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日子不论在国家的生活中还是在个人生活中都是不平凡的日子。社会激情的应力和个人力量一样达到了极限。群众创造了时代，领导者们感到他们的步伐与历史的步伐交融在一起。在那些日子里所做出的决策、所颁布的命令都关系着整个历史时代中的人民的命运。这些决策几乎都不曾经过讨论。我不敢说它们是经过仔细斟酌和周密考虑的，它们都是即兴之作。但它们并未因此而变糟。事件的压力是这样强，而任务又是如此明确。最重要的决定轻而易举地迅速做出，好像是某种理所当然的东西，也是这样被领会的。道路是事先决定的，需要的只是叫出任务的名称，不需要论证，几乎也用不着号召。群众毫不犹豫、毫不怀疑地响应局势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在事件的重压下，“领袖们”说出的全是符合群众需要和历史要求的话。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己是无意识历史过程的自觉的表现。但无意识——是历史—哲学意义上的——过程只有在其最高峰上，即群众的自发反抗打破了社会陈规陋习的大门，使历史发展的深层要求胜利地表现出来时，才能与其自觉的表现合拍。此时，时代最高的理论意识和其最深远的根源——根本不懂理论的群众的直接行动融为一体。意识和无意识的创造性的结合，就是那通常被称为灵感的东西。革命是历史最强的灵感。
每一位真正的作家都知道创作中有这样的时刻，似乎另外一个更有力的人在驱动着他手中的笔。每一个真正的演说家都经历过这样的瞬间，那时他的嘴里讲出比他在平时讲的更强有力的语言。这就是“灵感”。它在充分发挥全部创造力量时产生。无意识从其深深的洞穴中升起，使自觉的思维工作服从自己，在一个高度的统一体中把后者和自己融为一体。
充分发挥精神力量的时刻，在一定的瞬间囊括了与群众运动相关的个人活动的所有方面。十月革命的日日夜夜对“领袖们”来说，就是这样的日子。机体内潜藏的力量，它的深刻的本能，从其动物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嗅觉，所有这一切都积极地活动起来，拆毁了心理陈规的大门，与最高的历史—哲学的概括一起为革命服务。这两个过程，个人的和群众的，都是以意识和无意识的结合，构成意志动力的本能和最高的概括思维的结合为基础的。
表面上看来，情况并不是太振奋人心的；人们疲惫不堪，饥肠辘辘，无暇洗澡刮脸，两眼布满血丝。事后，关于最危急的日夜和时刻，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讲不出多少来。
这里是我妻子在经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所写的记述中的一个片断：“在策划十月革命的最后几天里，我们住在塔夫利达街。列．达．整天都在斯莫尔尼宫。我仍在细木工工会工作，那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单位，气氛非常紧张。所有上班时间都在进行有关起义的辩论。工会主席坚持列宁—托洛茨基的观点（那时是这样称呼的）。我曾和他一起搞过宣传工作。到处都在谈论起义：在街头、在食堂、在斯莫尔尼宫楼梯上相遇时也谈。吃不好、睡得少，一昼夜差不多要工作24小时。我们已经与孩子们隔绝了。10月初的日子，对我来说，也是为他们的命运担惊受怕的日子。在他们学习的学校里，一共只有两个‘布尔什维克’：廖瓦和谢辽沙，还有第三个，照他们的说法是‘同情派’。当权派——民主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的子弟紧紧地抱成团对付这3个人。每逢有严重分歧时，批评往往以武力的‘论据’来补充。校长不只一次地把我的儿子们从压在他们身上的‘民主派’人堆下面拖出来。实质上，孩子们的所作所为与他们父辈的所作所为是完全一样的。校长是立宪民主党人，因此他总是惩罚我的孩子。‘拿着你们的帽子，回家吧！’革命后继续留在这所学校里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孩子们转到一所平民学校就读。那里的各方面都较为简陋粗糙，但心情却舒畅多了。
“我和列．达．根本不着家，孩子们放学回家，见不到我们，认为也没有必要关在家里。在示威、冲突、经常不断的枪击的日子里，我们真为他们的安全感到担忧：他们的情绪是最革命的……在匆匆的团聚中，他们高兴地对我讲：今天在电车上看见几个哥萨克在读爸爸写的《告哥萨克同胞书》。‘还有呢？’我问。他们读了一遍，还彼此传阅，不错吧……？‘很好！’列．达．的熟人，工程师Κ某有一个大家庭：各个年龄的孩子都有，还雇了保姆等等。他建议暂时让两个孩子住到他家去，这样他们可以得到照顾。看来必须抓住这个救命的机会。受列．达．的种种委托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斯莫尔尼宫去4、5次。深夜我们回到塔夫利达街，第二天清晨又各自东西，列．达．去斯莫尔尼宫，我去工会。随着局势的紧张，列．达．几乎不能离开斯莫尔尼宫，一连几天不能回家睡觉。我也时常留在斯莫尔尼宫过夜，和衣睡在长沙发或靠椅上。当时正值秋季，天气虽不暖和，但却干爽、阴沉，还刮着阵阵寒风。市中心的大街上空旷寂静，但在这寂静中却令人产生高度的警惕。可是，斯莫尔尼宫内却在沸腾。在大礼堂里，华丽的吊灯的千百只灯把大厅照得通明。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这里都挤得水泄不通。各工厂里的生活也同样紧张沸腾。但是街道却静了下来，停止了喧哗，好像整个城市恐惧地把头缩进双肩……
“记得革命后的第二天，也许是第三天早晨，我走进斯莫尔尼宫的房间，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夫·达维多维奇，还有好像是捷尔任斯基、越飞和其他许多人。由于睡眠不足每个人的脸容都是青灰色的，两眼通红，衣领肮脏。屋子里烟气迷漫……有个人坐在桌旁，围着桌子旁边站了一群人在等待命令。列宁和托洛茨基被人们团团围住。我感觉到他们好像在睡梦中下达命令。在他们的动作和言谈中带着梦游症的味道。在一瞬间，我觉得我眼见的一切都不是真的，还感到：如果‘他们’不睡足觉，不换上干净衬领的话，革命就会失败，因为梦与这些脏衣领紧密地联在一起。记得第二天我遇见列宁的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时，匆匆地提醒她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该换衬领了。她笑着回答我说：‘对，对，’但在我的眼中，干净衬衣领的问题已经失去了它的可怕的意义了。”
政权已经夺到手，至少彼得格勒的政权已经到手。但列宁还是没能换上衬领。在列宁那张疲惫的脸上那双眼睛仍炯炯有神。他带着拙朴的腼腆神情，表达他发自内心的亲切，他犹豫地说，“您知道吗，从受迫害、从地下状态一下子夺取了政权……”，他停顿了一下，在寻找恰当的词，“es schwindelt（真叫人头晕目眩）,”他突然改用德语说，用手在头上绕了一圈。我们彼此相视而笑。
所有这些持续了没有一、两分钟，随后就转入日常工作。
应当组成政府。我们几个中央委员会成员在房间的一角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怎么称呼他们呢？”列宁边思索边问，“就是不能叫部长。这个名称令人恶心、陈腐不堪。”
“可以叫委员，”我提议说“只不过我们现在的委员太多了，可以用最高委员？……不好，最高这个词不太顺耳。用‘人民’行不行？”
“人民委员？好，我看不错，”列宁表示同意，“整个政府怎么称呼呢？”
“委员会，当然是委员会啦……人民委员会，怎么样？”
“人民？”列宁接着说，“好极了，这个名称的革命气息特别浓！……”
列宁不大喜欢研究革命美学或欣赏它的“浪漫色彩”，但他越深刻地感受到整个革命，就越准确无误地判断出它的“味道”。
就是在革命后的最初那几天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突然问我：“假如白卫军把你我都打死了，斯维尔德洛夫和布哈林能把这副担子担起来吗？”
“也许打不死吧。”我笑着说。
“鬼才知道他们，”列宁说着，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
以上这段情节我在1924年撰写的回忆列宁的文章中初次提到。后来才知道，当时的“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看了我提供的资料恼羞成怒，但他们不敢争辩内容的正确性。但是事实终归是事实，列宁当时的确只提到了斯维尔德洛夫和布哈林，其他的名字他连想都没有想过。
列宁两次侨居国外，前后共15年，其中只有很短的间断。他对国内党的主要干部的了解只是靠通信或在国外很少几次会晤。直到革命胜利之后，他才能在近处于工作中观察他们，从而重新形成自己的看法或者修正由别人的介绍而形成的见解。作为一个伟大的、有巨大的道德激情的人，列宁从不以漠然的态度对待人。对人抱有强烈的兴趣是这位思想家、观察家和战略家固有的品质。克鲁普斯卡娅在她的回忆录中也谈到过这点。列宁从来不能一眼就对一个人形成仔细斟酌的适中的概念，他的眼睛好像一架显微镜，能把在特定时间和环境中落入他视野中的特征放大许多倍。列宁经常爱（在这个词的本义上）上某个人。这时我就打趣他说：“我知道，知道你又有了新的浪漫史。”列宁自己也知道他的这一特点，对此报以一笑，略带几分窘态，略带着几分恼火。
在1917年里，列宁对我的态度发生过几次变化：起初他对我持谨慎和观望的态度，7月事件一下子使我们接近了起来。当我不顾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反对，提出抵制预备国会①的口号时，列宁在他的避难所里写道：“好样的，托洛茨基同志！”后来由于某一些偶然和错误的迹象，他认为我在武装起义问题上执行了过于观望的路线，这种顾虑反映在列宁10月间写的几封信里。因此在革命那天，当我们俩在阴暗的空房间里躺在地板上休息时，他流露出对我的态度就更加鲜明、更热烈、更诚恳。第二天，他在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建议我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我从座位上跳起来抗议，因为我觉得这条建议太突然、太不合适了。“为什么不行？”列宁坚持着说，“您是彼得堡苏维埃的首脑，是它夺取了政权。”我提议不经辩论否决这项建议。这项建议就这样被否决了。11月1日在彼得格勒党委员的激烈辩论中，列宁赞叹说：“再没有比托洛茨基更好的布尔什维克了。”这句话出自列宁之口，意味极其深长。难怪记载着这句话的这次会议的记录至今仍没有公布。
①预备国会的正式名称是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存在于1917年1O月3日至11月7日。预备国会是立宪会议召开前俄国各政党的“代表机关”，由民主会议产生，只拥有咨议职能。——译注
夺取了政权之后，发生了我在政府中任职的问题。真奇怪：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问题，尽管我有1905年的经验，却一次也没有想到过把自己的前途问题和政权问题联系起来。在相当早的时候，更确切地说，是在童年时代我就想当一名作家。在以后的年月里，我使写作像所有其他活动一样服从于革命目标。我念念不忘党的夺取政权问题。我在文章和演讲中数十次乃至数百次地阐述过革命政府的纲领，但我从未想过在取得政权之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因此它使我感到极其意外。革命后，我打算留在政府之外，建议担任党的出版事业的领导工作。在这个要求里，胜利后的神经反应可能也有一席之地。在过去几个月我直接参与了革命的准备工作，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卢那察尔斯基在某一个刊物上说过：托洛茨基简直是个莱顿蓄电瓶，一碰他，就会放电。到11月7日有了结局。我那时的心情正像作完一个艰难而危险的手术之后的医生一样：洗净双手，脱下白大褂，好好地休息一下。列宁则不同。他刚从他的避难所回来，在那里的三个半月中他为不能直接参加实际领导工作而苦闷不堪。二者正好吻合。这更使我强烈地要求转入幕后，即使短期也好。但是列宁却连听也不想听。他要求我主管内政：与反革命的斗争是当前主要的任务。我提出一系列理由反驳他，甚至还提到了我的民族问题。我说：“值得把我那犹太血统作为附加武器交到敌人手里吗？”列宁几乎是怒不可遏地说：“我们进行的是伟大的国际主义革命，这种小事能有什么意义？”就在这问题上我们之间发生了半戏谑性的争执。“革命是伟大的，”我回答说，“但糊涂人还是不少。”“莫非要我们向傻瓜看齐？”“看齐，我们倒用不着向他们看齐，但有时我们也不得不对愚蠢做些小小的让步。何必在一开始就给自己增加一些额外的麻烦呢？……”
我已经提到过，在俄国生活里是那么重要的民族因素，但在我个人的生活中却没起任何作用。还是在少年时代，民族间的倾辄和成见引起了我纯理性的迷惘，它在一定条件下转变为厌恶，甚至变为道义上的反感。马克思主义教育加深了这种情绪，并把它们变为积极的国际主义。在不同的国家里生活、对他们的语言、政治和文化的了解有助于国际主义渗入到我的躯体和血液中。如果说在1917年以及此后，我有时以自己的犹太血统为理由拒绝某项任命，那纯粹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我争取斯维尔德洛夫，还有一些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站到我一边来，列宁成了少数。他耸了耸双肩，叹息着，责备地摇了摇头，只好以此自慰：不管在哪个部门，反正都得对反革命进行斗争。至于我去报刊部门工作一事，连斯维尔德洛夫也坚决反对。他说：“应该让布哈林干这个工作。列夫·达维多维奇应该去对付欧洲，让他从事外交工作吧。”“我们现在哪儿还有什么外交？”列宁反问，但最后他还是勉强同意了。我也勉强地同意了。就这样，根据斯维尔德洛夫的建议，我当了3个月的苏维埃外交首脑。
外交人民委员会，对我来说，实质上是解除了我的机关事务工作。对那些愿意协助我工作的同志，我总是劝他们还是去另找一个更有利于他们施展自己才能的领域。其中有一个人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相当生动地叙述了在刚刚组成苏维埃政府之后，他与我之间的一段谈话：“我们有什么外交工作啊！’照他的说法，我当时是这么对他讲的，“我们对世界各国发几篇革命宣言，然后就关门大吉。”我的对话人为我如此缺乏外交自觉性而由衷地感到痛心。我显然是故意夸大了我的观点，借以强调当前工作重心决不在于外交。
我们主要的工作是使十月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把它扩展到全国；打退克伦斯基和彼得格勒的克拉斯诺夫将军①对彼得格勒的进攻；和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我们是在机关部门之外解决这类问题的，我和列宁始终紧密合作。
①克拉斯诺夫，彼得·尼古拉耶维奇（1869—1947）国内战争时期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1917年10月与克伦斯基一起发动反苏维埃政权的叛乱，后任顿河军统领。——译注
列宁的办公室和我的办公室分别在斯莫尔尼宫这幢建筑物的两端。一条走廊把我们的办公室连接起来，更正确点说，是把我们分开。这条走廊如此之长，列宁甚至开玩笑地提议在两个办公室之间建立自行车联络。我们经常用电话联系。我在一天中要好几次走过这条像蚂蚁窝一样没有尽头的长廊到列宁办公室去与他商量问题。一个被称为列宁的秘书的年轻水兵在我们之间穿梭似地来回跑动，把列宁的便条传递给我。条子上重要的词下打着两三根杠杠；这样关键的问题就格外醒目。便条经常还附有法令草案，要求马上对它们提出意见。在人民委员会的档案里保存着那时期的大量文件，其中部分是列宁写的，部分是我写的。有经我修正的列宁文本，或是由列宁作了补充的我写的建议。
在第一阶段，约在1918年8月以前，我积极地参加了人民委员会总的工作。在斯莫尔尼宫的那个阶段，列宁迫不及待地用法令来处理经济、政治、行政、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问题。主导他的绝不是对官僚主义繁文缛节的热情，而是力求用权威的语言来详尽阐述党的纲领。他明知暂时只有很小一部分革命的法令能被执行。要保证法令的执行和检验，必须要有正常运转的机构、经验和时间。然而没有人能断定有多少时间供我们使用。第一阶段里法令的宣传意义多于行政意义。列宁急于告诉人民，新政权是什么样的政权，它要干些什么以及如何实现它的目的。他从一个问题转到另一问题，孜孜不倦地召集小型会议，向专家咨询，亲自翻阅大量书籍。我则协助他工作。
列宁强烈地感受到自己所进行的事业的继承性。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他懂得历史传统的意义。我们能否保住政权，目前尚无法预料。无论如何应该尽可能地使人类的革命经验变得更明确。使后来的人能依据我们所开创的工作再向前跨出新的一步。这就是第一阶段立法工作的意义。列宁在这个思想的推动下急不可待地要求尽快出版有关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经典著作的俄文版。他争取在所有的城市里，如有可能，还要在村镇中尽可能多地建立革命纪念碑（即使是最简单的也好）,半身像或是纪念牌，以便使所发生的一切能长久地留在人们脑海中，铭刻在他们记忆中，留下尽可能深的痕迹。
开始时人民委员会的局部更动十分频繁，它的每一次会议都是一幅它即兴立法的最宏伟的画面。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历史上没有“先例”，我们找不到借鉴。列宁连续5、6个小时不知疲倦地主持会议。而那时人民委员会每天都有会。讨论的问题，一般都没有经过预先酝酿，几乎每件都是紧急问题，常常是事情的实质在会议开始前无论是人民委员会的委员还是主席事先都不知道。辩论一般是很紧凑的。开场报告只给10分钟左右。尽管如此，列宁总能摸索到事情发展的轨道。为了节约时间，他通过向与会的人递便条，以此得到某方面的资料。这些便条是列宁在人民委员会立法技术中的书信成分，它们涉及面广泛，非常有趣。可惜的是，大部分便条都没有保存下来。因为答复经常写在便条背面，并且往往当即被主席销毁。列宁选准适当的时机，故意生硬地宣布自己的决议要点。以后，讨论或是停止，或是转入实际建议的具体轨道。列宁的“要点”总是法令的基础。
为了能够领导这项工作，除了其他品质外，还需要有强大的创造性想象力。这种想象力中最宝贵之处就是善于想象人、事物以及现象的真实状况，甚至在从未见过它们的情况下，也能想象；利用自己所有的生活经验和理论观点，把在一瞬间抓住的个别细枝末节统一起来，根据尚未发现的协调和逼真的规律对它们加以补充，并通过这种途径具体地再现人类生活的某一领域。这就是立法者、行政首脑、领袖应该具备的想象力，在革命时期尤其是这样。列宁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现实的想象力。
在紧张狂热的立法创造中有不少失误和自相矛盾的地方，这是毋庸讳言的。总的说来，在斯莫尔尼宫时期，即最动荡、最混乱的革命阶段，列宁制定的法令将作为新世界的宣言永远载入史册。不仅是未来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连未来的立法家也将从这一源泉中汲取养料。
当时，实际任务占据了首位并越来越突出。最主要的是国内战争、粮食供应和交通运输任务。为解决这些问题设立了特别委员会。它们首先必须了解新任务，把那些软弱无力、在原地踏步不前的主管部门搬开。我在那几个月里领导了几个这样的委员会：食品供应委员会（那时刚参加工作的秋鲁帕加入了这个委员会）、运输委员会、出版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委员会。
至于外交部门，除了布列斯特谈判之外，没有占用我多少时间，但任务还是比我预计的要复杂得多。从一开始我就不得不意外地与……艾菲尔铁塔①进行谈判。
①艾菲尔铁塔系巴黎最高的铁塔。法国官方广播台设在其上。——译注
在起义的那些日子里，我们根本顾不上注意外国广播。但是现在，作为外交人民委员，我有责任注意资本主义世界是如何看待革命的。那时不曾从任何地方听到对革命的欢迎，这是毋庸赘言的。无论柏林政府多么愿意和布尔什维克调情，但是当我们皇村电台转播我们电台宣布的战胜克伦斯基军队的消息时，德国政府竟从纳恩电台发出了敌意的电波。如果说，柏林和维也纳仍然在敌视革命和希望得到有利可图的和平之间徘徊，那么，其余的国家，不仅是参战国，甚至连中立国也纷纷用各种语言播放被我们推翻了的旧俄国统治阶级的思想感情。在这场大合唱中艾菲尔铁塔格外卖力，在那些日子里它竟用俄语播音。显然是想直接对俄国人民进行煽动。在听巴黎的广播时，我有时觉得是克列孟梭亲自坐在塔顶上。我对作为新闻记者的克列孟梭相当熟悉，所以能听出这即便不是他的风格，至少也是他的精神。在这些广播中充满了对革命的极端仇恨，并由于仇恨过于强烈而显得气急败坏，有时使人觉得这家广播台就像一只蝎子在艾菲尔铁塔上拼命用尾巴蛰自己的头。
我们手里有皇村电台，没有理由对此保持沉默。连续几天我口授了对克列孟梭的谩骂的答复。我对法国的政治历史有足够的知识，可以对他们那些主要的人物作出一些不太光采的鉴定，并且从巴拿马丑闻①开始，提请他们注意传记中的遗漏之处。在几天之内巴黎和皇村电台之间展开了一场紧张的决斗。太空作为中介物认真负责地传达了双方的论点。结果怎样呢？我自己也没有料到能这么快地收到效果，巴黎急剧地改变了腔调，后来，它所表达的思想仍是敌对的，但却是彬彬有礼了。后来，我常常满意地回忆起我的外交活动是从教导艾菲尔铁塔学会良好的风度开始的。
①巴拿马丑闻系19世纪90年代法国的大贿赂案。1878年法国一家公司从哥伦比亚政府取得了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权。1881年开工，因贪污舞弊等原因，造成了资金困难。公司负责人贿赂政府和有关人员，进行公司股票投机。1888年公司破产，持有公司股票的受害人达五十万人。1892年贿赂事件被揭发，受贿者有部长、议员、官吏多人，引起一场法国政治风潮——译注
11月18日美国使团团长贾德森将军突然到斯莫尔尼宫拜会我。他事先声明说目前不能代表美国政府说话，但希望今后一切顺利。他问我苏维埃政府是否准备和同盟国共同结束战争？我回答说，由于将举行的谈判的公开性，同盟国可以观察谈判的发展，并在任何阶段可以参加谈判。这位酷爱和平的将军在会见结束时声称：“如果存在过抗议和威胁苏维埃政权的时期的话，那么现在这个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众所周知，孤燕不成春，即使这只燕子有将军的头衔也无济于事。
12月初，我会晤了法国大使努兰。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位前激进党的议员受命来与二月革命建立密切关系，他接替露骨的保皇党分子巴列奥略格，后者不仅从姓名上看是一位拜占庭人，共和国利用他保持与沙皇的友谊。为什么单单选中了努兰，而不是别人呢，我不清楚。但他没能提高我对人类命运的主宰者的看法。谈话在努兰的倡议下进行的，但没有得到任何结果。于是克列孟梭经过短暂的摇摆之后，决心采取封锁政策。
我和法国使团团长尼塞尔将军在斯莫尔尼宫内的谈话决不是友好的，这位将军在后方的行动中仍在锻炼他的进攻精神。在克伦斯基执政时，他习惯于颐指气使、发号施令，至今还不肯放弃他的恶习。开始时我不得不请他离开斯莫尔尼宫。很快我们和法国军事使团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使团设有情报处，它是中伤革命的极其卑劣的谣言工厂。在所有敌对的报纸上每天都刊载的所谓“斯德哥尔摩”来电，一个比一个离奇、一个比一个恶毒、一个比一个愚蠢。向报纸主编追问“斯德哥尔摩”电讯的来源。他们指出了法国军事使团。我正式质问尼塞尔将军。12月22日，他交给我一份确实很妙的文件，对此作了答复：
将军写道：“许多倾向不同记者来我军事使团采访消息。我受命为他们提供发布有关西部战场、萨洛尼卡①、亚洲的战事及有关法国局势的消息。在某一次（？）采访中，有一位（？）年轻军官不慎把在城（？）中广为流传的消息告诉记者，许说消息来源是斯德哥尔摩……”将军在结束语中闪烁其词地允诺：“将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疏忽（？）今后再度发生。”这简直太岂有此理了。我们教巴黎电台的广播塔举止端正，决不是为了让尼塞尔之流在莫斯科建立辅助的造谣电台。我当天就写信给尼塞尔：
“1，由于法国军事使团所属宣传处，即所谓的“情报处”已成为散布谎言的中心，旨在混淆视听、制造混乱。鉴于这一事实，该处应立即关闭。2，制造假情报的‘青年军官’应立即离开俄国本土。请将该军官姓名立即通知我。3，使团的无线电接收机应予拆除。4，在内战战区内的法国军官必须立即召回彼得格勒，命令应在报上公布。5，我要求使团将因此函所采取的一切步骤通知本人。
外交人民委员 列．托洛茨基。”
①即塞萨洛尼卡，希腊的州首府。——译注
这位“年轻军官”不再隐姓埋名，他作为替罪羊离开了俄国，无线电收报机被拆除了，情报处被关闭了，分散在各地的军官们都被召回首都。这一切都不过是小小的前哨战。在我转到军事部门之后，出现了短期的不稳定的停战状态。过于僵硬的尼塞尔将军由善于逢迎的拉维涅将军接替。休战状态虽继续存在。但为时并不长久。法国军事使团也像外交机构一样，很快就成了反苏维埃政权的一切阴谋和武装行动的中心。但这是在1918年春夏之交才公然展开，那是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之后，苏维埃政权已进入莫斯科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