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九章 第一次被流放 几条驳船满载囚徒和看守沿勒拿河缓缓地顺流而下。到了晚上天气很冷，我们身上裹着的皮袄在早上会有一层薄薄的白霜。沿途每到一个预定的村庄，就会有一两个囚徒被押进去。我记得好像是坐船走了三个星期才到乌斯基库特村。我和在尼古拉耶夫时的亲密战友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一起被流放到这里。她是南俄工人协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她把全部的热情都投入到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事业中，毫无私心杂念，这为她赢得了很高的威望。共同的事业使我们走到了一起。为了不会在流放中被分开，我们在莫斯科羁押解送监狱的时候结了婚。 乌斯基库特村有一百来栋农舍。我们被安排在村子最边上的一栋农舍里。周围森林环绕，往下游去是勒拿河，沿着河岸再向北走有金矿。金子的光亮曾经照耀了整个勒拿河流域，乌斯基库特村也见证了早年的那段伴随着放纵淫乐、尔虞我诈、盗匪横行的繁荣时期，但是到我们去那里的时候这一切已经归于沉寂了，当然酗酒无度的风气保留了下来。我们住的那家的主人就是一对嗜酒如命的家伙。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生活黯淡无光、毫无生气。晚上蟑螂成群，肆无忌惮地爬到桌子上、床上甚至人的脸上，发出令人厌恶的的声音。我们经常冒着零下30度的严寒搬到屋子外面住上一两天，并敞着房门。而夏天的蚊子更加可怕，有一头在森林里迷路的母牛竟被蚊子咬死了。当地农民为了防止被蚊子叮咬，在头上套着涂了柏油的马鬃网。到了春秋季节，村庄就会陷于一片泥泞之中。但是这里的自然环境很优美，只是在那个年月我对此却毫无兴趣，因为我不会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欣赏美景上。周围森林环抱、旁边大河奔流，而我对这些却从未留意。我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和处理事务上。我一边研究马克思的著作，一边忙着驱赶书页中的蟑螂。 勒拿河是流放犯人的重要水路。流放期满的犯人仍然要从勒拿河上回南方去。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而发展起来的各流放点之间的联系几乎从未中断过。流放犯们交换书信，其中有的信像学术论文那么长。在伊尔库斯克省长管辖下的流放区内，流放者想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很容易得到批准。我和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向东迁移250俄里，搬到伊利姆河流域，那里住着我的一个朋友。在那里，我曾经为一个百万富翁做过办事员，只是时间并不长。在有比利时和荷兰那么大的一块土地上遍布着他的小麦仓库、商店和酒馆。他有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手下有几千名被他称为“我的通古斯小子”的通古斯人。他不会签自己的名字，就用画十字来代替。他一整年都过着悭吝的生活，然后到下诺夫哥罗德的集市上纵情声色，挥霍掉几万卢布。我在他那里干了一个半月，直到有一天我把一俄磅红丹写成一普特，并且把这张奇怪的账单寄到了远方的一个店铺那里。我声名扫地，只好辞职，我们返回到乌斯基库特。当时正是严冬，气温只有零下44度。车夫只好不断用手套拍打掉马身上的冰霜。我怀里抱着只有10个月大的女儿，我们把她裹得严严实实，在她头上套着一个皮筒用来呼吸。们每停下一次，就担心地掀开襁褓看看她。还好路上没有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们在乌斯基库特村并没有呆多长时间，几个月后我们就得到省长的批准，迁到比较靠南的维尔霍勒恩斯克，那里有我们的朋友。老民粹派成了流放者中的贵族，他们在长期的流放生活中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安顿了下来。而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形成了另外一个阶层。在我流放的时候，有一些参加罢工的工人也被误抓而流放到这里，他们多半没什么文化，流放成了他们学习政治和文化知识的重要课堂。思想上的分歧导致了在不同派别之间的激烈争论，这在流放地是很常见的。私人之间的恩怨，尤其是由那些浪漫生活引发的冲突，往往带来悲剧性的结果，甚至引起一些自杀事件的发生。在维尔霍勒恩斯克，我们曾经轮流守护一个基辅来的大学生。我曾无意间在他的桌子上发现了一些闪亮的金属碎屑，后来才知道他是在用铅制造猎枪的子弹。我们稍不留意，他就趁机把枪口抵住胸口，用脚趾扣动扳机自杀了。我们默默地在山上埋葬了他。当时我们认为，致悼词是做作，因此就没有那么做。在所有较大的流放区内都有自杀者的坟墓。有些流放者被环境同化了，尤其是在城市中，而另有一些人则酗酒沉沦。流放和坐牢的时候一样，只能通过忘我的工作来拯救自我。应该指出的是，几乎只有马克思主义者在进行理论工作。 那几年就是在勒拿河这条水道上，我结识了捷尔任斯基、乌里茨基和其他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年轻革命者。我们热切地等待着每一批新的流放者的到来。一个温暖的春夜我们坐在勒拿河畔的篝火旁，捷尔任斯基用波兰语为我们朗诵他写的一首长诗。他长相英俊，嗓音清脆，但是诗却写得一般。他的一生就是一首最壮美的诗篇。 我到乌斯基库特不久，就开始给伊尔库斯克的《东方评论》报撰写文章。这是一个合法的地方性报纸，是由老民粹派的流放者创办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偶尔也会参与其中。我从农村通讯开始写起，曾经焦急地等待第一篇文章的发表。在编辑部的鼓励下，我开始写文学评论和政论文。我翻开意大利文字典给自己取笔名，一眼就看到“解毒剂”这个单词。在后来好几年的时间里我的文章都用安季特·奥托来署名。我跟朋友们开玩笑说，我想把马克思主义的解毒剂注射到他们的合法报纸里去。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不久报社把我的稿酬从每行两戈比提高到了每行四戈比，这充分说明我的成功。我写农民问题，剖析俄国的经典作品，评沦易卜生、霍普特曼和尼采、莫泊桑和爱斯托尼、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和高尔基的作品。我彻夜写作，探寻有价值的思想，对稿子反复推敲字斟句酌。我成了一名作家。 1896年的时候我还试图抵制革命思想，到1897年当我已经开始从事革命工作的时候我仍然继续抵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这期间我走了不少弯路。到我被流放之前，马克思主才彻底成为我的世界观的基础和思维方法。现在，在流放中我尽量以这种新的方法去思考所谓“永恒”的人生主题，例如爱情、死亡、友谊、乐观、悲观等。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的爱、憎和希望是各不相同的。如同树通过根从土壤中吸收养分来供给自己的花朵和果实一样，个人也是通过社会的经济基础汲取营养来培育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哪怕是“最崇高的”思想也是如此。那个时期我写的文学评论几乎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展开的。不久前这些章结集出版了。今天，如果让我再写这些文章的话，我可能不会那样写，但我不会改变这些文章的主旨。 当时，俄国的正统的或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正处在极度困境中。我从实践经验中看出，新的社会是何等迫切地需要为自己用理论的布料缝制一身思想的外衣，尽管这些布匹完全是为另外的目的织就的。19世纪90年代之前的俄国知识分子还沉湎于民粹派的理论，这种理论拒斥资本主义，把农村的制度理想化。但是，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地叩开了知识分子们的家门，许诺给他们巨大的物质利益，并让他们担当它的重要政治角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这把理论利刃来割断把他们与昏暗的过去联系在一起的民粹派的脐带。因此，马克思主义思想在19世纪最后的几年里得到了迅速的传播。但是就在马克思主义完成这个任务之后不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开始排斥它了。辩证法能够证明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优越性，但是当资本主义开始丧失其革命性的时候，辩证法就成为资本主义知识分子的障碍并要废除它了。在世纪之交，也就是在我坐牢和被流放的几年，俄国知识分子普遍经历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大批判。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为资本主义历史的辩护，却拒绝它对资本主义的革命的否定。就这样，原来的革命的无政府主义民粹派知识分子变成了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欧洲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不管其实质是什么，在俄国都有了广阔的市场。可以说，爱德华·伯恩施坦从社会主义变成自由主义一个著名向导就是最好的证明。规范哲学越来越无耻地排挤唯物辩证法。处于形成阶段的资产阶级思想需要严格的规范以对抗暴戾的专制官僚，同时也要压制群众猛烈的革命运动。康德推翻了黑格尔，但他自己也很快就站不住脚了。俄国的自由主义出现得较晚，它从形成的那天起就坐在了火山口上。绝对命令给它们的保护太过抽象、太不可靠，它们需要更为有效的反对革命群众的手段。先验唯心主义者成了东正教的信徒。政治经济学教授布尔加科夫从在农业经济领域修正马克思主义开始，后来变成了一个唯心主义者，最后穿上法袍当了一名牧师，这仅仅是几年之间的事情。 在20世纪最初的几年，俄国就像一个各种社会思想的实验室。我通过对共济会的研究，明白了思想在历史进程中的推动作用。“思想不会从天而降”。我常常重复老拉布里奥拉的这句话。现在的事情已经与纯科学的兴趣无关，而涉及政治道路的选择。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修正有助于我和许多年轻的革命者集中精力改进我们手中的武器。我们需要马克思，不仅是因为要与对我们影响不大的民粹派决裂，更重要的是为了在资本主义的本土上与资本主义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我们不仅在理论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都得到了锻炼。我们成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者。 正是在这个阶段，我们与左派展开了论战。在北方流放区的一个好像叫做维柳伊斯克的地方，有一个著名的流放者马哈伊斯基。最初他批评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路线，他的第一本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的小册子在流放区颇受欢迎。他的第二本小册子批判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它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职业知识分子剥削工人的基础上的社会制度。他的第三本小册子提倡无政府一工团主义，却否定政治斗争。马哈伊斯基的这些著作在接连几个月的时间里都成了勒拿河流域流放者们关注的焦点。它们给我打了一剂非常有效的反对无政府主义的预防针。无政府主义理论上看似有否定一切的威势，实际上是外强中干、毫无用处的东西。 我第一次遇到无政府主义者是在莫斯科羁押解送监狱的时候。他是一个叫卢津的乡村教师，生性孤僻乖戾、寡言少语，，他在监狱里的时候最爱听刑事犯讲谋杀和抢劫的故事。他从不参加理论讨论。一次，我让他告诉我自治社会怎么管理铁路，他不得不回答：“在无政府社会，我们不需要坐火车。”这是他惟一参加的一次理论讨论，对他的这个回答我也无话可说。卢津想要拉拢工人们，我们就暗地里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一起被押到西伯利亚。春天勒拿河涨水的时候，卢津想驾船到对岸去。他醉醺醺地向我发出了挑战，我同意跟他一起过河。泛滥的河流上漂着木头和动物的尸体，还有很多漩涡。我们虽然有些惊慌，但终归还是顺利地渡过去了。卢津阴郁地对我说了一句“好同志”之类的话表示称赞。自此我们的关系有所改善。可是不久以后，他就被流放到更北边的地方去了。几个月以后有消息传来，说他用刀子刺伤了当地警察局的局长。这个局长人倒是不坏，也没受什么重伤。在审判的时候，卢津声称他与这位局长素无恩怨，只是想借此来反对国家的专制制度。他被判处服苦役。 那个时候，在地处偏远、终年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流放营地，犯人们热烈争论着诸如俄国农民的分化、英国的工会、绝对命令与阶级利益的关系、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类的问题。与此同时，政府的意识形态斗争也在进行着。1901年2月，列夫·托尔斯泰被东正教圣教理事会开除教籍。这一饬令被登载在所有的报纸上。托尔斯泰被控有六条罪状：(1)他否认神圣的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存在；(2)他否认基督死而复活；(3)他否认圣母圣灵怀胎和贞洁；(4)他不承认阴间与阳世的因果轮回；(5)他否认圣灵恩典；(6)他亵渎圣餐仪式。那些道貌岸然的大主教们、波别多诺斯采夫之流还有那些受到他们蛊惑的国家栋梁们把革命者当做罪犯或者狂热的疯子，而他们却自居为立足于全人类历史经验的清醒思想的代表，要求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去信仰什么圣灵怀胎和圣灵通过圣餐转化为圣体之类的鬼话。我们仔细研究了托尔斯泰和他所谓的异端邪说，觉得十分惊奇。我们对自己说，不，立足于全人类经验的是我们，代表未来的也是我们，那些达官显贵们不仅是罪犯，还是疯子，同时我们绝对有信心打败那些疯子。 旧政权这所大厦已经全面动摇了。大学生们仍然在担当斗争的先锋，但是他们却采取了恐怖主义的活动方式。在发生了卡尔波维奇和巴尔马绍夫行刺事件之后，整个流放地都被震动了，流放者们好像听到了冲锋的号角。人们就是否应该采取恐怖手段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在个别人动摇之后，流放者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致决定反对恐怖主义。我们宣称，化学炸弹代替不了群众运动。不唤起工人阶级而只是单枪匹马地冒险只能导致无谓的牺牲。我们的任务不是去行刺沙皇的部长们，而是推翻沙皇统治。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的区别之所在。如果监狱期间对我来说是一个理论形成时期的话，那么流放阶段则是我在政治上走向自决的时期。 我的生活就这样过了两年，彼得堡、莫斯科和华沙大桥下的河流也这样日夜不停地流淌着。运动开始由地下转到城市的街头。有些州的农民们开始行动起来了。西伯利亚铁路沿线也出现了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他们与我取得了联系。我为他们撰写宣言和传单，这样在中断了三年之后我重新开始了积极的斗争。 流放者们不想再呆在这里了，逃亡事件像流感一样迅速蔓延开来。我们不得不定下逃跑的顺序。几乎每个村子里都有白幼深受革命先辈影响的农民，他们秘密地用小船、大车和雪橇把政治犯们辗转送出西伯利亚。其实西伯利亚的警察也和我们一样无能为力。这里广阔的空间对逃亡者有利。逃亡者虽然很难被抓住，但是他们掉到河里淹死或者在森林里冻死的可能性也不小。 迅猛展开的革命运动还停留在各自为政的阶段，每个地区和城市都开展自己的斗争。在统一行动方面沙皇制度有着巨大的优势。许多革命者都开始意识到必须成立统一的政党。我专门写了一篇有关这个问题的论文，它的抄本在各流放区广泛流传，并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我们原以为国内外的同志们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但事实上他们不但思考了这个问题，而且已经行动起来了。1902年夏天，我从伊尔库斯克弄到了几本书，书的封皮里面藏着用极薄的纸印刷的来自国外的最新出版物。我们由此知道在国外有一份马克思主义的报纸《火星报》，其宗旨是建立一个严守铁的纪律的职业革命家的统一组织。列宁在日内瓦出版的《怎么办？》一书也传到这里，全书都是在论述这个问题。面对伟大的新任务，我觉得我的专题论文、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以及为社会民主党西伯利亚同盟写的宣言实在是太微不足道和浅薄了。我应该逃出这里，寻找新的活动领域。 当时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小女儿还不到四个月大。西伯利亚的生活十分严酷，我的逃走将给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增加沉重的负担。但是她只用一个词：“必须”来回答我。在她看来，革命的使命高于一切。当我们认识到我们面临着新的更伟大的历史使命的时候，她首先想到让我逃跑。她打消了让我逃跑的一切顾虑。我逃跑后的最初几天，她成功地瞒过了警察。我在流亡国外期间很难得和她通信。后来她第二次被流放了，再后来我们只是偶然见过几次。生活使我们分开了，可我们之间思想上的联系和友谊却是永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