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一次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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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第一次坐牢

　　1898年1月的大搜捕中，我不是在尼古拉耶夫被捕的，而是在什维戈夫斯基做园丁的大地主索科夫尼克的农庄里。在从亚诺夫卡返回尼古拉耶夫的途中，我带着一大包的手稿、图画、信件和其他资料顺路去看他。什维戈夫斯基在深夜把这包危险品藏在地窖的白菜堆里。第二天凌晨他起身去种树之前再把这包东西取出来给我，让我继续工作。这时宪兵突然出现了。什维戈夫斯基在过道上灵机一动，把它扔到水桶后面。当女管家在宪兵的监视下给我们做饭时，什维戈夫斯基趁机低声告诉她把包拿走并藏好。这位老妇人觉得没有再比把它埋在果园的雪堆里更安全的了。我们坚信这些证据不会落到敌人的手里。春天到了，积雪融化了，雪水泡胀了的包被新长出的小草遮住了。到了夏天我们还在监狱里。一个工人在果园里除草，他的两个孩子在旁边玩耍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包，并交给他。这个工人急忙把包交给主人。地主十分害怕，把它交给了尼古拉耶夫的宪兵上校。手稿的笔迹成了我们的罪证。
　　尼古拉耶夫的旧监狱里没有适合关政治犯的牢房，特别是在犯人多的情况下。我和一个名叫亚维奇的年轻的装订工人关在一起。这间牢房很大，可以容纳30个犯人，里面没有家具，只有一个似着不着的炉子。牢房的门上挖了一个方形的洞，外面的走廊是敞开的，和院子连在一起。当时正是一月份，天寒地冻。晚上我们睡在铺着草垫的地板上，早晨六点草垫就被收走了。起床穿衣服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和亚维奇就穿着大衣和套鞋、戴着帽子坐在地上，紧靠着坐在不太暖和的炉子旁边打盹，就这样呆上两个小时，这是我们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我们没有被叫去审讯。为了取暖，我们在牢房里走来走去，有时候聊聊过去、憧憬未来。我给亚维奇讲一些科学知识。
　　这样过了三个星期。后来发生了变化，我被带到狱长的办公室，然后由两个身材高大的宪兵骑着马把我押解到赫尔松监狱。这个监狱更加破旧。牢房里宽敞，但是带有铁栅栏的窗洞很小，而且堵得严严实实，几乎透不进什么光线。我被完全隔离了，不能放风，也看不到隔壁的人。为过冬而被遮起来的窗洞里什么都看不见。我没有收到过外面送来的东西。我没有茶叶，也没有糖。每天只在午饭的时候给我一点稀菜汤，早上和晚上就只有撒了盐的黑面包。我常常为了把晚饭留到早上而做思想斗争，可一到晚上就撑不住了，怎么也省不下来。我恨自己早上吃得太多了。我没有可换洗的衣服，一套衣服穿了二个月。我没有肥皂，牢房里的寄生虫恨不得要把我活生生地吃掉。我给自己规定了一项任务，就是每天沿着牢房的对角线走1111步。当时我18岁。我一生中虽然在20来个监狱呆过，但那一次的孤独寂寞是最难熬的。我没有书本和纸笔。牢房里不通风，我从副看守长进来时脸上的怪相就知道这里的空气到底怎么样。我吃完一块黑面包，就会一边沿着对角线走一边作诗。我把民粹派的《棍棒歌》改编成无产阶级的《机器歌》，还写过一首无产阶级科马林舞曲。这些并不出色的歌曲后来却广泛地流传开了，它们甚至在今天还被收入歌曲集。有时，我实在耐不住孤寂，就穿着破烂的鞋子再走上1111步。
　　当我在监狱里快呆满三个月，那里的面包、干草垫和虱子像白天黑夜一样成为我生活的组成部分的时候，看守趁着晚上给我拿来一堆像是从童话世界带来的东西：干净的衬衣、毛毯、枕头、白面包、茶叶、糖、火腿、罐头、苹果还有光鲜的大橙子！就是31年后的今天，我在列举这些东西时仍然很兴奋，还责怪自己把一罐果酱、肥皂和梳子给忘记说了。副看守长说：“这是您母亲给您送来的。”尽管我那时还不懂得揣摩人心，但是从他的语调里马上就明白他肯定是收了贿赂了。
　　不久之后，我就被用船押解到了敖德萨惟一的一所监狱里，这所监狱是几年前采用最新技术建造的。我被关进一个单人牢房。在蹲过尼古拉耶夫和赫尔松的监狱之后，我觉得敖德萨监狱的条件实在是太好了。犯人们之间可以敲墙、传纸条、“打电话”(就是通过窗洞互相喊话)，这些互通信息的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我敲着墙把在赫尔松监狱写的诗传给隔壁的人，他们会告诉我一些消息。我成功地通过窗洞从什维戈夫斯基那里了解到我的那包文件被发现的消息，这使我顺利地破坏了德列姆留格中校的劝降计划。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我们还没有像几年后那样拒绝供认。
　　经过春季的全国大搜捕后，监狱里都人满为患了。1898年3月1日当我还关在赫尔松监狱的时候，社会民主工党在明斯克举行了成立大会，共有九人出席，但它立刻就被大逮捕的浪潮给淹没了。几个月以后这次大会就没人提起了，然而会议对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影响。大会宣言是这样描述政治斗争的前景的：“在欧洲，越往东资产阶级在政治关系中就越胆怯和卑鄙，因此无产阶级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任务就越艰巨。”颇具历史讽刺意味的是，宣言的作者竟然是臭名昭著的彼得·司徒卢威，他后来做了自由派的头目，再后来就变成了教会和君主反动派的走狗。
　　我到敖德萨监狱的最初几个月没有收到过外面送来的书，只能在监狱的图书馆里寻找安慰，而那里只有一些保守的历史和宗教方面的陈旧杂志。我如饥似渴地研究这些东西，从中了解到了古今各种宗教的门派和教别，明白了东正教的所有优点，找到了反对天主教、新教、托尔斯泰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最重要的论据。《东正教评论》杂志上有这么一段话：“基督教意识喜欢真正的科学，其中也包括自然科学在内，因为科学是信仰的近亲。”关于巴兰的驴子与先知的辩论，自然科学也不能驳斥这个奇迹：“要知道，会说话的鹦鹉和金丝雀都是存在的。”尼卡诺尔大主教的这个论据让我想了好几天，有时候在梦里都来纠缠我。这里还有对魔鬼、撤旦及地狱的研究，是长久以来荒诞不经说法的集大成者，使我这个年轻的理性主义者惊讶不已。关于天国、天国的内部构造以及它存在的地方的详细探究，他总是悲观地得出结论：“天国到底在何处，我们并不能确切地知道。”我在吃饭、喝茶甚至散步时候都不断地重复这句话。在地图上也没有标出极乐世界的位置。我一有机会就和宪兵头目米克林争论神学问题。这个贪婪、奸诈、狠毒的人却虔诚地信仰上帝并熟读圣经。他就是在带着钥匙丁当做响地跑上铁梯时还要哼着赞美诗。他告诫我说：“就是因为一个词，就是因为一个词说错了，把异教徒阿里亚巴圣母说成了基督之母，他的肚子就爆了。”“那怎么现在那些异教徒的肚子还是好好的呢？”“现在……现在时代不同了嘛。”他气呼呼地说。
　　姐姐从乡下来监狱里探望我，给我带来了四个版本的外文圣经。我借着中学时学过的德语和法语的知识，把德文、法文圣经一点一点地读完了，然后对照着把英文和意大利文的圣经也读了。几个月内我的外语水平大大提高。说实在的，我的语言天赋很一般，我虽然曾经在欧洲的许多国家生活过很长时间，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掌握一门外语。
　　犯人在与亲人会面的时候被关在狭小的木头笼子里，与探视者中间隔着两道栅栏。父亲第一次来看我时以为我一直被关在那么小的笼子里，伤心得说不出话来。他在回答我的问话时惨白的嘴唇只是无声地颤抖着。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当时的样子。母亲事先已有了心理准备，所以显得比较平静些。
　　外界发生的重大事情零零碎碎地传到我们这里。南部非洲的战局对我们没什么触动，因为我们还只是视野狭窄的乡下人。而我们对英国人和布尔人之间的斗争，也是从大资本必然战胜小资本的角度解释的。颇具影响的德雷福斯案因其戏剧性而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有一天我们听到一点风声，传言法国发生了政变，君主政体复辟了，我们认为这件事情太可耻了。看守们害怕地在走廊和铁梯上跑来跑去，想阻止我们的敲门和叫喊。他们以为我们是因为午饭馊了而表示抗议呢。他们错了，其实这是政治犯们在监狱里发出的对法国君主政体复辟的抗议。
　　神学杂志上刊登的关于共济会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思索着，这项运动是怎么产生的呢？马克思主义怎么看待它呢？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怀疑历史唯物论，坚持至今在社会科学领域仍十分流行的多种历史因素决定论。人们把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称为多种因素，认为它们具有超社会性，而人的社会活动则是这些独立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这些因素是如何产生的，也就是说它们从原始社会进化而来的历史条件是什么？正统的折衷主义在这一问题上停滞不前。我在牢房里激动地阅读了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两篇著名论文的法译本。拉布里奥拉是早期意大利黑格尔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和少数拉丁语作家一样坚持唯物辩证法，即便不是在他不熟悉的政治领域，也是在他熟知的历史哲学领域也如此。他那有点夸张的文字里蕴涵着深刻的哲理。他彻底否决了一直被人们看做是凌驾于奥林匹斯山顶并主宰人类命运的多种历史因素决定论。虽然我是在30年以前读这两篇文章的，但是他的观点和多次出现的名言“思想不会从天而降”一直铭刻在我的记忆中。在我看来，后来的俄国多种因素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拉夫罗夫、米海洛夫斯基、卡列耶夫的理论都很苍白无力。我也不能理解，那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怎么会对德国教授施塔姆勒所著的《经济学与法学》推崇有加。这本书像很多其他的同类著作一样，不过是企图把从阿米巴到我们、从我们到永远的自然史和人类历史归结到一个封闭的永恒范畴中，而这个范畴只不过是学究们脑海中的幻想罢了。
　　就是在这个阶段我开始对共济会产生兴趣。在几个月内，我废寝忘食地阅读了许多亲戚朋友们从城里送来的关于共济会历史的书籍。为什么在17世纪的最初25年里，商人、艺术家，银行家、官员和律师自称是建筑业行会会员而主张恢复中世纪的行会制呢？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伪装呢？我渐渐想明白了。古老的行会不仅仅是生产组织，还是道德和生活组织，它控制了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建筑行业中半工匠半艺人的行会。行会的衰落标志着刚刚走出中世纪的社会的道德危机。新道德的形成要比旧道德的解体缓慢得多。因而我们发现历史上经常会出现的这样的现象：当旧的道德规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例如工业行会——崩溃后，人们还会遵守旧的道德规范。由此，生产上的共济会变成了理论上的共济会，但是人们常常力图保持的旧道德形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意义。在共济会的某些支派，例如苏格兰支派，封建反动势力占了上风。18世纪共济会成为启蒙运动的很好形式，其中革命先锋“开明派”在革命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的左派演变成了烧炭党。路易十六和发明了使他丧命的断头台的吉约坦医生都是共济会的成员。南部德国的共济会体现了鲜明的革命性，但在叶卡捷琳娜的皇宫中，共济会成为虚伪的贵族和官僚统治集团的代名词。共济会成员诺维科夫被同为共济会成员的女皇流放到西伯利亚。
　　现在，在这个廉价成衣充斥的时代，没有人会穿祖父辈的长袍，可是长袍和钟形裙依然在人们的思想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即使思想像祖母留下的枕头和毯子一样已经发出了异味，却还是代代相传，甚至是观念已经被迫转变的人也仍然坚持旧形式。生产领域的技术变革要比思想领域的变革广泛和深刻得多，思想领域宁可修修补补也不会把一切都推倒重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法国小资产阶级的议员们找不到好的方法来缔造人们之间的新的道德纽带，以抵制瓦解新的社会关系的旧势力。他们自己也不想从根本上重建大楼，而只是系着白色围裙、带着圆规和铅锤钻到早已建好的议会大厦和内阁大楼里去修修补补。
　　因为监狱里发笔记本时必须把旧的交上去，所以我就想法找了一本有一千页的笔记本。我用很小的字把书上的许多精华部分摘抄下来，其中夹杂了我对共济会和唯物史观的想法，这用了大概一年的时间。我对一些章节进行修改和补充，抄在我暗地里弄到的笔记本上，以便让监狱里的其他难友传阅。为此，我们建立了一套复杂的系统，我们当时称它为“电话”。如果接收人和我的牢房离得近，他就用绳子的一头拴上一件重东西，握住另一头，尽量把手伸到窗外把它抡起来并抛向我的窗口。我们事先通过敲墙的办法约好时间，我把地板刷伸到窗外，等够到那个重物时就把刷子收回来，然后把文稿绑到绳子上。假如接收人离我远，就得通过几个中间人来传送，这样当然就比较麻烦了。
　　我在敖德萨监狱呆的最后一段时间，宪兵上士乌索夫检查并签字的那本厚厚的笔记成为我的历史和哲学知识的宝库。我不知道这个文稿能不能按照当时写就的那样出版。我在这个时期获得了有关各个领域、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大量知识，我担心在我的第一本书里会讲得太多，但是我想它的基本观点和结论是正确的。我当时感觉自己已经站稳了脚跟，并且这种感觉随着工作的进展而不断增强。现在如果能找到那个笔记本，我愿意付出很高的代价。在流放途中我一直带着那个本子，虽然我当时已经不再研究共济会的问题了，而转向马克思的经济学。在我逃亡国外之后，1903年，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从流放地，托去巴黎看望我的父母把那个笔记本带给我。在我离开日内瓦秘密回国的时候，这个笔记本和我的其他一小部分材料作为《火星报》档案的一部分一起留在了日内瓦，结果在那里丢失了。我第二次从西伯利亚逃到国外时曾想把它找回来，可是没有结果。我想，它已经被保管档案的瑞士旅馆的女店主拿去生炉子用了，或者是干了其他什么事情了。我不能不谴责这位可敬的夫人两句。
　　我在狱中研究共济会的时候手头资料有限，但这种情况反倒使我受益匪浅。当时我还没有读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文献。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文章具有哲学抨击性。写这些文章必须具备丰富的知识，这是我所不具备的，我只好去揣测它。在读完拉布里奥拉的那些论文后，我的脑子里形成了很多假设。对共济会的研究可以检验我的这些假设。我并没有发现任何新的东西，只得出了人们早就得出并应用到实践中的一些方法论性质的结论，然而，这些结论基本上都是我自己逐渐摸索出来的，我想这对我日后整个思想的发展是有价值的。后来，我在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梅林的著作中，找到了我在狱中所做的那些尚未检验和论证的假设以及推测的依据。我没有很快地、机械地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也没有把辩证法就看成是抽象的定义，而是把它们作为我试图在历史进程中努力寻找的那股鲜活的动力之源。
　　革命的浪潮在俄国又开始发展起来了。历史辩证法在各个领域发挥着巨大的实践指导意义。学生运动发展为示威游行，哥萨克鞭打学生，自由派因为子女受到虐待而心怀不满。社会民主党日益强大，和工人运动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革命不再只是知识分子的任务，被逮捕的工人日益增多。监狱里人满为患，但是气氛反倒是更轻松了。到第二年年底，南俄工人协会的案子判决了，四名主犯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四年。因此我们不得不到莫斯科羁押解送监狱关上半年，这段时间为我提供了研究理论的大好时机。在这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列宁的名字，并且仔细研究了他新出版的有关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著作。我还写了一本总结尼古拉耶夫工人运动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很快就在日内瓦出版了。夏天，我们被带出了莫斯科羁押解送监狱，之后又在沿途的许多监狱呆过。我们到达流放地的时候已经是1900年的秋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