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三十三章 在斯维亚日斯克的一个月 1918年的春季和夏季是一段十分艰难的时期，这时战争的一切后果都显露出来了。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似乎周围的一切都在崩溃瓦解，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抓住，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依靠。有一个问题摆在面前，那就是在我们这个消耗殆尽、经济崩溃、濒于绝境的国家里，是否有生命的甘霖足以用来支撑新制度并保障自己的独立呢？没有粮食，也没有军队，铁路系统完全瘫痪了，国家机器才刚刚建立起来，到处都在酝酿着阴谋。 在西线，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白俄罗斯以及俄罗斯的大片土地都被德国人占领了，普斯科夫也落到了他们的手里，乌克兰沦为了奥、德的殖民地。在伏尔加河一带，1918年夏天，英、法两国的代理人策动了由过去的战俘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暴动。德国统帅部通过他们的军事代表通知我说，如果白军从东面逼近莫斯科，那德军将从西面的奥尔沙和普斯科夫方向进逼莫斯科，使我们不能建立新的东部战线。我们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在北方，英国人和法国人占领了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并扬言要向沃洛格达推进。在雅罗斯拉夫，在法国大使努兰斯和英国全权代表洛克哈特的直接指使下，萨温科夫组织了白卫军暴动，他们企图通过沃洛格达和雅罗斯拉夫打通英法北方部队与在伏尔加河一带活动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联系。在乌拉尔地区，杜托夫匪帮的活动也十分猖獗。在南方的顿河流域也发生了暴动，其首领是当时与德国人有直接勾结的克拉斯诺夫。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策划了阴谋活动，他们刺杀了米尔巴赫伯爵，企图在东线发起暴动。他们想挑起我们与德国人之间的战争。国内战争的战线逐步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它把莫斯科团团围住并向它步步进逼。 辛比尔斯克陷落后，中央决定派我前往伏尔加河方面，当时主要的危险就来自那里。于是，我开始忙着筹组我的专列。在当时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什么东西都不够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没有人知道所需要的东西都在什么地方。原本很简单的工作现在竟变成了复杂的即兴创作。当时，我自己也没有料到我竟然要在这列火车上度过长达两年半的时间。我是8月7日从莫斯科出发的，当时还不知道喀山已在前一天陷落，我是在路上得知这个可怕消息的。仓促组建起来的红军部队不战而退，把喀山拱手让给了敌人。参谋部的人要么是一些阴谋分子，要么就是在敌人的枪弹下惊慌失措或者四散奔逃。谁也说不清楚总司令部和部队其他的领导人在什么地方。我的专列停在离喀山最近的大站斯维亚日斯克，在随后的一个月里，就是在这里重新决定了革命的命运。这一个月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极大的锻炼。 我方在斯维亚日斯克附近的军队，是由从辛比尔斯克和喀山败退下来的部队以及从各地赶来增援的部队组成的，每支部队都是各自为政，它们惟一的共同点就是都想撤退。敌人在组织上和经验上都远远胜过我们，有个别完全由军官组成的白军连队创造过不少的奇迹。就连这里的土地似乎都被惊慌失措的情绪给传染了，刚开来的新组建的红军部队士气高昂，但很快就会被退却的惯性所控制。在农民中间到处都散布着这样的流言，说苏维埃已经是穷途末路了。教士和富人们又重新神气起来了。农村里的革命分子纷纷藏了起来，似乎一切都在崩溃，什么都指望不上，看起来局势是无法挽回的了。 在这里，在喀山城下这片不大的空间里，可以观察到形形色色的人类历史的因素，并可以找到反驳怯懦的历史宿命论思想的证据。这一思想总是用消极被动的因果规律来观察一切具体的和个别的问题，只看到消极的因果规律，而对作为历史最主要动力的活生生的行动着的人却视而不见。在那些日子里，扑灭这场革命难道还需要很多力量吗？它的领土已经缩小到了古代莫斯科公国那么大，它几乎没有军队，而敌人又从四面八方把它包围了。在喀山沦陷之后，接下来就会轮到下诺夫哥罗德，再往后就是一条几乎畅通无阻直通莫斯科的大道了。这一次，革命的命运将在斯维亚日斯克附近决定。而在这里，在最危急的时刻，革命的命运往往只系于一个营、一个连甚至是一个政委的坚定，也就是说，局势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关头。情况天天都是如此。 而革命最终还是得救了。做到这一点需要些什么呢？其实并不多，只需要群众中的先进力量了解致命的危险。成功的重要条件是不隐瞒真相，首先是不隐瞒自己的弱点，不欺骗群众，把一切如实告诉群众。革命还显得无忧无虑，十月的胜利来得是那么轻松，但是当时它并没有把引起革命的一切祸根一扫而光。自发的冲击力减弱了，而敌人却利用我们欠缺军事组织能力这一点重新占了上风。革命是在喀山城下才学会这门组织艺术的。 斯维亚日斯克的电讯支撑着全国各地的宣传工作。各地方的苏维埃、党组织和工会组建了新的部队，把数千名共产党员派到了喀山城下。大多数年轻党员还不会使用武器，但是他们有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取胜利的决心，而这是最重要的。正是他们使虚弱的军队挺起了脊梁。 东部战线的总司令是瓦采季斯上校，此前他指挥过一个拉脱维亚步兵师。这是从旧军队里保留下来的惟一的一支部队。拉脱维亚的雇农、工人和贫农痛恨波罗的海沿岸的贵族。沙皇政府在对德作战中就是利用了他们的这种社会仇恨，拉脱维亚的步兵团队是沙皇军队中的精锐之师。在二月革命后，他们几乎全都布尔什维克化了，并在十月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瓦采季斯是一个精明强干、积极主动、灵活机智的人。他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暴动期间脱颖而出，他指挥部队把几门小炮架在阴谋者们的司令部对面，只是出于威慑而非杀伤目的地放了两三炮，就把暴徒们吓得逃之天天了。政治投机分子穆拉维约夫叛变之后，在东线瓦采季斯就取代了他的位置。他没有像其他那些学院派的军官们那样在革命的混乱局势中迷失方向，而是积极乐观地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他不断地发出号召，鼓舞士气，下达命令，甚至在毫无希望完成任务的情况下仍不放弃。那时，一般的“专家”最害怕的就是超越自己的权限，而瓦采季斯恰恰相反，他在心血来潮时径自发布法令，而把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抛到了脑后。大约在一年之后，瓦采季斯被指控为居心不良和关系异常，这样他不得不被撤换掉了。但在这些指控中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罪证。或许仅仅是因为他在睡前看了拿破仑传记后，对两三个青年军官说了几句雄心勃勃的话吧。现在瓦采季斯是某军事学院的教授…… 当8月6日晚白军进占我喀山司令部时，瓦采季斯是最后撤离那栋建筑的人之一。他顺利地跑了出来，绕道来到了斯维亚日斯克。尽管丢掉了喀山，但他仍保持着乐观的情绪。我们共同研究了最重要的问题，任命拉脱维亚军官斯拉文为第五军军长，之后我们就分手了。瓦采季斯回到自己的司令部，我留在斯维亚日斯克。 在专列里同我在一起的还有古谢夫，他因参加过1905年革命运动而总以“老布尔什维克”自居。像其他很多人一样，在过了大约十年的资产阶级生活之后，1917年革命前他又回到了革命的阵营中。后来因为他爱搞小动作，被列宁和我从军事部门清除出去，但很快就被斯大林网罗了去。现在，他专门干那些伪造国内战争历史的勾当，在这方面他最主要的本事就是毫无良知和寡廉鲜耻。像所有斯大林派的人一样，他从来不顾忌自己昨天写过或者说过些什么。1924年初，当对我的诬蔑陷害已经发展到完全公开化的时候，古谢夫充当了一个冷漠的造谣生事者的角色。尽管斯维亚日斯克的那些日子已经过去六年了，但人们对它们还是记忆犹新，而且人们的这些记忆还或多或少地与古谢夫有关。他曾经是这样讲述喀山城下的事情的： 托洛茨基同志的到来使局势出现了决定性的转变。托洛茨基同志的专列停在偏僻的斯维亚日斯克车站，它给人们带来了对胜利的坚定信念和积极主动的作风，并有力推动了军队各方面工作的开展。他一到这里，在挤满了各团的后勤物资、各种政治机关和后勤机关的车站上，在那些驻扎在前方15俄里左右的部队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纪律方面。在那个游击习气和军纪涣散的时期，托洛茨基同志的那些强硬的措施是最有效和最必要的，因为当时说服教育起不到什么作用，况且也没有时间去这么做。托洛茨基在斯维亚日斯克度过了25天，在那段时间里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把萎靡不振、分崩离析的第五军各部变成了一支骁勇善战的部队，井为收复喀山打下了基础。
在参谋部、各级指挥机关等部门，到处都潜伏着叛变投敌分子。因此，敌人很清楚应该向什么地方进攻，而且几乎总能得手。这大大地挫伤了我方的士气。我一到这里就立即巡视了前沿炮兵阵地。一位经验丰富的炮兵指挥官带我察看炮位的部署情况，他看上去饱经风霜，目光神秘莫测。他请求我允许他离开一会儿，说是要打电话下达命令。刚过几分钟，冷不丁有两发交叉射击的炮弹落在离我约50步远的地方，第三发炮弹几乎就落在我的身旁。我刚趴下，泥土就盖了我一身。那个炮兵指挥官一动不动地站在一旁，他那晒得黝黑的脸马上变得惨白。奇怪的是，我当时对此没有产生一丝一毫的怀疑，只是认为，这完全是偶然的，直到两年之后，我忽然回想起了当时的全部细节，才彻底明白过来：这个军官肯定是敌人，他用电话通过某个中间站为敌方炮兵指示方位。他这么干是冒着双重危险的，不是和我一起被白军的炮弹炸死，就是被红军枪毙。我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我刚回到自己的车厢，四周就传来了激烈的枪声。我跳到站台上，看见一架白军的飞机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显然它是来攻击专列的。接连有三颗炸弹划着弧线落了下来，但没有造成什么损失。车厢顶上的步枪和机枪一齐向敌机开火。飞机已经飞出射程了，可是射击并没有停止，所有的人都像喝醉了一样。我费了不小的力气才让他们停了下来。也许我回到列车的时间，也是那个炮兵指挥官提供给敌人的，但是敌人也可能还有其他的消息来源。 革命的军事局势越是显得毫无希望，叛卖活动就越发猖獗。当人们还不相信我们有可能停止退却而转身给敌人以迎头痛击的时候，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尽快制止这种本能的退却。 随我一起来的有50名莫斯科的年轻党员，他们分散到各个部队，舍身去填补各处的漏洞。他们英勇但莽撞，毫无经验，经常把自己暴露在敌人的打击之下，我眼看着他们纷纷倒下了。和他们在一起的是拉脱维亚第四团，这是已经被肢解的拉脱维亚步兵师各团中最差的一个团。战士们冒雨趴在泥泞中，他们要求换防，但是没有人来替换他们。团长和团士兵委员会一起向我递交声明，说该团如果不立刻换防，就会导致“对革命十分危险的后果”。这是恐吓。我把团长和团士兵委员会主席叫到我的车厢，他们愁眉苦脸地坚持自己的主张。我宣布逮捕他们，现任克里姆林宫卫队司令、当时的专列联络员就在我的车厢里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当时车厢里其实只有我们两个，我手下所有的人都被派到了前沿阵地上。如果被逮捕的人进行反抗，或者，如果这个团为了保护他们而从阵地上撤下来，那么局势将变得无法收拾。我们可能会丢掉斯维亚日斯克和伏尔加河上的大桥，我的专列说不定也会被敌人缴获，这势必影响到全军，而通往莫斯科的道路就会被打开。然而，逮捕进行得很顺利。我在通告全军的命令里宣布将团长送交军事法庭。全团没有放弃阵地，团长也仅仅被判处监禁。 共产党员不断地进行说服教育和解释工作，并且以身作则。但是显然，仅仅靠宣传工作并不能提高部队的士气，况且形势也不允许我们有时间这么做，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我发布了命令，并且由专列上的印刷所印发到全军各部队： 我在此告诫全军：如果有哪支部队擅自退却，首先枪毙该部的政委，其次是该部的指挥员。坚强勇敢的士兵将被任命为指挥官。怯懦、自私和叛变之徒格杀勿论。我向全军保证，本命令将执行不贷。
当然，这些措施并不是立竿见影的，个别部队仍有无故退却或者一触即溃的现象。斯维亚日斯克正在经受着敌人的打击。在伏尔加河上，停泊着一艘专门为司令部准备的随时待发的轮船，我的专列上由十来个人组成的自行车队，时刻保障从我的专列司令部通往登船处的小路畅通无阻。第五军军事苏维埃建议我转移到轮船上，他们的办法无疑是明智的，但我担心此举会给神经紧张、缺乏自信的军队带来不利的影响。恰巧此时前线的局势突然恶化了。有一支被我们寄予不少希望的新团队在其政委和团长的带领下撤离了前线，以绝对的优势武装夺取了轮船，并上船准备驶往下诺夫哥罗德。惶恐不安的情绪席卷了前线，所有的人都关注着河上的局势。看起来局面几乎是毫无希望了。然而，尽管敌人离司令部只有两公里，炮弹就在我们的附近爆炸，司令部依然屹立不动。我与忠诚不渝的马尔金交换了意见，他当即率领二十来名勇敢的战士，乘着一艘临时搞到的炮艇，驶向载满逃兵的轮船，并在炮口下要求他们投降。当时，一切都取决于这场内部冲突的结局，只要一发子弹就足以引起不堪设想的后果。然而，逃兵们没有经过任何抵抗就投降了。轮船靠近了码头，逃兵们全部下了船。我任命了军事法庭，由它把政委、团长和一些士兵判处死刑。这只能说在用烧红的铁块去烫化脓的伤口。我向全团如实讲明了整个局势，既没有隐瞒，也没有粉饰。在士兵中补充了一些共产党员之后，这个团在新的指挥官的领导下带着全新的面貌返回了阵地。这一切进行得如此迅速，以至于敌人根本来不及利用这场风波。应当组建我们自己的空军了。我找来了航空工程师阿卡舍夫。就他的观点来看，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但在为我们工作。阿卡舍夫表现出积极主动的创造精神，很快就建立了一支空军队伍。我们就是依靠这支空中力量了解了敌方阵地部署的全貌，使第五军的指挥部走出了迷宫。飞行员开始每天都空袭喀山，在城里出现了惊慌气氛。后来，在收复喀山后，给我送来的文件中有一本日记，这是一位经历了喀山围城战的资产阶级小姐的日记，其中描写我军飞行员所造成的恐慌情景的那几页，夹杂在风流韵事的记载中。但生活并没有停止。捷克军官与俄国军官之间争风吃醋。喀山客厅里开始的罗曼史，在躲避空袭的地下室里有了进展，有时甚至有了结局。 8月28日，白军采取了包抄行动。后来成为白军将领的卡佩尔上校率领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队伍，趁着夜色迂回到我军的后方，占领了最近的一个不大的车站，破坏了铁路的路基，推倒了电线杆。他们用这种手段截断了我军的退路，然后就向斯维亚日斯克发起了进攻。如果我没搞错的话，当时萨温科夫就在卡佩尔的参谋部里。我们被打了个猝不及防，怕惊动本来就不稳固的防线，我们只从那里抽调了两三个连。列车的指挥员再次动员了专列上和车站上的所有可以动员的力量，甚至就连厨师也被动员上阵了。我们有足够多的步枪、机枪和手榴弹。我们专列小分队的战士个个都是好样的。防线部署在离专列约一俄里远的地方。战斗持续了将近8个小时，双方互有伤亡，最后敌人坚持不住就撤退了。当时，与斯维亚日斯克通讯的中断，在莫斯科以及所有的战线上引起了巨大的恐慌，几支人数不多的部队匆忙赶来增援。道路很快就修复，部队得到了补充。此时，喀山报纸纷纷报道，说我和部队的联系已经被截断了，我已经被俘虏、被打死或者是坐飞机逃跑了，但是我的狗却被他们抓住，成了他们的战利品，等等。后来，这只忠实的狗在国内战争的各条战线上都曾被俘获过，通常传言它是一条巧克力色的看门狗，有时还会说成是森贝拿尔长毛狗。其实，我的脱身要容易得多，因为我从来没有养过狗。 在斯维亚日斯克最危急的那一夜，凌晨3点钟，我在参谋部四周巡查。在作战处，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不断地重复说：“我可提前告诉你们，他早晚会把自己搞到当俘虏的地步，毁了他自己，也毁了我们！”我在门前停下，在我对面有两位很年轻的总参谋部军官正站在地图前。说话的人背对着我，隔着桌子朝他们探过身去，大概他是从对方脸上的表情中看出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就猛然朝门口回过身来。原来这是前沙皇军队的中尉布拉贡拉沃夫，一位年轻的布尔什维克。他脸上一副惶恐和羞愧的表情。作为政委，他本应该鼓舞这两位军事专家的士气，可是他非但不做自己分内的工作，相反，却在危急关头煽动他们反对我，这实际上是在怂恿他们临阵脱逃，并且被我当场抓获。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1917年，布拉贡拉沃夫表现出自己是一位革命的战士。他在革命时期担任彼得保罗要塞的政委，后来又参加了平定士官生暴动的战斗。在斯莫尔尼宫时期，我总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他，而他都能出色地完成。有一次我对列宁说：“像这样的中尉完全可以成为拿破仑，而且他的姓氏也像：布拉贡—拉沃夫听上去几乎和波拿巴一样。”列宁一听到这个意想不到的比喻就哈哈大笑，后来他沉思了片刻，颧骨显得更加突出，他严肃地甚至几乎是威胁似地说：“我们应付得了这些波拿巴们吗？”我半开玩笑地回答说：“那就得看上帝的安排了。”就这样，当穆拉维约夫叛变的时候，我把这位布拉贡拉沃夫派到了东线。在克里姆林宫的列宁的接待室里，我向他交待了任务。他忧郁地说：“所有的问题都在于革命已经在走下坡路了。”这是1918年的年中发生的事情。我生气地问他说：“难道您这么快就泄气了？”布拉贡拉沃夫挺了挺身子，换了一种口气，答应按要求做到一切，我这才放下心来。没想到，竟在这最危急的时刻，在他滑到直接叛变的边缘的时候，抓住了他。为了不让他当着其他军官的面解释，我与他一起走到走廊里。布拉贡拉沃夫全身发抖，面色惨白，举手行礼。他绝望地一再重复说：“请别把我送到军事法庭，我要将功补过，请把我派到前沿阵地当兵去吧。” 我的预言没有实现，这位候补拿破仑像落汤鸡一样站在我的面前。我把他撤换下来，派到不太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去了。革命是一个吞噬人和人的品格的庞然大物，它把最刚毅的人引向灭亡，使不够坚强的人变得空虚。现在，布拉贡拉沃夫是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一个负责人，是这个制度的一根顶梁柱。他可能早在斯维亚日斯克时，就对“不断革命论”满怀仇恨了。 革命的命运在斯维亚日斯克和喀山之间抽搐着。已经无路可退了，除非是退到伏尔加河里去。第五军革命委员会声称，我在斯维亚日斯克的安全问题妨碍了他们的行动自由，并坚持要我转移到船上去。它有权利这么做。我一开始就给自己定下了这样的规矩：我在斯维亚日斯克绝不妨碍或限制军司令部的自由。我每次到前线去都严格遵守这一规矩。我做出了让步，转移到了河上。不过并不是坐那一艘给我准备好的客轮，而是登上了驱击舰。这四艘小型驱击舰是经历了重重困难才通过马林水系运到伏尔加河上的。当时有几艘内河的汽船也已经装备了炮和机枪。在拉斯科尔尼科夫率领下的舰队试图在这天夜里奇袭喀山。需要经过设有几座白军炮台的高高的陡岸，过了陡岸，拐过一个弯，河面就立刻变得宽阔了，那里部署着敌人的舰队，对岸就是喀山城。我们计划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悄驶过陡岸，摧毁敌人的舰队和岸炮，然后就可以炮轰喀山城。舰队熄了灯，排成一路纵队前进，就像黑夜里的强盗一样。两个上了年纪的伏尔加河引航员站在船长身旁，他们都长着稀疏暗淡的大胡子。他们都是被抓来的，怕得要死，对我们恨之入骨，不断抱怨自己的命运，浑身像筛糠一样地颤抖。但是现在一切都要靠他们了。船长不时地提醒他们：如果他们使船搁浅的话，就地枪毙他们。我们驶过陡岸的时候，岸上的机枪子弹铺天盖地地向我们扫射，接着山上就响起了隆隆的炮声。我们继续悄悄前进，后面的舰只开始从河面向上还击。有几发子弹打在舰桥齐腰高的防护铁甲上，打得火星乱飞，我们伏下身子。水手长们开始行动了，他们那像山猫一样的眼睛在黑夜里搜寻着，还压低声音和船长交换着意见。过了陡岸，我们就驶入河面宽阔的深水域了。对岸的喀山城也开火了。在我们的背后，双方的火力交织在一起，形成一道密集的火网。在我们右边二百来步远的地方，在高高的河岸的掩护下停泊着敌人的舰队，舰只看上去只是黑糊糊的一片。拉斯科尔尼科夫命令向敌人的船只开火。我们的火炮一开始射击，驱击舰的金属船身颤抖着铮铮作响。我们的军舰飞快地前进，钢铁大肚子痛苦地响着，喷出一颗颗炮弹。突然，熊熊烈火照亮了夜空，这是我们的炮弹击中了敌人的一艘装满石油的驳船。意想不到的、不受欢迎但又非常壮观的火炬升起在伏尔加河上空。现在我们开始朝码头射击，我们清楚地看到码头上有大炮，但它们并没有还击，看来，是炮手们早就逃跑了。整个河面都被照亮了，在我们身后没有一艘船跟上来，现在我们孤军奋战。显然，敌人的炮火切断了我方其他舰只的前进道路。我们的驱击舰孤零零地暴露在通明的河面上，就像一只苍蝇落在光洁的盘子上那样显眼。现在，我们正处在码头与陡岸之间的交叉火力的射击之下，这太可怕了。而且我们的船失去了控制，舵轮的链条断了，可能是被炮弹炸断的。我们只好改用手动操作，但是舵轮被断了的链条缠住不能转动，只好停机。河水悄悄地把我们的船冲到喀山城那一侧的岸边，直到撞上了一艘快要沉没的驳船才停了下来。这时，射击已经完全停止了，河面上亮如白昼，静如暗夜。我们就像是掉进了捕鼠的笼子里，只是不明白敌人为什么不把我们干掉，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我们的突然袭击给敌人造成了多大的恐慌和损失。最后，年轻的军官们决定驶离那条驳船，他们用轮番开动左右机器的办法来调整航向。这办法成功了。石油的火炬还在熊熊燃烧着。我们驶向陡岸，没有人向我们射击。过了陡岸，我们终于又隐没在黑暗中。一位昏迷的水兵被从机舱里抬了出来。敌人部署在山上的炮台一炮未放，很显然并没有人监视我们，也可能他们已经没有人在那里监视我们了。我们总算是得救了，得救这个词写起来真是很容易。又看见了纸烟的亮光。我们临时组装的一艘炮艇烧焦的残骸令人痛心地躺在岸边，其他船只上也有几个伤员。直到这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的舰首上端端正正地被3英寸的炮弹打了一个大窟窿。当时正是拂晓时分，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 好消息接连不断。人们领着刚刚着陆的飞行员来见我，他带来了好消息：哥萨克阿津率领着第二军的一支部队从东北方向逼近了喀山，他们缴获了两辆装甲车，摧毁了两门大炮，击溃了一支敌军，并占领了距离喀山20俄里的两个村庄。飞行员带着指示和号召书立即飞了回去。喀山已经陷入了钳形包围之中。后来据侦察报告，我们的这次深夜突袭给白军的防御力量以重创：敌人的舰队几乎全歼了，岸上的炮台也被打哑了。在伏尔加河上“驱击舰”一词在白军中引起的恐惧，就像日后在彼得格勒城下“坦克”一词在年轻的红军中所起到的作用一样。德国人与布尔什维克并肩作战的传闻不胫而走。喀山城里的有钱人纷纷逃亡，工人区又抬起了头，火药厂发生暴动。我军又表现出了昂扬的斗志。 在斯维亚日斯克的一个月里充满了令人不安的事件。每天都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在很多时候夜里的情况也不亚于白天。我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接触战争。这只是一场小规模的战役，我方投入的兵力不过在2．5—3万人。然而小战役与大战役的区别仅仅在于它们的规模。这一次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战争模型。正因为如此，我们是那么深切地感受到了战局的每一次动荡和意外。这场小规模的战役却是一个我们学习战争的大课堂。 此时，喀山城下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零七八碎的队伍变成了正规部队。来自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他地方的工人出身的党员补充到了这些部队中。各个团都经受了考验，得到了加强。政委们在各部队中都成了革命的领袖和专政的直接代表。军事法庭告诉人们，处于生死攸关时刻的革命，需要人们具有最高的自我牺牲精神。与此同时，我们通过把宣传、组织、树立革命榜样的方法与惩罚手段相结合，在几个星期的时间就使部队发生了必要的转变。人心涣散、摇摆不定、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变成了一支真正的军队。我们的炮兵占有明显的优势，我们的舰队控制了整条河流，我们的空军统治了天空。我对收复喀山已经充满了信心。9月1日，我忽然收到莫斯科发来的密电：“速归，伊里奇受伤，伤势尚难确定。请放宽心。斯维尔德洛夫，1918年8月31日。”我立即动身。在莫斯科，党内笼罩着焦虑不安和沉闷的气氛，但心情是毫不动摇的。斯维尔德洛夫就是这种坚定性的最好的代表。医生断定列宁没有生命危险，并保证说他将很快痊愈。我以东线胜利在望的情况来鼓舞党内的同志，然后就立即返回了斯维亚日斯克。9月10日，我们收复了喀山。过了两天，在附近作战的第一军收复了辛比尔斯克。这一胜利是意料之中的，早在8月底，第一军的指挥员图哈切夫斯基就曾承诺，最晚于9月12日拿下辛比尔斯克。他来电告诉我收复该城的消息：“命令已执行，辛比尔斯克已收复。”此时列宁也已康复，他来电表示热烈祝贺。整个前线的局势都有了改观。 伊万·尼基季奇·斯米尔诺夫当了第五军的主要领导人这件事具有重大的意义。斯米尔诺夫是一名最完全、最彻底的革命者，三十多年前他就参加了旧军队，从此，他就不曾离开也没有试图离开军队。在最艰难的反动年代里，斯米尔诺夫继续坚持地下革命工作。当地下组织遭到破坏以后，他丝毫没有灰心丧气，而是从头再来。伊万·尼基季奇从来都是忠于职守的人。在这一点上，革命者近乎于优秀的战士，因而，革命者才能够成为出色的战士。只服从于自己本性的伊万·尼基季奇永远都是勇敢坚强的典范，而没有那种常常随之而来的冷酷无情。全军所有优秀的干部都开始向这个榜样看齐。拉里莎·赖斯纳在描写收复喀山的战役时，这样写道：“没有人比伊万·尼基季奇更受人们的尊敬了，因为大家都感觉到，在最危急的关头他是最坚定无畏的。”斯米尔诺夫身上没有丝毫迂腐的刻板之气，他是一个子易近人、积极乐观、机敏睿智的人。虽然他拥有无可争议的威望，但他从不因此而炫耀，也从不颐指气使，这就使他的权威更容易令人接受。第五军的共产党员都团结在斯米尔诺夫周围，形成一个特殊的政治家庭，即使到今天，在第五军被撤销了多年之后，它仍在国家生活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五军将士”在革命的词典中有着特殊的含义，它意味着真正的革命者、忠于职守的人，而最主要的是一个纯粹的人。在国内战争结束后，五军将士们和伊万·尼基季奇一起把他们的英雄主义转移到了经济建设的工作中。后来，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全都成了反对派。斯米尔诺夫先是领导国防工业，后来做了邮电人民委员，现在他被流放到了高加索，在监狱里和西伯利亚，都有不少曾经和他一起为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勋的五军战友。 但革命是一个吞噬人和人的品格的庞然大物。最近，据说斯米尔诺夫也被斗争击垮了，还说他在宣扬投降的论调。 把伊万·尼基季奇称为“斯维亚日斯克的良心”的拉里莎·赖斯纳本人，在第五军和整个革命事业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位令很多人目眩的年轻美貌的女子，像一颗炽热的流星划过革命的天幕，她就像奥林匹斯山顶的女神，集嘲讽的睿智和战士的英勇于一身。喀山被白军占领后，她装扮成一名农妇潜人敌营去侦察，但由于她那出众的外貌而被抓住了。日本的间谍军官审问她，在审讯的间隙，她溜出了防卫不严的大门，就不见踪影了。此后，她搞了一段时间的侦察工作。再往后，她在军舰上工作并参加了不少的战斗。她为纪念国内战争而写的几篇随笔至今仍是珍贵的文献。她是那么生动地描写了乌拉尔的工业和鲁尔工人的起义。她什么都想亲眼看看，什么都想了解，什么都想亲身体验。在短短的几年里，她成长为一名一流的作家。这位赴汤蹈火都安然无恙的革命帕拉斯，竟然在莫斯科的和平环境中突然被伤寒夺去了生命，当时还不满30岁。 干部们逐渐成长为真正的领导，在战火中，人们一个星期就学会了打仗，一支出色的军队就这样组织起来了。喀山陷落的那段革命最低谷的日子早已成为过去了。与此同时，在农民中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白军给农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在此后的7个月里，红军在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扫荡了敌人，解放了那里的四千万居民。革命重新转入了进攻，白军从喀山逃跑的时候带走了黄金储备，这些黄金是在霍夫曼发起2月进攻时转移到喀山共和国的。过了很长时间之后，这批黄金连同高尔察克被我们统统缴获了。 当我有可能把注意力从斯维亚日斯克转移到其他地方的时候，我发现欧洲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德国军队已经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