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二十一章 穿越西班牙 两名巴黎的警官到我那所位于乌德里小街上的住处等我出发。其中一位身材矮小，看上去已经是一个老头了；另一位身材魁梧，有点秃顶，皮肤黝黑，有45岁左右。他们穿着便装显得很别扭，回答问题的时候总是下意识地举手敬礼。当我跟朋友和家人告别时，这两位警官礼貌地出去了，在我们往外走的时候，上了点年纪的那位数次脱帽致意道：“抱歉，夫人”。 两个密探最近两个月来一直不知疲倦、恶狠狠地监视我，其中的一个正等在大门口，他显得若无其事，友好地帮我整理了一下围巾并关上车门。他的样子就像是一个把猎物交给买主的猎人。我们就这样出发了。 我们上了一辆快车，坐的是三等车厢。年长的警官看来对地理很熟悉，像托姆斯克、喀山、下诺夫哥罗德交易会这些他都知道。他会说西班牙语，对西班牙很了解。另一位肤色黝黑、身材魁梧的警官好长时间都不说一句话，皱着眉闷头坐在一旁。但后来，他转过身来突然说道：“拉丁人在原地踏步，其他民族都超过了它。”他一边说话一边用小刀切那块放在手里的猪肉，他那毛茸茸的手上还带着几枚沉甸甸的戒指。“你们在文学领域有什么？全都衰落了。在哲学领域也是这样，从笛卡尔和帕斯卡以后，就没有再前进……拉丁人在原地踏步。” 我吃惊地等着他说下去，可是他又沉默了，开始嚼起了他那块肥猪肉和面包。“你们国家不久前还有个托尔斯泰，但对我们来说，易卜生比托尔斯泰更容易搞明白一些。”说完这句话他又不做声了。 老头对他的同事这样卖弄学识感到有些不快，就开始谈论西伯利亚铁路的意义。然后，为了缓和他的同事的悲观结论，他补充说：“确实，我们是有缺乏首创精神的缺点，人们都一心想着当官。这很糟糕，但又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我不无兴趣的听着他们的谈话。 “跟踪？唉，现在这是不可能的事了。神不知鬼不觉地跟住要跟踪的人才是真正的跟踪，难道不是这样吗？说白了，是地铁破坏了跟踪。除非是事先规定不让被跟踪的人坐地铁，跟踪才是可能的。”皮肤黝黑的人沉着脸笑了笑。老头缓和了一下口气，说：“唉，我们跟踪的时候，经常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跟。” “我们警察都是怀疑主义者，”皮肤黝黑的那位突然又插话说。“您有您的思想，而我们要保护现有的东西。就拿大革命来说吧，多么激进的思想运动啊！但是在革命14年之后，人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幸。您要不信，就看一看泰纳的作品吧……从职业方面来讲，我们警察都是保守主义者。惟一适合我们这种职业的哲学就是怀疑主义。说到底，谁也不能选择自己的道路，意志自由是不存在的。所有的东西都由事物的进程事先决定了。” 说着，他就拿着瓶子大口大口地喝起红葡萄酒来。然后，他盖上瓶盖说：“勒南说过，新思想总是来得太早，这话一点都不错。” 说话间，皮肤黝黑的那位怀疑地看了看我无意间放在门把手上的手。为了让他放心，我把手放进了衣服的口袋里。 这时，老头又开始抢过了话头，大谈起巴斯克、他们的语言、女人、头饰等等。我们到了亨代车站。 “我们国家的小说家德鲁列特曾经住在这里，只要能看见法国的山，对他来说就足够了。这是一位躲在自己的西班牙角落里的堂吉诃德。” 皮肤黝黑的那位坚决但又宽容地笑了笑说：“先生，请跟我去见车站的警长。” 在伊鲁恩，法国宪兵向我提问，但我的旅伴对他做了一个共济会的暗号，然后就匆忙带我从车站的某个通道过去了。 “做得够谨慎的吧？”皮肤黝黑的那位这样问我，“您可以坐电车从伊鲁恩去圣塞瓦斯蒂安。您要装成旅游者，以免引起西班牙警察的注意，他们总是那么神经兮兮的。往后我们就是陌生人了，对吧？” 我们冷淡地道别…… 我在圣塞瓦斯蒂安看了看大海，但那里的物价实在令人害怕。然后，我坐车去马德里这个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也没有一个人认识我的地方。我不懂西班牙语，因此，我想即使是在撒哈拉大沙漠或彼得保罗要塞所感觉到的孤独也不过如此了。我只能借助于艺术语言了。两年的战争使人们几乎忘掉了世界上还有艺术。我如饥似渴地欣赏着马德里博物馆珍藏的那些无价之宝，还是像从前一样能够感觉到艺术中那些“永恒”的东西。这里有伦勃朗和里贝拉的作品。博斯·凡·阿肯的绘画充满了天真乐观的情趣，简直是天才之作。年迈的博物馆管理员给了我一个放大镜，好让我看清楚米耶尔画中的极小的农夫、毛驴和狗。这里丝毫感觉不到战争的气氛，一切都各安其所，彩们也怡然自得。 在博物馆里，我在自己的笔记本中这样写道： 战前，在我们和这些老人们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更具有个人主义色彩和注重细微差别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更亲切、更主观、更富有激情，当然了，我这样说绝对没有排斥和贬损这些老人们的意思。不用说，战争会用群众的激情和痛苦长时间地抹去艺术上的这种情绪，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会简单地退回到旧有的形式中(虽然这种旧有的形式很美)、退回到解剖学和生物学的至善至美上、退回到鲁本斯的大腿上(虽然大腿在战后渴望生活的新艺术中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很难去猜测，但是文明的人类社会在经受了这场空前的煎熬之后，必将诞生出新的艺术……
我在旅馆里翻着字典读西班牙报纸，同时等待发往瑞士和意大利的信件的回音。我还是希望能去这两个国家。在到达马德里的第四天，我收到一封来自巴黎的信，告诉了我法国社会主义者哈比耶的地址。他在这里担任一家保险公司的经理。尽管哈比耶拥有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但他坚决反对自己政党的护国主义政策。我从他那里了解到，西班牙党完全处于法国的社会护国主义的影响之下，只有在巴塞罗那的工会中有坚决的反对派。我本打算去拜访社会党的书记安吉亚诺，但他当时因为对某位天主教圣徒不恭敬的态度而被判处1 5天的监禁。假如是在中世纪的话，安吉亚诺干脆就会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了。我在等从瑞士来的回信的时候，就背西班牙语单词，或者和哈比耶交谈，要么去参观博物馆。11月9日那天，哈比耶安排我住进去的那家旅馆的侍者惊慌地打着手势把我叫到走廊上，那里站着两个年轻人，我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这两个人不太友好地叫我跟他们走一趟。不用说，当然是去马德里的警察局了。到了那里，他们让我坐到一个角落里。 我问：“这么说我是被捕了？” “对，就一两个小时。” 我一动没动地连续坐了7个小时。到晚上9点钟，他们把我带到楼上，带到奥林匹斯众神的面前。 “你们为什么抓我？” 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就使奥林匹斯众神窘迫万分。他们七嘴八舌地找出各种各样的说辞，其中一个人找借口说俄国政府在给前往俄国的外国人签证时也制造麻烦。 另一个人像是为了寻求我的同情似地说：“假如您知道我们为了监视我们国家的无政府主义分子要花掉多少钱的话 “对不起，不过我既不该为俄国政府承担责任，也不该为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分子承担责任。” “当然，当然，我这样说只是打个比方……” 警察局长想了一会儿，最后问我：“那您是什么观点？” 我用最通俗的方式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他们回答说：“嗯，这就对了。” 最终，警察局长通过翻译对我宣布，我必须马上离开西班牙，只是在离开之前我的自由将受到“一些限制”。他通过翻译诚恳地对我说：“您的思想对西班牙来说太超前了。” 半夜12点，一个特务用马车把我送进监狱。在监狱之“星”的中心，即在那栋四层建筑向五个方向延伸的走廊的交叉点上，他们照例检查了我的东西。照例是铁的悬梯和一片寂静，这是监狱里特有的深夜的寂静，夹杂着汗臭和噩梦。走廊里少得可怜的几盏灯发出昏暗的光。这一切我再熟悉不过了，所有的监狱都差不多。包铁的牢门发着刺耳的声音开了，牢房很大，里面黑乎乎的，散发着监狱里特有的那种难闻的气味，有一张令人作呕的床。牢门哐啷一声关上了。这是第几次坐牢了？我把铁栅栏外的窗户打开，有一股凉风吹进来。我和衣躺在床上，身上盖着自己的大衣。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了发生的一切是多么的荒唐。我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会在马德里蹲监狱。伊兹沃利斯基在马德里干得不错。在马德里，我躺在“模范监狱”的床上，忍不住开怀大笑起来，直到睡着为止。 放风的时候，刑事犯告诉我，这所监狱里的牢房有付费牢房和免费牢房之分。头等牢房一昼夜要一个半比塞塔，二等牢房一昼夜要75生丁。每个犯人都有权住付费牢房，但无权拒绝免费牢房。我住的是要交钱的头等牢房。我又发自内心地大笑起来。但这终归还是合乎逻辑的。既然社会是完全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那么为什么要求在处于社会之中的监狱里要平等呢？此外，我还了解到，住在付费牢房里的犯人每天放风两次，每次一个小时，而其他人总共只放半个小时的风。这电是合乎逻辑的，一个盗窃国库的犯人每天支付一个半比塞塔，比起那些免费呼吸的罢工者来说，他的肺当然更有权利多享受一点空气。 第三天我被叫去体检，他们让我把手指抹上印油，并把指纹印在卡片上。我拒绝了。于是他们就开始动用“武力”，不过却做得彬彬有礼。我看着窗外，狱卒客气地一个手指接一个手指地给我的手抹上印油，然后在各种卡片和纸张上按了10次，先是右手，然后是左手。接着他们让我坐下脱鞋。对付脚似乎要困难一些，狱卒们围着我忙得团团转。最后他们突然让我去见哈比耶和安吉亚诺。安吉亚诺是头一天刚从监狱里放出去的，不过是另一所监狱。他们告诉我，他们正在全力以赴地营救我。我在走廊里遇到监狱的教士，站在天主教的立场上他表示了对我的和平主义的好感，并且劝慰我说：“忍耐，忍耐”。除此之外，眼下我还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中午12点，一个狱卒告诉我，我应该于当天晚上前往加的斯，并问我是否愿意自己出车票钱。但我根本就不打算去加的斯，就坚决拒绝支付车票钱。住在模范监狱里要付牢房费，已经够了。 就这样，我们在傍晚时分从马德里动身前往加的斯。当然，旅费要算在西班牙国王的账上了。但为什么要去加的斯呢？我又看了一遍地图。加的斯位于欧洲西南部半岛的最边上：我从别廖佐沃坐着鹿拉的雪橇出来，经乌拉尔到了彼得堡，从那里绕道去了奥地利，从奥地利经瑞士到了法国，又从法国到西班牙，最后，横穿整个比利牛斯半岛到加的斯。总的方向是从东北向西南。大陆到这里结束，在往前就是海洋了。忍耐！ 押送我的警察们并不想对我们的旅行保密，恰恰相反，他们对所有感兴趣的人详细讲述我的历史，并且还给我说好话，从最好的方面介绍我，说我不是一个印假钞的，而是一个贵族，只是观点有些问题。人们都安慰我说，加的斯的气候挺好的。 我问他们：“老实说，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 “这太简单了：根据巴黎发来的电报。” 这和我想的一样。 马德里当局接到了巴黎警察局发来的电报：“一个危险的无政府主义分子某某在圣塞瓦斯蒂安越过了边境，他打算住在马德里。”于是，这里早就开始等着我，找我，并因为在整整一周的时间没有找到我而焦虑不安。法国警官“彬彬有礼”地送我穿越国境，那位蒙田和勒南的崇拜者甚至还问我：“做得够谨慎的吧？”可就是这个警官给马德里发了电报，通报有一个危险的“无政府主义分子”从伊鲁恩一圣塞瓦斯蒂安过境。 在我被驱逐这件事上，所谓的法警的头子比代—福帕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他是跟踪和驱逐的幕后主谋。比代的非同寻常的残暴和恶毒在同僚中是无人能及的。他甚至试图用连沙皇宪兵军官都从未曾用过的口气跟我谈话，我们之间的谈话总是以争吵而告终。从他那里走开的时候，能感觉到背后那恶毒仇恨的目光。狱中，我在见到哈比耶时对他说，我深信我的被捕是比代—福帕策划的。这个名字经我一提，就出现在了所有西班牙报刊上。没过两年，命运就安排比代先生让我得到了意外的满足。1918年夏天，有人打电话到军事人民委员部通知我说：比代，就是那个残暴的比代，现在被关在苏维埃的监狱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原来，法国政府派他加入军事代表团，在苏维埃共和国从事间谍和阴谋活动。他不慎被抓了起来。说真的，我也不能再奢望涅墨西斯给我更多的东西了，如果再补充一点，就连当年那个签署了对我的驱逐令的法国内务部长马尔维，后来很快都被克列孟梭内阁以搞和平主义阴谋的罪名驱逐出法国了。应该说这件事情太巧了，就好像是专门为电影提供的情节一样。 当比代被押到人民委员会的时候，我一下子没能认出他来。这位雷神变成一个凡人了，而且还垂头丧气的。我惊奇地打量着他。 他低着头用法语说：“没错，先生，就是我。” 这的确是比代。 我非常吃惊地问：“怎么会这样？这是怎么回事？” 比代像个哲人一般地摊开双手，以警察特有的那种坚定的口气说：“事情的发展就是这样。”的确如此！这个回答太漂亮了。我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当年那位把我押到圣塞瓦斯蒂安的皮肤黝黑的宿命论者说的话：“没有选择的自由，所有的东西都由事物的进程事先决定了。” “不管怎么说，比代先生，在巴黎时候您对我可不是很客气。” “哦，是的，人民委员先生，我应该承认这一点并向您道歉，我在牢房里常常想这件事。”他又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句：“有时候，一个人尝尝监狱生活的滋味也是有好处的。不过我还是希望，我在巴黎的那些所作所为不会给我带来什么不利的后果。” 我让他放宽心。 他对我说：“如果我能回巴黎，就决不再干我原先干的那些事情了。” “这可能吗，比代先生？俗话说，本性难移。”我常常向朋友们讲起这一幕，因此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的这些对话，就好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后来在交换俘虏时，比代被放回法国。至于他以后的命运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现在我应该撇开军事人民委员会不提，回到加的斯的话题上来。 加的斯警察局长在与省长商议之后通知我说，第二天早上8点钟，我将被送往哈瓦那，因为当天恰巧有一艘轮船驶往那里。 “去哪儿？” “哈瓦那。” “哈——瓦——那？” “哈瓦那！” “我可不愿意去那儿！” “那我们只好把您送进船舱了。” 德国领事馆秘书是警察局长的朋友，他为我们的谈话当翻泽，他劝我说“考虑问题时要认清形势”。 Pacienzia，pacienzia(忍耐，忍耐)！但这也太过分了吧。我再次声明，他们这么做是不可能的。我在密探们的监视下沿着这座迷人的城市的街道奔向电报局，却丝毫没有留意到这座城市的美景。我给哈比耶、安吉亚诺、秘密警察头子、内务部长、总理罗曼诺内斯、自由派的报纸、共和派议员发了加急电报，在电报有限的篇幅里陈述了种种理由，然后我又向各处写信。我在写给意大利议员塞拉蒂的信中说：“亲爱的朋友，请您设想一下，假如您现在正在特维尔，正处在俄国警察的监视之下，他们打算把您赶到您根本不想去的东京去。现在我在加的斯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们正打算把我赶到哈瓦那去。”然后，我又在密探们的陪伴下飞奔回警察局长那里。迫于我的压力，警察局长就我的事情给马德里发了电报，说我宁愿留在加的斯的监狱里等候开往纽约的轮船，也不愿意前往哈瓦那。我不想屈服，这是非常紧张激烈的一天。 这时候，共和派议员卡斯特罗维德就我被捕和被驱逐的事件向议会提出厂质询，在报纸上层开了论战。左派攻击警察，但他们作为亲法派又谴责我的和平主义。右派同情我的“亲德”(怪不得我会被法国驱逐)，但害怕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这一切纠缠在一起乱糟糟的，谁也理不出个头绪来。不过，毕竟我还是获准在加的斯等待最近一艘开往纽约的轮船。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 此后的几个星期，我一直处在加的斯警察的监视之下，但这是一种平和的、家庭式的监视，与巴黎的那种完全不一样。在巴黎的最后两个月里，我为了摆脱密探的跟踪浪费了不少精力：我常常在只有一辆出租车的时候跳上去就走，或者钻进漆黑的电影院，在地铁快要开动的一刹那跳上去，或者是在车开动的一瞬间从车厢里跳出来……不过密探们也没打瞌睡，他们在跟踪我的时候也是绞尽脑汁，使出浑身解数：拦截出租车，轮流在电影院出口蹲守，或者不顾乘客和售票员的愤怒，像炮弹一样从电车或地铁的车厢里窜出来。说实话，这些纯粹是“为艺术而艺术”。我的政治活动全都是在警察的眼皮底下进行的，可是密探的盯梢却激起了我反抗的本能。但在加的斯，密探会告诉我，他在几点钟回来，我应该耐心地在旅馆中等他。同时，他也努力维护我的利益，还帮我买东西，提醒我留意人行道上坑洼不平的地方。有一次，一个小贩卖给我12只煮虾竟然向我要两个里亚尔，密探挥着拳头吓唬他，把他臭骂了一顿，小贩都走出咖啡馆了，那密探还追上去在窗户外面大吼，以至于引来很多人围观。 我努力不浪费时间：我在图书馆研究西班牙历史，学习西班牙语的语法，扩大我的英语词汇量，为去美国做准备。时间过得很快，有时候到了晚上我会伤心地发现，启程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但我的进展并不大。如果算不上书虫的话，那图书馆里总是只有我一个人。书虫们已经咬坏了不少18世纪的古籍，有时为了辨认一些姓名或日期，我往往要费不少力气。 当时，我在笔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西班牙革命的历史学家描述了这样一种政客，他们在人民运动胜利前五分钟还在痛骂它，认为它是犯罪和疯狂，可是等胜利后却又走到革命的前台出尽风头。年迈的历史学家接着写道：这些懂得见风使舵的先生们会出现在以后所有的革命中，而且他们会喊得比谁都卖力。西班牙人把这类滑头叫做Panzistas，这个词是从“肚子”一词演化来的。大家知道，我们的老熟人桑丘·潘沙的名字就是起源于这个词。这个名词很难翻译，或许可以译成“精明鬼”(只顾自己、损人利己的人)，但困难是语言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这一形象完全是世界性的。
关于这一点，我在1917年之后又有很多机会来验证。比较奇怪的是，加的斯的报纸上没有任何关于战争的报道，就像战争根本不存在似的。当我在谈话中提醒人们注意在西班牙发行量最大的报纸《EL Diario de Cadiz(加的斯日报》》上都没有关于战争的报道时，人们会惊讶地回答说：“怎么会呢？不可能吧……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看来，他们自己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说到底，别人是在远离比利牛斯的什么地方打仗，就连我也开始对战争感到陌生了。 前往纽约的轮船要从巴塞罗那出发，所以他们允许我到那里去与我的家人会合。我在巴塞罗那和警察之间又出现了麻烦，又是提抗议，又是发电报，还碰上了新的密探。我的家人到了。在这段时间，他们在巴黎也没少担惊受怕。现在一切都好了。我们在密探的陪同下游览了巴塞罗那。孩子们对这里的大海和水果赞不绝口。我们接受了前往美国的想法。我想着有关从西班牙取道意大利前往瑞士的斡旋不会取得什么结果，就于12月25日和我的全家坐船离开了巴塞罗那港。当然，经过意大利和瑞士社会党人的不懈努力，这两国的政府最后终于同意给我签证，不过那已经是我们离开之后的事情了。不用说，他们是有意拖延的。应该说，伊兹沃尔斯基把事情办得还很妥当。 欧洲的大门在我身后关闭了。警察把我们一家送上了西班牙大西洋航运公司的蒙赛拉号轮船，它将在17天内把我们这些活的和死的货物运到纽约。如果是在哥伦布的时代，他的塑像就矗立在巴塞罗那港口，17天可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当时正值海面上风高浪急的季节，这艘船仿佛时刻都让我们感觉到自己的渺小。蒙赛拉号是一艘破船，根本就不适于远洋航行，但是挂着中立国西班牙旗子的轮船在战争期间被击沉的可能性较小，因此西班牙的海运公司提高了船票价格，但船上住的条件很差，吃的就更糟。 轮船上的旅客又多又乱，而且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不论什么身份的人都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其中有不少各国逃避兵役的人，而且大多数来自上流社会。一位画家在老父亲的庇护下带着自己的作品和才华要远离战火。奥斯卡·王尔德的堂兄弟、一位拳击运动员兼小说家宣称，宁愿在高尚的体育比赛中打掉美国佬的下巴，也不愿让德国人打穿自己的肋骨。一位台球冠军、无可争议的绅士为了到他这种年龄还要被征兵而愤慨不已：凭什么？就为了这场毫无意义的屠杀吗？这根本就不可能！于是，他表达了对齐美尔瓦尔德派的好感。其余的人的情况也差不多：逃避兵役的人、冒险家、投机商或者是被欧洲赶出来的那些“不受欢迎”的人们，要不谁会愿意在这种时候乘着西班牙的这艘破船横渡大西洋呢？…… 要说明三等舱旅客的情况就更加困难了。他们躺在拥挤不堪的舱里，由于吃得少而很少动也很少说话，他们面色阴郁地从一种可怕的令人厌恶的贫困驶向另一种前途未卜的贫困。在战时，美国为整个欧洲生产着，它需要新的劳动力，条件是没有沙眼、没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其他疾病。 轮船在我的孩子们面前展现了一个广阔的观察空间。他们随时都能发现新东西。 “你知道吗，这里的司炉人很好，是个共和党人。”由于不断地辗转于各个国家之间，他们说好几种语言。 “共和党人？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他把什么事都给我们讲清楚了。他说道‘阿方索’，然后就‘啪，啪’。” 我表示赞同地说：“没错，看来他确实是一个共和党人。”孩子们把马拉加干葡萄酒和其他好东西偷着拿给司炉，并介绍他和我认识。这位共和党人大约有凹岁，他好像对君主政体有十分明确的观点。 1917年1月1日，轮船上的所有旅客都互相祝贺新年。世界大战的头两个新年我是在法国过的，第三个是在海上。1917年将会带来什么呢？ 1月13日，我们驶近了纽约。凌晨3点，所有人都被叫醒，船靠岸了。四周一片黑暗，天很冷，有风，还下着雨。岸边是湿漉漉的庞大建筑。这就是新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