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十三章 回国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与孟什维克的联系是暂时的。在会后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孟什维克内部也产生两条不同的路线。我认为，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的分裂只是一个热闹的插曲，因此主张尽快着手准备和布尔什维克的统一工作。对其他人而言，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分裂是他们朝着机会主义方向发展的起点。在1904年整整一年当中，我与孟什维克领导集团在政治和组织方面不断发生冲突。冲突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对自由派的态度和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我的立场是，要同自由派拉拢群众的行为做坚决的斗争，正因为如此，坚决主张社会民主党的两派尽快统一。1904年9月，我正式宣布脱离孟什维克，实际上我从1904年4月起就已经不属于这个派别了。在这期间，我在慕尼黑的俄国侨民区住了几个月，那时这里被认为是德国最民主和艺术最发达的城市。在那里，我开始对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有所了解，参观了慕尼黑的美术馆，结识了《老实人》周刊的漫画讽刺作家。 早在党的代表大会期间，罢工浪潮席卷南俄，农民运动日益频繁，大学里也沸腾起来。日俄战争期间局势暂时得以缓和，但是沙皇政府在军事上的失败又成为推动革命发展的强大引擎。报刊变得越来越胆大，恐怖活动日益频繁；自由派也开始行动起来，他们发起了宴会运动。革命的基本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对我来说，那些抽象的概念开始真正具有社会现实意义。而孟什维克，尤其是查苏利奇，则越来越把希望寄托在自由派身上。 还是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编辑部在兰朵尔特咖啡馆召开会议之后，查苏利奇就用她在这种场合特有的软弱而又顽固的声调抱怨起来，指责我们对自由派的攻击太激烈了，这让她十分伤心。 “看看他们多么努力，”她避开列宁的眼神，又正是针对列宁说的，“司徒卢威要求俄国自由派不断绝与社会主义的联系，以免重蹈德国自由派的覆辙，并要求他们以法国激进社会党人为榜样。” 列宁似乎有意逗她说：“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应该更坚决地打击他们。” 她极度失望地叫道：“你怎么能这样说，他们在向我们靠拢，而我们却要打击他们。” 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站在列宁的一边，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这个问题显得更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自由派发动的宴会运动很快就走人了死胡同。1904年秋天，在它方兴未艾的时候，我就提出了“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而且认为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开展总罢工，随之是领导群众发动反对自由派的无产阶级起义。这加剧了我与孟什维克之间的分歧。 1905年1月23日一早，我做完专题巡回演讲赶回日内瓦。因为晚上在火车上一夜没睡，我感觉疲惫不堪。我从报童的手里买了一份头天的报纸，上面说将追踪报道有关工人到冬宫请愿的情况。我断定请愿游行并没有举行。一两个小时以后，我顺道去了《火星报》编辑部，当时马尔托夫非常地激动。 我问他：“请愿游行没有举行吧？” “怎么没有举行？”他回过头来反问我，“我们昨天在咖啡厅里坐了一夜，传看新来的电讯，难道您还不知道吗？快看看吧……” 他把一张报纸递给我，我迅速地浏览了有关“流血星期日”报道的开头几句，不禁热血翻涌。 我再也不能在国外呆下去了。代表大会之后我已经与布尔什维克没有了联系，接着又与孟什维克决绝，现在我只有单枪匹马地行动了。我通过几名大学生搞到了护照，带着1904年秋天再次出国的妻子一道去了慕尼黑。我们住在帕尔乌斯家中。他看完我写的有关“流血星期日”的评论后情绪高涨，说道：“这个事件充分证明了这种预见。今天谁也不能否定，总罢工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斗争手段。1月9日的这个事件虽然披着宗教的外衣，但它实际上是一次政治罢工。现在我们只需要再补充一点，那就是俄国革命的最终结果将是工人民主政府掌权。”帕尔乌斯就是本着这一思想为我的小册子撰写了序言。 帕尔乌斯无疑是世纪之交最杰出的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烂熟于胸，眼界开阔，密切关注着国际舞台上的一切重大事件，加上他思想深刻、有胆有识、文风刚健，使他成为杰出的作家。他的早期著作吸引我去关注许多社会革命问题，对我而言，是他的著作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一浪漫的终极目标变成了当代的具体任务。但是在帕尔乌斯的思想里，也存在着一些怪异和不切实际的东西，此外，这位革命者还总是抱着一个完全意料不到的幻想——发财。；在那几年里，他竟然把发财的梦想与社会革命的理想联系在一起，并发牢骚说：“党的机关变得僵化了，就是连倍倍尔也想不到。”“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需要一份大型的日报，要用三种欧洲文字出版，然而这需要钱，需要很多的钱。”在这个硕大而肥胖的脑袋里，社会革命的思想与发财致富的梦想搅和在一起。他曾试图在慕尼黑创办自己的私人出版社，但是最终的结局却令他非常失望。随后在1905年，他到俄国参加革命。虽然他头脑聪明、不乏奇思妙想，但完全不具备领导人的素质。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他开始蜕变。他从德国迁往维也纳，接着又到了君士坦丁堡，在那里赶上了世界大战。战争很快使帕尔乌斯通过军火交易发了财。与此同时，他竟然公开为德国军国主义辩护，认为德国军国主义肩负着进步的使命，因此与革命派彻底决裂，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极右翼的鼓吹者。毋庸赘言，在世界大战爆发初期，我就与他彻底断绝了政治和个人之间的所有联系。 我和谢多娃从慕尼黑动身前往维也纳。当时大批流亡国外的人士纷纷回国。维克多·阿德勒为此而忙得不可开交，为这些人提供路费、护照，告诉他们联络地址等。在他的住处，一个理发师为我易容，因为国外的俄国密探们对我的这张面孔太熟悉了。 阿德勒告诉我说：“我刚刚收到阿克雪里罗得发来的电报，他说加邦已经到了国外，并自称是社会民主党人。可惜啊，如果他就那么消失了，倒可以在历史上留下一段美丽的神话，可如今他却成了喜剧小丑了。”他眨了眨眼似乎想缓解一下那刻薄的嘲讽，然后继续说道：“与其让这种人成为党内的同志，还不如让他成为历史的殉道者。” 在维也纳时我听说了谢尔盖大公遇刺的消息。各种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关注的焦点向东方聚集。我的妻子先行一步，去基辅安排住处并建立联系。1905年2月，我拿着退休准尉阿尔布佐夫的护照回到了基辅。几周内，我们频频搬了几次家。最初住在一个怯懦的年轻律师家里，接着搬到一个理工学院的教授家，随后又在一位自由派寡妇家里待了几天，我甚至还在一家眼科诊所里躲藏过一段时间。主治医生了解我的历史，他让我躲在病房里，一位护士遵照医嘱按时给我洗眼、点药水，这使我非常难堪。为了严格保密，我只能背着这位护士写传单，因为她为了防止我过度用眼，认真地看护着我。医生检查病房时就想办法支走那位不太可靠的男助手，而带着自己信任的女助手进来，然后立即锁上门，拉紧窗帘，布置成替我检查眼睛的场景。这时，我们三个人小心翼翼但又愉快地笑了。 医生问我：“你有香烟吗？” 我回答说：“有。” 医生接着问：“够吗？” 我再回答：“够了。” 我们又笑起来了。就这样结束了检查，我接着写传单。这种生活很有意思，但是我对欺瞒那位和善的老护士深感愧疚，因为她总是精心地护理我。 当时在基辅有一所著名的地下印刷厂，尽管周围的印刷厂一个接一个地暴露了，而它却能在秘密警察头子诺维茨基的眼皮底下安然无恙地坚持了好几年。1905年春我所写的那些传单就是在这里印刷的。不过篇幅更多的作品就拿给一个年轻的工程师克拉辛，我是在基辅认识他的。他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成员，领导着高加索地区一家规模大、装备精良的印刷厂。在基辅我写了很多传单由这家印刷厂印刷，他们都印得非常精致，这对于在非法状态下工作的我们来说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 那时候党和革命一样，都十分年轻，党员及其开展的工作都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是缺乏经验，有许多不足之处。克拉辛难免也存在这些缺陷，但是他具有坚定果敢的管理素质。他是一位资深的工程师，工作兢兢业业，深受器重。他交游广泛，结识三教九流的人物，这一点是其他青年革命家所无法比拟的。在工人区、工程师住宅区、莫斯科自由派工厂主们的豪宅里以及文人们的圈子里到处都有他的关系网。他善于把这些结合起来，因而在他面前有许多别人所无法得到的机会。1905年克拉辛除了从事党的一般性工作外，还负责几件很危险的工作：组织工人战斗队、置办武器和炸药等。尽管他视野开阔，但是他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整个人生道路上都是一个冒进的人，这既是他的力量之所在，也是他的一个致命弱点。他无法长时间地认真积蓄力量，进行政治上的锻炼，在理论上进行探索并总结经验教训。1905年的革命失败以后，克拉辛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电力技术和工业方面，并展现出他的非凡天赋和才华。他在这一领域表现得非常出色，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无疑这些成就的确让他十分满意，就像革命斗争时期那样。他曾一度对十月革命怀有敌意和不解，认为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冒险活动。在很长的时间里，他甚至不相信我们能够恢复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但后来可以广泛开展工作的机会又吸引了他 对我来说，1905年间与克拉辛的关系无疑是十分宝贵的。我们约好在彼得堡见面，秘密接头地址也是我从他那里拿到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接头地点，是在康斯坦丁诺夫炮兵学校的主任军医亚历山大·亚历山德洛维奇·立特肯斯那里，命运把我和这家人长时间地联系在一起。在1905年那些动荡不安的日日夜夜里，我曾多次藏身在位于巴扎尔坎斯大街的立特肯斯家里。执勤门卫时常看到有陌生人登门造访主任军医的住所，但是这些下级士兵对军医很好，没有去告密，所以大家都平安无事。军医的长子亚历山大那时才18岁，就已经加入了党组织，他在奥尔洛甫领导了几个月的农民运动，由于不堪精神上的重负而染病身亡了。小儿子叶夫格拉夫那时还是一个中学生，对后来的内战和苏维埃政权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不幸于1921年在克里木被匪徒杀害了。 在彼得堡，我以地主维肯季耶夫的身份住下，并化名彼得·彼得洛维奇参加革命活动。我没有加入任何组织派别，但我继续同克拉辛合作。他当时是布尔什维克当中的调和派分子，这进一步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也和当地的孟什维克保持联络，他们奉行的是一条非常革命的路线。在我的影响下，这个组织抵制第一届杜马，因此与其在国外的孟什维克中央产生了矛盾。可惜的是，这个孟什维克组织很快就垮掉了，它被他们的积极分子多布罗斯科克出卖了。此人化名“金边眼镜尼古拉”，实际上是一名职业密探。他知道我在彼得堡，并且能认出我。我的妻子五一节在树林集会时被捕了，因此我必须得暂时躲起来，于是夏天我去了芬兰。在那里得到暂时的喘息机会，我紧张地写作，偶尔也会抽出一点时间散散步。我大量地阅读报纸，关注有关各种党派形成的消息，做剪报，收集整理各类材料。在这一时期，我逐渐形成了自己对俄国社会内部的各种力量以及俄国革命前途的完整看法： 俄国面临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场革命的基础是土地问题。哪个阶级、哪个政党能够领导农民和自己一道进行反对沙皇制度和地主阶级的斗争，它就能夺取政权。无论是自由派还是民主派的知识分子，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历史时代已经过去了。无产阶级已经站到了革命的最前沿。只有社会民主党能够通过工人阶级引导农民，从而为社会民主党开辟一个早于西欧各国夺取政权的前景。社会民主党的直接任务是完成民主革命。但是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局限于民主革命的纲领，它需要转到采取社会主义措施的道路上。至于它在这条道路上到底能走多远，则不仅取决于国内力量的对比，同时还取决于整个国际形势。所以，基本的战略路线要求社会民主党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一方面为了争取农民而与自由派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另一方面要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向自己提出夺取政权的任务。
革命的前途问题与策略问题密切相关。党的主要的政治口号是召开立宪会议。但是革命斗争的进程已经提出了由谁以及如何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无产阶级领导群众的前景必然导致成立临时革命政府，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决定了无产阶级在临时政府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党的领导层中，甚至也包括我和克拉辛之间，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辩论。我为此写了一份论文提纲，论证要彻底摧毁沙皇的政权，获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在农民中的领导权，甚至要直接夺取政权。克拉辛被我这种坚决的主张吓坏了。他接受了我的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主张，以及我为此草拟的政府纲领，却反对预先规定的社会民主党在政府中占多数的主张。我的提纲在彼得堡印刷出来。克拉辛还承担了在5月份在国外举行的党的会议上为这份提纲辩论的任务，但是社会民主党全党的代表大会并没有举行。后来，克拉辛在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大会上积极参加了有关临时政府问题的讨论，并把我的提纲作为列宁决议案的修正案提交会议。这件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把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摘录如下：克拉辛说： 关于列宁同志提出的决议案，我认为它的缺点正在于没有强调临时政府的问题，没有确切指明临时政府与武装起义之间的联系。实际上，临时政府是武装起义的必然结果，武装起义的机构……另外，决议案中还有一个错误的看法，认为临时政府只有当武装起义彻底胜利以及专制政权垮台之后才能建立。不！不是这样！它正是在武装起义过程中产生并最积极地参加起义，是起义胜利的组织保证。那种认为专制统治垮台后社会民主党就会加入临时政府的观点太天真了；如果有人已经从火中取栗，他们决不会想着与我们分享这些果实。
这几乎是在逐字逐句地重复我的提纲。列宁在他的主要报告中只是从理论的角度提出问题，他对克拉辛的提案深有同感，他说： 总的说来，我同意克拉辛同志的看法。当然我作为决议案的起草者，需要十分注重语言的规范问题。克拉辛同志指出了斗争目的的重要性，这一点是十分正确的，我毫无保留地赞成他的观点。如果我们不打算占领我们所进攻的目标，就不能进行战斗……
决议案为此做了相应的修改。要说明的是，在最近几年的论战中，第三次代表大会有关临时政府的决议案被千百次地用做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论据。但是那些斯大林集团的“红色教授们”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被他们当做列宁主义的典范并用来反对我的那几行文字恰好是出自我的手笔。我在芬兰的生活环境很少能使人联想到不断革命，周围有山丘、松树林和湖泊环绕，当时恰逢秋风送爽、宁静祥和的时节。9月底我来到芬兰内地，住在湖畔一家丛林环绕的小旅馆里，旅馆的名字在芬兰语中就是“安宁”的意思。这家孤寂的旅馆在秋季几乎没有什么人住。不久前有位瑞士作家带着一个英国女演员住过，没付店钱就溜之大吉了。老板立刻赶到赫尔辛福斯去追他们。当时老板的妻子正染病在床，靠香槟酒维系生命。不过我并没有见到她，她没等到老板回来就去世了。她的尸体停放在我房间的楼上。旅馆的领班到赫尔辛福斯去找老板，整个旅馆只剩下一个童仆。那几天刚下过一场大雪，松树林银装素裹，旅馆里寂静无声，毫无生机。那童仆经常待在地下室的厨房里，女主人的尸体则在我楼上的房间停放着。我孤身一人，周围一片安宁，万籁俱寂。我白天写作、散步，晚上则一张张地翻阅邮递员送来的一捆来自彼得堡的报纸，恰似狂风吹进了敞开的窗户使我震惊！国内的工潮一浪高过一浪，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在这个寂静的旅馆中，翻阅报纸的沙沙声就像是火山爆发的轰鸣声，革命已经进入了高潮。我同小男孩结完账，雇了一辆马车，告别了“安宁”，迎着呼啸的岩浆飞奔而去。到晚上的时候，我已经在彼得堡理工学院的礼堂里发表演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