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十七章 酝酿新的革命 在反动的年代里，我的工作主要是阐述1905年革命，并从理论上为下一次革命开辟道路。 我出国后不久，就开始在俄国侨民和大学生中间进行巡回演讲，演讲的题目是《俄国革命的命运(论当前的政治局势)》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的前景)》。第一篇演讲意在说明，俄国革命的前景是不断革命，这一点已经被1905年革命的经验所证实。第二篇演讲剖析了俄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 1908年10月，我开始在维也纳出版以广大工人为对象的俄文报纸《真理报》，并经过加里西亚边境或者黑海把它偷运回国。这份报纸坚持了三年半之久，每月最多出两期，这需要做大量艰巨而又细致的工作。与俄国国内同志的秘密通信也占去了我不少时间。此外，我与黑海海员的非法工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帮助他们出版机关报。 我在《真理报》的主要助手是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后来他成了苏联著名的外交家。我们的友谊是从维也纳开始的。越飞有着极高的思想境界，待人温和，对事业忠贞不渝。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财产都献给了《真理报》。越飞由于神经方面的疾患而在维也纳的一位著名心理医生阿尔弗雷德·阿德勒那里接受心理分析治疗。阿德勒曾经是弗洛伊德的学生，但后来与老师分道扬镳而另立门户，创立了自己的个体心理学派。通过越飞，我对心理分析的课题有了一些了解，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尽管这一领域还有许多含混不清和牵强附会的地方，这为任意想像和主观臆断提供了土壤。我的另一位助手是大学生斯科别列夫，后来他在克伦斯基的政府里做了劳工部长，1917年我们就成了敌人了。维克多·科普曾一度是《真理报》的秘书，他现在是苏联驻瑞士的公使。 后来，由于维也纳《真理报》工作的需要，越飞回到俄国。他在敖德萨被捕，在监狱里关了很长时间，之后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直到1917年2月革命才得以解放。越飞是十月革命最积极的参加者之一。在这个身染重病的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英勇刚毅的品德实在是太令人敬佩了。直到现在，我仿佛还能看到1919年秋天在彼得堡郊外的弹痕累累的旷野上他那魁梧的身影。他身着考究的外交官礼服，拿着手杖，就像在林登大街上闲庭信步；他面带微笑，好奇地看着炮弹在不远处爆炸，步履中没有丝毫的慌乱。他是一位思维缜密的杰出演说家，他的演讲总是扣人心弦，而且，他同样还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他在做任何工作时都细致人微，而这一点正是许多革命者所欠缺的。列宁对他的外交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与他的关系比任何人都要密切。他对友谊的忠贞不渝和思想信念的坚定如一是无与伦比的。后来，越飞令人痛心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沉重的疾患困扰着他，而那些追随者们对这位马克思主义者的肆无忌惮的迫害更令他难以忍受。由于无法与疾病去抗争，无法进行政治斗争，越飞于1927年秋天自杀身亡。临终前他写给我的信放在他的床头柜上，被斯大林的特务偷走了。信中写给朋友的话被雅罗斯拉夫斯基和其他无耻之徒断章取义地摘出来肆意歪曲，但这丝毫无损他的英名，他必将作为一名最优秀的人物而名垂革命史。 在最黑暗最压抑的反动岁月里，我和越飞满怀信心地期待着新的革命的到来，而1917革命正是我们所期待的。如今已经成为斯大林分子的斯韦尔奇科夫那时还是一名孟什维克，他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维也纳《真理报》： 他(托洛茨基)在这份报纸上仍然顽固地鼓吹其有关俄国革命的“不断性”的思想，他企图证明，革命一旦开始就不断进行下去，直到在全世界范围内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止。不管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都嘲笑他，指责他浪漫主义的胡思乱想和其他十恶不赦的罪行，但他对这些批评满不在乎，依然固执己见。
1909年，我在罗莎·卢森堡的波兰杂志上撰文，对无产阶级和农民在革命中的相互关系作了如下分析： 农民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在于其狭隘的地方主义观念。农民在自己的村子里为了夺取老爷们的土地而把他们推翻，可一旦披上了军装，就向工人开枪，俄国革命的第一次浪潮(1905年革命)就是被农民的这种政治局限性打退的。这场革命中的所有事件给农民上了生动的一课，历史教会了农民把他们局部的对土地的要求同国家政权问题联系起来。
在佃农问题上，芬兰的社会民主党在农村赢得了巨大的影响，我以此为例得出结论： 我们党通过领导新的、更广泛的城乡群众运动，将会赢得对农民的多么巨大的影响啊！当然了，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自己不放下武器，不被夺取政权的宏伟目标吓倒，能够从容应对前进路上不可避免的风浪。
所有这些哪像是在“忽视农民”或“回避土地问题”！1909年12月4日，当革命似乎已经彻底失败、毫无希望之时，我在《真理报》上写道：“今天，我们已经透过将我们团团包围的反动派的乌云，看到了新十月的曙光。”那时，不仅仅是自由派，就连孟什维克对我的这些话也是冷嘲热讽，他们认为这些纯属空洞的宣传，是一派空话。“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术语的发明者米留可夫教授反驳我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一种幼稚的想法，在欧洲没有一个人会认真地赞同这种想法。”但是1917年发生的事件还是使这个自由派教授坚定的信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在反动年代里，我研究了国际和俄国的工业一贸易问题。我研究这些问题是出于革命的需要：我想弄清楚工业一贸易波动与工人运动及革命斗争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我尽量避免简单地使用政治机械地决定于经济的公式。我认为，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只能在整个过程中从整体上来把握。当纽约交易所出现黑色星期五的时候，我还住在波希米亚的小镇吉尔什贝格。黑色星期五是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先兆，而这一危机将不可避免地席卷已被日俄战争以及后来的革命动摇的俄国。对于危机将会带来的后果，党内两派的主导观点是，危机将导致革命斗争的激化，而我持不同的观点。在经历了大规模的战争和惨痛的损失之后，危机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不是鼓舞性的而是压抑性的，它使工人阶级丧失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在政治上瓦解工人阶级。在这种条件下，只有新一轮的经济复苏才能使无产阶级重新团结起来，使它振兴和重拾信心，使它更加善于进行未来的斗争。我的这一设想也遭到了批评和怀疑。除此之外，党内的经济学专家们还抛出这样一种高论：在反革命制度下工业高涨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和他们持不同的观点，根据是：经济的复苏是必然的，这将使罢工斗争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此之后，新的经济危机才能够成为革命斗争的推动力量。后来，我的这个预言被完全证实了。尽管是在反革命的制度下，1910年还是出现了工业的高涨，而罢工斗争也随之开始。1912年枪杀勒拿河金矿工人的事件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14年，危机已经是不可避免了。彼得堡再次成为工人街垒战的战场。世界大战前夕来觐见沙皇的彭加勒成了工人街垒战的见证人。 后来，这一理论和政治经验对我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坚持认为战后欧洲经济的复兴是不可避免的，它将是其后的革命危机的前提。我的观点遭到了绝大多数代表的反对。最近，我又不得不对共产国际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批评，因为它根本不了解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局势的变化，在该国的革命遭受了惨重的失败之后，还错误地期待它会因为全国性经济危机的加剧而继续发展。 事物发展过程的辩证法本身并不复杂，但泛泛地阐述它远比在活生生的实践中每次都重新发现它要容易得多。至少今天我在这个问题上仍然会遭遇冥顽不化的偏见，这种偏见在政治上会导致愚蠢的错误，造成严重的后果。 在孟什维主义未来命运和党的组织任务的问题上，《真理报》远没有列宁看得那么清楚。我仍然希望新的革命会像1905年革命时那样，把孟什维克推上革命的道路。我低估了准备阶段思想方面的筛选和政治上锻炼的意义。在党内发展的问题上，我犯了社会革命宿命论的错误。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但是它远比那种毫无思想的官僚主义宿命论要高明得多，当下在共产国际阵营中，大多数批评我的人的主要观点就是这种宿命论。 1912年，新的政治高潮确实已经显现的时候，我就试图召开一次有社会民主党各派参加的联合会议。那个时期，对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抱有希望的人不止我一个，还有其他许多人，例如罗莎·卢森堡。她在1911年夏天写道：“不管怎样，如果能够使双方坐下来召开一次联合会议，党的统一或许还是可以挽救的。”1911年8月，她再次提到：“挽救统一的惟一出路是召开联合会议，而且会议要由从俄国国内派来的人召开，因为国内的人都想要和平与统一，他们是使侨居国外的这些好斗的公鸡们恢复理智的惟一力量。” 当时，在布尔什维克内部要求和解的愿望也很强烈。我仍然对列宁参加联合会议抱有希望。但是，列宁竭力反对统一。事情后来的发展证明列宁是正确的。1912年8月，大会在维也纳举行，布尔什维克没有参加。表面上看来，我与孟什维克和个别布尔什维克的游离组织结成了联盟，但这个联盟没有任何的政治基础，在所有重大问题上我同孟什维克都存在分歧。我和他们之间的斗争在会后的第二天就重新开始了。社会革命和民主改良这两种倾向之间的深刻矛盾不断导致尖锐的冲突。 会议之前不久，阿克雪里罗得于5月4日写道： 我从托洛茨基的信中得出对我来说十分沉重的印象，他并没有真正想要认真地与我们以及我们在国内的朋友靠近……以便联合斗争，共同对付敌人。”
我确实没有也不可能有与孟什维克联手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想法。大会结束后，马尔托夫在给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抱怨说：托洛茨基又犯了“列宁一普列汉诺夫式的文人个人主义的坏毛病”。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对我的刻骨仇恨可以从他们几年前出版的书信集中得到证实。尽管我和他们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但我从来不曾对他们怀恨在心。即使在今天，当我回想起青年时代从他们那里受到的教益时，仍然满怀感激之情。在追随者们掌权的年代，“八月联盟”这段插曲被写进了所有“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教科书中。他们对后来者和无知的人们这样描述过去：似乎布尔什维克一开始就是成竹在胸地从历史的实验室里走了出来。但事实上，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斗争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不断地试图联合的历史。1917年列宁回国后，还试图最后一次与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达成协议。5月，当我从美国回到国内的时候，各省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大部分是由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组成的。就在列宁回国的前几天，在1917年3月举行的党的会议上，斯大林还在鼓吹同策列铁里领导的党派进行联合。即使在十月革命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卢那察尔斯基和其他几十个人都曾不遗余力地试图去与社会革命党及孟什维克联合。但如今，正是这些人却企图编织关于1912年维也纳联合会议的可怕谎言来支撑他们自己的现实思想！ 《基辅思想报》建议我作为战地记者前往巴尔干。这个建议来得恰逢其时，因为事态的发展证明八月会议已经流产。我感到有必要摆脱俄国侨民的事务，哪怕是在短期内摆脱也好。我在巴尔干半岛度过的短短的几个月正是战争的岁月，在这几个月中我学到了不少东西。 我于1912年9月动身前往巴尔干半岛，当时我早就认定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当我站在贝尔格莱德街头看到排着长队的预备役军人的时候，当我亲眼目睹已经没有缓和的可能而知道战争已经迫在眉睫的时候，当我得知几个熟人已经在边境上拿起了武器而不是首先被杀就是去杀人的时候，曾经在我的思想和文章中被看得如此之轻的战争却令我感觉到是那样地不可思议和难以置信。我看着列队开赴前线的18步兵团的士兵，就像看见了一群幽灵。士兵们穿着涂了伪装的军服和树皮鞋，戴着插有绿树枝的帽子。士兵们脚上的树皮鞋和插着枝条的帽子这些全部战争装束使人们联想到他们就是这场战争的牺牲品。在这一时刻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这些鞋子和帽子那样令人感到这场疯狂战争的残酷。如今的这代人是如此地远离了1912年的习性和情绪！那时我已经深深地意识到，在历史进程中，人道一道德的观点是最苍白无力的。但问题不在于去解释，而在于去经历！在我的心灵深处不由得产生一种无可名状的历史悲剧感：在命运面前的无能为力和对人们的贪得无厌的肺腑之痛。 过了两三天后就正式宣战了。我写道： 你们在俄国国内得知这个消息并对此深信不疑，而我在这里身临其境却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在我的头脑中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人们的日常的生活——小鸡、香烟、拖着鼻涕光着脚的小男孩——与战争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残酷现实联系在一起。我知道已经宣战了，并且知道战争已经开始了，可我还没有学会去接受它。
但是，我不得不在很长的时间内接受这样的现实。在1912--1913年间，我深入了解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了解了战争。这在很多方面为1914年甚至是1917年做了重要的准备。我在文章中层开斗争，反对斯拉夫主义的谎言、反对一切形式的沙文主义、反对美化战争、反对科学地组织起来的欺骗舆论的体系。《基辅思想报》编辑部需要拿出足够的勇气来刊登我的那篇文章，因为文章揭露了保加利亚人对土耳其伤兵和俘虏的兽行以及俄国报纸对此保持沉默的阴谋。这篇文章招致了自由派报纸的猛烈攻击。1913年1月3日，我在报纸上就“斯拉夫人”对土耳其人的兽行发表了针对米留可夫的《国会外质询》一文，一贯袒护保加利亚的米留可夫被逼到了墙角，他软弱无力、闪烁其辞地辩解了一番。辩论持续了几个星期，最后官方的报纸理屈词穷，不得不使出他们的惯用伎俩：暗示用安季特·奥托这个笔名的人不但是一个流亡分子，还是奥匈帝国的奸细。 我在罗马尼亚的几个月里结识了多布鲁德让努—赫列亚，并与早在1903年就认识了的拉科夫斯基结下了终身的友谊。 在俄罗斯和土耳其之间的战争爆发前夕，一位70年代的俄国革命者“顺路”来到罗马尼亚后，又意外地留在那里。几年之后，我们的同胞以赫列亚这个名字首先在罗马尼亚的知识界声名鹊起，后来又在先进工人中间产生了巨大影响。赫列亚活动的主要领域是开展以社会为基础的文艺批评，并由此形成了罗马尼亚先进知识分子的团体意识，他由美学和个人道德问题人手进而把人们引向科学社会主义。罗马尼亚所有政党的大多数政治家在年轻时几乎都上过赫列亚办的马克思主义速成学校，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年以后奉行反动的土匪政策。 X．拉科夫斯基是欧洲革命运动中最具国际化的人物之一：就出生地而言，他是保加利亚人，出生在保加利亚的中心城市科特尔，后来由于巴尔干版图的变更他成了罗马尼亚公民；就所受的教育而言，他是一位法国医生；就社会关系、情感和语言文字方面而言，他又是一个地道的俄国人。他掌握所有的巴尔干语言和四种欧洲语言，在各个不同时期积极参加了保加利亚、俄国、法国和罗马尼亚四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的党内生活，后来成了一位苏维埃联盟领袖和共产国际奠基人之一、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苏联驻英法两国的外交代表，他后来的命运又与左翼反对派联系在一起。拉科夫斯基有着开阔的国际视野和高尚的人格，正是因为如此，他才遭到了性格迥异的斯大林的嫉恨。 1913年，拉科夫斯基成了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个党后来参加了共产国际，在他的领导下得以发展壮大。拉科夫斯基出资办了一份日报。他在黑海沿岸的曼加利亚附近有一处祖上留下来的不大的庄园，庄园的收入用于为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和其他许多国家的革命组织和个人提供资金。拉科夫斯基每周在布加勒斯特工作三天，在那里写文章，主持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在群众集会和街头的示威游行中发表演讲。然后，他乘火车回到黑海沿岸的庄园，顺便把庄园里要用的绳子、钉子等日常用品带回去。在庄园的田间，他穿着在城里穿的礼服跟在拖拉机后面跑，亲自察看新拖拉机的工作状况。一天之后，又匆忙赶回城里参加集会或会议。我曾跟着拉科夫斯基一起往返于城乡之间，从而得以近距离地欣赏这位不知疲倦、精力充沛和朝气蓬勃、对普通人亲切友善的人。在曼加利亚街道上短短的15分钟，他一会儿说罗马尼亚语，一会儿说土耳其语，一会儿又说保加利亚语，然后又与移民和商业经纪人说德语和法语，最后还和许多当地的俄国商人说俄语。他以庄园主、医生、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公民等不同的身份与人交谈，但他首先是一名社会主义者。我看着他走在这个偏远、安详的海滨小城的街上，就像看到了现实世界中的奇迹一般。到了晚上，他又坐上火车奔向自己的战场。无论是在布加勒斯特、索菲亚、巴黎、彼得堡还是在哈尔科夫，他都满怀信心、泰然自若。 对我来说，第二次流亡国外的时期是一个与俄国社会民主党刊物密切合作的时期。我首次在《基辅思想报》上发表的文章是一篇评论慕尼黑《老实人周刊》的长文。我一度对这份周刊很感兴趣，认真地读了它从创刊号开始的每一期，当时T．T．海涅的漫画渗透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在那个时期，我对德国新小说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还写过一篇评价魏德金德作品的长篇社会评论文章，因为当时在俄国国内，随着革命情绪的消沉人们对他的作品越来越感兴趣。 《基辅思想报》是南方发行量最大的、一份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激进报。这样的报纸也只能在基辅这样一座工业基础比较薄弱、阶级矛盾尚未充分发展而知识界的激进传统又十分强大的城市生存。或者可以这样说，这份激进报纸在基辅产生的原因与《老实人周刊》在慕尼黑产生的原因是一样的。我为这家报纸写各种各样的文章，有时候一些题目从书刊检查的角度来说是很冒险的。在很多情况下，短小的文章也是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之后才写成的。当然，在这份合法的报刊上，我不可能说出所有我想说的话，但是，我从来也没有写过我不想说的话。后来，我在《基辅思想报》上发表的那些文章未做任何的改动，由苏维埃出版社汇编成多卷本的文集出版。我现在有必要做以下说明：我为资产阶级报刊撰稿，是经过列宁派占多数的中央委员会批准的。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我们一到这里就住在了郊外。我的妻子写道： 我喜欢上了许特尔道夫，这里的住宅条件比我们所能住得起的要好一些，因为维也纳人一般是春天来这里租住，而我们是在秋冬两季。从窗口可以看到连绵的山峦，它们披着一层暗红色的秋装。从篱笆门出去就是一片旷野，而无需再绕过街道。在冬季每逢星期天，维也纳人就会带着雪橇、滑雪板，头上戴着五颜六色的帽子，身上穿着色彩鲜艳的毛衣，乘车经过这里去山里滑雪。到了4月，当我们因为租金上涨了一倍而离开我们的住宅时，花园里的鲜花和花园外的紫罗兰已经竞相开放了，阵阵花香从敞开的窗子里飘进来，屋子里弥漫着芳香。谢辽沙就是在这里出生的。我们只好搬到更加平民化的西维林去住。
在我第一次流亡国外的时候，我的父母也开始出国了。他们曾经到巴黎看我，后来又带着跟他们一起在乡下住的我的大女儿到维也纳。1910年他们去过柏林，那时他们已经完全接受了我的命运，最能说服他们的，大概是我的第一部德文著作的出版。母亲当时正在受着放线菌病痛的折磨，她生命的最后十年还一直在操劳着，而病痛成了她的又一项负担。她在柏林切除了一个肾，当时她已经有60岁了。手术后的头几个月她恢复得很好，容光焕发，这一病例在医学界广为人知。但是病痛很快又复发了，几个月之后就夺去了她的生命。她是在亚诺夫卡去世的，在那片土地上她生儿育女，操劳了一生。孩子们同时讲俄语和德语。他们在幼儿园和学校里上课时说的是德语，所以他们在家里玩的时候也说德语，但只要我和他们的爸爸跟他们说话，他们马上就改说俄语了。如果我们跟他们说德语，他们反而觉得有些腼腆，还是用俄语回答。最近几年他们还学会了维也纳方言，而且说得还相当不错。 他们很喜欢去克利亚奇科家玩，他家所有的人，从一家之主到女主人再到成年的孩子们，对他们招待得都很周到，给他们好玩好吃的东西。 孩子们也很喜欢著名的马克思研究者梁赞诺夫。梁赞诺夫当时也住在维也纳，他擅长体操动作，这令孩子们钦佩不已，他那活跃的性格也让孩子们很喜欢。有一次，理发师给我的小儿子剃头，我坐在旁边。谢辽沙摆摆手悄悄把我叫过去，凑到我的耳边小声说：“我想让他给我剃一个梁赞诺夫那样的头。”他很喜欢梁赞诺夫那光滑的秃顶，他的秃顶和别人的不一样，要好看多了。 廖维卡刚到学校上学的时候，产生了一个宗教信仰的问题。根据奥地利的法律，孩子在14岁之前应该接受其父亲所信仰的宗教的教育。在我们的证件上并没有填写任何宗教信仰，所以我们为孩子选择了路德教，这是因为我们觉得这种宗教不会对孩子的能力和心灵造成太沉重的负担。路德教的教规是由一位女教师在课外时间讲授的，也是在学校里。廖维卡很喜欢这门课，这一点可以从他那张小脸上看出来，但他认为这没有什么好说的。有一天晚上，我听见他躺在床上嘟嘟嚷嚷的，就问他在说什么，他回答说：“我正在祷告呢，你知道吗，有的祷告可好了，就跟诗一样。” 如果我不说一说我在维也纳最亲密的朋友、老侨民C．刀．克利亚奇科一家的话，那么在我一生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维也纳时期，就不是完整的。我的第二次流亡生活与这个家庭密切相联。这个家庭有着广泛的政治兴趣和丰富的精神生活，爱好音乐，懂得四种欧洲语言，与欧洲各界人士有着广泛的联系。1914年4月，这个家庭的主人谢苗·利沃维奇·克利亚奇科的去世使我和妻子都非常难过。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这样描述他那位极有天赋的弟弟谢尔盖，说他只是因为缺少了几个小小的缺点而不能成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我们完全可以借用这句话来描述谢苗·利沃维奇：他具备成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的所有天赋，只是缺少了几个政治家必不可少的缺点。我们总能从克利亚奇科家找到友情和帮助，而那时，这二者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 我从《基辅思想报》得到的稿酬足以维持我们的简朴的生但也有这样的时候，那就是当我为《真理报》的工作忙得连一行字也写不了的时候。危机就降临了：妻子对于去当铺的路了如指掌，而我则不止一次把在手头宽裕时买的书卖给旧书商。有时候，我们甚至要用简陋的家当来抵房租。我们有两个孩子，但是没有雇保姆。我们的生活给了妻子双重的负担，而她却还能抽出时间和精力协助我从事革命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