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六章 转折 从19世纪中叶开始，俄国的政治以10年为一个发展周期。克里木战争之后的60年代是19世纪一个短暂的启蒙时期。在随后的10年里，知识分子试图从启蒙思想中找到俄国社会现实的出路，它始于“到民间去”这场革命宣传运动，终于恐怖活动。19世纪70年代在历史上是被看做是民意党的年代，这一时代的精英们为恐怖活动献身，而他们的敌人控制住了局面。接下来的80年代是一个颓废、失望、悲观、在宗教和道德上彷徨的年代，但是在反动势力的统治下资本主义力量艰难地发展着。9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和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它们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也就是在1905年革命中达到了高潮。 80年代正教院总监波别多诺斯采夫在时代的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是专制政权和社会停滞不前的化身。自由主义者认为他是一个不懂生活的纯粹的典型官僚。其实不然，波别多诺斯釆夫比自由主义者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了大众生活中深层次的矛盾。他清楚，如果放松专制统治，那么来自下层的反抗就会立刻彻底摧毁社会的上层建筑，这会使波别多诺斯釆夫和自由主义者所依赖的社会道德和精神的支柱轰然倒塌。由此看来，波别多诺斯采夫比自由主义者看得更为深远。假如历史前进的力量要比波别多诺斯采夫这位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的捍卫者所极力维护的拜占庭制度强大得多，这决不是他个人的过错。 在死气沉沉的80年代里，在自由主义者认为一切都沉寂下去的时候，波别多诺斯采夫却能感觉到毁灭性的地震正在脚底下悄悄地酝酿。在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最为平静的几年，他的内心始终忐忑不安。他在给亲信的信中说：“过去和现在都存在危机，将来也会存在。我的心情还是很沉重，因为我时刻都能看到和感觉到时代和人民的变化……与很久以前相比，现在我们好像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一切都在向着原始的混乱状态倒退，而我们处在这种时代漩涡中的人却感到自己无所适从、无能为力。”波别多诺斯采夫活到了1905年，亲眼目睹了他所预言的那场令他心惊胆战的地震的爆发，这场地震的强大的冲击力给那栋老朽建筑的地基和围墙留下了几道深深的裂缝。 1891年俄国农业歉收，饥荒遍地，人们通常把这一年看做是政治转折的一年。在新的10年期间，工人问题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整个欧洲都成为社会的核心问题。190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了爱尔福特纲领；教皇利奥十三世颁布了关于工人状况的通谕；德皇威廉也带有一些社会民主思想，不过他的社会民主思想只是极度的无知与官僚主义的浪漫的混合物。俄国与法国关系的改善保证了资本不断流人俄国。维特被任命为财政部长预示着开始了一个工业保护关税的时代。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延续了令波别多诺斯采夫不安和惧怕的那种“时代精神”。 政治活动开始活跃的态势最先在知识分子中体现出来。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活动日益频繁、更具影响力。沉寂多年的民粹派也开始复苏了。1893年，宣扬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第一次在俄国合法出版，这本书的作者是司徒卢威。我当时只有14岁，这些问题离我还很遥远。 1894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死了。通常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者总是指望从继位者那里得到支持。结果新沙皇把他们一脚踢开，在接见乡绅们时把他们立宪的愿望称为“荒诞的幻想”。这句话被登在了所有的报纸上。可是有人传言，沙皇的演讲稿上本来写的是“无根据的幻想”，可是一激动就说得比原来稿子上的更加粗暴。我当时15岁，毫不犹豫地就站到了“荒诞的幻想者”这一边，而不是沙皇那边。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俄国将通过不断进步逐渐追上先进的欧洲。我当时的政治见解仅此而已。 商业兴隆、民族众多、异彩纷呈的敖德萨在政治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中心城市。当时在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的学校中已经成立了许多社会主义小组，而在敖德萨却没有。1895年恩格斯逝世了，俄国许多城市的大中学生团体都做了秘密报告来悼念恩格斯。那时我已经16岁了，但是我连恩格斯这个名字都没有听说过，还很难说我知道有关马克思的事情，或者说对他也是一无所知。 在学校时，我的政治倾向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朦朦胧胧的反对派。当时学校里根本不谈论革命。我们只是私下里传言，有某个小组在捷克人诺瓦克的私人体操馆集会，有人被捕了，诺瓦克因此而被辞退了，不再担任我们的体操老师，接替他的是一个军官。我通过施宾策尔的家庭接触到的那个圈子的人普遍对现存制度不满，但他们认为这种制度是坚不可摧的，他们最大胆的设想莫过于能在几十年后实现君主立宪。关于亚诺夫卡就更不用说了。我中学毕业回到家里时，父亲立即察觉到了我身上的朦胧的民主主义思想，他反感地说：“你的这些东西再过三百年也实现不了。”他坚持认为，改良的努力不会有任何结果，因此很是替我担忧。1921年，父亲经历了白军和红军带给他的种种危险之后到克里姆林宫来找我，我开着玩笑说：“记得吗？当年您说过沙皇制度还能够存在三百年。”老人狡黠地笑着用乌克兰语回答我：“这回算你说对了……” 19世纪90年代初，托尔斯泰思想在知识分子中间已经消亡了，马克思主义在与民粹主义的争论中逐渐占了上风。报刊杂志上纷纷评论这场斗争，各处都在谈论那些以唯物主义者自居的自信的青年们。直到1896年，我才第一次接触到这些问题。 当我意识到“自我实现”对我来讲不仅仅是一个思想倾向问题，而是思想成长的根本需要时，我开始反复思索个人道德这一与19世纪肋年代的消极意识形态紧密相关的问题。但“自我实现”很快与世界观问题融为一体了，并随后引发了是民粹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对各种思想的选择比全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晚了几年。当我还在学习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并思考俄国是不是应该经历资本主义阶段的问题时，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找到了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并转变为社会民主主义者了。 当我面临人生道路重大转折时，我在政治方面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当时我只有17岁。在我的面前出现了太多的问题，让我难以应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我过去的生活中积累了大量的对社会的反抗。这些反抗是从何而来的呢？它们来自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和对社会不公正的愤慨，或许后一种感觉更强烈。从我的幼年时代起，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人类不平等现象都粗暴地、赤裸裸地展现在我的面前，在很多时候不公正的现象是那么无耻和肆无忌惮，人的尊严被任意践踏。只要想到对农民的鞭挞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了。在我还没有找到什么理论之前，所有这一切已经集聚在我的胸中，等待着爆发的那一刻。或许正是因此，当我必须从最初的生活经历中做出最终的抉择时，我还有些许的犹豫。 但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还有另外一面。在两代人更替的时候，死人往往会抓住活人。俄国的革命一代也是如此。他们成长于19世纪80年代那沉闷的氛围中旷虽然新思想已经展现了广阔的前景，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们仍摆脱不了19世纪80年代那种保守思想的束缚，不敢大胆创新，遇到挫折就会动摇，把革命的任务交给不确定的未来，他们倾向于认为社会主义是一项需要经历几个世纪的事业。 在施宾策尔这样的家庭，如果我早去或者晚去几年，就会听到响亮的政治评论的声音。可我恰好遇上了最沉默的年月。当时他们家从来不谈论政治，总是回避那些重大问题。在学校也是如此。无疑我也深受19世纪80年代这种氛围的影响。后来当我已经成为一名革命者的时候，我还是不相信群众运动，对革命抱有一种书卷气十足的抽象和怀疑的态度。因此我不得不通过思考、阅读尤其是实践，在自己内心深处做思想斗争，直到把自己思想中那些陈腐的保守主义成分清除干净。 但是凡事有弊必有利。或许正是因为我需要克服19世纪80年代对我的影响，所以我更加仔细和深入地研究群众运动的根本问题。来源于斗争实践的东西才是更可靠的。不过我要在后面几章探讨这些问题。 我的七年级不是在敖德萨上的，而是在尼古拉耶夫。这座城市比敖德萨土气多了，学校的教学水平也比那里差得远。但是我在尼古拉耶夫学习的1896年却是我青年时代转折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我思考了自己在人类社会中的位置的问题。在我寄住的家庭里，有几个成年的孩子已经投身到新思潮中。值得一提的是，我在最初的谈话中坚决反对“社会主义乌托邦”，以一个已经思考过这个问题的怀疑者的身份自居。当然，在政治问题上我决不是一味地怀疑和调侃。那家的女主人很惊讶地看着我，甚至要让她的孩子以我为榜样，尽管她的孩子比我年长，有些左倾。但是对我而言，这是我第一次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进行力量悬殊的斗争。我尽量避免受那些年轻的社会主义者的影响。这场力量悬殊的较量只持续了几个月。当时空气中弥漫的那些思想比我的强大多了，况且我在内心深处也心甘情愿地屈服于它。在尼古拉耶夫仅仅生活了几个月之后，我就彻底抛弃了那些保守主义的思想，迅速左转，这让我的几个新朋友十分惊讶。女主人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真是白费力气让你做我孩子们的榜样了。” 我开始逃学，但是在敖德萨积累的知识足以让我在这里保持尖子生的地位。我常常旷课。有一天，学监来家访，调查我请假的原因是不是属实，这让我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但是学监看到我寄住的家庭和我的房间都很整洁，就很客气，满意地走了。其实我的褥子底下却藏着几本非法的小册子。 在尼古拉耶夫期间，我除了接触到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年轻人之外，还遇到了几位被流放的人，当时他们仍然受到警察的监视。他们是民粹派运动处于衰败时期的二流人物。当时，社会民主党人刚被流放，还没有回来。这两股思潮交叉碰撞激起了思想的漩涡，有一段时间我也身陷其中。民粹主义开始散发出陈腐的气息，而马克思主义由于其所谓“狭隘性”也受到排斥。我迫不及待地企图用知觉抓住这些思想，但是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因为在我的周围没有可以信赖的导师，而且每一次谈话都让我既痛苦又绝望地认为自己非常的无知。 我结识了捷克人什维戈夫斯基，他是一名园丁，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位订报纸的工人。他用德文阅读，通晓经典作品，可以自由参与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的辩论。他的那间花园中的小木屋是外来的大学生、曾经被流放的人和当地青年集会的地方。通过什维戈夫斯基可以搞到禁书。和流放者交谈时常常可以听到民意党人热里雅鲍夫、佩罗夫斯卡娅、菲格纳等人的名字，在他们的嘴里这些人并不是传奇英雄，而是活生生的人，是他们见过的人或者就是他们的老朋友。我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像是伟大事业中的一个小小环节。 我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生怕一辈子的时间都不够用来为那伟大的事业做准备。我紧张、急不可耐、毫无系统地阅读大量书籍。从阅读早期非法的小册子开始转向阅读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逻辑学体系》，这本书只看了一半就扔下，又开始读理帕特的《原始文化》。我认为，边沁的功利主义是人类思想的最高境界，在之后的几个月里我甚至就是一个坚定的边沁拥护者。此外，我还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现实主义美学备加推崇。理帕特的作品还没有读完，我又开始读米涅的《法国革命史》。这些书在我的思想中相互独立，并没有形成一个体系。为了把它们系统化，我进行了紧张而激烈的思想斗争。那时我一度不去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恰恰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完整的体系。 我已经不像在敖德萨的时候那样阅读报纸了，而是带着政治的眼光去看。莫斯科自由主义者办的《俄国新闻》是当时最权威的报纸。我们看这份报纸并不是随便翻翻，而是要研究它。从教授的软弱无力的专业性论文到科学副刊短文，我们都仔细研读。海外通讯，尤其是柏林通讯是这份报纸中最引以为豪的栏目。正是通过这份报纸，我第一次了解到了有关西欧政治生活，尤其是议会政党的知识。现在很难想像当我们看到倍倍尔甚至叶甫根尼·里克特的演说时心情是何等地激动。我清楚地记得，塔申斯基对闯进议会大厅的警察说的话：“我代表3万名加里西亚工人和农民，谁敢动我？”因此在心目中，我们把他描绘成一个英勇的革命者。但是议会制那带有戏剧性的表演彻底欺骗了我们。我们对德国社会主义的成就、美国的总统选举、奥地利议会中的争战、法国保皇派阴谋的关注甚至超过了对自身命运的关注。 这时，我和家人的关系越来越糟糕了。父亲来尼古拉耶夫卖粮食，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我结交的新朋友。他感到这是很危险的，就试图用父亲的权威来加以阻止。我们激烈地吵了几次。我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独立和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利，最终拒绝了家庭提供的物质帮助，搬出了学生宿舍，和什维戈夫斯基住在一起。当时他另外租种了一个果园，住所比以前宽敞了一点。这里像“公社”一样生活了六个人。到了暑假，还会有患结核病的大学生来这里呼吸新鲜空气。我开始在外面教书。我们过着斯巴达人式的生活，睡着光板床，吃着自己做的饭。我们一律穿蓝上衣，戴圆草帽，拿着黑手杖。城里谣传我们加入了一个秘密教派。我们杂乱无章地阅读，激烈地辩论，满怀热情地憧憬未来，在这里我们倒也能自得其乐。 时隔不久，我们组成一个团体，向民间散发有益的书籍。我们筹措资金，买廉价的书，却不能把它们散发出去。什维戈夫斯基雇了一个工人和一个学生身份的半大孩子在花园里干活。我们满怀热情地想要启蒙他们，没想到这个工人是打人我们内部的宪兵，经过伪装来监视我们。他叫基里尔·特霍热夫斯基，让那个少年做他的耳目。那个家伙从我们这里偷了一捆通俗读物并交给了宪兵队。我们的开端并不成功，但我们相信未来一定会成功的。 我写了一篇论战性文章投到敖德萨的民粹派刊物，与俄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刊物论战。这篇文章摘抄、引用和攻击性话语比内容还多。我从邮局把这篇文章寄到编辑部，一周后就亲自跑去问结果。编辑透过他那大大的眼镜亲切地看着我这个头发蓬乱、下巴溜光的作者，但是文章并没有被采用。在这件事上谁也没什么损失，我就更没有什么损失了。 新成立的公共图书管理委员会将读者的年费从5卢布涨到6卢布。我们意识到这样做是为了赶走民主派，因此我们发起了进攻。在几周的时间里，我们一心准备召开一次图书馆全体读者会议。我们把所有民主派口袋里的钱都集中起来，一卢布、半卢布地积攒，帮那些激进分子筹集费用。他们中的许多人拿不出6卢布，而且年龄也不到章程规定的20岁。我们把进入图书馆的申请书变成了我们对图书馆发起猛烈攻击的檄文。召开年会时，官吏、教师、自由派地主和海军军官与我们这些民主派相互对峙。我们赢得了全面胜利，使年费恢复为5卢布，并选出了新的管理机构。 我们四处活动，最终决定办一所大学，但是在开始阶段是一所互教互学的学校。大约来了20名听众。由我来讲社会学，这听起来很有意思。我竭尽全力备课，但是两堂讲座之后就发觉自己江郎才尽了。另一个讲课人负责讲法国革命史，但是他一开口就没词了，只好答应写讲稿。他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因此这件事情也就作罢了。 后来，我和另外一个讲课人索科洛夫斯基的哥哥准备合写一个剧本。因此，我们暂时退出公社，躲到一个屋子里，没有把地址告诉任何人。我们的剧本是以两代人之间的冲突为背景来展现激烈的社会冲突。虽然我们这两位剧作家对马克思主义还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但剧本中的民粹派却是个畸形变态的家伙，而剧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却是一个精力充沛、朝气蓬勃、满怀希望的人。这就是时代的力量！剧本中的浪漫主义情节是这样表现的：饱受生活压迫的老一代革命家爱上了一个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女战士，但她却无情地拒绝了他，这宣告了民粹派的失败。 我们在这个剧本上花了不少的功夫。有时候我们一起写，互相交换意见，互相修改；有时候我们把一幕分成几部分，准备场景或独白。我们在独白方面没有什么不足。晚上索科洛夫斯基下班回来，就可以反复润色那位被生活折磨了大半辈子的70年代英雄的痛苦倾诉。我讲完课或是从什维戈夫斯基那里回来后，房东女儿为我们生好茶炊，索科洛夫斯基从口袋里掏出面包和香肠，之后就在使我们与世隔绝的帷幕后紧张地写上半宿。我们完成了第一幕的写作，把舞台效果也配好了。另外四幕则只写了提纲。越往下写，我们的热情就越加消退了。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决定从这个隐居的住处搬走，把这个留到以后再写。索科洛夫斯基把手稿放到了另外一个住处。后来，当我们一起在敖德萨监狱的时候，索科洛夫斯希望通过他的亲人帮他找回手稿，可能他认为在流放期间正好有时间来写完剧本。可是手稿怎么也找不到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很可能是替他保存手稿的人在手稿的作者被捕之后把它销毁了，这对他来说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我能够理解这样的做法，因为在我日后并非一帆风顺的人生旅途中，我丢失了许多更重要的手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