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十章 第一次逃跑 秋天正在临近，道路马上就要变得泥泞不堪了。为了让我尽快逃走，我们决定把计划中的两批逃亡者合二为一。一位农民负责把我和一位翻译马克思著作的女同志送出维尔霍勒恩斯克。晚上在田野里，我们像货物一样躲进了农民的大车里，上面盖着干草和草席。而此时在我的大床上放着一个裹着毯子的假人，假装是我卧床不起，以蒙过警察的眼睛。大车载着我们以每小时20俄里的速度飞奔。我的背不断地撞在车上，我听到我的同伴发出的强忍着的呻吟声。我们在路上换过两次马。在快到铁路的时候我和同伴分开了，以防我们同时遇到危险。我顺利地上了火车，在车厢里伊尔库斯克的朋友给我准备了一个行李箱，里面装了浆洗过的衬衣、领带和其他一些具有文明意味的物品。我手中拿着一本格涅基奇按六音部诗体译成的荷马史诗，口袋里装着一本填着托洛茨基名字的护照。这个名字是我随便填的，没想到一辈子就成了我的名字。我乘着火车沿着西伯利亚铁路一路向西，沿途各站的宪兵漫不经心地给我放行。高大的西伯利亚妇女在各站叫卖烤鸡、烤乳猪、平装牛奶和成堆的面包，每一个车站都像是在召开西伯利亚食品博览会。车厢里的旅客一路喝着茶，吃着物美价廉的西伯利亚小面包。我一边读着荷马史诗，一边憧憬着国外的生活。这次逃只是一路喝茶，并没有什么浪漫色彩。 我到了萨马拉，在那里停了下来。当时《火星报》的国内总部(并非国外总部)就设在这里。它的领导人是化名克莱尔的工程师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现在他是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席。他和他的夫人都是列宁的朋友，在1894—1895年间他们曾经和列宁一起在彼得堡从事社会民主主义工作，后来又一起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05年革命失败，克莱尔和几千人一样脱离了党，作为一名工程师在工业界取得了重要的地位。地下工作者批评他，竟然拒绝给予他们帮助，以前就连自由派都不会这么做的。在脱离了党10—12年以后他又回到了党内，这时候党已经全面夺取政权了。现在斯大林所依仗的一大批知识分子都经历过这样的道路。 在萨马拉，克莱尔给我取名为“笔尖”，表示对我在西伯利亚报刊上所取得的成绩的赞赏，我正式加入《火星报》组织。《火星报》组织以重新建党为宗旨。1898年3月在明斯克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没有组建成一个统一的党。新生组织还没有站稳脚跟就遭逮捕被破坏了。后来的革命运动在各地自行发展，具有了地方性，同时它的思想水平也下降了。有的社会民主党人为了争取群众而丢掉了政治口号，形成了所谓“经济派”，他们把资产阶级工业的繁荣和罢工的高涨作为力量来源。19世纪末产生的危机导致了全国性的对抗，使政治运动出现了飞跃。为了建立统一的政党，《火星报》同地方主义和经济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火星报》的总部设在国外，它的成员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所谓职业革命家，他们有着共同的理论，为了共同的实际任务而紧密团结在一起，这保证了这个组织思想的统一。当时，火星派的绝大部分成员还是知识分子，他们展开斗争，努力争取各地的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筹备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并争取能使《火星报》的思想和方法在大会上取得胜利。这就是这个革命组织最新的大致计划。《火星报》经历了发展、巩固、前进、退却的过程，密切联系了工人群众，向他们提出日益深人的任务。15年以后就推翻了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 受萨马拉委员会的委派，我到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和基辅去会见一些革命者。其中有些人已经参加了《火星报》组织，有些人还有待争取。由于在南方这些组织的联系还很薄弱，在哈尔科夫连接头地址都不对，在波尔塔瓦遭遇了地方主义，所以我一无所获地回到了萨马拉。看来着急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这里需要更加深入细致地做工作。同时，和萨马拉委员会保持着密切通讯联系的列宁也一再催促我出国。克莱尔给我提供了出国的经费，并给了我一些从加米涅茨一波多里斯克附近穿越奥地利边境的必要提示。 在萨马拉火车站，发生了一些与其说是悲剧不如说是闹剧的事情。为了不引起宪兵的注意，我打算在开车前的最后一刻再进站上车，因此需要有人把我的行李先拿到车上，并帮我占一个座位。这件事按计划由大学生索洛维约夫去完成，他现在是苏联石油工会的领导人之一。当我在离车站较远的一个地方悠闲地迈着方步不时地看表的时候，突然响起了第二遍发车铃声。我猜到可能是把发车时间给我通知错了，就撒腿往站台跑去。索洛维约夫在车厢里等了我半天，一直到火车快要开动时才拎着箱子跳了下来，在他的周围满是宪兵；我在火车都开动了的时候才上气不接下气地冲上站台，这更引起宪兵的注意了。宪兵们本来威胁着要控告索洛维约夫，但最后只是狠狠嘲笑了我们一顿就算完事了。 我平安无事地到达了边境。在出境之前的最后一站，警察检查了我伪造的护照，但是什么也没有看出来，我感到十分惊喜。偷越国境的事情由一个中学生负责，现在他是苏维埃共和国某研究所的负责人、一个有名的化学家。当时他在政治上倾向于社会革命党。当他知道我是《火星报》组织的成员时，就用严厉的口吻责备我说：“您知道吗，最近几期《火星报》总是攻击恐怖主义。”我刚想和他理论一番，他又气愤地说：“我不送您出境了！”对此我感到十分震惊，但是他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15年以后我们就不得不拿起武器从社会革命党人手中夺取了政权。而当时我还没有预料到这样的前景。我解释说，《火星报》的文章不能作为惩罚我的依据，并且声明没有向导我就不走了。那个中学生的语气缓和了下来：“好吧，那就这样吧，不过你回去告诉那边，这是最后一次了。” 他让我在一个单身推销员的空房子里过夜，按说主人到第二天才会回来。我隐隐约约地记得我是从窗户爬进锁着的房间里去的。夜里，我被刺眼的亮光弄醒了。有个戴着圆礼帽的矮小陌生人弯着腰盯着我，一手举着蜡烛，另一只手里拿着棍子。一个映在顶棚上的巨大的影子向我逼了过来。 我生气地问：“你是谁？” 那个陌生人说：“这可真怪了！你躺在我的床上却要问我是谁！” 事情很清楚，我面前站的一定是房子的主人了。我向他解释说以为他第二天才会回来，但是没有取得任何效果。“我自己知道自己会什么时候回来！”当然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了。“我明白了，这一定是亚历山大那个家伙搞的鬼，明天我再找他算账！”主人大叫着，蜡烛的光亮仍然照在我的脸上。我十分赞成他这种把一切责任都推给那个不在场的亚历山大而让我摆脱困境的主意。剩下的半宿我还是留在那个推销员的家里，他甚至还用茶水热情地招待我。 第二天早晨，中学生向房子的主人好好地解释了一番，然后把我交给了布罗德镇的走私商。我在一个乌克兰农民家的干草堆上挨过了白天，主人还给我西瓜吃。晚上，他冒着雨把我送出了边境。我们在漆黑的路上跌跌撞撞地走了很久。 乌克兰向导对我说：“现在趴在我的背上，前面有水，我背你过去。”我没有同意。向导坚持说：“您怎么也不能浑身湿透地过到那边去。”我只好趴在他背上，让他背我走，但是鞋子还是灌进了水。大约过了15分钟我们就过到了布罗德镇归奥地利管辖的那一边。我在一间犹太人的房子里烤干了衣服，那里的人告诉我说，向导是故意把我带到水深的地方好多向我要钱。而我的那位乌克兰向导也诚恳地提醒我提防那些爱骗人的犹太人，说他们会诈取三倍的钱。我的路费确实是很快就变少了。我还要在一夜之内走八公里才能到车站。我得沿着边境再走一两公里被雨水冲毁的小路才能到大路上，这段路既危险又难走。一位犹太老工人用两轮车送我。 他小声嘟囔着说：“我早晚有一天会因为干这事把脑袋给弄丢了。” “为什么？” “因为士兵会向你喊话，你要不回答他就开枪。看，那边亮着的就是他们的灯。今天还算走运，夜里天还不错。” 那天夜里的天气还真不错：正是秋天的夜晚，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人们冻得直发抖，淅淅沥沥的秋雨不停地打在脸上，马蹄溅起了泥浆。我们上坡的时候车轮总是打滑，老人压低嗓音赶着马。车轮陷进泥泞里，轻便的车子倾斜得越来越厉害，突然翻倒了。我一下子倒在十月份那又深又冷的泥水里，等我挣扎着爬起来以后眼镜却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这时最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就在翻车的一刹那间旁边突然响起了令人恐怖的尖叫声，那是绝望的对着老天发出的求救声，这太令人惊奇了。在漆黑的雨夜里根本分辨不出这神秘的声音到底来自何方，声音如此惊人，但决不是某个人发出的。 老人绝望地咕哝着：“天哪，这会让我们丧命的，它会毁了我们……” 我屏住呼吸问道：“这是什么东西？” “是公鸡，那该死的东西，是女主人让我带到屠夫那里杀了回来过安息日的。” 那只公鸡仍在时不时地发出尖叫声。 “它会要了我们的命，这里离哨所只有200步远，当兵的马上就会窜出来。” 我非常愤怒地说：“把它掐死！” “掐死谁？” “公鸡呀！” “我去哪儿找它，它可能是被什么东西给压住了……” 我们在黑暗中冒着雨在地上到处摸索，一边咒骂公鸡，边抱怨命运作弄人。最后老人从我的毯子下面找到了那只倒霉的公鸡，它一被救出来就马上不叫了。我们倾尽全力把车子正了过来，然后继续赶路。我提前三个小时赶到了车站，并在火车到来之前把自己收拾干净了。 换完钱之后我才发现，这些钱不够买到目的地苏黎世的车票了，按原计划我应该到那里去找阿克雪里罗得。我只好买了到维也纳的票，到了那里再说。在维也纳最令我吃惊的是，虽然我在中学的时候学过德语，但是我却听不懂路人的讲话，当然人们也弄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最后我向一个戴着红色帽子的老人说清楚了要到《工人报》的编辑部去。我打算去找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克多·阿德勒，告诉他为了俄国革命的利益我必须赶到苏黎世去。那位向导同意带我去那里。我们走了一个小时，才发现报社在两年以前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又走了半个小时才找到了，但是门卫告诉我说那天不是会客的时间。我饥肠辘辘，没有钱给向导，最主要的是，我要赶到苏黎世去。这时一个身材高大、不太和善的绅士从楼梯上走下来，我跑过去向他打听阿德勒。 他严厉地问我：“您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我当然不知道了。在经历了坐火车、大车、爬进推销员的房子和乌克兰农民的仓库里藏身以及在黑夜里与公鸡搏斗之后，我根本就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那位绅士傲慢地对我说：“今天是星期天。”然后就准备离开。 我说：“我无论如何都要见阿德勒。” “我告诉您，阿德勒博士从来不在星期天会客！”绅士大叫着，就像是站在暴风雨中命令士兵一样。 我坚定地说：“但是我有重要的事情。” “您哪怕是有再重要十倍的事情也不行，知道吗？即便您带来了你们沙皇被刺杀或者是你们那里又发生革命的消息都不行，听见了吗？这些理由都不允许你去打扰博士在星期天的休息。”这位绅士的吼声像雷鸣一般，让我很惊讶。他就是编辑部中最令人恐怖的人物弗里茨·奥斯特利茨。正如雨果所说的：他的声音就像是暴风雨一般。 我还是觉得他在胡说。星期天的休息不可能高于革命的需要。我决定不放弃，我必须到苏黎世去，《火星报》编辑部还在那里等着我呢。再者，我是从西伯利亚逃出来的，这也不是一件小事情。我站在楼梯底下拦住这位绅士，终于如愿以偿了。奥斯特利茨告诉了我阿德勒的地址。我在刚才那位向导的带领下动身去阿德勒的家中找他。 出来见我的人中等身材，微微有点驼背，眼睛有些红肿，看上去显得疲惫不堪。当时，维也纳正在进行地方自治选举，阿德勒前一天晚上还出席了几次会议并发表了演讲，深夜还写了一些文章和宣言。当然，这些都是我在一刻钟以后从他的儿媳妇那里了解到的。 “博士，请您原谅我星期天来打扰您的休息……” “接着说，接着说，”他面色冷峻但语调并不吓人，而是鼓励我往下说。他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里都透着智慧。 “我是俄国……” “你不用跟我说这个，这一点我已经看出来了。” 我给他讲了刚在编辑部门口发生的事情，他很快地看了我一眼。 “是这样吗？他们真是这么说的吗？这会是谁呢？高个子，还大喊大叫？那肯定是奥斯特利茨。您说他大喊大叫？那肯定是他。您别往心里去。如果您从俄罗斯带来革命的消息，就是深夜来按我的门铃也是没问题的。卡佳，卡佳！”他叫起来。他的俄国儿媳妇走了进来。“现在您说话就更方便些了。”说着他就走开了。 就这样，我后面的旅程就有保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