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到达君士坦丁堡之后，法国某些报刊报导说，将我驱逐出法国的命令在13年之后仍然有效。如果此话当真，则应该重新相信，并非一切价值都在这场世界性的空前浩劫中毁灭。诚然，在那几年中几代人被霰弹消灭，无数城市被夷为平地，多少帝王的王冠跌落在欧洲这片废墟上，多少疆界发生了变化，把我拒之门外的法国国界也已经移动。但在这场规模浩大的破坏性剧变中，马尔维1916年早秋签署的命令却有幸得以保存下来。马尔维本人也已经被驱逐而且又重新返回，这又该做何解释呢？在历史上，人所做的事往往比做此事的人更强大。
当然，最严格的法学家也许会反驳，说他看不出这道命令有必要延续至今。例如，1918年法国军事代表团在莫斯科将其最积极的军官交给我差遣，对一个不许进入法国国境的“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未必能这样吧。例如，1922年10月10日埃里奥在莫斯科拜会我，当然不是为了对我重提有关驱逐我出境的命令。相反，是在埃里奥先生殷勤地问我何时访问巴黎时，由我提到的。不过，我提此事无非是开玩笑而已，我们两人都笑了起来。尽管笑法各不相同，毕竟是一起笑的。再例如，法国大使赫伯特先生于1925年在沙图拉电站开工典礼上，代表出席典礼的外交官对我的讲话殷勤答谢，在这席话中，连最挑剔的人也不能发现马尔维先生命令的点滴余音。从上述一切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难怪1916年秋天，押我离开巴黎去伊鲁恩的两位警官中的一位对我解释说：“政府内阁总要更替，只有警察局永远不动。”
为了使读者进一步了解将我驱逐出法国的情况，有必要把我出版的那份俄文小报存在的条件扼要地讲几句。它的主要敌人当然是俄国使馆。那里人们把《我们的言论报》上的文章译成法文，加上相应的注释寄到Quai d’Orsay（凯道赛）①和国防部，那里再立即用电话通知战时书刊检查官夏尔先生，此人战前在俄国当了几年法语教师。夏尔优柔寡断，他的犹豫总是本着这种精神来解决，即与其留下，不如删去。几年之后他写了一本糟糕透顶的《列宁传》，遗憾的是他对他的大作没有采用这条规则……作为一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书刊检查官，夏尔不仅保护沙皇、皇后、萨佐诺夫②、米留可夫的达达尼尔海峡的幻想，还得保护拉斯普京③。反对《我们的言论报》（这是一场名符其实的消耗战）的原因并非由于这家报纸的国际主义，而是由于它对待沙皇制度的革命精神，要想证明这点易如反掌。
①凯道赛系法国外交部所在地。——译注
②萨佐诺夫，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1860—1927）于1910—1916年任沙皇政府外交大臣，促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译注
③拉斯普京，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1872—1916）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宠信，被视为预言家和神医，对沙皇及其亲信影响极大，干预国家事务，后被保皇派刺死——译注
与书刊检查的第一次爆炸性冲突是俄军在加里西亚会战告捷期间：取得了一点小小的军事胜利，沙俄大使馆就变得极其专横无礼。这次事情竟到了这种地步，我们报纸上一篇悼念维特伯爵的祭文被全文删去，甚至连仅由5个字母组成的标题Виттe（维特）也没有留下。还应补充的是，就在此时，彼得堡海运部门官方机关刊物上刊登了针对法兰西共和国的厚颜无耻的文章，嘲弄它的议会及其“可怜的小皇帝”——议员。我拿着彼得堡的杂志前往书刊检查处交涉。
夏尔先生对我说：“老实讲，这与我本人无关。有关贵刊的全部指示都来自外交部。您不想跟我们的一位外交官谈谈吗？”
半小时后，国防部办公处中来了一位头发斑白的外交绅士。我们之间进行了一场对话，在谈话后不久我就把它记录下来。
“请您解释一下，为什么把本报一篇论述一位失宠退休、而且已经死了的俄国官僚的文章删去，该措施与军事行动有何联系？”
“您知道吗，这样的文章他们不喜欢，”外交官模棱两可，但显然是朝俄国使馆的方位点了点头说。
“我们就是为了让他们不痛快才写的……”
外交官对这个回答宽容地笑了笑，仿佛是听到了一句无伤大雅的玩笑话。
“我们正在打仗，我们有赖于我们的盟国。”
“您莫非想说，法国的国内制度处于沙俄外交机构的监督之下吗？当年你们的祖先砍掉路易十六的头莫非也错了吗？”
“哎，您这是过甚其词了。而且请您不要忘记，我们正在打仗……”
下面的谈话就是无的放失的了。外交官面带造作的微笑对我解释：因为达官贵人也要命归黄泉，所以活着的不愿听人们说死者的坏话。这次会面之后，情况依然如故。书刊检查官删除文章，有时一期报纸干脆被删成一张白纸。我们从未违抗过夏尔先生的意志，夏尔先生更不愿意违抗其主子的意志。
尽管如此，1916年秋警察局仍对我宣布了将我驱逐出法国国境的命令。原因何在？没有对我说过一个字。原委慢慢地暴露了出来。驱逐我的理由原来是沙皇暗探局组织的一次居心险恶的挑衅。
让·龙格议员去见白里安就我被驱逐一事向他提抗议——更确切地说是唱哀歌，因为龙格的抗议听起来永远是最柔和哀婉的旋律——时，这位法国总理回答他说：“您知道吗，在马赛从打死了自己团长的俄国士兵身上搜出了《我们的言论报》？”这完全出乎龙格的意料。他知道这份报纸的“齐美尔瓦尔德”倾向，对此他好歹还能接受，但杀害团长不能不使他惊慌。龙格马上找我的法国朋友们打听情况，后者又来找我。但我对马赛凶杀案所了解的情况不比他们更多。俄国自由派的记者，《我们的言论报》的护国派敌人意外地卷入此案之中，他们说明了马赛事件的全部情况。情况如下：沙皇政府在向共和国土地上派遣俄国士兵——由于队伍的数量微不足道而被称为“象征性的”——同时，它急忙动用了相应数量的密探和奸细。其中有一个从伦敦来的名叫维宁格（似乎是这个姓）的人，他是俄国驻英参赞推荐来的。开始，维宁格试图吸收一些最温和的俄国通讯员在士兵中进行“革命”宣传工作。但他碰了钉子。他不敢找《我们的言论报》，所以对我们对他一无所知。维宁格在巴黎受挫之后就去了土伦，那里，看来他在俄国水兵中搞出了点名堂，他们还很难识透他。“这里的土壤对我们的工作非常适宜，请给我寄一些革命书籍和报纸。”维宁格盲目地从土伦给个别的俄国记者写了信，但没有得到他们的回信。在土伦，俄国的阿斯科尔德号巡洋舰上发生了剧烈的骚动并遭到残酷镇压。维宁格在此事中的角色过于明显，他认为应及时把自己的活动转移到马赛。那里的土壤也“很适宜”。在维宁格的参预下，在俄国士兵中发生了骚动，其结局是把一位名叫克劳兹的俄国团长在军营院中用石头砸死。在逮捕与此案有牵连的士兵时，在他们身上搜出《我们的言论报》，而且是同一期的。当俄国记者赶到马赛了解情况时，军官们告诉他们，某个维宁格在骚乱时强行塞给每人一份《我们的言论报》。因此才在被捕者身上搜出了这张他们连读都没有读过的报纸。
需要指出的是，在龙格刚与白里安谈过驱逐我的问题之后，即维宁格在此案中的作用尚未搞清时，我在致朱利·盖德的公开信中做了推测，《我们的言论报》也许是某个奸细在需要时刻有预谋地散发给士兵的。这个假设从敌对报纸上得到了无可辩驳的证实，其速度之快连我本人都想不到。尽管如此，沙皇的外交机构还是毫不含糊地让共和国政府明白，要想得到俄国士兵，它必须立即捣毁俄国革命者的巢穴。目地达到了：迄今为止一直犹豫不决的法国政府封闭了《我们的言论报》，内务部长马尔维签署了警方预先准备好的将我驱逐出法国的命令。
现在，内务部感到自己有了堂皇的掩饰。白里安不仅对让·龙格，还有包括国会委员会主席赖格在内的几位其他议员说明马赛事件就是驱逐我的原因。但《我们的言论报》是一份严格经受书刊检查的报纸，并在巴黎的报亭中公开出售，它怎么能号召士兵杀死团长呢？在这一阴谋的内幕没有揭露之前，它始终是个谜。国会也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当时的教育部长潘勒韦①在别人对他叙述此事的内幕时，他高声喊叫：“太可耻了……不能听任此事这样搞下去！”但正在打仗，沙皇是盟友，所以不能暴露维宁格，只能执行马尔维的命令。
①潘勒韦，保尔（1863—1933）法国数学家，曾历任法国总理、部长等职。——译注
巴黎警察局通知我，将我从法国驱逐到一个我自己选中的国家中去。不过我被预先告知，英国和意大利拒绝接待我。只好重返瑞士，但瑞士公使馆断然拒绝给我签证。我给我的瑞士朋友们拍了电报并得到了他们的令人欣慰的答复，说问题将会得到满意的解决。但是瑞士公使馆仍拒绝签证。后来才搞清，原来是俄国大使在盟友的帮助下对伯尔尼施加了必要的压力，瑞士当局打算拖延解决问题的时间，等把我驱逐出法国之后再说。只有经过英国才能进入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但英国政府拒绝给我过境权。只剩下西班牙，不过，我本人拒绝自愿去比利牛斯半岛。和巴黎警察的麻烦事持续了6个星期。密探盯住我不放：跟踪我，在我的住宅和我们的报纸编辑部周围监视。最后巴黎当局决定采取强硬措施，警察局长洛兰把我召去，告诫说，鉴于我拒绝自愿出境，只好派两个警官押送我，不过他们穿着“便服”，他尽可能客气地补充了一句。沙皇使馆如愿以偿：我被驱逐出了法国。
在我以当时札记为依据而追述的事情中，可能会有一些细小的出入，但其所有基本情节都是无可争议的。此外，与此事有关的大多数人至今依然健在，其中不少人都在法国。还有不少文件，要恢复事实真相确实不是难事，从我这方面来说，我毫不怀疑，如果是马尔维签署的驱逐我的命令从警察局的档案中抽出，并对这份文件进行指纹鉴定的话，在这张命令的某个角上一定能找到维宁格先生的指纹。