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十一章 第一次流亡国外 1902年秋天，大概是10月的一个清晨，我从苏黎世出发取道巴黎最后到了伦敦。我打着手势比划着雇到了一辆马车，车夫按照纸条上的地址把我送到了目的地。列宁就住在这里。还是在苏黎世的时候我就接到了通知，告诉我接头暗号是叩三下门环。给我开门的是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她大概是被我的敲门声给吵醒的。当时正是清晨时分，任何一个有修养的人都不会这么早就上门来打扰，而是应当在车站等上那么一两个小时。但是我当时还被促使我从维尔霍勒恩斯克逃出来的那股力量推动着，受这股力量的推动在苏黎世我也曾这样不合礼仪地闯到阿克雪里罗得的家里，只不过那次不是在凌晨而是在深夜。列宁还没有起床，他表示欢迎的表情中带着几分困惑。我们的第一次会面与谈话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已经从克莱尔的来信中知道了我要来的消息，他们正在等我。他们是这样迎接我的：“笔尖到了。”我立刻就向他们讲了自己所知道的俄国国内的一些情况：党在南方的联系还不够紧密，哈尔科夫秘密联络点的地址是错误的，《南方工人报》拒绝合作，穿越俄奥边境的行动竟然是由一个不愿帮助火星派的中学生来负责的。这些事情确实不是那么令人鼓舞，可我对未来还是满怀信心的。 就在那个早晨或者是第二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带我参观了伦敦。他带我去看了威斯敏斯特大桥和其他的一些著名建筑。我不记得他是怎么说的了，但是主要的意思是这样的：“这就是他们有名的威斯敏斯特大桥。”他所说的“他们”自然不是指英国人，而是统治阶级。列宁话里的这种语气并不是刻意强调的，而更多的是自然流露的。列宁在谈到某种有价值的文化遗产或者现代成果、不列颠博物馆的丰富藏书、欧洲发达报业的新闻，以及多年以后在谈到德国的大炮和法国的飞机时，话语里总会充满这种语气：虽然他们拥有无限的财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但他们终究是我们的敌人！在他的眼里，统治阶级无形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整个人类文明，他时刻都能像看见白天一样确定无疑地感觉到这个阴影。当时，我几乎没怎么注意伦敦的那些建筑。我从维尔霍勒恩斯克逃出来马上就到了国外，这可是我第一次出国，从维也纳到巴黎再到伦敦，一路上看过来，只能从总体上浏览城市，我还根本无法留意到“威斯敏斯特王宫”。再说，列宁带我参观城市的目的也不在于此，他主要是为了彼此熟悉一下同时是在不动声色地考查我。这种考查可真是“全方位”的。 我对他讲述了我们在西伯利亚主要就统一组织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的情况，讲到了我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书面报告，还讲了我在伊尔库斯克的几个星期中与那几个民粹派老头的激烈冲突以及马哈伊斯基的三篇论文，等等。列宁认真地听着。他问道：“那你们在理论方面的情况怎样？”我谈了我们在莫斯科羁押解送监狱集体研读他的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流放地研究《资本论》，但在第二卷上停了下来。我们根据原始材料研究伯恩施坦与考茨基的争论，结果没人站在伯恩施坦一边。在哲学方面，我们对波格丹诺夫的著作很感兴趣，因为他把马克思主义与马赫及阿芬那留斯的认识论联系了起来。当时列宁也赞同波格丹诺夫的观点。他略带不安地说：“我不是哲学家，不过普列汉诺夫强烈批评波格丹诺夫的哲学，说它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唯心主义。”几年以后，列宁写了一本批判马赫及阿芬那留斯的大部头著作，其中的主要观点与普列汉诺夫基本一致。在谈话中，我还提到列宁在一本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著作中使用的大量统计数据，给流放中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我是花了不少时间才完成的……”列宁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显然，听到自己在这本主要的经济学著作中付出的大量劳动得到了年轻的革命者的认可，列宁甚感欣慰。在这次谈话中，我只是简要地说了自己的工作计划。我初步打算先在国外呆上一段时间，看一些新出的文献，熟悉一下环境，然后再作进一步的安排。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希望能秘密回国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为我在几个街区以外的地方找了一间空房子住，查苏利奇、马尔托夫以及《火星报》印刷厂的负责人布鲁门菲尔德也住在这栋楼里。这栋住宅的格局分布是典型的英国式的：女房东住在底层，上面几层住的都是房客。里面还有一个公共房间是房客们喝咖啡、抽烟、聊天的地方。这里被查苏利奇和马尔托夫弄得乱七八糟的，普列汉诺夫第一次到这里来，就把这个房间叫做贼巢。 就这样开始了我短暂的伦敦生活。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火星报》以及由同一个编辑部编辑出版的《曙光》杂志。这是一张杰出的报纸，它集科学的深刻与革命的激情于一身。《火星报》深深地吸引了我，我为自己的无知而深感惭愧，我竭尽全力地学习，希望尽快弥补自己在这方面的缺陷。不久，我就开始给《火星报》写文章，起初是一些短评，后来写政治文章乃至社论。 我在伦敦白会堂做了一次演讲，在那里同侨民中年龄最长的柴可夫斯基以及另一个也上了些年纪的无政府主义者切尔克佐夫发生了争沦。令我颇感惊奇的是，这些试图推翻马克思主义的前辈们竟然凭着那么幼稚可笑的论据来进行辩论。记得在回去的时候，我有些洋洋得意，走在人行道上好像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我在伦敦同外界的联系是由阿列克谢耶夫负责的，他是个侨居伦敦多年的马克思主义者，与《火星报》编辑部的关系十分密切。他向我介绍英国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情况，是我所有关于外界的消息的来源。阿列克谢耶夫对列宁十分钦佩，有一次他对我说：“我认为，对革命而言，列宁比普列汉诺夫重要。”当然，我没有把这话告诉列宁，而是告诉了马尔托夫，但他对此未置可否。 一个星期天，我跟着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去伦敦的一个教堂，那里正在举行社会民主党的集会，演讲中还夹杂着赞美诗。发表演说的是一个从澳大利亚回来的排字工，他讲的是关于社会革命的问题。然后所有的人都站起来齐唱：“全能的上帝，愿你保佑，让世上不再有国王不再有富人。”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走出教堂的时候，列宁对我说：“英国的无产阶级当中已经具有了很多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成分，但是这些成分又与保守主义、宗教迷信和偏见纠缠在一起，不能摆脱它们的束缚。” 从社会民主党的教堂回来，我们在那套两居室住宅的厨房兼餐厅里吃午饭。列宁又像往常一样开着玩笑，他问我能不能自己找到回家的路。我实在是不怎么会认路，从系统化角度我把它称为“地形记忆缺失综合症”。后来我在这方面费了好大的功夫，才有所好转。 我在奥德萨的监狱里学的那点可怜的英语，在我旅居英国的这段时间里几乎没有什么长进。我关注的是俄国的事情，对不列颠的马克思主义毫无兴趣。当时，社会民主党思想的中心在德国，我们时刻关注着那里正在进行的正统派与修正主义者之间的斗争。 在伦敦及随后又在日内瓦，我与查苏利奇、马尔托夫见面的次数远远超过与列宁的会面次数。在伦敦，我与查苏利奇、马尔托夫住在一栋楼里，在日内瓦，我午饭和晚饭都是与他们一起在餐厅里吃，我们每天都要碰上好几次。而列宁则过着家庭生活，除了在正式的会议场合，要见到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尔托夫那种自由狂放的个性，在列宁身上找不到一点痕迹。列宁认为，时间虽然无限，但却是绝对有限的财富。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在不列颠博物馆的图书馆里，在那里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并经常为报刊撰写文章。在他的帮助下我也取得了进人这个神圣殿堂的许可。我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知识的营养，但是很快我就得回欧洲大陆去了。 在白会堂作了尝试性的演讲之后，我被派到了欧洲大陆，在布鲁塞尔、列日和巴黎做巡回演讲。我的这些演讲的主旨在于回击来自俄国所谓的主观主义学派的批评，捍卫历史唯物主义。列宁对我的演讲题目很感兴趣。他详细地看了我的提纲，建议我再做些补充修改，写成文章，在下一期的《曙光》杂志上发表。但是我还不敢把自己的纯理论性的文章与普列汉诺夫等理论大家的文章并列。 很快我就接到要我从巴黎回伦敦去的电报。他们要我回去是准备派我秘密回国，这是因为国内的人不满于接连受损，抱怨人手不够，希望我能回去。但我还没来得及赶到伦敦，计划就又变了。当时也住在伦敦的捷依奇很关心我。他替我说话了，他说“年轻人”(他一直都这么称呼我)应该在国外多呆一阵，多学习学习，于是列宁同意了他的意见。虽然去国内为《火星报》的组织工作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我还是很希望在国外多呆一段时间，于是我就返回了巴黎。巴黎与伦敦不同的是，这里有许多侨居的俄国大学生。为了争取这些大学生，各个革命组织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下面一段话是娜·伊·谢多娃对当时的情景的回忆： 1902年秋天，巴黎的俄国侨民区常常举行专题演讲。我参加的《火星报》小组先后分别与马尔托夫和列宁会面。当时我们正在开展与“经济派”和社会革命党的斗争。我们小组里都在谈论一位从流放区逃出来的年轻同志将要到我们这里来的消息。他造访了现已转变为《火星报》组织成员的前民意党人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亚历山德罗娃的住所。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怀着浓厚的兴趣去听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亚历山德罗娃的演讲，都受到了她的影响。《火星报》的年轻作者来到巴黎时，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让我帮他就近找一个空房间。在我住的那栋楼里有一间空房，每个月的房租是12法郎，但是这个房间既狭窄又昏暗，就像监狱里的牢房一样……这时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矢娜打断我的话，说：
我对巴黎倾注的注意力要比对伦敦多得多，这是由于受到了娜·伊·谢多娃的影响。我虽然出生在乡下并在那里长大，但是真正接近大自然却是在巴黎才开始的。在这里才开始面对面地认识到真正的艺术。欣赏绘画和欣赏大自然一样，对我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谢多娃后来的回忆录中有这么一段：“好了，不用再说了。就让他搬去住吧。” 当这位年轻人(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在那个房间安顿下来之后，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向我打听： “怎么样，他在为演讲做准备吗？” “我不清楚，应该是在准备吧。昨天深夜我上楼的时候还听到他在房间里吹口哨。” “那你可得告诉他，让他好好准备演讲，别再吹什么口哨了。” 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很担心，怕“他”讲不好。但她的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演讲获得了成功，侨民们反应热烈，因为这位年轻的火星派成员讲的好得出乎大家预料。 他对巴黎的总的印象是：“巴黎与敖德萨很相像，但不如敖德萨。”这种不可思议的结论只能这样来解释，那就是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放到政治上了，对周围其他的事情几乎都不怎么留意，除非是这些事情自己找上门来，这时他也会把它当成甩不掉的包袱。我不同意他对巴黎的评价，而且还嘲笑了他几句。 的确，事实就是这样。我是带着一种顽固和抵触的态度来到这一世界中心的氛围中的。起初，我对这个巴黎完全“否定”，甚至故意不去留意它。其实，这只不过是原始人试图自卫的手段。我觉得要熟悉和了解巴黎需要消耗自己太多的精力。但是我有我自己的领域，它需要全身心投入决不允许有其他的干扰，那就是革命。后来我费了很大功夫才对艺术逐渐地有了一点感觉。我对卢浮宫、卢森堡宫和展览会毫无兴趣。鲁本斯给我的印象是太胖，而且还自负；皮维斯、德夏瓦纳显得萎靡不振毫无生气；而卡里埃的肖像则给人一种死气沉沉、含混不清的感觉。我对雕塑和建筑艺术的看法也差不多。我当时对艺术的抵抗与我早年革命和稍后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在后来的几年内对列宁主义及其方法的抵抗，其实是一样的。1905年的革命很快就打断了我对欧洲及欧洲文化的接触和理解。只是在我第二次流亡国外期间，我才观看了一些艺术品，阅读了一点这方面的材料，也写了点有关的东西。但我的艺术造诣从未超越一个普通业余爱好者的水平。 在巴黎时，我曾听过饶勒斯的演讲。当时正是瓦尔德克—卢梭任总理、米勒兰任工商业部长、加利任国防部长的时候。我参加过盖德派的示威游行，同周围的人一起高呼反对米勒兰的口号。当时，饶勒斯并未给我留下太深刻的印象，因为我在内心深处一直把他当做对头。只是在几年以后我才开始尊重这位伟大的人物，尽管我仍不同意他的理论观点。 应马克思主义派青年学生们的要求，列宁在巴黎的一所高等学校做了三次关于土地问题的演讲。这所学校是由俄国各大学被赶出来的教授们组建的。这些自由派的教授们要求列宁要尽量避免挑起争论。但列宁并没有把他们的话当回事，他在演讲的一开始就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的理论，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它就是论战性的。我记得，在第一次演讲开始之前，列宁还多少有些紧张激动，但是他一站到讲台上就马上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来听演讲的甘巴洛夫教授对捷依奇谈了自己的印象：“他是一名真正的教授。”显然，在他看来，这已经是最好的赞扬了。 我们决定请列宁去看戏，这事交由谢多娃去安排。列宁去的时候还带着他演讲时常拿的那只公文包。我们的座位在楼上，当时除了列宁、我和谢多娃，好像还有马尔托夫。同这次看戏联系在一起的是另外一件事。列宁在巴黎买了一双鞋但是穿着紧，而此时我的那双鞋已穿烂了正好需要一双新鞋，列宁就把它给了我。一开始我也觉得这鞋号不太适合我，但是刚穿上往戏院走的路上倒也合适，等到了戏院我就觉得它有些挤脚了，回去的路上它让我吃尽了苦头。一路上列宁拿它开我的玩笑，说他也曾穿着它受了好几个小时的罪。 我从巴黎到布鲁塞尔、列日和瑞士以及德国的一些城市，为那里的俄国侨民大学生做专题演讲。在海德堡的时候，我去听了老库诺·菲舍尔的演说，但对他的康德哲学的说教不感兴趣，我与规范哲学是格格不入的。如果周围都是鲜嫩的青草，谁还会对于草感兴趣呢。海德堡是俄国大学生唯心主义哲学的中心。后来曾在克伦斯基政府里面任内务部长的阿夫克先季耶夫就是其中之一。在海德堡我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