或者由于部门之间的冲突而变得重要的问题的会议之前，列宁总是在电话里坚持要我事先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现今有关列宁和托洛茨基分歧问题的材料中充斥着不足凭信的东西。当然也曾有过分歧，但更多的情况是，我们在电话里交谈几句而得出一致的结论或者根本不用交换意见而达成一致。不论是他还是我，在弄明白我们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一致的时候，我们都不会怀疑自己做出的决定是恰当的。当列宁担心他提出的方案可能会遭到强烈的反对时，就会打电话提醒我说：“您一定要去开会，我让您第一个发言。”于是，我就在会上讲几分钟，列宁在发言的时候说一两个“对”。这样，问题就解决了。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让别人因为害怕我们而不敢站出来反对。那时候根本不存在像今天这样一切看领导脸色行事，惟恐说话表态不当而招来祸患的现象。但是，官僚场合的奴颜婢膝越少，领导的威信就越高。当我和列宁有分歧的时候，往往就会爆发争论，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的争论。当我们意见一致的时候，讨论就会很简短。如果我们事先不能协商，就会在开会的时候互相传便条。如果这时发现了分歧，列宁总是引导辩论，使问题延期讨论。和他持不同意见时，我会以玩笑的口气来写便条，列宁在看这些便条的时候好像全身都在晃动。他很爱笑，特别是在疲倦的时候，这体现了他身上的孩子气，在这个如此刚毅的人的身上也带着一些孩子气。我总是饶有兴致地看着他，有点好笑地强忍住不笑，继续严肃地主持会议。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紧张，他的颧骨比平时显得更加突出了。 我把我的工作都放到位于克里姆林宫外的军事人民委员会去做，而且不限于军事工作，还包括党务、写作以及其他方面的工作。克里姆林宫骑士楼里那套房子只是我的住处，没有人到这里来找我。因为公事找我的都到军事人民委员会，谁也不会有到我家来“做客”的想法，因为我们都太忙了。下班后从办公室回到家里差不多就是5点钟了，7点钟我就又到了军事人民委员会参加晚上的会议。当革命站稳脚跟的时候，也就是在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我利用晚上的时间从事理论研究和写作工作。 妻子在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在那里主管博物馆和文物方面的事务。她的职责是在国内战争中保护那些古老的文物免遭破坏。这个工作并不轻松，因为无论是白军还是红军都不太关心那些有历史意义的庄园、外省的城堡或古老教堂的命运。这样，军事当局和博物馆管理局之间就常常会产生矛盾。宫殿、教堂的保护者们抱怨军队不够尊重文化遗产，而军事指挥员则抱怨文物保护者们把死的东西看得比活人还重要。这样看来，我和妻子就身陷两个部门的冲突之中。在这个问题上闹出了不少的笑话。 这时，我和列宁主要通过电话联系。我们总是频频地给对方打电话，谈话的内容涉及各方面的问题。有些部门常常向列宁抱怨红军，他就立即给我打电话。刚过五分钟，他又打电话问我，是否可以见见农业人民委员或者检查人民委员的新候选人，以便形成自己的意见。一小时后，他又问我，是否关注有关阶级文化理论的论战，是否准备反驳布哈林。然后，他又问我，是否能从南线军区抽调几辆卡车往车站运粮食。又过了半个小时，列宁再次打电话问我，是否了解瑞典共产党内部的分歧。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情况天天如此。 从德军发动进攻那一刻起，法国人的行为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至少比较明智的法国人是这样：他们明白了关于我们和霍亨索伦王朝之间的秘密交易的传闻是多么愚蠢。他们也很清楚，我们不能作战。一些法国军官自己也坚持让我们签订合约以赢得时间。最热心支持这种想法的是一位法国情报人员，他有一只假眼，是一位贵族一保皇派人士，他告诉我说，愿意去做我委托的哪怕是最危险的事情。 接替尼塞尔将军的拉维涅将军向我提了一些谨慎而又委婉的建议，这些建议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但从表面上看，其意图还是好的。据他说，鉴于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已经成为了事实，法国政府愿意在军队建设方面向我们提供无私的全面援助。他提议，从罗马尼亚回来的为数众多的法国代表团的军官们归我调遣。他让其中的一名上校和一名上尉住在军事人民委员会对面的楼里，以便随时供我差遣。说实话，我暗自怀疑他们搞军事情报比搞军事行政更在行。他们向我提交了一些书面报告，但在那些忙碌的日子里，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看。 会见协约国的各军事代表团是这次短暂“休战”中的一段小插曲。协约国的军事代表团有好几个，每个团又有不少的成员，就这样20来个人一下子挤到了我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拉维涅把他们一一介绍给我，有几个人说了些恭维话，特别是一个意大利的体态臃肿的军官，他祝贺我成功地肃清了莫斯科的匪徒，满脸堆笑地说：“现在，在莫斯科也可以像在其他所有国家的首都一样安心地生活了。”我认为，他这么说有些夸张了。随后我们实在都想不出应该跟对方说些什么了，但客人们又不好马上起身告辞，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摆脱他们。最后，拉维涅将军使我们摆脱了困境，他问我，如果军事代表团不打算再多占用我的时间的话，我是否会介意。我回答说，尽管与这些杰出的代表们就此分手让我感到很遗憾，但我也不便挽留。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一些回想起来只能尴尬一笑的场面。我与协约国各军事代表团会见的场面就是如此。 军事工作占去了我大部分的时间，而且越占越多，而我在军事方面几乎要从头学起。在技术和战术方面，我认为我的首要任务，是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位置上，使他们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我在创建军队的过程中，把政治和组织工作同党的工作完全结合在一起，这是获得成功的惟一道路。 在军事部门的党的干部中间，我注意到了军医斯克良斯基。尽管他还很年轻，到1918年才26岁，却已表现得十分出众。他精明强干、踏实勤奋、对人和环境有出色的判断能力，也就是说，他具备了一个行政管理人员所应有的素质。在同用人方面有着不可替代作用的斯维尔德洛夫商议后，我选择斯克良斯基做我的副手。此后，我从来没有为此而后悔过。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前线，所以副手这个岗位的职责就变得更加重大了。我不在的时候，斯克良斯基主持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会议，领导以服务前线为主要内容的军事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并代表军事部门出席列宁主持的国防会议。如果说有谁能够与法国大革命中的拉扎尔·卡诺相提并论的话，那一定是斯克良斯基。他做起事情来总是准确无误、不知疲倦、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并且总是对工作了如指掌。军事部门的命令大部分是由斯克良斯基签署的，而这些命令都被刊登在中央机关报和地方的刊物上，于是斯克良斯基的名字也就家喻户晓了。像所有认真负责、坚持原则的行政官员一样，他也有不少的对头，年轻有为的他也令不少上了年纪的庸才心存嫉恨。斯大林在幕后给那些人煽风点火。这些人在暗地里针对斯克良斯基搞一些小动作，尤其是当我不在的时候。而列宁通过国防会议的工作对他十分了解，因此总是出面维护他，一遍一遍地说：“他是一名优秀的干部，是一名杰出的干部。”斯克良斯基本人对这些阴谋诡计毫不理会，而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工作上：听取汇报；搜集工业生产方面的材料；计算那总也不够用的弹药的数量。他不停地抽烟，通过专线电话召集各部队的首长了解情况，为国防会议准备咨询材料。即使是在深夜的两三点钟往他的办公室打电话，他仍坐在办公桌旁。我问他：“您什么时候睡觉呀？”他总是开着玩笑支吾过去。 当我回忆起军事委员会的工作的时候，总是感到十分欣慰，因为我们这里从来没有拉帮结派、勾心斗角的现象，而这在其他部门是非常严重的。正是有了紧张的工作、领导的威信、准确地选用人才、纪律严明、不徇私情和忠诚的精神等等，才保证了我们这个庞大但不健全、结构复杂的机构能够正常运转。而这一切主要是斯克良斯基的功劳。 国内战争使我脱离了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我几乎总是住在火车和汽车上。我四处奔忙，一走就是连续几周甚至几个月，这使我完全脱离了政府的日常工作，即使是短时期地回到莫斯科，也无法熟悉这些工作。但是，最重要的问题都是事先在政治局里解决的。有时候我被列宁召回专程参加政治局的会议，有时则相反，我从前线带着一堆原则性问题回来，通过斯维尔德洛夫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在那几年里，我和列宁通信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国内战争中的现实问题，有短信也有长篇电报，或者是补充先前的谈话，或者是为下一次谈话做准备。尽管这些公务信函很简短，但是它们却最真实地反映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集团内部关系的情况。近期内，我将对这些内容广泛的书信加上必要的注释予以公布，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是对斯大林派历史学家搞出来的那些东西的致命的驳斥。 当威尔逊根据他那教授式的、不切实际的空想，异想天开地要召开有“所有俄国政府”参加的和平会议时，1919年1月24日，列宁给正在南方战线的我发来了一封密电，他说：“威尔逊建议休战，并号召所有俄国政府坐下来谈判……看来，只能由您出马去对付威尔逊了。”由此看来，我们在布列斯特和约上的分歧，丝毫没有影响列宁在面临重大外交任务时再来找我，尽管我当时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军事工作当中。众所周知，威尔逊缔造和平的倡议也像他的其他计划一样落空了，因此我也就没有成行。 至于列宁对我的军事工作是如何评价的，除了他本人的数百件证明文件之外，还有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一段生动的描述： “他(列宁)一拍桌子说：请再找出另外一个人来，他能在一年之内组成一支堪称楷模的军队，而且还赢得了军事专家的尊敬。而我们就有这样的人。我们拥有一切，奇迹必将出现。”
据高尔基说，就在那次谈话中列宁还说：“是的，是的，我知道有人对我和他的关系胡说八道，尤其是关于我和托洛茨基本人的谣言很多。”今天，在我和他的关系问题上，置事实、证据和逻辑于不顾的谎言竟被国家奉为真理的时候，列宁会对此说些什么呢？在革命的第二天，我曾以民族的原因为借口拒绝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然而，在军事工作中，我的这个民族因素显然要比在行政管理机构复杂得多。然而列宁是对的，在革命高涨的年代里，这个问题显然是不值一提的。当然，白军也曾试图利用我的民族问题在红军内部煽动反犹情绪，但他们并没有成功。关于这一点，就连白军自己的报刊上也有不少的证据。在柏林出版的《俄国革命档案》中，身为白卫分子的作者讲了下面一段生动的故事： 一个转到我们这边的哥萨克到了我们这里，有人挖苦他，说他在犹太佬托洛茨基军队中服役，并受这个犹太佬的指挥打仗。他激动而又不容置疑地反驳说：“没什么！……托洛茨基不是犹太佬。托洛茨基是一个军人……是我们的……俄国人……而列宁那个共产党才是犹太佬，可托洛茨基是我们的……是军人……俄国人……是我们的。” 在我们最有天分的年轻作家之一巴别尔的《骑兵军》一书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情节。至于我的犹太籍问题，只是开始针对我进行政治迫害之后才有了意义。反犹主义和反托洛茨基主义是同时抬头的。二者都源于一个同样的根源：小资产阶级对十月革命的反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