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二十二章 在纽约 就这样，我来到了纽约这个既神奇又平庸的资本主义机械化都市，这里的街景充分体现了立体派的审美理念，但人们在内心深处却信奉美元至上的道德哲学。纽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最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现代化的精神。 关于我在美国的生活有很多富有神话色彩的传奇故事。如果我只是从挪威过了一下，那些富有想像力的记者们还会让我去收拾鳕鱼的话，那么我在纽约呆子两个月，那些报纸更是让我从事了无数种职业，而且一种比一种离奇。假如把各家报纸加在我头上的种种奇遇罗列到一起，就可以编出一部远比我现在写的更吸引人的传记。但我不得不令我的美国读者们失望了，我在纽约从事的惟一的一种职业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因为这一切发生在那场争取“自由”、“民主”的战争之前，所以我的这一职业当时在合众国还没有被看做是比贩卖私酒更严重的罪过。在那里，我写文章、编辑报纸、在工人集会上发表演说。我整日忙得不可开交，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身处异国他乡。我在纽约的一家图书馆里勤奋地研究美国的经济生活。在战争期间美国出口额的增长令我震惊，这对我来讲可真是一个发现。这些数字不仅早就决定美国会不可避免地介入战争，还决定了战后美国在世界上的决定性作用。那时我曾就这个题目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并做了几次报告。从那时候起，“美国与欧洲”这一课题就成了我的重点关注问题之一。就是现在，我还在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还试图能就这一问题写本专著。如果我们想展望人类的未来的话，就没有比这个题目更为重要的了。 在我到达美国的第二天，我就在写给俄文报纸《新世界报》的文章中说：“我怀着深信革命日渐迫近的心情离开了血腥的欧洲，在踏上这片古老的新世界时，对它的‘民主’并未抱有丝毫的幻想。”而过了十天之后，我在国际“联络大会”上说：“目前，最具有现实意义的经济事实是：当欧洲的经济基础开始崩溃的时候，美国却富强起来了。我仍然以自己是一个欧洲人的角度羡慕而不无嫉妒地看着纽约，忧心忡忡地自问，欧洲能从这场战争中坚持下来吗？它不会变成一片墓地吗？今后世界的经济和文化重心不会移到美国来吧？”尽管所谓的欧洲稳定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这一问题至今仍然具有它的现实意义。 我在纽约各地、费城以及其他邻近的城市用俄语和德语做报告。我当时的英语水平比现在要差多了，因此我想不能当众用英语发表演说。尽管如此，我不止一次看到我在纽约用英语发表的演讲的摘录。就在几天前，君士坦丁堡的一家报纸的编辑当面向我描述了这类完全是捏造出来的我的演说，他说，当时他是在美国上大学时亲耳听到的。我很后悔自己没有勇气告诉他，他是被自己的想像力欺骗了。唉，他却以更大的信心在报纸上重复了他的想像。 我们在工人区租了一套房子，并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了一些家具。房子每月的租金是18美元，但它的设施的便利舒适是欧洲人闻所未闻的：电气、煤气灶、洗澡间、电话、送食物的自动升降机和倒垃圾的垃圾道，所有这一切使我的两个孩子立刻就喜欢上了纽约。有一段时间，电话简直成了他们生活的中心。这种不可思议的东西是我们无论在维也纳还是在巴黎都不曾有过的。我们那栋楼的看门人是个黑人，妻子一次预付给他三个月的房租，但没有拿到收据，因为房东不久前刚把收据簿拿去查账了。两天之后当我们搬进那套房子的时候，得知黑人拿上几家房客交的租金跑了。除了租金之外，我们还把自己的东西交给他保管。我们为此很担心，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我们的东西原封未动地放在那里，当我们打开盛餐具的木箱，发现我们预交的租金好好地包在纸里的时候，我们简直太吃惊了。原来看门人带走的只是那些拿到收据的房客的房租。这位黑人对房东毫不留情，但是他并不愿意给房客们带来损失。他可真是一个大善人啊。我和妻子被他的关心深深打动了，想起他的时候，总是对他怀有几分感激之情。在我看来，这个小小的意外有着极大的意义，由此，我对美国的黑人课题有了一点小小的认识。 在那几个月里，美国正在为参战做着长时间的准备。在这件事情上，和平主义者照例是最帮忙的一方。他们用如果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就支持战争，这样的许诺，来抛弃他们那些一文不值的关于和平总比战争好的豪言壮语。布莱思就是这么鼓噪的。社会主义者也在附和着和平主义者。要知道，对和平主义者而言，只是在和平时期战争才是他们的敌人。 当德国正式宣布进行无限制潜艇战之后，在美国东部所有车站和码头上，军用物资堆成了山，铁路被堵塞。日用品的价格立即暴涨。我看到，在富有的纽约有好几万家庭妇女走上街头，掀翻货摊，捣毁日用品小商铺。战争结束后的世界将会成什么样子？我不禁自问，同时也问周围的人。 2月3日，早在人们意料之中的与德国断交的声明终于宣布了。沙文主义的乐曲调子越奏越高，和平主义者的高音和社会主义者的假嗓一唱一和，非常和谐。这一切我在欧洲早已经见识过了，美国护国主义的动员对我来说只不过是旧调重弹而已。我在我们的俄文报纸上指出这一过程的各个阶段，并想到人类是多么愚蠢，学东西竟是如此之慢。 我曾经透过编辑部的窗口看到过这样一幅场景：有一位两眼红肿溃烂、长着蓬乱胡子的老人在铁垃圾桶旁边停了下来，从里面翻出了一块圆面包。老人先用两只手掰了掰这块面包，把这块硬邦邦的东西拿到嘴边用牙咬，然后又拿着在铁垃圾桶上用力磕了磕，但这都无济于事，面包还是完好无损。于是，老人不知道是因为害怕还是因为不好意思四下望了望，把面包塞进了红褐色茄克衫的衣襟里面，步履蹒跚地沿着圣马克大街继续往前走……这件小事发生在1917年3月2日，它丝毫没有影响统治阶级的计划。战争理应是不可避免的，和平主义者理应支持它。 布哈林是最先在纽约迎接我们的人之一。他本人也是在不久前刚刚从斯堪的纳维亚被驱逐出来的。布哈林在维也纳的时候就已经认识我们全家了，他用只有他才有的那种孩子般的兴奋迎接我们。他不顾我们旅途劳顿，也不管天色已晚，当天就带着我们参观了公共图书馆。从我们在纽约一起工作那一天起，布哈林对我的依恋日益增强，而且不断加深，直到1923年转到了它的反面。他这个人的天性就是这样：他总需要依附某一个人。他在谁的手下，就会缠住那个人。在这种时期，布哈林干脆就是一个傀儡，他的一言一行完全取决于别人的意志。但是你还得紧盯着这个傀儡，否则他就会不知不觉地落人与你完全对立的影响之下，就像有人会突然摔到汽车的车轮下面一样，以同样忘我的热情痛骂刚刚还大加吹捧的偶像。我从来就没有太看重过布哈林，大多是让他放任自流，也就是说把他交给别人。列宁去世后，布哈林成了季诺维也夫的傀儡，然后又做了斯大林的傀儡，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布哈林正在经历新的危机，又有我尚不知道的新的东西悄悄进入他的体内。 当时柯伦泰也在美国，她经常四处奔走，我遇到她的机会很少。在战争期间她急剧左倾，从孟什维克变成了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左派。她对多门外语的通晓和她的气质使她成为一个难得的宣传家。她的理论观点永远都是模糊不清的。在纽约时期，在她眼里，世上没有一种东西是真正革命的。那时她还和列宁保持着通信联系。一切事实和思想经过她那极左棱镜的折射之后，就把美国方面的消息，其中也包括有关我的活动的情况，都提供给了列宁。在列宁的回信中，可以发现对这些显然是一文不值的消息的反应。后来，在追随者们利用列宁本人的言行否定了的那些显然错误的评价来反对我。在俄国国内，柯伦泰几乎从第一天起就站在了极左立场上，不止反对我也反对列宁。她为反对“列宁一托洛茨基制度”进行了大量的斗争，这一切只是为了后来动人地拜倒在斯大林制度的脚下。 在思想上，美国的社会党甚至比欧洲的社会护国主义还要落后得多。那时还处于中立地位的美国报刊，对“丧失理智的”欧洲的傲慢态度，在美国社会主义者的评论中也有所反映。如像希尔奎特这样的人绝不反对将自己装扮成来自美国的社会主义大叔的角色，他将在关键时刻现身欧洲，化解第二国际中敌对政党之间的分歧。至今我想起美国社会主义的领袖们仍不免会发笑。那些年轻时曾经在欧洲扮演过这样或那样角色的移民们，很快就在为成功而奋斗的忙碌中丢弃了他们过去的理论。在美国，有一批非常成功或者比较成功的医生、律师、牙医、工程师等，他们将宝贵的闲暇时光打发在欧洲大师们的音乐会和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上面。他们的世界观是由他们在大学时代掌握的那些绝顶睿智的理论碎片拼凑而成的。此外，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汽车，所以必然被选人党的各种领导委员会或者代表团，这些自以为是的家伙给美国的社会主义烙上了他们精神气质的印记。对他们来说，威尔逊比马克思要更有权威。实质上，他们只是不同形态的巴比特先生，他们平日从事商业，到礼拜天则无精打采地对人类的未来进行一番思索。这些人都生活在自己的不大的民族氏族公社里，在那里，思想上的团结一致往往只是业务联系的掩饰体。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领袖，一般由富裕的巴比特们充任。他们对所有思想都能容忍，只要这些思想不破坏他们的传统的权威，而且不会妨碍他们的私人幸福就行了。希尔奎特就是所有这些巴比特的巴比特。他是那些功成名就的牙医们的社会党的理想的领袖人选。 我与这些人的初次接触，就足以引起他们对我的公开的仇恨，而我对他们的感觉要平和得多，当然也没有什么好感。我们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我看来，他们是我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在与之展开斗争的世界中最腐化堕落的那部分。 尤金·德布兹老人是心中社会主义理想的火焰尚未熄灭的老一代人中最突出的一个。他是一位执着的革命者，但他绝不是一位政治家，也不是一位领袖，而是一位浪漫主义者和传教士，他受那些在各方面都不及他的人的影响。希尔奎特的最主要的领导手法在于把德布兹留在自己的左翼阵营中，同时又不破坏和龚帕斯在业务上的友好关系。德布兹的个性对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每次见面的时候，他都和我拥抱亲吻。应该指出，老人不属于“冷漠无情”的那类人。当巴比特们宣布封杀我的时候，德布兹没有参与其中，他只是黯然地退到一旁。 我一到纽约，就加入了俄文日报《新世界报》的编辑部，在这个编辑部中工作的除了布哈林之外，还有沃洛达尔斯基，后来他在彼得格勒郊外被社会革命党人暗杀，以及丘德诺夫斯基，他先在彼得格勒郊外受伤、后来在乌克兰被打死。这份报纸成了革命的国际主义宣传的中心。在社会党各民族的联合会中都有懂俄语的工作人员，俄国联合会中的许多成员都讲英语。通过这种途径，《新世界报》的思想渗透到了广大的美国工人组织中。正统社会主义的头头们对此惊恐不安。他们针对欧洲移民开始大搞宗派主义的阴谋，说欧洲移民们昨天刚踏上美国的土地，还不了解美国人的心理，却要把他们那些荒唐的做法强加给美国工人。这种宗派斗争极其尖锐，在俄国联合会中，“久经考验”和“功勋卓著”的巴比特们很快就被清除了。在德国联合会中，《人民日报》主编、希尔奎特的密友施吕特尔老人的影响逐渐被年轻的编辑洛尔所取代，而洛尔跟我们是一派的；拉脱维亚人完全和我们站在一起，芬兰联合会倾向于我们。我们逐渐渗透到强大的犹太人联合会及其14层的大厦之中，从这里每天要发出20万份《前进报》，这份报纸充满了市侩社会主义的腐臭气息，而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随时都可能干出最无耻的叛卖的勾当。在纯粹的美国工人群众中间，整个社会党的联系与影响都不太显著，其中也包括我们这些革命派在内。党的英文报纸{呼声报》充斥着空洞的和平中立主义的论调。我们决定从创办一份战斗的马克思主义日报人手，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但是被俄国革命打断了。 电报经过了两三天莫名其妙的沉默之后，传来了最初的关于俄国发生政变的消息，这些消息含混不清、杂乱无章。在纽约，来自各国的工人们马上激动起来，他们既满怀希望，又害怕希望破灭。美国报刊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境地。因此，那些杂志记者、专访记者、新闻栏目编辑、驻地记者纷纷地跑到《新世界报》编辑部。在一段时间内，整个纽约的新闻界都对我们的报纸产生了兴趣。社会党的各编辑部和各种组织不断地往我们那里打电话。 “来电报了，说彼得堡组成了古奇科夫—米留可夫内阁，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明天将组成米留可夫一克伦斯基内阁。” “原来如此，再往后呢？” “再往后，再往后就是我们了。” “噢！” 这样的对话重复了几十遍。几乎所有和我交谈的人都把我的话当做笑谈。我在一次可敬的、非常可敬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小型会议上做报告，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在俄国革命的第二阶段夺取政权的必然性。这场报告的效果就像是往满是既骄傲自大又反应迟钝的青蛙的池塘里扔了一块石头一样。英格曼大夫不失时机地对会议解释，说我不懂政治的算术，因此我的梦话都不值得花费五分钟的时间来反驳。 而工人们对待革命前景的态度则完全不同。纽约各地都爆发了规模和气氛空前的集会。有关红旗在冬宫上空飘扬的消息到处都引起了欢呼。不仅仅是俄国移民，而且就连他们的几乎不懂俄语的孩子们也来参见这种集会，以感受这种隆重的革命气氛。 我难得抽出时间回一趟家，但是家里却过着他们多彩的生活，妻子操持着我们这个小巢，而孩子们也有了新朋友。他们最好的朋友是M医生的司机。医生的妻子会和我妻子一起带着孩子们散步，对他们很亲切，但在孩子们看来，她是一个平淡无奇的人。司机则是魔法师、巨人、超人，就连汽车在他的手里都服服帖帖的，能坐在他的身边简直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当他们乘车顺路去糖果店时，孩子们就会不太高兴地反复问妈妈：“为什么司机不和我们一块儿进来？” 孩子们的适应能力是难以估量的。由于我们在维也纳的大部分时间是住在工人区里，于是孩子们除了俄语和德语外，还能说地道的维也纳方言。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博士非常满意地称赞说，他们说的维也纳方言和维也纳的老车夫说的一模一样。在苏黎世的学校里，低年级的教学语言是苏黎世的方言，而德语是作为外语来学习的，因此他们又必须改说苏黎世的方言。在巴黎，孩子们又一下子改用了法语，在短短几个月内他们就完全掌握了这门语言。我不止一次地对他们能熟练地运用法语感到十分羡慕。他们在西班牙本土和西班牙客轮上总共呆了不到一个月，但这已足以让他们掌握最基本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最后在纽约，他们在美国学校读书的两个月的时间内又基本上掌握了英语。二月革命以后，他们成了彼得格勒学校的学生。当时学校的教学秩序还没有恢复。外语从他们的记忆中消失的速度比学习时还要快。但他们说俄语就像外国人一样。我们常常惊奇地发现，他们的俄语句子结构完全是从法语翻译过来的，但他们已经不能用法语来组合这个句子了。我们漂泊不定的国外流亡生活，就像是在可以擦掉字迹的羊皮纸一样留在了孩子们的脑海里。 当我从编辑部打电话告诉妻子彼得堡爆发革命的消息时，我的小儿子正患白喉躺在床上。当时他只有9岁，但是他早就知道，革命就意味着大赦，意味着回俄国以及其他种种数以千计的好处，并且对此深信不疑。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从床上一跃而起，为革命欢呼雀跃。这也说明他开始康复了。我们忙着赶第一班客轮离开这里。我奔走于各领事馆之间办理证件和签证。在我们启程前一天，医生允许正在康复的孩子散散步。妻子让他自己出去散步半个小时，她自己在家里收拾行装，这项工作她已不知干了多少次了！但孩子没有回来。我当时还在编辑部。令人煎熬的三个小时过去了。有一个电话打到我们家里。电话里首先传来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接着是谢辽沙的声音：“我在这里。”“这里”指的是在纽约另一端的一个警察局里。孩子利用他的第一次散步的机会想弄清楚一个困扰他已久的问题，即在纽约是否确实有第一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住的那条街是第一百六十四街)。但他迷路了，就开始四处打听，最后他被带到了警察局。幸亏他记得我们家的电话号码。一小时后，当妻子带着大儿子赶到警察局的时候，那里的人像迎接一位久候多时的客人一样高兴地迎接她，谢辽沙则满面通红。他正在和警察一起玩跳棋，他和他的新朋友们一起用力地嚼美国口香糖，以掩饰由于警察们的过分关注而引起的窘迫。他至今仍记得我们在纽约住处的电话号码。 如果说我了解了纽约的话，就有点夸大其辞了。我很快就投入到美国社会主义事业之中，而且还是全神贯注地投入，再加上俄国革命又来得太快，因此，我只是抓住了这个叫做纽约的怪物一般生活的节奏。当我离开美国去往欧洲的时候，我感到我只是匆匆扫了一眼这个将锻造人类命运的熔炉。我总以什么时候还有机会再回这里来安慰自己，直到今天我也没有放弃这个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