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使我离开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声明失去了政治意义。这时候契切林①从伦敦回来做了我的副手。我和契切林早就认识了。在第一次革命的年代里，他放弃了外交官加入社会民主党。他是孟什维克，全心全意投入到党在国外的“支援团体”工作之中。在战事开始时，他持护国主义立场，并试图用他的大量伦敦信简论证这一立场，其中有一、二封信是针对我的。他很快就转到国际主义者方面来，成了我在巴黎办的《我们的言论报》的积极撰稿人。后来他被关进英国监狱。我曾要求释放他，由于谈判一拖再拖，我以镇压英国人相威胁。对此，英国大使布坎南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在托洛茨基的论据中毕竟也能找到一些公允之处。如果我们认为有权逮捕在决心继续作战的国家里进行和平宣传的俄国人，那么，他当然也有权逮捕那些在希望和平的国家中进行战争宣传的不列颠臣民。”契切林终于获释了。他来到莫斯科的时机再巧也没有了。我如释重负地把外交的舵轮交到他手里，就不再到那里去了。契切林偶尔也给我打电话商讨问题。直到3月13日才公布了我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公告，同时发布了任命我为军事人民委员并担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公告。最高军事委员会是不久前根据我的提议建立的。
①契切林，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1872—1936）苏联国务活动家。1918—1930年间任外交人民委员。——译注
这样一来，列宁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我因为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分歧而提出辞呈。他只是利用它来实现他最初的意图，只不过根据局势的需要稍加变通而已。由于国内敌人已经从阴谋活动转向组织部队并拉开战线，列宁希望我出面主管军事。现在他争取到斯维尔德洛夫的支持。我想推辞。列宁进攻了：“让谁当，你提个人！”我思考了一阵，只好同意了。
我是否有军事方面的素养呢？当然没有。我当年连在沙皇军队中任职的机会也没有，应服军役的那几年我是在监狱、流放和流亡国外中度过的。1906年法院褫夺了我的公民权和服役权。在巴尔干战争中我先后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后来在罗马尼亚过了几个月，那时我才稍稍接触到军事问题，但这种研究仍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纯军事性的。世界大战迫使全世界（我也包括在内）都去研究军国主义问题。在《我们的言论报》的日常工作和为《基辅思想报》撰稿，促使我把新知识和新的观察所得系统化。但问题首先在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军队则是政治的工具。军事的组织问题和技术问题，对我来说，仍是次要的。但是我对军队在军营、交通壕、战场、野战医院中的心理学却非常感兴趣。这在后来非常有用。
在议会制国家里，有不少律师、记者担任陆海军部长之职。他们也像我一样，在此之前只是从编辑部（只不过比我的编辑部舒适些）的窗口里观察军队。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别仍是很明显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问题只是维持现成的军队，也就是说，其实质是仅仅在于对独立的军国主义体系进行政治掩护。而我们的工作是彻底清除旧军队的残余，并在烈火的考验中创立一个崭新的军队取而代之。这支军队的组建方案，当时在任何一本书中都找不着可供参考的材料。这一点足以说明我为什么对领导军事工作信心不足。我之所以同意担任此职，也只是因为否则就没人能够胜任。
我并不认为自己是战略家，并对党内因革命引起的对战略不求甚解的态度的泛滥毫不宽容。在三大战役：与邓尼金①作战；保卫彼得格勒；与毕苏斯基②作战中我曾采取独立的战略观点并为之与司令部和中央委员会中大多数人发生分歧。但在这些场合中我的战略思想主要还是由政治和经济因素决定的，而不是从纯战略角度决定的。但需要说明一点，大的战略问题，非如此是无法解决的。
①邓尼金，安东·伊万诺维奇（1872—1924）国内战争中反革命武装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曾任“志愿军”司令，总司令等职。——译注。
②毕苏斯基（1867—1935）波兰独裁者、元帅，后又为国家“元首”。1920年领导反苏军事行动，1926—1928和1936年担任总理。——译注。
我职务上的变动正好在政府所在地迁移的时候。中央政权迁往莫斯科，无疑是对彼得格勒的一个打击。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迁都，带头的是此前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季诺维也夫。卢那察尔斯基也支持他。卢那察尔斯基在十月革命几天之后，因不愿承担（虚构的）破坏（臆想的）莫斯科圣瓦西里教堂的责任而退职。复职后，却再也不愿意离开这作为“革命象征”的斯莫尔尼宫。其他一些人提出了较为实际的理由，而大多数人主要是怕因此给彼得格勒的工人留下不良印象。敌人散布谣言，说我们要把彼得格勒交给威廉皇帝。而我和列宁则认为政府迁往莫斯科，不仅是为了确保政府的安全，也保障了彼得格勒的安全。一举歼灭革命的首都和它的政府，对德国或协约国来说，不能不是非常大的诱惑。如果政府迁出，单单夺取一个饥饿的彼得格勒则另当别论。最后，一切反对意见都被说服，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都赞成迁都。1918年3月12日政府向莫斯科出发。为了缓和贬低十月革命的首都的印象，我在彼得格勒又逗留了一星期或10天。在我动身时，铁路行政机构又使我在车站上多耽搁了几个小时。那时怠工现象有所减少，但仍很厉害。我在任命我为军事人民委员的第二天到达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的中世纪的城墙和无数镀金的弯顶，使它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堡垒显得有些不伦不类。诚然，贵族女子中学的校址斯莫尔尼宫也不是为工人、士兵、农民代表而修建的。在1918年3月以前我从没有到过克里姆林宫，对莫斯科也不熟悉。只有一栋建筑物——布特尔羁押解送监狱除外，1898—99年寒冷的冬季我在它的塔楼里度过了6个月。作为参观者我可以静观欣赏克里姆林宫的古风，伊万雷帝宫和多棱宫等等。但我们却是要在这里长期居住。历史上的两极，两种不调和的文化如此密切地朝夕接触，使人感到既惊奇，又好笑。坐车沿着木块铺的路面驰过尼古拉宫时，我不止一次斜视那炮王和钟王。莫斯科的阴沉和野蛮从钟王的缺口和炮王的炮口中呈现出来。哈姆雷特王子如果来到此地也会再次吟诵：“时间之链既断，何必生我将它连接。”但我们身上没有丝毫的哈姆雷特气质。甚至在讨论颇为重要的问题时，列宁往往只给每个发言人两分钟的时间。而思考这个落后国家发展的矛盾只能有一分半钟，决不会更多，那是当你沿着与克里姆林宫的过去相交的路从一个会场赶去参加另一个会议的时候。
娱乐宫对面的骑士楼在革命前是克里姆林宫宫廷官员的住所。这座楼的整个底层都被宫庭警卫长占用。现在他的住房已被分割成若干份。我和列宁住在走廊两边的屋子里，合用一个餐厅。那时，克里姆林的伙食非常糟糕，面粉和糁子都是带砂子的，没有鲜肉，只能吃腌肉，只有红鱼子酱因为停止出口而供应很充足。这从来不缺少的鱼子酱，不仅仅在我一个人的记忆中点缀着革命后的头几个年头。
圣救世主塔楼上的音乐钟已被改装。现在老钟楼每隔15分钟奏一次缓慢而低沉的《国际歌》，不再是《上帝保佑沙皇》了。圣救世主钟楼下的汽车通道是一条拱顶的隧道，隧道顶上有一尊古老的圣像，像框上的玻璃已被打碎，圣像前的长明灯也早已熄灭。每当乘车从克里姆林宫出来，眼睛总要看到那圣像，耳朵却听着上面奏出的《国际歌》声。在钟楼顶上依然高高矗立着镀金的双头鹰，只是它头上的皇冠已被摘下。我建议在鹰的上面加上锤子和镰刀，以便在高高的钟楼上能看出时代的断裂，但总是没有时间去完成。
我和列宁每天要在走廊里碰头十几次，还彼此到对方的房间里讨论问题、交换意见。一次交换意见要用上10分钟左右，有时甚至长达一刻钟。这对我们两人来说，已经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了。列宁在那段时间里十分健谈，当然这是与列宁本人平日相比而言的。那么多的新事物，面临着那么多我们对之一无所知的东西，不得不调整自己和别人以求适应新的环境。因此，有必要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由于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约而发生的矛盾的乌云已经消散得无影无踪，列宁对我本人和我的家属特别亲切，他经常在走廊里拉住我的孩子们一同玩耍。
我房间里摆着一套卡累利阿桦木①家具。在壁炉上方挂着一只雕着爱神阿摩尔和普绪刻的自鸣钟，发出银铃般的报时声，从每张扶手椅上都散发出贵族老爷的悠闲气息，对工作来说很不合适。好在我回寓所的时问有限，尤其在头几年里，我只是从前线回莫斯科的短暂时间里才在这里住上几夜。
①一种花纹极美的名贵桦木。——译注
几乎是从彼得格勒到达莫斯科的第一天，我和列宁站在卡累利阿桦木家具间谈活。阿摩尔和普绪刻的一阵锐耳歌声扫断了我们，我们彼此相视，似乎有着同样的感受：过去的幽灵隐藏在角落里偷听我们的谈话。我们在它的包围之中，而我们对它毫无敬意，也没有敌意，只是有些揶揄罢了。当然说我们已经习惯了克里姆林宫的陈设是不正确的。因为在我们生存条件中的变动过于迅速剧烈，根本没有时间去“习惯”。我们斜眼望着这些陈设，暗自揶揄、鼓励地对阿摩尔和普绪刻说：你们料不到我们会来吧？没办法，只好习惯我们吧！我们要使环境习惯我们。
低级服务人员全部都留用了。他们看到我们有点害怕。这里的制度很严格，完全是农奴式的。仆役的职务也是世代相传的。在无数克里姆林宫仆役和各种勤杂工中有不少是伺候过几代沙皇的老仆役。斯图皮申老头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身材不高，脸刮得光光的，是个忠于职守的人，当时，所有的仆役都怕他。目前年轻的一辈对他的态度中既有往日的尊重，又带有新时代的挑战。他不知道疲倦地在走廊里忙来忙去，摆正坐椅，掸掉灰尘，努力维持旧日的秩序。午餐总是盛在宫庭专用的双头鹰盘子里的稀菜汤和夹杂着壳的荞麦粥。谢辽沙轻声对母亲说：“你瞧，他在干什么？”小老头像影子似地在座椅后面走来走去，把每只盘子都要稍稍转动一下。谢辽沙首先猜出：他是把盘子边上的双头鹰正对着客人的脸。
“您注意到斯图皮申老头了吗？”我问列宁。
“怎么会没注意到，”他微带嘲讽地回答道。
这些被连根拔起来的老头有时很叫人可怜。斯图皮申很快就对列宁十分依恋。后来当列宁搬到离人民委员会更近的住处去后，他转而依恋我和我的妻子，因为他注意到我们很珍视秩序和尊重他的操劳。
服务人员很快就被全部解散。年轻一辈迅速地适应了新秩序。斯图皮申不愿意退休，就在改为博物馆的大宫殿里当管理员。他还是常到骑士楼来“探亲”。后来，每当召开代表大会或国际会议时，斯图皮申在安得烈大厅前的宫里值班，他把周围又搞得井井有条。他完成的是沙皇或王公接见仪式的老一套工作，不过现在是为共产国际服务罢了。他和圣救世主钟楼的命运一样，从奏沙皇颂歌改为奏革命颂歌。那时，妻子经常给他送去一些小礼品。他为此感激涕零。1926年老头在医院里安详辞世。
苏维埃莫斯科以一片混乱迎接我们的到来。原来这地方有它自己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是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他是世上所有人之中最不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人。莫斯科人民委员会的政权管辖着整个莫斯科区。但它的边境谁也无法确定：北至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南到库尔斯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莫斯科发现了一个政府，其权力（不过是相当成问题的权力）扩展到苏维埃领土的主要地区。莫斯科与彼得格勒的历史性对抗延续到十月革命之后：莫斯科一度是个大庄园，而彼得格勒则是一个城市；莫斯科是地主—商人的城市，彼得格勒是文武官员的城市；莫斯科是慷慨好客的、斯拉夫气派的道地的俄国城市，它是俄国的心脏，而彼得堡则是无个性的、自私自利的西欧派城市，它是官僚主义国家的神经中枢；莫斯科是纺织业发达的城市，而彼得格勒则是冶金城。这样的对比是它们之间实际差别的文学性夸张。我们立刻感觉到了这点。地方主义在莫斯科本地的布尔什维克中蔓延。为了调和与莫斯科人民委员会的相互关系，组织了一个以我为领导的委员会。这是一项有趣而奇特的工作。我们耐心地把一个州一个州的委员会分开，把属于中央的权力收回。随着这项工作的进展，发现第二个莫斯科政府没有存在的必要。莫斯科人自己也承认必须消除他们的人民委员会。
莫斯科时期是继续建立国家并组建国家管理机构的时期，这在俄国历史上是第二次。现在对那些仍继续用一般性宣传大纲来回答一切问题的人，列宁已失去耐心。他把他们撇在一边，挖苦甚至嘲笑他们：“老兄，您怎么啦，莫非还留在斯莫尔尼宫吧吗？”列宁责怪的话中严厉和温厚各参其半。他又打断言不对题的发言人说：“还是斯莫尔尼宫的那一套。请您记住，我们已经不在斯莫尔尼宫了。我们已经前进了。”在需要为明天作准备时，列宁从不吝惜用过激的言词驱赶昨天。在这件工作上我和他携手共进。列宁是一丝不苟的，而我则更加刻板。我们对懒散、不守纪律、放任自流进行了不倦的斗争。为了根除迟到早退、不能按时开会的现象，我制订了严格的规则。我们就这样一步步地由混乱走上了秩序的轨道。
在解决原则问题或由于有关部门之间冲突而变得重要的问题的会议召开之前，列宁总是在电话里坚持要我事先把问题了解一下。当前有关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分歧问题的书籍中充斥着不足凭信的记载。当然也有过分歧，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是经过我们在电话里谈上三言两语，或在彼此不通气的情况下得出一致的结论。当搞清我和他对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时候，不论是他还是我都不怀疑我们的决议定能通过。当列宁担心他的方案可能会遭到某人强烈的反对时，往往用电话通知我说：“务必到场开会，我让你首先发言。”我发言几分钟，列宁在我发言时说两、三个“对”字。这样，就解决了问题。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使别人不敢出面反对。在那几年中，类似今天这样的唯首长之命是从、惟恐说话表态不当而身败名裂的恐惧等令人作呕的现象根本就不存在。实际上，官僚主义的奴颜婢膝越少，领导的威信就越高。在我和列宁有分歧的时候辩论就不可避免了。在我们意见一致时，讨论总是很快就结束。如果我们不能在事先进行协商，往往就在会场上交换条子。如果这时发现了分歧的话，列宁总是把辩论引向使问题延期讨论。与他持不同意见的条子我往往是以玩笑的口气写的。列宁在阅读条子时，不知怎么的，总是全身晃动。他很爱笑，尤其在疲倦的时候更是这样。这是他身上的孩子气，在这个男子汉气质最强的人身上有许多儿童的特点。我高兴地看到他那么滑稽地努力忍住笑，继续严肃地主持会议。这时，由于紧张他的颧骨比平时更加突出了。
我把我的工作都放到军事人民委员会做，但不只限于军事工作，还有党务、文学以及其他方面的工作。军事人民委员会在克里姆林宫外。在骑士楼里我只留下一套住房，没有人到这里来找我。谈公事的都到军事人民委员会去，谁也不会想到我家来“作客”，因为我们都太忙了。下班后从办公室回到家里已经大约5点钟了，7点钟我又已到了军事人民委员会参加晚间举行的会议。当革命站稳了脚跟后，也就是在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我一般利用夜晚这段时间从事理论研究和写作。妻子进了教育人民委员会，在那里主管博物馆和文物工作。她的职责是在国内战争的烽火中保护古老的文物。这是很困难的工作。不论是白军还是红军都不大关心那些有历史意义的庄园、外省的内城或古老的教堂。这样，军事当局和博物馆管理局就常常处在不断的磨擦中。宫殿、教堂的保卫者抱怨军队不够尊重文化遗产，而军事委员则谴责文物保护者重死物不重活人。表面的结果是我和妻子处在不断的部门冲突之中。在这问题上发生了不少笑话。
这时候，我和列宁的联系主要通过电话。我们之间互相打电话非常频繁，内容涉及到各方面的问题。有些部门常常向他抱怨红军，这使他很恼火，他立即给我打电话，5分钟后他又问我是否能见见一位新来的农业人民委员或检查人民委员的候选人，以便作出自己的评价。一小时后，他又问我是否注视着有关阶级文化理论的论战，是否准备反驳布哈林。然后，他又问我，南线军区是否能拨出一些卡车往车站运送粮食？又过了半小时，列宁来电话打听我是否了解瑞典共产党的内部分歧。我在莫斯科时天天都是如此。
从德军发动进攻时起，法国人，至少是更明智的法国人的行为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们明白了有关我们和霍亨索伦王朝之间的秘密协定纯属子虚乌有。他们也很清楚，我们无力作战。有一些法国军官自己也坚持让我们签订和约以便赢得时间。最热心地捍卫这种想法的是一位法国情报员，此人有一只假眼珠，是一名贵族—保皇分子。他愿完成最危险的委托为我效劳。
接替尼塞尔的拉维涅将军给我提了一些谨慎委婉的建议，它们表面友好，但实际上没有什么用处。他说，法国政府鉴于现在布列斯特和约业已缔结，愿意在军队建设方面为我提供无私的援助。他答应派遣从罗马尼亚回来的庞大的法国代表团的军官归我指挥。让其中两个人（一个上校，一个上尉）住在军事委员会的对面，以便随时供我差遣。老实说，我怀疑他们搞军事情报要比搞军事行政更内行。他们虽然向我提供了一些书面报告，但在那些忙碌的日子里，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拜读。
在这短暂的“休战”中还有一段插曲，就是协约国的军事代表团来拜会我。协约国的军事代表团很多，每个代表团都阵容庞大，有20来个人一下子挤进了我那小小的办公室。拉维涅把他们一一介绍给我。其中有些人说了些恭维话。一个意大利臃肿的军官特别突出，他祝贺我成功地肃清了莫斯科的匪徒，笑容可掬地说：“现在可以像在所有国家的首都一样地在莫斯科安居乐业了。”我认为这么说未免有些过奖了。再往下我们都不知道彼此还应该谈些什么。但客人们还下不了决心起身告辞，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他们。最后，拉维涅将军为我解了围，他说：军事代表们不打算再多耽搁我的时间，问我意下如何。我表示：尽管我不愿同诸位分手，但也只好听便。每人在他的一生中都有一些回忆起来只能尴尬地一笑的场面。我与协约国军事代表团的会晤就属于这种场面。
军事吞噬了我的主要的时间，并且还在逐渐增加。何况在军事方面我还要从头学起。在技术和战术方面，我认为我的任务首先在于解决如何把适当的人安置到适当的位置上去，使他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我在创建军队的过程中把政治组织工作和党的工作完全结合在一起。只有走这条路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我在军事部门许多党的干部中发现了军医斯克良斯基。尽管他年纪轻轻，1918年他才刚满26岁，却已突出地表现出他的干练，埋头苦干精神和出色的判断人和环境的能力，即具备了一个行政人员所应具备的素质。我和斯维尔德洛夫（在这类事情上他是不可取代的人物）商议之后，选择斯克良斯基做我的助手。此后，我从不曾为此事感到后悔。由于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前线，助手这个岗位的责任就更加重大。斯克良斯基在我外出时代我主持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会议；领导委员会日常工作，其内容主要是为前方服务，代表军事部门出席列宁主持召开的国防会议。如果说有谁能与法国大革命中的拉札尔·卡诺①相媲美，那就是斯克良斯基。他永远正确无误、孜孜不倦、警惕性极高、事事都了如指掌、胸有成竹。军事部门中大部分命令都由斯克良斯基签署，由于命令是在中央机关报和地方刊物印发的，所以斯克良斯基的名字家喻户晓。像所有严肃而果断的行政官员一样，年轻的干才激恼了不少年纪大的庸才。斯大林在幕后给他们煽风点火。他们在背地里攻击斯克良斯基，当我不在时更加猖狂。列宁则通过国防会议对他十分了解，每次都出面维护他，一再地重复：“出色的干部！出类拔萃的干部！”斯克良斯基本人对这些阴谋技俩置之不理，只顾埋头工作：听取工作人员的汇报；搜集工业情况；统计那永不敷用的弹药数量。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通过专线电话召集各部队首长了解情况，并为国防会议准备资料。可以在深夜两、三点钟到委员会去找他，他仍坐在办公桌前。我问他：“您什么时候睡觉？”他总是开句玩笑搪塞过去。
①卡诺，拉札尔—尼古拉（1753—1823）法国数学家，法国大革命时期任立法议会会员，法国反对干涉者和保皇派的革命斗争的军事组织者。——译注
在其他部门里严重干扰日常工作的派系斗争和勾心斗角的现象，在军事部门里几乎完全没有，我回想起这点总是感到满意。紧张的工作、领导的威信、准确地选用人才、杜绝个人关系、不徇私情、忠诚的精神等等，正是这一切保证了我们这个臃肿、不够配套、成分复杂的机构能够正常运转。而这一切主要归功于斯克良斯基。
国内战争使我脱离了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我生活在列车车厢或汽车里，连续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四处奔波驰骋使我完全脱离了政府的日常工作，在回莫斯科的短期内也无法熟悉。但是，最紧要的问题是预先在政治局解决的。有时我应列宁的召唤专程回来参加政治局的会议，有时相反，是我从前方带回许多原则性问题，通过斯维尔德洛夫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在这几年里我同列宁的来往信函主要是关于国内战争的问题，其中有短笺也有长篇电报，它们补充了先前的谈话或为下一次谈话作准备。这些文件虽然务实简短，但最好地揭示了布尔什维克领导集团内部关系的真实情况。近期内我将把这些内容丰富的书简加以必要的注释予以公布，它正是对斯大林学派历史学家著作的致命驳斥。
当威尔逊在他教授式不着边际的幻想中又异想天开地要召开“所有俄国政府”的和平会议时，列宁在1919年1月24日往南部战线给我发了封密电：“威尔逊建议休战，并号召所有俄国各政府坐下协商……看来只好由您去见威尔逊了。”由此看出布列斯特时的分歧丝毫没有影响列宁在面临重大外交任务时立即找我磋商，尽管当时我已完全投入到军事工作之中。显然，威尔逊的和平倡议也像他的其他计划一样落空了。因此我也就没有成行。
至于列宁如何看待我的军事工作问题，除了列宁本人的数万件证明之外，还有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一段绘声绘色的描述：
“他（列宁）拍了一下桌子说：‘请你指出另一个人，他能在一年内组成这么一支堪称楷模的军队，而且还赢了军事专家的尊敬。可我们就有这样的人。我们拥有一切，奇迹就会出现。’
据高尔基说，列宁就在那次谈话中还说：“是的，是的，我知道有人在我和他的关系上造了不少谣。尤其是关于我和托洛茨基本人的谣言很多。”今天，在我和他的关系问题上的如此不顾事实、文件、毫无逻辑的谎言竟成为国家信条。如果列宁在世的话，他将会说些什么呢？
革命胜利的第二天，我曾借口民族因素拒绝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然而在军事工作中，这个因素显然要比民政机关更加复杂。列宁显然是正确的，在革命高涨的年代里，这问题是无足轻重的。白军固然企图在红军内部煽起反犹太主义，但却是徒劳。在他们自己的报纸上有不少证据证明了这点。在柏林出版的《俄国革命档案》中，白军作者讲了下面一段生动的故事：“一个哥萨克来见我们，诉说他感到受了侮辱，有人挖苦他，说他在犹太佬托洛茨基军队中服役，并在他的指挥下作战。他激烈地断然反驳说：‘没有那回事！托洛茨基不是犹太佬。托洛茨基是军人……是我们的……俄国人……，列宁这个共产党才是犹太佬，可托洛茨基是我们的……俄国人……是我们的。’”
类似的题材，在我们最有天分的年轻作家巴别尔的《骑兵军》一书中也可以找到。关于我的犹太籍问题，从对我进行政治诬陷开始之后才获得了意义。反犹太主义和反托洛茨基主义是同时抬头的。这二者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小资产阶级对十月革命的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