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十九章 巴黎与齐美尔瓦尔德 1914年11月19日，我作为《基辅思想报》的战地记者到了法国。我欣然接受了报社的建议，因而它使我有可能进一步走近战争。那时巴黎的情况很糟糕，一到晚上大街小巷就一片漆黑，齐柏林式飞艇常常来骚扰。德军在马恩河受阻之后，战争变得越发激烈和残酷。在席卷欧洲的一片混乱中，被社会民主党欺骗、出卖的工人群众沉默着，毁灭人类的战争机器大发淫威。资本主义文明已经发展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它竟然企图毁灭整个人类文明。 当德国人向巴黎步步进逼的时候，法国的资产阶级爱国主义者们四散逃离，而两个俄国的流亡者却在巴黎办了一份小型的俄文日报。该报的宗旨在于，向被抛弃在巴黎的俄国人传达事态的发展情况，使国际主义团结精神之火不至于熄灭。第一期报纸出版之前，出版社的“金库”里只有30个法郎，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人都不会相信用这么一点钱就能办一份日报。情况的确是这样，尽管编辑和撰稿人的劳动都是无偿的，报纸还是每周至少都要遭受一次这样的危机，看起来是毫无出路了。但出路终究还是找到了。对自己的报纸无限忠诚的排字工人们饿着肚子工作，编辑们为搞到几十个法郎在城里四处奔走，报纸就这么一期一期地出版了。在负债和书刊检查的双重压力下，它也会暂时消失几天，但很快就会以新的刊名重新出版，就这样，这份报纸存在了两年之久，也就是一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前。我一到巴黎就开始热心地为《我们的言论报》工作，当时它的名字还是《呼声报》。对我而言，日报是把握事态发展方向的最重要的工具。我在为《我们的言论报》工作期间所积累的经验，对我日后从事军事方面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我的家人直到1915年5月才到了法国。我们在塞夫勒的一栋小房子里住了下来，这房子是我们的一位年轻的朋友——意大利画家勒内·帕列什——借给我们暂住几个月的。孩子们开始在塞夫勒的学校上学。正值春光明媚的日子，春天的绿色显得格外的温柔甜美，但是身穿黑色丧服的妇女越来越多，更多的学生失去了父亲。两军都深沟高垒，战事看来遥遥无期。克列孟梭开始在自己的报纸上攻击霞飞。反动的地下活动正在阴谋策划政变，到处都在流传着这样的消息。尽管《时报》有那么一两天把议会称为蠢驴，但它还是严厉地要求社会主义者们维护民族团结。 饶勒斯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去了绕勒斯遇刺的咖啡馆，希望在那里找到他的踪迹。在政治上我与饶勒斯相去甚远，但我不能不感觉到他那强大人格魅力的吸引力。饶勒斯的精神世界融会了民族的传统、形而上学的道德起点、对不幸的人的关爱和富有诗意的想像力，具有鲜明的贵族特征，而倍倍尔的精神世界确有着平民般的质朴特征。他们两位的聪明才智远比他们遗留下的东西高出一筹。我曾经聆听过饶勒斯的讲话，那是在巴黎的群众集会上、国际的大会上还有委员会的会议上，而每次都像是第一次听到他讲话一样。他从不墨守成规，几乎从不重复，总是重新发现自己，永远都在不断调动起自己潜在的精神力量。他那显而易见的强大力量就像瀑布一般，他又是那样十分的温和，他的面庞上闪耀的这种温柔的光芒恰恰反映了他极高的内心素养。他排山倒海，振聋发聩，但他从来不会使自己失聪，他永远保持警惕，他的耳朵敏锐地捕捉每一种回响。他对待反对意见时而像风暴一样毫不留情，时而又像监护人和兄长一样宽厚温和。饶勒斯和倍倍尔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却是第二国际两座比肩的高峰。两个人身上都体现了深刻的民族特性：饶勒斯有着拉丁人的热情雄辩，而倍倍尔则有着新教徒的严肃冷峻。这两人都令我敬爱，但又不尽相同。倍倍尔是寿终正寝，而饶勒斯却英年早逝。但两个人的死都是恰逢其时，因为他们去世的时候正是第二国际进步的历史使命走向终结的时候。 当时法国社会党处于军心涣散、士气低落的情况下，没有人能取代饶勒斯的位置。瓦扬这位老资格的“反军国主义者”，每一天都把自己的生命倾注到充满极端沙文主义思想的文章中。有一次，在由党代表和工会人士组成的行动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我意外地遇到了这位老人。瓦扬就像是他自己的影子——在雷蒙·彭加勒时代仍然保留着无套裤汉战争传统的布朗基主义的影子。战前的法国人口增长已经停滞，经济和思想领域也变得因循守旧、裹足不前，但是在瓦扬的眼里，法国却是惟一在发展和进步的国家，是杰出的肩负人类解放使命的民族，惟有与之接触才能唤醒其他民族的精神生活。他的社会主义是沙文主义的，就如同他的沙文主义是“救世主”说一般。作为马克恩主义派的领袖，茹尔，盖德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耗费在了旷日持久、使人精疲力竭的反对极端民主派的斗争中，他至多也就能把自己那纯洁无瑕的道德权威奉献在国防的祭坛上。一切都乱套了。《要么制造国王，要么缔造和平》一书的作者马赛尔·桑巴，为在白里安内阁中的盖德进行场外指导。比埃尔·列诺得尔曾一度成了党的“领导人”。但是终归要有人来填补饶勒斯身后留下的空白。列诺得尔为了模仿被害领袖的一举一动和洪亮的声音而把自己弄得心力交瘁。龙格一味地追随列诺得尔，但同时又有些遮遮掩掩，他以此自诩为左。他的一切行径只能使人联想到：马克思不能对自己的孙辈们负责。以总工会主席若奥为代表的官方工联主义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若奥在和平时期否定政府，仅仅是为了战时跪倒在它的脚下。革命洪流中的小丑爱尔威昨天还是极端的反军国主义者，今天却摇身一变成了极端的沙文主义者，但仍然是一个自鸣得意的小丑。好像就是为了公然嘲弄自己昨天的思想，他的报纸继续打着《社会斗争报》的旗号。所有这一切像是一场悲伤的假面舞会，是灭亡前的最后狂欢。我们不得不对自己说：不，我们是用更坚强的材料制成的，事件不会使我们惊慌失措，从前我们已经有所预见，现在我们预见到了更多，并为许多事情做好了准备。当列诺得尔、爱尔威和其他一些平庸之辈企图与和他们有着云泥之别的卡尔·李卜克内西称兄道弟时，我们不知有多少次都愤怒地攥紧了拳头！在党和工会内部也不乏一些零星的反对的声音，但是他们几乎没有显露出要活动起来的迹象。 在巴黎的俄国侨民中最杰出的人物无疑是马尔托夫这位孟什维克的领袖了，他是我在人生道路上碰到的最具才华的人之一。他的不幸在于命运使他成为革命年代的政治家，却没有赋予他为此而必不可少的意志。马尔托夫的精神世界是倾斜的，每当重大事件来临的时候，这一点就会悲剧性地暴露出来。我在1905、1914和1917这三个历史时期观察过马尔托夫，他对所有重大事件的最初反应几乎总是具有革命的性质，但他总是还没来得及把这些想法付诸文字，就已经被重重疑虑包围了。他那丰富多彩、灵活敏锐的才思缺乏意志的支撑。1905年革命高潮之际，他在写给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痛苦地抱怨说，不能把自己的思想集中起来。的确如此，一直到反动时期来临了，他也没有把思想集中起来。在战争爆发初期，他仍然对着阿克雪里罗得抱怨，说一连串的事件都快使他发疯了。最后，到了1917年，他犹豫不决地转向左派，并在自己的派别中把领导权拱手让给了策列铁里和唐恩。这两个人的能力——策列铁里在智力方面，唐恩在各个方面——都与他相差一大截。 1914年10月14日，马尔托夫在写给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说：“看来，我们与列宁达成妥协比与普列汉诺夫要容易一些。我感到列宁似乎准备扮演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士的角色。”但是这种情绪在马尔托夫的身上并没有持续多久。当我在巴黎遇到他时，他已经又变得萎靡不振了。我们在《我们的言论报》的合作从第一天起就变成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其结果是马尔托夫退出了编辑部，然后又退出了撰稿人的行列。 我到巴黎后不久就和马尔托夫一起寻找工会杂志《工人生活》的编辑莫纳特。莫纳特过去曾经是教师，后来又当过校对员，他看上去是个典型的巴黎工人。他性格坚强，头脑聪明，从未向军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权妥协过。然而，在有关出路的问题上，我们之间存在着分歧。莫纳特“否定”国家政权和政治斗争，可是国家政权对他的否定根本不予理睬，在他公开抗议工会的沙文主义之后，就迫使他穿上红裤子从军去了。我通过莫纳特与记者罗斯梅尔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也属于无政府主义工团派，但事实表明，他比盖德派更接近马克思主义。从那时起，我和罗斯梅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经受了世界大战、革命、苏维埃政权和打垮反动派的斗争的考验……还是通过莫纳特，我结识了此前不认识的一批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为人谨慎、头脑精明、性格温和的钢铁工人联合会秘书梅尔盖姆，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他的结局都很悲惨；因所谓的“叛国罪”被缺席判处死刑的记者吉尔鲍；桶匠工会的秘书长布尔德隆“老爹”；致力于探索通向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教师洛里奥……我们每周在凯杰马普聚会，人多的时候就改在格龙日奥贝尔)聚。在会上我们交流关于战争和外交方面的内幕消息，批判官方的社会主义，捕捉社会觉醒的蛛丝马迹，规劝那些动摇的人并为未来做准备。 1915年8月4日，我在《我们的言论报》上写道： 在血腥的世界大战爆发一周年之际，我们在精神上毫不灰心丧气，在政治上没有一丝怀疑主义情绪。作为革命的国际主义者，我们在空前的世界惨祸中仍然坚持分析、批判和前瞻的立场。我们拒绝一切“民族主义”有色眼镜，各国参谋部不仅廉价兜售它，甚至还贴钱奉送。我们仍坚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看待事物，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描述事物，并预见它们今后发展的逻辑。
就是在今天，在13年后的今天，我还是要这么说。我们时刻都意识到自己比官方的政治思想，其中包括护国派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要优越得多。这种感觉并非是妄自尊大，其中没有任何个人的东西，它是出于我们的原则性立场：是因为我们高瞻远瞩。批判的观点首先使我们有可能更清醒地预见战争本身的前景。就像大家都知道的那样，交战双方都指望自己能够速胜。有关这种浅薄的乐观主义的证据不胜枚举。布坎南就在其回忆录中说过：“我的法国同事曾经一度十分乐观，他认为战争可在圣诞节前结束，甚至还拿出五英镑跟我打赌。”而布坎南本人在其内心深处也认为战争的结束不会迟于复活节。从1914年秋天起，我们与官方做出的一切预言都相反。我们的报上天天都在强调：战争将毫无希望地拖延下去，经战火洗劫后的整个欧洲将变成一片废墟。我们在《我们的言论报》上几十次断言，即使协约国一方能够获胜，当战争的硝烟散尽之后，法国在国际舞台上充其量也不过是大一点的比利时而已。我们信心十足地预言，未来的世界将由美国主宰。1916年9月5日我们这样写道：“在这场战争中，帝国主义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了强者的身上，世界将属于它们。”我的家早就从塞夫勒搬到了巴黎，住在一条叫乌德里的小街上。巴黎渐渐变成了一座空城，街上的钟表一个接一个停了下来，贝尔福特的一只狮子的嘴里莫名其妙地出现了一束肮脏的干草。战争仍在继续，双方的战壕不断延伸。冲出战壕、跳出坑穴、摆脱停滞、打破僵局，护国主义这样叫嚣着。前进！前进！凡尔登战役的骇人听闻的疯狂就这样愈演愈烈。在那些日子里，我巧妙地躲避着战时的书刊检查，在《我们的言论报》上这样写道： 无论凡尔登战役的军事意义有多么大，与之相比，其政治意义则要大得多。在柏林和其他地方，人们都在期待着“运动”，他们将会得到它。听！在凡尔登的熔炉中正在煅造着“我们的明天”。
1915年夏天，意大利议员、罗马议会社会主义党团书记莫加里到了巴黎，他是一个天真的折衷主义者，他此行的目的在于吸引法、英两国的社会主义者参加国际大会。在一座很大的街心花园的咖啡馆凉台上，我们和一些出于种种原因自诩“左派”人士的社会党议员召开了有莫加里参加的会议。当谈话仅限于和平主义的夸夸其谈和反复议论恢复国际联系的必要性的共识的时候，会议开得还算是顺利。但是当莫加里可怜兮兮地低声说他需要搞到一张去瑞士的假护照时(显然他还对烧炭党的那一套情有独钟)，议员先生们立刻拉长了脸，其中一位(我已记不清到底是谁了)立即叫来侍者，匆匆付了会议所需的全部咖啡款。莫里哀的英灵，大概还有拉伯雷的英灵，可能都出现在凉台上了吧。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我和马尔托夫一起回家，在路上我们对这件事情既感到气愤又觉得好笑，索性就大笑了一场。当时，莫纳特和罗斯梅尔已经被征召参军了，因此不能去参加大会，我就与梅尔盖姆、布尔德隆这两位非常温和的和平主义者一道前往。其实谁也不需要办假护照，政府还受着战前道德的约束，为我们签发了合法的护照。伯尔尼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格里姆承担会议的组织工作。他那时正竭尽全力地试图超越伯尔尼社会民主党和他本人的平庸的水平。他把会议地点安排在一个群山环绕的小村庄齐美尔瓦尔德，那里离伯尔尼有10公里远。全体代表挤上四辆敞篷马车就出发进山了，路上的行人好奇地打量着这支非同寻常的车队。代表们开着玩笑说：第一国际都成立半个多世纪了，居然可以把所有的国际主义者装进四辆马车里。但是这些玩笑中并没有掺杂任何怀疑主义的情绪。历史发展的线索常常绷断，那时就需要打一个新的结。我们在齐美尔瓦尔德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 在9月5日至8日开会的那几天，人们争论得十分激烈。以列宁为首的革命派和由大多数与会代表组成的和平主义派好不容易才通过了我起草的那份共同宣言。在宣言中远没有说出所有应该说的话，但它仍然标志着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列宁在大会上属于极左派，而且在——系列问题上他在齐美尔瓦尔德的左派中也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我尽管对全部问题的看法都与左派很接近，但是并没有加入其中。在齐美尔瓦尔德，列宁为未来的国际行动上紧了发条，他在瑞士的这个小山村里为革命的共产国际奠定了基石。 法国代表在自己的报告里论述了《我们的言论报》对他们的意义：报纸帮助他们建立了与其他国家的国际主义运动的思想联系。拉科夫斯基指出，在巴尔干地区各党的国际主义立场形成的过程中，《我们的言论报》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巴拉巴诺娃所做的大量翻译工作，意大利的社会民主党了解了《我们的言论报》。但是，还是德国报刊包括其半官方报刊对《我们的言论报》摘录得最多，这是因为既然列诺得尔试图依靠李卜克内西，谢德曼也不反对把我们算作同盟者。 李卜克内西没能亲自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他在被投入监狱之前，就已经被霍亨索伦王朝的军队抓去了。李卜克内西给大会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标志着他彻底从和平主义路线转到了革命路线上。他的名字在大会上多次被提起，它在四分五裂的世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已经成了一个普通名词。 为了避免大会的消息过早出现在报刊上而给代表们穿越国境返回途中带来困难，从齐美尔瓦尔德往外写信谈论大会情况的做法是绝对不允许的。几天以后，一直名不见经传的齐美尔瓦尔德就名扬四海了，这使旅馆的主人喜出望外。那位豪爽的瑞士人对格里姆宣称，他的旅馆有望身价倍增，因此他愿意向第三国际基金捐一笔钱。不过我想，他很快就改变主意了。 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推动下，各国的反战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德国，斯巴达克小组的成员开展了更广泛的工作。在法国，“恢复国际联系委员会”成立了；巴黎的俄国移民区的工人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我们的言论报》的周围，帮助报纸克服资金和其他方面的困难。在开始阶段积极为《我们的言论报》撰稿的马尔托夫现在却离开了。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之后没过几个月，那些在会议期间我和列宁之间其实并不重要的分歧也烟消云散了。 但是就在这时，我们的头顶上聚集起了乌云，到1916年它变得越来越浓了。反动的《自由报》以声明的形式刊登了几篇短文，指责我们是亲德分子。我们收到的匿名恐吓信越来越多。无疑这些指控和威胁是来自俄国大使馆。总有一些可疑的人在我们的印刷厂周围转来转去。而爱尔威则假手警察来威胁我们。法国政府中负责俄国流亡者问题委员会的主席迪克海姆教授转告我们说，政府内部已经有人在议论查封《我们的言论报》和驱逐报社编辑的问题。但是，这事被拖了很久，因为他们实在找不到什么借口。我不仅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就连无法五天的书刊检查机关也没有招惹过。然而，他们怎么着也得找个借口，最后总算找到了一个，更确切地说，是制造了一个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