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二十三章 集中营 3月25日，我来到俄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这时尼古拉二世的肖像已经被取下来了，但是仍笼罩着旧俄国警察局的阴森气氛。像往常一样照例是经过了一番拖延和争吵之后，总领事命令手下给我签发了返回俄国的相关证件。我到英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填完表格，他们告诉我，英国当局不会妨碍我过境。就这样，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3月27日，我和家人及另外几位俄国同胞一道搭乘挪威客轮“克里斯蒂安尼亚峡湾号”离开纽约。朋友们带着鲜花为我们送行，并说了许多热情洋溢的送别的话。我们要回到革命中的祖国。我们身上带着护照和各种签证。革命、鲜花和签证能够使我们这些流浪者的心灵得到极大的慰藉。在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英国海军当局检查了轮船。警察们对美国、挪威和荷兰籍乘客的证件随便扫一眼就算了，但是对我们这些俄国人却检查得特别仔细，还不停地问各种问题，包括我们的宗教信仰、在政治上的打算等等。我拒绝回答他们的这些问题。我可以把我所有的身份情况都告诉他们，但是除此之外的其他问题我绝不回答，更何况俄国的内政还没有轮到英国的海军警察来管。然而，当警官麦肯尼和韦斯特伍德再三盘问我而没有得到答复之后，他们就向其他乘客询问我的情况。那些警官们硬说我是“危险的社会主义分子”。其他不是英联邦国家籍的乘客比较幸运，但是警官们对我们俄国人非常粗暴，显然他们是仇视俄国的革命者，于是一些俄国乘客愤怒地向英国当局提起申诉。我没有和他们一起去，因为我认为，那只不过是向阎王控诉小鬼的罪行。只是当时我还没有清楚地认识事态进一步的发展。 4月3日，有几个英国军官带着士兵上了“克里斯蒂安尼亚峡湾号”，声称地方当局要求我们全家和其余五位俄国乘客下船。他们向我们保证说，我们的问题到哈利法克斯就可以完全“搞清楚”。我们以命令是非法的为由拒绝下船，那些全副武装的士兵就扑向我们，在许多乘客怒吼“可耻”的呼声中将我们架到一艘军用快艇上。他们在一艘巡洋舰的护卫下将我们弄到了哈利法克斯。当士兵们用力拉扯我时，我的大儿子冲过来帮我，一边用小拳头捶打一个军官一边叫道：“爸爸，还打他吗？”当时他只有11岁，就这样接受了第一课有关英国民主的教育。 警方将我的妻子和儿子留在了哈利法克斯，其他的人都被押上火车送到了阿默斯特关押德国俘虏的集中营。我们在办公室遭到了即使在彼得保罗要塞也从未有过的那种搜身检查。即便是在沙皇的要塞里，那些可恶的宪兵也必须在没有人的地方脱下犯人的衣服进行搜查。然而在这个民主的盟国里，我们却被当着十几个人的面羞辱了一番。我十分清楚地记得，戴着红色警帽的瑞典裔加拿大警官就是当时主管搜身的头目。那些在幕后策划并指使这出闹剧的混蛋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是堂堂正正的革命者，我们正要回到被革命解放了的祖国去。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在我们的强烈要求和抗议下，集中营的长官莫里斯上校才向我们宣布了逮捕我们的正式的理由：“对现在的俄国政府来说，你们是危险分子。”他就这样简单明了地宣布了他们的理由，这位上校不太会讲话，而且他的脸上一早就带着一种可疑的兴奋。我们抗议说：“但是俄国政府驻纽约的外交机构已经发给了我们回国的证件，再者说，俄国政府的事，应该由俄国人自己来解决。”莫里斯上校想了一下，张了张嘴，又咕哝着补充了一句说：“你们对所有的盟国来说都是危险分子。” 他们从来没有向我们出示过任何逮捕我们的证明。上校以私人的身份对我们说，我们是由于种种政治原因而流亡国外，在离开自己国家的时候肯定是有原因的，因此我们也不必对于现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感到吃惊。俄国革命对这个人来说根本就不存在。我们试图向他说明，在专制统治时期逼我们流亡国外的那些沙皇部长们，因为没有来得及逃到国外而被关进监狱了。但是，这些事情对于这位在英布战争中得到提升的英国上校来讲，简直是太费解了。因为我对他说话的时候也不客气，所以他在我背后吼道：“他要是在南非海岸落到我的手里……”这是他最喜欢的口头禅。 我妻子在出国的时候拿的是合法护照，因此她不是真正的政治流亡者，即便如此，她还是连同我们一个9岁、一个11岁的两个孩子一起被逮捕了。说孩子们被捕并没有夸大其辞。一开始加拿大当局试图把我的孩子们从他们的母亲身边带走，弄到孤儿院去。大为震惊的妻子坚决地宣布，她无论如何都不会离开孩子们。在她的强烈抗议下，孩子们才和她一起被安置在一个俄裔英国警察的住宅里。这个警察为了防止发出“非法”的信件和电报，不允许孩子们上街，哪怕是离开母亲单独出去也不行。11天后，我妻子和孩子才被获准搬到旅馆去住，但是他们每天都要去一趟警察局。 阿默斯特集中营设在一座从一个德国私营业主手里没收来的、已经废弃的铸铁厂破旧厂房里。那间大房子的每一面墙边都放着两排三层床铺，我们800个人就住在这样的地方，因此不难想象到了晚上这件卧室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气氛。这些人绝望地在过道上走来走去，用胳膊肘互相推搡着，有人躺在那里，又不断地有人起来，还有人在玩纸牌或下棋，甚至还有很多人在做手工，有些人的手艺还真不错。我至今还在莫斯科保存着阿默斯特俘虏们的手工作品。虽然这些俘虏们做了英勇的努力以保持自己身心的健康，但还是有五个人发疯了。我们就和这些精神失常的人吃在一起，睡在一起。 在一起生活了将近一个月的那800名俘虏中，大约有500人是英国人从他们击沉的德国军舰上俘虏来的，大约有200人是战争开始后仍留在加拿大的工人，其余100人是资产阶级的军官和文职人员。当这些德国俘虏们得知我们是作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被捕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日渐明确了：那些住在隔间里的军官和海军军士们立刻就把我们当成了敌人，而那些普通的士兵和工人对我们越来越同情。在集中营关押的一个多月就像是出席了一场不间断的集会。我向这些俘虏们讲俄国革命、李卜克内西、列宁、旧的国际破产的原因以及美国的参战。除此之外，我们还经常分成小组讨论。我们之间的友谊日益加深。俘虏中的普通土兵和工人的看法可以分成两种。一些人认为：“够了，这一切应该结束了。”这些人憧憬着走上街头、广场举行游行和集会。另一些人认为：“这些事和我有什么关系？不，我以后再也不上他们的当了。”别人问他们：“你怎么能躲开他们呢？”身材魁梧、长着蓝眼睛的西里西亚煤矿工人巴宾斯基说：“我带上老婆孩子搬到深山老林里去，四周都挖上陷阱，出门的时候就带上枪，谁也别想靠近我们……” “巴宾斯基，就连我也不让靠近吗？” “连你也不让，我谁都不信……” 水兵们想方设法地改善我的处境，在我再三坚持下，他们才允许我和他们一样排队打饭，并和他们一起参加扫地、削土豆、洗餐具、轮流打扫公共厕所等劳动。 普通士兵和军官之间是敌对关系，某些军官就是在战俘营里仍给“自己的”士兵们记操行。最后，那些军官们去找集中营的长官莫里斯上校，向他抱怨我的反爱国主义宣传。这位英国上校立即站到霍亨索伦王朝军官们的护国主义一边，禁止我继续进行公开演讲。不过，这已经是我关押在集中营里最后几天的事情了，它让我与普通的水兵和工人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他们用有530个人签名的书面抗议回敬莫里斯上校的禁令。这次的联名抗议是在心狠手辣的奥尔森中士严密监视下进行的，这使我在阿默斯集中营遭受的所有苦难全部得到了补偿。 在我们被关进集中营的整个期间，当局始终不允许我们与俄国政府取得联系。我们发到彼得格勒的电报被他们扣压了。我们试图给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发电报抗议这一禁令，结果这封电报也没有发出去。莫里斯上校已经习惯了在殖民地简化“人身保护令”，况且他还可以以战争为借口。他们在允许我和妻子见面之前，提出了先决条件：不允许我让她去找俄国领事。这可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事实就是这样。我因此拒绝与妻子会面。当然，领事也不会急着来帮我们。他在等待着，但显然指令还没有下达。 应该指出的是，我至今也没有完全搞清楚有关逮捕和释放我们的幕后交易。当我还在法国从事革命工作的时候，想必就已经上了英国政府的黑名单。它想法设法地帮助沙皇政府把我逐出欧洲。显而易见，有那一份旧有的黑名单做基础，再加上有关我在美国进行反护国主义宣传的情报，英国政府就决定在哈利法克斯逮捕我。当有关我被捕的消息出现在俄国报刊上的时候，英国大使馆显然不担心我会返回俄国，它给彼得格勒各家报纸寄去正式通知，声称，在加拿大被捕的俄国人，都从德国使馆那里拿到了“为推翻临时政府而发放的津贴”。它说得如此肯定。4月16日列宁领导的《真理报》在回击布坎南的谣言时说： 你们的通知声称，托洛茨基这位1905年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数十年来把自己的全部都奉献给了革命工作的革命家竟然与德国政府资助的阴谋有瓜葛。我们能相信它的严肃性吗？一分钟都不会。这纯属对革命家的前所未闻的无耻诬蔑！布坎南先生！您是从谁那儿得到这个消息的？您为何不把它说清楚……六个人抓住托洛茨基同志的手和脚把他抬走。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对俄国临时政府的友谊！……
这篇文章无疑是出自列宁之手。临时政府本身在事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则不是很清楚。当时的外交部长米留可夫一心支持逮捕我，这是不言自明的。早在1905年，他就恶毒地展开了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而且“托洛茨基主义”这个术语就是他发明的。但米留可夫需要仰仗苏维埃，于是，他不得不在这件事情上小心谨慎，因为他的社会护国主义的盟友们还没有参与到迫害布尔什维克的活动中。 英国驻俄大使布坎南在其回忆录中这样描写此事：“托洛茨基和另外几个俄国人被滞留在哈利法克斯，直到弄清临时政府对他们的态度为止。”据布坎南说，有关我们被捕这件事立即就通知了米留可夫。4月8日英国大使向其政府报告说，米留可夫要求释放我们，但两天之后，就是这个米留可夫又收回了自己的要求，表示希望我们继续被滞留在哈利法克斯。布坎南得出结论说：“因此，正是临时政府应该对他们继续被关押承担责任。”所有这些都像是真的一样。布坎南在其回忆录中怎么就忘了说明，我从德国人手里拿到的那笔用来推翻临时政府的津贴到哪里去了。我一回到彼得格勒，被我逼到墙角的布坎南就不得不在报纸上声明，说他对津贴的事一无所知。这也并不奇怪。在“伟大的”“解放”战争时期，谎言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假如谎言也有爆炸力的话，我们这个星球早在凡尔赛和约之前就被炸得灰飞烟灭了。 最终苏维埃出面干预，米留可夫只得投降。4月29日，把我们从集中营释放的时刻到了。但在释放我们时，他们强行使用了暴力。他们只是简单地命令我们收拾东西，并由押送队押着我们出发。我们要求他们说明此行的目的地以及把我们押走的原因。我们的要求被拒绝了。战俘们开始骚动起来，他们以为我们要被押到要塞去。我们要求把最近的俄国领事叫来，这一要求又被拒绝了。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些从广阔的水路上来的先生们不怀好意。我们宣布，如果不告诉我们新的旅途的目的，我们就不会自愿出发。集中营的长官命令使用武力。押送队的士兵们搬走了我们的行李。我们坚决地躺在床上。此时押送士兵们面临的情况是，不得不像一个月前把我们从客轮上抬下来那样，再强行把我们架走，但是这次他们却要从数百名骚动不安的水兵中间穿过去。到了这步境地，集中营的长官只好让步了。他以其固有的英国殖民者的腔调宣布，他要把我们送上丹麦客轮让我们回俄国。上校那张胀得像猪肝一样的脸剧烈地抽搐着，他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我们会从他的手里溜走。要是我们在非洲海岸落到他的手里的话！…… 当把我们带出集中营时，难友们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而这时，那些军官们却躲在他们的木板隔间里，只有几个人把鼻子凑向板缝。水兵和工人们站在过道两旁，他们自己组建的乐队演奏了革命进行曲，友好的手从四面八方伸向我们。一位俘虏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向俄国革命致敬，同时诅咒德国君主专制政府。一直到现在，当我想起在大战正酣之时我们与德国水兵在阿默斯特结下的亲如兄弟般的情谊，心里还感到很温暖。在后来的很多年里，我收到了他们一些人从德国写给我的信。 当时逮捕我们的英国宪兵军官麦肯尼在我们要走的时候也到场了，临别时我威胁他说，我回到俄国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立宪会议上就英国—加拿大警察粗暴对待俄国公民一事，对外交部长米留可夫提出质询。 这位机敏的宪兵回答说：“我希望您进不了立宪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