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十二章 党的代表大会与分裂 列宁出国的时候已经有30岁了。他在俄国国内、大学生组织中、最初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中和流放者中间占有崇高的地位。当然了，由于所有见过他的人以及所有与他共事的人都认可他，就凭这一点，他不可能感觉不到自己的力量。他离开俄国的时候已经具备了深厚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革命经验。在国外，“劳动解放社”正等着他的到来，希望与他合作，其中首先是普列汉诺夫这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几代人的导师、一个在欧洲有着极高声望和广泛联系的理论家、政治家、政论家和演说家。与普列汉诺夫一起工作的还有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得这两位权威人士。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之所以受到大家的拥戴不仅仅是因为她有着英勇光辉的过去，还因为她思想深刻，受过良好的教育，通晓历史，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当年，“劳动解放社”就是通过查苏利奇与恩格斯老人取得了联系。 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与拉丁语系各国的社会主义者有着密切的联系，而阿克雪里罗得则不同，他在“劳动解放社”中代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经验。近几年，普列汉诺夫的影响已经开始衰微。正是革命的迫近令普列汉诺夫的影响力下降而给予了列宁以力量。普列汉诺夫的所有活动都具有思想准备的性质。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和辩论家，但不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政治家。革命形势越迫近，普列汉诺夫就越没有用武之地。他本人不可能感觉不到这一点，这也就是他对年轻人很恼火的原因之所在。 列宁是《火星报》政治上的领导人，而马尔托夫则是报纸政论文的写作主力。马尔托夫写文章简直是手到拈来，就像说话一样滔滔不绝。马尔托夫曾经是列宁最亲密的战友，不过后来他和列宁在一起工作已经觉得不太称心了。他们之间虽然仍以“你”相称，但实际上两个人的关系已经明显冷淡了。马尔托夫更加关注今天：今天的时事、文学、政论、新闻和谈话等等。列宁则是立足于今天，着眼于未来。马尔托夫经常会提出许多推测、假说和建议，其中有不少闪烁着智慧的火花，但是经常是他自己也很快就把这些忘得一干二净了，而列宁则会在最需要的时候抓住他最需要的东西。马尔托夫那些脆弱的奇思妙想不止一次地使列宁不安地摇头。当时，政治路线上的分歧不但没有形成，甚至连一点苗头都没有显露出来。后来，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生分裂的时候，火星派分成了“强硬派”和“温和派”。这些称呼在最初的时候很是流行。这说明，两派之间即使是没有明确的分水岭，但至少可以说明在处理问题的方式、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意愿上存在着分歧。可以说在代表大会召开和发生分裂之前，列宁就是“强硬派”，马尔托夫就是“温和派”，关于这一点俩人的心里都十分清楚。尽管列宁仍然十分欣赏马尔托夫，但是他已经带着几分疑虑和批评的目光去看马尔托夫了。马尔托夫感到不自在，就下意识地耸耸他那瘦削的肩膀。至少在我看来，他们会面的时候谈话语气不再友好，也不再开玩笑了。列宁在说话时也不再看着马尔托夫，而马尔托夫那呆滞的目光则停留在他那副从来不擦、有些下垂的夹鼻眼镜后面。列宁与我谈起马尔托夫时，他就会用一种异样的语气说：“怎么？这是尤里说的吗？”他在说“尤里”这个词的时候会稍稍地加重语气，仿佛是在说：“这个人还是挺不错的，也许，还非常出色，只是太温和了。”毫无疑问，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给了马尔托夫很大的影响，只不过这种影响不是政治上的，而是使他在心理上疏远了列宁。 列宁掌握着与俄国的联系。《火星报》编辑部秘书的职务是由他的夫人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担任的。她处于全部组织工作的中心位置，迎接到达的同志，指导并送走要离去的同志，通知他们秘密接头地点，处理信件并编译密码等。因为阅读密信需要在火上烤，所以她的房间里常常能闻到烧纸的味道。她常常是轻声地不断在抱怨信件不完整，弄错了密码或者是密写药水写的信串行了等等。 在日常政治组织工作中，列宁总是力图保持最大限度的独立性，不愿意受到老先生们特别是普列汉诺夫的束缚。他与普列汉诺夫在很多问题上已经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尤其是在拟定党纲草案的工作方面。列宁最初提出的草案与普列汉诺夫的是针锋相对，因此他受到了普列汉诺夫的尖锐批评，在这种情况下，普列汉诺夫说话的语气总是傲慢无礼和冷嘲热讽的。不过，这既不会让列宁灰心丧气，更不会令他惊慌失措。这场斗争极富戏剧性，由马尔托夫和查苏利奇从中调解：查苏利奇代表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代表列宁。两个调解人当然都希望相安无事，况且他们的关系一直就很好。据查苏利奇自己后来讲，她对列宁说：“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是一只猎犬，抓住东西撕咬一阵就算了，而您是一只斗犬，咬住就不会松口了。”查苏利奇在给我讲这句话的时候还补充说：“列宁很喜欢这个比喻，他高兴地重复我那句‘咬住就不会松口了’。”她善意地模仿列宁的语调和个别字母发音不准的口音。 所有这些激烈的较量在我离开俄国之前就已经发生了，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另外，我也不知道在关于我的问题上，编辑部的内部关系更加紧张了。我在国外呆了四个月之后，列宁给普列汉诺夫写信说： 我向全体编辑部成员提议增补“笔尖”为编辑部的享有一切平等权利的成员(我认为，对增补来说，需要的不是多数而是全体一致的决定)。
这封信我是最近才知道的，我除了在个别细节之处有删减之外，几乎把全文都引录于此，因为这封信极好地说明了编辑部内部的情况，也充分体现了列宁的个性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一开始就说过，对于编辑部内就我的问题背后展开的争论，我毫不知情。列宁认为我对没加人编辑部“相当不满”，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我当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想法。我对编辑部的态度就像学生对老师一样。当时我只有23岁，编辑部里最年轻的马尔托夫也比我大7岁，而列宁比我大10岁。我能够如此接近这一杰出的群体，已经感到十分幸运了。我能从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学到许多东西，而且我也十分努力地向他们学习。我们非常需要第七名成员，既是为了表决的方便(6是偶数)，也是为了充实力量。 “笔尖”为每一期报纸写稿已不止一个月了。总的说来，他正干劲十足地为《火星报》工作，作报告(而且取得了很大成绩)等等。 就时事问题的评述专栏来说，他不但对我们十分有用，而且简直是不可缺少的。 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一个有信念、有干劲的人，这个人是有发展前途的。在翻译和写通俗读物方面，他能做不少工作。 可能提出的反对理由是：(1)年轻；(2)最近(可能)就要回俄国去；(3)文笔(没有引导的)带有杂文腔，而且过于花哨等等。 关于(1)，我们不打算把“笔尖”安排在独立的工作岗位上，而是安排在编委会内。在编委会中他也会成为有经验的人。党内的人，派别内的人所具有的“嗅觉”，他毫无疑问是有的，而知识和经验则是可以获得的东西。他将努力钻研和工作，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为了把他完全争取过来并鼓励他，增补是必要的。 关于(2)，如果“笔尖”熟悉了所有的工作，那么他也可能不会很快就走。如果他走了，那么，他同编委会在组织上的联系和对编委会的从属关系，并没有什么坏处，而是有很大的好处。 关于(3)，文体上的缺点不是大毛病。他会改进的。目前他正在默不做声地(然而并不非常乐意地)接受“矫正”。在编委会中将展开争论，进行表决，“所作的指示”将更为明确，更有约束力。 因此，我提议： (1)全体6名编辑部成员对于把“笔尖”完全增补进来的问题进行表决。 (2)如果他被吸收进来，那下一步就要最后确定编辑部内部的关系和表决程序，并制定明确的规章。这对我们是必要的，时代表大会来说也是重要的。 附言：我认为把增补的事搁下来是十分不妥当的，因为就我所知，“笔尖”对他一直“悬在空中”，大家总是把他当“小青年”看待(他感觉到是这样)，早就非常不满了(当然没有直接表露出来)。 如果我们不能马上吸收“笔尖”，而他就要，比如说，在一个月后回俄国去的话，那么我确信，他会把这一点理解为我们显然不愿意吸收他到编辑部来。我们就可能“失手放过”，而这将是极为糟糕的。 1903年3月2日于巴黎 那么，列宁为什么要说我相当不满呢？我想，这不过是一种策略罢了。列宁写这封信的意图在于向别人论证并说服他们，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列宁试图用所谓的我的不满和我可能背离《火星报》来吓唬编辑部的其他成员。这仅仅是他的一个次要理由而已。关于“年轻人”那条理由大概也是如此。实际上只有捷依奇老先生这样称呼我，而且只有他一个人这么叫。但是恰巧我和捷依奇的关系很密切，虽然他在政治上对我没有也不可能有太多的影响。列宁将这一点作为一个理由，只不过是想让那些前辈们务必认识到我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了。 在列宁寄出这封信10天之后，马尔托夫写信给阿克雪里罗得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我们把您认识的“笔尖”作为正式成员吸收到编辑部中。他的文字工作已经充分表明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就思想倾向而言他也完全属于“自己人”，与《火星报》的宗旨完全一致。由于他那出色的演讲才能，他在这里(国外)已经具有了很大的影响。他有极好的口才，在这一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对此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都深信不疑。他学识渊博，而且仍在努力学习。我无条件同意列宁的建议。
马尔托夫在这信中只是重复了列宁的话，但是并没有提到有关我不满的理由。马尔托夫和我住在同一栋楼里，我的一言一行都在他密切关注之中，所以他很清楚我是不是真的迫不及待地想加入编辑部。1903年3月10日于伦敦 那为什么列宁会这么极力坚持要我加人编辑部呢？这是因为他想取得稳定的多数。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编辑部总是分成两派：一派是三位老人(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得)，另一派是三位年轻人(列宁、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列宁毫不怀疑：在最尖锐的问题上我会和他站在一起。有一次，为了反对普列汉诺夫，他把我叫到一边悄悄对我说：“还是先让马尔托夫说吧，他说话会拐弯抹角，而您总是那么直来直去。”显然，他看到了我脸上的惊奇的神情，马上又补充：“我自己是喜欢直来直去，可是对付普列汉诺夫就得拐弯抹角。” 由于普列汉诺夫的反对，列宁提出的让我加入编辑部的建议搁浅了。更糟糕的是，正是因为这个提议，普列汉诺夫对我很不友善，因为他猜到了列宁是想争取稳定的多数来对付他才提出这个建议的。编辑部的改组问题一直推迟到代表大会之前讨论。然而编辑部决定，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就让我以有建议权的资格列席编辑部的会议，普列汉诺夫对此也表示坚决反对，但是维拉·伊万诺夫娜对他说：“无论如何，我都会带他来。”到下一次开会时，她真的把我“带”去了。由于我对背后的这些事情一无所知，因此对普列汉诺夫彬彬有礼、不冷不热地和我打招呼(这可是他的拿手好戏)时，我感到疑惑不解。普列汉诺夫对我的不友善态度持续了好长的时间，事实上从来就没有消失过。1904年4月，马尔托夫在写给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提到：“他(普列汉诺夫)对我们说的这个人(托洛茨基)的不体面的仇视有损他自己的人格。” 列宁在信中提到的有关我当时的文风的看法也很有意思。信中提到两点：一是文笔过于花哨，二是不太愿意接受别人的修改意见，事实的确如此。当时我从事写作才不过两年的时间，文风问题在我的写作工作中占据一个重要和独立的地位。我刚刚开始对语词的运用产生兴趣，就像一个刚刚长牙的孩子想要磨牙，不免会拿一些不合适的东西来磨。单纯地追求词藻的华丽、叙述和形式的工整正符合我当时写作磨牙期的特点。写作风格的净化只能靠长期的锤炼。正是由于这种对形式的追求并非偶然和外在的，而是源于内心的需求，所以尽管我对编辑部非常尊重，但仍然本能地想要保持自己正在形成的写作风格，避免受那些已经成熟、但与我风格回异的作家的影响，这也不足为奇…… 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一天天临近了。编辑部最终决定迁往瑞士的日内瓦，这是因为在那里生活费用较低，而且与国内联系起来也方便得多。列宁勉强同意了。谢多娃写道：“我们住在日内瓦两问较小的顶楼房间里，列·达埋头于写作，忙着为代表大会做准备，而我准备回国开展党的工作。”大会的首批代表已经抵达，我们与他们开始接连不断的协商。虽然大会的领导工作有时不太明确，但是很显然，大会的筹备工作是由列宁在主持。部分代表是怀着重重顾虑或者不切实际的期望而来的。筹备工作占去了不少时间。在协商中有关章程的拟定问题占去了大部分时间，在组织方案中，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组织与在国内开展活动的中央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又是其中的重点。我来国外时认为，编辑部应当“服从”中央委员会。当时大部分火星派革命者都持同样的观点。 “不行，”列宁反驳我说，“这不行，这不是力量对比的问题。他们在国内怎么领导我们？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坚定的核心，在思想上也更强大，我们要在这里领导他们。” 我说：“那岂不成了彻头彻尾的编辑部专政了吗？” 列宁反问道：“这有什么不好？在现在的条件下只能是这样。” 我对列宁的组织方案心存疑虑，可我万万没想到，党的代表大会正是因此而分裂的。 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我和西伯利亚协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他们委派我担任他们的代表。我和图拉的代表乌里扬诺夫医生，即列宁的弟弟，一起动身去参加大会。为了避开密探盯梢，我们没在日内瓦乘车，而是从日内瓦附近的一个偏僻小站尼翁上的火车，快车在这个站只停半分钟。我们这些十足的俄国乡巴佬没有在站台上开门的那面等车，火车一停下来我们就匆忙跳上减震器，要从那里爬进车厢，结果还没进去火车就开了。站长看见减震器上有两个乘客，就赶紧吹哨子让火车停下来。我们一进车厢，列车员就冲我们嚷嚷，说他是第一次见到像我们这么愚蠢的人，因为我们造成停车，所以必须罚我们50法郎。我们装着一点法语都不懂的样子，其实不完全是这样，但却达到了目的。那个肥胖的瑞士人又冲我们嚷嚷了一会儿就走开了。我们这样做是很聪明的，因为我们身上根本就没有50法郎。后来查票的时候，他又当着其他乘客把这两个从减震器上爬进来的人好好嘲笑了一番。这个家伙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们是要去建立一个政党。 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一家劳动合作社的“人民之家”召开。为我们腾出的那间库房很隐蔽，里头堆着带毛的羊皮，我们遭到无数跳蚤的围攻。这些小东西被我们称为进攻资产阶级社会而动员起来的安舍尔大军。对我们来说开会成了一场身体上的考验。更不幸的是，我们一开始就被密探盯上了。我拿的是素不相识的保加利亚人萨莫科夫利耶夫的护照。第二周的一个深夜，我和查苏利奇一起从金鸡饭店出来，来自敖德萨的代表З走过我们身边的时候装作不相识，看都不看我们，悄悄地说了一句：“你们后面有密探跟着，快分开走，密探会跟着男人。”З是个对付密探盯梢的高手，在这方面他的眼睛比天文望远镜还好使。З住在金鸡饭店附近一栋楼的顶层，他把房间变成了观察哨所。我立刻和查苏利奇分手，径直往前走。我口袋里揣着5个法郎和一本保加利亚护照。那个又瘦又高、长着塌鼻子的佛拉芒人密探紧紧地跟在我身后。当时已是深更半夜，大街上空荡荡的。我突然转身用俄语问他：“先生，这条路叫什么名字？”佛拉芒人有些猝不及防，把背靠在墙上用法语回答说：“我不知道。”他无疑是在等着挨枪子。我沿着街心花园继续往前走，不知从远处什么地方传来凌晨一点的钟声。我拐过第一个街角撒腿就跑，佛拉芒人紧追不舍。就这样我们两个素昧平生的人竟然深夜里、在布鲁塞尔的大街上一前一后地追赶着。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那咚咚的脚步声。我围着那个街区转过了大半圈之后，又把他引到了街心花园。我俩都跑得筋疲力尽，又累又恼地继续走着。大街上停着两三辆马车，坐上其中任何一辆车都没意义，因为密探会坐上另外一辆继续跟着我，我只好继续往前走。街心花园快到头了，我们已经走到了郊外。在一家小酒馆门口停着辆马车，我飞奔过去，跳上车，喊道：“快走，我有急事！”“您去哪儿？”密探竖起耳朵听着。我随便说了一个离我住的地方有五分钟路程的公园的名字。“100苏。”“快走吧！”车夫一抖缰绳，马车就跑了起来。密探急忙冲进了酒吧，很快又拉了一个堂倌出来，把我指给他看。半小时以后我就回到了住处。我点上蜡烛，发现床头柜上放着一封写着我保加利亚名字的信。谁会给我往这里写信呢？原来是“请柬”，请萨莫科夫利耶夫先生次日上午10点带护照到警察局去。看来，头一天我已经被密探盯上了。原来这场深夜在街心花园里展开的追逐赛，其实已经没有任何意义。那天夜里，其他一些代表也收到了类似的“请柬”。到警察局去的那些人都被勒令在24小时之内离开比利时。我没去警察局，而是径直去了伦敦，因为大会将转移到那里继续召开。 当时主管柏林俄国间谍活动的秘密警察头目哈尔京戈向警务厅报告说：“布鲁塞尔警方对于大量外国人在那里聚集深感不安，警方怀疑其中十人正在进行无政府主义阴谋活动。”布鲁塞尔警方对哈尔京戈本人也很吃惊，此人真名叫黑克尔曼，曾经由于制造炸弹恐怖事件而被法国法庭缺席判处服苦役。这个奸细后来成了沙皇政府暗探局的将军，冒名获得法国荣誉团骑士称号。在柏林曾积极参与代表大会组织工作的密探日托米尔斯基博士，向哈尔京戈提供了情报。但这些事情都是几年后才揭发出来的。显然沙皇政府已经掌握了线索，但也是于事无补…… 大会进行过程中，《火星报》领导人之间的内部矛盾显露出来，“强硬派”和“温和派”初步形成。开始的分歧集中在党章的第一条上，即党员的标准是什么。列宁坚持把党和非法组织等同起来，而马尔托夫则认为，在非法组织领导下工作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这个矛盾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两种方案都只把表决权赋予非法组织的成员，但是这却暴露了两种不同的倾向。列宁坚决主张建立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党，而马尔托夫则更倾向于建立一个组织松散的党。在这个问题上形成的两派决定了大会后来的全部进程，也决定了党的领导机构的核心组成。两派暗地里展开了一场争取代表的斗争。列宁想尽力把我争取到他那一边。一天，他和我还有克拉西科夫在一起散步，走了很长时间。他们极力劝我，说我和马尔托夫不是同路人，因为马尔托夫是“温和派”的。克拉西科夫对《火星报》其他编辑的批评有些肆无忌惮，列宁听了直皱眉头，我则感到不寒而栗。我还是带有年轻人所特有的那种善意去对待《火星报》编辑的。这次散步所进行的谈话不但没有把我争取过去，反而使我更加疏远了他们。分歧仍然不明确，所有的人都是在摸索中前进，可资利用和借鉴的东西少之又少。为了把问题搞清楚，我们决定召开火星派革命者的会议，而主席的人选又成了一个难题。捷依奇为了打破僵局，说：“我建议选你们的‘便雅悯’。”于是，我就成了火星派会议的主持人。后来，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就是由这次会议开始的，所有的人的神经都高度紧张。列宁愤而退席，砰地撞上了门。这是我所看到的惟一一次他在激烈的党内冲突中情绪失控。矛盾变得更加尖锐，两派之间的分歧在代表大会上公开化了。列宁派一位女代表З和他的弟弟德米特里来找我，想再一次努力把我争取到“强硬派”一边。我们在公园里谈了好几个小时，这两位使者无论如何也不放我走，他们说：“我们受命，不管怎么样都要把您给带回去。”但我最终还是没有跟他们走。 分裂的公开化出乎与会代表们的意料。列宁作为这场斗争中最积极的参与者也没有想到会发生分裂，也不希望发生分裂。这些事情使双方都很不愉快。会后，列宁的头痛病犯了，疼了好几个星期。谢多娃在回忆录里写道： 列·达每天都从伦敦给我写信，一封比一封更令人感到不安。他在最后一封信中绝望地告诉我，《火星报》已经彻底分裂，不复存在了……这一意想不到的分裂使我们感到十分痛心。列·达从代表大会回来以后，我很快就去了彼得堡，把代表大会的各项材料带回去。这些材料用极小的字体誊写在薄纸上，井订到《拉鲁斯词典》的封皮里。
那么，在代表大会上我为什么会站到“温和派”一边呢？我和编辑部的马尔托夫、查苏利奇及阿克雪里罗得的关系最密切。他们对我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在代表大会之前，编辑部内部只存在细微的差别，而没有明确的分歧。我和普列汉诺夫的关系最不密切，因为在经过了几次不太激烈的冲突后，普列汉诺夫对我很不满。列宁最关心我，但是那时我认为，是他试图分裂编辑部，而在我的心目中编辑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有着令人向往的名字——《火星报》。我认为，分裂编辑部的想法是亵渎神灵。革命的集中制是一条严格要求、不容抗拒、必须遵守的原则。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革命集体而言都会令人觉得过于严酷。难怪列宁总是喜欢用“不可调和的”和“毫不容情的”这样的字眼。只有为了崇高的、抛弃了一切个人私利的革命的目的才能够解释这种个人的冷酷态度。1903年的问题是要把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利奇逐出《火星报》编辑部，而我对这两个人十分敬重，个人情谊也很深厚。列宁也高度评价了他们当年的贡献，但是他认为，他们已成了未来革命道路上的障碍。列宁做出组织决定，解除他们的领导职务，我对此十分不满。这些前辈经过不懈的奋斗才踏人了党的门槛，如今却要被赶出去，我发自内心地反对这种毫不容情的做法。我对列宁的做法表示强烈的不满，我的愤怒导致我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和列宁分道扬镳。我认为，他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可怕的和令人愤慨的。然而，这种做法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在组织上也是必要的。老人们还停留在革命初始的准备阶段，与他们的决绝是不可避免的，列宁比别人更早地看到了这一点。他曾经试图保留普列汉诺夫，把他和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区别对待，但事实很快就证明他的努力是徒劳的。 由此来看，我与列宁的这次决裂是“道义上”的，甚至是私人之间的，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事实上，我们分裂的根源在于政治和组织方面。 我白认为是一个集中制的拥护者，但是在当时我显然还没有认识到，一个革命的政党需要怎样强有力的、不容抗拒的集中制才能够领导千百万的民众起来投身于反抗旧制度的斗争。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压抑、反动的氛围中度过的，这种氛围在敖德萨比别处又持续了五年。列宁年轻的时候正是民意党人活跃的时期。比我晚几年出生的人又是在新的政治高潮形势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1903年伦敦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革命对我而言差不多还是一个抽象的理论。列宁提出的集中制对我还不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明确的革命构想。我认为，要独立思考问题并从中得出必要结论是我精神世界中最重要的。 党代会上爆发的冲突如此尖锐，这不仅暴露了刚刚萌芽的原则性冲突，还因为前辈们对列宁的成熟和价值判断的错误。在代表大会期间和大会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阿克雪里罗得及其他编辑部成员对列宁的做法既感到愤怒又觉得莫名其妙：“他怎么胆敢这么做？”前辈们议论纷纷：“他刚到国外时还只不过是一个学生，一举一动都像学生一样。这才过了几年，他哪儿来的这种自信，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然而，列宁的确敢这么干。他有能力让人们相信，在日益迫近的革命形势下，这些前辈们再也不能掌握无产阶级先锋队战斗组织的直接领导权了。老人们，甚至还包括一些年轻人，都想错了。列宁已经不仅仅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工作者，而是一位领袖，一个刚毅果断的人。可想而知，他与前辈们一道努力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领袖才能，并坚信自己比他们更有价值。当那些团结在《火星报》旗帜下的人们思想还处于朦胧状态的时候，只有列宁一个人清醒地预见到了明天，看到了明天革命者将面临的艰巨任务，残酷斗争和无数牺牲。 列宁在代表大会上成功地争取到了普列汉诺夫，但这并不牢靠；同时，他失去了马尔托夫，而这却是永远的。普列汉诺夫当时在代表大会上似乎有所预感，至少他对阿克雪里罗得谈起列宁时说过：“他将成为罗伯斯庇尔式的人物。”普列汉诺夫本人在代表大会上并没有扮演令人瞩目的角色。我只有一次目睹了他意气风发地发表见解，那是在代表大会草拟党章的会议上。作为那次会议的主席，普列汉诺夫在心里已经想好了一个条理清晰的党章草案，他对自己、自己的学识和智慧以及自己的优势充满了信心。他蓄着灰白的胡须，双眼闪烁着愉快并略带嘲讽的光芒，不停地做出有些夸张但富有感染力的手势。他的渊博学识和聪明睿智喷涌而出，光芒四射，照亮了整个会场。 孟什维克的领导人马尔托夫可谓是革命运动中一个主要的悲剧性人物。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一位机敏睿智的政治家，一位头脑深邃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境界远远超出了他所领导派别中的其他人，但是他的思想缺乏勇气，他的敏锐缺乏意志，而他的固执并不能带给他力量。面对事件的发生，马尔托夫的第一反应往往是革命的热情，但是他的热情很快就会由于缺少坚定的信念而消退。在日益逼近的革命形势下，我与他的亲密关系并没有经受住最初几次重大事件的考验而很快破裂了。 第二次代表大会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尽管它造成了我和列宁持续几年的决裂。今天，再回顾我走过的道路，我并不因此而感到遗憾。我重新回到列宁身边比其他许多人要晚得多，但这确是我在走过了自己的道路，积累了革命、反革命和帝国主义战争的经验，并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选择。与那些把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都奉为圣旨的“信徒”们相比，我这次重返列宁身边的态度更加坚决和郑重。列宁逝世后，他的这些信徒们暴露出软弱无能的本性，不知不觉沦为敌人手中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