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苏维埃大会通过了进行和谈的法令。当时只有彼得格勒还在我们手里。11月7日我通过无线电广播向协约国和同盟国建议缔结全面和约。协约国政府通过各自的代表向总司令杜鹤宁①将军表示，进一步单独媾和将导致“严重的后果”。针对这种威胁，我发表了告全体工人、士兵、农民书，其意义是不容置疑的：我们推翻了本国的资产阶级政权不是为了使我们的军队在外国资产阶级的指挥棒下流血。11月22日，我们签署了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全线中止军事行动的协定。我们再一次向协约国呼吁，请他们和我们一起进行和平谈判。我们没有得到回音，但也没再受到威胁。协约国政府已经有些开窍，了解到点什么了。和谈是从12月9日开始的，即在通过和约法令的半个月之后。这段时间足够协约国政府确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了。我们的代表团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关于民主和平基础的纲领性声明。对方要求休会。复会的工作一拖再拖。四国同盟②在起草对我们宣言的复信中经受了重重的内部困难，终于在12月25日做出了答复。四国同盟政府同意了民主和平的方式，即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缔结和约，不割地、不赔款。12月28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了盛大游行，欢迎民主和平。虽然不相信德国人的答复，但仍然把它当作革命在道义上的伟大胜利。第二天早晨，我们的代表团从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给我们带来了苛刻的条件，这是屈尔曼以同盟国的名义提出的要求。列宁说：“为了拖延谈判，必须有拖延的人。”在他的坚持下，我动身前往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应该承认，我一路上简直像是在受刑。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人总是使我害怕，这里尤甚。我完全不理解那些革命家，他们喜欢担当使臣，并能在新的环境中如鱼得水。
①杜鹤宁（1876—1917）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策划人。1917年升任中将。俄历11月3日任最高总司令。11月9日人民委员会决定撤销其职务。革命军队占领司令部后他被打死。——译注
②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奥匈、土耳其、保加利亚4国的同盟。——译注
以越飞为首的第一个代表团受到了各方面的接待。巴伐利亚的皇太子利奥波德以“贵宾”的规格接待他们。所有代表团都在一起共进午餐和晚餐。霍夫曼将军饶有兴趣地看着那毕岑柯的名字，她曾击毙了萨哈罗夫将军。德国人和我们的代表花插着坐在一起，力图“友好地”套出他们所要知道的东西。第一批代表团成员中有工人、农民、士兵。这是一些临时拼凑起来的人，他们对这种阴谋没有充足的思想准备。有一位农民老大爷在午餐时甚至喝得烂醉。
霍夫曼的司令部为战俘出版了一份《俄国信使报》。开始阶段它对布尔什维克非常同情。霍夫曼对俄国战俘说：“我们的读者问我，托洛茨基是个什么人物？”他深情地向他们介绍了我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还介绍了我的德文著作《Russland in der Revolution（革命中的俄国）》。“整个革命阵营都为他成功的逃跑而欢欣鼓舞！”他继续说：“当沙皇被推翻后，托洛茨基长年流亡刚刚归来不久，就被沙皇的秘密朋友投入监狱。”一句话，再没有比巴伐利亚的利奥波德和普鲁士的霍夫曼那样热情的革命者了。但这段田园诗般的光景没有维持多久，2月7日的布列斯特和谈会议上，田园气氛已经荡然无存。我回顾过去并指出：“德国和奥匈帝国官方报刊所做的过早的恭维，我们表示遗憾，而顺利地进行和谈完全不需要这些。”
社会民主党就是在这问题上也成了霍亨索伦和哈布斯堡①政府的傀儡。谢德曼，艾伯特和其他一些人起初试图像保护人似地拍拍我们的肩膀。维也纳的《Arbeiter Zeitung（劳动者报）》12月15日充满激情地写道：托洛茨基和布坎南的“决斗”，是当代的一场伟大斗争，它是“无产阶级与资本家斗争的象征”。当屈尔曼和切尔宁在布列斯特狠毒地卡俄国革命的脖子的日子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看到的只是托洛茨基和……布坎南的“决斗”。至今回想起这种伪善仍然令人作呕。哈布斯堡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写道：“托洛茨基是俄国工人阶级和平意志的全权代表，它正努力挣断英国资本强加在它身上的钢铁—黄金锁链”。而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却自愿骑在德、奥资本的锁链上协助他们的政府用武力把这锁链强套在俄国革命的身上。在布列斯特最艰难的日子里，当柏林报纸《Vorw?rt's（前进报）》或维也纳的《Arbeiter Zeitung》落入我和列宁的眼帘时，我们默默相互指着彩色铅笔勾出的字句，彼此相望一眼，就马上错开了目光，心里为那些先生们感到羞愧，因为无论如何他们在昨天还是我们共产国际的同志啊。谁能自觉地经历这段时期，他就会永远知道，无论政治局势怎样动荡，历史宣告社会民主党已经寿终正寝了。
①哈布斯堡王朝于1867—1918年统治奥匈帝国。——译注
为了结束这场不伦不类的假面舞会，我在我们的刊物上提出问题：德国参谋部是否对德国士兵们讲了有关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情况呢？我们就这个问题对德国士兵发了号召书。霍夫曼的《信使报》哑口无言。霍夫曼在我到达布列斯特后立即对我们在德国军队中进行宣传提出抗议。我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只是建议将军可以继续在俄国军队中作宣传。条件是对等的，其差异仅仅在于宣传的性质。我并且同时提醒他：对一些重要问题我们双方的观点不同，这早已是众所周知了的事，并得到一个德国法院的证明，它在战时把我缺席判处监禁。如此不合时宜的提法，造成了非常尴尬的局面。许多官员都紧张得屏住了呼吸。屈尔曼对霍夫曼说：“您想要发言吗？”霍夫曼道：“不，不必了。”
作为苏维埃代表团团长，我决定无情地撕破这最初不知不觉地形成的温情脉脉的关系。通过我们的军事代表告诉他们，我无意拜见他们的巴伐利亚皇太子，并将这点备了案。我以我们要在休息时间开会为借口，要求单独进午、晚两餐。这也被默然接受了。1月27日切尔宁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在午餐前俄国人在托洛茨基的率领下都来了，他们为今后不再一同进餐表示歉意。平时根本就见不到他们了。这次的风向似乎与上次明显不同”(316页）。虚假的友好关系被干巴巴的公事关系所取代。由于当时应该从没有实际意义的初步谈判转到和平谈判的具体问题上来，这样的措施就更为及时。
屈尔曼比切尔宁高明，恐怕也比我近年来所接触到的所有其他外交官都要高明。他性格刚强，具有杰出务实的头脑和满肚子的仇恨。这些仇恨他不只是用来朝我们发泄（在我们这里他碰了钉子），也朝他那些尊贵的盟友们发泄。当讨论到被占领土时，屈尔曼挺了挺身子，趾高气扬地说：“感谢上帝，我们德国领土没有一处被任何人占领。”这时，切尔宁伯爵立刻缩成一团、脸色铁青、屈尔曼这番话就是冲着他去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根本就不是那种和谐的友谊关系。往后，当问题转到了波斯，它的领土从两面被外国军队所占领。我指出，正因为它不像奥—匈帝国不同，没有与任何一方结成同盟，所以谁也没有理由因为被占领的是波斯领土，不是我们自己的而幸灾乐祸。切尔宁甚至跳了起来喊道：“Unerh?rt（岂有此理）”。这话表面上是冲我来的，而实质是针对屈尔曼的。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
正如一个好棋手经常与弱的对手下棋，自己的棋艺也会下降一样。屈尔曼在战时专门在奥—匈、土耳其、保加利亚和中立国的外交仆从的圈子里周旋惯了，一开始就对自己的革命对手估计不足、漫不经心地和对手们打交道。在不少地方，尤其在开始阶段，他那种粗陋的手法和对于对手心理上的无知使我惊讶不已。
我初次去会见外交家时，心里感到忐忑不安。我在前厅的衣架旁碰见了屈尔曼。我不认识他，他作了自我介绍，接着加上一句：对我的光临“十分荣幸”，因为同主子打交道，总比同他的使臣打交道要好一些。从他的面部表情看来，他似乎很满意自己专投爱出风头的人之所好的“微妙”一招。我却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是踩上了什么脏东西一样，不由得向后退了一步。屈尔曼明白了自己的失误，谨慎起来，他的语调也变得干涩了一些。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他当着我的面用类似的手法对待土耳其代表团首脑、一位老宫廷外交官。屈尔曼在给我介绍他的同事时，等到土耳其代表团退下的当儿，他机密地低声耳语，但显然是用存心使对方听到的声音说：“这是欧洲最好的外交家。”我把这事告诉越飞。他笑着说：“屈尔曼初次和我见面时搞的也是这种名堂。”屈尔曼给他“最好的外交家”的虚名来补偿实际上的勒索。也许屈尔曼想以此达到次要的目的，要让切尔宁知道，他决不认为切尔宁是仅次于他的最好的外交家。据切尔宁说，12月23日屈尔曼曾告诉他：“皇帝陛下是德国最英明的君主。”应该假定，这句话与其说是说给切尔宁听的，还不如说是说给皇帝听的。在把阿谀之词转达给被阿谀者时，外交家们无疑是在彼此相互效劳的。Flattez, flattez, il en restera toujours quelque chose（阿谀奉承的人总有便宜可占）。
我还是第一次同这个圈子里的人物直接接触。无须赘述，我从来没有对他们抱有幻想。尽管我已猜到他们并非出类拔萃之辈，但应该承认，我还是把他们的水平看高了。我从第一次会见时所得到的印象，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他们小看别人，对自己也看得不重。
说到这里，讲下面一段情节也许不算多余。在维克多·阿德勒（在那些日子里他千方百计地向我表示他的同情）的倡议下，切尔宁伯爵建议顺便把我的藏书运回俄国去。我的这批藏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留在维也纳的。它是我在侨居中收集到的大量俄国革命文献，有一定的价值。我还没有来得及向外交官表示有分寸的谢意，他立即要求我关照一下两个奥地利战俘，似乎他们在我们那里受到虐待。从藏书这样直截了当、要我说则是露骨地转到俘虏——需要指出当然不是什么士兵，而是接近切尔宁那个圈子里的军官——实在是无礼。我冷淡地回答说，如果切尔宁所提供有关俘虏的情况是属实的话，我自有责任做我应做的一切，但这个问题与我的藏书问题毫无瓜葛。切尔宁在他的回忆录里相当正确地转述了这段情节。他绝不否认企图把俘虏和藏书问题联系起来。相反，他认为这样做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他用一句双关语结束他的故事：“他想得到他的这批藏书”(320页)。我只需加上一句，在我收到藏书之后，立即把它们转交给莫斯科的一所学术机构了。
历史环境造成了这样的情况，有史以来人类最革命制度的代表团不得不与统治阶级中最反动的集团共坐在同一张外交谈判桌前谈判。我们的对手对同布尔什维克谈判的爆炸性力量是如何害怕，下述事实可资佐证：他们宁愿中断谈判，也不愿意把谈判转移到中立国去。切尔宁在他的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说：布尔什维克在中立国家能得到国际友人的帮助，肯定会把主动权抓到他们手里。他以在中立国中英、法两国立刻会展开“或公开的，或幕后的”阴谋活动为借口，正式予以拒绝。我回答他说，我们的政治根本无须幕后活动。因为这种老式外交武器连同许多其他东西早就在10月25日胜利的起义中被俄国人民彻底抛弃了。但是我们不得不向最后通牒妥协，并留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
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除去在老城一侧被德军司令部占用的几座建筑物外，几乎没有其他建筑物了。整座城市被沙皇军队撤退时在孱弱的愤懑下一把火烧光了。大概就是因为这点，霍夫曼把自己的司令部设在这里，以便容易控制这座城市。生活条件也像食物一样特别简单。做招待工作的是德国兵。对他们而言，我们是和平使者，他们对我们满怀希望。司令部所在地的周围有高高的铁丝网通向各方。在早晨散步时，我见到一个告示牌上写着：“俄国人到此格杀勿论”。这是对俘虏而言的。我自己问自己，这告示是否也是针对我的；我们不是也处在半俘虏状态中吗！于是，就转身回去了。一条很好的战略公路穿过布列斯特。在头几天我们乘坐司令部的汽车出去兜风。代表团中一个成员在兜风中与德军士兵发生了冲突，霍夫曼写信对我诉说这事。我答复说，我们今后谢绝使用提供给我们的车辆。谈判继续拖延。我和我的对手们都用直通线路与各自的政府联系。线路时常发生故障，这些故障是由于自然因素，还是对手为了力求赢得时间而引起的人为损害，我们无法验证。会谈经常中止，有时长达数天之久。我在一次休会期去了一趟华沙。城市生活在德军刺刀下，居民们对苏维埃外交人员的兴趣很大。但表现得很谨慎；谁也不知道这会招致什么结果。
谈判的拖延对我方有利，为了这个目的我才亲自来布列斯特的。但我不把这方面的任何功劳归于自己，我的对手们尽一切可能帮助了我。切尔宁在他的日记中笔调低沉地写道：“时间有的是，不是土耳其没有作好准备，就是保加利亚，再不就是俄国人拖拖拉拉——于是，会议一再推迟，或是刚刚开始就再次中断。”当奥地利在与乌克兰代表团谈判中遇到了难题时，它又把谈判拖延下去。当然，这一切并不妨碍屈尔曼和切尔宁在公开发言中一味谴责俄国代表团拖延谈判。我对此提出了坚决的抗议，但毫无效果。
半官方报纸（那时候除一些非法传单外，所有报刊都是半官方性的）对布尔什维克的拙劣恭维，在谈判结束时已踪迹皆无。例如((T?gliche Rundschau（每日观察报）)不仅抱怨说：“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为自己设立了讲坛，他的声音从那里传遍世界”，要求尽快结束这种现象，并且公然宣称，“无论是列宁，还是托洛茨基都不希望和平。显然，对他们来说，和平预示的不是绞架就是监狱。”社会民主党刊物的调子大致也是如此。谢德曼们、艾伯特们和司坦姆费尔们认为我们的主要罪责在于把希望寄托在德国革命上。这些老爷们做梦也想不到，几个月后革命揪住他们的脖领子把他们拖上了权力的宝座。
在长期不看德文报纸后，我在布列斯特兴致勃勃地阅读德国报纸。这些报纸对布列斯特谈判的报导煞费苦心，别有用意。单靠这些报纸不能占满全部时间，我决定更充分地利用这一点不得已的闲暇。可以预料到，这在短期内是不会再度得到的。
我们代表团中有几个很好的沙俄国家杜马的速记员。我开始凭记忆口授十月革命的历史概述。这样口授几次之后，竟集成了一本首先为外国工人写的小册子。它对他们说明所发生的一切事件是绝对必要的。我和列宁不只一次谈到这问题，但我们都没有时间去做这项工作。我根本未曾料到，布列斯特竟会成为我写作的地方。当我把写好的有关十月革命的手稿带回来时，列宁确实欣喜异常。我们一致认为该书是今后对这个苛刻的和约进行革命复仇的朴实保证之一。这本小册子很快就译成十几种欧亚文字。尽管共产国际所有各党（从俄国共产党起）都将此书一版再版，但仍不妨碍在1923年后，追随者们宣布它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大毒草。目前它被列在斯大林的禁书目录之中。热月政变的思想准备可以在这个次要的事件上部分地表现出来；要使热月政变获得成功，必须首先切断十月革命继承性的脐带……
对方的外交官员同样也在寻找充实他们过于长久的布列斯特闲暇的方式。我们从切尔宁伯爵的日记中知道，他不仅打猎，还为了扩大视野阅读了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回忆录。他拿布尔什维克与雅各宾派对比，希望从中得出令人欣慰的结论。这位哈布斯堡外交官写道：“夏洛特·科尔黛①说：‘我杀的不是人，而是野兽’。这些布尔什维克也将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谁能知道，会不会再出来一个托洛茨基的克星科尔黛呢？”(310页）。当然，我不可能知道在那些天里这位笃信宗教的伯爵为拯救灵魂所做的思考，但我乐于相信它们的诚意。
①夏洛特·科尔黛（1768—1793）法国女贵族。吉伦特党的狂热拥护者。她潜入马拉的寓所，将他刺死，因此被判死刑。——译注
德国人的外交活动，乍看起来简直令人莫明其妙，不知道它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它在12月25日提出了自己的民主原则，难道就是为了在几天之后显示出它的豺狼胃口吗？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屈尔曼倡议的关于民族自决问题的理论争议，对德国政府而言，至少也是危险的。霍亨索伦王朝的外交官在这条路上不可能获得多大的声望，这是它自己早就该清楚的。因此，屈尔曼就必须千方百计证明：占领波兰、立陶宛、波罗地海沿岸各国和芬兰，对德国来说，就是这些民族的“民族自决”形式，因为它们的意志是通过德国占领当局建立的“民族”机构来表达的。想证明这点并不容易。但屈尔曼不肯认输，他纠缠不休地问我，难道我不承认海得拉巴德的尼赞①是印度人意志的表达者吗？我回答说，在印度最重要的事就是英国军队滚出去，此后，这位尊贵的尼赞连24小时都未必能维持下去。屈尔曼不礼貌地耸了耸双肩，霍夫曼将军不满地哼哼了几声，声音响得整个大厅都能听到。译员在翻译，速记员们在记录。争论无止无休地继续着。
①尼赞系公元1724—1750年印度海得拉巴德公国的世袭君主的称号。——译注
德国外交行动的秘密在于屈尔曼大概早已料定我们准备同他合作。他的如意算盘大致是这么打的：布尔什维克通过争取和平而夺得政权，而只有在签订和约的条件下才能保住政权。当然，他们将被民主规则束缚手脚。但是，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外交家的存在呢？他，屈尔曼将把经过得体的外交翻译的革命公式还给布尔什维克，而布尔什维克使他有可能在改头换面的形式下占领一些外省土地和民族。于是世人将认为德国的侵略得到了俄国革命的赞成。布尔什维克则得到和平。毫无疑问，屈尔曼的失误是我们的自由派、孟什维克和民粹党促成的。他们事先把布列斯特和谈描绘成一出预先分配好角色的喜剧。
当我们明确地向布列斯特谈判对手表示我们的立场是各民族之间共同生存的原则，而不是做什么伪善的幕后交易。而陷于自己原来立场不能自拔的屈尔曼几乎把我们的行为看成是破坏他想象中的默契，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放弃他12月25日的民主原则的基础。他打算用自己出类拔萃的诡辩术硬要在世人面前证明：白与黑二者之间并无不同之处。切尔宁笨拙地辅助屈尔曼，按照后者的要求在紧急关头提出一些生硬的、厚颜无耻的声明，借以掩饰自己的虚弱。但是霍夫曼将军却为谈判引进了新鲜的调子。他对外交手腕毫无好感，好几次把他的军靴放到人们正围在四周展开辩论的那张长桌面上。我们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这些谈判中唯一严肃而现实的就是霍夫曼的靴子。
但是，有时候将军也参与到纯政治的辩论中去。不过他有他自己的作法。一天早晨，1月14日，这位被关于民族自决问题冗长的夸夸其谈激怒了的将军拿着公文包来到会场。包里面装满了俄文报纸，其中大部分是具有社会革命党倾向的报纸。霍夫曼能熟练地阅读俄文。他用简短而生硬的语调，又像申斥又像下命令地谴责布尔什维克压制言论和集会自由，破坏民主原则，并以完全赞许的口吻援引了俄国恐怖主义政党的文章，该党从1902年起曾把不少霍夫曼的俄国同志送进了另一个世界，将军愤怒地揭露我们的政府依靠的是暴力。这些话能从他的嘴里说出来，真可以说是妙不可言。切尔宁在他的日记里作了如下的记载：“霍夫曼发表了他那不幸的演说，他曾为此准备了好几天，并为它的成功沾沾自喜”(322页）。我答复霍夫曼说：“在阶级社会里一切政府都依靠暴力。区别仅仅在于霍夫曼将军使用镇压手段是为了保护大私有财产者，而我们是为了保护劳动者。和谈会议在几分钟的时间内变成了对初学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小组。我说：“在我们的活动中使其他国家政府害怕并反感的是，我们逮捕的不是罢工者，而是那些搞联合停业使大量工人失业的资本家。还有这一事实，我们不是枪毙那些要求土地的农民，而是逮捕那些企图枪杀农民的地主和军官。”霍夫曼的脸色涨得发紫。每逢出现这种情况时，屈尔曼总是幸灾乐祸、殷勤地问霍夫曼是否就这问题再说几句话，将军则断然拒绝说：“不，够了”，并愤怒地望着窗口。和霍亨索伦王朝、哈布斯堡、苏丹①和科堡王朝②的外交官以及海陆军将领们一起讨论革命暴力的作用，的确是别有风味。一些佩带勋章的勋爵老爷们在谈判中只会不解地用眼睛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屈尔曼或切尔宁。他们只求有什么人看在上帝的面上，给他们解释一下这一切到底应该怎样理解。显然，屈尔曼在背地里曾开导他们，说我们的存在不过只是几个星期的事。应该利用这短短的时机来签好“德国的”和约，而它的后果将由布尔什维克的继承人来承担。
①苏丹系某些伊斯兰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这里指土耳其统治者。——译注
②科堡王朝（萨克森—科堡—哥达）1908年起为保加利亚沙皇的王朝。——译注
在原则性的讨论方面，我的立场比屈尔曼的立场有利；而在军事方面，则霍夫曼比我有利。这就是为什么当屈尔曼徒劳地企图赋予建立在军用地图的和平以建立在某些原则上的和平的假象时，霍夫曼不耐烦地竭力把问题引向实力对比方面的原因。屈尔曼为了缓和霍夫曼声明的意义，他说，军人说话必然要比外交官说话更强硬一些。我回答说：“我们俄国代表团的成员都不属于外交学派的，算作革命的战士更恰当些。”因此，我们更喜欢军人的粗鲁语言。不过需要说明一点，屈尔曼本人的外交礼节也相当有限。他为他自己制定的任务，没有我方的合作……显然是无法解决的，可我们就是不合作。我对屈尔曼解释说：“我们是革命者，但也是现实主义者。我们喜欢直接使用吞并这个词，而不愿意用其他什么词来替换这个名符其实的称呼。”如果屈尔曼偶然丢开他的外交假面具，而恶毒地咒骂起来，这是不足为奇的。他说：德国真诚地为恢复与强大的东方邻国的友好关系。他说这话时的语气我至今仍记得，“强大的”这个词是用挑衅、讥讽的语调说出来的，以致使他的盟友们都为之颤抖。切尔宁尤其害怕谈判破裂。我接受了他的挑战，重提我在第一次发言中所讲过的话，我在1月10日说过，“我们没有可能，也不愿意来争论这一状况，即我们的国家被不久前才被推翻的统治阶级的政策搞得虚弱不堪。但是一个国家的世界地位不仅仅凭今天的技术机构的状态来决定，还应该看到它的内在的可能性，正好像德国的经济实力，不能单单根据其粮食生产工具今天的状况来衡量一样。一项远见卓识的政策以发展趋势和内在力量为依据，这种力量一旦觉醒，迟早有一天会显示出自己强大的力量。”
此后，不到9个月，1918年10月3日，我在全俄中共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到了屈尔曼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的挑衅，我说：“对当前德国正在遭受的巨大灾祸，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感到幸灾乐祸。”无须论证，这次灾难的祸根大部分是德国的文武外交官在布列斯特种下的。
我们提出的问题越准确，霍夫曼对屈尔曼就越占有优势。他们俩，尤其是将军已不再掩饰彼此之间的对立。在一次答复他的又一次攻击时，我别无用心地提到了德国政府。霍夫曼立即用由于仇恨而嘶哑的声音打断了我说：“我在这里代表的不是德国政府，而是德国最高统帅部。”他的话音很像石块打碎玻璃的声响。我用眼睛扫了一下桌子对面的对手们。屈尔曼坐在那里脸都气歪了，两眼看着桌布下面。切尔宁的脸上窘困和幸灾乐祸交替出现。我回答说：我不认为自己是来裁定德意志帝国的政府与其最高统帅部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但我受全权只同德国政府进行和谈。屈尔曼咬牙切齿地将我的声明备了案，并表示同意。
夸大外交与统帅部之间的分歧当然是太天真了。屈尔曼证明占领区通过自己享有全权的民族机关已经做出了有利于德国的“自决”。霍夫曼则从他那方面解释，在这些地区缺少全权机关就谈不到德军撤出的问题。理由虽然各异，然而实际结论却是一致的。在这个问题上屈尔曼耍了些乍看起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手腕。在冯·卢森堡宣读的对我们所提的一系列问题的复信中说：德军在西部战线停战以前是不会从占领区撤军的。据此我得出结论，德军要在战后撤军，并要求确定日期。屈尔曼进入了极度亢奋的状态。显然，他是指望他的外交辞令能起麻痹作用。换句话说，他企图用一句双关语来掩饰吞并的目的。当达不到这目的时，他在霍夫曼的协助下宣称不问停战之前或之后军队概不撤退。我见到没有希望取得成就，在1月底试图得到奥匈帝国政府的同意，前往维也纳与奥地利无产阶级的代表进行磋商。可以想象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对这次旅行有多么害怕。当然，我的要求被拒绝了。理由是那么不可思议，即我没有受全权进行这种谈判。我给切尔宁写了如下信件作为答复：
“部长先生阁下！兹附上贵国宫廷枢密官查克伯爵本月26日来函的副本，该函当系阁下对我于本月27日电报的复文。为此我谨通知阁下，尊函拒绝批准我为实现民主和平前往维也纳与奥地利无产阶级代表谈判，我已将其备案。我不得不明确指出：复函以表面理由掩饰其不愿让俄国工农政府代表与奥地利无产者直接进行谈判之实。至于函件声称我没有进行此项谈判之全权。这一借口无论形式上还是实质上均属不当。为此我请部长先生阁下注意，有关我的权限内容及性质完全应由敝国政府决定。”
谈判的最后时期，屈尔曼和切尔宁手中掌握的王牌是独立的并仇视莫斯科的基辅拉达①的出场。它的首领是克伦斯基分子的乌克兰变种，他们丝毫不逊色于他们的大俄罗斯的典范人物，只不过更土气一些罢了。拉达的布列斯特代表天生就是任凭资产阶级外交官任意牵着鼻子走的。不仅是屈尔曼，连切尔宁都俯就嫌恶地搞这套勾当。民主党中头脑简单的人见到霍亨索伦和哈布斯堡的殷实公司这么看重他们，就感到有些飘飘然了。乌克兰代表团首领卢博维奇依次说了他的简短答话，就小心翼翼地把黑色大礼服长长的前襟撩到两侧坐到椅子上，不由得担心可别被自己的心中沸腾的喜悦之情所融化。
①拉达系1917—1918年间乌克兰的一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的名称。——译注
切尔宁在他的日记里说，他鼓动乌克兰人向苏维埃代表团发表公然敌对的声明。乌克兰人却做过头了，在短短的一刻钟的时间里，他们的发言人喷出了一大堆粗鲁、蛮横无礼的言词，使认真的德国译员陷入困境，他很难按照这个音叉调整自己。哈布斯堡的伯爵在描写这个场面时对我惊慌失措加以渲染：面色苍白、颤抖不止、渗出滴滴冷汗。如果抛开那些夸张之词，则应该承认这场面确实是很沉痛的。不过沉痛完全不在于切尔宁所设想的那种，即我们的同胞当着外国人的面羞辱我们。不，不可容忍的是，不管怎么说，他们总还是革命代表，竟会在蔑视他们的骄横贵族面前如此疯狂地自作自贱。华丽词藻掩饰的卑下行径，受宠若惊的奴婢态度从这些一瞬间附在政权上的不幸的民族民主主义者嘴里喷涌而出。屈尔曼、切尔宁、霍夫曼以及其他一些人贪婪地喘着气，活像跑马场上把赌注下在看好的马上的赌徒一样。乌克兰代表团的人每说一句话都要看看自己的保护人，为了得到鼓励，他们逐字读着经他们集体劳动了24小时才准备好的充满了谩骂的纸片。的确，这是我不得不忍受的一个最难堪的场面。但在侮辱和幸灾乐祸的眼光交叉扫射下，我毫不怀疑这批过分忠心的仆从们马上就会被得意洋洋的老爷们踢出们外，而后者自己也将很快从他们盘据了几百年的地位上被清除出去……
在这时期，苏维埃革命军队胜利地在乌克兰向前推进，打开一条通往第聂伯河的道路。正好在这一天，当脓包彻底熟透，并在了解到乌克兰代表与屈尔曼和切尔宁达成出卖乌克兰的协议时，苏维埃军队占领了基辅。拉达委员会打直通电话询问有关乌克兰首府的情况，在中继站上的德国话务员分不清谁在问话，就回答：“基辅完了。”2月7日我把列宁发来的电报通知同盟国的代表团。电报内容如下：苏军在1月27日开进基辅；众叛亲离的拉达政府逃之夭夭；乌克兰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已迁入基辅；乌克兰政府已同意与俄国结成联邦，并在内政与外交政策方面保持完全一致。在最近一次会议上我对屈尔曼和切尔宁说：与他们达成协议的代表团的政府，其全部领土只限于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根据条约这个城划归乌克兰）。但德国政府，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德军统帅部此时已决定派军队占领乌克兰。同盟国的外交只须要为德军准备好通行证。而鲁登道夫为霍亨索伦王朝的军队进行垂死挣扎做了非常出色的准备工作。
在那些日子里，一所德国监狱关着一个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指控他是个疯狂的乌托邦主义者，而霍亨索伦王朝的法官则指控他叛国。这个被逮捕的人写道：“即使到了以屈辱的投降谋得和平的地步，布列斯特的结果也不会等于零。由于俄国代表团，布列斯特成了声传遐迩的革命讲坛。它揭穿了同盟国，揭露了德国的贪婪、欺骗、狡诈和伪善。它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的和平政策（它与其说是伪善的，不如说是卑鄙无耻的）宣判了死刑，它有力量解放各个国家的群众运动。这出悲剧的最后一幕——反革命的武装干涉，将使社会主义的每一根纤维震颤。时间会揭示，对目前的胜利者来说，这次播种正在酝酿成熟的是什么样的收获。这样的收成他们是不会喜欢的”（卡尔·李卜克内西：《政治札记》，行动出版社1921年版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