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准备十月革命的最后几天里，我们住在塔夫利达街。列·达整天都在斯莫尔尼宫。我继续在细木工工会工作，那里由布尔什维克领导，气氛异常紧张。整个的上班时间都在进行有关起义的辩论。工会主席坚持列宁一托洛茨基的观点(当时就是这么叫的)。我和他一起进行宣传鼓动。到处都在谈论起义：在街头、在食堂甚至是在斯莫尔尼宫的楼梯上遇到时也谈。吃得很差、睡得很少，一天24小时差不多都在工作。我们几乎见不到两个儿子。对我来说，10月的那些日子也是为他们的命运担惊受怕的日子。在他们学校里总共只有两个“布尔什维克”：廖瓦和谢辽沙，还有第三个人，据他们讲，是“同情派”。当权的——民主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的子弟合起伙来对付他们这三驾马车。通常，当有严重分歧的时候，批评就以实际的“论据”来补充。校长不止一次的把我的儿子从压在他们身上的“民主党人”的人堆里拖出来。其实，孩子们只是在做他们的父辈所做的那些事。校长是立宪民主党人，因此他总是惩罚我的孩子，说：“拿上你们的帽子回家吧！”革命后留在这所学校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孩子们转到了一所平民学校。那里各方面条件都比较简陋粗糙，但心情要舒畅多了。
　　我和列·达几乎不着家，孩子们放学回家后也找不到我们，因此他们认为没必要呆在家里。在那些日子里，到处都是示威游行、冲突不断、枪击事件时有发生，我很为他们的安全担心：他们的情绪是最革命的……在匆忙见面的时候，他们兴奋地讲：今天坐电车的时候看见几个哥萨克在看爸爸写的《告哥萨克同胞书》。我问道：“那怎么了？”“他们读着，还互相传着看，好吧……”“很好！”列·达熟识的工程师K有一个大家庭，家里有各年龄段的孩子，还雇了保姆，等等。他建议我们暂时让两个孩子住到他家去，这样他们可以得到照看。他的这个建议可救了我们。受列·达的种种委托，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往斯莫尔尼宫跑五六趟。我们深夜才回到塔夫利达街，第二天一早又各忙各的事情，列·达去斯莫尔尼宫，我去工会。随着事情越来越多，列·达几乎不能离开斯莫尔尼宫，一连几天都不能回塔夫利达街，甚至都不能睡觉。我也经常留在斯莫尔尼宫过夜，就穿着衣服睡在长沙发或者靠椅上。当时正是秋天，已经不暖和了，天气干燥阴沉，还刮着阵阵的寒风。市中心的大街上空荡荡的，一片寂静，在这种寂静中有一种可怕的警觉。而斯莫尔尼宫里却正在沸腾着。大厅里灯火通明，无论白天还是黑夜，这里到处都挤满了人。各个工厂里的气氛也是那么紧张激烈。而街上却安静下来了，不再喧闹，好像在恐惧中整个城市都把头缩了起来……
　　我们已经夺取了政权，至少在彼得格勒是这样。列宁仍然没有来得及换自己的衬衫。他的面容疲惫不堪，但是眼睛仍然炯炯有神。他亲切柔和、略带腼腆地对我说：“您知道，一下子从被迫害的地下状态就掌握了政权……”他迟疑着顿了一下，显然是在寻找合适的词语，突然用德语说：“es schwindelt(还真有点令人头晕目眩)。”说着他还用指头在头顶上比划了一圈。我们相视而笑。
　　但是还不到一两分钟，就转入了正题。
　　应该组织政府。我们几个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在房间的角落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应该叫什么呢？”列宁边想边问道，“怎么也不能叫部长吧，这个名称实在是令人厌恶，太陈腐了。”
　　“要不就叫委员，”我提议说，“只是现在的委员实在是太多了，或许可以叫最高委员？……不，‘最高’叫起来不好，那能不能用‘人民’呢？”
　　“人民委员？好，看来行，”列宁表示赞成，“那整个政府叫什么呢？”
　　“委员会，当然是委员会……人民委员会，怎么样？”
　　“人民委员会？”列宁赞同地说，“好，好极了，这充满了革命的味道！……”
　　列宁对革命的美学问题及其“浪漫色彩”不大感兴趣，但是他越深刻地从整体上感受到革命，就越能准确无误地辨别出它的“味道”。
　　就是在最初的那几天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完全出人意料地问我说：“假如白卫分子把你我都打死了，斯维尔德洛夫和布哈林能撑得住吗？”
　　我笑着说：“没准儿打不死呢。”
　　“鬼才知道他们。”列宁边说着，自己也笑了起来。
　　这一情节我是在1924年回忆列宁的文章中初次提到的。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的“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看到我的这些材料大为恼火，但他们又不敢质疑它的正确性。事实就是事实，列宁只提到了斯维尔德洛夫和布哈林，其他的名字并没有进入他的头脑里。
　　列宁两次流亡国外，前后加起来长达15年之久，其间只有很短的间隔。他主要是通过通信或在国外很少的几次会面来了解国内党的干部的。只是在革命之后，他才有可能在工作中近距离地观察他们。因此，他需要重新形成自己的看法或者改变通过别人的介绍形成的印象。作为一个有着高尚道德情操的伟人，列宁从来不以冷漠的态度待人。对人抱有强烈兴趣是这位思想家、观察家和战略家所固有的品质。关于这一点，克鲁普斯卡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提到过。列宁从来不当即就对人做出笼统的判断，他的眼睛就像一架显微镜，会将那些在特定时间和特定条件下进入他视野的特征放大许多倍。列宁爱上(在这个词的原本意义上)某个人的情况也是为数不少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会开他的玩笑说：“噢，知道，知道，您又有新的罗曼史了。”列宁也知道自己的这一特点，他总是带着几分窘迫，似乎还有些生气地对我的打趣报之一笑。
　　列宁对我的态度在1917年里经历了几个阶段。起初，他对我持谨慎和观望的态度，在7月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之间的关系迅速接近起来。当我不顾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反对，提出抵制预备国会的口号时，列宁在他的避难所里写道：“太好了，托洛茨基同志！”某些偶然和错误的表面现象使他感到，似乎我是在武装起义的问题上执行了过于观望的路线，他的这些顾虑反映在10月间写的几封信中。正因为如此，在革命那天，当我们俩在阴暗的空荡荡的房间里躺在地上休息时，他所流露出来的对我的态度就更鲜明、更热情、更诚恳。在第二天举行的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他提议我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我从座位上跳起来抗议，我觉得这一建议太突然也太不合适了。列宁坚持说：“为什么不行呢？您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首脑，是它夺取了政权。”我建议，无须讨论就否决这项提议。于是大家就按照我的建议做了。11月1日在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的激烈辩论中，列宁赞叹说：“再没有比托洛茨基更好的布尔什维克了。”这句话由列宁亲口说出，可以说是意味深长。难怪，直到今天，记载着这句话的会议记录仍然秘而不宣。
　　夺取政权之后就出现了我在政府中任职的问题。说来奇怪，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尽管有1905年的经验，但是我一次也没有想到过把自己的前途与政权问题联系在一起。在相当早的时候，更确切地说是在童年的时候，我就梦想成为一名作家。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使写作像其他所有的东西那样都服从于革命的目标。党夺取政权的问题总是摆在我的面前。我曾经几十次甚至几百次地在文章或演讲中论述革命政权的纲领问题，但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夺取政权之后个人的工作问题，因此这一问题令我感到十分意外。革命后，我打算留在政府之外，并提议我来领导党的新闻出版工作。在这个要求中可能也有胜利后神经本能反应的成分。在过去的几个月，革命的准备工作和我本人直接联结在一起，我的每一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卢那察尔斯基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托洛茨基简直是个莱顿蓄电瓶，一碰他就会放电。到了11月7日，局势终于明朗了。我那时的心情就像刚做完一个艰难而又危险的手术的医生——洗了手，脱去了大褂，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列宁则正好相反。他刚从避难所回来，在那里三个半月的时间里，他一直为脱离实际的直接领导工作而苦恼。我们俩刚好形成互补，这使我更加强烈地要求退到幕后，哪怕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也好。但列宁对此却连听也不想听。他要求我主管内政，而与反革命做斗争是当时最重要的任务。我提出了种种理由表示反对，甚至还提到了我的民族问题。我说：“值得因为我的犹太血统而授敌以柄吗？”列宁都有点生气了，说：“我们进行的是一场伟大的国际主义的革命，这样的小事算得了什么？”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半开玩笑地争执了一通。我回答说：“革命当然是伟大的，但是傻瓜自然也不少。”“难道我们要向傻瓜看齐吗？”“看齐，倒不是向他们看齐，但有时我们在愚昧面前也不得不做一些小小的让步。再者说，我们何必一开始就给自己增加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呢？……”
　　我已经提到过，在俄国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民族因素对我个人的生活并没有太大影响。还是在少年时代，民族的压迫和偏见就在我的内心深处引起了纯理性的迷茫，而这种迷茫在一定条件下转变为厌恶情绪，甚至变成了道义上的反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加深了我的这种情绪，并把它们转变为积极的国际主义。在不同国家生活的经历以及对他们的语言、政治和文化的了解，使国际主义深深地渗人到了我的机体和血液之中。如果在1917年以及之后岁月里，我有时会以自己的犹太血统为由反对这样或那样的任命，那纯粹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我把斯维尔德洛夫和其他一些中央委员争取到我的一边，在这个问题上列宁成了少数派。他耸了耸肩，叹着气，责备地摇了摇头，只能以无论在哪个部门工作都要对反革命进行斗争来安慰自己。对于我去报刊部门工作的事情，斯维尔德洛夫也坚决反对。他说：“这种事可以派布哈林去干。应该让列夫·达维多维奇去对付欧洲，就让他去管外交吧。”“现在，我们哪儿还有什么外交工作？”列宁表示反对，但终究他还是勉强同意了。我也勉强同意了。就这样，根据斯维尔德洛夫的建议，我主管了三个月的苏维埃外交工作。
　　对我来说，外交人民委员会实际上使我远离了机关事务工作。对于那些想和我一道工作的同志，我无一例外地建议他们去找更有利于他们施展才能的地方。他们中的一个人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相当形象地叙述了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我们之间的一段对话。据他的说法，我当时是这样讲的：“我们哪里有什么外交工作啊！我们就这样向世界各国人民发几篇革命宣言，然后就关门大吉了。”同我谈话的人为我如此缺乏外交工作的自觉性而深感痛心。显然我是故意夸大了我的观点，以此来强调我们当时的工作重心并不在外交上。
　　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使十月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把它推向全国，打退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将军对彼得格勒的进攻，以及同反革命分子做斗争。我们是在机关之外解决这些问题的，我和列宁的密切合作始终没有间断过。
　　列宁的办公室和我的办公室分别在斯莫尔尼宫这栋建筑的两端。一条走廊把我们连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把我们分开。这条走廊实在是太长了，因此列宁开玩笑说，要在两个办公室间建立自行车联络。我们通过电话联系。我每天都要几次走过这条蚂蚁窝一样没有尽头的走廊，到列宁办公室去和他商量事情。那个被称为列宁的秘书的年轻水兵不停地在走廊里跑来跑去，把列宁的便条传给我。在这些便条上，重要词语下面画着两三条短横线，为的是突出问题的重点。随同便条一起送来的经常还有法令的草案，需要马上对它们提出意见。在人民委员会的档案里，保存着许多那一时期的文件，其中有些是列宁写的，有些是我写的，有的是经过我修改的列宁的文本，有的是经过列宁补充的我的建议。
　　在第一阶段，也就是大约在1918年8月以前，我积极参加了人民委员会的全面工作。在斯莫尔尼宫的那个阶段，列宁迫不及待地用法令处理经济、政治、行政和文化生活等方面的问题。他之所以这么做，决不是出于对官僚主义繁文缛节的偏好，而是尽力用权威的语言来阐述党的纲领。他很清楚，这些革命的法令暂时只能执行很小的一部分。法令的执行和检验需要有正常运转的机构以及足够的经验和时间来保证。然而，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有多少时间可供支配。在第一阶段里，这些法令的宣传意义远大于其行政意义。列宁急于告诉人民，新政权到底是什么样的政权，它的目标是什么以及它打算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地解决，不断地召开小范围的专家会议，向专家们咨询，亲自查阅大量书籍。而我从旁协助他的工作。
　　列宁强烈地感觉到了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继承性。作为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他懂得历史传统的意义。至于我们是继续执政还是被赶下台，目前还无法预料。但是不管怎样，都应该尽可能使人类的革命经验变得更加明确，这样自有后来者根据我们开创的事业再向前跨出新的步伐。第一阶段立法工作的目的也就在于此。在这种想法的驱动下，列宁急切地要求尽快用俄文出版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经典著作。他努力在所有的城市里尽可能多地建立革命纪念碑，哪怕是最简单的形式也好，如果有可能的话，甚至还要在村镇里建立，从而使所发生的事情更牢固地留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在人民的记忆中留下尽可能深的印记。
　　开始的时候，人民委员会的局部经常有变动，它的每次会议都展现了最壮观的即兴立法的画面。所有的事情都必须从头开始，我们找不到可资借鉴的“先例”，因为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过。列宁不知疲倦地连续五六个小时主持人民委员会的会议。而那时人民委员会天天开会。所讨论的问题照例都没有经过预先酝酿，几乎个个都是紧急问题，经常都是在会议开始的时候人民委员们甚至主席都不知道事情的实质。辩论一般都十分简短，就连开场的报告也只给十来分钟的时间。尽管如此，列宁总能觉察到事情发展的必然的轨迹。为了节约时间，他总是通过给与会代表写便条来获得某方面的材料。这些便条涉及内容广泛而又非常有趣，体现了列宁的人民委员会立法技术中的书信成分。但可惜的是，大部分便条都没有保存下来，因为答复经常写在便条背面，并且往往被主席当即销毁。列宁选准适当的时机，故意生硬地宣布自己的决议要点。在这之后，要么停止讨论，要么转入实际建议的具体程序。因而，列宁的“要点”总是立法的基础。
　　领导这项工作，除了需要许多品质之外，还需要有很强的创造性想像能力。这种想像力的最可贵之处是善于想像人、事物以及现象的真实情况，甚至是在从未见过它们的情况下也能加以想像。根据自己全部的生活经验和理论观点，把在瞬间抓住的所有零散细节加以综合，用适用而逼真的、尚未成形的规则对它们加以补充，并通过这种途径具体地再现人类生活的某个领域。这就是立法者、行政首脑和领袖必须具备的想像力，在革命时期尤为如此。列宁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种现实的想像力。
　　不用说，在紧张狂热的立法创造中一定会有不少纰漏和自相矛盾之处。但总的说来，在斯莫尔尼宫时期，也就是在革命最动荡、最混乱的阶段，列宁制定的法令将作为新世界的宣言永载史册。不只是未来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就连未来的立法者也将从中汲取养分。
　　当时，实际任务越来越占据了首要位置，其中最主要的是国内战争、粮食供给和交通运输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专门成立了特别委员会。委员会必须首先了解当前的新任务，把那些于事无补、止步不前的主管机构扫地出门。在那几个月里，我领导了一系列这样的委员会，包括食品供应委员会(当时刚参加工作不久的瞿鲁巴加入了这一委员会)、交通运输委员会、出版委员会以及许多其他委员会。
　　至于外交部门，除了布列斯特和谈之外，没有占用我太多的时间，但是其任务还是比我预料的要复杂一些。刚一开始我就不得不出乎意料地同……艾菲尔铁塔进行外交谈判。
　　在举行起义的那些日子里，我们根本顾不上去听国外的广播。但是现在，我作为外交人民委员必须关注它们，以了解资本主义世界是如何看待革命的。毋庸讳言，那时我没有听到过来自任何地方对革命的欢迎辞。无论柏林政府多么愿意同布尔什维克捉迷藏，但是当我们设在皇村的电台播放我们战胜克伦斯基军队的消息时，德国政府从纳恩电台发出了敌对的电波。如果说，柏林和维也纳方面还在仇视革命和希望得到有利可图的和平之间举棋不定的话，那么，其余的国家，不仅是参战国，甚至连中立国也纷纷用各种语言播放被我们推翻了的旧俄统治阶级的感受和思想。在这场大合唱中，最卖力的就是艾菲尔铁塔了，在那些日子里它竟然用俄语广播，显然它试图直接对俄国人民进行蛊惑。在听巴黎方面的广播的时候，我有时甚至觉得就是克列孟梭亲自坐在塔顶上。我太了解身为新闻记者的克列孟梭了，所以能听出这即便不是他的风格，至少也是他的思想。这些广播中充满了对革命的极度仇恨，并且由于这种恶毒的仇恨超过了极限而显得有些歇斯底里，有时使人觉得，这家广播台就像一只蝎子趴在艾菲尔铁塔上拼命地用尾巴蜇自己的头。
　　我们掌握着皇村电台，因此没有理由对此保持沉默。接连几天，我都口授对克列孟梭无端谩骂的答复。我对法国政治的历史有充分的了解，足以对他们那些重要人物做出并不十分令他们满意的点评，并从巴拿马丑闻开始，提醒他们不要忘了自己的传记漏掉的那些事情。几天之内，巴黎和皇村电台之间展开了一场紧张的对决。太空作为中介认真负责地传递了双方的论点。最后怎么样呢？我自己都没有预料到会这么快就有了结果，巴黎立刻改变了腔调。尽管随后它表达的思想仍然是敌对的，但态度却礼貌多了。后来，我多次满意地回忆起我的外交活动是从教导艾菲尔铁塔学会良好的举止开始的。
　　11月18日，美国使团团长贾德森将军突然来到斯莫尔尼宫拜会我。他事先声明说，暂时还不能代表美国政府说话，但是希望今后一切都顺利。他问我苏维埃政府是否继续打算和盟国一起将战争进行到底。我回答说，由于将要举行的谈判是完全公开的，因此盟国可以观察谈判的进展，并可以在任一阶段参与其中。最后，这位爱好和平的将军声明：“如果曾经有过抗议和威胁苏维埃政权的时期，那么现在这个时期已经结束了。”但众所周知，一燕不成春，即使这只燕子有将军的头衔也无济于事。
　　12月初，我和法国大使努兰斯举行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晤。这位前激进派的议员是被派来接替公开的保皇派分子巴列奥洛格与二月革命建立密切关系的。巴列奥洛格这个人不仅从姓名上一看就让人觉得是个拜占庭人，而且法国也正是利用他与沙皇保持了密切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会选择努兰斯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人呢，这我就不清楚了。然而，努兰斯并没能使我提高对人类命运主宰者的看法。会晤是在努兰斯的提议下进行的，但没有达成任何共识。经过短暂的摇摆之后，克列孟梭最终采取了封锁政策。
　　我在斯莫尔尼宫内与法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尼塞尔将军的谈话是不友好的。即使是在后方的行动中，这位将军仍然在检验自己的进攻精神。在克伦斯基执政时，他已经习惯了指手画脚，而且时至今日仍未打算改掉他的这一恶习。为了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不得不请他离开斯莫尔尼宫。很快我们与法国军事代表团的关系就进一步恶化了。代表团下设一个情报处，它是一系列反对革命的极其恶劣的流言的制造工厂。在所有敌对的报纸上每天都会出现越来越离奇、恶毒、愚蠢的所谓“斯德哥尔摩”来电。追问发“斯德哥尔摩”电讯的报纸编辑，他们道出了是法国军事代表团所为。我为此正式质问尼塞尔将军。12月X日，他给了我一份很有意思的文件，算是答复。
　　这位将军写道：“许多有着不同倾向的记者来我军事代表团采访消息。我受命向他们发布关于西部战场、萨洛尼卡、亚洲的战事及有关法国局势的消息。在某一次(？)采访中，一位(？)年轻军官不慎把在城里(？)广为流传的消息告诉了记者，并说消息来自斯德哥尔摩……”最后，将军含糊其辞地许诺：“将采取措施，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的疏忽(？)。”这简直太过分了。我们教巴黎电台的广播塔举止得体，决不是为了让尼塞尔之流在莫斯科再建立一个辅助的造谣电台。我当天就给尼塞尔写信：
　　这位幕后的“年轻军官”无法再隐瞒下去，他作为替罪羊离开了俄国，无线电接收装置被拆除了，情报处被关闭了，分散在各地的军官们都被召回了首都。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些小小的试探性交锋。在我去了军事部门之后，出现了短暂的不稳定的休战状态。过于恃勇逞强的尼塞尔将军被善于逢迎的拉维涅将军取代了。但是休战状态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法国的军事代表团和它的外交机构很快就成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一切阴谋活动和军事行动的中心。但这些都是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之后、1918年春夏之交才公开化的，当时苏维埃政权已进入莫斯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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