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十八章 大战爆发 在维也纳街头的围墙上出现了这样的标语：消灭所有塞尔维亚人。这成了街上男孩子们的口号。我们的小儿子谢辽沙像往常一样，在与别人对抗的愿望的驱使下，在西维林的草坪上大喊：“塞尔维亚人万岁！”他回家的时候身上带着累累的伤痕，同时也带回了关于国际政治的经验。 曾经当过英国驻彼得堡大使的布坎南在其回忆录中欣喜地腿：“8月初的美好时光”，那时“整个俄国似乎完全变了样”。在另外一些国家政要的回忆录中，也透露过类似的欣喜，虽然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统治阶级那种自以为是的局限性，不如在布坎南身上表现得那么淋漓尽致。欧洲所有的首都都是“美好的”8月时光，所有的国家都在互相残杀中“完全变了样”。 奥匈帝国广大民众的护国主义热情出人意料地高涨起来。是什么力量驱使做鞋匠学徒的德捷混血儿波什佩舍尔、卖菜的玛列什太太、车夫弗朗克尔走到国防部前面的广场上来的呢？是民族主义思想吗？那会是什么样的民族主义思想呢？要知道，奥匈帝国是不承认民族主义思想的，所以一定不是，他们应该是被别的什么力量驱使着的。 在这个世界上，日复一日地在单调的绝望中度过一生的人大有人在。这个社会就是由这些人们支撑着的。征兵的号召闯入他们的生活，仿佛给他们带来一丝希望。所有令人厌倦的、习以为常的都被抛到了一边，崭新的、非同寻常的东西笼罩在人们四周，再往后还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是会变好还是会变坏？当然是会变好了！难道对波什佩舍尔来说还会比“正常”时更糟吗？ 我走在熟悉的维也纳的大街上，看着在豪华的林格区难得一见的燃起了希望的人群。难道一部分希望今天还没有实现？难道平时脚夫、洗衣工、鞋匠、学徒和来自贫困郊区的少年能感觉到自己是林格区的主人吗？战争冲击到了所有的人，所以那些被压迫、被生活欺骗了的人感觉自己好像与那些有财有势的人平等了。尽管听起来有些怪异，但是我的确在维也纳炫耀哈布斯堡王朝的精良武器的人群中，捕捉到了1905年在彼得堡曾经看到过的某些特征。难怪人们说历史上战争往往是革命之母。 然而，统治阶级对待战争与革命的态度却有着极大的差别，确切地说，是截然相反。布坎南认为那些时光非常美好，而俄国被唤醒了。相反，关于1905年革命中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维特伯爵则这样写道：“大多数的俄国人似乎都疯了。” 与革命一样，战争也使自上而下的全部生活完全脱离常轨。但是，革命的矛头指向的是现存的政权，而战争恰好相反，它在最初阶段是为了巩固国家政权，这个政权在战争所造成的混乱中是惟一强有力的支柱……直到战争把它抛弃为止。在战争初期，无论是在布拉格还是在里雅斯特抑或是华沙或梯弗里斯，寄希望于爆发社会民族运动是毫无根据的。1914年9月我在一篇寄往俄国的文章中写道：
征兵动员和宣战好像抹去了国内所有的民族和社会矛盾的痕迹，但这只不过是历史的延期，是一种政治的延期支付。期票的期限延长了，但是它终归是要兑现的。在这几行要经受书刊检查的文字中，我指的当然不仅仅是奥匈帝国，还有俄国，而且主要指的是俄国。 各种事件接连不断。传来了饶勒斯遇刺的电讯。报纸上恶毒的流言太多了，因此至少在最初的几个小时内我们还有怀疑和希望的可能，但是这种可能性很快就消失了。饶勒斯的确是被敌人杀害了，而且是被他自己的党出卖的。 我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内看到的对战争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一些人对战争兴高采烈，他们根本不区分政府和人民，一味地大骂塞尔维亚人和俄国人。他们在骨子里就是民族主义分子，只是还涂着一层薄薄的社会主义修养的油漆，但这层油漆现在不是一天一天地在剥落，而是每时每刻都在剥落。我记得，后来好像是当了国防部长的汉斯·杰伊奇公然鼓吹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它是使奥地利摆脱塞尔维亚这场“噩梦”的惟一出路。以维克多·阿德勒为首的另外一些人把战争看做是必须忍受的外患。但是他们这种消极观望的态度只能助长那些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们的气焰。还有一些人别有用心地回忆起德国人在1871年的那场胜利，它在推动德国工业进步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民主党的发展。 8月2日，德国对俄宣战。在此之前，俄国侨民已经开始离开维也纳。8月3日清晨，我前往维恩柴勒，想到那里与社会主义议员们商讨我们这些俄国侨民该何去何从。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像往常一样仍在办公室里埋头于书本、纸张和邮票堆中，为即将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会忙碌着。但会议早已被抛在一旁，舞台上出现了新的力量……老阿德勒建议我马上和他一起到这股力量的源头，也就是政治警察头子盖尔那里去一趟。在我们乘车前往警察局的途中，我提请阿德勒注意战争唤起了一种喜悦的情绪，他马上回答说： “那些兴高采烈的人都是用不着上前线的。而且，现在上街的都是一些神经病和疯子，现在是他们的天下。刺杀饶勒斯只不过是一个开始。战争为所有的本能和疯狂提供了广阔的发挥空间……” 阿德勒早年是一位专业精神病医生，他常常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政治事件，“特别是奥地利的政治事件，”他总是用嘲讽的口吻说。当时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儿子会搞政治谋杀。就在大战前夕，我还在小阿德勒主编的《战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论述了个人恐怖活动是没有前途的。很有意思的是，这位编辑对我的文章还大加赞赏。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恐怖行动只不过是陷于绝境的机会主义的爆发，仅此而已。在发泄完绝望情绪后，阿德勒又回到了自己的老路上。 盖尔小心翼翼地提醒我们：明天一早可能就会发布一项有关对俄国和塞尔维亚人实行保护性拘留的命令。 “如此说来，您是建议我们走了？” “越快越好。” “那好，我明天就带着家人去瑞士。” “嗯……我倒希望您今天就走。” 这次谈话是下午3点的事情，到了晚上的6点10分，我已和家人坐在开往苏黎世的火车上了。七年来积累的关系、书籍、资料和一些已经动笔的文章，其中包括就俄国文化的命运与马萨里克的论战，都丢下了。 尽管我还远没有把德国民主党理想化，当时宣告它投降的电讯对我的震动比宣战带给我的还要强烈。我早在1905年就曾经写下并在日后多次重申过这样的话： 欧洲社会民主党形成了自己的保守主义，社会主义争取到的群众越多，这种保守主义就越强……在这种力量的作用下，社会民主党在某一时刻可能会变成工人和资产阶级反动派公开冲突道路上不可避免的障碍。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宣传中的保守主义，在一定时刻会阻碍无产阶级直接夺取政权的斗争。 我本来也没有指望第二国际的职业领导者们能在战时有任何重大的革命创举，同时，我也万万没有料到，社会民主党居然能在本国的军国主义者面前屈膝投降。 当刊登着8月4日德国国会会议报道的那期《前进报》送到苏黎世的时候，列宁甚至认为，这份报纸是德国总参谋部为了欺骗和吓唬敌人而伪造的。尽管列宁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但他对该党还是抱有极大的信心。与此同时，维也纳的《工人报》也宣称，德国社会主义投降的那一天是“德意志民族的伟大日子”，这是奥斯特里茨的高潮，他们的“奥斯特里茨”……我不认为那期《前进报》是伪造的，维也纳给我的最初的直接印象，就使我对一切最坏的情况都有了思想准备。虽然如此，8月4日的表决仍然成了我一生中最悲惨的经历之一。我自问，恩格斯会对此说些什么呢？答案我是清楚的。而倍倍尔会怎么做呢？对此我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因为倍倍尔已不在人世。现在只剩下了哈阿兹这个没有理论视野和革命气质的地道的地方民主党人。他在所有的危急关头都不会当机立断，而是采取敷衍观望的态度，他没有能力驾驭重大事件。余下的像谢德曼、艾伯特、韦尔斯之流就更不在话下了…… 瑞士是德法两国的一面镜子，只是这两国比较和缓和简单的反映而已，这一点在瑞士议会中两位姓氏完全相同的社会民主党议员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们是来自苏黎世的约翰·西格和来自日内瓦的让·西格，其中约翰明显地倾向于德国，而让明显地倾向于法国。第二国际跟瑞士这面镜子也是一样的。 大约是在战争开始的第二个月，我在苏黎世的街上碰到了专程来这里制造舆论的莫尔肯布尔老头。我问他的党是如何预见战争的进程的，这位老委员回答说：“在最近的两个月内，我们就能解决掉法国，然后再挥师东进，打垮沙皇的军队，三个月后，最多不超过四个月，我们将给欧洲以持久的和平。”我把他的话原封不动地写在日记中。莫尔肯布尔表达的当然不是他个人的评价，他完全是在转达社会民主党官方的意见。就在这个时候，法国驻彼得堡大使下了5英镑的赌注与布坎南打赌，说战争将在圣诞节前结束。但是，他们全错了，看来我们这些“乌托邦分子”未卜先知的本事比那些来自社会民主党或者外交界的现实主义的先生们还要高明那么一点。 我战时栖身的瑞士，使我想起芬兰的“安宁”旅馆，1905年秋天我就是在那里得到革命浪潮高涨的消息。当然，瑞士的军队也已经动员起来了，在巴塞尔甚至能够听到隆隆的炮声。但是在海尔维第亚这一广阔的疗养院里，人们主要担心的只是乳酪太多和土豆太少的问题，这在战火纷纷的欧洲简直就是一个世外桃源。我暗想，可能离那个让我离开瑞士这个“安宁”旅馆，到理工学院礼堂与彼得堡工人见面的时刻，已经为期不远了吧？但是这一时刻却是在33个月之后才到来的。 为了搞清楚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我翻开了自己的日记。8月9日，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很清楚，问题不在于失误、不在于偶然采取的机会主义措施、不在于议会讲坛上的没有原则的声明、不在于巴登大公国的社会民主党赞成预算、不在于法国米勒兰主义的实验、不在于个别领导人的叛变，问题在于关键时期第二国际的覆灭。对此而言，以前的一切工作都是为它埋下了祸根。
8月11日，我在日记中写道： 只有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觉醒，而且必须是一开始就是疾风暴雨式的觉醒，才能为新的共产国际奠定基础。可以预见的未来几年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我积极参加了瑞士社会民主党的生活。国际主义在该党基层工人中间几乎得到了一致认同。每一次开会都使我更加坚信自己的立场。我在由各国工人组成的“团结”工会中找到了第一根支柱。经工会理事会同意，我于9月初起草了一份旨在反对战争和社会护国主义的宣言。工会理事会邀请党的领导人出席会议，由我在会上用德语做关于宣言草案的报告。但是领导人并没有出席会议，他们认为，在如此尖锐的问题上表态太冒险了。他们更愿意忍耐，仅限于私下里批评德法两国的沙文主义的极端行为。“团结”工会的大会几乎一致通过了我所起草的宣言，这份宣言中虽然并没有说出我所有的观点，但是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党内的舆论。这几乎是从大战开始以来的第一份由工人组织提出的国际主义文件。在那段时间我初次接近了拉狄克，他是在大战初期从德国来瑞士的。他在德国党内属于极左派，我曾希望与他找到共同语言。诚然，拉狄克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的看法尖锐而不可调和，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但我在交谈中惊异地发现，他不相信战争引发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甚至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在短期内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回答说：“不可能，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人类的生产力还不够发达，总而言之，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我已经听惯了这种论调，说是俄国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还不足以使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只是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样的话竟然会出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位革命政治家之口。我离开苏黎世不久，拉狄克就在那个“团结”工会的大会上做长篇报告，他广泛论证了资本主义世界还没有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 瑞士作家布鲁普巴赫尔在其颇为风趣的回忆录中，记述了拉狄克的报告以及大战初期处于转折关头的苏黎世社会主义。令人惊奇的是，布鲁普巴赫尔把我那时的观点称为……和平主义的观点。至于他想通过这个词说明什么，我就搞不明白了。他用自己的一个书名《从市民到布尔什维克》，对自己当时的发展情况做了界定。我很清楚布鲁普巴赫尔当时的观点，因此完全同意书名的前半部分，至于后半部分，我不对它负任何责任了。 当德法两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有板有眼地描绘出正统社会主义的政治和道德灾难的情景时，我放下日记，开始写一本关于战争和第二国际的小册子。我根据自己与拉狄克第一次谈话的印象为小册子写了序言，其中满怀激情地强调：当前的这场战争正是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一次起义，它一方面反对私有财产，另一方面反对现有的国界。《战争与共产国际》这本小册子同我的其他著作一样，它先在瑞士出版，然后在德国和法国出版，再后来在美国，最后在苏维埃共和国出版。关于这件事情我需要在这里多说几句。 根据我的手稿翻译我这部著作的是一个俄国人，他对德文并不精通。苏黎世的拉加兹教授负责译稿的校订工作，这使我有机会结识这位奇特的人物。拉加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而且就其所受教育和职业而言是一位神学家，但同时他又属于瑞上社会主义阵营里的极左人士。他赞成用一切最极端的手段反对战争，还拥护无产阶级革命。他和他的夫人对待政治问题的那种严肃的态度令我肃然起敬，这种态度也使得奥地利、德国、瑞士以及其他社会民主党的那些思想空洞的领袖们在他们面前相形见绌。据我所知，拉加兹后来不得不为自己的观点而牺牲掉大学教授的职位。就他所属的那个层次来讲，这是不小的牺牲。但在我同他的那几次谈话中，我除了对这位奇特的人的尊重之外，还隐约感到我们之间存在着一层薄薄的但难以消除的隔膜。他是一位彻底的神秘主义者，尽管他并没有把他的信仰强加给我，甚至都没有提起过，但是从他的语气里，武装起义这件事情却透出了彼岸的气息，这使我不寒而栗。从我开始学会思考的时候起，起初我就是一个直觉的唯物主义者，后来成为一个自觉的唯物主义者，我不仅没有感受需要其他的什么世界，而且与那些既承认达尔文又信仰三位一体的人从来找不到心灵的共同点。 多亏了拉加兹的努力，我的小册子以地道的德文出版了。它于1914年得以从瑞士进入奥地利和德国。促成这件事的主要是弗·普拉廷和其他一些瑞士左派人士。这本小册子以德语国家为对象，矛头直指在第二国际中处于领导地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我记得，作为沙文主义乐团中第一吹鼓手的记者海尔曼把我的小册子说成是疯狂的作品，而且是彻头彻尾的疯狂。我也不指望从他那里得到更大的褒奖了！当然，也不乏这样的流言，说我小册子充当了协约国的宣传手段的高超武器。 后来在法国，有一次我意外地在法国报纸上看到一条瑞士电讯，称一个德国法庭因为我在苏黎世出版的那本小册子把我缺席判处监禁。我由此断定，我的这本小册子击中了要害。霍亨索伦王朝法官们的这一判决倒是帮了我的大忙，虽然我并不急于去兑现它。协约国的诬陷者和密探为了证明我实际上是德国总参谋部派来的特务而颇下了一番功夫，德国法庭的判决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障碍。 即使这样，也不妨碍法国当局在边境上扣押我的书，因为它“来自德国”。爱尔威的报纸上登出了一条模棱两可的简讯，反对法国书刊检查机构查禁我的小册子，我猜想它并非出自无名之辈，他叫Ⅲ．拉波波尔特。他近乎于马克思主义者，至少是一位用大量的双关语写作的作者，他在漫长的一生中都致力于这种风格的创作。 十月革命后，一位头脑灵活的纽约出版商把我的德文小册子作为有分量的美国书籍出版。据他本人讲，威尔逊从白宫给他打电话，让他把校样送去。当时总统先生正在酝酿他的十四点计划，据知情人透露，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自己的绝妙想法居然被一个布尔什维克抢先想到了。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小册子在美国销售了1．6万册。但是随着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谈的开始，美国报界掀起了对我造谣中伤的轩然大波，小册子马上就从市场上消失了。 在苏维埃共和国里，我在苏黎世出版的小册子，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战争态度的参考资料而一版再版。直到1924年后发明了“托洛茨基主义”，它才从“市场”上销声匿迹了。现在，这本书仍像在革命前一样遭到查禁。由此可见，书籍也有它自己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