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五章 乡村和城市 我生命中最初的9年一直是在乡下度过的，几乎没有离开过那里。在随后的7年中我一到暑假就会回家，有时候在圣诞节和复活节也会回乡下。在18岁之前，我的生活和亚诺夫卡及其周围的环境是密不可分的。乡村对幼年时代的我有着极大的影响。在以后的一个时期，它与城市分庭抗礼，争夺对我的影响，但是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乡村生活让我熟悉了农村经济、磨坊和美国的割麦子的机器。乡村生活让我有机会接触当地的农民、来磨坊磨面的农民以及扛着镰刀、搭着褡裢从乌克兰各地来打工的农民。后来有许多关于乡村的印象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但是每当我处于紧要关头，它们总会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对我有所帮助。 乡村以活生生的事实在我面前展现了贵族的衰败和资本积累的典型景象。乡村向我揭示了原始野蛮的人际关系的许多方面，从而令人能够更加清楚地感觉到另一种类型的文明，即城市文明所表现出来的更高但又更复杂的一面。 我最初的几个假期就是在城乡文明的强烈反差下度过的。在回家的路上我总是急不可耐，喜悦的心怦怦直跳。我迫不及待地想见到所有的人，也想让大家都看到我。父亲到新布格接我。我给他看在学校得的5分，并告诉他我已经上一年级了，需要准备一套新制服。我们坐着篷车连夜赶路，由年轻的管家赶车。在草原上，尤其是在山谷里，十分寒冷，父亲给我裹上一件大斗篷。环境的改变、坐马车、回忆和印象让我兴奋不已，我不停地给父亲讲我们的学校、澡堂、剧院以及朋友科斯佳的事情。我一分钟也不能停下来，开始先讲了《纳扎尔·斯托多拉》，接着又讲《带长号的房客》。父亲听着，有时会打盹，接着又醒过来，打起精神满意地笑着。年轻的管家常常回头看看主人，好像是在说：哦，这简直跟童话一样！凌晨的时候我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就到了亚诺夫卡。我觉得我们家里的房子小得可怜，乡下的面包真黑，乡下的生活既亲切又陌生。我又向母亲和姐妹们讲剧院，但已经不像在夜里给父亲讲时那么来劲儿了。我在作坊里找到了维佳和达维德，他们已经长得又高又壮，我差点都认不出来了。他们也感到我变了，马上对我称“您”，我反对他们这样称呼我。 肤色黝黑、身体瘦弱、性情温顺的达维德说：“那该怎么称呼呀？您现在可是有学问的人了。” 当时，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已经结婚了，住在由仆人的厨房改建的房子里，原先的厨房搬到作坊后面的新棚屋里了。 但这些事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好像有什么东西使我和童年时代密切相关的事物之间产生了隔阂。一切都变了，所有的东西和人跟以前都不太一样了。当然，在一年的时间内的确会有所变化，但最主要的是我的眼光变了。我第一次回家就觉得我和家人之间变得有些生疏，开始是在一些琐事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情况就变得越发严重、越发深刻。 来自城市和乡村的双重影响贯穿了我的整个学生时代。在城里，除了与“法国人”或文学老师等个别人有激烈的矛盾外，我和其他人之间的相处都很平和，在学校和家庭纪律的约束下，我的生活可谓是风平浪静。究其原因，不仅是施宾策尔家严格遵循合理而又崇高的个人关系准则，更是井井有条的城市生活使然。当然了，城市生活中的矛盾无论如何一点都不比乡下生活中的矛盾少，反而是更多，只是城市里的矛盾显得更为隐蔽、有序和克制。城里各个阶层的人除了事务上的往来，其余方面则互不相干。而在乡村，人们总是呆在一起，人与人之间的奴性的依附关系就像破沙发上的弹簧一样那么一目了然。在乡下，我显得比较神经质，也更喜欢争论。就连来我家做客的法妮·所罗门诺夫娜，当她小心翼翼地和母亲、姐姐站在一边时，我照样和她争吵不休。但在城里，我和她的关系是很好的，甚至是很亲密。冲突虽然是因为小事情引发的，但冲突的背后却有着更重要的根源。 一天，我穿上洗好的帆布制服，系上有铜扣的皮带，戴上帽子，上面的黄色徽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真是帅极了，应该让所有的人都看看我。当时正忙着收割冬麦，我跟着父亲骑马去地里。带头割麦子的阿尔西普是一个郁郁寡欢却又不失和善的人。他正带着11个割麦子的男工和12个捆麦子的女工在忙碌着，12把大镰刀在翻飞着，割着麦子，似乎连空气都被割出了声音。阿尔西普穿的裤子只有一颗纽扣，捆麦子的女工穿的裙衫破破烂烂。割麦子的声音听上去像是炎热的空气发出的。 “哎，把刀给我，让我试试，看看这季的冬麦长得怎么样……”父亲从阿尔西普手里接过镰刀，站到他的位置上。我兴奋地看着父亲。父亲动作就像在家里一样麻利而又轻松，看上去不像在干活，倒像是在锻炼身体。他的脚步轻快，好像是要找一个适当的落脚地。他挥舞镰刀的动作一点都不复杂，似乎也没费多大力气。但他割得麦茬又低又整齐，麦子随着镰刀的轻松挥动向左边倒去，齐刷刷地排成一行。阿尔西普眯着眼睛，能看得出他是在暗自称赞父亲。其他人的反应就不一样了，有的表示赞叹，似乎是说主人果然挺能干的；有的则不以为然，好像是在说割自己家的麦子当然卖力了，再则也就是做做样子给别人看的。或许我不能贴切地表达出他们的想法，但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人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后来父亲离开这里到另一块地里了，我也想试着用镰刀割麦子。 “您用刀的根部割麦子，不要用尖，手不要往下压。” 但是我太激动了，甚至都没明白刀的根部在什么地方，才挥动了三下，就把刀尖刺到土里了。 阿尔西普说：“您这样使镰刀，一会儿就完蛋了。您还是跟您老爸好好学学吧。” 我觉得一个满身灰尘、皮肤黝黑的捆麦子女工在嘲讽地看着我。我急忙离开这些割麦子的工人们，头上别着徽章的帽子闷得我直冒汗。 “还是回去找你妈吃小点心去吧。”我听到背后传来穆图佐克嘲讽的声音。我可知道这个黑得像靴子一样的割麦工人，他已经在亚诺夫卡干了三年活了。他是一个油头滑脑的移民，说话无所顾忌，去年有时还故意当着我的面说主人的坏话。我佩服他的聪明和胆识，但是他那肆无忌惮的嘲讽让我很仇恨，但又没办法。我很想说一些话让他服气或者住口，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 从地里回到家，我看到门口有一个光着脚的女人。她不敢坐在石头上，只是坐在石头后面靠墙的地方。她是疯疯癫癫的牧童伊格纳特卡的母亲，走了七俄里路来讨回一卢布，但是家里没有人，所以也没人给她一卢布。她只能一直等到天黑。这个饱受贫穷与屈辱的乡下女人让我郁郁不安。 一年之后，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更糟糕。一天，我打完槌球回家，在院子里看到刚从地里回来的父亲，他满身灰尘，又疲惫又恼火。在他的身后跟着一个衣衫破烂的农民，那双漆黑的脚跟在父亲身后不停地挪动着。这个农民不停地哀求“请看在上帝的份上把牛还给我吧”，并发誓说再也不会让牛跑到麦地里去了。父亲回答说：“你的牛吃了我10戈比的麦子，损失折合10卢布。”农民仍然不断哀求着，目光中充满了仇恨。这样的场景让我感到非常可怕，连最后一根神经都在颤抖。刚才我在梨树环绕的槌球场上打败了姐妹们，可是现在我的心中只有绝望，之前的那点得意早就被冲得一干二净了。我飞快地从父亲身边跑过去，冲进卧室，倒在床上大哭起来，顾不上自己已经上二年级了。父亲穿过前厅走进餐厅，农民拖着踢里趿拉的脚步跟在后头。后来，农民走了，母亲从磨坊回来了。我一下就听出她的声音，听到准备午饭时碗筷碟子发出的声音，还听到了母亲叫我吃饭……我没有答话，继续哭。最后，泪水中有怡然自得的感觉。门开了，母亲进来俯身对我说： “你怎么了，廖瓦契卡？”我没有吱声，母亲小声和父亲嘀咕了两句。 “你是不是因为那个农民？已经把牛还给他了，也没罚他的钱。” “我不是因为这个，”我伏在枕头上说，并为自己流泪的原因感到很羞愧。 母亲还在固执地说着：“也没有罚他的钱。” 父亲猜到我难过的原因，告诉母亲了。父亲只要看我一 就能明白很多事情。一天，父母不在家的时候来了一个粗鲁、贪婪、无赖的警察，他要检查工人的身份证。他发现有两张过期了，立刻把身份证的主人从地里叫回来，说要逮捕他们，遣送回家。这两人一个是红褐色的脖子上布满皱纹的老头，另一个是他的年轻的侄儿。先是老头，后来年轻人也随着用那枯瘦如柴的双膝跪在地上，不住地给警察磕着头哀求：“您就发发慈悲，饶了我们吧。”肥壮的警察大汗淋漓，手里摆弄着军刀，喝着从地窖里给他拿来的凉牛奶说：“我只有在节日才会发慈悲，可今天不是节日。”我怒火中烧，嘟囔了几句表示反对的话。警察严厉地说：“年轻人，这没你的事！”姐姐警告地冲我摆摆手。警察把两个工人带走了。 假期我也记记账，也就是和哥哥姐姐轮流登记雇佣的工人、佣工的条件以及实物和现金支付情况。在与工人结账的时候，我还常常给父亲帮忙。这时，我们会当着工人的面发生一些小小的冲突，但是碍于工人在场而强忍住。我们在结账时从不欺骗工人，但是对于协议中的雇工条件会解释得很严格。工人们，尤其是老工人，能看出小孩子在帮他们说话，这让父亲很恼火。 每一次发生激烈的冲突后，我都会带着书离开家，有时甚至不回去吃午饭。有一回在这样的争吵之后，我在野外遇上了雷雨，雷声轰鸣，草原上的大雨倾盆而下，交加的闪电从四处向我袭来。我在雨中漫无目的地走着，浑身都湿透了，灌满水的皮鞋走起路来啪唧啪唧直响，帽子也在不停地滴水。当我回到家里时，家人都沉默着斜眼看我。姐姐给我拿来替换衣服，并端来饭。 假期结束时，一般都是父亲把我送回敖德萨。在转车的时候，我们不雇小工，总是自己拎行李。父亲扛比较重的行李，他的后背和两个胳膊紧绷着，能看出来很吃力。我不忍心，就尽量多拿一些。如果带着送给城里的亲戚装满礼物的箱子时，我们就雇小工。父亲给小工钱时很小气，小工不满意地连连摇头。这个时候我心里都不好受。我独自出门雇小工时就会很快把零钱花光了。我总怕给少了，就忐忑不安地察看小工的脸色。这种习惯是出于对父母小气的对抗，我一生都是如此。 不管在乡下还是在城市，我都处在金钱至上的小资产阶级环境中。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抛弃了童年时代生活的乡村和学生时代生活的城市。我尽力摆脱追求金钱的本性，摆脱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与这一切决裂。 城乡之间在宗教和民族问题上并不矛盾，反而是互补的。我们家不信仰宗教。一开始，我们只是出于习惯遵守宗教的规矩，在重要的宗教节日，父母会乘车到移民区的犹太教堂，每逢礼拜六母亲至少不会公开做针线活。但随着儿女们长大和家境越来越富裕，他们渐渐也就不再坚持做表面的样子了。父亲年轻时就不信仰宗教，老了之后也就在妻子儿女面前公开地说不信了。而母亲则是回避这个问题，在适当的时候她会两眼望着天虔诚地祷告。 不过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在表面上来看，人们还是信仰上帝的。父母像平时一样，当着一位客人的面极力称赞我，让我把我的画拿给客人看，并给客人朗读诗歌。 客人问我：“你知道什么是上帝吗？”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上帝嘛，就是那么一个人。” 但是客人摇摇头说：“上帝不是人。” 我就反问他：“那上帝是什么？” 因为我知道除了人就只有动植物了。客人、父亲和母亲为难地相互望着，笑了笑。当孩子们想要动摇他们根深蒂固的坚定信念时，大人们总是这样。 客人说：“上帝是圣灵。” 这下轮到我茫然地看着大人们笑了。我想从他们的神色中看出他们是否在和我开玩笑，但我没有看出来，他们是在开玩笑，我只好屈从于他们的想法了。很快我就对上帝是圣灵的说法习以为常了。我就像一个懵懂无知的人一样，有点牵强地把上帝和自己的“灵魂”联系在一起，把它称为“心灵”，因为我已经很清楚，“呼吸”会随着人的死亡而停止。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就是泛神论。 第一次放假时，我曾经睡在餐厅的沙发床上，与一个来亚诺夫卡做客的大学生З(他睡在餐厅的长沙发上)谈论有关上帝的话题。那时我对上帝存在的说法也是半信半疑的，从来不会煞费苦心地去想这个问题，不过要是能找到答案的话，当然就更好了。 我躺在床上问：“人死后灵魂到哪里去了？” З马上回答说：“人睡着的时候灵魂又到哪里去了？” 我强打起精神争辩说：“但那不是……” З又追问我：“那么马死后灵魂又到哪里去了？”我对这样的回答比较满意，很快睡着了。 施宾策尔家不信教，只有一个不能算作他们家人的老婶婶除外。但父亲希望我阅读原文的圣经，这是他作为父亲的虚荣心在作怪。于是，我在敖德萨拜一位学识渊博的老人为师，私下里学习圣经。但这种学习只持续了几个月，也没有让我完全坚信祖宗的信仰。我从老师的话里听出了某种对经文的含糊其辞的态度，就小心巧妙地问：“如果像有些人所说那样没有上帝，那世界是怎么产生的呢？” 我的老师说：“嗯，那你只好亲自去问问他本人了。”这位老人的回答就是那么玄妙。我意识到，我的神学导师也不相信上帝，于是就完全放宽心了。 实科中学学生们的民族和宗教成分十分复杂。宗教课程根据所属教派的不同，分别由东正教教士、新教牧师、天主教神甫和犹太人宗教课老师授课。那个教士是主教的侄子，就像人们说的那样，是一个备受姑娘青睐的金发美男子，好像是照着耶稣画像描下来的一样，只是完全被世俗化了。他戴着金边眼镜，长着一头浓密蓬松的金发，是一个叫人难以忍受的奶油小生。其他教派的学生在他去上课的时候要离开教室，有时是当着他的面走出去。他看着出去的学生，脸上带着一种被基督教真正的宽容精神淡化了的轻蔑神情。 有时他会问他们：“你们到哪儿去？” 学生回答：“我是天主教徒。” “哦，天主教徒，”他点点头又问，“哦，哦……那你呢？” “我是犹太人……” “犹太人，犹太人，哦，哦……” 天主教的神甫总是像影子一般来去悄无声息，他总是紧贴着墙根走路。我上了几年学甚至都没看清他那刮得溜光的脸长什么样子。犹太宗教课老师齐格尔曼心地善良，他用俄文给我们讲圣经和犹太民族的历史。谁也不会把这种课当回事。 在我心里，民族因素并没有占据独立的位置，这是因为我在生活中很少体会到它。诚然，1881年颁布了限制俄国犹太人权利的法令之后，父亲不能再继续添置土地，虽然他对此可是很热心的，也只能偷偷地租来一些地种。但是这对我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身为一个富农的儿子，我属于特权阶层，而不是被压迫者。我们家说的是俄语和乌克兰语。犹太人的孩子在人学时确实有比例限制，我耽误了一年，但是后来在学校学习时我总是名列前茅，从来没有受到名额限制的影响。学校里也不存在公开的民族迫害问题。一定程度上，这是由于我们学校里不只是学生的民族成分非常复杂，而且老师们也是。只是潜藏的沙文主义总能令人感觉到，并且不时地会有所表现。历史老师柳比莫夫总是热衷于提问波兰学生有关波兰人如何在白俄罗斯和立陶宛迫害东正教徒的问题。黝黑瘦小的密茨凯维奇脸色苍白，咬紧牙关站着，一句话也不说。 柳比莫夫不怀好意地笑着问：“您怎么了？怎么不说话？” 一个学生忍不住插嘴说：“密茨凯维奇是波兰人，他是天主教徒。” “哦……哦……”柳比莫夫装作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说：“是吗？但在我们课上不要划分民族的界限。” 柳比莫夫暗地里针对波兰人的卑鄙行径，就犹如我看到的“法国人”比尔南德对德国人的恶意挑衅，牧师对犹太人的摇头。民族间的不平等大概是我对现存制度不满的一个潜在的动因吧，只是这个因素被其他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掩盖了，在我的心里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甚至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对我产生影响。 在我的内心深处，整体高于部分、规律高于现象、理论高于个人经验的观点早就根深蒂固，而且日益坚定。这种观点成为我日后的世界观的基础，在其形成过程中城市起到关键性作用。当我碰见那些学过物理和自然科学的孩子们竟然还在意所谓的“沉重的”星期一以及看见牧师横穿马路不吉利这种迷信说法时，就会感到很愤怒，感到知识受到了玷污。为了让他们抛弃这种迷信思想，我甚至随时准备着与他们大吵一番。 有一次，亚诺夫卡的人们为丈量一块梯形土地的面积折腾了半天，而我用欧几里得的几何知识只花两分钟就算出来了，但因为我算出的答案和他们通过“实际”测量得到的数字并不一样，人们就不相信我。我拿来了几何课本，非常激动地以科学的名义起誓，甚至还说了一些无礼的话，可我发现根本没办法让他们相信我，这让我失望透顶。 我与我们作坊里的技师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激烈地争论，他竟然执意要造一台永动机。他认为能量守恒定律跟他制造永动机的想法毫不相干。他说：“那是书本，这可是实践……”我实在不明白也不能忍受，人们怎么能以习以为常的谬误和毫无根据的幻想来取代永恒的真理呢。 后来，这种整体高于部分的观点成了我的理论工作和政治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刻板的经验主义者把那些往往是想像出来的甚至是误解了的事实奉为真知，这样的做法令我非常厌恶。我努力探寻凌驾于个别现象之上的规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时我也免不了仓促、错误地得出一些结论，尤其是在我还年轻、书本知识和生活经验都不太丰富的情况下。但是我认为不管在什么领域，只有掌握了总体的脉络，我才能够继续前进，有所作为。成为我一生中的思想核心的社会革命的激进主义思想，正是源于在我内心深处对舍本逐末、经验主义和一切思想上的不完善及理论上的不周延的痛恨。 我回顾自己的过去。当时的那个小男孩自尊心极强、脾气暴躁甚至有点不太合群。尽管在乡村时父母常常在客人面前夸耀他，因为他的确是非常优秀，并且从城里回到亚诺夫卡的孩子总会有在那个年龄所特有的优越感，所以别人一定会仰视他们。但是当他进人实科中学时，未必觉得自己比同龄人优越。学校里的竞争非常激烈。当他发现自己成了全班第一的学生而且把第二名落得很远的时候，这个来自亚诺夫卡的小男孩觉得自己可以胜过别人许多。那些和他要好的男孩子都尊他为首领，这些对他的个性的发展不可能没有影响。老师们也都称赞他，而有些老师，例如克雷扎诺夫斯基甚至将他树为榜样。但总的来说，老师虽然对他好，却缺乏温情。同学们当中既有他的朋友，也有他的对头。 这个孩子不乏自我批评精神，甚至是过于苛求自己。他对自己已有的知识和个性特征不满，而且这种感觉越到后来越强烈。他在撒谎时严厉责备自己，随时都会因为没有看过别人提到的书籍而责怪自己，这当然都是他的自尊心所致。他在内心深处一直渴望做得更好，知识更加渊博。他反复思索人生的价值，尤其是他自身的价值。 一天晚上，莫伊谢·菲利波维奇从我身旁走过，他严肃地问我：“老弟，你是在思考人生问题吧？”我的监护人常常用这种夸张和调侃的语调说话，但这次我被他说中了。不错，我就是在思考人生的问题，只是还没有找到恰当的词语来表达我一个小孩子面对未来时的惶恐。我觉得我的监护人听到了我的心声。他换了一种口气问我：“看来是被我说中了吧。”他轻轻地拍拍我的后背就回自己房间去了。 我不清楚施宾策尔家是不是有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倾向。在莫伊谢·菲利波维奇的身上有一种隐约带有一些社会主义特征、具有民粹派和托尔斯泰主义色彩的、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温和自由主义倾向。他们几乎从来不谈论政治，尤其是当着我的时候，也许是因为他们担心我会在学校里乱说而惹来麻烦。大人们有时会说起革命运动事件，例如“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那一年发生的”等等，这听上去十分久远，就像在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那一年”一样。我周围的环境远离政治。我在学生时代没有政治观，也不需要有政治观，但在我的潜意识里却有斗争精神，我非常痛恨现存制度中的不公平现象和专制压迫。我的这些思想都是从哪来的呢？这种思想来源于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的种种现实、警察的独断专行、地主的剥削压迫、官吏的贪赃枉法、种族的歧视迫害，来源于校园和街头的不平等现象，来源于和乡下孩子、仆人和雇工密切的接触、作坊里的谈话，来源于施宾策尔家的人道主义思想，来源于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和其他的书籍，来源于整个社会环境。在与同班同学洛泽维奇和科洛格里沃夫的交往中，我突然发现了自己的这种反抗精神。 弗拉基米尔·洛泽维奇是上校的儿子，曾经有一次得了我们班的第二名。他征得父母同意，邀请我星期天去他家玩。他们家的人对我有礼貌但并不热情。上校夫妇和我谈了几句话，好像是在盘问我似的。我在他们家消磨了三四个小时，有一两次当我们的谈话偶然涉及宗教和政治问题时，引起了不安甚至敌意。他们家遵循一种保守和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这让我觉得压抑。后来弗拉基米尔·洛泽维奇的父母不让他来我家，我们就断了联系。第一次革命以后，在敖德萨黑色百人团中赫赫有名的洛泽维奇大概就是这个家庭的成员。 至于科洛格里沃夫的情况就更严重了。他在二年级的第二学期插到我们班，个子瘦高，性情孤僻，在班里独来独往。这家伙的用功是出了名的，他努力背过所有的东西。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的死记硬背就出问题了。上地理课时老师让他到地图前面回答问题，还没问他，他张口就背：“耶稣基督告诫世人……”这是因为下一节课是宗教课。因为我在班里是第一名，因此科洛格里沃夫对我还是蛮敬重的。有一次和他聊天时我可能是讲了校长或其他什么人的一些坏话。他极其愤怒地质问我：“你怎么能这样说校长？”我也很惊讶地反问他：“那有什么不可以的？”“他可是我们的长官。如果长官命令你用头走路，你也必须照办，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就是这样讲的。这种死板的思维定式让我非常惊讶。我当时还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只不过是在重复从他们那个封建家庭里听来的话。虽然我自己也没什么特别的观点，但我还是觉得不能接受这种观点，就像不能吃长了蛆虫的食物一样。 我对俄国现实政治制度不满的同时，在内心深处暗自把西欧和美国的政治制度理想化了。我根据从零散的资料中得来的印象，再加上自己的想像，构想出一个高度发达、在高度文明的前提下人人平等的社会，后来又在这个设想的基础上加上了理想化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成分。年轻的唯理主义者宣称，合理的就是存在的。因此我根本就不可能相信，在西欧还会有迷信，教会在那里还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美国也还存在歧视迫害黑人的现象。我的这幅关于西方自由世界的理想图景是受了周围市民自由主义思想环境的影响而产生的，直到后来在我刚刚形成革命的观点的时候这一理想图景仍未破灭。假如我当时就听说，以社会民主政府自居的德意志共和国可以为保皇派提供政治避难，却拒绝革命派入境，可能会非常吃惊，当然当时我是不可能听说这些的。所幸的是，从那时起我对许多事情已经见怪不怪了。生活使我彻底抛弃了唯理主义，学会了辩证法。现在，就连米勒的德国也不会让我感到惊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