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七章 我的第一个革命组织 1896年的秋天，我总算是又回了一次家，但这一次只能算是与家庭暂时的和解。父亲希望我成为工程师，而我在研究对自己有着强大的吸引力的纯数学或者投身革命事业这两种想法之间犹疑不定。在家里，只要一谈到这个问题，就会引发一场激烈的冲突。大家都很担忧，所有的人都感到难受，姐姐还暗地里流泪，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的一个舅舅来亚诺夫卡乡下做客，他是敖德萨一家工厂的厂主和工程师，他让我到他那儿去住一段时间。这倒不失为一个暂时摆脱僵局的好办法。就这样，我在舅舅那里住了几周，我们经常争论利润和剩余价值问题，但是舅舅对于牟取利润可比解释利润在行多了。报考数学系的事情被拖延下来，我留在敖德萨继续寻找。寻找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在寻找自我。我偶然结识了几位工人，弄到一些最新的非法出版物，在外边讲课，秘密地给技校高年级学生作报告，并和马克思主义者们论战，当时我还没有打算在他们面前做出让步。在秋天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乘汽船离开敖德萨回到尼古拉耶夫，又住到了什维戈夫斯基的那个园子里。 于是，一切又都恢复了从前的样子。我们围绕最新的激进杂志展开讨论，就达尔文主义进行辩论，漫无目的地准备和等待。促使我开始进行革命宣传的直接推动力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动力源自内心。我接触到的那些知识分子都没有做过真正的革命工作。我们意识到我们闲暇时的高谈阔论和革命组织之间有着一条明显的界限。我们深知要与工人建立联系需要严格保密。我们提到“保密”这个词时会很严肃，带着几分敬畏甚至觉得有些神秘。我们毫不怀疑，我们最终将一定会从清谈转向秘密的革命工作。但是谁也不清楚，什么时候怎么去做这个工作。我们总会以这事还需要准备为理由来拖延，但是这个理由其实是靠不住的。 显然，气氛发生了一些变化，它促使我们走上革命宣传的道路。这种变化不仅发生在尼古拉耶夫，全国范围内都在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彼得堡和莫斯科。1896年，彼得堡爆发了著名的纺织工人大罢工，这使知识分子增强了信心和勇气。看到这股强大力量的觉醒，大学生们变得更加勇敢。在夏天、在圣诞节和复活节的时候会有几十个大学生出现在尼古拉耶夫，他们带来有关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斗争的消息。他们中有些人被学校开除了，这些刚从中学毕业的学生像光荣的战士一样回到家乡。1897年2月，一名女学生韦特罗娃在彼得保罗要塞自焚身亡。这起没有被彻底查明的悲剧使人们受到很大的震动，大学生们掀起了学潮，逮捕和流放更加频繁。 我是从“韦特罗娃事件”开始从事革命工作的。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一天我和公社里最小的成员格里戈里·索科洛夫斯基走在街上。 我说：“我们无论如何都应该行动了。” 索科洛夫斯基回答说：“是应该行动了，但该怎么行动呢？” “是啊，怎么行动？” “应该先去找工人，不用等待任何人，也不用问任何人，找到工人，马上就开始行动。” 索科洛夫斯基说：“我想我可以找一些工人，我认识一个街心花园的看门人，他是圣经会教徒，我这就去找他。” 索科洛夫斯基当天就到街心花园里去找这位圣经会教徒，可是他早不在那了。接替他的是一个女人，她有一个熟人，也是一个宗教信徒。通过他，索科洛夫斯基当天就结识了几名工人，其中有一个电工叫伊万·安德烈耶维奇·穆欣，后来他成为革命组织的领导人。索科洛夫斯基找到人之后兴奋地回来说：“就是这些人，多好的人啊！” 第二天我们五六个人就聚到一家小餐馆里。留声机播放着震耳欲聋的音乐，把我们的谈话声掩盖了，使别人听不到我们的谈话。穆欣身材瘦削、留着胡子，他机警、亲切地眯起左眼盯着我那张没长胡须的脸。他措辞谨慎、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在我们这件事上，福音书只是一把钥匙，我们从宗教人手，然后转到现实生活。几天前，我用豆子做比喻向一个史郭达教派的信徒揭示了所有的真理。” “怎么用豆子？” “很简单。我将一个豆子放在桌子上代表沙皇；在它周围再放上几颗代表部长、主教和将军；再放上一些，代表贵族和商人；在另外一边放上一堆豆子代表普通百姓。然后我问：‘沙皇在哪儿’？他指了指中间那颗；‘部长们在哪儿？’他又指了指周围那些，我就这样问他，他就这样回答我。现在等一会儿，”伊万·安德烈耶维奇说，“一小会儿。”他眯起左眼顿了顿。“这时我用手把这些豆子搅在一起，然后对那个人说：‘现在你告诉我沙皇在哪儿？部长在哪儿？’他回答：‘现在怎么分得清啊？恐怕你自己也分不清了……，‘没错’，我说，‘你分不清了，所以才要把他们搅混’。” 我听着伊万·安德烈耶维奇的话，激动得都要冒汗了。这才是真正的革命宣传，而我们却在那儿自作聪明地又是猜测、又是等待。留声机里播放音乐这只是一种掩护，免得让别人听到我们的谈话，而伊万·安德烈耶维奇用豆子做比喻摧毁阶级结构那才是真正的革命宣传。 穆欣换了一种语调，严肃地看着我说：“关键是怎么把它们混合起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可不是用豆子能做到的了，啊？”现在轮到我回答他的问题了。 从那天起，我们就一头扎入到工作中了。我们没有长者的指引，而且自身的经验也不够多，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到困难和迷茫。在小餐馆里同穆欣谈话时，我们就预料到的所有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在19世纪末，俄国经济生活的中心迅速向东南部转移。一个又一个的大工厂在南方建立起来，其中有两家在尼古拉耶夫。1897年，在尼古拉耶夫有将近8000名产业工人，还有将近2000名手工业工人。这些工人的文化水平和工资水平都比较高，文盲在他们当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在某种程度上，教派在某种程度上把持着革命组织，他们发动了同官方东正教的斗争并获得了胜利。因为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宪兵也就放松了警惕。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要是当局监视严密的话，随便在我们的组织中安插个密探，恐怕我们在最初的几个星期就会被逮捕。我们作为最初的革命者，充分利用了那时候比较宽松的条件。在我们把尼古拉耶夫的工人发动起来以后，宪兵们才警觉起来。 结识穆欣和他的朋友们时，我用的是化名利沃夫。这是我为保密而第一次撒谎，对我来讲太困难了，令我很痛苦，因为我要“欺瞒”一些人，而他们将和我一起投身于伟大的事业。但是，利沃夫这个名字很快就叫开了，我也习惯了这个称呼。 工人们自发地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好像他们早就在工厂里等待这一天到来似的。他们每个人都带来了自己的朋友，有些人甚至带着妻子来了，更有一些老工人把自己的儿子也领来了。不是我们去找工人，而是工人自己来找我们。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领导者没有经验，很快就被我们唤起的这场运动搞晕了。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会产生影响。我们在住所、树林和河边进行秘密演讲和辩论，总会有20到25个甚至更多的人参加集会，其中大多数是熟练工人和工资较高的工人。当时尼古拉耶夫的造船厂已经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工人们对罢工没有兴趣，他们只想追求社会关系的公正。有些人自称是浸礼宗、史郭达派和福音派的信徒，但这些都不是教条主义的教派。工人们摆脱了东正教的束缚，加人浸礼宗只是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步骤。在开始的几个星期里，有些工人在和我们谈话时还会夹杂一些宗教的语言，并且常常把这与基督教初创时期相比。但很快他们就完全抛弃了这些用语，年轻一些的甚至拿这些东西开玩笑。 直到今天，我的脑海中还会生动地浮现出当年几个重要人物的生动形象。戴着圆礼帽的木工科罗特科夫早就与一切形式的神秘主义分道扬镳了，他风趣幽默，喜欢写诗。他总是郑重其事地说：“我是一个理主义者。”他的意思是说他是一个唯理主义者。塔拉斯·萨维利耶维奇是一个年长的福音派信徒，已经有了孙子了，当他不断向我们唠叨早期的基督徒和我们一样进行秘密集会的时候，科罗特科夫就反驳他：“我已经把你的神学这样……”说着他摘下帽子气愤地用力抛到空中，过一会儿，他就到树林里找帽子去了。这件事情发生在树林里的一片空地上。 很多工人受到新思想的鼓舞开始写诗。科罗特科夫写过一首《无产阶级进行曲》，开头是这样的：“我们是先锋，我们是终结的力量。”木匠涅斯捷连科和他的儿子都是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索科洛夫斯卡娅小组的成员。涅斯捷连科用乌克兰语写的马克思颂曾经是我们的合唱曲，但后来他变坏了，与警察勾结，向他们出卖了整个组织。 年轻的苦力叶非莫夫有一头淡褐色的头发，一双蓝眼睛，身材魁梧，出身于军官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读过不少书。他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我是在一个流浪汉经常吃饭的小铺子里发现他的。叶非莫夫在码头当搬运工，烟酒不沾，为人谦恭，办事谨慎。别看他才21岁，但他的心里好像有隐情，这使得他总是郁郁寡欢。很快，他就告诉我说，他认识民粹派一个秘密组织的成员，并建议要帮我们引见这些人。我、穆欣和叶非莫夫坐在嘈杂的“俄罗斯”餐馆边喝茶边听着留声机中播放的震耳欲聋的音乐，在那里等待着。终于，叶非莫夫使眼色让我们看一个留着小胡子、又高又胖的人，向我们示意“就是那个人”。那个人独自坐在一张小桌旁喝了很长时间的茶，然后站起来穿上外套，习惯性地对着圣像画了个十字。穆欣轻声赞叹说：“你们看，民意党人就是这样！”“民意党人”对叶非莫夫咕哝了几句话，并不想见我们。这件事到现在都是一谜团。不久以后，叶非莫夫打开煤气自杀了。这位蓝眼睛的大汉或许只是某个密探手中的工具或者情况更糟…… 穆欣是一个电工，他在住处装了一套复杂的警报系统，以防警察搜捕。当时他只有27岁，得了肺结核病，有时会咳得出血。他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实际工作经验，在我看来他就像老者一样有着无穷的智慧。穆欣把毕生献给了革命事业。他开始被流放，后来被关人监狱，接着又被流放。23年后，我们在哈尔科夫召开的乌克兰共产党代表大会上重逢。我们在一个角落里坐了很长时间，回忆过去，相互转告那些在革命初期一起工作的同志随后的命运。穆欣在那次大会上当选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这个职位他是当之无愧的。但是这次会议后不久他就病倒了，再也没有好起来。 穆欣在认识我之后不久就把他的朋友巴边科介绍给我了。巴边科也是一个教派的信徒，自己有一处小房子，院子里种着几棵苹果树。巴边科的脚有点跛，行动迟缓，滴酒不沾，还教给我怎么用苹果代替柠檬冲茶。巴边科曾经和别人一起被捕，坐了很长时间的监狱，后又回到了尼古拉耶夫，但命运将我们彻底分开了。1925年，我偶然在报纸上看到前南俄工人协会成员巴边科住在库班，双脚已经不能动了。我想办法把这位老人送到叶先图基治疗，当时对我来讲做到这一点已经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后来他的两只脚又能走路了，我去疗养院看望他，当时他并不知道托洛茨基就是利沃夫。我们一边喝着苹果茶一边回忆过去的事情。当他后来听说托洛茨基是个“反革命”时，一定会非常吃惊。 有趣的人太多了，这里实在无法一一列举出来。当时有一个长相不错的女青年，她文质彬彬，毕业于造船厂的技工学校。只要领导一开口，她就能够心领神会。到工人中间去做革命宣传工作并不像我们想像得那么困难。我们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这令我们很欣慰。我们从一些关于革命活动的描述中了解到，革命宣传只能争取到为数不多的工人，一个革命者能说服两三个工人就算是不错的成绩了。而我们这里的情况不大相同，似乎有源源不断的工人加人或者愿意加入我们的组织。我们只是缺少领导者，宣传材料也不够用。在领导人中间传来传去的惟一宣传材料是从敖德萨弄来的一本手抄的《共产党宣言》，这个手抄本中有许多遗漏和错误的地方，已经破旧不堪了。 不久以后我们开始自己编写宣传材料，而我的写作生涯也是由此开始的，几乎与我的革命生涯同步。我先写出传单和文章的草稿，然后用印刷体誊写，以便用来印刷。当时我们从来还没想过打字机。为了让没有多少文化的工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看懂我们印出来的这些宣传品，我在用印刷体誊写时做得很认真。这样誊写一页大概要花两个小时，有时我甚至要接连抄写几个星期，连腰都不直一下，只有在开会或小组活动时才会停一下。后来，我听说工厂和车间的工人们竞相传阅并热烈讨论我们这些用紫色墨水印刷的秘密宣传单时，内心觉得很满足。他们想像宣传单的作者肯定是一个神通广大的神秘人物，这个人可以深入到每一个工厂，知道车间里发生的事情，24个小时以后这些事情就会反映在新的传单中。 开始时我们自制胶版，深夜就在家里印传单，还有人在院子里放哨。我们在打开的火炉上准备好煤油和火柴，以便在危急时刻销毁证据。这些都很幼稚，但是当时尼古拉耶夫的宪兵的经验也不比我们丰富多少。后来印刷所转移到一个在车间里干活时不慎弄瞎眼睛的老工人家里。他毫不犹豫地把他的住处给我们用，还平静地笑着说：“对一个瞎子来说，什么地方都是监狱。”渐渐地我们在他家储存了大量的油墨、胶纸和纸张。我们晚上工作。房间十分简陋，房顶矮得都快碰到头顶了，看起来一贫如洗。我们在铁炉上熬好“革命的溶液”，然后把它倒在胶版上。那位失明的工人跑前跑后给我们帮忙，在昏暗的房间里，他行动起来比我们所有的人都轻松。当我把刚刚印好的传单从胶印机上取下来时，一个年轻的男工与另一个青年女工互相望了望，目光中充满敬意。假如那些官僚们用他们那高高在上的目光看到这些在昏暗的房间里围着破旧的胶印机忙碌的年轻人，想着就是这些人图谋推翻他们强大的万世基业，一定会觉得这种图谋简直是太可笑了！然而，就是这种图谋在一代人之间就实现了：从这样的夜晚到1905年只有8年，到1917年还不到30年。 做口头宣传工作对我来说并不像写传单那样令人满意。当时我的知识还不够丰富，而且也不知道怎么恰当地运用这些知识。因此当时我从来就没有做过真正意义上的演讲。只有一次，在树林里集会时，也就是5月1日那天，我不得不说了那么几句。我讲话时感到很窘，话还未出口我就感到自己好像是在胡说八道。但我在小组里的讲话有时候还不错。总的来看，革命工作在积极进行。我建立并发展了与敖德萨间的联系。我常常在傍晚时分到达尼古拉耶夫的码头，花一卢布买一张三等舱的船票，躺在甲板上靠近烟囱的地方，枕着上衣，盖着大衣睡上一觉，第二天早上醒来就到敖德萨了。我在那里办完事，晚上再同样坐船返回尼古拉耶夫，这样在路上就不会浪费时间。我们同敖德萨的联系出乎意料地加强了。我在公共图书馆的门口遇到一位戴眼镜的工人，我们互相望了望就猜到了对方的身份。他叫阿尔波特·波力亚克，是一名排字工，后来成为著名的党中央印刷厂的一个组织者。结识他之后，我们组织的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几天之后，我在尼古拉耶夫拿到一箱国外出版的非法小册子，这些小册子有着漂亮的封面，是一些崭新的宣传手册。我们忍不住一次次地打开箱子欣赏这些宝贝。我们很快就把这些宣传手册散发出去，提高了我们在工人中的威信。 我从与波力亚克的谈话中偶然得知施伦采尔是个老密探，他冒充工程师，老围着我们转。他是一个愚蠢难缠的家伙，戴着佩有徽章的帽子。我们不太信任他，但还是让他知道了一些人和事。我把施伦采尔叫到穆欣的家里，在那里我详细地讲了这个家伙的全部历史，只是没有说出他的名字，使他无可辩驳。我们威胁他，要是他敢出卖我们，就一定会受到严惩。这一招好像有点效果，在随后三个月里没有人来打搅我们。可是我们被捕后，施伦采尔提出了许多可怕的证据来指证我们。 我们将组织命名为“南俄工人协会”，以便吸引其他城市的工人。我按照社会民主党人的精神起草了协会章程。官方企图在各大工厂反对我们的宣传，我们第二天就发布传单予以反击。这场宣传战不仅唤起了工人，也唤醒了很多市民。后来全城都在议论着散发传单的革命者，我们的名字已经家喻户晓。警方还在迟疑着，因为他们不敢相信这些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就是这场斗争的发起者，猜想可能有更老练的流放者在幕后领导我们。这种情况使我们又得到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但是最终，宪兵们还是通过严密追踪搞清楚了我们的情况，小组接二连三地被发现了。我们决定在几周内陆续离开尼古拉耶夫，避开警察的监视。他们让我回到乡下父母家去，让索科洛夫斯卡娅和她弟弟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去，等等。但我们决定，如果遇到大搜捕，我们就不躲起来，让警察逮捕。这样警察就没有把柄对工人们说：“你们的领导人已经抛弃你们了。” 在我出发前，涅斯捷连科要我直接把传单交给他，他约我深夜到墓地见面。当晚月色明朗，地上有很多积雪。墓地的后面很空旷，我在约定的地点找到了涅斯捷连科。我正要把大衣里的一包传单递给他时，墓地墙边突然出现一个身影，从我们身后紧擦着过去，用胳膊肘碰碰涅斯捷连科走了。我非常惊讶地问：“这是谁？”涅斯捷连科望着那个人的背影回答说：“不认识。”当时他已经和警察勾结在一起了，而我没起一点疑心。 1898年1月28日大搜捕开始了，有200多人被捕。警察开始审讯，一个叫做索科洛夫的士兵吓得从监狱的二楼跳了下去，摔成了重伤；另一个被捕的人列万多夫斯基受到宪兵们的百般折磨而发疯了，为此而牺牲的人还不止这些。 一些不是小组成员的人也被误抓了。我们信任的人有的背叛了，有的甚至出卖了我们。而有些不出众的人却坚强不屈。五十来岁的德国人奥古斯特·多恩是一名车工，他只参加过一两次小组活动，却被无缘无故地关了很长时间。他表现得十分英勇。他在狱中经常高声唱一些很快活但有点不太像样的德国小曲子，用生硬的俄语讲笑话，以鼓舞年轻人。我们一起被关在莫斯科流放犯羁押解送监狱里时，多恩总是命令那只茶炊到他身边来，看它不动就接着说：“啊，你不过来？那我多恩只好过去找你了。”这个笑话虽然每天都讲，可我们还是会很高兴地大笑。 尼古拉耶夫的革命组织受到了残酷的打击，但它并没有消失。很快就有人接替了我们的工作。革命者和宪兵们都变得更有经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