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二十章 被法国驱逐 在我已经到达君士坦丁堡以后，某些法国媒体仍然在说什么法国政府13年前对我下的驱逐令今天依然有效。如果它们的消息是真的，那倒可以再次证明，并非所有的有价值的东西都在世界大战中毁灭了。尽管，这场浩劫夺去了几代人的生命，把许多城市夷为平地；战争把无数的皇冠打落尘埃，重新划定了许多国家疆域的界限，就连当年对我关闭的法国的边界也发生了变更。马尔维在1916年初秋签署的这份命令却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签署命令的马尔维本人也随后被驱逐，如今又回到了法国，那又算得了什么呢？在历史上，人所做的事情往往要比做这事的人更强大。 当然，严肃的法学家可能会对此表示异议，因为他认为，该项命令并没有继续有效的理由。比如，1918年法国军事代表团在莫斯科把他们最积极的军官交给我差遣。难道他们会如此对待一个不受欢迎并被禁止入境的外国人吗？又如，1922年10月10日，埃里奥来莫斯科拜访我，其目的当然也不是为了提醒我记起自己被法国驱逐的事，倒是我自己在他殷切地问我打算何时访问巴黎的时候提起了那项驱逐令。当然我提它也只是为了开个玩笑，我们两个人都笑了，虽然笑的原因并不一样，不过毕竟是一起笑了。再比如，1925年在沙图尔电站的剪彩仪式上，法国大使埃尔彼特作为到场的外交官的代表，对我的讲话作了客气的答词，即便是最细心挑剔的人，恐怕也不能从中找到马尔维那道命令的丝毫痕迹。从这些事例中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1916年秋天我是被两个警察押着离开巴黎到伊鲁恩去的，其中一个向我解释的倒有几分道理，他说：“政府总是要换的，而警察却总是要干下去的。” 为了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我被法国政府驱逐的情况，我在此不得不就我的那份俄文小报(《我们的言论报》)所处的环境多说上那么一两句。当然这份报纸的主要敌人是俄国大使馆，他们殷勤地把《我们的言论报》的文章译成法语并加以注释，然后就送到法国外交部和国防部。那些机构就会给战时书刊检查官夏尔先生打加急电话。夏尔先生战前作为法语教师在俄国呆过很长的时间，他这人办事并不是那么果断，每当犹豫不决的时候，他就会本着与其留下，不如删掉这样的精神来办事。不过可惜的是，他对待自己几年后写的那本很差劲的《列宁传》并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在这本书里一贯小心谨慎的夏尔先生不但为沙皇、沙皇的皇后、萨宗诺夫以及米留可夫关于达达尼尔海峡的迷梦辩解，而且还为拉斯普京辩护。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针对《我们的言论报》发动的这场战争——这可真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并非因为它是国际主义的报纸，而是因为它的对沙皇统治的反抗精神。 我与书刊检查机构的第一次尖锐冲突，发生在俄国军队在加里西亚获胜的时候。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点微不足道的胜利之后，俄国大使馆就变得更加骄横起来。事情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准备在报纸上刊登的一篇悼念维特伯爵的文章被全文删去，甚至连仅由五个字母组成的标题ВИТТЕ(维特)也没有留下。这里应该补充说明的是，就在同时，彼得堡海军部的官方机关刊物上登出了一篇针对法国的文章，这篇文章嘲弄法国议会，把它的议员称为“可怜的小皇帝”。我拿着这份彼得堡的刊物到书刊检查机关去交涉。 夏尔先生对我说：“说实话，我跟这事没有多大关系。关于您的报纸的所有指示都来自外交部。要不，您跟我们的一位外交官谈谈？” 过了半个小时，国防部办公室里就来了一位头发花白、有绅士风度的外交官。事后不久我把我们之间进行的那场谈话记录下来了，情况大概是这样的： “请您解释一下，为什么把我那篇论述一位失势、退休、况且已经死了的俄国官僚的文章给删去了，这与你们的军事行动有什么关系？” “您是知道的，这样的文章会令他们不高兴，”外交官含混地回答着，点着头，朝大概是俄国使馆的方向示意了一下。 “我们写这文章就是为了让他们不高兴……” 这个外交官对我的回答宽容地笑了笑，就好像是听了一句无伤大雅的玩笑。 “但是我们正处在战争中，我们得依靠我们的盟国。” “难道您是想说，法国的内政处于俄国外交机构的监督之下吗？这样的话，当年你们的祖先砍了路易十六的头难道不是错了吗？” “哎，您这话说得就过分了。您不要忘了，我们正在打仗……。” 我们后面的谈话也就没什么实际的意义了。外交官脸上带着职业的微笑对我解释说：达官贵人们终归也难免一死，所以活着的不愿意听人们说那些死者的坏话。这次谈话之后，情况还是像往常一样。书刊检查官照样删除文章，有时候一期报纸干脆被删成了一张白纸。我们从来没有违抗过夏尔先生的意志，当然夏尔先生更不敢违抗其主子的意志了。 即使这样，1916年秋法国警察当局仍然宣布要将我从法国驱逐出境的命令。至于为什么要驱逐我，他们没有跟我说过一个字。只是后来其中的缘由才慢慢解开，这原来是沙皇暗探局组织的一次居心叵测的阴谋。 为我被驱逐这件事，身为议员的让·龙格曾到白里安那里抗议，但他的抗议听起来总是那么柔和哀婉，所以更确切地说是去哀求了。法国总理这样回答了他的抗议：“您知道吗，在马赛，从打死了自己团长的俄国士兵身上搜出了《我们的言论报》？”龙格议员可没有料到这种情况。他知道这份报纸的“齐美尔瓦尔德”倾向，对此他勉强还可以接受，但是打死团长这样的事却怎么也不能不令他惊慌。龙格立刻就此向我的法国朋友们了解情况，他们自然就来找我了，但是我对发生在马赛的凶杀案了解的并不比他们多。《我们的言论报》的敌人、俄国自由派的记者意外地牵涉到这一事件中，他们把马赛事件的全部内幕抖了出来：沙皇政府在向法国象征性地派遣微不足道的兵力的同时，急忙派去了数量相当的密探和奸细，其中有一个似乎是叫维宁格的人，他是俄国驻英参赞从伦敦推荐来的。一开始，维宁格企图吸收一些最温和的俄国记者在士兵中进行“革命”宣传，但是没有达到目的。他没敢来找《我们的言论报》，所以我们从未听说过他。维宁格在巴黎遭到失败之后就去了土伦，在那里，他似乎是在那些还难以识破他的俄国水兵中间搞出了点名堂。维宁格漫无目的地从土伦给一些俄国记者写信说：“这里的土壤很适合我们的工作，请给我寄一些革命的书报来。”但是他没有得到他们的答复。驻土伦的俄国阿斯科尔德号巡洋舰上发生了剧烈的骚动并遭到残酷镇压。维宁格在此事中的作用是很明显的，因此他认为，应该适时地把自己的活动地点转移到马赛，那里的土壤也“很适合”。又是在维宁格的参与下，俄国士兵中间发生了骚乱，结果士兵们在军营的院子里用石头把俄军一名叫克劳兹的团长砸死了。在逮捕卷进这一事件中的士兵时，从他们的身上搜出了同一期的《我们的言论报》。当俄国记者赶到马赛了解情况时，听军官们说，有个叫维宁格的人在骚乱时硬塞给他们每人一份《我们的言论报》，因此才在被捕者身上搜出了那些他们连看都没有看过的报纸。 值得一提的是，在龙格刚向白里安抗议驱逐我的问题之后，也就是在还不知道维宁格在此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的时候，我在致茹尔·盖德的公开信中做了如下的推测：《我们的言论报》或许是某个奸细在必要时刻有预谋地发给士兵的。我自己都没想到，我的这个推测这么快就从与我们敌对的报纸上得到了确切的证实。尽管如此，沙皇的外交机构还是十分明确地让法国政府明白，如果它想得到俄国士兵，就必须尽快捣毁俄国革命者的巢穴。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到那时为止一直举棋不定的法国政府查封了《我们的言论报》，内务部长马尔维签署了警察机关早就准备好的将我驱逐出法国的命令。 现在，法国内阁感到自己有了堂而皇之的理由。白里安不仅对让·龙格，而且也对包括国会委员会主席赖格在内的其他几位议员解释说，马赛事件是驱逐我的原因。他的这种说法不可能没有影响。《我们的言论报》这份严格受到书刊检查，并在巴黎的报亭中公开销售的报纸，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号召士兵杀死团长。因此，在事件背后的阴谋没有被揭露出来之前，这件事情始终是个谜。议会也了解了事情的真相。有人转告我说，当时的教育部长潘勒韦在听到别人对他讲述这件事情的内幕时，他大声喊叫：“这太可耻了……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但当时正处于战争时期，沙皇是他们的盟友，所以不能暴露维宁格，于是只能执行马尔维的命令。 巴黎警察当局通知我，将把我从法国驱逐到一个我自己选中的国家，同时，他们又预先告诉我说，英国和意大利拒绝接纳我。我只能再回瑞士，但是瑞士公使馆断然拒绝给我签证。我给瑞士的朋友们发了电报，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令人欣慰的答复，他们说，问题将会得到圆满的解决。但是瑞士公使馆仍旧拒绝给我签证。事情后来才搞清楚，原来是俄国大使馆通过盟友给伯尔尼方面施加了必要的压力，瑞士当局有意把问题拖延下来，以便使法国有足够的时间把我驱逐出去。去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必须经过英国，但英国政府拒绝让我过境。只剩下西班牙可去了，可我本人不愿意去比利牛斯半岛。与巴黎警察的纠缠持续了六个星期。密探们盯住我不放，他们跟踪我，在住处和报纸编辑部周围轮流监视我。最后，巴黎当局决定采取强硬措施，警察局长洛兰把我叫到他那里对我说，由于我拒绝自愿离开，他们只好派两个警官押送我。“不过他们穿着便装”，他还尽可能客气地补充了这么一句。沙皇使馆终于达到了他们的目的：我被驱逐出了法国。 上述我依据当时的笔记追述的事情中，可能会有些微的出入，但事情的主要情节都绝对是无可争议的。况且与这些事件相关的大多数人至今依然健在，其中有不少人都在法国。此外，还有不少文件，所以要恢复事实真相并不困难。从我这方面来说，我毫不怀疑，假如把马尔维签署的驱逐我的那份命令从警察局的档案中取出来，并进行指纹鉴定的话，一定能在这张命令的某个角落找到维宁格先生的指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